罄竹难书的中共政治运动

为纪念中共夺权60年，特此整理小结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因为中共的“光荣，伟大，正确”罄竹难书，此文必定挂一漏万，欢迎朋友补充整理。

·               1930  江西苏区反AB团和肃反 ----- 毛泽东一手导演“消灭AB团”和“富田事变”,这场运动共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红军、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打“AB团”肃反成批成批地杀自己人，杀知识分子, 杀有文化的,杀带眼镜的,杀别钢笔的。一个红四军总共只有7千人，排以上军官被杀就有2500人。地方干部特委，省委，县委，都是几百几百的杀，对妇女干部酷刑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割乳房，烧阴道，简直令人发指！当时的恐怖环境使高级将领都人人自危，连陈毅这样的大人物，都感到朝不保夕。有一次上面召陈毅去开会，陈毅觉得凶多吉少，告诉妻子：晚上6点钟之前我不回来，你马上自己逃命去吧！结果，陈毅归来路上遇敌，耽搁了时间，等他回到家中，妻子已经投井自杀。

·               1935  陕北苏区肃反 ---   1935年9月徐海东率2千人的红25军千里来投，10月，毛泽东率7千人的队伍在这里。中央派来的代表来到陕北之后，却指责刘志丹“右倾”，“内奸”，开始无情的肃反。在一个多月里把刘志丹老部队红26军营以上军官，8个苏区县以上干部300多人全部杀害，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高层领导秘密逮捕，准备活埋。据一中共干部回忆：1935年发生在陕北的这起“左”倾肃反，从7月15日永坪扩大会议作出的《反右倾取消主义决定》开始，至1935年10月24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甘泉县下寺湾制止肃反止，历时三个多月。“左”倾错误执行者把原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领导：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杨琪、惠子俊和我等同志逮捕下狱，险遭杀害；西北军委委员、红27军84师师政委张达志被撤职，也被打入肃反的黑名单；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和红军的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张策、马文瑞、王世泰、刘景范、黄罗斌、郭宝珊、任浪花、朱子休、张文舟、李启明……和红26军连以上的干部，地方区以上的干部，先后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关押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准备活埋我们的大坑都挖好了。红军营长于震西被抓后，被肃反的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肃反中，他们“杀害了二百以上的西北党政军干部”。

毛泽东虽然喝令“刀下留人”，救了刘志丹一命，但还是肯定了“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对杀害300多名陕北干部的主要责任者，只是象征性地给予处分，职务并不受影响。而对刘志丹，还继续批评他是“右倾”。1962年，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了小说《刘志丹》，被毛泽东在政治局钦定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由此闯下弥天大祸。为小说作序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一夜之间丧失了一切，被下放到工厂劳动，后被转为逮捕。其他作者，知情者，被采访者，出版者，捕的捕，杀的杀，自杀的自杀，一案株连万人之多。

·               1943  延安整风 -----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延安整风是毛泽东利用刘少奇，彭真，康生在中共党内清肃异己，在思想和政治上树立毛泽东的无上帝王的绝对权威.  “延安整风”的斗争不仅仅局限于上层，同样也波及中下层。在基层更为残酷，由于整的人太多根本无法一一列举。“延安整风”在基层重点整“来自白区的”、“青年学生出身”。著名的有“张克勤冤案”，因为是康生一手制造，所以不仅得到平反，而且成为康生的罪行之一。而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王实味冤案”，则因为制造者是王震，迟迟得不到平反。王实味因为《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两篇杂文揭露延安生活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1943年被打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1947年7月1日被用斧头砍杀，其死亡一直掩藏到1978年。1986年被平反以后，也是一再掩盖，不能正确报道真相。王实味案是中共文字狱的预演。。

