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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参加军委民航局华中分局工作的（当时民航属军管）。其实此前市教育局招考教师我已榜上有名，正准备去报到时，民航政委田绩考和我谈话，要我不去教书，留在民航工作。因我在家属学习班表现积极，要求进步，被认定是“民航后备军”，这样我就成为民航局的一名包干制干部。所谓包干制，就是没有工资，组织管吃饭，每年（或两年）发一套列宁服、一双皮鞋，每月发点洗理费而已。可我自己却要掏钱请保姆带孩子。这我并不计较，因为我参加了革命工作，不是为了挣钱。但也担心民航是技术姓很强的部门，怕没有适合我的工作。

此时正值抗美援朝的激烈阶段，单位要配合搞宣传，不久就把我从华中分局收发室（汉口珞珈山街1号是局办公楼）调到武昌民航武汉站总机室以便于参加独幕剧《母亲的心》的排练。主演是翁乾之（她也是民航家属参加工作的），我演她的亲家母。后来在铁路俱乐部演出，反映不错。

五二年初全国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这是“三反”运动的前奏。随着刘青山、张子善两个红小鬼出身的高层领导干部被中央处决，轰轰烈烈的“三反”就在全国全面铺开。运动的重点是“反贪污”（另外两个是“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各单位都有“抓老虎”的指标。局长李勃作动员报告说民航局是“老虎窩子”，大家要查亮眼睛检举揭发，本人也要争取主动坦白交待。我第一次参加共产党的群众运动，感到新奇不已。这期间半日工作半日坐下来学习，不准外出。为造成气氛给贪污分子施加压力，学习前要教唱“三反运动歌”，歌词我还清楚记得：

贪污分子，你睁开眼，

两条道路由你挑，

一条活路，一条绝路，

一条光明，一条黑暗。

想想吧，看你走向那一条!

彻底坦白从宽处理，

拒不坦白要严办!

一定要严办!

运动逐步深入，对象浮出水面，原央航重庆站电台台长马国贤成了“黄金老虎”（此外还有汽油老虎、器材老虎、房产老虎等）。“老虎”们都被关进了“老虎笼子”，珞珈山街1号的地下室就是笼子之一处。

我在旧社会经历简单，自然成了可以使用的积极分子，分派我和革大调来的女同志李惠芳一同去做马国贤家属的工作。台长太太闵树荣在重庆时我们是有过往来的，去做她的工作开始还有些拉不下面子，但一想这是组织分配的革命工作，我帮助她也是为她家好，就耐心动员她帮助马国贤坦白重庆解放前夕央航总公司给职工发放的以黄金折合三个月的工资（应变费）的问题。她并不承认其中有贪污，我们就说组织上已经掌握了材料，早交待退赃早解脱。这样软说硬磨的去了几次未见成效，她却向我们诉苦，说工资冻结了，发的生活费不够用。她孩子多，我们也有些同情但不好说什么。

大概又过了一个多月，中央派钱瑛部长来汉进一步动员群众深入开展三反运动，在滨江公园召开万人大会，好几个单位参加。她号召贪污分子的家属可当场表态坦白，争取宽大处理。只见闵树荣举起颤抖的手说“我要坦白!”我想这也许是我们做工作起了些作用，但会后她又没有交待出什么具体问题，东拉西扯地把问题引到香港总公司薛之同身上。当时她也许是灵机一动做出一种姿态表示并非顽固抗拒吧。

半年后，这样大张旗鼓搞运动的结果出人意外，民航局除了鸡毛蒜皮外没有抓到一只真正的“老虎”。到了处理阶段“老虎”们恢复人身自由，冻结的工资全部照发。他们出来后不胜感谢组织弄清了自己的问题，我们这些“运动员”也觉得党是实事求是的，不冤枉一个好人。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也认为对象经得起考验。好像没有想到这种做法是对人权的侵犯，人格的侮辱，而且白白浪费了多少人力和时间。

