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刚之柔-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我们的预料不错。1976年，这批工农兵学员经历了四年“上大学管大学改造旧大学”以后，毕业分配到我们研究所里了。也许是毛泽东说的对，走后门的也有好人，也许是秦力生说的太绝对，这批人里也有不是走后门的，当然也许是其中有些不属于这批人，我们无从查对，总之其中有个别学员还是很努力的，经文革后进一步培养修成了正果，成了科研骨干。但大多数人基础太差，不能胜任任何工作，在中科院专门给他们开设的补习班里补习一些知识后，一些人员才在不同岗位上得到安置，大多数人最后离开中科院，特别是在后来的经济大潮中“下海”了。

但是分配到我们研究室的两位山西籍学员肯定属于秦力生说的那批。其中一位思想严重极左，来所后正逢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如鱼得水，推波助澜，进入了所里的政工组，为大众所侧目，不得人心，文革后很快离所了。另一位不很关心政治，只顾经营自己的事情，但业务一窍不通，且品质极差，甚至小偷小摸，显得很猥琐，为人所不齿，后来调回家乡，居然在一个市里担任了局长，说明其确为地方干部子女。

没有什么比我们眼前发生的事实更能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了。特权在文革前也有，但那时是以一种暧昧、隐晦的形态出现，文革中却变得明目张胆、厚颜无耻、肆无忌惮，连总理都管不了。文化大革命所宣扬的所谓反修防修目标不但没有实现，反而越离越远。

在当时，这件事对中科院业务工作的实际损害远不及对大家思想上的冲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光环已逐渐褪色，大家开始以“中南海二老”来称呼他们，并在计算他们之后的日子。报纸上那些仍然疯狂的语句被看作陈词滥调，不屑一顾。仍然活跃在台上的一些积极分子被看作毫无原则的投机者，不代表任何群众。无论是前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群众之间的裂痕开始消弥，思想开始趋同。这些思想变化为四五运动准备了条件。

即使到现在，为什么连周恩来也退不掉山西的“走后门”学员仍然模糊不清。据我们了解，他们确实只是县委一级干部子女，没什么特别显赫的背景。所以问题可能在于省委一级坚持不退。

周恩来在文革中权倾一时，特别是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有人说周恩来在文革中“身不由己”，须事事服从毛泽东的指令，甚至屈从江青的淫威。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在我所说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另一种身不由己。不但周恩来，而且毛泽东在“走后门”这个问题上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主席讲了，有些地方就是不办”，估计不是一打三反、抓五一六之类。这样的事，不但要办，而且雷厉风行，层层加码。不办的事，只能是精兵简政、不许“走后门”之类。“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看是什么话了。和自己利益抵触的话，说不办就不办，周恩来、毛泽东只能听之任之，特别到了文革后期更是如此。有一股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更厉害的无形力量在左右着他们。他们不得不顾及这个政权所依靠的基础，即各级干部阶层的利益。在文革前期，这些干部的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害，此时必须予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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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红卫兵不是一类人

聂树人

“红卫兵”的旗帜虽然在中国的历史上飘扬了两年多，但在文革的不同阶段中，“红卫兵”的含义是大不相同的。

在中国，不要说文革后出生的人，就是当年经历过文革的人，在“控诉文革”中当了若干年“第三工作队”的人，许多人到现在可能还没有弄清楚“红卫兵”究竟是什么人，究竟是哪些人。

对于红卫兵问题，现在国内外许多人存在有不少认识上的模糊与误区。其中最大的误区就是，以为红卫兵的产生、发展，直到消亡的过程中，始终是同一批人，并始终是同一种观念与身份。

同“造反派”与“保守派”的称谓一样，流行读物中“红卫兵”的概念同样混乱不堪。这些读物在论及“红卫兵”的时候，往往指的是造反派红卫兵。他们把造反派红卫兵出现以前，以“老红卫兵”为代表的中学生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破四旧”、抄家、遣返“黑五类”、乱批乱斗、乱打乱闹（这些暴行基本上都发生在1966年8月、9月，这时，造反派还在严重受压，刚刚开始组织起来或正在组织），及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切罪过，不分青红皂白，都强加于造反派红卫兵的头上。

因此，对红卫兵进行分类显然很有必要。

具体说来，对红卫兵问题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有这样两个：

第一个误区是：将文革初期大破“四旧”与整肃、批斗文化人及其他弱势群体的行为，都归罪于整个“红卫兵”队伍。

实际上，文革初期的这些作为，仅仅只是后来被称为“老红卫兵”的中学生和大学里的“保皇派”干的，而与在以后奋起“造”中央，“造”省、市委及学校党委的“反”的学生并不相干。

所谓“老红卫兵"，即是文革初期以“红五类”子弟（即家庭出身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学生）为基本队伍，以高干军干子女为头目的第一批红卫兵组织。

北京的“老红卫兵”，其组织发展和消亡的历程是：红卫兵→三纠（西纠、东纠、海淀纠察队）→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

“老红卫兵”从成立之日起就不是造反派，而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首先给毛泽东写信的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佩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他们最终也都被烙上“保守派”的历史印记而退出了红卫兵舞台。

“老红卫兵”在1966年9月底，便因“保爹保妈”，充当了文革期间的首批保皇派，而被造反派红卫兵击败。随着造反派的清算，于1966年底基本退出了文革历史的舞台。

“老红卫兵”组织虽只表演了半年时间不到，但由于他们是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为毛泽东8月1日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所钦定），由于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二次接见的红卫兵，其中坚基本是“老红卫兵”，而同时，他们又是文革初期践踏人权、迫害文化人及其他弱势群体的基本力量，因而，“老红卫兵”便被远距离观察中国文革情况的外国人，和一些虽身处文革时期但被迫或主动置身于文革风暴之外的中国人，以及被我称为“第三工作队”的人，当成了中国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唯一形象。因此，现在的许多媒体，只要一讲到红卫兵，就会将其形容为德国法西斯希特勒青年团一样的模样，而这，恰恰是对历史真相的误解与曲解。

第二个误区是：将“红卫兵”都视为“造反派”。

其实，造反派学生在自己的组织内部成立“红卫兵组织”，那完全是被迫的。你不成立红卫兵组织，你不戴上红袖标，在当时的情况下，你就会“低人一等”，你就不能平等地与“老红卫兵”、与“保皇派”对抗。如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8月8日成立战斗大队，8月17日成立公社），是在“一进地质部”（8月23日）时，才意会到这个问题的，因而随即成立了完全由“红五类”组成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随着“老红卫兵”的败退出局，受中央文革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如北京的地质东方红、首都三司、北航红旗、师大井冈山，湖北的“钢二司”和“三新”（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四川大学的“8.26”等红卫兵造反组织在批判“资反路线”中迅速崛起，成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主流。

红卫兵的类别：

不少人对红卫兵进行过分类。我的分类与他们有所不同。

可以从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将红卫兵划分为不同的类别。

依据成立早晚，有人从红卫兵中分出了“老红卫兵”。既然分出了“老红卫兵”，那么，与之相对，就应该有“新红卫兵”。只是，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人这样称呼后来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老”与“新”的时间界线应该是1966年8月下旬。随着清华附中红卫兵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大学里才于8月下旬出现了红卫兵。据我所知，保守的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就成立于8月下旬；而造反的“地质东方红”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立时间也在8月下旬。

根据文革初期对工作队的态度，可以把红卫兵划分为保工作队的红卫兵和反工作队的红卫兵，简称“保皇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

根据学校类别，可以划分出小学生红卫兵（后来叫“红小兵”）、中学生红卫兵和大学生红卫兵。

根据职业，可以划分出学生红卫兵、工人红卫兵、农民红卫兵、机关干部红卫兵，军人红卫兵……但是，除学生红卫兵外，其他职业人群的“红卫兵”多未直接采用红卫兵之名，而只是戴上一个写有各种造反名称的“红袖标”。

作者简介：聂树人，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文革中先后任“首都三司”宣传部长兼《首都红卫兵》报主编、核心组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的主要筹建者，常委，首任宣传组长；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常委，副主任。

本文节录自作者《“老红卫兵”的兴起与覆灭》，全文约9万字。作者另著有长篇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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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山东省夺权的“三结合”及其潜伏下的危机

丁龙嘉

文革进行到1966年底和1967年初，济南的造反组织开始聚集为两大派，一派是以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山大主义兵）为首的山东省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总站（简称山红联）、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简称山工联）、红卫兵文艺界革命造反野战兵团；一派是以山东师范学院文革串联红卫兵（简称山师串联兵）为首的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简称红山指）、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山工指）、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两大派相比较，前者，因为山东大学是1901年建立的直属国家教育部、享誉国内外的大学，所以影响力较强，不仅影响遍及全省，而且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视。其扶持的山工联，是由大中型工矿企业的造反组织构成的，以产业工人大军自居。后者，因为山东师范学院是1950年建立的省属大学，所以影响力较弱，影响主要在济南市，其扶持的山工指，是由中小工矿企业甚至街道办企业的造反组织构成的。

1967年初掀起“一月革命”风暴时，山东两大派造反组织尚未形成对立，但随着夺权的进展，矛盾日益尖锐起来。省直部门最早起来夺权的是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社。1967年1月10日，报社的革命造反联络部在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示范下，夺了报社的权，当时得到了两大派造反组织的支持。夺权后的报社造反派，为了寻求靠山，立即去青岛与毛泽东支持的造反干部王效禹取得联系。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致电祝贺上海32个造反组织发出反击“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13日，山大主义兵联合162个造反组织举行“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全面总攻击大会”，并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两天后的15日，山师串联兵联合近12万人的造反派举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亦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

两个大会，表明两大派造反组织都要以自己为核心，对上争取毛泽东和中央的支持，对下纠集更大的势力。造反派分裂为两股势力的对立开始了。

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在中央的推动下，24日上午，两大派造反组织举行会议，商讨联合夺权问题，结果没有达成协议。当天，山工指、山师串联兵等17个造反组织决定：以自己一派为主夺权，并发表《告全省人民书》。《大众日报》造反派同这一派结合在一起，发表社论表示支持。当天下午，山工指、山师串联兵和山工联、山大主义兵两派分别行动起来，到山东省委、省人委和济南市委、市人委以及所属机关单位进行夺权。一时间出现了抢权的局面，在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冲突。济南市支持山工指、山师串联兵的9个造反派组织宣告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组成了“济南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委员会”。当天晚上，山工指出动了1万人袭击了山工联总部，砸毁了办公机关，绑架了主要负责人等。接着，山工指、山师串联兵纠集部分造反组织成立了大联合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委筹委会），加紧了夺权的步伐。戴着红领巾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大学生，没有受到民主理念的薰陶，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妥协原则，懂得的是“有了权就有一切”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实行联合。工人则尤甚。

为了保证夺权的顺利实现，毛泽东批准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公安六条》。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做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其中传达了毛泽东的“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的指示。驻济南解放军部队于28日举行了全力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誓师大会。大会在给毛泽东的致敬电中表示：“对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生死大搏斗，绝不能中立，绝不能折中，绝不能调和，绝不能和稀泥，绝不能不介入。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是要介入！介入！！介入！！！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我们硬是要支持！支持！！支持！！！”致敬电鲜明地表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紧跟毛泽东指示，要全力以赴地介入地方夺权斗争。这是第三股势力，一支强大的力量。

以王效禹为首的造反派，在中央支持下，成功地夺取了青岛市委、市人委的权力后，又遵照中央的指示组成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南代表团，准备到济南。1月29日，大联委筹委会在得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要赴省夺权，立即致电表示欢迎，要求他们“带着夺权斗争的丰富经验前来参加夺权的筹备工作，共同并肩作战”，把联合之手伸向了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造反派。30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代表团发出《最紧急呼吁》，号召“全山东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把以谭启龙为首的省委、省人委的权夺过来”！表现出一付十足的救世主的姿态。这是第四股势力，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当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代表团于1月31日到达济南时，济南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这一天，山工联、山大主义兵在集会庆祝青岛市夺权胜利之后，来到省公安厅，要求释放被山工指绑架、拘押的负责人，与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形成了对峙。在对峙中，部分人员连续两次冲进公安厅办公大楼，砸烂了部分扩音器，割断了部分电话线，并与前去包围现场的解放军指战员发生冲突。傍晚，与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同属一派的山工指、山师串联兵的大批人员赶到公安厅进行声援，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晚，解放军济南卫戍区负责人宣布：“这次袭击公安厅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是一个反革命组织，立即取缔”，并当场逮捕了200多人。紧接着，山工指、红山指、山师串联兵等与解放军一起砸毁了山工联济南各分会、红卫兵山东造反联络总站。2月1日，济南卫戍区向全省城乡发布《通告》，宣布“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是一个反革命组织。这次事件是他们有计划、有组织地把斗争锋芒指向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人民解放军、公安机关的极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一·三一”事件，使山师串连兵、山工指这一派造反组织与解放军站在了一条战线上，共同反对山大主义兵、山工联等另一派造反组织。力量对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王效禹在青岛造反时，得到了山大主义兵的大力支持。他所率领的赴济代表团中，约有1/3的人是山大主义兵的成员。他原来打算依靠山大主义兵一派夺权，并准备驻在山东大学或《大众日报》社。是周恩来安排他们一行住济南军区的招待所。王效禹面对着济南两大派造反组织的斗争和部队的倾向性态度，权衡利弊，决定与山师串联兵、山工指一派结成同盟。在2月1日山师串联兵、山工指召开的声讨山工联总部反革命分子罪行大会上，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赴济代表团的代表声明“坚决支持济南驻军镇压反革命”。至此，局势迅速演变为：山师串联兵、山工指一派造反组织，济南驻军，王效禹奉中央指示率领的青岛赴济代表团三股势力合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准备夺权；山大主义兵、山工联一派造反组织在骤然而至的打压之下，开始分崩离析。