·               1950-1952  土改运动 ----- 根据中共中央「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口百分之十」的指示精神，中国大陆农村至少有三千万农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即遭遇了形形色色的批判、斗争和非刑折磨，至少有二百万以上的地主遭遇了镇压并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中国共产党先为农民设定了阶级敌人的数量。在1948年，中共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口10%”。按这个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中共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3%，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900万个阶级敌人。大陆有两千多县，照陶铸在广东订下的原则「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每县平均死五千人不是夸大。依各种不同的估算，死人应在几百万至一千万之间。当时为了杀人，每一地区凡是有田地的农民在地方稍有声望的土绅，皆被定为「霸」，在必杀之列，「霸」又分三类：一种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的是「恶霸」；一种专作好事如香港一些善长仁翁经常捐款行善的如赈济大陆水灾，捐款办学校，这种人是善人，应该没有问题，中共都定名为「善霸」；一种是安份守己作人，独善其身，好事坏事皆不作，中共称之为「不霸」。但「三霸」都是同一罪行，皆当场处死。

·               1950-1953  镇反运动 -----对于镇反，中共的正式说法是从一九五○年「双十指示」开始，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结束，长达三年。其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张旗鼓而迅速捕杀，第二阶段是五一年五月收缩范围，第三阶段则是五二年的深入调查。镇压的对象是所谓五个方面：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俗称「社会上的反革命」。镇压的手段是「杀关管」三个字，即处决一批、判刑一批、管制一批。中共镇压的反革命是国民政府县长以下到甲长为止的公教人员。反之，大官可以作为「统战标本」，省主席、厅长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杀，反而给予一个「政协委员」或么代表的名义，以诱惑在海外的国民党大官来归。中共这笔账算得很精，所有省主席、厅长、主任委员之类高高在上，在甚层没有半点实力，留著他们无害。反之，甚层力量控制在县长以下的区、乡、保、甲长手上，所以对这一阶层非杀不可。有些军公教人员已经被中共判过刑，三年、五年劳改，也都安份接受改造，此时不说任何理由，一律重审，即时枪杀。1951年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数据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徐当时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透露「过去杀关管二、三百万是非常必要的」，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透露过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五年有四百万人被处死（这当然不只是镇反的杀人数）。

·               1951  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是指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毛泽东认为干部腐败是被资本家拉下水的,于是又搞五反运动.   “五反”是指在私营企业中进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但认为根源在于资产阶级思想，故也在学校开展政治运动。毛泽东旋即指示「应把三反运动看得如同镇压反革命一样的重要」，甚至表示，「全国可以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在「五反运动」中，中共实行和强化了一种揭发和告密的人人自危的方法。即：先是动员大家主动交代自己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并宣布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有奖，立功赎罪」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充分利用人们的恐惧和过关心理，利用人性中恶的阴暗的一面，使人们或出于自保、或出于投机、或出于邀功请赏，而揭发陷害他人，作出一些卑鄙下作之事。这种官方怂恿的告密和揭发的普遍化，极大地降低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按照毛泽东的分类，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合计占5％，这正符合以后他每次运动都要重点打击5％的比例。他把这5％的资本家称做“反动资本家”，并且要“惩治这些反动资本家”。五反运动虽然杀人较少,但没收大量资产和罚款,缓解韩战的经济困难. 中共的三反五反运动，制造了空前的恐怖气氛，使人人丧失了「免于恐惧的自由」，进一步剥夺了中国人的基本人权。

*               1955  胡风反革命集团 --- 1954年7月，胡风保留自己与主流思想不同的观点，受到了当时文艺界的批判。胡风等给中共中央上“万言书”，详细陈述了他的文艺理论主张和对中共文艺政策的一些看法。1955年4月，胡风等人被定性为“胡风反党集团”，胡风随之被捕。根据《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复查报告》（1980年7月21日）中有关内容：“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后来，经过复查，这23个骨干分子中，只有1人当过汉奸，其他人都不能定为特务、反动党团骨干等。 胡风于1955年被捕，1965年判14年徒刑，1979年释放，神智已失常， 1980年平反。