二、又成了肃反队伍的一员

三反运动后，华中分局因机构重叠撤销，人员全部调出（我这时是局办资料员看报纸剪有关资料供领导参考）。一九五二年十月调我到中南公路局汽车轮渡管理所，改为低薪制（那时还没有建大桥汽车过江靠轮渡）。刚去搞总务，后又调所长室搞文秘、人事。五五年初见报载高等学校招生，在职干部三十岁以下的也可以报考，而且可带薪学习。这可是我圆大学梦的极好机会呀（我高中辍学纯属意外）!我暗自复习功课做考学校的准备，在长江海员宣传干部学习班（我也在工会搞宣传）结业后就向所里提出考大学的申请，不料这时反胡风运动扩大成全国范围的肃反，各部门要关起门来搞清查反革命，谁也不能离开这场运动，而且干部要集中住宿学习一段时间。按“公安六条”抓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里二十几个干部中刘凯旋等两三人符合六条（解放前行政科长以上、军队连长以上、党务区分部书记以上、三青团分队长以上等）成了清查对象。我的历史简单，只是在国立六中初中时集体加入过三青团，算是一般的历史污点，当然又成了积极分子。其实这些人的历史问题早就交待过了，现在又要挖他们有没有隐瞒的罪行，有没有反共的活动，我对此有些不解；我思想上不解的还有从公布的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上看都是文艺界的问题，怎么就成了反革命集团呢？我的认识是只有杀人放火搞破坏，反对政府的才叫反革命。当然不解归不解，党中央这样布置必有其道理，不能怀疑。积极投入运动吧!

轮渡所此时已划归五三年成立的武汉港务局，运动由局党委领导。很快局里成立了肃反办公室，各部门抽调的人员集中办公，我们所只我一人被抽调去了。到局肃反办的绝大多数都是党员，我只是培养对象。由于组织的信任作为党员使用，我当然高兴。这里的任务是从重点人员的档案中找问题，发现疑点列出外调线索，取得查证材料后作出有无问题的结论。搞外调的人根据我们列出的调查线索跑遍全国东南西北，既劳民又伤财，也没查出什么大问题来，但给清查对象做出了历史结论，和本人见面签字，单位盖章，也算是了结一桩历史公案（文革时又推翻原结论再次批斗），而我的大学梦终成泡影，因我的年龄已满三十岁，这成为我永远的憾事。

三、从播音室到整风办公室

五七年三月我局肃反运动结束，我没回轮渡所调为二作业区党总支宣传干事。但具体工作是播音员。局里购买了三套播音设备，在三个作业区各设立播音室。沿江各码头都安装了高音喇叭。据说购置这些设备花了不少钱。别看广播事小，局里可把这当做自己的广播电台，机要部门嘛!从肃反干部中挑出蒋崇文、刘岱明和我当播音员。政治上不可靠的不能用（要是在播音时散布反动言论市里都能听到怎么办!）俨然是中央广播电台的作派。虽然是组织信任，可我并不喜欢，因为这工作太单调，每天开了机子不过读读报、放放唱片、播播表扬稿。好处是播音室设在趸船上，一个人自由自在，随意性强。这样闲适没过两个月，又一拨运动---大鸣大放整风运动开始了，我是总支宣传干事自然又回机关搞运动。局里区里都成立整风办公室，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写大字报帮党整风。我和从机械股抽调的刘淑珍收集大字报底稿，并将写给每个人的底稿集中起来交与本人。还要逐日统计鸣放条数上报局整风办。局里从鸣放条数的多少了解各区运动的开展情况，鸣放的条数越多就说明群众发动的越好。到后来大家都好像没有什么可提的了，就说写表扬稿也行（我都收到了几条）。正在运动处于沉闷阶段，《人民日报》发表了《工人阶级说话了》的社论，如同一声巨响，运动急转直下，变为“反右派斗争”，“不能容忍他们向党猖狂进攻”。我们单位哪有北京这类高级知识分子、科学家、民主人士，鸣放出来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但也不能不揪出几个右派来，这是有指标的。可能是由于平时不够积极和爱说怪话吧，调度股的朱某某和业校女老师栗继馨被内定为右派，在一次机关召开的大会上把他们当场揪了出来，后送沙洋农场（？）运动才算进入尾声整改阶段。区里办了个整风成果展览，宣传整风反右的伟大胜利。我和刘淑珍都当了讲解员。

四、为大跃进摇旗呐喊

整风反右刚刚结束，五八年又开始高举三面红旗搞起了大跃进。党中央发动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大干快上超英赶美。对工业战线提出的口号是“打一场人民战争，为夺取今年产钢一0七0万吨而奋斗”，要求各条战线都要大放卫星。我们运输单位提出了“出大力，流大汗，多装快卸，放操作吨卫星”的口号。长航工人诗人黄声孝的声音最为豪迈：“装卸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左手送走上海市，右手迎来重庆城”。

