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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趴在窗户口向里面仔细观看：车间里灯光昏暗，到处堆码着一摞摞半人高的纸张，不少工人在忙碌。一排排印刷机“轰隆”作响，机器的吸盘将纸张吸住，送进装有圆滚筒的机器里，从后面出来的就是一张张印有文字的东西了，很是新鲜。到厂工作后才知道我看到的这些印刷机械叫“圆盘印刷机”和“四开印刷机”，需要用铅字排版后才能开机印刷，而且只能印单色版，已是很落后的印刷机械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印刷机械是胶印机，还分三色和五色的，可以印刷精美的彩色照片、图画等，不需要排铅字版，而是照相制版，整个工艺过程与老机械完全不同。人民印刷厂有个胶印车间在黄石路和解放大道交叉处，有两台三色胶印机。

由印刷我马上就联想到我国的“四大发明”，联想到我特别偏爱的书籍。我对“印刷”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将“印刷”作为自己的职业，我还是很愿意的。我立刻决定：就是武汉市人民印刷厂了。

人民印刷厂是一个老国营厂，过去叫生生印刷厂，有职工300多人，以印“生生”牌帐簿和生产复写纸在武汉享有较高的知名度。由于该厂在公私合营期间是由几个小厂合并组建的，厂房分散在北京路、中山大道、解放大道、保成路等几条街上。

人民印刷厂这次一共接受了4名退伍军人。由于该厂是文革中第一次接收退伍军人，工厂负责人事的人对我很客气。当我提出希望到机修车间工作时，他答应研究后再回答我。

第二天厂里就答应将我和另外一位也是海军退伍的战友张汉生分配到机修车间（实际就是一个机修班，属股室支部管理）当机修工，后一点报到的两个陆军战友陈志民和罗想林被分配到厂里最好的车间——胶印车间。

机修车间混夹在保成路的一排居民住房中，是由居民住房改作厂房的。两层楼的房子是解放前修建的，现在已破烂不堪。一楼是机修车间，大概只有100来平方米，又黑又潮，白天都得开着灯，几台破旧的车床开动起来哐当作响，还有一台车床居然是用帆布带作为传动装置，高高吊在天花板上的铁传动轴套着帆布带，连着下面车床的传动轴。车床开动起来，传动轴和帆布带摇摇晃晃的，还不时发生帆布带跑偏掉脱下来的情况，需要人搭梯子上去将帆布带再套好。这台老掉牙的车床完全可以作为古董放到博物馆去。钳工桌的木台和车间的地面也被机油浸泡得油汲汲、黑乎乎的，条件十分简陋、寒酸。二楼是厂里的单身宿舍，住着4、5个单身汉。倒班休息时，他们总在机修车间玩。街对面还有一间60来平方的单间房屋，留作安装一台自制的3米龙门刨床用。

机修车间共有10来号人，班长刘治根，技术负责人周才干，都是厂里的老工人。车工有吴传应、吴传凯、倪子俊、齐丽华；刨工有黄德慈；钳工有陈康林、钱达发、田芳辉、肖辉、陈鑫筹、周邦义，还有一位姓龚，名字记不清了。电工有两人，一位姓张，叫张德银，年纪四十左右，另一位叫何延坤。后来又进来几位，一个是宋淑仪开车床，一个是朱琪珠开牛头刨床，还有一位姓张，四十来岁，是部队的营职干部转业，他怎么会分到我们这样小的一个工厂里来，而且还是当工人？其中肯定有隐情。他平时很沉默，显得思想包袱很重。只呆了不到半年他就调到一所学校去了。

何延坤比我大几岁，是厂里的团支部书记。他是个大舌头，说话吐词不清，厂里的人都叫他“何苕”。这样的人都可以担任厂里的团支部书记，可见厂里的年轻人中的人才匮乏。

我和另一位退伍军人张汉生被安排当了钳工，干了几个月又安排我跟黄德慈学开牛头刨床。

黄德慈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位师傅。他当时已有三十来岁了，他患了脂溢性脱发症，头顶没有几根头发，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得多。他还没有成家，连对象都没有谈。

