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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的狂人——专访诗人叶文福 |
| | 2005年秋天与中国诗人叶文福在武汉分手，一晃快五年了。最近听说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散文集《收割自己的光芒》，他到处演讲和签名售书，不由心中大笑：这个“狂人”，想必更狂得没边了！这里陆续贴上我2006年年初写的一组文章。
◆高伐林
天才多半狂妄——虽然狂妄者未必是天才。屈原敢自夸“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李白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贝多芬更有那句名言：“古往今来的公爵有的是，而贝多芬只有一个！”不过，在中国这个讲求中庸、又注重人际关系的国度，大多数人多奉“木高于林，风必摧之”为座右铭，将郑板桥的条幅“难得糊涂”悬挂于墙壁。
但有那么一些人，狂气与傻气一样按捺不住地往外冒，诗人叶文福就是一个。
诗人叶文福二十多年来历经坎坷，但豪兴不改。（高伐林摄）
“将军，不要这样做！”
人们是否淡忘“叶文福”这个名字？——最近十多年来，他的声音被刻意压低，近乎消失；然而，人们却不会忘记诗歌《将军，不能这样做》。
1979年中国大陆《诗刊》发表了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后来很多人简称为“将军诗”，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诗前小序交代说：
据说，一位遭“四人帮”残酷迫害的高级将领，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竟下令拆掉幼儿园，为自己盖楼房；全部现代化设备，耗用了几十万元外汇。我……
全诗，就是对这位将军的规劝、惋惜、讽喻、警告。诗中没有提到这位将军的名字，但是传出来的消息是，这位将军是陈再道上将，担任过武汉军区司令员，在叶文福写这首诗时，陈再道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铁道兵司令员。
叶文福是解放军工程兵创作组的副营级创作员，与陈再道上将之间，至少隔了七、八级军阶，用叶文福诗里的话说：“你我之间／隔著硝烟弥漫的／三十年代、／四十年代”。
想必，叶文福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副营级”：“古往今来的将军有的是，而叶文福只有一个！”
叶文福的“狂”在圈内人中是尽人皆知的。谁是当今最伟大的诗人？“当然是我！”他大言不惭地说。“搞文学的人，即使有一万个自信都不能算多。”“我在任何一个比我卑贱的人面前绝对没有一丝高傲，我在任何一个比我高傲的人面前绝对没有一丝卑贱。”“什么是诗？我就是诗，诗就是我。”
他说过：“我是楚人，楚人身上最鲜明的特点是倔、傲，撞死南墙不回头！”我记得，八十年代中期，诗刊社为苏联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访华举行朗诵座谈会，叶文福听完后上去对叶甫图申科说：你和我，咱们两人都姓叶！
他的自信，不仅表现在对自己最擅长的自由诗，而且延伸到请愿信。笔者有整整17年没有见到他。2005年12月，参加武汉一个作家和诗人的欢宴聚会，才与适从北京回故乡的叶文福重逢，他将他去年写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第二封信交给我看，我表示个人看法：请愿信中抒情太多了吧？他顿时将眼睛瞪得如同铜铃般大：“你是说：我这么高水平的人，写封请愿信还写得不行？！”
他在这封信的末尾写了一首格律诗《秦兵马俑》：“我给一些朋友看过，都说好。你（胡锦涛）不妨也看看，也好交流一下人文气氛：
狼秦兵马果然雄，
铁甲骠骑怒挽弓。
踏破中原无敌手，
扫平天下露峥嵘。
焚书有胆凭枪霸，
立国无经一世荣。
岂有淫威能释恨，
可怜一炬阿房宫。
可惜了儿，这么好的文字，这么阳光的思想，你看不见，你手下的角色们又看不懂，就算我打开窗户，与阳春聊天罢！”
他凭什么狂？
从诗艺上讲，这首格律诗未必高明。在古典诗词造诣深湛者眼中，不论意境还是音律都可挑出不少毛病，颔联和颈联的对仗不工，就犯了大忌。
