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持续成为中国两岸三地共同舆论焦点的只有一件事：富士康员工连连坠楼。
截至5月27日，在深圳富士康公司的园区内，共计12名员工坠楼，其中10人死亡，2人身受重伤入院治疗，此外一人割脉自杀未遂。仅仅5月，连续坠楼及割脉者即达7人。
在这个拥有80万员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代工企业里，这13个人只是80万分之十三——比例寻常，但密度惊人。这13个人注定作为一个群体，为这个时代画下一个巨大的问号。
高强度下的不适
2010年4月，18岁的李海偷偷卖掉家里的摩托车，得到300元，买了一张火车票从湖南醴陵来到深圳。42天后的凌晨，他从富士康的楼上跳下。
5月31日，他的父亲李仁桂来深圳迎领他的骨灰盒。在一个宾馆里，李仁桂怕干扰村支书龙汉铁讲述情况，捂着嘴巴哑哑哭。
李仁桂是村里最贫困的农民，劳累和营养不良令他在40多岁时就脱掉一半牙齿。一家四口人不足三亩稻田，每一个学期都无法保证儿子的学杂费，16岁的李海不得不辍学，去了建筑工地搅拌水泥，挑沙子，一个月收入上千元。
李母在生下李海后，开始神智不清，李海被父亲一手带大，父子之间有着异常深厚的感情。父亲不想唯一的儿子太早去南方打工，他听说一个月也只有千余元收入，却很辛苦，还会搞垮身体。
但李海向往外面的世界—他打电话给在富士康打工的堂兄，说要进厂赚更多的钱，再回乡村娶妻生子。4月10日，李海如愿以偿进入富士康龙华，在一条手机流水线上做普工，但几乎天天被主管责骂，李海说他“自卑心理增大，压力不断上升”。
2010年5月25日凌晨，李海在富士康科技集团观澜园区华南培训中心C栋404房间跳下。
在遗书里，李海叮嘱父亲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他才会安息，这一辈子欠父亲太多，无力回报，下一辈子再做他的儿子。希望出嫁了的姐姐能搬回家里照顾父亲，让父亲晚年可以过安定的生活。
这个仅活了19个年头的男生在遗书里写道：“喜欢画画，最喜欢一个姓叶的女生，最不喜欢···”村支书说，他们知道这个省略号就是“富士康”。
这里的工作在村里人的眼里，陌生而残酷。富士康的老板郭台铭称富士康不强迫工人加班。但事实上，工人不得不加班——每个月开始要求员工签一个加班同意契约，同意者，这个月每次都得来加班；若不同意加班，则该月一次加班都没有，一个小时都没有。工人的基本工资只有900元，加班的话工资则高达两千元。在这个境况下，绝大部分工人都选择签约。
多名员工称，在富士康的工作太累：如果选择加班，他们必须从白天早上7点半工作到晚上7点半，或者从晚上7点半到凌晨六时许，中途只有两小时的吃饭时间。他们需要穿防静电服、戴口罩，这会使人感觉缺氧，连续站立工作11小时，期间不能交谈、不能打电话，不能吃任何东西，在操作过程中损坏了任何产品，都得自己赔偿，并无条件走人。对李海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员工来说，最难的是背诵操作流程，并依照流程来规范自己的动作，如果动作不规范，巡查的稽核员会过来斥责，并记录在册，影响当月1000元的绩效奖金。时间被限制得很死，譬如两分钟完成对一台手机的检测，完不成加班也要完成，但该段时间不算加班。
上厕所需要找组长领取一张流动卡，期间由组长顶替工作——这一制度设计逼迫工人不会频繁找组长，避免激怒组长。2009年12月，富士康在厕所安装了一套电子设备，员工如厕需要刷卡，超过10分钟，电子系统将作出反应，稽核员将会大喊某某某，快出来。
在工作期间，大部分工人无法做到憋尿，只能选择不喝水，下班后再一顿猛灌。
李海是不堪高强度工作而自杀者之一。2010年3月17日上午8时，一个叫田玉的女生在龙华园区宿舍楼跳下，却自杀未遂，她称工作太辛苦。
坠下的大学生
距离李海的村庄两百多公里，就是卢新的家。
2009年8月，23岁的卢新从湖南湘潭来到富士康。卢家在湖南湘潭县姜畲镇大池村。《三湘都市报》描述说，卢新原名叫卢星，弟弟叫卢亮，取意于“星星月亮”，卢母很痛惜这个名字，“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两个儿子过得好，没想到到头来盼到了这样一个结果”。
卢的家庭也一样贫困。卢新考上湘潭大学，弟弟为了支持他完成学业而放弃升学。卢对这个清贫的家庭满负感情和责任，他做家教攒了一些钱，给父母买了洗衣机和一台二手电视机。在母亲的记忆里，卢新对她说的最多一句话是：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住上大房子，过上好日子。
