在中国出名挺不容易，也挺容易。最近记者会上，担任温家宝总理翻译的张璐便“一举成名”。她“流利地译出温家宝的多句古诗词，令观众惊叹。”一时间,各种溢美之词泛滥媒体：“总理记者会美女翻译一战成名”，“总理翻译巧译古诗词受热捧发型超好有气质” ，颇有“炒作”之嫌。但是，如此吹捧一个水平一般的翻译并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尤其是记者会后，又有所谓的著名“翻译家”，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洪丽对张璐的翻译逐句点评，赞赏有加，说什么张璐对复杂的古诗词的翻译不仅准确，而且清楚。这话就说得过头了，凡事都有个度，过犹不及。这样过分的吹捧不仅对张璐的出名起不到正面作用，反而让人怀疑中国目前的翻译水平。你一个大学英语教授连翻译句子中的明显错误都看不出来，怎么指望你培养出高水平的翻译家呢？

据说记者会之前一个月张璐就着手准备了，我想，应该和总理办公室之间有沟通:总理打算谈什么，怎么谈。大家都知道总理爱引用古诗词，张璐不可能不就此作出充分准备，甚至连引用哪一句诗词、成语、典故也可能了然于胸，以免临场卡壳。可是，从现场表现看，实属一般。把“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翻译成 “Half of the people who have embarked on a one hundred mile journey may fall by the way side”和总理要表达的意思南辕北辙。总理意思是，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最后攻坚阶段的几步是最困难的。在张璐的翻译里，总理是在批评５０％的人不能坚持到底，不同舟共济，不支持改革。我想，即使总理有这个意思，在那种场合恐怕也不会这么直白地说出来吧。

成为一个好翻译不容易，魔鬼训练短期内会有一些效果，但是要想成为翻译大家，短期突击并不是一个好办法，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和丰富的知识储备，不仅要精通汉语、英语，还要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宽广的知识面。把古汉语翻译成外语难度更大。

严复在《天演论》例言中将理想的翻译归纳为"信、达、雅"三个字，就是准确、通顺、生动，和林语堂提倡的“忠实、通顺和美”的翻译原则基本上一致。 林语堂还进一步根据“忠实”的程度把翻译结果细分为直译、死译、意译、胡译。上大学时读过鲁迅翻译的俄国作家果戈理的代表作《死魂灵》，我想那就是典型的 直译和死译，很难读。五四前后中国学者所谓的翻译主要指的是把外文翻译成中文，这场翻译热潮和白话文运动以及汉字改革运动结合在一起，因此，鲁迅等人主张 “欧化 ”、“洋气”，希望输入新的表达法，以改造汉语，于是就出现了很怪的欧化句子。

中国的翻译历来几乎都是单向的，就是大量翻译介绍外国作品，而中国的典籍却很少翻译介绍到国外去。首先把中国典籍翻译成外语的是西方传教士。据说第一位研究中国典籍，并将其翻译成西方语言的是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这位道明会教士在菲律宾华人区传教时，开始研读中国文化典籍，并翻译了明代儿童识字和德育课本《明心宝鉴》。高母羡很可能也是以此为课本学习汉语的，于是顺便就把他翻译成了西班牙语。

在来华耶稣会士中，第一个将中国典籍翻译成西方语言的是罗明坚。他在1583年就翻译了《三字经》，但没有发表。返回欧洲后，他在1593年罗马出版的《百科精选》一书中发表了《大学》的部分译文。严格说来，他是第一个翻译并发表了儒家经典的西方人。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典籍中凝结了古人的智慧和思想，后人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再加上由于汉语的发展演变，语法、词汇都发生了很 大变化，因此，没有一定的专业训练，很难准确地理解。我非常佩服西方的汉学大家们，他们对汉语的精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比如瑞典的高本汉，他是第一位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中文的学者，居然通过对《诗经》等古典诗词韵脚的研究重构了中古汉语及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相当了得。

汉语对西方人来讲很难学，但是仍然有人知难而进，涌现出了不少汉学翻译家，比如20世纪初英国的汉学大师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陆续出版了《诗经》（1937年）、《论语》（1938 年）、《猴子》（节译自《西游记》，1942年）等。韦利被形容为“坐在家里的观察者”，因为他从未到过中国。韦利的翻译使西方人对中国诗歌里反映的道德、 文明、慈悲、诚实的古代中国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当然，我也见到很多西方学者翻译的古汉语诗词，有不少原文就理解错了，翻译跟着也错，接近胡译。

目前中国正在开展一个向世界输出中国的运动，翻译中国典籍也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工程。近百年来，中国学者承担的主要任务 是把西方文化典籍介绍到中国来，但是相应的中国文化典籍介绍到西方的为数并不多，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起码不够平衡。因此，把目标转向中国典籍作品的外译 工作是必要的。

古文英译很不容易。整个过程可以分为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两个阶段。译者在翻译时，首先要把古诗词、成语、典故转换成现代汉语，然后再翻译成英文。也就是说，从源语（古代汉语）到目的语（现代英语）的过程实际上是经历了两个翻译转换阶段。先是语内翻译阶段，要求译者用现代汉语完整准确地理解所要翻译的典籍原文，把古代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第二阶段是语际翻译，就是用现代英语完整准确地表达出古代汉语原文所对应的现代汉语的意思。这个阶段所做的是汉英两个语种之间的转换。源语是现代汉语，目的语是现代英语。如果第一步理解错了，现代汉语翻译就会出错，英语翻译也会接着错。

在英语仍然充当国际性语言的今天，把总理的讲话翻译成英语也是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必要手段。啥时候汉语取代英语成为国际语言了，这样的麻烦可能就免了。美国总统、英国首相举行记者会就不用翻译。但是，既然翻译，就要尽量翻译准确。网上已经有许多人指出了张璐翻译“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错误，实际上她也是第一步理解错了。古代汉语语法比较灵活，这里的关键是理解“半”字的意动用 法。所谓意动用法，是指谓语动词具有“以之为何”的意思，比如“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里的“小”就是意动用法，意思是“孔子登上东山就觉得鲁国很小，登上泰山就觉得天下很小”。“半九十”就是“以九十为半”，或者“把九十里当作一半”。整句翻译就是“行百里的人会／要把九十里当做一半(最后 十里最难走，从难度上讲相当于一半路程)”。英语直译也许应该这样：“Those who have embarked on a one hundred mile journey will / should regard ninety miles as half way.”俺不是英语专业出身，相信翻译家能提供更权威的翻译。

在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翻译已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语言信息转换，更是一种“文化传真”。翻译的任务就是要把原语典籍中所蕴含的所有文化信息尽量完整地传达到目标语中去，不做足功夫是不行的。从张璐的表现以及著名翻译家对张璐翻译的点评可见，中国某些翻译的水平还有待提高，起码国学基础要打牢实，先做到“信”，然后再追求“达”和“雅”。也许应该建议我们的总理以后记者会上少引用写古典诗词、成语，免得给翻译找麻烦。你见过奥巴马啥时候引过古英语诗词？加拿大的总理说话都很家常，有事说事，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更不会引经据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