但是，无可否认，叶文福确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叶文福1944年出生于湖北蒲圻农村，其地深受楚文化的浸淫，离赤壁大战遗址、岳阳楼和北伐战场汀泗桥不远。最近，他给一个叫杜桥的朋友的书写序中回忆家庭的往昔：“我有个没见过面的舅舅，和当时还不是我母亲的妹妹一起讨饭时，病饿而死在汀泗桥的破庙里。汀泗桥，是一桥分两县的地界。当还不是我母亲的那个讨饭的女人背著兄长到山上掩埋时，桥这岸的蒲圻人说蒲圻的土不许掩埋一个外地叫花子。母亲——那个当时还不是我母亲的讨饭女人无奈，只得背著兄长往桥对岸的咸宁县走去。上到桥顶，咸宁人早已堵在那里。进也不得，退亦不能，那讨饭的后来是我母亲的女人只得把光著脊梁，只穿一条破短裤的兄长放在桥顶。夏日炎炎，无法久待，那女人跪下，向兄长磕了个头，一咬牙，长嚎一声，双手将尸体横扛起来，抛到河里”……
叶文福说：“于是我这一生，总也对桥的神圣有著莫名的敬畏。时时里幻化，时时里恐惧，时时里希望。每看到江河、海峡、深涧、战争、吵架乃至强词夺理的文字，我都想立刻仆倒——仆倒为桥。”
虽然他并没有受到完整的教育，很早就入伍当兵，但他与土地、与民间有天然的血缘联系，受到深厚传统文化的滋养。他在《我不是诗人》中这么描绘自己诗情从何而来：“是的，我不是诗人——/但我是崖畔青松：有风雨我就有怒号/我是深山流水：有不平我就有歌声/我是母亲眼角的泪水，嘴角的微笑/我是少女心中的流泉，爱的花粉……/我歌唱阳光下赤裸而闪光的脊背/我歌唱渺小的透明的芳香的灵魂/……”。
别看叶文福现在演说起来口若悬河，小时候却患有严重口吃。他严厉的父亲想出了逼他背唐诗的绝招，不仅彻底治好了他的口吃，古诗中的意境和乐感也在其心灵中播下种子，让他一生受益。他的青少年时期恰逢中苏“蜜月期”，俄罗斯文学如普希金、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等人作品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在他眼前打开一扇更大的窗子。
唐代诗人李贺常带个锦囊，在路上得了诗句就赶快记下来投进去；叶文福也同样痴迷于诗，时时沉浸于自己的艺术想象天地，深怕灵感的电光石火一纵即逝，坐公共汽车时手边找不到纸片，就写在车票上；没有纸，就写在掌心手背。
他的诗歌具有典型的酒神艺术特征，向读者扑面而来的是一股酣畅淋漓的“气”——烈烈火气，勃勃朝气、堂堂正气，还有煌煌才气。他曾说，他因为喜欢诗，于是喜欢上了足球，在他的眼中，一场足球赛就像是漂亮的文字在跃动：健将一路狂飙奔突，足球划出飞火流星，整个球场山呼海啸……通过一个又一个瞬间展现壮美的过程。
叶文福有一本诗集题为《雄性的太阳》，太阳本来在各民族文化中就被视为阳性的象征，再加上“雄性”的修饰词，更是双倍的阳刚，叶文福的诗歌魂魄打出的就是这样一个“品牌”。
回过头来看，尽管《将军，不能这样做》成为时代的扛鼎之作，引起千万人共鸣，为他带来了最大的知名度，他自己后来朗诵最多的却是《祖国啊，我要燃烧》。正如不少评论家指出的，从艺术上讲，“将军诗”并非叶文福诗歌、更非中国诗歌在那一年代的最高水平，它带有明显的急就章痕迹，粗糙有如一首半成品。正如叶文福自己所说，他在创作这首诗时，心中反复思考著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走向，他用并不算精致的语言发出了当时人们心里急切的呼唤。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评奖，是中国大陆首次诗歌评奖，《将军，不能这样做》在评委会高票通过，却遭到了上司的干预。“文革”文化专制的噩梦刚过，当时的作协党组和评委会还不像今天这样对权力者驯服听命，但也不敢公然抗命，无奈之下采取了一种变通手段，把叶文福的另一首诗《祖国啊，我要燃烧》列为获奖作品。事后看来，算得上“歪打正著”。1985—1986年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奖，他的《雄性的太阳》又榜上有名。