宣传工作是政治任务的急先锋，不仅要写文字的宣传材料，组织学习，还要大造声势，搞出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气氛。我们在各码头都扯起了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红布大标语，在防水墙上刷出一天等于二十年、超英赶美等口号，宣传栏里贴满各种大跃进资料，真是好不热闹。局宣传科还不时下来检查，提出新的要求。有时要在我区开现场会了，那更是要连夜布置得有声有色，只能调工人上来一起战通宵。遇到装卸重点船只，还要组织宣传队上趸船演唱自己编写的小节目鼓舞士气，敲锣打鼓送表扬信，向局里送放出卫星的喜报……搞到深更半夜都回不了家。

新花样层出不穷，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大办钢铁的高潮，我们是搞航运装卸的部门，哪里懂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不搞怎么行呢，在货场边砌起了两座小土高炉，抽20多个工人三班倒当炼钢师傅，机关干部全部参加锤矿石、焦炭（轮流上班，业余加班劳动）我清楚地记得那年的中秋之夜我们一边锤矿石一边听见武汉关的大钟敲响十二下，不过倒也看见铁水流出来了，红通通的。可那是没有用的废渣呀，而那些矿石、焦炭搞不清是从哪儿弄来的，很可能是货主托运的物资被我们“就地取材”了。

更为稀奇的是市里下达指示，要运输单位搞技术革新，而且要快出成果。装卸工人和技术沾不了边，机修小厂的工人重任在肩。他们也真有办法，硬是用货主的矽钢片做成一台小吊杆，区里连忙组织一车人马，敲锣打鼓向市委送喜报，还放鞭以示庆贺。可是后来知道这是把做大型机械的高级优质钢片做成根本没有什么用的小吊杆，是惊人的浪费；何况还是偷用了货主托运的东西。

不过我在大跃进中得到了“回报”，大办钢铁市里搞评功活动，我评上了三等功，还拿着市钢铁指挥部发的奖状在区大院里拍了集体照。而且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八日批准我为预备期一年的共产党员，算是“火线入党”吧。

五、三年灾害勒紧裤带干革命

大跃进、放卫星的结果是三年灾害。原先还加上“自然”两个字，现在知道是“人为”的。折腾一气却搞得老百姓没饭吃。我们城市人口每人按工种还有二、三十斤的定量，农村可就得饿死人了。但不准说，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我的定量是二十六斤，又没有副食品和其他零食可补充，肚子老是饿，可工作量却不断加大。六0年二区搬到汉阳后，我在党委（二作业区改称汉阳作业区，总支升为党委）除宣传工作外，还兼任秘书工作，管重点人员的档案及部分组织工作，成天写各种材料（工作、学习的计划、总结、简报、汇报等），忙不完。那时住在单位，每周才能回汉口家里一次，更便于加夜班，经常是党委夜晚开完会人散了，我却要留下来赶紧整理记录写次日一早就要上报的汇报材料。肚子感到饿了，就到附近的爱雅亭小餐馆花二两粮票吃一盘“豆皮”，实际上只不过是米浆摊成的皮子撒上点腌菜做成豆皮状，但吃起来有滋有味却舍不得多吃一盘。长期下来我“衣带渐宽”，体重只有八十多斤，又得了浮肿（每月可分一斤黄豆）但任劳任怨从没叫过苦发过牢骚，相信党会领导人民渡过难关的。比起长征吃树皮、草根这点困难算什么。

一九六五年底我由汉阳调到江岸作业区工会，仍是搞宣传。好处是每天可以回家了。不料半年后又一场政治风暴席卷全国。

六、“文革”中随波逐流

“文革”开始北京学生大串联，到各地煽风点火。我区也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作业区主任召开会议布置如何敬而远之的对付这些红卫兵小将，其实后来一个学生也没见来。

运动来了宣传工作又要打前站，这次上面布置的任务是搞“红海洋”，用红油漆在各处刷写醒目的大标语，时间要求在一周内全区范围要出现“红色海洋”。

我只得抽调能写标语字的工人上来，又要供应股快些采购大桶的红、黄油漆（他们虽然怕超支又不能不办，政治任务压倒一切嘛），果然不出一周，区里各建筑物上满目可见“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醒目的标语，算是达到上级要求。

