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大明开国之初，朱元璋在南京开国史馆，笼络了一大批文人。有一天，皇帝与刘基，就是那位人称前朝有个诸葛亮，后朝有个刘伯温的刘伯温，谈起当朝文人。刘基说：“当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就是老臣我刘基，再其次就要数张孟兼了。”[①]这个张孟兼，因此得了排名第三的的名头。刘基评张孟兼之文是“才甚俊而竒氣烨然”，宋濂也说刘基的评论是“名稱其實”[②]。后来四库管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仍然说刘基所说乃公允之论[③]。可见这位张孟兼的文章着实了得。

 张孟兼本名张丁，孟兼是他的字。由于张孟兼比张丁叫得更响，所以说叫做人以字行。古人此类例子不少。比如明初另一著名文人杨士奇，名遇，而以字行。又隋末唐初人顔師古名籕，髙士亷名儉，房玄齡名喬，封德彝名倫，等等，都是例子。张孟兼本与宋濂是是浙江浦江的小同乡。从来以文名知于乡里。尤其是除了文章做得好而外，还是一个重气节的人。 

原来宋末文天祥不屈于元，死后十二年，他曾经的门人謝翶为悼念他而写了一篇《西台恸哭记》。到了一百余年后的元末明初，张孟兼有感于謝翶作为宋朝的布衣，尚能为了宋朝的忠臣文天祥而痛哭于西台，而那些故宋的大臣们，却不知所在，所以专门为《西台恸哭记》一文做了注释，以彰显謝翶以及文天祥的忠义。由于时间特殊，他的这一篇文章，颇有点左丘明注《春秋》的意思。那是有所谓“微言大义”的[④]。从张孟兼作注后受到一时文人追捧的事实，结合上文所述杨维桢的不受诏命来看，明初江南文人曾经有过抵制朱明政权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只是这个抵制坚持得不长久，却因此让不少人在后来断送了性命。 

尽管如此，张孟兼后来还是出山做了明朝的官儿。据说是受了那位名列第一的小同乡宋濂的推荐。当然这不谦第二的刘基的评价，必然也在朱元璋的心目中加深了对张孟兼的印象。所以他的官儿越做越大，最先是在大约1367年乙巳末，经过招贤入京[⑤]，第二年秋后做了国子学录，就是在太学院做先生。大约在又第二年冬天，一升为祠部（即礼部）主事，主管国家祭祀[⑥]。洪武三年，参预纂修元史。史成之后，洪武六年(35岁时）再陞任为太常司丞[⑦]。丞是卿与少卿之后名列第三的太常司首长。后被派為山西按察司僉事，相当于今天一个省公安厅的处长了。但是明初全国也就十三省，所以职权还是相当大的。张孟兼最大的官儿，是此后升任的山東按察司副使，大致相当于今天刚刚被判了死刑的文强的职别，也算是方面大员了。张孟兼也就死在这个任上。

 根据张孟兼好友王彝的记述，张氏“其為人眉疎顴聳，目長而清，口角拱而善辨”[⑧]，以今天的话讲，就是稀眉毛，高颧骨，长眼睛清亮而有神，口角微凸而善于论辩。是生有异像的人。据说朱元璋对他的这幅面相很不喜欢，曾经说他的骨相不好，当官得慢慢来[⑨]。所以虽然张孟兼在当时有重名，又有宋濂和刘基两位重臣的力荐，在明初用人之际，也未一下子重用他。而是让他从国子学录做起。但自古有才之人，往往恃才傲物，人际关系不是很好。张孟兼可算是个极端的例子。他不仅恃才傲物，而且涵养不好，脾气暴躁，有时竟至于奴視同輩。据说由于宋濂刘基的赞许，张孟兼更加自髙，如有他人不服，或者少有侮慢，就会发怒。据说他曾经让自己的同乡看他的文章，没有想到这位乡人看了之后，不发一言，将文章置于袖中，说要晚上再读之后，才能评论。孟兼表面上说没关系，对方加以删改也是可以的。回到家就大发脾气，而痛骂乡人。并说其人的文章就像是人在蠻荒山谷中，縱使穿了人的衣裳，也是前懸而後曳，左侈而右歛。比起自己“國工所製，何敢望哉？”这位同乡倒还大度，知道后并不与他计较。后来张孟兼因事而“謫輸作”，就是被罚去做搬运工，相当于今天的劳改吧。明初很多著名人物都曾经受到过这种惩罚。事发之时，这位乡人未来得及表示慰问，却在孟兼官复原职时跑来祝贺。被张孟兼大骂一场：说你这样的势利小人，不配我以礼相待。竟然倨坐不起，既不迎，亦不送。由于他的这种个性，所以很少朋友[⑩]。

