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经过86学潮之后，就陷入了低谷。作为一个理工科大学，本来就没有什么人文学术活动，何况地处边远的安徽合肥？当89年学潮开始兴起的时候，科大仍然沉浸在平和的学习气氛中。很多宿舍楼里都设有一个通宵教室，很多学子都在那里苦读。唉，现在想想，多少大好时光都浪费在读那些过于注重细节的教科书中了，嘿嘿。那时，我们形容一个同学很拼命地读书，就嬉笑他是“牲口”，意思就是他强壮的像个牲口，不是人。

4月15日胡耀邦的突然去世，4月2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及随后激发的大规模学生示威，我们都没有当回事。我们照样上课，做作业，上自习，打球。学校礼堂的电影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还走去合肥重机厂或者南七里看电影。我记得直到5月13号，我才开始关注到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天天早上，宿舍楼边的大喇叭都会把我们从梦中吵醒，播音员沉痛地说“今天是5月**日，绝食进入第*天，有若干学生被送进医院。。”当时就感到心情糟透了，事情怎么成了这样！那几天，常常有别的学校比如安徽大学或者合肥工业大学的大学生游行到科大宿舍楼前，在下面喊“科大，站出来！科大，站出来”。我们就从宿舍或者教室中探出头来，看他们在下面摇旗呼喊。但我们不为所动，因为86年学潮让我们失去了方励之，我们再也不愿意参与这种事情了。

但每天早晨的新闻一天天紧迫起来，几百上千的学生绝食倒下被送进医院，政府竟然不出面？！学生们一天天被激动起来。5月17日中午，科大学生终于决定要声援北京的“战友”了！

我，这个政治理论爱好者，仍然无动于衷。我从86的学潮就得出一个结论，学生干不成事。当天下午有体育课，我照常去了。结果，发现只有几个同学出席。体育老师也无精打采，看见我们来了，也只好应付一下。过了一会儿，他对我们说“我要是年轻几岁，也上街游行了”。这让我感到很没面子，似乎自己很差劲，就和一个同学回去洗澡去了。

通常，学校的大澡堂都是挤满人，像下饺子一样，几个人共享一个水龙头都需要排队。可是那天，我们发现偌大的澡堂就我们俩，舒服极了。我们还笑称，天天这帮家伙都游行就好了。洗完澡，我和那个同学就坐在凉台上闲聊。那个同学是来自北京的不大不小的高干子弟。只听他悠悠地说，这次学潮有点不对劲。我傻乎乎地问，怎讲？他说，你看啊，学生绝食这么多天了，中央都没有一个解决办法，肯定是意见不统一。我又傻乎乎地问，那咋把？那个同学迟疑了一下，说这次学潮不好解决啊。然后，我们看着四牌楼前空无一人，都沉默了。

傍晚，游行的同学们都回来了，兴高采烈的，都在大声讲述着自己在游行中市民是怎样给他们吃的、喝的，描述着场面是多么壮观，多少高校的学生都集中在省政府前市政府前示威，声援北京绝食学生。

晚上我第一次去有电视机的宿舍，去看新闻联播，因为那几天，美国之音说北京有一百万学生和市民在示威游行，而新闻联播说有两百万！第一次，我们不再凑在袖珍收音机前听美国之音了，新闻联播才是最真实的！本来，不热心游行的我，看了新闻联播，气得我决定再有游行，我一定参加。

那天，我在新闻里看到了李鹏接见学生领袖，当时我不知道王丹，不知道吾尔凯西，更不知道柴玲。但我记住了李鹏的一句话“我什么都知道，但我就是不说，而且事实上，我差不多说了”。我觉得李鹏很傲慢，至少语气如此。

5月19日中午，科大学生又一次集结四牌楼。前一天，我们班里的同学们开始书写标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书法好的同学被叫着到处书写口号标语。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从中午出发一分钟都没有停地转了合肥主要街道一圈，累得半死地回到学校。后来，到了北京听说北大清华的战友们徒步走到天安门，我晕倒！那可真远，需要多少脚力啊。

晚上回来，不再读书了，开始打牌，然后睡觉。忽然，人声噪杂，听到很多人在跑动。赶忙起身，冲进电视房，就见李鹏同学手拿一张纸在宣布戒严令，似乎他的手在发抖，还把“肆无忌惮”读成了“肆无忌谈”，而杨尚昆也是语无伦次。北京要戒严了！这不仅没有吓住我们，反而把我们给气坏了。这时，很多学生开始向楼下扔瓶子。更多的学生在楼下集合，四个一排手挽着手，大家沉默着，没有一个人出声，开始在宿舍楼间穿行，更多的学生走了下来加入队伍，然后浩浩荡荡地走出了校门。我回头一望，望不到尾。

合肥的街道静悄悄的，夜里十二点了，一栋栋居民楼没有一点灯光。前面跑来一个学生说前面公安。不说还好，一说有公安，大家齐喊“冲过去！”后来回想起来，我知道那是唯一一次我忘记了自己，把我融化到了一个集体之中。要是那天，真的有军队阻挡，我也会冲锋在前。

那夜，我已经不是平常的那个我了。这种感觉是幸福的，也是可怕的。幸福，因为那夜自私的我消失了，就像早先的共产党员那样献身给了一个心目中的伟大事业，我能感觉到同伴胳膊的力量，忠诚和坚定充满我心如同充满他的心。可怕，因为一个忘我的人可能做出完全不可预料的事情。这夜的经历让我思考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我知道理性的人融化到一个群体的时候可能失去控制。一般来讲，群体 要比个体具有更多的非理性。所以，不要过多地相信群众，公众很多时候可能是不正确的。

我们就这样默默地游行着，没有口号，没有标语，甚至没有交谈。几千里外的北京，军队可能正在挺进。我们只能胳膊挽着胳膊默默地走着来发泄我们对政府的不满。前天，李鹏还说他从来不说学生在搞动乱，今天就宣布戒严了，我们都有种被欺骗后的疲惫和愤懑。

我们到了市政府广场，发现空无一人。有人喊，去火车站，于是大家向火车站走去。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去火车站，也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这种时候谁的声音大，谁坚定，就听谁的了。走到逍遥津前的桥，队伍停住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停了，更不知道为什么就停了。大家三三两两坐在地上。有人分享香烟和饼干，在微微寒冷的夜晚。今夜，我们都是弟兄，都是姐妹。不管平时是否抽烟，我们都人手一支，轻轻吐出，默默地注视着烟圈慢慢消失在黑夜里。

坐了一会儿，又起身往回走，又回到市政府广场。这时，广场上已经满了学生，其他学校的学生赶到了。只听一个学生大声说，科大到了，给他们让条道。只见学生们站起来向两边移动，广场最中间的位置腾了出来。科大队伍浩浩荡荡，当仍不让地开了进去。科大，在合肥毕竟享有最高的尊重。

这时，有科大学生站起来，走到前面演讲。今天，我只记得一个学生的一段话。他说，昨天，在图书馆的草地上，一个老教授和他们说“中国就像一个快要沉没的船”。这时，我的眼眶湿润了，傍边的同学也轻轻地唏嘘。

轮番演讲之后，又起身开始游行。这时，一个拿着收音机的同学兴奋地奔跑着，大喊“军队被阻挡住了！被北京人挡住了！”学生们开始一愣，紧接着欢声雷动，压抑忧郁的气氛一扫而空，口号声又起，甚至有人喊“打到共产党”。原谅我的絮絮叨叨，今天就摆活到这里，写不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