叶文福感谢中国社会变革的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他有机会用笔锋轮番点击历史的重大话题，诗作充盈著对理想的渴望，对正义的追求，对现实的控诉，使千万读者为之风靡。他们记住了叶文福，记住了《将军，不能这样做》、《天鹅之死》、《祖国啊，我要燃烧》、《我是飞蛾》等震撼之作。他用生命的激情拥抱生活，然而现实的荒谬与苦痛，又使其心灵感知寂寞和悲愁。解读他的杰作，读者能听到呐喊和哽咽，感受到字里行间弥漫出的悲剧气氛。在他和许多诗人的耕耘下，诗歌与诗人在人们心目中恢复了神圣。
叶文福诗歌的感染力之强，读者面之广，可以用一例说明：1989年他被捕，狱中的一个看守就是他的崇拜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他的“粉丝”，有天深夜，偷偷把他这个囚犯叫到办公室，切了一盘香肠，再给他一个馒头，告诉他：“叶老师，没有想到在这里见到你。”这个看守剪辑了他一大本诗歌，每次到少管所去都会朗诵其中的作品，他念得热泪盈眶，少年犯听得泣不成声。
叶文福是中国作协1979-1980年中青年诗人新诗奖得主之一。1981年夏天在北京颁奖时，部分获奖者合影。前左为叶文福，前右为舒婷。
扑火的飞蛾
自“将军诗”发表之后，叶文福的生命之舟骤然卷进了险浪旋涡。
1980年2月，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叶文福当时正回湖北蒲圻的老家休探亲假，中央军委委托工程兵党委发来电报，他被紧急催回北京，作为唯一的一位诗人，以“特邀代表”的名义参加这次会议。
他在申诉材料中回忆：这个座谈会上，胡耀邦亲口代表中央和邓小平宣布实行“三不主义”——即“不扣帽子、不揪辫子、不打棍子”，“我当时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想在学术上、理论上帮助我热爱的党一起总结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发了言。
叶文福特别生气的就是：天真地以为“文革”史页永远翻了过去的文艺家们，竟然又一次被当局玩弄于股掌，这个会议竟是毛泽东“反右”阳谋手法的翻版，邓小平用“三不主义”来“请君入瓮”。而且，不知当局是有意施为还是无心之失，将叶文福在这次会议上发言中的某些看法，移花接木在他于北京师范大学一次学生文学聚会的演讲。
所谓叶文福在北师大向学生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简报，被上送到了中央，邓小平天威震怒，在一次讲话中严厉批评了叶文福和另一位军队作家、《苦恋》的作者白桦。传下来会有多大的压力，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不难想见。
倔强的叶文福却要申辩和反驳。他无数次给上级直至中央，包括邓小平、胡耀邦写信澄清事实：“所谓我在北师大的讲话，完全是捏造的。”“所谓‘错误观点’，是我在他（邓小平）亲自设计的陷阱的所谓《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坦诚发言，经恶意歪曲”。
那不是个由他分说的年月。他在申诉材料中回忆：“从1981年8月27日开始，总政、前军委工程兵、我工作单位工程兵文工团，三级‘叶文福问题办公室’联合办公，轮番围困我一个人。派几路人马到那几年凡我去过的城市进行所谓的外调，把我酒桌上、路上、甚至厕所里的话都收集起来进行任意编织、串连、批判。……这期间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批判会无数次，每次检讨达不到他们要求的所谓高度就不让过关。有时晚上写检讨，‘叶文福问题办公室’的成员就睡在我的单人床上，不写完他们所要求的检讨就不让我睡觉。”
前前后后，他写了五年检讨。他说：“五年间，全国没有一家报刊敢用我一行诗。……给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处分后再强行转业，一天不走就不发工资”；然而，“全国却没有一家单位敢接收我”。最后几经周折，才转业到位于北京东郊的煤炭干部管理学院，被安排在电化教育部门。虽然他明知在当局控制一切社会资源的年代，自己转业安排难，是因为所谓上峰有令的“政治原因”，但是眼见得“四处不留爷”，各家单位都避之惟恐不及，在一个恃才傲物、“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诗人心理上，造成多么大的折辱感，实在难以言喻。
监狱有多么遥远
北京陶然亭附近的半步桥看守所，有个Ｋ字楼，外号叫“死亡楼”。是不是因为Ｋ让人联想到“kill”？“六四”以后叶文福被捕，就被关在那儿。后来才被转移到秦城监狱。