张孟兼虽然好面子，对人不留情面，但是却也嫉恶如仇，少有城府的人。据宋濂《送部使者張君之官山西憲府序》所说，“孟兼性鯁亮，不善為依阿。人有曲，必面白之。雖慚沮羞縮不暇顧。然亦無他傷。當良朋盍簪，酒酣耳熱，抵掌笑談，胷中森然芒角，必盡吐出乃已。其氣衮衮不衰，名上中朝。”就是说他个性耿直，不善逢迎，与人有争执，必当面说清楚，不顾颜面，但是心中不存芥蒂。当朋友相聚，酒酣耳熱之际，抵掌笑談，必吐尽胸中块垒，也是一个豪气爽朗的人。以他这样的性格，其实不适宜做官的。宋濂作为他的知己，当然相当了解。所以在同一篇文章中，宋濂劝他“雖然鷙鳥之揚揚，不如威鳳之灉灉。狻猊之彊彊，不如祥麟之容容。刑法之堂堂，不如德化之雍雍，人不務德則已，茍有徳焉，又何憸壬之不革行哉。憸壬革行，正氣之復，正道之行也。孟兼盍於此而留意哉。”意思是劝说张孟兼，当以雍容德化去克制小人，而不宜任气用强，与此等小人以硬碰硬[11]。张孟兼的这种个性，当然不是说改就能改掉的。在山西按察司僉事任上，张孟兼以他嫉恶如仇的个性和雷霆霹雳手段，果然廉勁疾惡，糾摘奸猾。但是也往往每案动辄牽引株連數十人。以至于“吏民聞張僉事行部，凛然墮膽，如畏鬼神”[12]。由于在山西反贪腐的名声，张孟兼很快被擢升为山東按察司副使。在山东，他碰上了自己生命中的克星山東布政使呉印。加上他的耿介和不识时务的的个性，最终送掉了他的性命。

大家知道，朱元璋出生緇流，从小当过和尚，所以结交了不少僧人，朱元璋登基之初，还下詔徴聘東南僧人。在蔣山数建法会。那些應對稱旨者，輒賜金襴架桬衣，召入禁中賜坐，與之講論。并提拔他们担任朝廷重臣。時時寄以耳目。并在朝中设僧録司，建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覺義等官职。并髙其品秩。度僧尼道士，至于數萬人。由于与朱元璋的这一层特殊关系，这一批人非常横蛮。当他们讒毁大臣时，舉朝莫敢言。据说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徳興之被謗，都与朝中这些僧人有关系。大理寺卿李仕魯，因为劝朱元璋弃用佛教而被朱元璋立杀阶下[13]。这位山東布政使呉印，就是这样一位朱元璋提拔起来的僧人。据说此人“少有卓識，通古今”[14]。元末大乱，吴印托跡緇流，放浪山水間。為朱元璋所知。受到寵任。让他还俗，为他授妻室，賜金玉。张孟兼升山東按察司副使之际，吴印也从陕西布政司副使升任山东布政使。吴印由于受知于帝王，本已相当蛮横，傲慢无礼，加上又是张孟兼的上司，自然是不把张放在眼里。这样激起了张氏的傲气，竟至于与吴印扛上了。一次吴印往见张孟兼，以吴印的身份地位与为人，自然由中门而入。张孟兼则以为，我的按察司衙门，是负责司法，纠察官吏，弹劾风纪的重要部门。你虽然官大一级，也不当藐视我而进我中门。虽然不能对吴印怎么样，却可以打狗给主人看。于是把守门的兵卒打了一顿。每月初一十五，高官们当入学拜孔子。礼毕之后，在学的学子要讲经。其间张孟兼又故意用话讥刺吴印。两人就这样结下了梁子[15]。

