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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繫之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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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情险恶，人情淡薄。雨送黄昏，花谢易落。曾几何时，昨非今是。雨后黄昏，博客行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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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名女尸案 |
| | 当年曾发生的一件无名女尸案，涉案人和死者都是认识的人......
杨老师的一家四面环山的一块平地，在高原称之为坝子。随着岁月的流逝，人口的增长，终于成为小城。
弯弯曲曲穿城而过的小河，水质清澈透明，水中常有鱼儿游动,是众人的饮水来源。夏天气候炎热，常见男女老少河中戏水，洗澡。河边树下钓鱼的人也不少。河水深处，还有鱼夫可以划船打鱼。
杨老师是小城中学的一名教师，杨老师的妻子恰好在笔者当年所居住的小学里任教，称之为姚老师。杨老师父亲早逝，有母亲和弟弟超仁，还有两个年幼女儿。一家六口住在一个两层楼的小屋里。超仁中学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经姚老师推荐和介绍，也在那个小学里作代课教师。
杨老师的一家，在小城里只是普通平常的一户人家。若不是因为一件人命大案，杨老师一家应该没有故事可以写入几十年以后的博客。
无名女尸
1961年，史称“困难时期”。农村饿死人不少，城里的人也饿的半死不活。值得庆幸的是，那一年是毛泽东和中共执政后，罕见的没有政治运动的一年。
某日，渔夫从河中捞起一个包裹，解开看后，駭然在目的是无头，也无四肢的一具女尸。渔夫和旁观者皆吓得魂飞胆丧，此事当天传遍小城。此事也立刻惊动警方（当年虽有公，检，法之称，都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实为一家，故简称警方）。如此恶性人命大案，上面要警方限期破案。警方则全城动员，挨家挨户调查哪家是否有年轻女性失踪？
在人口不多的小城里，警方很快获得笔者同学欧的父母报告，欧的姐姐小平已失踪多日。警方很快验证死者属小平。小平当时也是在姚老师任教的学校作代课教师，而超仁和小平又正在“谈恋爱”。看来超仁是嫌犯无疑，警方立即抓捕超仁，超仁却跑了。
没有抓到超仁，先把杨老师，姚老师，杨母全都抓关起来。小学里人人草木皆兵，所有教职员工，不分白天黑夜，开大会小会交代线索。上下忙的鸡飞狗跳，把整个学校翻了个遍，企图找出人头和四肢。到了后来，有妊在身的校领导累得流产和病倒。
搜山“困难时期”无论走到哪里，除了钱，还得有粮票才能买到吃的，买车票和住宿更需要单位证明。在警方撒下的天罗地网里，超仁还能跑哪里去？
不久便有城郊的农民报告，有人偷吃地里的生玉米。警方组织了规模浩大的搜山，终于把隐藏在山中的超仁抓获。
主犯和从犯把杨家一网打尽，人命大案破了。可主犯是谁呢？
杨母此时主动承认，自己是杀死小平的主犯，杨母把一切罪责包揽自己身上。但在警方看来，这只是杨母救犊心切，企图用自己的命抵儿子的死罪而已。杨母结果被判从犯，经关押数年后，死在狱中。
至于超仁，很快就被判杀人犯，死刑，立即执行。
在审问杨老师，姚老师二人时，二人则坚决不承认有罪，还咬定自己啥都不知道！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下，他们最后被判“知情不报罪”，在监狱中长期关押。笔者在文革中曾见姚老师被革命左派们从监牢中揪回原小学，斗得死去活来，打得不成人样。
杨老师和姚老师生的大女和二女“上山下乡”后嫁当地农民。 在案发时，姚老师已有身妊，在监狱中产下一女，后送孤儿院，不知所终。
尾声待先皇晏驾后，神州大地处处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杨老师和姚老师二人得释放出狱，后作退休人员安置。杨，姚二人曾开了一个小小的“庆生”会，邀请诸位小学老师到家里庆祝劫后余生。
朋友评说：
司法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传承惯性的力量异常强大，绝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焕然一新。文化这个题目十分抽象，还得从一些具体的行为方式和原则来加以理解。
有一句话在这几十年里曾是不容置疑的口号和原则，它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本来这只是司法部门的原则，后来在文革的十年动乱期间泛滥开了，在一切“开展斗争”的地方，都会高喊这个口号。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话有些什么意义呢？
首先，它排除了执法者犯错误的可能性。从宽和从严，其区别只是惩罚的程度不同，相对应之人必定要受到惩处，确定无疑。既然相对的人必将受到惩处，当然反过来“证明”了执法者“永远正确”，于是形成了一个逻辑循环。“永远正确”使得执法权不受任何程序的约束，给若干冤案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前提之下，“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
其次，对已失去自由的“嫌犯”，“坦白”或者“抗拒”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以口供的形式表达的，这反映了司法文化的一大特征是极其重视口供。历史故事中的冤案，几乎无一例外都伴随着对“屈打成招”的描述。只要极重视口供，就必然会激发起用各种手段获取口供的积极性。口供能作为定案的关键依据，甚至唯一依据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在包青天断案的许多故事里，都非常细致地描绘了青天大人获取口供的聪明才智。不仅表现出官场，甚至也表现出民间对口供的“迷信”。而允许用口供定案，正是历史上制造冤案的成本最低廉的方法，当然主要用于政治斗争，对应的执法官称为酷吏。
第三，没有沉默权，这意味着要求相对人自己证明自己有罪——或轻（坦白）或重（抗拒）。这是权力与职责的倒置。
近些年变化非常显著，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前进了几大步。例如，已实行重证据而不重口供的原则，没有旁证支持的口供再也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颁布了国家赔偿法，表明已不回避执法者可能存在犯错甚至违法办案的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个口号虽然未受到公开批判，但已开始销声匿迹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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