然而，理念各异、利益不同的三股势力，果真能够实现真正的联合吗？

“一·三一”事件的第二天——2月1日，王效禹即同山工指的负责人韩金海，既是山师串联兵又是红山指的负责人王竹泉，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的负责人花光隆紧急策划夺权。王效禹向他们三人传授了青岛夺权的经验之一——闪电战术，要求抓住山大主义兵、山工联一派成为惊弓之鸟、一时无法聚集力量之机，仿效青岛夺权，一举夺取山东省委、省人委的权力。

2月2日，山工指等25个造反组织的2000多名代表举行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简称省大联委）成立誓师大会，声称夺省委、省人委的一切大权。为了打压山大主义兵、山工总一派，《大众日报》发表社论，指责他们是“老子天下第一”、“实行霸权主义”、“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2月3日，省大联委召开了有近十万人的大会，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大权，以谭启龙、白如冰为首的省委、省人委黑司令部彻底垮台。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童国贵发表讲话，表示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组织、反革命分子的反扑，这显然指的是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一派。王效禹也发表讲话，指出“夺权斗争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最新特点和中心内容”，表示要“彻底粉碎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这显然指的也是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一派。军队代表童国贵、造反派代表王效禹同时向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发出了警告。

大会阐明了夺取山东省委、省人委权力的三条理由：第一，1960年前后，大搞“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包产到户”；第二，在1964年“四清”运动中，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第三，在文革中，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培植和操纵御用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大规模镇压学生运动的流血事件。今天看来，第一条，是使农民在灾荒中少挨饿少死人的正确之举；第二条，是贯彻中共中央指示而为；第三条，是青岛市委而不是山东省委制造了大规模镇压学生运动的流血事件。但是，欲夺其权，何患无辞。

果然不出童国贵、王效禹所料，一度被打懵了的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很快清醒过来，开始反击。他们集会、游行，反对“二三”夺权，还假造了《北京来电》和“政治谋杀案”，图谋用上压下反的方法聚集力量，进行“反夺权”。

但是，他们此时面对的不只是一派造反组织，还有新生的政权和支持这个政权的军队。“二三”夺权的第二天——2月4日，王效禹按照青岛夺权的手法，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发去了加紧电报，称“可能出现一场反夺权的大反扑”。2月6日，王效禹又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交由王竹泉送往北京。王效禹同时发表声明，谴责山大主义兵、山工联，号召“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此时，军队响应毛泽东“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社论）的号召，坚决支持“二三”夺权。2月4日，济南部队领导机关暨全体指战员发表声明，支持“二三”夺权，谴责山工联，赞扬青岛革命造反委员会挥师来济、夺权有功。2月5日，解放军指战员和10万造反派在济南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表示“打垮阶级敌人新反扑，誓死捍卫红色新政权”。

2月上旬，省大联委和军队展开了全方位的声势浩大的反“反夺权”行动。山工指发表公开信，指出“必须摧垮反革命组织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山师串联兵发表文章，声称“拉紧包围圈，展开更大攻势”。山东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和山东公安检察法院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发表文章，赞扬“以闪电般攻击”的夺权，辩解“这个权岂有不夺之理？夺权岂有不争朝夕之理”？鼓吹“镇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同时，济南驻军举行武装示威游行；驻山东空军表示“坚决捍卫无产阶级红色新政权”；北海舰队表示“决心粉碎阶级敌人的新反扑”；空军战斗英雄舒积成发表文章，称“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夺权，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新反扑”。此时，成为省大联委喉舍的《大众日报》发表社论《军民团结战斗无敌于天下》、《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致敬》，鼓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在排山倒海的声浪中，济南卫戍区于2月19日发布了《第二号通告》，声称要严厉惩处山工联。就在《通告》发布的前后，军队和公安机关拘捕了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的部分负责人。此前的16日，省大联委以反动组织的罪名通令取缔了8个造反组织。

省大联委和军队的上述行动，得到了中央的支持。王效禹后来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央文革小组为了保住“二三”夺权，电话指使捉捕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的负责人。（王效禹1967年8月17日讲话）他在又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山东夺权前后正在紧张的时候，毛主席有指示，表示了态度，给我们很大的支持。”（王效禹1967年10月26日讲话）

在镇压与围剿中，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的“反夺权”（又被称为“二月黑风”）很快被平息下去了。这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就是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

自开始夺权后，具有丰富执政经验的毛泽东，知道只有造反派和军队是不可能有效执政的，就关注干部问题，并提出了“三结合”的政权模式。但是，自文革开始后的8个月中，广大领导干部在打倒走资派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造反浪潮中，几乎无一漏网。在夺权中如何对待干部？成为自上到下都关心的重大问题。1967年1月16日发表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首次提出，毛泽东“支持上海工人阶级同其他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夺权。1月17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二期社论要求领导干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群众里面去”。1月22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一起当家作主，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新秩序”。1月25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号召：“革命的造反者们，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干部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1月31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鲜明地提出，“经验证明，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2月2日，《人民日报》为庆祝黑龙江省夺权成功而发表的社论《东北的新曙光》指出，黑龙江的“经验再一次表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对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中央第一次使用“三结合”的概念。2月23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集中阐述了干部政策，提出了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和革命领导干部进入“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求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造反派对犯错误的干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各级干部在文革的洪炉中彻底改造世界观。

中央关于干部政策的阐述和对干部的要求，使素来“执行正确路线坚决，执行错误路线也坚决”（《踏上改革开放之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164页）的山东党员干部，特别是省、市机关的干部，纷纷站出来亮相。在“二三”夺权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仅省级机关处以上干部就有近300人站出来支持夺权。他们发表声明，“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闹革命”，“热烈欢呼革命左派夺权的伟大胜利”，“誓死捍卫我们的红色新政权”。这其中有：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穆林，山东省人委副省长陈雷、杨介人，山东省委副秘书长王历波，1959年之前曾任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第一书记、后被打成右派又获平反的王路宾，济南市长杨毅。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指示山东省大联委要重视干部问题。在1月31日《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发表的当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就电告王效禹：领导班子的组成，要按社论的精神办；社论的重要一点是正确对待干部；这是毛主席的意见。心中有数的省大联委，开始有选择地吸收站出来的领导干部进入“二三”政权。

夺取省委、省人委权力的省大联委，急切地盼望得到中央的承认。中央早一天承认，他们就早一天获得合法地位。2月18日至22日，中央文革小组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取了山东省大联委代表团的汇报。这是第二次赴京汇报。第一次赴京汇报，因准备不足，被中央要求回山东再准备。

1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听取了夺权情况的汇报。20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接见了红山指代表，要求他们“主要关心学校的问题，又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问题”；指示他们“山东大学不是出了问题嘛，你们要考虑怎样去团结、教育、帮助大多数同学”。22日1时，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代表团，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代表周恩来和文革小组讲话。他首先说：根据文革以来的经验，请大家考虑，可否建立一个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我们看，王效禹同志是可以依赖的。全省集中在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的核心的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夺权的成果，让文革更顺利地进行。接着作了五点指示：（一）王效禹从青岛到济南工作；（二）山东省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是革命的“三结合”，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三）建议建立“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核心领导小组”，临时代行省委职权，名单报中央批准；（四）要慎重处理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的基层组织问题，相信你们会处理好的；（五）请发一套新闻报道资料来，经中央审查批准后发布。周恩来最后讲话，他要求：成立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人员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一倍；做产业工人的工作，把大厂子的工人争取过来；农忙季节到了，一定要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省军区、军分区、县武装部要配合一起开；不能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也不能搞超单位的组织。他的结束语是：现在宣布各省夺权斗争胜利的消息，都由毛主席审定，今天不可能多谈。（参阅《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517页）看来，以王效禹为首的省大联委还得焦急地等待数日。

2月23日，山东省大联委改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有委员60多人，其中常委19人。

由于陈伯达要求山东省大联委送去一套关于夺权的新闻报道资料，而山东送去的又不符合要求，结果返工重写了数次，最后形成了三件：《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第一号通告》、胜利夺权消息报道。关于夺权的经验，实际上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的主要内容，山东反复多次也没写成功，最后由中央文革小组撰稿、陈伯达定稿。上述4个文件，于2月27日9时40分送达毛泽东处，由毛泽东亲自审定。

同一天，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出席了周恩来召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会。周恩来要求省、地、县各级都要以军事部门为主，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领导春耕生产。（《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131至132页）

2月25日至3月1日，山东省革委会和省军区联合召开了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队干部、造反派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各占35%、27%、38%。杨得志到会讲话宣布，“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指示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组成领导核心”；“周恩来总理指示，当前的春耕生产由各大军区、省军区负责领导”；“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由军区的领导拿总，吸收省里的干部参加，……也要吸收农林部门的同志参加。已经夺了权，造反派能够讲话的地方，也要派人参加省、地、县会议，联合起来搞”；“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杨国夫同志参加领导”。会议批判了山东夺权中的“反夺权”观点，意在打压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王效禹作了会议总结。

就在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山东胜利夺权的消息。第二天——3月2日，《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并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二三”政权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地位。

这篇社论说：“山东的经验充分说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地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活动。”所谓革命的“三结合”，即“广大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是夺权斗争的基础”，“革命领导干部，对于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强大的靠山”。从此，“三结合”成为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一条基本经验。社论有一点十分引人注意，即给谭启龙、白如冰和山大主义兵、山工联捏造了一项罪名：“他们进行秘密交易，搞什么‘君子协定’、‘和平让权’，以达到幕后操纵，保护自己，继续把持权力的目的”，“演出了假夺权的丑剧”。（《人民日报》1967年3月2日社论）之所以说是捏造，是因为当时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后来也没有发现有关的切实证据。省委书记谭启龙，1966年底和1967年初被王效禹等造反派扣留在青岛，直到青岛“一·二二”夺权之后，才被放回济南，关在省委第一宿舍的一座空房里。2月20日，杨得志遵照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指示，将谭启龙送到北京保护起来。省长白如冰，1966年12月17日接受红山指的批判，25日接受山东工学院造反派的批判，1967年1月9日至23日被山大主义兵扣留在山东大学进行检讨。而山大主义兵在1月24日之前尚未夺权。况且当时并未揭露出“君子协定”与“和平让权”的人证物证。到文革晚期，谭、白二人均担任过省委第一书记。如果他们在夺权中搞阴谋诡计，毛泽东还会信任他们吗？还会任命他们担任握有实权的重要职务吗？社论捏造了假夺权的罪名之后，就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给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戴上了“被无产阶级的敌人所利用”、“充当了敌人的工具”的反动帽子，图谋置之于死地。专制制度之下的权力争夺是不择手段、无理可讲的。

3月4日，山东省革委常委会决定成立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由杨国夫、童国贵、穆林、陈雷等9人组成，杨国夫任组长，后三人任副组长。四位领导人中，前两位是军人，后两位是领导干部，没有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这表明，山东虽然夺了权，但全省经济工作的领导权还掌握在军队和领导干部手中。3月5日，省革委常委会又决定成立文革小组，由王效禹、何志远、赵修德等9人组成，王效禹任组长，后两位任副组长。三位领导人中，后两位都是军人，也没有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这表明，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尚未染指文革的主要领导权。

山东的“二三”夺权，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两级军区强力介入、全力支持夺权，在全国是较突出的。王效禹在三级干部会议上说：“在整个夺权斗争中，解放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夺权斗争中，没有解放军，我们很难得到山东这样一个夺权的胜利”，“就是把权夺过来，恐怕也巩固不住”。他具体说，我们认为“解放军宣布‘工人联合会总部’是反革命组织，镇压了反革命，对打击反革命起了重要作用，好得很。如果没有这一着，那个反扑不会被打下去得那么快，功劳也应该是归于解放军”。此时，王效禹与军队的关系还处于蜜月期，他说的是实话。

（二）以王效禹为代表的一派造反组织同军队携手镇压了另一派造反组织、进行夺权，在全国开创了先河。镇压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都是济南卫戍区发布的公告。军队与山工指、山师串联兵共同摧毁了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

（三）镇压与被镇压、夺权与“反夺权”的双方，都以污蔑不实之词欲置对方于死地。镇压、夺权一方，诬称对方与谭启龙、白如冰签定“君子协定”，进行假夺权；山工联总部是反革命组织；山大主义兵的“反夺权”是阶级敌人的新反扑。被镇压的、“反夺权”一方，假造《北京来电》和“政治谋杀案”，图谋“反夺权”。

（四）众多的山东省领导干部快速地挺身而出、支持夺权，对夺权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五）以一个省辖市的副市长、从体制内造反出来的王效禹担任山东这个大省的一把手，在文革中，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这五个显著的特点，对“二三”政权的稳定潜伏下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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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省无联众生相

——湖南“省无联”述评之三

杨大庆

与湘派的分崩离析、自然消亡相比，省无联是被中央作为“反革命大杂烩”一锅端掉的。何谓“大杂烩”，没有标准；为何定其为“大杂烩”，也缺乏根据——当省无联凯歌行进之时，自信满满的周国辉曾骄傲地扬言，工联什么罪名都给省无联加过，但就是不敢说它是大杂烩，因为省无联是清一色地地道道的老造反派——但若从日后被视为省无联者来看，除“造反坚决”这一点外，确实是些价值选择和利益分野相差甚大的群体，一个“杂”字实足以名之。如作细分，可析为；一，以追逐权力为主的现实主义者；二，意识形态至上的理想主义者；三，反迫害求生存的草根阶层；四，与权威及秩序为敌的反社会分子。

以追逐权力为主的现实主义者

作为省无联主力军的，是湘派中远离权力中心的失意者和游离分子，前者主要是指东方红总部和红旗军、红工会，后者的代表则是北区工联、卷尺厂“专保革命小将对外作战部”、长沙虎山行等。