卢新放弃了读研，选择前来校园招聘的富士康。台湾首富郭台铭一手创立的这家全球五百强、全球最庞大代工企业，令学子们充满了向往，招聘会极为壮观。卢在应聘信里写道：“只希望被贵公司录用后，能够真正发挥自己的才能来证明自己。现在的我，无论过去怎样，一切归零。唯有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一切。”
卢进入大学应届毕业生组成的青干班培训。在一场为入职新人举行的才艺大赛中，卢穿一身白色礼服，深情款款演唱罗大佑那首《你的样子》，满场欢动，表演获得二等奖。他喜好音乐，曾经借了一身演出服参加2007年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想实现音乐梦想，但过度紧张令他失败。
在博客里，卢写道：“如果真的可以，我可以天天写歌。我没钱，没有做音乐的硬件设备，甚至连电脑还舍不得买，更找不到唱片公司。青春易逝，24岁的我还能做到吗？”
卢说服自己努力付出，多赚钱。但现实开始令他发怵：“储备干部”只是一个雅称，从2001年到2008年，这个群体多达6000多人，碰上生产线缺人，就得顶上，只是底薪稍高一些。
在富士康9个月，卢的薪水共计1.8万余元，扣除开支，卢往家里寄了1.3万元。
但最大的问题是卢痛恨自己的分工。他是微电子专业本科生，最开始想进研发部，却进了制造部—8小时须站在机器前，检查电脑主机箱盒有无瑕疵，一两秒钟看一个，不断机械地重复。卢需要控制产品的不良率，一旦超过规定，整个部门都要受到牵连处罚。
和其他同事一样，卢提心吊胆，他试图找自己的主管申请换岗，但被拒绝。富士康为了防止技术泄密和防止培养新的竞争对手，特意将一项工作进行精细分工，员工只能固定在一个点专门做一项工作，甚至十几年下来都少有变动，只会一项技能的员工不得不变成企业的附庸。
每一天接受同一种指令，做同样一件最枯燥无趣的事，在固定的地方吃饭、睡觉和上班，令卢感觉浪费生命和前途。他在博客里写道：“刚开始根本就不应该看重钱。哎！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茫。”
2010年4月30日，卢开始神思恍惚，告诉同事、大学同学曾红领说被人跟踪，还有人在追杀他。曾汇报给富士康主管，主管安排他和另外一好友安抚卢新。
5月2日，卢新变得情绪异常，他告诉同学工作压力太大，睡不好，想回湖南老家。次日，卢的同学凑钱帮他购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但车到梅林关时，他又不同意回家，说去红树林散散心就好了。
令同学们惊讶的是，卢到红树林后突然直奔向一名巡警，说有人想追杀他，想害他。
5月4日，曾红领将卢新的精神异常状况告诉了他的亲属。但“五一”期间车票紧张，卢的家人只买到5日的火车票，次日9时才能到。
5月5日上午，卢告诉母亲说他没事，不用过来。但当天晚上10时，卢开始焦躁不安，一再念叨着自己“不够孝顺，给父母的钱太少”、“自己活不过当晚”。
晚上11时许，卢被安排在VIP招待所6楼—富士康已经发生“六连跳”，所以对卢格外重视。曾和一个心理咨询师陪他聊天到凌晨1时半。3小时后，卢新起床，称房间闷，想到外面透透气。他打开窗户跨到阳台，一把甩掉朋友的手，马上跳了下去，“没有一丝犹豫”。
巧合的是，和卢同月进入富士康的大学校友刘志军也是自杀者之一。
2010年3月29日凌晨3时许，23岁的刘志军在龙华园区J1宿舍楼坠楼身亡。2009年8月，刘进入富士康集团深圳公司新干班，在ELBG(无线通讯产品事业群)部门从事机械设计方面的工作。
一线作业者
梁超的家在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同心村。初中毕业后，梁进入岳西县扶贫开发实用技术培训中心。
2009年11月，梁超从岳西县来到深圳。他的哥哥在富士康打工，在他的帮助下，梁超进入富士康，成为一名一线作业员。
富士康的员工一般住进带浴室、卫生间的8人宿舍，得到标准为11元的一日三餐。工衣交给公司免费清洗。有评论称，富士康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血汗工厂”，但是一个孤独而冰冷的“铁血兵营”。工厂担心一个班组的人串联罢工，打断整条生产链条，所以将一个班组的人拆散放到不同的宿舍，令每一个人变成一块碎片，无法粘结。