在叶文福受审查期间爱上他，于1988年与他结婚的王粒儿告诉笔者：“我与老叶谈恋爱时，他说，‘说不定我有一天要进监狱的。’当时我觉得监狱是多么遥远啊，只觉得这话是诗人的一种夸张，跟他半开玩笑：‘你进监狱吧，送饭的就是我。’——就跟电影对白似的！”
然而，却真有了那一天。
王粒儿本是工程兵大院里的电话员，本来被看成“好苗子”，因为不听“组织上”的劝阻，死心塌地爱上叶文福这么一个受审查的人物，被下令复员，回到她的老家山西忻州。1989年4月1日，24岁的她在忻州生下了女儿。莫非叶文福果真对于时代风雨格外敏感？他陪伴了妻子几天，4月13日，呆不住了，要赶回北京。过了两天，就传来胡耀邦逝世的噩耗，学潮陡起，他哪里还顾得上管女儿，卷入民主抗争的浪潮，演说，朗诵……
那时叶文福在北京的家没有装电话，他正在鲁迅文学院读书，王粒儿从山西要与他联络，都将电话打到那儿。她对丈夫千叮咛万嘱咐：“你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可以做的事，你不行，千万，千万，要注意！”叶文福说：知道知道，我有“前科”。5月中旬，北京乱了起来，王粒儿与他通了最后一次电话，就再得不到他的音讯，到六月初，鲁迅文学院根本就没人接电话了。
6月3日那个不眠之夜，煤炭干部管理学院的学生跑到住在院里七号楼的叶文福家问：叶老师，怎么办？他们开枪了！怒火盈胸的叶文福和学生去设置阻挡军队进城的路障，察觉有可疑的人在身边出没。他跟这些学生说：“你们和一般的大学生不一样，你们是成人，有家有小，当局对你们会比对一般大学生狠得多，今晚你们必须全部离开北京！”学生问：“叶老师，那你呢？”他说：“我不离开。我留下做‘谭嗣同第二’！”
叶文福是“六四”之后第九天被抓的。他买了去山西的火车票，准备接妻子和两个多月的女儿回北京。拿到车票后，他只跟一个邻居老太太说过。当晚煤炭干部管理学院保卫处带著戒严部队来了，一大卡车士兵将他七号楼全部包围，然后破门而入。
没有人通知家属。王粒儿怎么拨打鲁迅文学院的电话，都无法得知丈夫的音讯，人都快急疯了。直到一个月之后的7月12日，她才得知叶文福被抓。王粒儿立即带著刚满百日的婴儿，在母亲、姐姐陪同之下来到北京，要求探监，更设法营救。她的父亲得知当时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戒严部队的政委张工（“六四”后升为北京军区政委）是同乡，辗转托人去找。张工说：别人的事情嘛，还好办，叶文福我知道啊，他的事可不好办，这不是我做得了主的！
当时人们传说，叶文福在监狱里受刑，腿被打断了。笔者求证，没有这回事。不过，他刚被抓时，审讯的军人问他：“叫什么？”他说：“你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就来抓我？！”挨了一耳光。
历史充满了吊诡：当年叶文福写“将军诗”讽喻的陈再道，却是上书反对采取镇压手段的七位上将之一。在“六四”这个大是大非的历史关头，他们两人站到相似的立场上。
他被关押期间，军队撬开他的房门，将他的家具、衣物、书籍、手稿洗劫一空。身外之物丢光了他不会在乎，可是手稿是一个诗人大半辈子的血汗，对于他个人是无价之宝啊。他说过：“我的每一首诗都是我的孩子。你可以欺负我，但是你万万不能欺负我的孩子！”
叶文福被关了562天。抓叶文福是以“隔离审查”的名义，后来也一直没有正式起诉。最后放他出来时，所谓“结论”，实际上是没有结论：参加反革命暴乱，审查到此结束。
叶文福事后得知消息：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和美国国务院，都为他的事向中国当局交涉，希望他们恢复这位属于中国自己的宝贵财富的诗人以自由。
王粒儿对多维记者说：“我无数次想象过，他有一天出来了，重逢是怎么个情景？真到了那一天，却平静极了，好象时间、思维都凝固了……他脸色苍白，一点血色都没有。他什么都没说，从我怀里把孩子接过去，一手抱著女儿，一手就搭著我，我就把头倚在他肩膀上，慢慢走著上车……在牢里他的身体受到摧残，伙食糟糕极了，馒头都是夹生的，牢房又很小，住了四五个人就根本没法活动……出来后非常虚弱，从我们住的宿舍到学院大门口，这么一小段路，他走几步就得站下来，喘气好一会儿才能继续走……”