东方红总部成立于1966年9月6日，是全国最早的跨行业、跨系统群众组织，湘江风雷成立以前，长沙的造反工人多归其旗下。在与高司、省军区的斗争中，东方红总部与湘江风雷并驾齐驱、共执牛耳。但自从内部分化出熊正吾一派投向高司后，地位有所下降。“2.4批示”后东方红总部是湖南军区、高司“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重点对象，虽然其反抗十分顽强，但重压之下基层组织大量流失（多参加了工联），战斗力锐减。虽凭往日余威，东方红总部参加了赴京谈判代表团，但光靠个光杆总部，影响力已大不如前。若依工联搞倒旗联合，刘定安只能回他那个市曲艺团。就算能当上这个科级单位的一把手，对湖南政局又有多少发言权？

对红旗军而言，“1.20来电”虽莫名其妙地消失，但中央对因此而遭镇压的红旗军总部的恢复却始终不松口（深层次的原因自然因其为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组织）。因为名不正言不顺，其基层组织的恢复也不甚顺利，充其量是个半合法组织。回基层搞联合能争个席位就不错了，“以我为核心”是万万办不到的。其司令毕健的地位更是微妙，从省无联工总的发起单位没有他所在的人汽（公交）公司的红旗军支队来看，毕健在本单位即使不是孤家寡人，也是兵微将寡，回去干什么？当“政协委员”？正因为如此，毕健是省无联中最坚定的一员

至于省无联的大会小会均不落下，所有文件一律签名的红工会（司令为铁路局李万翠），既无东方红总部的显赫战功，光辉历史，又无红旗军般令人同情的不幸遭遇（不少人包括笔者是从赴京代表团名单中方知有红工会这个山头的），人马多少？分支几何？均无人知晓。若回单位去搞联合，凭什么去联？因此，对东方红总部刘定安，红旗军毕健，红工会李万翠而言，只有先在省一级的大联合机构中占住位子，才有可能在权力竞争中避免出局。

而北区工联、卷尺厂专保革命小将对外作战部，长沙虎山行，均是小单位的小组织（据叶卫东说虎山行只有7个人；而卷尺厂那个名称古怪的“对外作战部”据说是“个体户”），在反击“二月逆流”中十分遗憾地未留踪迹，只好抓紧时机大出风头。这些组织未必会有到省、市革命委员会去分一杯羹的非分之想，不过是运动惯了停不下脚步、想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而已。

以上两类组织，在工、湘两派的斗争中利益纠结在一起，是形成省无联工总的基本力量。

意识形态至上的理想主义者

与专注于权力再分配的主力军不同，决定省无联思想方向的是红中会、高校风雷、矿冶井冈山公社、长沙勘探设计院毛泽东主义小组（属省直联）等意识形态至上、高扬理想主义旗帜的大中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对这些组织，权力并非唯一目标，甚至不是主要目标。比如红中会，以其影响力、战斗力、组织规模而论，只要它安安心心参加中学红卫兵的大联合，决不是坐后排的可有可无的小角色。相反，在中学红代筹内倍受挤兑、处处怄气的倒是紧跟工联的8.19造反有理军：红中会、湖南井冈山、红造会从不掩饰对其的敌意，自不待言，就算与其观点完全一致的“10.24”派也自恃其老造反的身份，与其拉开距离，从不配合行动。1967年底，不堪忍受的8.19造反有理军终于将一贯高喊的“大联合”置诸脑后，退出中学红代筹。在其声明中列举的退出主要理由有二：一是红代筹的成员一中红造会中有5.16分子（齐卫东、夺军权）；二是自己长期受压，“有12个军分部无法回校”。“8.19”此说决非煽情的宣传，实际情况只会比这更严重。以笔者所在的湘江中学为例，全为高中生，战斗力颇强的“8.19”就被先由红中会、后由湖南井冈山（10.24派）为首，有红造会、教工造反派和几乎所有独立战斗队参加的准权力机构“革联”死死摁住，直到毕业离校也未抬头。

那么，红中会、高校风雷、矿冶井冈山公社等为什么放着大联合三结合的阳光大道不走，偏要来过省无联这条独木桥呢？

不甚明确的理想主义是他们的精神支撑。省革筹成立后，红中会曾被吸收参加其下属机构的日常工作，但没过几天便主动退出了。多年后汤建平回忆做出这一决定时的思想状况时说，就是不甘心文化大革命就此收场，一定要进行到底。但底在何处？不知道。

如此模糊的目标，可以欺骗自己，但很难说服别人。笔者就在筹备长沙市革筹的会议上听到过47军军长、省革筹小组组长黎原对东方红总部类似言论的诘问：不管谁上台你们都说是既得利益集团，都要造反，那革命三结合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与这种近乎盲目的理想主义伴行并互为动力的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越左越革命”的极端思维定式。这既是文革前长期左倾政治教育带来的后果，也是文革一年多来他们激进造反、屡战屡胜造成的自信心恶性膨胀。他们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马雅可夫斯基一样，相信“凡是不与我们同声高唱的人，就是反对我们的人”，只要不认同省无联便是老右、老机、工贼，哪怕昨天还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他们中有的人对“左”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偏好，周国辉、杨曦光对极左稀奇古怪的解释自不待言，其他诸君也各有莫测高深的心得。9中重上井冈山的李竹双及3中马里佩等红中会“新思潮”派就曾四出宣扬毛泽东的这段语录：“教条主义者认为左比右好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要革命。”他们是“无产阶级思潮的一个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平心而论，就毛泽东把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延安整风时的小资产阶级“提拔”为无产阶级，而且是“对党忠心耿耿”的无产阶级而言，李竹双们有高兴的理由；但以此来为极左张目，却令人如坠五里云中：是无产阶级天生就左，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有益革命？如此以左为荣、为左而左、一味求左，岂能不深陷极左的泥潭不可自拔，以至失去正常判断的能力？为什么他们看不到“7.20事件”后毛泽东大幅度的转向？为什么他们对林彪“10.24指示”中的警告充耳不闻还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他们把群众在一场目的不明的政治马拉松中显露的疲惫和厌倦看成批左的恶果？其源盖出于此。

另外，年轻人的幼稚与轻信，也是其左倾狂热的重要原因。文革前的课堂政治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以论证现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为目的，一方面神化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胜利者；一方面割裂马克思主义某些基本原理与具体历史环境的有机联系，将其抽象成干瘪空洞却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圣教条。文革大潮袭来、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某些原本明亮耀眼的肥皂泡迅速破灭，但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方式、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歪曲呈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遗毒犹存，并在很大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左右着年轻人的思想和行动。虽然长时间内几乎与思想反动为同义语的独立思考此时在少数敏感者中已经开始，然而在“大革文化命”的形势下，他们所能接触的思想资源毕竟有限。其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的了解仍多限于《九评》、“反修25条”、公开发表时不少篇章已做过增删修改因而与其在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作用和影响不尽一致的“雄文四卷”、《选读》（甲种本、乙种本）以及“小红书”中或支离破碎、或前言不搭后语十分便于各取所需的“最高指示”。然而，怀抱“夺取政权没赶上，巩固政权不能落后”的纯洁信念仓促上阵的热血青年除了对个别明目张胆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恶劣行径进行勇敢的批判外（如遇罗克、杨曦光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本义是“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可在现实中却变成了“查三代、看出身”以至“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已无暇（也许说无力更准确）分辨真理的颗粒与谬误的沙石了。他们不假思索地召唤亡灵、援引成例，为的是证明自己攀援的是前辈曾经成功登上的高度。但在不自觉中却将自己至于被历史讽刺的尴尬境地。

如杨曦光把省无联与省革筹视为与1917年俄国革命中苏维埃与临时政府一样的 “两个政权并存”，然而他不可能知道，他看到的是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面哈哈镜呈现的俄国革命；他更不可能知道，至少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导致布尔什维克获得彼得格勒苏维埃领导权前的半年多时间内，苏维埃与临时政府并非水火不容、生死相搏的对立两极； .

再如杨曦光断言：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而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省无联领衔的湖南；但他忘了，这是对李立三、王明等列宁主义最拙劣模仿者最拙劣的模仿（康生在1.24接见时称杨曦光吸取了王明的一些东西，大概源出于此）。

面对诸如此类“深刻”的糊涂，今人完全有理由付之轻蔑的一笑；但过来人却忘不了其革命激情从文革前琐碎细小的学雷锋和自我折磨的“思想革命化”的樊笼中挣脱出来，独立面对马克思主义、独立面对风云激荡的社会现实时那种前所未有的快感。年轻人开始其人生旅程时注定要与错误相伴，对此上帝都能原谅。但严酷的现实却没有上帝这份仁慈。理想主义者杨曦光、周国辉、张玉纲和权力追逐者刘定安、毕健、李万翠们共同驾驶着省无联这辆非法拼装车，加足马力前进，等待他们的是断崖深渊。

反迫害求生存的草根阶层

当然，若以动机高尚与否对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厚此薄彼，有失公允。因为不论高尚的前者还是世俗的后者，其身后的社会动力源都是一个——十七年来的政治运动、社会不公、制度缺陷造成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以及在任何社会动乱中都会沉滓泛起的反社会势力，而正是他们，最突出体现了省无联这锅大杂烩之“杂”。

此话头甚长，须从头说起。

1966年9月30日《红旗》13期社论的发表和10月5日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即“10.5通知”）的下达，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掀起高潮，各级党委均落入“炮打司令部”的炮火之中，昔日见不得天日的“反党罪行”成了堂而皇之的“革命行动”。而林彪在工交座谈会上说刘邓的问题不仅是五十天而且是十年、二十年的一席话，将批“资反路线”延伸倒了文革前的十七年，造成多年积累的政治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不论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还是制度缺陷造成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都开始以“长期受压”自我标榜，并将造成自身不幸的根源归于“刘邓路线”。于是，一个与“批资反路线”齐头并进的“反迫害”运动勃然兴起，其最先掀起的潮头是合同工、临时工为要求享受与正式工同等待遇（其实就是要求转为正式工）而造反，以及因“三年困难时期”而被清退的职工要求返回企业为主体的维权行动。

就大方向而言，这股潮流与造反派批资反路线是一致的（据说长沙就有右派分子到三司驻长联络站请求主持公道），但却未得到同是因受压而反迫害的造反派的同情，也未得到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前后一贯的认同。于是江青先是声泪俱下地对合同工、临时工的遭遇表示同情，并支持其造反组织“全红总”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共同发出通告，满足了其相当大一部分要求；继则收回通告，取缔全红总，逮捕其头目，上演了一出翻脸不认人的闹剧。而被清退职工的维权行动则被上海工总司极不光彩地扣上了一顶“经济主义”的大帽子，并由其与上海市委先后共同发出《告上海人民书》《紧急通告》（文革被彻底否定的1970年代末，原上海市委的几位头头脑脑还曾与工总司争过《告人民书》《紧急通告》的首创权或著作权）加以打击，由此拉开了一月革命的序幕。而在随之而来的“二月镇反”中“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板子则打到了包括湖南湘江风雷在内的不少造反派的屁股上。

天下大乱的7、8、9三个月摧毁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也一度形成权力真空，于是，在2月被镇压的造反派扬眉吐气的同时，“经济主义”再度抬头；而更引人注目的，则是某些异端政治诉求公开的声音和规模可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反运动移师城市。在长沙，与8月解放路武斗几乎同时，大街小巷出现了要求为1957年鸣放时因反对赫鲁晓夫搞非斯大林化而被打成右派的一师学生杨美南平反的传单；9月，原《新湖南报》副总编辑苏辛涛串联与其一同罹难的报社“右派集团”成员开始为翻案而奔走呼号。随之，一些另类的造反组织开始涌现：如在“8.30声明”上列名的湘江风暴下放职工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农会（长沙地区知青组织）；如有知名人士谢介眉（地下党员、省政协副秘书长，谢若冰之父）、方用（省教育厅长）、邓均洪（曾任《新湖南报》副总编、省文教办副主任、《新湖南报》“右派集团”成员，邓晓芒、残雪之父）、沈立人（曾任地下党长沙市工委书记，长沙市副市长）、张伯伦（脱党地下党员、省参事室参事）、羊春秋（湖南师院讲师、文革初期被省委揪出的牛鬼蛇神）等领衔或参加的“解放一大片、打击一小撮湘江战团”（简称湘江战团）、“地下党、地下武装调查团”、“高校革造总”等。从这些组织的名称，人们不难判断其价值取向，在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转向重建权威、恢复秩序与稳定，而工联对之步步紧跟之时，他们由于自身的“问题”未能得到解决，自然只有在主张“继续革命”“造反到底”的省无联身后才能获得活动的空间。何况因为工联对他们从来就看不顺眼，并曾对其施以程度不一的打击，他们从不掩饰对省无联的好感。因此，1.24之后这些“黑三线”印记十分明显的组织便被省革筹顺理成章地和省无联一锅端了。

如果说，上述组织因省无联态度暧昧和个别成员或某些基层组织与其有牵扯而使两者关系似有似无，剪不断理还乱的话；省无联对知识青年造反派的支持却是旗帜鲜明的：从宋绍文到杨曦光、周国辉、张玉纲，无不将下乡知识青年视为最可依靠的坚定革命力量（湖南的下乡知识青年也颇争气，除了已任县团委书记的瞿泰安等个别人外，全数是造反派）；杨曦光更是不顾中央禁令，偕同山东师院附中批判小组刘锦长召集数省下乡知青在一中集会，并据此形成《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引起康生在1.24接见时的高度警惕。也正是托庇于省无联，下乡知识青年才未被工联和部分湘派组织赶尽杀绝，绝大多数滞留长沙，并在中央下达要求回城知青返乡“抓革命、促生产”文件后，仍旧气焰嚣张地仿照毛泽东的口气于街头刷出“已阅，不同意”的大标语，并且掀起了强行回城的“造户口反”的高潮。而知青造反派的文艺团体“红一线”的演出则完全占据了长沙夜生活的舞台，场场爆满、一票难求；每晚演毕卸妆后男演员斜挂大氅、女演员长发披肩和着手风琴踏歌而行的场景吸引了多少玫瑰梦尚未完全褪尽的少男少女，为冬日中阴冷的城市抹上了几笔淡淡的暖色。然而，随着1.24的到来，这一切都如轻烟般在寒冬中散尽，知青们默默地返回农村，迎接他们的是日复一日的劳作和一场又一场批斗。

