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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是屈原，我是婵娟”——叶文福妻子谈话记录 |
| | 王粒儿19岁时认识比她年龄大一倍多的叶文福，那时，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大院里的小电话员，而叶文福已经是名满天下的诗人。
我二十多年前在叶文福的宿舍里初次见到包括王粒儿在内的几个来求教如何写诗的女兵，记忆中的王粒儿，是一个稚气未脱、憨厚中有几分内秀的外省女孩，不怎么做声，静静地听著叶文福在客人面前口若悬河。后来，得知她与叶文福相爱了。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世界上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的戏剧：一个才气横溢、叠遭厄难的诗人，俘获了一个情窦初开的浪漫少女的芳心。古往今来这种故事的结局，不外乎悲剧和喜剧两种，到底他们的恋情会是哪一种？人们祈愿是圆满的结局，但是在诗人身上这种机率并不高，诗人往往既是感情真挚炽烈，又是高度自我中心，“爱之欲之生，恶之欲之死”，瞬息万变。而叶文福更是属驴的，本人就是一包炸药，一杯烧酒，偏爱戏剧性的举动，一言不合他会勃然大怒，拂袖而去。这个阅世未深的女孩，能够理解他，容忍他，又驯服他，驾驭他吗？
十七年过去，重逢王粒儿，面前的她却是一个快人快语、飒爽干练的职业女性。她滔滔讲述这十七年的悲欢离合，屡屡让我暗自惊叹“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王粒儿称我一口一个“高老师”，称丈夫也一口一个“叶老师”。笔者不禁调侃：怎么，结婚十多年了，你们到现在还是“师生关系”？王粒儿也笑了：叫惯了！
她讲述的叶文福，丰富了人们对这个当代杰出诗人的了解。这里记录几段她的讲话，让我们倒是更多地了解了她本人的内心。
叶文福和妻子、女儿在一起。（王粒儿提供）
探监——1989年
“七月流火”，真热啊，就是打听不到他的下落。我在山西忻州娘家住着，带着快三个月的婴儿，每天给北京鲁迅文学院打电话——北京多乱啊，人都跑了，没人接，没人接我也打，那是我唯一的指望。那天，总算那边有人把电话抓起来了！你说巧不巧？接电话的，就是叶老师的班主任。他问你是谁？我说我是叶文福的妻子。那边一点过渡、铺垫都没有，接着就问：“是王粒儿？”我说对。他就说：“我告诉你，叶文福，6月12日，被抓了。”我急着说：“现在他在哪里？”他说：“不知道。”
放下电话，我头脑发木。原来当玩笑说啊听啊的进监狱什么的都应验了！在外边坐了很久，自个儿打了半天气才回家，可父母一见我，问有没有消息？我一下全垮了，哭出来说：“妈，他被捕了！”妈说：孩子孩子别急别急别哭别哭，咱马上收拾东西，去北京！她和我姐就收拾，买了第二天晚上车票，我们三代母女就动身了。我妈当时还发着阑尾炎，我姐是护士，因为我孩子太小，她说她得去，万一孩子有点什么事她就可以处理。可她的孩子也才两岁，当时正得了肺炎，发高烧很厉害呢……
到北京家里，打开锁一看，房间里被抄得一塌糊涂，所有衣服、被褥、图书，扔得满地都是，一片狼藉。我们家住的那个老房子，不是特别潮么，地上那些书、衣服都长毛了……
我立马就打电话找丈夫的下落。先问煤炭干部管理学院保卫处：“我丈夫被捕了一个月，你们为什么不通知家属？现在你们告诉我他在哪里，我要去送东西！”
保卫处告诉我，他被关在朝阳看守所。我又与看守所联系，他们说你必须在明天上午十点之前赶到。我就把他的换洗衣服、日用品包了一大包。第二天，是7月12日，下著暴雨，天还没亮，我抱著刚满一百天的孩子，拎著衣物食品，坐五点半头班公共汽车去亮马桥转车，生怕晚了。到那儿，雨倒停了，可是烈日炎炎，孩子在毛巾包里，里外都湿了。抢公共汽车的人像疯了一样……
