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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繫之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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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情险恶，人情淡薄。雨送黄昏，花谢易落。曾几何时，昨非今是。雨后黄昏，博客行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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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适和張東蓀 |
| | 胡适和張東蓀有太多的共性：他们都是留洋回国的“海归”；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不认同和反对暴力革命，重视思想革新；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学术精 神。他们开启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时期的领袖人物。他们都是大学里的教授，知识界和政界的风云人物。形容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敢为天下 先”等，都是不为过的。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他们二人都是“书生论政”的典型人物，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学家。他们都有常人远不可项背的思想和著作，靠 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去投身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政治，这样出类拔萃的大师自然是国人的骄傲。在上世纪40年代，他们都达到了人生最辉煌的时期。
虽然胡适和張東蓀有上述如此众多的共性，但由于个性的不同，尢其是不同的政见，人生的命运也就廻然不同。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以史为镜知兴亡，以人为镜明得失。胡适和張東蓀的不同之处特别值得后人深思......
胡适在抗日时，曾任中国驻美大使。曾任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团在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首席代表。胡也是民国大陆时的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后来在国民政府请胡适出山，任行政院长时，却被他拒绝了。当然，蒋介石对他不薄，胡本人也始终与蒋的民国政府共进退。
张东荪是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政治势力和民盟的领袖人物。张曾是中共打天下的一有功之臣，在毛泽东和中共建政初期，张曾任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一届会议大会主席团成员，民盟中央常委等。
历史的转折关头
1949 年的中华民族来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面对这一次的改朝换代，不少的人却没有料到“去和留”，居然成了人生的鬼门关，没有后悔药的黄泉路。胡适和張東蓀二人 对于“去和留”，亦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张留在大陆，成为毛泽东的革命派一员，最后死在狱中。胡成了毛的“学者型战犯”，远走高飞，后来笑死在酒宴。同 为民国的风毛麟角，去留之间 却是天壤之别，固中原委，说来当然话长。与此同时，中国科研学界的翘楚和精英，名震天下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们共81人，其中赴台赴美24人，余大部都留在大 陆。在历史变革中的选择，每个人自有他的苦衷和难言之隐。亲情难舍，故土难离当然是原委之一，但象胡适那样的知识人，能够看透毛泽东和中共本质的人的确为 数太少了。留在大陆的学者们，从此告别学术生涯，在苟活的余生中背负了一本本的血泪史。内心深处的无奈和耻辱，成了死亡途中的精神负担。在今日看来，他们 无一人不是可怜的风中之烛，凋零的知识人。
在毛泽东和中共问鼎中华之前，张东荪曾坦诚心迹：“若让我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选择，则无异于在枪决和绞刑之间作选择。” 张亦又心忧：“恐惧将来的变局会使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完全失掉”。由此可见，张东荪上“贼船”前，内心世界的矛盾和顾虑，还有何等的恐惧！
张东荪的恶梦固然是个不祥先兆，却在1949年后终于成了现实。
如 果说张东荪本人死在如来佛的手中，是咎由自取，情有可原。然而，張的儿子们也都在毛泽东的政治运动中，被逼自杀，这恐怕就不能简单地用王朝时期的株连罪一 笔带过。至于胡适儿子的自杀，说来又是另外的一个人间悲剧。但在毛泽东的眼里，只不过是阶级仇恨中的“父債子还”罢了。此外，还有郭沫若的儿子，也是在运 动中“被逼自杀”的。 对今天的人来说，这样的家庭悲剧，只能用历史学家赵俪生说的话来解释：毛主席的政策就是要放手虐待知识分子，虐待死了最好。还要让儿子死在老子的面 前......