·          1955-1956    肃反运动 ----- 据张戎所著，为了使城市裏的人规规矩矩，毛搞了个运动叫“肃反”。一千四百三十万国家工作人员受到“审查”，方式是“坦白检举”，既有精神恐吓的公审大会，也有肉体折磨的所谓逼、供、信。办公室、住宅楼、礼堂、书斋都成了关人的地方。毛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占受审查人的大约百分之五左右，下指示说超过比例须得到批准。也就是说在这场运动中，至少有七十一万五千人被打成反革命。据胡乔木在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社论中总结肃反运动成绩说，肃反运动共查出现行反革命三千八百余名,察出历史反革命八万人。这八万人很可能绝大多数是历史上有“问题的人”，而不是所谓的暗藏反革命。可是，肃反运动中被批斗的人总计约有几百万，许多人在批斗中自杀了。

·               1957  反右运动 ----- 据1978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中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1958年，中共中央对划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轻重作出六种处理，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被处以前两类处罚的右派分子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超负荷的劳动和不久之后到来的全国性的饥荒，这些被发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则被处罚从事没人愿意做的体力劳动，如清扫厕所等，或者在被歧视的情况下继续原来的工作。从此，中国的民主党派失去任何独立性，成为政坛摆设的八个花瓶。多党民主政治已成遥不可及的梦想了。

·               1959-1962  三年大饥荒 （由于大饥荒是大跃进的直接后果，故可入列政治运动版） ----- 全国至少3千万人饿死，原因有：人民公社大锅饭的铺张浪费，大练钢铁荒废农业生产，放卫星浮夸风虚报产量而导致干部搜刮农民口粮（税赋额高于总产量），中共为支援“世界革命“提供巨额外援，＂勒紧裤腰带＂偿还苏联债务，花巨资研制原子弹，中共严密的人口流动控制使农民无法逃荒乞讨。

·               1959  庐山会议----- 本是中共高干休假的“神仙会“，彭德怀提出揪左的“万言书“。　彭德怀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庐山会议原本是为了“纠左”，但会后却在全国展开了“反右倾运动”（反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上万名党员受到错误批判与非人道待遇，其中大部分被冤屈的党员在1962年被平反，但毛泽东设下底线，“谁都能平反，唯独彭德怀不能平反”。彭于1962年曾上书八万言要求平反，贺龙受命成立彭德怀专案组，彭德怀注定无法翻身。1974年彭德怀含冤而逝。

·               1962-1966  四清运动 -----　四清运动的全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常简称为“社教”或“四清”运动。是1962年底在中国农村逐步推开得一场政治运动。四清运动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四清运动的矛头主要是对准农村干部，其目的是加强中央对农村的控制，其潜在的作用是平息农民对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不满(将大饥荒的责任推卸給基层干部,给农民泄愤)，因为文化大革命之前种种不得人心政策的执行者是农村干部。四清运动开始时主要在农村进行，到运动后期扩展到城市，不过很快就被文化大革命运动所打断。全国到底有多少人卷入四清运动，没有见到相关数字，但是一些局部数字可以见到当年四清运动的声势浩大。甘肃省张掖地区一共65万人口，四清工作队有1.7万人，另外有1.1万人的农村积极分子与大学生，合计2.8万人，（注：《甘肃省农业合作制重要文献汇编（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5页。）大约相当于每23个人有一个工作队员或者积极分子。广西的武鸣县平均每个大队的四清工作队员为40.6人，规模比土改还多2—3倍。（注：黄如海：“广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初探”，《邕宁文史资料（6）》，超星数字图书馆，第55页。）贵州省的晴隆县的试点地区，平均每4户人有1个工作队员，个别地区达到每2户有1个工作队员。（注：《晴隆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页。）“四清”运动仅仅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城乡地区。然而在短短的两、三年里就有500多万人挨整，7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

·               1966-1976  文革 -- 文革的荒谬和愚蠢不复赘言，此仅列举其间的大型屠杀事件：

1966北京大兴县惨案 -- 1966年8 月下旬谢富治“好人打坏人活该”的指示传达

到北京大兴县，该县公安系统向红卫兵提供了管片内“四类分子”的情况。8月

27 日至9月1 日，大兴县13个公社，18个大队，先後残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