哥哥梁峰也是富士康员工，本以为兄弟可以住在一起，却发现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兄弟俩的工作地点距离较远，平时少有见面。
似乎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缺少朋友间的交往和交流，梁超给他的老朋友们一一打去电话聊天，甚至还给老师打电话，在电话里他对老师说在校期间给老师添了不少麻烦，并表示歉意，令老师惊愕。
梁超在公司是一名多能工、全技员，“是最底层的干部”。平时，梁超所在岗位分为两个班组，分别上白班和夜班，每月轮换一次。5月份，梁超的班组是夜班，但梁的上级突然将梁超一人调到了另一个班组上白班。梁峰告诉哥哥，他害怕这种分流—好不容易在班组里认识了一些人，突然又要到一个新地方，积累的经验、人脉，当年的绩效和年终奖全部丧失，压力很大。
除去繁重工作，每一个人还需要绷紧神经提防身边的人，怕他们偷东西连累自己。此外，富士康等级森严，上级由更高一级直接任命，掌握对下级的绩效考核，下级须对上级绝对服从，一有过失，就遭遇粗暴痛斥、扣绩效奖金。
5月14日下午5时许，梁超在电话里对妈妈说晚上要值夜班，一切都好。三小时后，他在电话里对哥哥哭着说心里很烦，“想回家”。
梁峰很担心，打电话回家让母亲过两天到深圳来接弟弟回家。
这天深夜，梁超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宿舍楼7楼楼顶跳下。15日，深圳公安局宝安分局称，梁超去意坚决，之前，他还用钥匙圈上的小刀向胸部刺了四刀。
梁的室友在接受警方讯问时称，梁去年住进宿舍，一直上夜班，又不在一个部门，几乎没有交流，对梁简直是一无所知。
暴力阴影
在富士康一系列非正常死亡案中，马向前案是唯一一起疑云笼罩的命案。自杀或是被打致死，还未有公开。
19岁的马向前来自河南鄢陵县柏梁镇前马桥村，2009年11月进厂。《大河报》描述说，马家大门两侧张贴着去年马父亲笔写的对联，其中一联是“生龙活虎明年比今年强”，横批是“越过越好”。
马向前是家里唯一的男孩，“老实，甚至别人打他都不会还手”，三个姐姐也在广东打工，其中三姐在富士康观澜厂区。
马最先被安排在研磨组，但因为没有工作经验，弄坏了两个钻头，被线长骂成“猪”，要他走人。12月，他被安排扫厕所、拖垃圾。
马选择辞职，却在2010年1月23日凌晨4时被发现躺在富士康深圳观澜分厂宿舍楼前，派出所方面称马猝死。
1月27日，深圳市公安局法医检验中心进行第二次尸检，其姐姐马慧发现马向前头部和体表有多处明显外伤，法医现场表示死因不明。
2月25日，来自上海司法鉴定所的3名法医解剖马的遗体，称解剖报告要等30到40个工作日才能有结果。
时至6月，马的家人一直未能看见马的尸体解剖和结论书，据此怀疑马遭遇保安殴打而死。
内部员工称，富士康有一支权力巨大的安保队伍，负责维持厂区秩序和安全保卫，几乎由“绝对服从上级指挥”的退伍军警组成，直接领命于富士康主要领导人，不受其他任何部门牵制。
马向前坠楼事件发生后，富士康保安问题被社会各界高度关注。5月19日的北京卫视《晚间新闻报道》播出一个在网上流传甚广的富士康北京厂区十数保安集体殴打员工的现场录像。虽然该台记者随后前往暗访部分工友，还未能得到对这一视频所录事件的确认，但这短短一分多钟的视频一经流传便引发网友众怒，还有网友以“富士康离职者”身份发文披露厂区保安的嚣张。
而富士康的强大到或有失控的保安体系背后，是其产品需要一个极其严格技术保密的特性。
2001年1月，富士康正式试行海关的“联网监管”，实现电子账册管理，极大提高了行政效能和通关效能，吸引美国思科、IBM、苹果电脑、日本索尼等跨国公司的巨额生产订单，而这些产品均要求高度保密。
内部员工称，深圳海关把保税区设在富士康厂区，富士康形同海关，需要高等级的安保，园区分四道防线管控，其中研发场所、重要物资仓库和重要生产车间保卫最为森严。
要命的恋爱
5月30日，深圳市龙华区富士康园区。
30多万人聚集在一个2.3平方公里的厂区里，有餐馆、超市和银行，俨然一个小县城。四个大门口附近的餐馆或者旅社经常放映A片，是一些男生最喜爱的去处。东门两个溜冰场因为碰撞而经常发生打架，还有当地社会恶势力出没，令人畏惧。富士康的男女员工最常去北门的台球场、西门和南门的网吧。他们的文化消费主要是路边的小摊或三轮车，售卖譬如《故事会》、《知音》等二手杂志。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即使在下班后和假期，也没有某种东西能够纾缓焦虑，把工人们从一个机器人变回一个人。中国国营企业少有自杀，主要是职工有家庭和多项业余活动可以缓解情绪，释放压力。