当 新科皇王爷毛泽东开始自己的快意人生，运动国人，挑起人民内斗时，海峡彼岸的胡适也在告诫世人：“现在我们有许多朋友在北平受压迫，作坦白文章。去年 （1951年）八月下半月起，即有所谓思想改造运动，尤其是对于高等教育机关的教师。许多我们的朋友公开否认北大的传统；这是在日本铁蹄之下都没有经过的 苦痛。我们那些老朋友，在思想改造时期，被迫作土地改革，自我批评；而且要所有群众来批评‘自我批评’。还有，他们除宣告‘胡适的思想为敌人思想’外，更 进一步评判蔡（元培）先生思想。蔡先生的思想：一是自由思想，一是学术平等。他们说：‘这是错误之至；难道资本主义思想同人民的思想可以平等？’所有这些 公开否认‘胡适思想’，检讨‘蔡元培思想’的朋友，都是在非人环境的生活中，被压迫而这样样做的。我们应该基于深刻的同情，知道他们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 有不说话的自由；我们应该体谅，他们所坦白的，绝不是他们心中要说的。我想，各位一定与我同感......（晚秋心情 ）
張 東 蓀 與 胡 適
作者：葉 其 忠
張東蓀 (1886-1972) 與胡適兩人直接的接觸，我知道的只有二條。其一是張東蓀與俞仲華以《時事新報》主筆的身份，在上海面告胡適五四爆發的消息。那時胡適剛好住在蔣夢麟 家。（參白吉庵《胡適傳》，（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頁１３９）。其二是「【１９２３年】十月十一日張東蓀借張君勱處請客。飯後，先生【胡適】同徐 志摩、朱經農去民厚里一二一號訪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成仿吾亦在座，主客之間甚枯窘。」（引自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十 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１９８４年），第二冊，頁５４５）可見，論敵仍可以一起吃飯。
關於兩人以書信間接的接觸，則多些。如在五四邉訒r期前後，他們兩人皆曾對學生邉颖硎炯戎С郑J為是中國的良心，但對其發展也憂心，怕他們容易受騙，不 能持久，同時堅持學生的主要責任當是在學業和能力的培養上；如胡適在１９２０年５月１２日曾藉張東蓀主編的《時事新報˙學燈》回覆胡懷琛批評《嘗試集》； 如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日，張東蓀把他的《思想與社會》送贈胡適，特別提到張君勱與胡適主編的《人權論集》容或有意見，但不妨「道並行之義」。
說到兩人在思想上的交鋒，則涉及整個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的範圍了。首先是關於美國主流思潮 “Pragmatism” 。中文裡一般把它譯成「實用主義」或「實驗主義」，而胡適毫無疑義是此思潮最出名的宣傳者，但張東蓀卻可能是此思潮最有深度的解釋者之一，並把它譯成現今 少為專家以外知悉的「唯用論」一詞，以資區別。其實，張東蓀自稱早在宣統年間（１９０８－１９１１）既是「唯用論者」，這不但比胡適在１９１５年夏天決定 皈依杜威，研究他的「實用主義」（也以「實驗主義」或「工具主義」流行）早了好幾年；更重要的是，張東蓀後來更認為他的唯用論比當時人（當然包括最出名的 鼓吹者胡適在內）討論的實用主義深刻，並提出四大點批評它───即得改變或放棄相對主義、人本主義、感覺主義以及心理主義才能更好地融入更大的哲學體系 裡。總之，張東蓀自認是最了解「唯用論」的人，但很少人知道這個斷論或曾注意到它，更不要說探究它是否有道理。於此張、胡所理解的 “Pragmatism” 此論仍待完成。
其次是胡適１９１９年寫的＜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曾諷喻「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唤y解放，改造也不是唤y改造。」這顯然是針對張 主編的《解放與改造》（後改稱《改造》，由蔣百里主編），以及他們這一批人鼓吹的社會主義。再次是，在１９２３年爆發的「科玄論戰」裡，張、胡各支持不同 的對象、並或明或暗長期針對考據是不是科學有間接論爭。