325人，被杀者年龄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仅38天，有20户人家被杀绝。（《青

春的浩劫》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 P.298。）“帝国水晶之夜”的残酷与此

相比也相形见绌。这种惨案远远不是特例，有人统计∶“成批杀人之事，各县

市皆有。”（《黄河》1999年第2期 P.150。）

1967 武汉百万雄师事件  陈再道在湖北“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解散了下手最狠的造反派组织，抓了它们的骨干。一九六七年五月，温和派们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号称拥有一百二十万之众的“百万雄师”，陈支持这个组织加入新当权者的行列。陈再道被撤职后，由忠于林彪的武汉空军将领刘丰代替。卷入抗议事件的部队被改编，有的官兵押送农场劳改。“百万雄师”被解散，不肯屈服的被武力打垮。据后来官方统计，打伤打残打死的军人、干部、老百姓多达十八万四千人。陈再道和几名同事被召到北京，“坐喷气式”，拳打脚踢，陈低头弯腰六、七个钟头，被踢倒在地。这一切都不是发生在街头的批斗会上，也不是发生在不见天日的地牢中，而是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里，打手们是空军司令吴法宪率领的高级军官。即使在流氓当道的文革中，政治局会议成了打人场所也还是独一无二。在世界政治史上恐怕也属首创。(张戎)

1967湖南道县大屠杀--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现役军人组织基层民兵屠杀当地属于“湘江风雷”组织的“造反派”成员和“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

1967青海二二三事件-- 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在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批准下，调动13个连的军队向占领西宁《青海日报》社的学生“造反派”开枪开炮，当场打死174人，打伤204人。

1967宁夏镇压反革命 -- 1967年8月28日，经康生批准，驻宁夏野战部队某师以“镇压反革命叛乱”为名，开枪开炮，屠杀了青铜峡县的一派群众组织“大联合筹备处”成员101人，打伤132人。

1968内蒙古的内人党大血案 -- 1968年2月4日内蒙古开展挖“内人党”运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说，历史上的“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军队内部也有“内人党”。在他和谢富治的唆使下，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内人党”运动。先是电台广播，接着张贴布告， 勒令“内人党”党员3日之内（后延为10日）到各革命委员会登记，否则一概按敌我矛盾处理。同时，又利用汉族干部对“内人党”进行清理，并按照清理阶级队伍的作法深挖狠斗.  这场政治事件中，有大批人因此而死亡或致残，具体的受影响人数争议很大. 官方统计数据为346，000人受清查，87，180人终身残疾，16，622人被虐杀。（数据来自图们、祝东力所著的《康生与内人党冤案》）後來毛澤東說“挖內人黨是正確的，只是擴大化了”，這說法跟當年鄧小平對「五七反右」的說法不侄�合�?/SPAN>毛很早就怀疑有人要把内蒙分裂出去，跟外蒙古合并。那里的负责人滕海清将军为此搞了场大清查。根据毛死后的官方调查，被清查的人，有被头顶上钉钉子的，有被割舌头挖眼睛的，有被鼻孔里塞上火药点着火的，有妇女被用棍子强奸的。一个叫金雪云的回族女干部，被凶手们用铁钳将牙齿一颗颗拔掉，又把鼻子耳朵拧掉，然后打死。在这次清查中，根据官方的数字，三十四万六千多人遭到残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致死。受牵连的高达一百万人，百分之七十五是蒙古族人。 (张戎)

1968广西宾阳四二二剿杀 -- 1968年7月至10月，广西军区司令员韦国清等人经中共中央同意，调动数万军队，连同武装民兵，对广西的反对派“四·二二”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围剿；同时在农村大杀“黑五类”及其子女，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从七月二十六日到八月六日的十一天内，全县被残忍杀害的“阶级敌人”达三千六百八十一人。 (张戎) 仅据今天在官方内部材料上可查的数字，被杀者达11万之众。研究文革的作家王毅先生还谈到了“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吃人的野蛮∶“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後煮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到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後砍头的1 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 人。