如此说来，省无联与众草根同是天涯沦落人，都被称为大杂烩，不算冤枉。而其被与另一些社会群体扯上关系，则自身难辞其咎。

与权威及秩序为敌的反社会分子

在任何一场社会动乱中，都会有沉渣泛起，文革自不例外。7、8、9三个月，一批秩序与权威的天敌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号垒起了大大小小的山头。他们大多数只是为逞一时之欲，自生自灭、去留随时；“9.5命令”收枪后便销声匿迹，只有东风近卫军、长沙青年影响较大，坚持的时间稍长。

东风近卫军的司令何家顺为长沙电业局工人，其主力则是晶湘玻璃厂的一个流氓无产者团伙。他们作战勇敢、造反坚决，但有多大能耐就敢干出多大伤天害理的罪行。使其名震长沙的是电力俱乐部事件。即他们滥捕对立面（高司派）群众，在该俱乐部内对其非法关押、私刑拷打，特别对其中的妇女更是施行惨无人道的性侵害，其细节令人发指。东风近卫军参加过省无联初期的数次活动，也提出过参加省无联的申请，甚至谋得过职位；但随着电力俱乐部事件事发，其活动范围急剧缩小，至省无联垮台时已不知所终。但其给省无联造成的恶劣影响已难消除，

长沙青年的发起者和基本队伍是中央7.27表态导致高司失势及其盟友公检法夺权委员会瓦解后脱离看管的长桥农场劳教人员，后有一批知识青年和社会闲散人员加入，成分复杂。其负责人中有两名1960年代中期的高中毕业生：李良（十一中）、石惠泽（师院附中）。二人均为高级知识分子子弟，因“出身不好”未考上大学后心生不满，欲北上越境投奔苏联，被抓回后投入劳教。李、石二人均有头脑、善辞说，参加过湘派初期的几次会议，发言分析形势头头是道，据说很得周国辉的欣赏，但井冈山却耻于与之为伍。

如果说，李、石的遭遇尚令人扼腕，长沙青年的司令夏菊初的人生旅程却实难使人同情。夏以一个街头小混混练成扒窃高手，并以此被送往长桥劳教。夏司令在短短的造反生涯中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带头残害农场的一名未能及时逃脱的管教干部使其致死；二是率队参加解放路武斗时用高射机枪发射照明弹引起湘绣大楼起火造成救火人员死伤。对此建设不足、破坏有余之辈，广大群众全无好感，因此当47军于10月末以武力取缔长沙青年，随之将夏菊初处以极刑时，未引起任何社会震动（长沙青年的残余分子有过劫法场的议论，不过是说说而已）。

以上两组织支持省无联原不为怪，但其与革命实难沾边；省无联对其未能表明态度、及时切割，实为失策。大杂烩之说一出，只能有口难辩。

省无联在何处失足

省无联最大的本钱是造反早、功劳大，如今被扣上顶其丑无比的大帽子自然委屈。可细心读者从前文中当可体会到，省无联落到如此境地完全是咎由自取。下面我们再总其大要，看看省无联是在何处失足。

省无联的核心组织均崛起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时，紧跟毛泽东“造反有理”“炮打司令部”、搞“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直到“武装左派”、文攻武卫、文革变“武革”，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道上一路狂奔。可经过7、8、9三个月的急风暴雨，特别是武汉“7.20事件”，毛泽东发现自己已经打开了一只潘多拉魔盒：造反派如脱缰野马不受驾驭，被视为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军队却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极为抵触。作为现实政治家的毛泽东意识到了“大好形势”掩盖下的潜在危险，决定软着陆。特别是在“揪刘火线”将刘少奇事实上打倒后，毛泽东“从大乱走向大治”的急切心情已溢于言表。他发出“现在论到小将们犯错误了”的警告，指出“没有必要一定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整肃王、关、戚，等等，都是明白无误的信号。而“八·十”决定只将“左派”桂冠授予“工联”，尤说明控制局面的实力比造反精神更为高层所看重。

当然，毛泽东此举可能事出无奈，被动选择多于主动抉择，从此期间他吟诵的晚唐罗隐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中便可窥见其心迹。然而，主动也好，被动也罢，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战略部署一旦出台，各路人马便只有紧跟的义务、落实的责任。可省无联一帮人却或受政治权力的诱惑、或受极左思潮的驱使，偏要对其随意解释另搞一套，如前文所述杨曦光认为毛泽东在中央与对手的妥协并不影响造反派在基层的单兵突进；周国辉则结合省无联的遭遇援引贵州411、黑龙江炮轰派、天工8.25的例子论证当时有类似“二月逆流”的“十月逆流”，因此要与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坚决斗争；张玉纲认为湖南的形势是反攻在即且“反攻是一个长过程”，省无联自然还大有可为。虽说都自认为言之成理，但实际上都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但是，省无联的作为若仅限于此，充其量也不过是“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其结局不会比同期的辽大8.31或稍后的天津大联筹更差——前者被中央拿下桀骜不驯的张祥久、换上相对听话的张治国后照样进革命委员会；后者被揪出一大批“一小撮坏头头”后被灰溜溜挤到了大联合、三结合的后排——何至于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而截至1967年底，中央学习班也确实没有放弃对不听话的省无联的争取，希望他们“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12月下旬，已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红斗向周恩来建议省无联应派人来京进学习班，周表示“只要省无联不在湖南搞分裂，可以来京学习”；主持学习班的47军副政委李振军即向红斗、李仲昆索要拟来京人员名单，但李却虚与委蛇并指示何建国：到北京就回不去了，千万不要来；

省无联合法化前景的闪现，使形势似乎有了好转的可能；但随着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张玉纲的《我们的纲领》等一批文章文件及周国辉的多次演讲录音被华国锋、郑波（47军副军长）送往北京，局势陡变；

1968年1月2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由中央举办的武装干部学习班的学员，听取了郑波关于省无联情况的汇报，并审阅了有关材料，当即做出批判省无联的指示；是夜，胡勇将有关情况电告长沙，引起了省无联内部的混乱；

1月12日，省无联常委在红旗军总部开会，决定拒赴北京学习班，次日又拟组织赴京汇报团；但此前红中会的申学崧、汤建平等人已被47军用飞机送往北京，加上第一批（10月上旬）赴京的李昆明，红中会的领导核心和总部骨干已基本离开长沙；随之，禁不住诱惑的东方红总部刘定安也有意赴京；

1月16日，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组织赴京代表团，妄图接回张家政、李仲昆，但此举纯属痴心妄想；

1月19日，在红旗军总部再次召开省无联常委扩大会，红旗军等对东方红总部决定赴京参加学习班表示不满，毕健持此态度的理由不难理解：北京学习班虽然对省无联敞开了大门，但其总部不为中央承认的红旗军仍被拒绝入内；

1月20日，与周国辉私交甚笃的谢若冰自北京打来电话，密告将有大难临头。

面对省革筹参加北京学习班的邀请，东方红总部撑不住了，决心与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1月20日晚，东方红总部谢国凡带人去一中抓杨曦光（因杨已去农村搞社会调查，未果），路遇对形势已有清醒估计的周国辉，周对其行动颇不以为然并预言“现在是镇压造反派的开始”。

当此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之际，战意与斗志均大为下降的东方红总部于1月21日召开支队长会议，商议退出省无联。但被闻讯赶来的李万翠、陈焕勤（虎山行）、傅芦生搅局，未形成最后决议。

1月22日，参加北京学习班的省无联常委单位碰头商讨对策，眼见大势已去的红中会总勤务站成员申学崧、李昆明、汤建平宣布红中会退出省无联；但在长沙主持日常工作的吴春林等却异想天开地串联其他组织对省无联实行“接管”，以实现与周国辉、杨曦光、张玉纲的切割，全身免祸。

同日，周国辉在燎原电影院为一位在武斗中阵亡的知青举行的追悼会上发表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声称“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未来”，要“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实现财产权力再分配”，随后便销声匿迹，直到半个月后在岳阳被捕；而省无联也开始了其最后旅程。

1月24日，省无联举行了最后一次常委会，主持会议的是那位即令打出白旗也无人受降的红旗军司令毕健。

毕健开宗明义：今天就省无联如何搞下去，搞不搞？（大家）提意见。

红旗内燃机配件厂东方红战团的傅芦生倒是嘴硬：我们现在是需要斗争，不能解散，解散就是否定自己的过去，日子就不好过，现在就是要顶过来……

退出省无联未果的东方红总部唐志明则遮遮掩掩：我们的错误，不能向工联，向黑三线人物作检讨，只能对内作检查，打省无联实际上是进行资产阶级复辟的打算，省无联应重新发出自己的声明，重申自己的政治主张……

出席会议的红中会代表则透露了北京学习班内的紧张：昨天在北京的三个同学来电认为要在中央将接见前退出省无联。在家的同志昨晚开会一致（表示）不退出，要把省无联干到底，如果中央政治局作出了解散无联的决定再确定退……

省直联则对坐而论道十分不耐烦：下午会议不能再继续，应该按昨天的决定继续开展工作，外面现在没有一点东西（大字报、标语），赴京代表团要抓起来。

毕健、唐志明都提出要组织材料，准备28号去北京向中央汇报。

但是，没有时间了，既没有“斗争”的时间，也没有“检讨”的时间了：就在当天晚上，自毛泽东、林彪以下的中央大员悉数到场，共同宣布了省无联的死刑。

康生痛批省无联理论家

1967年1月24日，由康生唱主角的中央解决省无联问题的压轴戏开场，重点点名批判周国辉、张玉纲、杨曦光。

三人中抛头露面最多的是周国辉，他四出作报告，舌上生风、快活异常。但周老兄是一线指挥员，面对的多为普罗大众，故上讲台时不能与张、杨切磋时那样捧着本《资本论》，只能说些“警惕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一类的大白话或危言耸听地提醒听众当心“十月逆流”得逞而“受二遍苦、遭二茬罪”；以便引起台下“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恐怖联想，故分贝虽高，但皆是“造反八股”，新意不足；康生也懒得与其“摆事实、讲道理”，只是操其惯用的无中生有之伎俩搞“阶级分析”，在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上做文章，说他“孤儿不孤”，背后有个“陈老师”。于是乎省革筹揪出了湖大讲师陈光烈。

张玉纲获罪主要是写了一篇《我们的纲领》，以尺幅之文作宏大叙事，从马克思的“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到列宁的“改组工农检察院”，再到苏共二十大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面临的“现实严重挑战”，再到特权阶级出现和生产关系部分变质，再到“第三里程碑”，再到林副主席10.24讲话，再到敬爱的江青同志11.12指示，再到“谢氏轰章”；先历史后现实、先国际后国内、先中央后地方；简明扼要、条理分明，甲乙丙丁、一二三四，十分便利康老逐条批判。今日视之，这篇工科大学生写就的《纲领》难称杰构，但不乏思想闪光却是事实。如其注意到列宁的《改组工农检察院》这一在其晚年思想中有重要地位且事关日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权建设的文章与文革的关系，就确属卓见。倒是康生的批判既无水平亦无风度，与其理论家的身份极不相符，以至杨曦光称其是“不折不扣的大党阀，不讲道理，仗势欺人，残酷无情”。特别令人费解的是康生对国际共运面临“现实严重挑战”说法的特别反感——因为当时和日后的历史提供的这方面证明多而又多，不然毛泽东发动文革干什么？然而，在当年的中国，这类事关党变修、国变色，民族前途、人类命运的大事，只能在政治局里讨论；只有康生一流的理论权威才有发言权，小民焉得妄议？张玉纲既然不愿老老实实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而要乱说乱动，就只好派他去当反革命。

也许是三人中只有张玉纲背后没能揪出黑手导致“阶级分析”失灵令康生不爽，他便捎带抛出了与省无联无任何牵连瓜葛、但在张的中南矿冶学院任党委书记的林纳，称这位与自己在第三国际共过事的老资格女共产党员是“苏修特务”，林随即自杀。可后来矿院为了给林做结论而多次赴京希望能找对林知根知底的党中央副主席取证时，康办却不置一词且拒不接见——当然，这是后话。

然而，相对于周、张二位，杨曦光及其《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激起了康生更强烈的“无产阶级义愤”。

《中国向何处去》本是一篇征求意见稿，印数不多，16开油印，半幅正文半幅留白，以供读者批注，其发出时间为1968年1月12日。此时中央对省无联已有定性，但《中国向何处去》却为其墓碑填上了最后也是最大的一筐土。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确是一篇刺眼的奇文：首先，他较早猜测到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乌托邦之梦、建立人间天国，“五七指示”即其蓝本（这为“斗批改”中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和毛泽东1975年“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所证实）；其次，他比其他人更关注当时的某些社会（非政治）现象，合同工、下乡知青这些从不入主流造反派法眼的问题均被他视为制度缺陷的表现。康生就对杨曦光在知青中的影响十分警惕，因其所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实在有煽动草根阶级反抗现存制度的嫌疑；更重要的是杨结合“九评”中对当时苏联社会性质的分析，将毛泽东六十年代的某些论断和提法及列宁十月革命胜利后发现《国家与革命》的教条失灵而采取的权宜之举推向极端来论证文革的必要性。如杨认为文革前中国同苏联一样存在一个特权阶层控制的国家机器（即毛泽东所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因而要“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夺权斗争。为此，必须“砸碎旧的国家机器”，“重新建党”、“重新建军”、“重新建国”。但不经意间杨曦光越过了毛泽东容忍的底线，如周恩来预见的那样“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因为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占统治地位”是文革得以发动的基本前提，任何“砸碎”、“重建”之举都只能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举动。也许杨曦光只向前多走了一步，但他没有意识这一步有可能导致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危机、将共产党几十年奋斗的成果化为乌有。

