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21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21日刊发韩咏红的文章《珍惜打工者的爱与痛》，文章从一个打工妹诗人的诗作谈到当今农民工地位之问题，文章注意到中国领导层明显将更大的注意力投射到弱势群体与社会公平的问题上。
文章摘编如下：
无意中看到广东打工妹诗人郑小琼的诗作：“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加班，薪水……我透过寂静的白炽灯光看见疲惫的影子投影在机台上，它慢慢的移动转身，弓下来，沉默如一块铸铁。”
她是2007年人民文学奖“新浪潮”散文奖得主。2001年，21岁的郑小琼从四川老家到东莞打工，最初被老板欠过工资，后来到五金厂打工5年，其中两年在流水线上负责将铁片安到超声波下轧孔，同样的动作每天重复1万多次，拇指盖曾被超声波打断。在生活的痛苦与耻辱感压力下，开始写诗。
几年前，都市媒体对她做了不少介绍，写她在工厂里偷偷写诗，周围同事包括父母都不知道，甚至连得奖她都没告诉父母，以免父母提出“写诗歌赚钱吗”的问题。但是，她的敏锐笔触却有力地记录了改革开放时代下，上亿农家子弟进城将青春献给工厂、给流水线、给出口企业，给城市的运转。他们的付出给国家带来显着的出口增长率，拉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津贴了国外消费者购买“made in China”廉价商品，实现国内各种基础建设与社会服务，但是农民工本人所得的却极微薄。
“她把自己安置/在流水线的某个工位，用工号替代/ 姓名与性别，在一台机床刨磨切削/内心充满了爱与埋怨”。我最近才仔细读了这些诗作，愧觉自己发现得太晚。
在今年背景下，重温有关农民工处境的文学作品，感觉到现实的沉重。繁荣，总是踩着底层的牺牲而建立起来，至少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在经济起飞的初期情况都是如此。问题是，经济发展要达到什么阶段，才是农民工获得更公平回报的时候？
工人要求提高待遇、改善福利的呼声强烈。但是放到大格局里看，要求他们继续为所谓的集体利益抑制个体要求恐怕是不现实的。当国内一座又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发展起来；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国庆大阅兵等盛会不断传递国家富强的信号；看着城市里先富阶层吃香喝辣，工人们很难不产生不平感想。
何况，农民工收入低，并不全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还包括体制性不平等因素，如备受批评的城乡二元体制。用郑小琼受访时说过的话，因为没有本科学历或城市户口，很多农民工即使在企业里做到管理层，也始终是在体制外，那不是叫候鸟，是“无脚鸟”，不知何处能安身。
今年初，中国国家领导人明显将更大的注意力投射到弱势群体与社会公平的问题上。全国“两会”上留下“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警句，年初以来领导人的承诺还包括让人民“有尊严的生活”，增加劳动者报酬让劳动者“体面劳动”。最近各地涌现的加薪潮，以及政府对罢工活动基本中立的态度，证明那些表态并非光说不练。时代的变化也不允许政府、企业以至社会继续对底层劳动者的牺牲无动于衷，社会矛盾对稳定构成的挑战，以及产业转型的迫切性，都在要求各界正视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不合理、不平等与不可持续。再者 ，随着社会总体文明的提升，底层的故事开始刺痛更多人的神经，踩着别人的牺牲建立起来的GDP，越来越不能让人感到骄傲。
新制度与新观念正在从旧体制里剧烈挣扎着力求横空出世，虽然阻力依然存在。中国现在所处的可以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时代，也可能是充满犹豫蹒跚的时代，在沉默无声与压抑感中任由进步力量逐渐退化。
所幸，中国社会的底蕴——教育的普及、民族振兴的集体历史使命感、底层的觉醒，都会拒绝“集体退步”这一结果。吊诡的是，广大底层劳动者曾是经济建设的主力，现在他们将成为国家转型的一股推动力。至于说，工人普遍加薪会把外资吓跑，这多少有点吓唬人的味道，新增的成本压力，可以通过生产力提升来抵消。
我还想引用郑小琼的诗，她的《黄麻岭》这样写道：“风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也许，早年的中国工人与农民工曾经是这样的：在国家建设初期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他们付出了一切，最后剩下苍老回家。这不应该再次成为新一代农民工无可逃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