这里的工人最大的情感慰藉是恋爱，但恋爱是把双刃剑，可能需要承受失恋之痛。
2010年3月，饶乐琴跳槽到富士康做了一名一线作业员，和男友在外租了房子。
4月6日下午，饶从富士康观澜工厂C8栋宿舍7楼跳下，后在空中被树枝挡了一下，下肢粉碎性骨折。
饶的表哥称，男友可能有了新的女友，令饶痛苦。
5月11日18时许，24岁河南女生祝晨明在水斗新村宿舍跳下，摄像头拍到了她走上楼顶时的摇摆、恍惚。富士康称祝也是感情出了问题，请来家人却仍未能阻止自杀。
这个结能解开吗？
卢新完成富士康的“第七跳”后，郭台铭委托富士康副总裁何友成请来3位五台山高僧做法事，祈求公司平静。但高僧也未能制止连发跳楼自杀，网友指责郭不找寻自杀背后的制度和文化根源，不关注员工的切身感受，“不问苍生问鬼神”。
5月26日，郭台铭引领全球媒体进入深圳龙华厂采访，马向前家属跪地喊冤，称“马向前死得不明不白，警方不给说法，家属也还没有收到赔偿”，令场面难堪。
当天，郭当众三鞠躬，向系列事件中的死伤者及其家属、所有员工和全社会公开道歉，并开始在宿舍楼架设天网、隐形防护网和地网，试图拦住跳楼自杀者。
郭认为之前对自杀者赔偿过高，结果变相成为一种对自杀者的奖励。郭表示要减少赔偿金。但5月26日晚上，又一贺姓男员工跳楼自杀。次日，一陈姓男子试图切脉自杀。
富士康认为，11名出事员工中9名员工入职不到半年，轻生的原因很多在于经济、情感等个人问题，和他们的个性、情绪有密切关联。也有反驳称，在这个高度封闭的环境里，每一个人都背负巨大压力，一触即溃，失恋、失窃只是最后一根压上来的稻草。
不过，综合观察这10多个员工，的确有相当大的共性：除最小17岁、最大28岁外，其余都集中在18至25岁的年纪，其中5人为“90后”；除来自云南、甘肃的两人外，其他人都来自河南、湖南、江西、安徽、湖北5个中部省份，大多来自农村；除4人进厂时间不详，其他人全部都是2009年下半年至今年上半年进厂，亦即入职时间都不到一年；工种上，除一人是物流职员外，其他均是富士康一线员工。
5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深圳演讲说，中国应反思“低人权优势”的发展模式，18岁—25岁的新生代劳务工有更多的平等、权利、被尊重、自我实现的要求，无法像父辈一样忍辱负重，但他们在城市里无根无助，没有尊严，没有未来，是一个酸楚的“飘移的社会”。
富士康发言人刘坤承认，企业陷入困境有两大因素，一大因素就是远离客户，一大因素是远离员工，而远离员工是指心灵距离。
随着电子产业的发展，利润愈加微薄，代工企业不得不挺进中国最贫困的地区，开采内地廉价劳动力。富士康触角伸向武汉、山西、重庆等中西部地区，在处理自杀事件期间，郭台铭同时飞回台湾与四川访问团商议在四川建厂一事。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学系教授许晓军向郭台铭提出忠告———时代在发展，你所雇佣的劳动者，他们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你应该重视这个事实，你应该适应他们的变化来改变你的管理模式，就是你能不能与时俱进，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你这个管理方式迟早会被社会所淘汰。
深圳政协委员、民革市委委员刘辉称，在5月31日深圳市第五届人大会上，代市长王荣在政府报告中专门增添一页，提出要更加关心新生代劳务工，努力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生活和身心发展条件，并引导企业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改善管理方式，建立健康向上的企业人员，增强员工集体归属感，使他们感受更多企业关怀。
5月31日，《凤凰周刊》记者来到深圳观澜人民医院，准备采访跳楼自杀者中的幸存者饶乐琴，却发现饶被转移了病床，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富士康承诺承担医疗费用，但前提是饶必须缄口。
一名网友用海子的诗来安慰新一代劳务工：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城市获得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