當然張、胡並不是沒有某些共識，如兩人也都從西化的觀點批評過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而張東蓀也曾讚賞胡適在１９２９年發表的＜我們對於近代文明的態度＞等。
此外，兩人皆主持過中國公學，而胡適在１９６１年出版的《中國公學校史》單行本仍沒忘記在他接掌前，「中公過去的風潮都與政治有關：像王敬芳是進步黨的分 子，後來的張東蓀是研究系【張只承認他的朋友中有許多研究系人物，但他不是研究系。】，研究系是進步黨的一部分。何魯是國民黨，後來的吳鐵城也是國民黨。 在這篇 [ 校史 ] 內可以看出政黨爭這個學校所發生的風潮。」
在哲學領域，據張東蓀最後入室弟子陳熙橡的說法，在抗戰後，北平有人用「博、大、精、深」來形容張東蓀、馮友蘭、金岳霖和熊十力。此名單中沒有胡適並不意 外。之所以如此，並不是因為胡適沒有哲學觀，而只是表明他想以「哲學史」代替過去的「哲學」，以「科學的哲學」 ((scientific philosophy ，而不是「科學哲學」或「科學之哲學」 (philosophy of science)) 來代替未來的「哲學」。胡適在１９２９年演講的「哲學的將來」其實就是要告訴讀者，在科學大興之後，可以沒有哲學，只有哲學史，因為哲學問題是解決不了 的，也可以不必再試圖解決之。這引起張東蓀寫＜未來之哲學＞做為非正式的回應。
其實，胡適在１９２９年給傅斯年的信中說他已不搞哲學，只記得笛卡爾的「懷疑」二字：「這幾年我自己竭力學善忘，六七年不教西洋哲學，不看西洋哲學書，把 西洋人的蛛網掃去了不少，自己感覺很痛快。例如 Descartes ，我只記得他「善疑」，只教人學他「善疑」，其餘的他的信條，我早已忘了。這一層很得意，因為我是名為哲學教授，很不容易做到把自己的吃飯傢伙丟 了。」（王汎森，＜史語所藏胡適與傅斯年來往函札＞，《大陸雜誌》第九十三卷第三期（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５日），頁１。）對照，張東蓀１９２９年在《新哲學 論叢》的自我寫照：「近來中國學者有一個大毛病就是不肯向難的地方去進攻，他們總是想向容易的地方去嘗試，所以他們易於成功。至於我則最喜歡向難處研求， 愈難愈要追求，所以我終免不了失敗。因此我自知我在哲學的創造上是一個失敗者，然或許是一個很光榮的失敗者，比他們的成功還要光榮。我想到此，我不能不以 失敗自慰自豪了。」
此外，張東蓀也曾批評胡適堅持不分或等同「不可知論」與「存疑論」：「須知不可知論與懷疑論完全是兩種學說。不可知論主張上帝與本體是絕對不能知道的，不 是暫時存於疑問中的。所以不可知論不是存疑論。這一層不可不辨。」（張東蓀，《哲學》（上海：世界書局，１９３０），頁５１。）於此，張東蓀對胡適的簡要 批評可以做為澄清胡適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懷義主義，「拿證據來」態度的切入點，即問胡適到底是何意義的「懷疑主義者」？
又他們兩人的不朽觀也很不同───雖然胡適既強調健全的個人主義，更沒有忽視社會意識，且認為個人的不朽（若有），終不敵社會的不朽。即使我們加上胡適出 名的「自然主義的人生觀」信條，這種對人生與世界的看法與張東蓀從哲學、價值和宇宙演化論的觀點，以進步為價值要求的人生觀與宇宙觀仍是很不同的。在張東 蓀看來，胡適在＜不朽＞裡提出的「社會不朽論」本身即有問題，與胡適自己的健全個人主義至少是不一致的，且不夠深廣。張東蓀是想把人與宇宙連在一起來看， 因此認為只局限於人，是太不夠哲學味了。????? 總之，張、胡兩人雖在許多哲學、政治、社會、教育問題的立場很不同、但並非敵人───這可看成是大致反映了１９４９年前，幾乎所有中國大知識分子間仍未有 絕對的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二元政治鬥爭的慘局。也就是說政治還沒有完全腐蝕掉最起碼的為學做人的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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