没有理由怀疑当年的杨曦光及其同道对毛主席近乎狂热的忠诚，从他们在重压之下仍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响当当的毛林派”中甚至可以读出屈原式的耿耿孤忠。但是，在现实政治中客观效果远比主观动机更具说服力；杨曦光心中的“省无联”是靖难勤王的义师，康生、陈伯达眼里的“省无联”却是吴王刘濞“东帝自为”式的反贼。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利剑高高举起，没有怀沙自沉机会的杨曦光们只能去坐牢。

劫后余波

覆巢之下无完卵。时穷节乃见。1.24接见的重压使省无联倾刻瓦解，追逐权力的现实主义者与以笔为旗的理想主义者各依其本色对灾难作出了反应。

1月24日晚，几乎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接见同步，一个来路不明的接管委员会宣布接管省无联，宣布开除并拘留省直联的孙君森、高校风雷的周国辉，矿冶井冈山的张玉纲，《我们的纲领》作废；并宣称省无联大方向是正确的。随之，省无联工总、红工会、红旗军、红中会、红导弹、虎山行等组织又发表口径不一甚至互相矛盾的声明，说《湘江评论》不是省无联机关报，而是由高校风雷、矿冶井冈山公社和红中会三家所办；《我们的纲领》是矿冶井冈山公社张玉纲一人所写，《中国何处去》是杨曦光的个人创作，均不代表省无联，惟对大方向正确与否，已不再提。然而，此等表白和辩解徒增话柄：所欲“拘留”之人，均系长期以来省无联要保护之革命小将，今日却要捉去见官，如何忍心下手？且在孙、周、张（包括杨曦光）早已在逃后方宣布拘留，这到底是在演华容道还是在演捉放曹？《纲领》既然系个人行为，又何需省无联来宣布作废？缚苍龙战团《为‘我们的纲领’叫好》的大字报日前才上街，如今墨迹未干，这“废”又如何作得了？办《湘江评论》乃1967年10月19日省无联常委会的决定，不称“机关报”而称“湘江评论编辑部主办”是此次常委会的欲盖弥彰之举；此事不提也罢，若非要在这大难临头之际出头撇清，岂非“此地无银”，越描越黑？至于说《中国向何处去》系杨曦光一人所为，倒是事实。刘定安、毕健、李万翠几位断无兴趣与能力去与杨曦光一道搬厚如砖块的马列大部头，搞“新思潮”理论建设。然而，杨氏“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思想，已经周国辉在其报告中多次公开宣示，你等为何不但不表反对反而时不时鹦鹉学舌？此时再想划清界限，是不是迟了点？

几纸示弱求饶的声明飘落于初春街头的泥泞之后，省无联即作星散。与此同时，几支势不能穿鲁缟之响箭亦从暗处射出：

1月27日，《湘江评论》第五期（油印版）在六中出版，随即贴上街头。顽固对抗中央“1.24”指示，发表《告革命读者书》、《评黎、华、章牌“群众专政”》、《芙蓉国里尽朝晖——省无联战旗不倒》、《把省无联的战旗扛到底（代关于时局的声明）》等四篇文章，矿冶井冈山公社在绝望中仍发出“省无联的革命原则是决不能背弃的，她代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的叫嚣——真如工联的批判文章所言：“反革命野心至死不变”；

2月1日，杨曦光在一封信中咒骂“康生是不折不扣的大党阀”，“我们的敌人不只周恩来，还有一帮大大小小的官僚”；

2月4日，高校风雷又抛出了《讨2.4批示檄》、《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何老是匆匆忙忙跳出来》两份传单，坚持既有立场，对抗1.24指示，继续炮打周恩来；

2月5日，杨曦光、刘小兵等六名夺军权成员发表《关于目前时局的严重声明》，继续鼓吹“新思潮”，坚持“把省无联大旗打下去”，要“打倒中国最大的党阀——康生”。

凡此持凌厉之气强项横行者，无非是把“1.24接见”比作“2.4批示”，将省无联比作湘江风雷，妄想又来一个“7、8、9三个月”，倒转乾坤、收拾山河。然而，无物不变、一切皆流，人不能两次涉入同一河水，连伟大领袖都感到“运去英雄不自由”，尔等想靠几套花拳绣腿挡住轰然碾过的政治车轮，岂非痴心妄想？

眼见残灰余烬，点点星火已无燃成燎原烈焰之可能，出逃在外的杨曦光迅速放弃了“五更寒夜过去，便是阳光灿烂的春天”（高校风雷《讨2.4批示檄》）的幻想，开始考虑斗争的长期性：“我们的斗争是长期的，目前还处在极低级阶段，应该肯定这场革命要二十年以上”，而之所以如此，一是“毛主席目前在中央仍旧是少数”，“现在中国真正掌握了毛泽东主义的人很少，在列宁逝世以后，思想界几乎僵化……毛泽东主义是一九六二年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二是新思潮还不成熟，而“命运迫使新思潮过早投入战斗”，因此“新思潮的出现致使敌人空前的疯狂，就是从反面雄辩地证明了新思潮打中了新生资产阶级的要害。但是另一方面敌人的大规模镇压能够得逞还因为新思潮没有变成新生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工人阶级自己的战斗的学说”，故当今之急务，已不是恢复省无联，而是要坐下来“详细地占有材料，认真分析解放十八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政权机构，上层建筑的演变情况，”“要分析十几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哪些新东西产生了，哪些东西灭亡了，这就要不割断历史，不要以为中国社会从来就是如此，比如高薪制度以前就是没有的，中国共产党内在解放前就没有一个被人称为‘大脑壳’的阶层”，“没有具体分析在今天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历史使命，没有具体分析新生资产阶级怎样把厂矿企业变成新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新的资产阶级怎样产生，工人阶级头上的吸血鬼怎样从工人身上吸走利润等等。”因为“现在新思潮能否发展和巩固的要害就在于从工人阶级切身利益出发，从分析工厂的现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分配权和人与人的关系）出发，把新思潮从知识分子的空想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自己的学说”，“新思潮一定要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发展自己的阵地，没有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肯定会半途而废，单纯地炮轰XXX根本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对于新思潮能够掌握群众，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杨曦光自信满满，他高傲地宣称（模仿方志敏烈士）：

官僚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崇高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毛泽东主义，

乃是世界革命的真理！

显然，在杨曦光眼中，“新思潮”即是“毛泽东主义”。

杨曦光直到进监狱仍以为自己是毛泽东的旷世知音，如果他知道这位知音也骂省无联是“反革命大杂烩”（1968年7月27日接见五大领袖），斥省无联为“极左”（1969年6月28日接见黎原、华国锋），其心中会是如何况味？

1980年代初，杨曦光、周国辉、张玉纲等省无联案犯先后对案情不服而提出申诉。此时的中国政局正值又一次变动之中，最早给杨曦光等扣上反革命帽子的华国锋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杨曦光的父亲杨第甫这位人脉甚广的老干部获平反后担任了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很快，曾志、帅梦奇等湘籍老人开始注意“湖南那几个学生”的问题。总书记胡耀邦将杨曦光等人的申诉材料批交法院重新审理。1981年，根据最高法院的指示，湖南高院复审省无联案，除毕健等个别人犯有其他罪行维持原判外，其余人全部宣告无罪。湖南省委也宣布将省无联定性为“反革命大杂烩”是错误的，予以收回。如此落实政策的路数，看似与此前为红色政权保卫军、高司平反并无不同，可实际效果却有微妙差别：省无联的几位获平反思想型造反派身后总拖着一条似有似无的尾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关键在于1.24接见。盖红色政权保卫军、高司之遭难，一因《红旗》社论点名，一因《8.10决定》有关条文，故只要将其收回，组织与其负责人（唐德元、刘爱华，占先礼、王占宗）的平反便是二而一的事。但1.24接见在给省无联扣上“反革命大杂烩”的帽子之外，还对杨曦光、周国辉、张玉纲逐一点名、严加批判；如今虽是平反，却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对点名批判一事刻意回避、不做是非判断，其给被批判者留下阴影，便不难理解了。好在如此略显暧昧的平反已不妨碍当事人恢复正常生活。

直到2005年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即杨曦光）去世，坊间传出有礼部行文（或云电话通知），要求主流媒体对此不发消息，对杨的生平及学术成就均不予置评；其他报章杂志可介绍其经济学研究成果，但不准涉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社会问题（如土地私有化）的看法、亦不得提及其文革中的言论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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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尊重历史真实是最起码的

——对童话《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的一点质疑

鲍国芳

闻佳是我上中学——师大女附中时的同班同学，她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至今是我初三四班同学们心中的痛。2003年我曾经为了搞清闻佳的冤情，采访过她的舅舅，并整理了一个文字材料，后来发在博客上；在我校一次校庆聚会时，我班同学为了闻佳的事开会讨论过如何帮助她为她捐款，还考虑能否为她申请国家赔偿，当时只是因为她在京亲人的婉言谢绝而暂时作罢。近日，读了电子杂志《记忆》49期，其中有一篇署名童话的文章《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我们应该感谢这位朋友对闻佳命运的同情与关注，文章前面对事件的叙述是清楚可信的，但是其中有一段文字，让人很惊诧，让我这个很久都不码字的人又不得不拿起笔。

童话在该文章中说到：文革史专家、《文革受难者》的作者王友琴女士，在二〇〇四年《顾文选》一文中提到了闻佳的遭遇：“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闻佳十六岁的时候，被同班的红卫兵称作狗崽子，在教室里遭到斗争。她的同学动手打她，她的眼镜被打碎。”这一段文字是如此言之凿凿，时间、地点皆备，还提到了闻佳的眼镜被打碎的细节。好像王友琴就在现场，或者直接采访了当时的目击知情者。作为同班同学，我们当时大部分时间朝夕相处。从1966年文革发动，到1968年分配，中间除了大串联、军训，我们各自参与一些学生组织……同学们在一起的时间不算少。在我和许多同学的记忆里，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班并没有发生过同学批斗老师，或者批斗同学的事件，而且也没有同学被称作什么狗崽子，当然也包括闻佳。这一点我想我们初三四班所有还健在的同学都可以作证。不过在极左思潮“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影响下，同学难免会自己对号入座，出身不好的自然有心理压力。

前不久我们班同学集体过六十岁生日，我们可敬的班主任金元老师也参加了。她在与我交谈时说，她看到一篇写闻佳的文章（即上述童话文）。她当时十分激动地对我说，这篇文章说得不符合事实，咱们班哪里批斗过闻佳，更没有打过她啊，这不是胡说吗？我们不禁要问王友琴，她所说的闻佳被同班红卫兵同学批斗挨打的说法从何而来？

王友琴是我们的校友，她写了许多文字记述了文革中的受难者，我很敬佩她的执着，她的人文关怀以及对社会的责任心。但是她对闻佳一事的那段叙述让我很疑惑，她在说闻佳的同班同学如何批斗打了她时，至少应该问一下闻佳的同班同学，问一下我们这些当事人吧？大概在2006年，我母亲生病在床时，我曾接到过她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她在电话里与我交谈了许久，主要说卞校长的死，其中也问到闻佳的事情。我说对闻佳的事我采访了她的舅舅，我会把写的材料发给她。当时她并没有问过闻佳在班里是不是被同学们批斗或者挨打的事情。如果她这段文字写在与我通电话之前，她完全可以再向我核实一下情况，如果是在与我通电话之后，那她又是听谁说的，为什么不再落实一下？

为了解惑，我又查找出王友琴《顾文选》的原文，看她在原文中是如何叙述闻佳冤案的。其中她说闻佳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三的学生，后来被判18（20）年徒刑，这个没错。但又说：“在闻佳被捕前，在1968年底的寒冷的冬天，因为她的父母的‘问题’，她无家可归，只好在一个废弃的厕所里安身，并且准备在那里绝食而死……”接着就说：“在1966年夏天，闻佳16岁的时候，她被同班的红卫兵当作‘狗崽子’‘斗争’。在‘斗争会’上，她站在教室前面，有人动手打她，她的眼镜被打落在地。”之后是：“她和她的母亲被驱逐出门，他们的东西都被砸坏或者没收……”以上所述大都不附合事实。第一，说她因为父母问题无家可归，这个并不存在，因为闻佳原本从上中学就住在她的舅舅家，她的母亲一直在重庆老家。第二，正如文前所述，1966年夏天并没发生过她被同班的红卫兵当作“狗崽子”“斗争”的事情。第三，因为闻佳的母亲一直在老家重庆，也就根本不存在“她和她的母亲被驱逐出门，他们的东西都被砸坏或者没收”的事情。第四，当时我班戴眼睛的同学屈指可数，闻佳并不在其中。如此，不戴眼镜的她拿什么让人“打落在地”？这不能不让人佩服笔者的想象力和编造水平。

关于闻佳的蒙难入狱，她舅舅后来从西城区法院苗清仲厅长（苗在后来重新审理闻佳的案件时非常同情闻佳）那里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原来闻佳是因为对上山下乡不理解，说我什么农活也不会，到农村怎么养活自己啊。被人抓住说她从思想上不愿意上山下乡，就是反对上山下乡，反对上山下乡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就这样上纲上线，批判她（这个批判应该是在我班大部分同学都分配后发生的，也就是1968年，而不是1966年夏）。她舅舅不知道她在学校挨批，她本来思想上压力就很大，回到家里舅舅舅妈也劝她还是要上山下乡，就这样两头挤她，她觉得没路可走，就跑到学校自杀，才发生了以后一系列的事。