跟黄师傅学开牛头刨床，他在技术上对我一点也不保守，手把手的教我怎样开机，怎样划线，怎样调整和校平工件，怎样打磨刀具等，很快我就能独立操作了，成为一个熟练的刨工。

一年多后，车间自己加工的一台3米的龙门刨床安装好后，我又调去跟陈鑫筹一起开龙门刨床。

陈鑫筹也是一位退伍军人，他当兵的时间比我早得多，到人民印刷厂工作也有好几年了。由于他的家庭成分也不太好，所以也没有入党。他为人也比较正直，我跟他倒是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议论社会上的种种现象，对江青等人的表演颇多微词。

1976年我刚调到造纸印刷公司时去看过他，他对我的离开表示很遗憾，说我如果不走会是一个很出色的技术工人。

多年以后，陈鑫筹担任了人民印刷厂的副厂长。改革开放后，大批国营企业关、停、并、转，陈鑫筹回家自己开办了一个小印刷厂，日子还过的过去。

从部队退伍，走上工作岗位，又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接触到新的人群，没有了部队的纪律约束和枯燥单调的集体生活，这一切，都让人感到特别轻松和自在。

工人阶级的地位在解放后，特别是在文革中，被毛主席抬高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工人阶级不但是“经济基础”的领导者，而且还要占领“上层建筑”。当年最轰动的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对进驻学校的“工宣队”队员开枪，造成了人员伤亡。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全部“下课”。用毛主席批评他们的话说，叫作他们“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

而当自己现在也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时，我看到的周围这些“工人阶级”们却怎么也让我敬佩不起来。

车间里的这群工人师傅中，经常有人为一些小事情争吵不休，也喜欢扯一些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他们大多数都没有太高的文化，也没有什么远大理想，对政治学习更是漠不关心。一到政治学习念报纸时，他们不是打瞌睡，就是织毛衣，一点热情都没有。他们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利益及周围人中间发生的事情，趁机会还会占一点公家的便宜。如：用公家的材料自制个酒精炉呀，用车床加工一个自行车钢丝扳手呀什么的等等。工厂里流行一句话叫做：“出勤不出力，出力不出活，出活就出私活。”他们连自己都领导不好，根本就没有想过还要“领导一切”。我想，毛主席所说的“工人阶级”应该是指解放前的产业工人。如“二七大罢工”中的铁路工人、“安源大罢工”中的煤矿工人等，他们受压迫最深，纪律性也较强。解放后的工人队伍成分和生活状况早已发生了变化，而像人民印刷厂这样作坊式的小企业，工人的来源多是城市贫民、家庭妇女、社会青年等等，觉悟还没有我高。

不过，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摆在脸面上，对人也比较实在，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跟他们相处没有压力。加上我干活时从不偷懒，又是退伍军人，他们对我还不错。

从1971年到1976年，我在人民印刷厂机修岗位上工作了五年的时间。

机修工是一个比较散淡的工种，开龙门刨床更是轻松。一个较大的加工部件需要一天甚至几天才完工，机器开动后有很多的休息时间，所以有“懒刨工”一说。

每天上班，一身油迹斑斑的工作服，轻松散淡的工作，一边干活还可以一边聊天。到了中午吃饭时间，拿着饭碗，慢慢散步从保成路溜达到位于北京路口的食堂去，吃完饭再溜达回来。有时候，也到各车间去转一转，看看印刷机有没有故障。一天的时间很快就混过去了。加上还要搞运动，办大批判专栏，还要参加一些听讲座什么的社会活动，还有上级部门安排的一些任务如民兵训练呀、打球呀、游泳呀、人防施工呀（我被派到位于解放公园路的人防工程搞了几个月的挖防空洞的施工，这种工程对于我这样当过工程兵的人来讲简直如儿戏一般。防空洞挖好后，解放公园湖中的水都浸透过来，防空洞中积了几十公分深的水，这样的工程简直是浪费国家财产，一点作用都没有）。

