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研討會的第二天時分主題的小組討論和相關活, 我分在“國際化管理”這個組。兩位主講教授正好都是印度裔。 順便說一下, 現在美國的商學院外籍教授的比例越來越高, 尤其是MIS, 生產管理, 會計, 金融等專業, 而在外籍教授中，又以印度裔和華裔居多。這次的研討會總共有十位主講, 其中三位是印度裔 - B 教授是70 年代就來到美國的“老字輩”,而K 教授則只有四十歲出頭; 另外主講OM 的一位印度裔教授大概也只有四十多歲; 另外一位是年輕有為,在International Business 界被稱為“上升的明星”的來自大陸的P 教授; 還有兩位是土耳其裔-- 也就是說, 十位知名主講中, 有一半都是外籍美國人--這在這種活動中並不是少見的情況。不過, 在我的小組中, 除了我和另外一位來自尼日利亞的非裔教授，以及一位非裔美國人以外, 其他都是歐裔美國人。由於會議地點在南方, 參加者較多來自南方各大學, 以南卡, 北卡, 阿拉巴馬，喬治亞等州的居多, 但也有來自中西部, 甚至西部的一些同行,所以在各方面來說都算是一個比較多元化的集合。
前面說過, 主講的B 教授對 emerging economies 有非常濃厚的興趣, 他近年來的研究和諮詢主題也側重在這個方面, 因此我們小組的討論會中有相當的重點放到了與此有關的題目上。我因為是唯一一個中國人, 討論當中很多關於中國的問題，大家都找我提問，讓我有點“喧賓奪主”的感覺了。當然很多小組成員不乏見多識廣, 經驗豐富的學者, 在研究和諮詢生涯中和很多其他國家的學者和企業有過不少接觸，大家暢所欲言, 頻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我開玩笑說，如果每個人頭上有一個monitor 的話，肯定會看到此起彼落的"Aha" moments)。這裡就以討論中的一些有關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和異同比較來做一點總結, 最後一篇再談談企業本土化 vs.全球化，以及全球環境下企業的社會責任等有意思的話題。
中國 v. 印度
在上篇的評論中，網友山哥提到印度學者和中國學者的一個區別: 印度學者喜歡拼命吹噓自己的國家，而中國學者則喜歡極力貶低自己的國家。我不知道這個結論是從何而來，但從我直接和間接接觸到的在這邊的印度和中國學者來看, 這個結論至少在搞管理和其他商學學科的學者中並不成立-- 當然也許對搞宏觀學科的,，比如經濟學的兩國學者更合適一些。究其原因，應該是和經濟學與管理學的主要研究興趣和問題不同有關-- 前者主要着眼於國家的一些結構性的特點和性質，比如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市場的開放度和競爭程度，資本市場的自由度等等，而這些和國家的政治制度直接相關(一般來講，集權政治制度往往和國家控制的計劃經濟並行，而民主政治制度則自然地和市場自由經濟並行 -- 當然中國目前是一個例外，這個在上篇中已經提到了)，因此偏好自由市場制度的多數西方經濟學者(包括印度和中國背景的學者)，很自然地會對印度的政治經濟體制有天然的好感，而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脫節的體制多有非議。但搞管理的就不同了，因為管理學科是一門實用性的學科，對意識形態，國家經濟結構等背景雖然也有關注，但主要的研究對象是企業和行業，關心的問題也主要是公司績效果，企業競爭優勢這些方面。因此，在對中國和印度的比較中，很多學者更加看好中國，比如這兩位印度裔的教授就毫不掩飾對中國企業競爭力的讚賞。
B 教授在比較中印兩國制度上的不同導致的效率不同時，用了兩個極端的例子 --
中國的例子是三峽移民 -- 大約十年前，中國開始了大規模的三峽移民，百萬世代居住在三峽地區的原住民轉到其他地方居住，並為他們提供廉價公寓住房，安排工作，和其他的福利。他感嘆，這種事情，只有在中國可以做到！ 相比之下，印度的 Tata 集團，前兩年計劃在孟買附近一個地方建立一個規模巨大的工廠(具體生產什麼我忘記了，好像是汽車)，如果投產，幾年內將雇用多達四萬工人。但這個計劃遭到了當地居民的強烈反抗，最後不得不到幾十里以外的，地理位置差很多的地方買下空地建立了工廠。當然，B 可能沒聽說過”最牛釘子戶“這個說法，呵呵。對於三峽工程本身的利弊，這裡不作討論，但就事論事地看這兩件事情，集權和民主國家的效率之不同, 從這個對比可以看得十分明顯 -- 不是有人說麼，“民主是個老烏龜”，呵呵 (說句題外話，像BP 漏油事件如果是發生在中國，恐怕也不會拖得這麼久 -- 救災的軍隊早就開過去了)。
不過，B 教授也指出，中國目前的經濟過份依賴外來投資，使得本土企業在創新和
技術方面得不到實質性的發展，將對今後的競爭力產生限制。當然這和中國目前的
外向型，勞動力密集型經濟模式密切相關，但在勞動力成本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後，
應該認真考慮經濟轉型。在這方面，印度對外資的依賴似乎要小一些，而本土企業
在一些前沿產業如製藥業的競爭力，也開始在國際市場上顯示威力。同時，很多歐
美國家的大企業紛紛在印度設立研究中心(在中國開始得晚一些，但也有很多)，充