她舅舅还说：她的遭遇和她父亲的悲惨身世有关。解放初，闻佳父亲在当时只是一个家庭出身地主的学生，开始在机场当过文书，后来在粮店工作，本人什么问题也没有。在乡下上学时同学里有矛盾，在肃反时有人陷害他，把他从工作单位抓回去，在枪毙肃反对象时把他拉去陪绑，结果把他也打死了。既然死了就把他就当成恶霸地主了。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给他平反。但是这之前家里一直背着这个黑锅。闻佳的母亲实在太苦了，当时丈夫冤死，自己又成了反革命家属，她独自带着一儿一女，生活非常困难。找不到工作，后来向有关方面反映，才到一所中学工作。为了帮助她，闻佳的舅舅就把闻佳和她的哥哥一起接到北京上学，就住在闻佳舅舅家。闻佳的母亲后来改嫁，不久又离婚。

在后来西城法院宣判她无罪释放的文件里说：“本案经本院再审查明：被告闻佳及其亲属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闻佳精神失常。将其在精神不正常情况下言行认定为反革命罪而判处重刑是错误的，应予纠正。”也就是在闻佳不理解上山下乡自杀及写出反标时她的精神已经失常。话说回来，即使精神正常情况下，在文革中所谓的反动言行，在文革被彻底否定后也就不能成立，更何况一个精神失常的人。现在看当时对闻佳判决的错误是双重的。

无论是不是专家，对文革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调查与追忆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一切结论应该是以事实为依据，一切历史的记录都应该以真实为原则，如果连这一点最起码的都作不到，那所作分析又如何让人置信。

童话可以说，这不是我说的，是王友琴说的。但是从童话的文字看，她已经确认闻佳的同班同学是迫害闻佳的罪魁之一了。她说，她在《为无告的闻佳》一文中提到的：“谁是一九六六年她同班的红卫兵？”被认为是最有力的文字之一。大有将闻佳同班的红卫兵同学推上审判席的架势。而童话此文所附的一张照片，却与她的说法相矛盾——这是一张我们班与几位开赴黑龙江兵团的同学在学校门口的留影，时间是1967年月12月。闻佳就在其中。如果说闻佳被打成狗崽子挨批斗，又怎么可能和同学们亲密地一起拍照呢？那天我们还到民族文化宫门前拍了照，这些照片除了证明闻佳和同班同学关系融洽之外，什么也证明不了。我估计，童话的照片也是来自我们班的博客。

彻底否定文革，否定红卫兵运动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天下不存在着这样的逻辑：因为红卫兵当时施暴搞打砸抢，制造了红色恐怖，所以文革中的全部灾难都来自红卫兵。事实早已证明了这一说法的荒谬。

有关闻佳的文字，请见我班博客：

http://a66chu43.blog.sohu.com/64861100.html

http://a66chu43.blog.sohu.com/70936852.html

201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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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是谁向卞仲耘施暴：红五类？黑五类？

石新勇

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的“校长之死”一向是网络上的热点话题，近日电子杂志《记忆》首次邀请女附中五位1966届初/高中生做访谈，包括被认为是文革符号的宋彬彬，再次引发激烈争论。关于施暴者身份的界定，成为焦点。虽然争论看上去并不能真正聚焦，但大致仍可归纳为三种：

一、1966年7月30日工作组撤离师大女附中到8·5事件发生时，刘进、宋彬彬称，她们没有牵头成立红卫兵组织；发起、组织游斗校领导并暴力致使卞校长死亡的高一部分学生，当时也不具红卫兵身份。因而，校长之死是在校园处于无政府状态下发生的极端事件。

二、《记忆》49期头条《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一文中，作者朗钧抄录了邓榕回忆录中记述7月29日“代表红卫兵”参加人大会堂大会的内容等三条，及高二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中，提到8月1日随军训学生从邢台回校，学校已有了红卫兵的相关内容。作者认为，8月1日以前该校已经成立了红卫兵，8·5那天是红卫兵打死了校长。

三、曾发表过著名评论文章《丑陋的老三届》一文的刘双先生，在《是圣殿，还是废墟？》一文中针对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校长之死，提出了最直接的凶手并不是“红五类”子弟（当然就不会是红卫兵）的观点：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芸女士被本学校的学生活活打死。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北京中学校园的第一起命案。“卞仲芸之死”早已成为海外文革研究人员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热点专题。但是，在有关文章中，似乎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一个事实：惨案发生在红八月。但是致死人命最直接的凶手并不是“红五类”子弟。卞仲芸女士的孩子告诉我们，据他们事后了解，当时打她母亲最狠，下手最毒的是“黑五类”子弟。卞仲芸夫妇都是四十年代入党的中共党员。她的丈夫曾一度认为：这是一起借文化大革命之机，进行阶级报复的典型案例。（网上见于2007-8-4 13:02，详见“黑蓝论坛”：

http://www.heilan.com/forum/viewthread.php?tid=936&extra=page%3D1%26amp%3Borderby%3Dviews&page=1 ）

这三种说法，哪个更接近真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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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瓣心香】

堂堂溪水出前村

——怀念《记忆》作者中最年长的尹慧珉老人

何蜀

1946年3月的一个夜晚。重庆近郊化龙桥红岩嘴山岗上。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召开的一次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当时中共在陪都青年学生中建立的一个秘密外围组织）核心组成员的重要会议结束了。按照南方局的要求，学运领袖们必须结伴返回学校以防不测。中央大学的两个男女学生被安排在一组，两人走出红岩办事处房门，一眼就看到皎洁的明月高挂夜空。走在下山的小路上，男学生说：“看月亮的样子，我的生日快到了。”女学生问：“你是哪天生？”男生说：“按农历我的生日是三个二：二月二十二。”女生笑了：“真巧，我也是这一天。你是哪一年？”男生答：“甲子年，就是1924年。”女生简直笑出声来了：“那就更巧了，我们原来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啊！我读初中时有个同班女同学王俊，我跟她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想不到又碰到了第二个。”

这个男生叫胡甫臣，女生叫尹仪南（即尹慧珉）。以后两人成了夫妻。

这个故事，我是在胡甫臣老人的回忆文章里看到的。

我在为供职的《红岩春秋》杂志组稿时与胡、尹二老建立了联系。那时二老都已离休，胡老原任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总编、党组书记；尹老虽也有相似的革命履历，却没有做到那么大的官，她的简历是：

尹慧珉，1924年出生于湖南邵阳；1943年考入因抗战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外文系；抗战胜利后随学校复员南京，1947年毕业后任中学教师；其后曾任武汉中小学教联副主席，《长江日报》编委、工业组长；《工人日报》编委，生产经济组长，副刊主编及文学研究所图资组干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室副编审。

（左图：尹慧珉遗像。）

两位老共产党人，当年反独裁争民主的学生领袖，离休后都在反思历史中加入到了“两头真”（或曰“党内民主派”）的行列，他们都在八十岁前后开始学用电脑写作与上网，写作的内容都以历史回忆及反思为主，但文风有所不同，胡老的严肃沉稳，尹老的活泼清丽。尽管是老人了，尹老笔下还不时会蹦出几句俏皮话。我常想，如果能把二老的文章编一合集，一定很有意思。我为《红岩春秋》杂志编发了他们好多篇稿子，胡老的较多（因他写的在重庆上中学、大学时的一些经历，特别是参加中共地下工作的经历及有关南方局领导陪都学生运动的情况，正是杂志需要的内容），但尹老的文章更有文采，我更爱读。

尹老有一篇写她祖母一辈女性（祖母、外祖母、舅祖母、姑祖母）的文章《久已逝去的一代人》，我就十分喜欢。她的祖父是清末的县太爷，祖母则团结起她的外祖母、姑祖母、舅祖母，合力办起了江西省第一个女子学校——南昌正蒙女校，把这个开新风气的女子学校办得颇有影响。文章里写了长辈们办学中的不少艰辛和趣闻，也写了几位长辈晚年时的变化，特别是祖母的变化，从一个勇于破旧立新的女杰变成了一个乖戾老人，甚至明赶暗算把外祖母赶出了家，造成全家长时间不和，给每个人的心上投下阴影。在文章最后尹老感慨道：

我常想：怎么会这样呢？是什么使得两个曾经志同道合、思想进步的好朋友竟变得势不两立、形同仇敌呢？当年那个生气勃勃的创业者、那个鼓励朋友挣脱禁锢的先进女性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竟用自己残余的精力去摧残当年的好友？……
　　青春逝去，豪情销尽，英雄变成庸人、顽固人甚至恶人。难道年龄对人的侵蚀竟是不可克服的吗？
　　鲁迅在纪念章太炎的文章中曾慨叹他所敬佩的革命家章太炎终于退居为宁静的学者而与时代隔绝，《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老年时也把过去的豪气变成了固执。最近读这些书，联想到历史风云中一些自己曾经极为崇拜的人们，他们青年时和晚年时行为的对比，再联想到自己这数十年的小小人生经历，更觉感慨系之。
　　逝者如斯夫！或许，人生本自有其征途和归宿，历史本自有其轨迹和洄流。许多人不能抗拒时间的侵蚀，但永葆其思想青春的也大有人在。或许，遗憾也是并无必要的吧。

尹老另一篇《我和舅父赌头颅》（写于2003年3月15日）则更让我印象深刻，曾向不少朋友推荐过。她写到1947年在南京参加学生运动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按组织要求转移隐蔽，她去了在江西一个小镇中学做校长的舅父家，并在该校任教。一次，她与舅父发生了争执，舅父反对她又在学生中讲政府贪污腐化，不同意她批评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说政府有政府的难处，并且说：“你以为共产党来了就两样了吧？告诉你，谁来了都一样。他当了政，不贪污腐化，学生闹事他不惩罚，我把头割下来给你垫屁股！”她也赌气回答：“决不会！共产党有自己的理想，不是政客！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也把头割下来给你垫屁股！”两人都赌了恶咒。

时间过去不到十年，正是五十年代初期气象清明的时光，一次她妹妹去上海出差，顺便拜访住在上海的舅父。舅父对她妹妹说：“我现在最怕的是见你的姐姐了。我怕她要割我的头呀！”并把当年赌头颅的事情细讲了一遍。他那时对共产党确实心服口服，承认自己当年的话是错的了。在文章最后，尹老写道：

几十年又过去了。现在我也垂老，甚至比他当年还老了。但这段久已忘却的旧事，不知为什么，却又常常萦绕心头。每当触景生情，便时常想起舅父，而且心感惭愧。当然，现在我已并不“怕”他来讨旧账，因为他也早已怀抱困惑逝去多年了。

2006年7月11日，已经82岁高龄的尹老给朋友们发出邮件说：“我在外孙女的怂恿和帮助下，建立了一个博客，欢迎浏览，如有批评，更加感谢。”

我当即上她的博客《摘录者尹大姐》去看了并去信告诉了她。7月14日她回信说：“谢谢你的阅读。现在我写东西很慢，毕竟年岁不饶人，勉力为之吧，最近我为《红岩儿女》写了篇读后，附上，请指正。”《红岩儿女》是几位当年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学生运动的离休干部编写的回忆录集，其中写到的许多人和事都是尹老熟悉的。

她在这篇读后感中写道：“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回顾当年，我们这些年轻人或许是太天真、太理想化了。但是这却是那时一代人的实实在在的现实。那时只能根据当时的现实来分辨是非善恶，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那时想的不都是胜利以后随即来着手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吗？在那时谁能想到在最终夺取了政权以后竟还有一个‘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需要解决？那时人们读马列时或许连‘异化’二字也不甚注意，更别说是真正理解了。”

就在这天，她写了篇博客文章《受害者·加害者·同路人——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摘录了《二十一世纪》2006年２月号发表的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汉学家魏格林《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一文中的一些论述，发表感想说：

读了此文后首先使我震撼的是，我确实从来没有把我的国家和德国二战中的纳粹暴行联想在一起。此时却想起了许多事。忽然忆起文革结束周扬复出后在一次讲话中检查自己当年批判“人性论”时说的：“人性有什么不好？总比兽性好嘛！”这话当然是从文革的经历中有感而发，没想到在批判了多年的“人性论”、“人道主义”以后，在文革中却迎来了触目皆是的“兽性”和“兽道主义”。诚然，我们这里没有奥斯威星的焚尸炉，在这里，虐杀残害的是自己同一民族的同胞。但是，虐杀残害自己的同胞其兽性的程度究竟是更大还是稍小？虎毒不食儿嘛！以“革命”的名义吃掉革命的儿女，冠以“兽性”的帽子还算是客气的。在文革中，吃人肉（不是大饥荒时的偷着吃，而是杀死“坏人”会餐），杀戮、挖坑活埋，灭绝“成份不好”的一家一族，叫他断子绝孙，这些事决不是个别。至于戴高帽游行、喷气式、拳打脚踢、非法抓人、囚人，那更是司空见惯，不在话下了。为什么在辉煌革命辞句充塞空气中的时候人能公然做出这种事来，难道不是兽性么？其根源何在，难道不值得“宜细不宜粗”地反思一下，或如这位外国学者所说的“讨论”一下么？

魏格林这篇文章给我以启发的第二条是她对文革中受害者、加害者、同路人关系的分析。确实，在很多人身上，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只是每个人心中三者所占的分量有所不同而已。我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也是如此，既曾受害，也曾加害于人，由于严重的迷信，当然也入了同路人之列。再看看报章书刊上的某些回忆录，听听周围人们的言说，像作者所说的那种“突出自己的受害、回避自己的加害”者，比比皆是。而且其中有些人并不是有意说谎，在他心里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思维定式，不认为是谎言，反认为是完全正确、符合事实的，所以他也不感觉到有什么如作者所说的“矛盾”或“尴尬”。