问话的是戒严部队的一个军官。我就站在那儿抱著孩子，折腾了这么一早上，孩子怎么哄也止不住哭。那儿有藤椅，可是我就不愿坐！那军官问我怎么认识叶文福的，说：“你认识他时，知道他写过‘将军诗’吗？”“我知道。”“那你作为一个战士，知道了你还要跟他？”
这种问话，以前我在工程兵时就听多了，通讯营一级一级领导，都这么问我。不就是因为我跟他学写诗、爱上他了，才要我离开部队吗？那时我就跟教导员、营长说：“叶老师在我眼里，就是屈原；他是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当年替屈原喝下毒酒的是婵娟，如果我的老师面前有一杯毒酒，替他喝下的一定是王粒儿！为了他，让我脱下军装、离开部队算什么？我不会在乎的——我走。”
这会儿戒严部队的军官又这么问，我将当年回答重复了一遍：就是因为他写“将军诗”，我才爱他、才嫁他。我觉得我要代表很多很多的人，去爱护、去保护这样一个诗人。他恰恰是太爱这个国家和人民了，把他的一颗心都掏了出来捧给你们，但是你们不要，把它摔碎了！
他后来改了关押地点，再通知家属送东西，是送到陶然亭旁边的半步桥。记得那次，下著鹅毛大雪——暴雨烈日大雪，怎么都被我赶上了！看到半步桥监狱那高墙铁丝网，我感觉那就是鬼门关、是地狱，下一步就跨到死亡那边了……
每次送东西，是给家属来一张“要物单”，被子、衣服什么的项目是印好的，犯人只填上数字要几件。家属就按这个单子准备。那次我多带了四袋奶粉。去送的时候，因为我抱著八个月的孩子，看守动了恻隐之心。尤其是其中有个看守听我说是忻州的，他当兵在忻州驻扎过，就热乎了一点，我说希望能够允许我破例给他奶粉，他点了点头。
后来我才知道，监狱里面有时晚上12点秘密提人，这个人就不再回这里了。那天晚上12点，看守来叫：“叶文福，出来！”口气严肃。他出去了，难友都坐起来，谁也不躺下，谁也不说话，都不敢点破心里的担忧。等到一点多，他回来了。手里拎著一个包，说，意外之喜啊——我有了四袋奶粉！
他们那间牢房关的几个人，有一个音乐评论家，一个社科院博士，一个清华学生社团的社长，还有北大一个学哲学的小伙子。他们就轮流安排讲座。这奶粉你知道他们怎么喝？每天早上舀两勺放在一个大脸盆里，打开冷水管子冲一大盆，每个人就轮流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四袋奶粉喝了好几个月。
我不断听说叶文福在铁窗内自杀了。可我不信，我绝对不信！不过，尽管不信，我还是一再叮嘱他要坚强。有一次，一个看守对我说：为什么别的家属能见到犯人，就是不批准你见？你太年轻了，你不懂中国政治——你丈夫是上面钦定的啊。他很可能被判无期徒刑，你有几个一辈子？我说：“我能给他写一句话吗？”我这么写：“你活著就是我活著的信念，我活著就是你活著的信念。我和孩子永远永远等你。”交给看守，他看了直摇头。
有个难友被释放，冒著再次被捕的危险，把叶老师给我的一封亲笔信藏在内裤里带了出来。他说，叶文福写了一个星期，字斟句酌，写了五六千字，他写得悲怆万端，我读得百感交集。他在信里说：没有想到啊，我最爱的人，就是我害得最苦的人……如果我判三年以下，你再苦再难，也带著孩子等著我；如果我判三年以上，你就与我离婚……
我连夜给他写回信：“就是十年八年，也等著你。”我做好了白发苍苍带著孩子来迎接丈夫出狱的思想准备！
那时我就跟疯子没什么区别，对著不到一岁、还不会说话的孩子，成天说啊说啊，孩子睡着了，我也不停地对她说，反反复复地说：“你爸爸会回来的，他就要回来了……”
求医——2003年
叶老师便血好几天了，死活不去看病，硬是说“没事”。我送检化验，医生发现他的血液中的一种肿瘤标志物严重超标，说明体内一定有肿瘤，但是在哪儿呢，不知道，约了时间去查。那天我请假不去上班，逼著他去北京朝阳医院去查。查了肺，做了胃镜……哪儿都正常；最后才检查到结肠，还就是结肠的问题！那次检查过后，我们全家去医院拿结果，他们父女俩坐在外面走廊里，医生叫家属，我就进去了。电脑上显示的就是他的结肠的彩图——那个可怕的菜花状东西就刻在我的脑子里了！医生告诉我，他是典型的恶性肿瘤，已经长满了，马上就要堵了，肠梗阻……有A、B、C、D四期，他到了C期。天哪！
