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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与世界-- “全球化的管理教育”研讨会感想(上) |
| | 这个周末参加了一个由南方一所大学的“国际商业研究和教学中心”(CIBER)主办, 为期三天的研讨会。参加者包括来自全美三十多所大学的商学院教授和学者，主讲者则是来自数个CIBER 中心的知名学者。研讨会主题包括“国际商业"，"国际管理", “国际金融", “国际化的供应链管理", 以及"国际市场学"。我参加的是" 国际管理”这个主题小组, 主持人是两位在这个领域很有声望的印度裔教授B 和K。
三天的时间里, 和不同背景, 不同专业的同行们相处, 讨论全球化环境下企业战略, 分享各自在教学和研究中的兴趣, 挑战和机会, 有很多感触。趁记忆犹新,把一些感想写下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很多话题肯定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但也许可以提供一些思考和讨论的空间。
在第一天晚上的欢迎会上，研讨会的总策划人 B 教授做了题为“全球经济转型及国际商业教育”的演讲。这位在美从事管理研究和教育近三十年, 著作等身,并长期为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知名企业作咨询和培训工作, 足迹遍布全球各地的学者,和与会者分享了他对今后世界经济格局的看法和心得。贯穿他演讲的主题，就是所谓“ emerging economies”在全球经济总体中日益重要的角色和作用, 和美国企业在这个变化的大环境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emerging economies 的讨论已经很多,相信大家并不陌生,但他提到的一些数字还是很有意思的。比如，2005 年，E 7 国家(中国，印度，巴西，俄国，台湾，墨西哥，和韩国) 的GDP 总额占 G7 国家的总额的20%； 但如果按照目前的增长率和货币汇率(这当然是一个很不确定的假设)来预计，E 7 国家的GDP 总和在 2030 年将达到G 7 国家的60% (这十四个国家的GDP 总和将在同期从$32 T 增加到$130 T -- 总增长率为四倍 -- 而绝大多数的增长是由E 7 国家贡献的)。而从个别国家的角度来看，同期美国在全球GDP 总和的份额几乎不变，而日本和欧洲最大的四个国家(英法德意)的GDP 总和所占份额分别会从10% 和20% 缩小到5% 和10% (各自减少一半 -- see chart below)。相比之下，中国的份额将从5% 上涨到15%， 印度和俄国分别从3% 和2% 上涨到6% 和4%(以上数据经PPP 调整，数据来源于 Robin Bew, Chief Economist, EIU New york Open House 2005 报告)。
正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影响,2006 年九月的“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是这样一幅漫画：
   
但B教授的讲演中最让我感触的,却是他对1985 - 2010 年间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系上的变迁的对比和分析。他指出,在这25 年时间里,俄国在政治上实现了从专制到基本民主的转变, 经济上则通过私有化, 从计划经济转变为混合型经济体系；与此同时; 墨西哥的轨迹和俄国几乎平行,尽管它的起点相比俄国在两方面都要高一些，因此2010 年它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开放度都要稍微高于俄国；印度在80 年代已经成为成熟的民主体制,但向市场经济的 转型也是在这段时间才完成的；另外，智利通过借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理念，成功地摆脱了专制制度，完成了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改革,并被称为“Chile miracle”。在这些 emerging economies 中，只有中国的发展轨迹“独辟蹊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依然保持了专制体制。
在结束这个PPT 的时候，B 教授意味深长地问大家是否记得柏林墙是哪一年倒塌的,微软视窗又是哪一年进入市场的？答案是，两者都发生在1989 年。对此，B 教授这样总结：“In 1989, the wall came down, the window went up, and the world has never been the same...."
听到这句话,联想到第二天就是六四二十一周年, 我真的百感交集。中国的学运, 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了苏联和东欧解体的速度，可是这场没有民主基础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却遭到了让人难以想象的结果。尽管从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视角来看,柏林墙的倒塌无疑是西方模式在全球格局上的历史性胜利，但在东欧解体二十年之后, 民主似乎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他们当初想要的东西。不错, 俄国,波兰这些国家的经济是比过去发达许多, 但一夜之间的民主化(同样没有太多的民主基础)，却在国家造成了一种真空 -- 而这种真空在俄国, 最终被类似黑帮组织 mafia 所取代。而且, 需要指出的是, 俄国在最近十年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世界能源需求的增加和能源价格的飞涨; 而能源需求的增加在一定意义上说又是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 家的高速经济增长直接相关，所以俄国的政体开放对它的经济增长到底有怎样的impact, 似乎并无定论). 而波兰等东欧国家, 本来指望一旦民主化, 就能得到美国许诺的各种好, 但事实上, 很多东西根本就没有兑现，更不要说白俄罗斯，乌克兰这些频频进行“颜色革命”的国家了。从大格局来看，东欧解体，是西方民主制度的胜利，但是否真的是这些国家利益的胜利，却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扯远了，呵呵。看到中国与其他 emerging economies 所走的不同 path ，让我想起了学术界关于“独特的中国模式”的一些辩论,以及我们海外学子中间关于同一话题的一些讨论。事实上,就在前几天,我刚看到MIT 著名中国学者黄亚生教授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 发表的最新文章：Debat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he Beijing Consensus vs. Washington Consensus ，就对“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这个一直没有共识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深入探讨。限于篇幅, 这里不多讲,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里找到原文：
http://neeley.tcu.edu/uploadedFiles/Academic_Departments/Management/zol002102933p.
pdf
显然，对这个问题感到兴趣的不止是我一个人--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 我就和几个与会者就这个话题进行了一番讨论。这几位同行虽然专业都不相同，并且来自土耳其，韩国，和美国，但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脱节这个现象上认识非常一致，那就是，这不是一个可以长期持续的状态。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中产阶级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他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也会越来越强烈。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在未来20-30 年间能够看到实质性的进展。
当然，如果我们把时间的跨度放大到过去一千年，也许可以看到世界经济格局的升降平衡, 也更能理解中国“重返世界经济舞台”这个急切的愿望的历史渊源了 (percentage of each countrys GDP as part of the world output in 2030 - adjusted by PPP)。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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