份利用該國豐富的 human talents 。比如GE就在印度的 建立了概公司在美國本土之外最大的綜合性研究和開發中心( http://ge.geglobalresearch.com/locations/bangalore-india/; 在上海也有一家這樣的中心： http://ge.geglobalresearch.com/locations/shanghai-china/)。這些研究中心主要致力於新興能源，材料和醫療器材方面的研究開發，比如印度的中心就開發出了比傳統的人體掃描機便宜一半以上的便攜式掃描機。用B 教授的話來講，就是“這些企業對降低成本的思維是革命性的，因為他們的目標是將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的產品的成本降低80%，而不只是20%！”對來自 emerging economies 的創新，，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在特刊文章“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中專門有報道：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5879369?STORY_ID=15879369
中國 V 日本
B 教授首先提到，二十多年前面對日本企業的“ aggressive invasion”，美國民眾和政界都對日本產生了一種 obsession (順便提一下，分部在全國33 所大學的CIBER 中心，就是在80 年代裡根政府簽署的一項特別議案通過建立的, 當時的主要誘因, 就是為了在日本企業的強力競爭之下，通過有關國際化管理的研究和教學，來提高美國企業的競爭力)，而近年來因為中國的經濟迅速崛起，美國人似乎又開始對中國產生了相似的obsession 。當然他也指出，二十多年前對日本的obsession 導致了媒體和民間的 "Japan bashing" ， 而現在美國媒體雖然也有不少負面的關於中國的報道,但總的來說，還沒有像當初對日本那樣進行"China bashing" , 也許是因為"中國威脅"在商業層面還只是停留在商品出口上，還沒有像日本企業當初那樣大規模地在美國收購美國公司和資產(當初一家日本企業企圖購買洛克非勒中心，遭到朝野大力反對，最後終於不了了之)。但他也預測,如果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持續上升,中國堅持貨幣不升值的話，也許矛盾會漸漸升級。至於這個結果到底對兩個國家的負面影響更多更大，就是很難一言以蔽之的問題了。
對比中國和美國，日本文化的“同一性”是一個很突出的特質-- 它非常重視“自己人”和“外來者”之間的不同,而且具有很強的同化性(這點來自日本的網友在水一方和夏子都多次撰文提到)。日本企業的一大特點就是善於學習別人的先進技，然後將它提高，升華，再beat the original creators at their own games。從這點上來說，儘管日本的不少企業在世界市場上享有很高的占有額，但它們的競爭優勢大都不是在商品的 product innovations , 而是主要以質量精細和價格低廉取勝 (quality advantage and process innovation) ;這種策略導向,和日本文化的不喜歡變化( high in uncertainty avoidance )，尊重秩序 ( high in power distance )，以及喜歡 consensus based 決策的 collective 屬性是相輔相成的。這也是為什麼“全面質量管理”這些手段雖然是在美國最先發明的,卻是在日本得到發揚光大,成為日本企業一時稱霸全球的競爭優勢之一。
日本和中國文化都很尊重傳統,但日本人似乎更注重傳統的符號性質-- 比如,一位曾經在日本待過很長時間的教授提到，日本的很多傳統儀式，比如花道,茶道,劍道(武士們會長期苦練，只為將自己拔劍的動作完美化)，在其他文化中都很難找到對應的 equivalent， 而這正好反映了日本文化的非功利性的一面。對這個問題,B 教授開玩笑說，“美國的運動員們也許是例外 -- 那些高爾夫球員和棒球隊員,不是也會千百次地反覆練習某個扔球或者擊球動作，只為將它完美化嗎？”對此,那位教授回答說：“可是，高迷和棒球迷反覆練習擊球動作，為的是某種功利性的結果,而不是為了過程的完美而完美；而且，棒球隊員的擊球動作千差萬別,並無統一的規範可循，只要最後的結果是讓他能打到本壘就可以了 - 這和日本茶道, 花道,和劍道的統一規範動作完全兩樣，所以，從這個角度講，日本文化對‘comformity and consistency’的要求，是任何其他民族和文化都沒有的”。
當然，日本的這種“us vs. them”的同一性特徵，也表現在戰後國家對一些“重點行
業”的大力扶持上(所謂的“工業策劃”計劃)，比如汽車，重型機械，電子工業等
後來橫掃全球市場的產業。但這 top down 的競爭手段和盤根錯節的集團結構( "keritsu" ) 也造成了很多結構性的問題，加上80 年代廣場協議後日元被迫大幅度升值,導致了之後長達二十年的慢性衰退(過去二十年在日本被稱為"the lost decades" )。相比今天的中國和二十多年前的日本，的確是有很多的相似之處。但我發現, 日本即便在和世界接軌的7-80 年代，也少有向其他國家派出留學生, 自費留學歐美的也並不多。少有的這些留學生，在學成之後基本上都選擇了回國。這自然和日本本國的生活水平高有關係 -- 但是否也從另一個側面表明了日本文化強烈的同一性呢？前面說過，現在美國的商學院的教授中,有很多來自其他國家的學者, 但日本學者似乎仍然是鳳毛麟角 -- 事實上, 日本的商學研究和歐美幾乎沒有什麼太多的來往-- 每年的美國管理學會，來自歐洲, 拉丁美洲和亞洲的學者和學生越來越多，但來自日本的與會者卻非常少見。這種“偏居一隅”的做法，對日本在日益緊密聯繫的地球村的地位，到底是好處更多還是害處更多呢？ 當年美國社會對日本的 “ bashing ”，是否也和它的這種 “自成一體” 的做法有關係呢？這樣看來，中國和世界的融合，似乎比日本當年做得要好，至少在“人”的融合上是這樣-- 我們這些身在國外的學子，學者和各行各業的從業者們，在不經意之中，恐怕都扮演了“中國親和大使”的角色呢。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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