1968清查「國民黨雲南特務組」，文革前的省委书记赵建民曾积极反对毛饿死人的政策，支持刘少奇，于是有了子虚乌有的“赵建民特务案”。雲南省一百三十八萬人被「審查」，其中一萬七千餘人被打死、逼死，六萬一千多人被打殘。

1975云南沙甸事件--- 1975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昆明军区出动5个师级单位共上万人的野战部队，以镇压“民族叛乱”的名义对云南省蒙自县沙甸村的回民实行惨绝人寰的屠杀，杀死村民不下千人，还把整个村庄夷为平地。[16]

雲南還有「劃線站隊」一說。在兩派鬥爭中站錯了線的皆入另冊。據一九七五年的統計數字，因「劃線站隊」受到各種刑訊逼供、審查監禁的達三十萬人，其中三萬七千人死於非命。

全国上下建立新政权的一九六八年，是文革大屠杀登峰造极的一年。那年毛搞了个“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把全国所有的成年人全部审查一遍，造一个大“另册”，把新、老“阶级敌人”全部放进去，对他们加以不同惩处。“阶级敌人”类别多达二十三种，挨整的达数千万，比以往任何运动迫害的人都多。 大清洗就此结尾, 但杀人仍以各种名目继续进行。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起码有三百万人死于非命。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领导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革“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

·               1971  林彪叛逃事件　―― 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傍晚，林的家庭庆祝了女儿的订婚，还招待他们看电影。当晚９点之后情况突变, 林彪一家仓惶出逃苏联,飞机坠毁于蒙古.　毛清洗了１０００多军队中的高中级干部，更多的下级干部则广受牵连。

·               1980  清除精神污染 ----- 是中国共产党在1980年代初发起的抵制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运动。1983年，中共第十二届二中全会做出决议，要求“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制造精神污染的行为作斗争”，会后，邓小平、陈云也发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讲话。198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清除精神污染主要在理论界和文艺界中进行，在该运动中，很多文艺作品遭到批判。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白樺的苦戀。

·               1989  天安门镇压事件 --- 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间及其后一场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政治事件。事件的背景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崩潰，中國大陸公開產生呼喚自由民主，呼喚西方文明的思潮。事件最初由北京高校學生的抗議活動逐漸演變為全國性的游行和抗議示威，在中國共產黨下令北京戒嚴后全面升級，中国人民解放軍出動正規軍隊鎮壓手無寸鐵的北京高校學生和市民參加的示威游行以及其它抗議活動。這次事件最后得以被軍隊成功鎮壓而結束，数千名學生和市民在事件中非正常死亡。六四事件并沒有使中国共産党的統治地位得到動搖，中國共產黨得以繼續一黨獨裁統治中國，并在往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打壓和清算持不同政見人士。

·               1999  反法轮功事件 –- 1999年7月22日，中共各地政府公安部门突然开始大规模逮捕法轮功各地练功点的辅导员等，紧接着在全国宣布禁止国人练习法轮功。从此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全面迫害，从刚开始的大规模逮捕和登记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到大量焚毁法轮功的书籍，进而发展到对拒绝写悔过书的法轮功学员强迫劳教、判刑，并在派出所、公安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和精神病院用酷刑折磨并精神摧残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截止2007年7月20日，法轮功明慧网公布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经达到3064人。

而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截止2000年6月底，全国各级法院一、二审已审结“法轮功”案件162起，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共141人，其中给予刑事处罚的121人，免于刑事处罚的15人，无罪释放3人，受到刑事处罚者是因为他们触犯了刑法，如泄露国家机密、利用“法轮功”致他人死亡或重伤而不是单单因为练习“法轮功”。据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披露，经过1年多的教育转化工作，中国已有98％以上的“法轮功”练习者脱离了这个邪教组织，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