特别是“同路人”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我想起把刘少奇开除出党的事。这件事是经过“合法” 讨论、举手表决、正式作出决定的。大会表决的时候，不举手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陈少敏同志；事后，公开反省自己当时的违心举手并向陈少敏同志表示敬意的也只有一个人，是胡耀邦同志。其他人呢？可不可以理解为同路人？我想很多当事人不会同意。他们认为当时只是无奈，是必然要这么作的。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那种“思维定式”。

魏格林的文章中还有一段话：“中国人自1840年以来一直把自己当作受害者来看，这是最不应该有的观念。”这就顺带着越过文革，回头从清末说起了。这令人立刻想到最近在《冰点》问题中抨击袁伟时的那种高论。总是外国人不对，总是我们被欺负了，悲愤已极。至于义和团和慈禧干了些什么，那就是关起门来自家的事了。任由这样一种习惯思维方式泛滥，岂不是要再演一出“火烧英代办”吗？

文章最让人惊警的是结束语中关于文革道德反思的那段话，大意是：“中国人向来是以道德高尚自傲的，现在却失去了对自己高尚道德观的自尊心，只能通过其物质方面的成绩把自己突出起来。”这是给我们敲起了警钟，能给我们敲起这种警钟的人应当说是我们的诤友。事实上，文革给我们民族造成的最大、最难补救的损失就是道德上的损失，不作这方面的反思和补救就难保类似文革的灾难不重来。让我们再也不要遮遮掩掩，不要再瞒和骗，把真实敞开，力求补救和更新吧。（2006-7-14）

2006年7月31日，她写来一封长信：

谢谢你拨暇读了我的博客。其实我是一时兴起被怂恿弄出这个东西来的，现在感到很费劲。年老之人，思维和手脚都很迟钝了。曾经觉得有很多话想说，公开刊物又不愿去争取发表，现在文网很紧，害得编辑们也不同程度地患了过敏症，胆颤心惊地在那里删删削削。不甘心被删削，为自己这点小文章去争论又觉得没意思，再说我对这些编辑同志还是很同情的，所以这些年来就断绝了这条路，偶有所得只堆在自己的电脑上，自得其乐，当然也不免寂寞。后来忽然“五柳村”发现了这里有一支笔，拿了些去发表，我也算是有了一个小小的发泄渠道。现在又弄了这么个博客，也是免得书空咄咄、自言自语的意思。弄了它，我本来希望至少每星期能发一篇的，现在看来难，只好拿些储存在电脑里的旧货来充数。既办之，也不便立刻收场，姑且试试吧。

记得小时读过一个小故事：一个小孩被老师督课甚严，一天要交一首诗。小孩写诗发牢骚曰：“我又不是蚕子变，肚中哪得浪多丝。”（浪多、丝，都是吴音）当时我颇生共鸣。想不到年老了又自设枷锁，也得变成蚕子了，不免自笑。

《读〈红岩儿女〉》你也看了。这篇东西我自己是不满意的，吞吞吐吐。之所以写成这样，就是由于对自己和对我们这一代人当年的灿烂年华有割舍不了的“青春无悔”的情绪，又被四位同龄作者辛勤劳动的献身精神所感动，很想写出一篇能够争取公开发表的文章来做些宣传，于是删改又删改，最后还是憋不住，写了几句不合分寸的话，只能发在网上了事。

我对自己这一代人的人生遭遇怀抱着很矛盾的心情。当年革命的心是真诚的，万死不辞的，但是认识水平却很低，很幼稚。现在被人称作老革命，但革成这么个样子，还有何可说。正如瞿秋白诗所说：“枉抛心力作英雄！”这些就不必多说了。

何方的那篇回忆录我也看过，写得很清楚，条理分明，特别是对造反派的分析。我是从你的文章中才明确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区别的，在何的文章中他又给解剖了一个具体的麻雀。“老兵”不属“三种人”，因而不影响仕途迁升！历代皇朝的皇帝当然当然是要传位给龙子龙孙的，但士之子恒为士，官之子恒为官，虽是当然事，毕竟不好明文规定，总也还有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说法来做遮羞布。我们的皇朝，想不到又进了一步。

……

这封信写得实在太长了，我也不知怎么就写了这么啰唆的一大堆。记得你说过很愿意和老胡和我接触，有同龄人的感觉，这对我们是很大的褒奖。我们也是很希望能和年轻的人交流的，这次就也放任自己，犯如上所说的不爱惜读者精力的过错，来一次倾盆大雨吧。

慧珉 2006-7-31

这之后，我上尹老的博客，看到她一篇《两首写“水”的诗》：

读朱熹《读书有感二首》之一，使我联想起胡适推崇的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两诗如下：

《读书》：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桂源铺》：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两首都是写水。前者是写大水，一涨起来就可以让“蒙冲巨舰”轻驶而过，用以喻作者读书在艰苦思索而不得其意后豁然开朗时的舒展意境；后者写的是一条小溪，喧闹着冲出大山的阻拦，终于奔到坦途。看似单纯写景，其中亦自有寓意，让每个读者自己去体会。例如现在的我，就觉得那“万山”竟就是对中宣部的写照。

一条小溪，用“堂堂”二字形容它在奔突喧呼终于冲出万山的包围阻塞之后的情意，真是少见而绝妙。胡适欣赏这样的诗，足见他也并不只是浑身平和，也有对激越抵抗的感情的爱好，所以能提出文学改良诌议并欣赏独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也。（2006-2-20）

我在8月26日给胡老的信中说：“我又上尹老的博客去看了，看到尹老分析那两首写水的诗，说那‘万山不许一溪奔’中的‘万山’是中宣部，我忍不住笑起来。真是一针见血。”胡老将信给尹老看，尹老也笑了。

2007年4月23日，尹老发来她读长篇小说《如焉》后的感想：《〈如焉〉人物散论》：

我原来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喜读小说。近年来却读得少了，其原因，是很有几次慕名去读几位当红作家的作品时感到失望，不愉快，有时甚至恶心，很难读完篇。这里面或许也有自己的偏见。

在近期读到的不算多的小说中，我很喜欢“八本禁书”之一的《如焉》。喜欢它，是因为它直面当前的现实，当前的人和他们的思想。读的时候，时常对我有所触动。

她在分析书中各人物时，对卫老师有这样一段分析：

还有一句话，是卫老师在临终时写的。对这句话，我想作一些自己的解读。

卫老师是患非典死去的。据医院方说，他在病中表现得很顽强，每天还勉力写作，记下自己的思想。这些简短文字都和留在医院的遗物一起经过消毒交还家属了。检点那些遗下的纸张时，发现最后一天写的那张已经歪扭难辨的是这样几个字：“不是的时候，他们说是，是的时候，他们又会说不是。”众人不解。卫老师的妻子赵姨说：“你们只要将非典两个字加进去，就可以都懂了。”众人也就明白了。

小说这样写，似乎卫老师的这段遗言是针对治疗过程的谴责了。确实，治疗中是有问题，开始疏忽，在并未确诊时就把他和疑似病人放在一起，很容易被传染，去世时实际已是患非典了，却又由于怕“影响不好”，“由院里专家组一致作出结论定位”，说他患的是“慢性肺炎急性发作并发心衰”，并希望家属理解，和医院一起“为整个大局的稳定做出贡献”。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处理这类问题的办法。但这是否就可以确定卫老师临终这几个字应当理解为仅仅是针对着治病过程呢？

我想，重病治疗，事关自己的生死，是人人都会重视的，做得不好，也会埋怨的。但是像卫老师那样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是不是除了病和死以外，还有着更深的忧思？

这临终写的几个字，引起了我更多的联想。我们在几十年来的生活中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人和事：一个人本来是热爱着祖国也热爱着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的，抱着这样的热爱敞开心扉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却有人把这个“第二种忠诚”的热爱说成是“反党”甚至“反革命”了。他不是“反”，但人家说是“反”。后来他改正，“觉今是而昨非”，认为不能像当年那样单纯地看问题，应该看得复杂些深刻些了，就像卫老师“六十自贺”的那副对联那样：“涉水吟天问，扬天唱广陵”。这时，他决绝了，“反”了过去那种盲目的热爱，不愿做怀抱冤屈始终忠贞投水自尽的屈原却要做完全决绝的嵇康了，这时人家却又不说他“反”了，而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在悼词上给他以“热爱”甚至更高的评价。这样的事，我们在反胡风、反右、反右倾以及在此以前以后的许多运动中都见过。这层意思作者没有写，只让赵姨作了一种表层的解释，并让众人也同意。但是后来达摩他们又把这句话作为“斯卫绝笔”印在追思会的记念卡上，将其意义留给读者自己去联想，这确实使人感到有含蓄不尽之意。

2007年4月26日，她看了我的回信后给我来信，谈到了她的一些往事：

何蜀兄：

来信收到，每次我有信或有作，都能很快得到你的反应，而且总有恰当的评说，给人以安慰，绝无鲁迅所说的在荒漠中行走的寂寞之感了。

这次读到“对卫老师临终遗言的‘另类’分析，出人意外，令人折服”一句，我忍不住坐在电脑前哈哈大笑，联想到上次你信中所说我对“万山不许一溪奔”中“万山”的比喻时的会心之笑，我想：“此人真敏锐，是把鸡蛋里的骨头挑出来的能手，中宣部尽找些僵化的蠢人，如果把他找去做审读，则我无宁日矣。”你以为如何？

这篇文章我自己知道写得并不好。我虽然从小就爱好文艺，长大算得个文学青年，后来编过副刊，又在文学所干了十多年，按说对文学是个本行。但几十年来写的都是些遵命之作，而且是心甘情愿地遵命的，有时还写社论，甚至自认为是“代党立言”呢。你可以想见写的都是些什么东西了。文革中被揪，我把在报上登过的文章全部抄了一份，自己先审查一番看有什么出格之处，结果全部“纯正”。我放了心，把这一大包存着，作抵抗侮辱之需。文革后此一大包已无用，我连捆包的绳子也不曾打开，全部扔进垃圾坑中，与臭鱼烂菜同腐，为我那最能出活的二十年的中年划了一个句号。言之痛心。

其实我当文学青年时写的那些诗和小说虽然稚嫩，还是有点希望的。自动投稿，从《中学生》到《文汇报·笔会》、《时代日报》，都蒙采用，编辑还来信指出优缺点，有培养之意。那是在49年以前。我把那些信和稿都剪贴成一册，我想你能体会那种年轻人的心情。可惜55年我和小说中的卫老师同一遭遇，于是不待勒令就把这个册子交出来，目的也和卫老师一样，为了说明我从来就是跟着党走的。结果适得其反，交出来的东西正好成了铺天盖地的批判靶子。你不会记得反胡风时有那么一幅漫画吧，画着胡风和蒋介石站在铁路边阻止青年去解放区。蒋介石拿枪，胡风拿笔。在我们报社的漫画却是由我来代替蒋介石了，只是画面上是两人都拿着笔，因为十来岁的小女子实在不会用枪。匪夷所思的艺术灵感真令人哭笑不得。不过我的命运比卫老师要好些，最后结论是“你不是胡风分子”，而我则“感谢组织”。事后多年我才敢请求把稿件退回，却早已尸骨无存了。现在我手头仅有的一篇“少作”，说也好笑，竟是一篇刊在《新华日报》上的《在女同学中开展工作的一点经验》，当时不知为什么没贴上册子去。

这话扯远了，我其实只想说我并不曾写过什么文学评论，近年来也不搞文学而且不大看作品了，偶然想为禁书张目，又不安份起来，结果自找苦吃，立意也不明，苦思苦想，结构也屡屡改动，最后还是自己也不满意，交卷算了。老年迟钝，以后可再不敢这么干了。

慧珉2007-4-26

2007年9月16日，她在收到我向她推荐的沙漠老师（住在青岛的一位老话剧演员）的几篇文章后来信说：

寄来的沙漠文章已读了。这是我的同龄人，可能小一两岁，她在重庆北碚读书时我也正在沙坪坝上学。那时我也演话剧，也演过《上海屋檐下》，不过是业余。所以读来很亲切。何况她的文字也好，流丽清顺，写当年的灿烂年华、坎坷遭遇和自己对专业的执着的爱，真情流露，使人感动。可惜我在46年即随学校复员到南京，没有看过她的戏。

不过我觉得我们两人的文风还是有些差别的。她的感情真而深，人到老年仍然保持着少女似的激情，而我文字虽然也算清通（在《真假包公》中已经有过狂妄的自评，想你不会见笑），却总想收敛一点，含蓄一点，结果是不敢放诞，汪洋恣肆则更难做到。比如我在电脑上本来也列有一个“岁月留痕”的栏目，生平也有一些从个人来说是大喜大悲之事，离休以来也胡写了二十来年，对这些事却总不愿动笔，这就表明自己已经有了一点老年人的世故气。这是我文字的一个缺点。

2008年8月10日，她在博客上发了一篇读后感，谈到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不绝的薪火：抗战时期的教育》。她写道：“这篇文章较短，但其述及之事中有两个情节是我从未听说，颇感惊奇的”，她谈了使她“颇感惊奇”的两点：

一是蒋介石对抗战时期教育所持的原则态度：“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为此他说过一段话：“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忘记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

他这段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教育方面的损失非常大，原有高等院校108所，91所遭日军轰炸，25所因此被迫停办，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数量也急剧下降，财产损失达3360余万元。此时由于日军已经占领了我国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地东南沿海地区，使政府失去了占全部财税收入一半以上的关税收入，军费开支又急剧上升，财政状况极为窘迫。因此，有些政界和教育界人士就倡导实施“非常教育”或“战时教育”，主张将一切正规教育中断，高中及大中院校停办，师生员工应征入伍，共赴国难。