原以为这场运动是革“文化”的命，企业只是配合运动造造声势而已，怎么也不会革到毫无文化气息的企业里来。可是不久毛主席发下最新指示，说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时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的继续，是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这样工人阶级当然是这场运动的主力军了。情况如此变化，各企业都不可避免地要卷入运动中去。长航机关首先揪斗了几个民生公司合营过来的副局长，我们区里也跟着揪出了保健站医生叶哲夫，因他从四川探家回来“放毒”说农村饿死了人。我们搞宣传的在政治处组织干事韩启环的带领下糊了高帽子敲锣打鼓喊口号到保健站揪出他在区范围内游行了一圈。这时长航系统很快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但机关的红卫兵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我感到不平。因参加工作以来历次运动我都是骨干，现在还是党小组长，为什么把我排除在外呢，肯定是因为家庭出身关系了。而这时市里成立了群众组织“工人战斗队总部”，在长航等各系统招兵买马。机关曾汉文从长航领回一摞工人总部的红袖章，发动没能参加钦定红卫兵的人参加，只要签个名就发袖章。我当时认为都是投入运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那个组织不让参加，参加这个同样是干革命嘛。哪里知道这就是保守派和造反派两个对立组织的开端，后来大打出手闹得冤冤不解（工人总部是造反派组织后称“钢工总”，三字红卫兵后改称“红武兵”成为后来的“百万雄师”）。

在运动冲击下作业区各级组织都瘫痪了，群众成天除搞“革命行动”外无事可干，三字兵的“革命行动”是到工会来“破四旧”，把演楚剧的服装道具和当时认为属于封、资、修的书籍都拿去烧了，战斗队的“革命行动”是到作业区派出所查封“黑材料”。两个组织各参加各的游行集会。

我闲不住就自己刻印小报，内容不外是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从大报、小报（群众组织出了各种小报）中摘抄文章等。出了几期觉得没多大意思，不如趁此空闲请假到南京、北京去看亲戚，十多年来忙工作还没离开汉口一步呢。

一个月回来区里进驻了军代表（部队支左），成立了斗、批、改小组。分配我在这里搞彭连才主任的档案材料。因为要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解放干部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了（另两结合是要有军队代表、革命群众代表）。彭的几个疑点问题调查落实作出结论他就被结合进去了。

其实六七年上海“一月风暴”后，各地造反派也纷纷起来夺权，我区的造反派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我也被选为“候补委员”，但我从来未想过要夺什么权，所以自动退出一次也没参加过他们的会议，这应该说是明智的。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算是结束了“文革”中的无政府状态。好歹也有了个领导机构。不久又一件遍及全国牵动千家万户的新事物出台了。

七、走上了“五.七道路”

要收拾“文革”这三年动乱的局面---生产停顿、学生停课、人心浮动、打派仗等，最好的办法是落实毛主席六六年就提出的“五.七”指示，让停课三学期的学生上山下乡（老三届）；让部分机关干部下放干校。于是在中央统一布置下从六八年五月开始各地就大规模地掀起了走“五.七”道路的高潮。一九七零年底，我带上大红花，成了“光荣的‘五.七’战士”，到农村去炼红心。

长航系统的干校在沙洋农场，我们是属于干校领导下插队落户的。港务局成立了一个连，二百多人。有医务人员、技术人员、教师、机关干部等。大多是家庭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犯过错误、参加造反派组织“跳得高”的各类人，由正副连长、正副指导员带队到荆门县周集公社插队。（长航还有其他连队统一由设在烟墩区的大队部管理）我分配到刘院班刘院大队二小队，和港一小教师彭家珍合住。有些人是拖家带口的全家下放，由公社给他们安排住处。我家早已是五人在五处（家人分别下放、参军）所以我是单身。安顿好没几天正值七一年元旦，班长布置要到贫下中农家送元旦社论，这又苦了我在煤油灯下用向大队小学借来的钢板蜡纸赶刻社论全文，用红绿纸写些标语口号。第二天全班人员敲锣打鼓到农家贴标语、发社论并朗读社论，可是只见他们木然的表情。

这时是冬季农闲，劳动主要是植树。为表现积极，有的同志天没亮就起来打着手电挖树坑，我和彭家珍也不甘落后跟着干。田间劳动是挖荸荠，我在单位参加劳动多，挑箢箕没多大困难，有的人就像扭秧歌。