导致张孟兼之死的，是关于明初行大明宝钞，政府印行钱钞纸币，与铜钱并行。但是纸币易坏，所以官府又推行易钞之法，准许军民人等以旧钞换新钞。就是所谓的倒钞法。据《明史食貨志》，倒鈔法起於洪武十三年。但據《明實録》及《大政記》，則洪武九年已行此法。但是直到十三年才特别申明之[16]。可能正是由于法规未定，各地执行起来，理解上面也各有差别。比如十三年之法规定：“凡軍民倒鈔，軍分衛所，民分坊廂。輪日收換，鄉民商旅，各以户帖路引為驗”。明确规定了军民倒钞的时间地点的安排。但是在此法未定之前，难免在混沌不明之间。根据朱元璋杀张孟兼的勅文看来，吴印使用了“以民倒不許軍倒，軍倒不許民倒”的分开军民的办法[17]。可能此法引起了军民感到不便。而张孟兼认为吴印之法，是“印擅行之。是違制也”。以至于“騎馬入布政司，讁箠僚吏問罪。且言將上封事，言於朝。其僚吏皆大懾。勸印即上封事，言孟兼見陵侮。”看起来，双方最终都向皇帝上了书。大致而言，吴印的封事不外说张孟兼无状，請求皇帝放自己歸田里，以为賢者避路。而张孟兼所说，不外所谓“以民倒不許軍倒，軍倒不許民倒。”不便军民倒钞，吴印擅行違制。等等[18]。其结果当然是皇帝采信了吴印的说法。而张孟兼为此最终丢了性命。

据《明太祖文集》中《諭山東布政使呉印敕》：

洪武十年六月二十日，御史臺奏山東按察司副使張孟兼，言布政司倒換錢鈔事來云：“以民倒不許軍倒，軍倒不許民倒。”若以如此為之，是布政司官有所作為，特與軍民便利，诚可嘉尚。比之其余布政司官，坐視不問民瘼之艱難，意思如何？今張孟兼輕薄小人，必是妄自尊大，以致布政司官觀透所以為人，少有笑慢，以致此等小人，不顧生死，阻壊公政之事。特來誑聞。今敕御史虞泰前去，將張孟兼杖訖六十，就鎖項前來，再行問罪。敕到奉行

以朱元璋的意思看來，吳印的“ 以民倒不許軍倒，軍倒不許民倒”，是一種勇于試驗的改革之法。是吳印作為布政司官有所作為的表現。恰恰是與軍民便利，實在是值得表彰的。据方孝孺《张孟兼传》，朱元璋见吴印告状之后，“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耶。吾今乃與爾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捽髪，摘拏埀死。特論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為之。”从勅文看，朱元璋对张孟兼早已先入为主，认定他是一个小人。所以派御史虞泰前去，將張孟兼就地杖责六十，然后鎖項至京城，再行問罪。并随之弃市而死。所以，传说张孟兼先受笞刑。孟兼受辱之后，更加憤怒，竟然捕捉为吴印写封事者，而且“欲論以罪”，因此最终导致了被杀。看来都不是事实。

现在，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张孟兼被杀一事后面的深层次原因。首先，是张孟兼本人人格个性上的原因。明方孝孺撰《張孟兼傳》归纳说：“孟兼中突，無憸贼之心。只以尚气，好高人。以故为人所陷。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无谦逊以奉之，而挾以驕人，其為身害，奚怪哉。孟兼之才，使能克已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渺畧它人，謬矣。法雖過嚴，其底於此酷，厥有自哉。”总的讲来，还是很中肯的。说他恃才而骄，不懂得谦逊之道，更不懂得尊重他人。尤其是胸无城府，一点不懂得中国官场政治的厉害关系，尚氣蛮干，其实就是一个读死书的书呆子。象张孟兼这样的文人，用之于政事，只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并非国家人民之福祉。以其行政的作风看来，“糾擿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援引。每一事，株流數十。”虽然打击贪腐很有力度，也合符明初朱元璋喜用重典的国策，但不过是封建专制下一酷吏而已。所以当此类酷法被反施之于其己身的时候，难怪有人要“或憐之，或快之。以為宜然。”

