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后判断者

熊培云

行于思想国

熊培云

资深评论人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后判断者，也是自己是否幸福的直接体验者。

连日来，有不少媒体谈到维稳成本的问题。人们注意到，伴随着社会的转型，矛盾不断累加，群体性事件有增无减，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又多了一个同样不断攀高的维稳成本。虽然还没有权威的全国维稳成本统计，但仅就部分地区的情况看，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民生支出。

比如，上海金山区1996年—2006年政法总投入124609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5.6%。广州市2007年社会维稳支出44亿元，社会保障就业资金支出则为35.2亿元。面对维稳成本的高速增长，善良的人们难免会问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维稳成本居高不下？为什么不将这高额的维稳成本用于改善民生，借此完成对不稳定因素的釜底抽薪？

关于上述问题，最近一则新闻近乎趣味地为读者准备了注脚。河南的《商丘日报》日前从正面报道了当地政府对一起突发事件的处理，大意是:2010年3月17日下午，在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许大刚直接指挥下，商丘市公安机关“成功处置了个别煽动市区出租车司机停运聚集闹事者，组织聚集闹事者被当场抓获”。

更具体的细节是:“当日16时10分，随着许大刚一声令下，3000名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武警、消防官兵分作两路，把涉嫌组织、煽动出租车司机停运事件的骨干分子围堵在位于平原路的市运管处附近，涉嫌违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0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组织闹事者被当场刑事拘留……”

为了处置若干停运的出租司机，一声令下竟动员了3000人，这维稳成本的确是高得惊人。对此种执法，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都表示不理解:这不过是部分出租车司机暂时停运，他们既谈不上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也谈不上企图通过暴力手段危害社会，甚而停运对参与其中的出租车司机个人来说，还都造成损失。毕竟，多停运一天，就少赚一天钱。考虑到当天的营运成本，实际上每位司机都处于亏损状态。

政府一直强调要重视民生，出租车司机通过停运所要表达的，不也是要当地政府重视民生吗？须知，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后判断者，也是自己是否幸福的直接体验者。所谓“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政府是否重视民生，最有说话权的还是民众。即使有的地方政府并不鼓励这些司机的表达方式，但也不必视此为寇仇。否则，别人会说，同样是“重视民生”，为什么政府主动表示重视民生是“体恤民情”，公民亲自要求政府重视民生则成了“聚众闹事”？莫非重视民生还要分出个亲疏远近、境界高低来？

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慎用警力”。然而，只是有些出租车司机聚在一起，向有关政府部门平和地表达一点心声，便将其定性为“聚众闹事”，甚至不惜动用3000官兵分作两路去维稳，如此处置，着实引人深思。

最有意思的是，新闻里还说是将组织聚集闹事者“当场抓获”，“成功处置”了这次停运事件。实话实说，真看不出这种处置有何成功可言。毕竟，这只是一群平和表达自己愿望的人，而不是一群越狱在逃的犯人，你不去抓他们，他们也还在那里。兴师动众让他们束手就擒，不但没解决旧问题，没增加他们的福祉，反而增加了新问题。究竟是解决问题，还是积压问题，观者不言自明。如此滚雪球似的处理并放大问题，维稳成本又怎可能不高？有此物力财力，何不在民生方面多做一些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