他与女儿分别时，女儿才两周大，到他出狱时，孩子两岁了，已经会走路、会说话了。狱方一直不许王粒儿与他见面，更别说带孩子去了。王粒儿就每半个月给孩子照张照片，探监送东西时就带给想疯了女儿的叶文福。这次回到家，孩子知道了这个陌生男子就是爸爸，围著他转圈，越转半径越小，后来小心翼翼地伸手试探著摸他，摸一下就赶紧收回手，终于扑到了他怀里，终于开口叫他了。她好象要把这两年来叫了无数次却没有回应的爸爸给叫回来，不住地叫“爸”，叶文福老泪纵横，不住地答应“哎”，一屋子人都抹眼泪……
人生有多少种磨难？
煤炭干部管理学院后来合并到传媒大学。叶文福现在的身份，是传媒大学的“病退教员”。
诗人也是人，也得过日子。刚出狱那会儿他每月收入五百来元，现在每个月能有一千来元退休工资，有时应邀讲课，得到一些讲课费。在米珠薪桂的北京，拮据自不待言。王粒儿告诉多维记者：“我们从没有去过肯德鸡和麦当劳。不过，也没有觉得多苦。我们总是教育孩子，永远不和任何人攀比。”
叶文福只有在妻子和孩子面前感到内疚：“我不是以诗人而是以敌人的身份在苦海中煎熬。不仅个人精神受到极大摧残，而且累及妻女，苦不堪言。几年前，每逢节假日或开什么重要会议，警察就要光顾，不顾我的抗议，赖在家里不走，怕我‘破坏’。才几岁的女儿在院子里玩，脸上、身上被吐满了唾沫。孩子上学没有北京户口，又交不起赞助费，无法受正常教育，连少先队也不能加入……”
孩子大了，考虑到未来高考、前途，夫妻俩选择了让她学古琴，学费开销就大了。幸亏王粒儿去《国际交流》杂志应聘，当上了编辑，经济上才算缓过气儿来。别人评价她是“敬业的工作狂”，她笑了：“我哪是‘敬业’，我是‘爱家’——怕丢掉这分工作，所以就比别人尽心。”拜中国的媒体朝市场化迈步之赐，她在这家集团公司旗下换了五个杂志的岗位，换到第三家杂志，老板指定她主持筹备《青年财富》——从栏目策划开始操心，到约稿、排版设计……办起来之后她顺理成章当了编辑部主任，实际负全责。半年之后，她当了主编。尽管后来投资媒体的资本进进出出，她的岗位也不断在换，可她已经能够以成熟的媒体主管的姿态，应付自如了。
叶文福曾经对王粒儿说过：“你爱上我就意味著爱上了苦难。”王粒儿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也迎接了各种磨难：不得提拔，被迫复员，两地分居，丈夫入狱，孩子没有北京户口……至于住房、收入等等，那就是等闲视之的小事了。但是在王粒儿干编辑干得越来越顺手、生活总算日益宽裕、叶文福的日子也稍微稳定之际，苦难猝然又朝他们扑了过来：叶文福患了癌症。
2002年12月底，58岁的叶文福因便血被妻子逼著上医院检查身体，一个月后确诊：结肠癌，已经是中期。死神的阴影顿时笼罩了这个三口之家。本来挺壮实的叶文福，急剧消瘦，只有118斤，剩了个骨头架子，谁来看他都吃了一惊，躲到卫生间楼道去哭，都以为他熬不过这一关。网上一度还风传噩耗——“将军诗作者去世”！
医生开刀切除了叶文福一尺多长的结肠，2003年春节，他们夫妇俩都是在北京肿瘤医院过的。他在医院病床上躺了三个月，终于以顽强的生命力闯了过来。
多维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病情稳定，现在每半年去复查一次。叶文福幽默地说：“我这样的人，上帝是不会随意就给绿卡的，我在人间还有好多事要做呢。”是诗挽留了他。
年过花甲的叶文福十多年来，虽然笔耕不辍，也偶有诗歌像“漏网之鱼”发表出来，但是没能出版诗集。他离群索居，与朋友见面也不太多，王粒儿说：“他在北京很孤独啊。”但一旦应邀讲课，他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仍然激情飞扬。
就在多维记者与他见面这次聚会上，叶文福对当天的东道主——本来以诗著名，新近以长篇小说《张居正》获茅盾文学奖的湖北作家熊召政说：“少了你我的诗坛，变得多么冷清！还有什么可读的呢！”
生活并没有把叶文福打磨成鹅卵石。他依然充满棱角，依然锋芒毕露，依然——令人哭笑不得地狂。
叶文福与熊召政见面之后说：“没有咱俩的诗坛多么寂寞啊！”睥睨一切之狂态可掬。叶文福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写了《将军，不能这样做》，熊召政则写了《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被认为是思想解放运动中震动最大的两首政治抒情诗。（高伐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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