参加工作的日子比在部队时好过多了。我对入党的问题也有考虑，也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但心情没有在部队时那样焦虑、那样迫切，我把很多事情看得淡了一些。生活的磨练使人慢慢变得成熟多了，也平静多了。

在机修车间工作，除了工作环境差一些外，每天还是挺快活的。

“丰富”的业余生活

厂里的年轻人不多，我们几个退伍军人到厂以后，使厂里年轻人的业余生活活跃了不少。

那个年代，除了工作，成天就是抓阶级斗争，搞运动。家里没有电视可看，社会上也没有娱乐场所可去，电影院也没有几部电影可放，公开发行的书也没有几本可读。职工的业余生活很简单，主要是以革命内容为主体的“文艺宣传演出”，每个厂几乎都有“文艺宣传队”，演出一些自己编排的节目或是唱革命样板戏。再就是打球，主要是篮球和乒乓球。上级组织也经常举行文艺汇演和篮球、乒乓球比赛。厂里也有个图书室，但没有几本书好看。

就是这样简单的业余生活，过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一是下班后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看看书，打打球，唱唱革命歌曲和样板戏。人与人之间相处都很融洽。而不是像现在，下班回家关门自我封闭，隔壁邻居老死不相往来。二是开展文体活动有益于身心健康，增强体质。而不是像现在要不是盯着电视机、电脑一盯就是几个小时，要不就是打麻将，一打一个通宵。没有一项是对身体有益的。

工厂里有一帮文艺爱好者，业余时间在一起练唱革命样板戏。厂里有几个人的乐器玩得还不错：李荣青的京胡、胡司机的二胡、还有一人（姓刘？）的琵琶。当时正流行的是京剧《杜鹃山》，每天下班后，一帮年轻人集中到厂工会的活动室里唱上一番，兴致盎然。大家有唱有看，气氛很浓烈。一部《杜鹃山》很快就被大家唱得滚瓜烂熟了。

厂里没有人喜欢打篮球。在我到厂之前，厂里没有篮球队。我这个人没有文艺细胞，跟他们看了几天唱样板戏也就没有多大意思了。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而且游泳和篮球是我的强项，中学时曾被选中到校篮球队作为一名替补队员。

我到厂以后，立刻倡议成立厂篮球队，得到几位退伍军人的响应，厂里其他几位对篮球有点兴趣的年轻人也加入进来。我们利用下班后的休息时间练球，训练到一定程度，就联系跟附近其他工厂举行篮球友谊比赛。几乎每个星期我们都要出去赛球。球队里除了我和另一位退伍军人罗想林的球打得还可以外，其他人的球打得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由于有我和罗想林撑着，就是这样一支球队，在与其他厂进行友谊比赛时，还是打得有声有色、有输有赢、十分激烈，吸引了不少的人前来观战。

我还说服厂工会主席为篮球队添置了球衣，公家出一部分钱，自己也掏一点；每次球赛后还有几角钱的宵夜费，可以买一碗肉丝面或一碗混沌吃，大家都很高兴。

厂篮球队成立不久，赶上了江岸区工交局举行的所属企业间的篮球比赛。人民印刷厂当时还是一个支部级的企业，属于区工交局管辖。一年多后，又划归武汉市造纸印刷工业公司领导，并升格为总支级企业。在参加比赛各支球队中，我们厂的篮球队的水平属于一般，但我的表现还是很突出的。特别是我的左手中距离投篮的命中率较高，是球队的主要得分手，在比赛中很出风头。