就这么劳动也就罢了，精神上感到松快。可不到两个月又把我调到连部去，四个头头两个兵，我搞文秘另一人搞财会。我们虽是下放连队和上面并没有脱钩，上面搞什么活动下面照搞不误，所以文件呀、报表呀、计划总结等一套事务仍免不了。我们两个干事参加劳动虽然不多，可路却跑得不少。到烟墩大队部领文件、送材料、领工资等来回要走五十多里路，还要到各班去送工资、学习材料等，来回也要走十多里，算是把腿劲炼出来了。

局里布置抓文革中的北、决、杨反动组织，下放干部也不能幸免。大队部组织声势浩大的动员大会，各连部都办起了重点人物的学习班，我们连的重点是局机械科的黄某某，办了他一个星期的学习班，我参加做记录整材料，后来也没查出个什么东西，过场是要走的。

查阶级斗争新动向时，刘院班反映有人偷听敌台广播，八庙班反映有人说怪话等，弄得人人都小心谨慎，生怕下放了又犯错误更翻不了身。

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县里通知下放干部已恢复党籍的到县委听传达报告，并学习两天。回来后还不能传播，搞得神秘兮兮的。

完全没有想到一年后（1972年）上面又来了“释放令”要把下放干部分批地召回原单位重新分配工作。来的时候把住房退出来，户口迁下来，孩子转学到农村，国家花了一笔不小的安家费，农村也忙乎了一阵子，何苦要如此折腾呢!当然能回城大家是高兴的，管它呢。

我是第二批回来的，分配我倒单位的子弟学校长航四中当老师。这是七二年九月的事。

八、和政工结下了不解缘

其实我对教书工作还是有兴趣的，刚踏入社会就是教小学，一解放我就去报考教师。可是这么多年忙忙碌碌从来没有摸过课本，再走上讲台是有困难的。但“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没二话可说，私下里也想到在学校工作有个好处，每年有寒暑假，总可以放松一下，比在机关连正常休息都没有强多了。那时学校正搞教育改革，开卷考试，废除升留级，交白卷的张铁生是榜样，学生哪里认真听讲？但我还是认真备课，尽可能地把课讲好（我当初二（二）班的班主任，教语文、政治两门）。

教书不到一年，七三年五一前夕，带领学生在滠口公社学农劳动尚未结束，突然一道令下，叫我随下来放电影的汽车连夜赶回汉口次日就到区里上班，连假日都不休息。因工会需要人搞“组织恢复重建”了。所以我又被匆匆忙忙地“搬”回来了。工作结束后正值暑假，我以为还会回学校享受假期了，因为我是借调的。哪知党委正式下调令把我调到政治处宣传组（原一个宣传干事现在三人成组）并要我“牵头”，从此我又走回政工老路，真是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了。

到宣传组正值批林批孔，接着又评法批儒，宣传的任务是搞大批判，把林秃头、孔老二批倒批臭。我们宣传组编写学习材料发给各支部学习；组织稿件召开批判大会，出批判专栏，忙个不亦乐乎，不久又发生四.五天安门反动诗事件也要开会声讨，特别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报上公布的邓小平散布的“奇谈怪论”什么“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等收集起来写出批判材料供工人学习讨论；还组织文艺演出，高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呀就是好……”，揪出“四人帮”又声讨他们反对邓小平。总之，我们搞宣传的就像一个跟着政治风向转的陀螺，不断地抽打不断地转，自己也被转的晕头转向。在几次反反复复中我们说的话也没人信了，发材料到支部，他们笑说“今天这样说的是你们，明天那样说的也是你们，都是你们的理。”我们自己心里也明白，只得一笑了之。

一九八二年四月，我没等上面“一刀切”就主动申请退休。我想快点退下来，把剩余的时光做点自己想做的事，让晚年的时光真正属于我自己。

2009年3月1日于武汉

(后记：母亲退休后，就去老年大学读书，这一读，就读了二十几年。其间，母亲写了百万字的散文，杂文，文学评论，古诗词和新诗，小说，游记......几乎各种文体，母亲都尝试过。其中不少受到老年大学教授的好评，还有部分习作被选入《老年大学校刊》，也有不少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后来，母亲的部分习作集结成书，由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书名《晚霞》。因为，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母亲已经将近八十高龄了，“满目青山夕照明”。在学习和写作中，母亲是充实而又快乐的。因为她不必再写那些“遵命文章”，她笔端流泻的是她的真情实感。我们全家人，都是母亲的第一读者，也是最热心的读者。）

--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