我当时哭得人都要倒了，问还有救吗？那个主任特别好，他说：有救啊！切掉这一截，就没事了，但是要快，马上手术！我们给你安排床位，你今天回去就准备钱，明天就来住院，务必要来。
他要我快去，我说你让我在这里多坐一会吧，他们爷俩在外边呢，我不想让他们看见我哭，知道真相。过了半小时，我调整好自己，出来没事似地说：“走啊，咱回家。”在路上我用特轻松的口气说：那个小息肉啊，不割掉就会长大了变瘤子，就麻烦啦，得趁早斩草除根。他开始还说没事！后来才答应了。我们回到学院，我让他领著女儿回家，我去了院里一个朋友的家，对她说了实话，哭了个稀里哗啦。我说，我不能在家打电话——怕老叶知道啊——借她家的电话打。我想，如果真有医生说的这么严重，我肯定不能在朝阳医院动手术，虽然他们很热情，毕竟技术、设备差啊，就打给一个个朋友，看谁有办法找到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大夫。朋友们听了都大吃一惊，很热心地出主意，也都说：要开刀，一定要找肿瘤医院。
回去做好饭，吃完了我又找了个理由出门到另外一个朋友家打电话，打给了作曲家刘炽的夫人——我是在刘炽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中认识她的——她比我年龄大两轮，却一见如故，我叫她大姐。她一听就说，老天啊怎么这么不公平！明天我一定到你身边，找不著肿瘤医院的关系，咱就先到朝阳医院，不能耽误啊！
第二天大姐和我就去了朝阳医院。主任说，我腾出了床位，下午病人就住进来吧。要交两万块押金，到住院部交费那一瞬间，我说：大姐，咱还是去肿瘤医院试一试吧！住不了，再回来在这儿死心塌地交费住院。大姐说，对！万一运气好呢？
我们去肿瘤医院已经中午12点了，没有挂上专家号，只挂了普通号，医生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我一进去就哭——我们不是官啊，我们唯一的法宝，就是用真情来打动医生。我们相信，北京人善良，同情“六四”受害者。当然，我心里还是担心，只好赌一把。大姐把老叶的实情告诉他，那个小伙子特别同情，说他来想办法。他查了一下，说太好了，今天下午正巧有个病人出院，你今天下午四点把病人接来，把这个床位占上。谢天谢地啊！
可我又有一层顾虑：叶老师再傻，他也会疑心干嘛住肿瘤医院？大姐说，我来跟他说。回家把他接到肿瘤医院，我去办手续、交押金，大姐就跟他说：你呀，是良性肿瘤，到肿瘤医院来治，更靠得住。他信以为真，一直以为他是良性的。其实他这张病床归腹外科主任管，非常幸运由主任主刀，谁住这张床，肯定是癌症，可老叶就就没朝这儿想。
不过，中间出来个插曲。肿瘤医院要我去将朝阳医院那儿做的切片拿来。我买了一大盒雀巢咖啡去表示感谢，大夫听我说老叶住了肿瘤医院，说：“住那儿干嘛！你丈夫的切片报告出来了，没事，不是癌！”我不信：怎么可能？！他说：切片报告是最准确的！我当时抱住了那大夫：我先把报告拿去，一定回来请客！我就又冲回到叶老师的病床前，跪下来大哭啊：“叶文福啊，你知道吗，我一直是瞒著你的，他们说你是恶性肿瘤。今天切片报告出来了，你是良性的，良性的！老天可救了我！”叶老师这时才知道这几天我们瞒著他呢。
可我再把那个报告拿去给肿瘤医院的外科主任，兴高采烈地说：“告诉你好消息，不是癌！”主任面无表情：“开什么玩笑？！”他看都不看那份报告，因为他用结肠镜直接观察过，就是癌。朝阳医院的切片报告写错了！
刚刚是喜极而泣，这一盆冷水，再回到病床就真哭得不行了，对叶老师再也瞒不住了。他意识到真有名堂了，我就不得不说实话了。这时候，倒是他来安慰我、鼓励我了，他说：“上帝没给我发绿卡，没批准我去那个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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