其次，涉及到明初政治中的派別之爭。朱元璋以一介平民出生，靠自己淮西的一幫哥們拼殺起家，加上以劉基宋濂為首的一班浙東文人的輔佐，終于登上大寶，做成了皇帝。所以朝中自來就有“淮西功臣”集團與“浙東文人”集團之爭。朱元璋居中，平衡利用兩派的爭斗，時而打西抬東，一時又抑東揚西。先是利用劉基等人的力量，收拾了淮西集團的李善長。然后開始打擊劉基。洪武三年，劉基被遣回鄉。又以宋濂未按時上朝的“失朝”为由，将他由翰林学士降为翰林编修。洪武四年（1371），又借细故（坐仪孔庙礼迕旨）将宋濂由国子司业谪为安远知县。洪武八年，劉基被胡惟庸下毒而死。此后數年，宋濂雖然一直上升，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太子赞善大夫，但也時常受到一些小敲打，比如洪武九年十月，宋濂等因诣阙奏事時錯行左门、有违礼仪，而受到监察御史吉昌等的弹劾。到了洪武十年，也就是張孟兼被殺的這一年，宋濂被令致仕还乡。期間排擠被殺的浙東文人，不在少數。洪武十三年（1380）十一月，宋濂的孙子宋慎被查出与胡惟庸党事有连，朱元璋不僅将宋璲和宋慎一并处死，又将宋濂一家械至京师问罪。朱元璋还要杀掉宋濂以解恨，由于马皇后和太子力救，宋濂得以免去一死，但全家被发配四川茂州。洪武十四年（1381）五月，宋濂一家行至四川夔州；二十日，宋濂自裁于僧舍。想一想象劉基這樣長于政治斗爭，宋濂這樣惟恭惟谨，且功高而位尊者，皆不得幸免。何況不懂收斂，不識時務的張孟兼呢。

最后，朱元璋的僧人出生以及與吳印的關系，當然與張孟兼的被殺干系不小。歷來有一種說法，以為朱元璋忌諱自己作贼和當過和尚的經歷，所以曾經大興文字獄。最有名的案例，是說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作贺表，內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話，而“光”被认为是剃光头，影射朱元璋的和尚出生。“圣”即“僧”，“作则”即“作贼”，所以被诛。此說源于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又經過吳晗的《朱元璋传》發揚光大，所以影響甚大。其實徐一夔其人是當時著名文人，曾經參與修《元史》，《明史》有傳，其傳并見朱彝尊《曝書堂集》。均未提及徐一夔因文字獄被殺一事。他于洪武三年九月完成《大明集禮》后，五年任職杭州府儒學教授，六年復就職，編纂日歴。之后得實授官。并賜文綺，繒，裝錢等。洪武十六年，皇帝還命令遠在杭州的徐一夔撰靈谷寺碑文以進。由于文章寫得好，還賜蟒衣采幣。可見徐一夔因文字獄被殺一事，實屬子虛烏有。相反朱元璋對自己的和尚出生和造反起家的經歷，倒是坦坦蕩蕩，從無隱瞞。

但是正如上文所述，朱元璋的和尚出生是他與這些僧侶的關系極其特殊。据上引《明史李士魯傳》说：“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徳興之被謗”，都是這些“緇流憸夫”，“益以谗間”有关的話，也可知實際上在明初政壇，除了“淮西功臣”和“浙東文人”集團之外，還有一個“緇流道士”集團。該集團不僅與“浙東文人”有種種矛盾，也與“淮西功臣”們產生摩擦。是朱元璋用以平衡東西二者之外的另一重要力量。《明史》以及《張孟兼傳》說張孟兼由于輕視這些緇流之輩而被殺，也不免皮相之論。其實明初所謂緇流之中，也是大有人才的。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僅胸有韜略，亦且文采風流。著名的例子，就是那位佛號道衍，在燕王王府后院練兵，运筹帷幄，決勝千里，助成祖奪取了天下的姚廣孝。張孟兼本人也并不一概輕看和尚。據方孝孺《張孟兼傳》所說，孟兼與越僧證就是好友。而且孟兼得到宋濂推薦給朱元璋，也與這位證上人有一點關系。據說是皇帝想提拔證，向宋濂問起證上人的文章，宋濂因此趁機說張孟兼與證上人，有討論性命之學的書信往來，于是叫孟兼帶上證上人之文來見。這才令孟兼有了與皇帝的一面之緣，和后來的提升 [19]。。所以孟兼之得罪，并非由于輕視和尚而觸了朱元璋的瘡疤，而實在是由于不識時務，不辨厲害所致。 

張孟兼之死，不過是明初“淮西功臣”和“浙東文人”以及“緇流道士”集團之間的斗爭中，“浙東文人”中的一個犧牲品而已。利用這種集團之間的斗爭，朱元璋先是拿掉了李善長，繼而打擊了劉基宋濂等浙東文人，再次清除了胡惟庸，后來又“詔清理釋道二教”。這種專制君主利用派別，搞平衡控制，恐怖統治，其實是封建專制下的常態。在這種制度之下的政治人物，又因其個人的個性，使每一個故事具有了不同的生動細節。而從朱元璋動輒廷詰大臣，立殺階下，既不交付有司，更無司法程序的情形看，我們更知道了朱元璋兇殘嗜殺的個性，以及封建專制的殘暴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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