区工交局的篮球比赛结束后，又挑选出各厂的篮球高手组成了工交局的代表队，准备参加江岸区辖范围的各企业间的篮球比赛。我和罗想林被选中。球队中有几个人的篮球打得特别好，江岸搬运站的一位汽车司机可以在中场跳球线附近远距离投篮，命中率很高；还有一位姓鲁的大个子，在球场上横冲直撞，无人可阻挡。我在球队里只能算一个候补队员，上场的机会不多。江岸区范围内的大单位不少，有供电局和江岸车辆厂这样实力强大的对手。我们这支球队居然越战越勇，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篮球比赛结束不久，1971年6月，武汉市又在筹备举行“纪念毛主席7.16横渡长江五周年”的万人横渡长江的大型活动，“横渡长江指挥部”要求有关单位组织人员参加。根据参与单位的大小按60至100人的规模组成方队，整个横渡长江的方队有100多个。“横渡长江指挥部”还要求每个方队前还有用浮筒固定的横幅标语牌，还要插上一排红旗，以壮声势。

上级给江岸区工交局下达的任务是组织一个60人的游泳方队，我和罗想林又有幸参加了这次横渡长江的活动。

我们提前半个月进行游泳训练，每天将队伍拉到东湖，在湖中练习队形，每天一游就是几个小时。文革中还在学校时，我横渡长江达几十次，都是自己去游的。参加有组织的横渡长江活动这是第一次。

为了提高耐力，我们还多次从东湖的听涛亭下水，游到湖中间的湖心亭，休息一会儿再返游回来。这段距离来回一趟大约有3000来米。我游泳的速度较快，耐力也不错，被领队选中担任方队前面推拉横幅标语牌的十人之一。

在方队前推拉横幅标语牌是件十分吃力的事情。在东湖的静水中游还不觉得太累，到长江时就完全不一样了。

为了保证“纪念毛主席7.16横渡长江五周年”的万人横渡长江活动不出问题，在正式横渡江前还举行了三次试渡进行彩排。

第一次试渡时，从武昌大桥头一下水，桥墩周围形成的漩涡将标语牌冲得原地直转圈，拉也拉不动。费了好大的劲才冲出漩涡，人都累得差不多了。有的人干脆就趴在横幅标语牌的浮筒上偷懒，队伍一下子就乱了。其他的方队与我们的情况大体一样，一下水就被冲得七零八落，万人的游泳队伍完全形不成一个个方阵，浩瀚的江面上稀里哗啦的到处是人，大家乱哄哄地过了江，第一次试渡没有成功。

根据第一次试渡的经验教训，“横渡长江指挥部”要求各个单位将标语牌改小一点，并增加人员来推拉标语牌。以后的第二次试渡和第三次试渡都圆满成功。

1971年7月16日上午9时，“纪念毛主席7.16横渡长江五周年”的渡江活动正式开始。游泳的队伍从武昌长江大桥横渡长江的下水处一直排到了阅马场附近。

这次横渡长江活动汲取了1967年8月1号横渡的教训，那次因组织不好，下水时发生人员拥挤的踩踏事件，淹死了不少人。这次每个方队下水的时间都有一个间隔，有很多工作人员在下水处控制指挥方队下水。这样也使整个横渡长江的活动时间拖得很长。我们江岸区工交局的方队在整个横渡方队中排位中间偏后，到中午11点多钟，我们的队伍才挪到武昌中华门码头附近，估计还有半小时才能下水，大家都有点等得不耐烦了。

为了保证队员的安全，每个方队都配了一艘木船。第三次试渡时，领队要我和罗想林担任了救生员（说明我的水性之好），坐在船上跟队伍一起前进。我只参加了两次试渡，第三次试渡和这次正式横渡，我都有没有下水，坐在木船上看热闹。

正式横渡那天，万人游泳大军横渡长江的场面真是宏伟壮观。只见长江两岸红旗招展，人头如织，锣鼓喧天；宽阔的江面上游泳方队前的一排排红旗和标语牌也十分醒目，游泳大军中口号声此起彼伏，一个个方阵队形基本整齐，密密麻麻的游泳队伍几乎将整个江面都铺满了。前面的队伍已经到达汉口滨江公园登岸，后面还有队伍在武昌桥头等待下水。可以想象从武昌桥头到汉口滨江公园约七公里的江面上人头攒动、红旗飘舞、口号震天是一个何等壮观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