当时提出这种见解的人肯定绝无恶意，动机是急国家之所急。但是这种见解却无疑是短视的。如果当时真的照这种建议去做，我国在战后建国时所需的各种高端科学技术的带头人，院士、学者，必将十分缺乏，后来的诸如两弹一星、华人得诺贝尔奖金等事，肯定将再经过艰难努力才能推迟出现。“文革”时大学甚至中小学“停课闹革命”等等，造成改革开放初期那种知识断层的危害，不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吗？当然把这两件事并举也不完全恰当。因为抗战初期那些主张实行“非常教育”的人们虽然未免短视，却还是为国家民族着想，而“文革”中的那种举措则完全是置国家前途和青年一代的命运于不顾，祸国殃民的肆意胡搞。

我对蒋介石几十年来一直痛恨，不仅认为他是一个凶狠的独裁者，更认为他是个不学无术只会在政治上耍光棍的人物。近年来读了一些报纸上摘录的他的日记和有关学者的研究文章，观点略有改变，现在读这篇短文以后却更有感触，觉得至少在当年战时教育这个问题上，他的眼光是开阔远大、是在考虑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的。懂得知识的重要，嫉恨政敌，但不普遍嫉恨知识分子。

接着还要问另一个问题：好话人人会说，蒋介石这番话到底是做秀的官话还是真要实行？从文章中所述的事实和所报的一批数字看，这些话确实并非官话，而是要真正照办的。当时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门就根据蒋介石的原则制定了“战时需做平时看”的办学方针。以下就是事施这个方针的有关情况和数字。

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衣食无着，教育部长陈立夫便以个人名义借贷建立了贷金制度，凡经济来源断绝的学生，可直接向学校贷款以维持生活，贷金包括膳食及服装各项费用，并免费提供住宿。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款以后并未偿还，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

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靠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等九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抗战八年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2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中小学教育也全部免费，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4%上升到胜利前的76%。职业教育方面，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25000余人。

大学的研究院，抗战初期曾一度停办，1938年教育部给各国立大学拨经费，令其继续开办招收研究生。

最后还有一点使我深感意外的是：文中说到：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居第二位，仅次于军费。

当然，这些成绩也不能全归功与蒋介石那么一句话，这里面有全国特别是教育界师生们的热情和艰辛的支撑。而且，在那么一个原则下，事实中肯定还有缺点和猫腻。贷金很少，许多学生衣食不周，教师的薪金也很低，同样有许多衣食不周。记得当时有“教授-教瘦”之说，可不是吗？知名的闻一多教授就得靠刻印章来贴补家用。但不管怎样，师生总是有了继续传道授业和学习的机会，弦歌不辍，薪火不绝，这就是一件好事。

以上这些材料和数字都是从文章中抄录的，我自己并未作研究，所以只是一篇读书笔记。但是我也有自己的经历可以为之作证，因为我自己就是就是抗战期间的高中生和大学生。我的四年大学就是靠公费读下来的。当时觉得学生读书政府拿钱是当然之理，不算一回事，后来回想，就有比较和鉴别了。现在我们的政府在大中小学生身上花多少钱？要求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花多少钱？我国现在不是战时，是承平时期甚至是崛起时期，但是我们的教育经费占国家财政的百分比是多少？特别是提出什么“教育产业化”以后，等于是把教育当商品卖了，能忍心作这样的买卖吗？回想我当年读中学和大学的时候，景况比一般流亡同学还算是较好的，因为父亲在抗战后期一直没有失业（做教职员），所以我只失学三年以后便能持续上学。除公费外，有时还能得到家庭一些零用钱的接济，但是我家有兄弟姐妹6人，四个大的都在读中学或大学，如果那时也“教育产业化”，父亲虽然未必便“跳楼”，那日子也肯定更不好过。

所以我深感执政者教育思想的重要。这篇文章最后有一段话：“教育是百年大计，是一个国家复兴和富强的根本，正因为教育是百年大计，教育的投入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见到成效和回报，因此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是政府有无远见、是否负责的试金石。”我完全同意作者的这个看法。（08-8-7）

这是一个当年曾积极参加反蒋学生运动的老共产党人的看法。她对蒋介石看法的改变是很有典型意义的。

就在收到她这封信的时候，我退休了，有了充裕的时间、精力，与北京的朋友启之一起办了个供文革研究者交流的电子刊物《记忆》。我去信向胡、尹二老约稿，特别提到请他们写写当年工人日报社的文革及胡老被打成“五一六”的情况。尹老10月26日回信说：

看到你给老胡约我们写文革稿件的信，又把当年写的那篇《莫须有》看了一遍。那是我在离休后不久在电脑上开始写“非奉命文字”时的一篇即兴之作，写的时候满肚子抒愤懑之气，一泻而出，写得很顺利，因为是写给自己和至亲好友看的，在人事关系上也没什么顾虑，所有正反面人物虽然没把名字写出，姓却都是真的，报社中人都一看就知是谁。给陶世龙时也是给他个人看的，谁知他在五柳村上竟一气把许多篇都刊了出来，作者也署的是真名真姓，这我倒也无所谓。这次再读一遍，竟佩服起自己当时的记忆力了，能把这些真事都串起来写成那样，文字也算不错（你不会笑我老王卖瓜吧），但是要再补充却也困难了。所以我想，那篇文章如果你觉得还可用也不顾忌别人已经用过就用吧，我没意见，五柳村更不会有什么话说。不过工人日报这个单位的文革虽然别处有的事它也尽有，身历者固不免痛定思痛，仍觉伤痕缕缕，和别的地方比起来还是要“文雅”些，并不够典型。文章如何处理，由你决定好了。真实性我完全可以保证，修改亦可，只不要伤筋动骨。

发来的两期《记忆》我都逐字细读了，觉得你们做这件事真是功德无量。巴金办文革博物馆的遗愿至今无人理睬，据说有的地方有人办了，但是规模小，影响恐不会有像你们的文字这样范围大而迅速。十年文革给予人民的大伤害及其遗害之无穷在人们的记忆中是根本抹杀不去的，现在网上甚至纸媒上都时有可见，但无人归总。你们把这个担子挑起来，真是太好了。读后我本想写信给你祝贺，一时事忙，拖下来了，后见有许多人来祝贺，足见此事很得人心，为你们高兴。我非名人，也就没再来凑热闹，所以这个祝贺的马后炮直到现在才来放。

看到第二期的关于重庆墓群的文章，忽忆起若干年前，我曾在《二十一世纪》上读到过同样内容的一篇文章。那时香港杂志还很难读到，社科院还只有副研以上的人被允许借阅，还得在阅览室读，不能借出。我那时精力尚可，就是坐在那阅览室里读的，还做了笔记……

她在信中还热心地提出了一些办好刊物的建议（她毕竟是办刊物的老手了），其中一点，是可以发些生动的小故事，并且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事关贵省的廖伯康，他写了一本有关萧李廖案始末的回忆录，其中有一段是文革期间的事。他们在文革中当然也被抛出来，但是死老虎，人们兴趣不大。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到四川去揪这个据说的“反党集团”，审讯之后发现这是冤案，几个人并不反党，是好人，而在当地有危险，就把他们“押解”到北京隐蔽起来，躲过了文革中的蹂躏。廖的这本书是请李锐老写的序，一次我有幸在李锐家几个人的闲谈中在座，听李锐谈起书中的这件事，他说许多文章中谈到红卫兵造反派都是说他们做了什么什么坏事，从这件事看他们也是做了好事的。李锐是否把这意思写在序中了我不得而知（注：李锐在序中写了，序名为《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发表于《炎黄春秋》2004年第一期）但这话是我亲耳听他说的。我觉得就这件事是可以写点东西的。

廖、李都是知名人物，萧李廖案也是全国性的一件大事，我接着想说的第二个故事则是凡人小事，事关我的一个妹妹。她那时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年龄不到四十，也算一个老编辑了。此人性格爽快、言语尖利，是个容易得罪人的角色，文革中也造反，带着一大堆“黑材料”来北京代表她那一帮子人告状。来我家时我正落难蜷缩在家中，她慷慨激昂地劝我“自己解放自己”。不料回南宁后不久在派性斗争中她自己也被揪了，她是422派，（即周恩来所说的“杀人放火的422”，当然我相信她还不会有杀人放火的本事）当然没有好果子吃，阴阳头也剃过，也受过种种皮肉之苦。到了文革后期，大家都没事儿了，军代表为了整顿秩序，求“大联合”，搞了个“一对红”活动，不知怎么看中了我妹妹有“典型意义”，从她开始，对手也是个编辑，是青年，正是文革前对她执弟子礼甚恭后来又揭发打骂她最凶的一位。于是由军代表召集，三方坐在一起谈话。对方很能顺军代表的意，首先开口：“过去老尹对我工作上帮助很大，文革中我因为没能辨清敌我矛盾的界线，有很多对不起的地方，现在我先道歉，愿意结成‘一对红’，以后互相帮助。”这个头开得不错。我妹妹却说：“这‘一对红’不用结了吧。敌我矛盾是很容易混淆的，比如韦国清是好人，我看了小报上材料，就把他看作该打倒的了。不过韦国清在远处，你我却在近处，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辨别不清。另外互相帮助也做不到，我的缺点你恐怕帮助不了，至于我，也帮助不了那种老想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人。”拂袖而去，军代表的愿望未能实现。

我听她说这件事的时候觉得很痛快，写了一篇小文，但只在兄弟姐妹中传看，以写为乐，说说笑话而已。当时也没搞博客，更没有向外投稿的发表欲。但事后想想，虽是凡人小事，却也很有意义。军代表搞“一对红”，正符合当时的形势和毛的处境，先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想在乱中达到自己的种种目的，大放之后却收不拢来了，于是想出许多“和谐”的办法来求平安体面的收场。至于我妹妹的那种做法和语言，也正符合我的思想感情，也许是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家庭教养出来的吧，只不过我比她文雅些迂缓些。我并不主张报复，不主张“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觉得是非必须讲清楚，还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讲清，而不是暗地里私和了事。我拥护宽大、宽松等当时很多人都在讲的“三宽”，但对有些人把它的含义延伸到无限大则不满意。所以在以后徐光耀写了《昨夜西风凋碧树》诉说当年被打右派的经历，刘白羽写信道歉忏悔自己有罪，徐又赶紧回复并在信中大唱刘当年在文坛立功的赞歌，甚至说刘无罪，“如果我当时处于您的地位也会那样做的”。那时，我很不以为然。上述“如果我……”那种话我曾听好些人说过，都像听“娘打孩子”论那样的反感，心中嗤之以鼻：“别抬举自己了，像你那样还存有一点良心的人够格去狠整别人么？”这种“抬举自己”的人往往被人称赞为善良，实际带有虚伪的成份，连儒家“恕道”也曲解了。当然我那种嗤之以鼻的话也只放在心中，不好意思对这种受害者当面直斥之，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又犯了我的“王大娘裹脚”病了。就此打住。

又，以后你来信如有和我有关的内容，请在发文时直接把我写在“抄送”一栏，因为我和老胡各用一个电脑，“办公室”虽就在隔壁，由他转发有时还是会慢一些。

2008年12月28日，尹老特别写来一信，谈到当时网络上已经流传开的一个有关提倡民主宪政的签名运动，她说：“……仔细读后我就按其第一次的网址发信签名。发信时间是12月13日。……此信顺利发出，未见回音，我想也是当然的。”后来她见到几批签名的名单，查看都无她的名字，不知她的签名是否成功，若未成功，要怎样才能顺利签上名。“我知道自己现在能力有限，并不能为此事尽多大力量，但这件事意义很大，表一表自己的态度我觉得还是必要的。”她请我设法帮她查一查。

我回信告诉她我没参加那个签名（为了让《记忆》不受干扰地继续办下去，我和启之相约不参加签名），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签上名。但对她的作为感到佩服。她回信说：

复信收到。此事既然你不清楚，就作罢。还是得感谢你复信迅速。得到你的佩服，更不敢当，其实像我这样一个普通人，作此事本不需要多少勇气的。北京本来也认识几个首先发起的人，但都是比我更老的长者，不好意思麻烦他们。当初见签的人只有三百多个，就起了摇旗呐喊之意，现在已上万估计还会更多，主事者可能统计数字也来不及，更不能要求逐一打收条了。就由他去吧。

从你信中知道了签与不签，还有两种不同看法（在我们家中也是如此），使我想起了当年捷克“布拉格之春”的后期，也有过声势浩大的签名活动，在同是爱国正直的人们中也有两种不同态度。签派中有哈维尔，他而且是一份宣言的起草者，不签派中有昆德拉，各有各的道理。我对这个文件是仔细看了看的，觉得写得不错，至少是表达了一种正当的愿望。这么多个认识上同中有异的人能结合在一起表达，早些时恐怕也很难做到，这标志着时代在向前走。既有了这么一个东西，署名者多一点更好。这就是我的想法。

文件内容大部分是人们已经说过多遍的共识，但也有些新东西。例如公然提出联邦制共和国，孤陋寡闻的我以往好像还没有见过。我当时看了心里一跳，因为这正是我以为正确但还不敢完全肯定的一个想法。从了解孙中山与陈炯明“联省自治”之争时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以后了解美国各州自有宪法等等制度，想到欧洲各一块地方自成一国，各国拥有的土地在我们这些泱泱大国之民看来不过是弹丸之地，但自由发展的结果是比我国迅速，确实不能“鸡蛋瞧不起鸽蛋”。秦始皇现在当然已是人人皆骂，但谁也不敢否定他统一中国，书同文、车同轨的功。，我独不以为然。大真的就比小好吗？大一统郡县制真的就比春秋战国时的分散小国好吗？王熙凤说：“大有大的难处。”外蒙古独立当年共产党支持当然是讨好苏联，这段历史对一个党来说是不光彩的，但甩掉了这一块虽然使中国地图从桑叶形变成了马鞍形，但和强扭的瓜儿扭在一起闹民族矛盾相比究竟孰好是坏？这些想法在脑中酝酿已久。但自己不是搞这一行的，学问太浅，只有一般推理的想法，具体知识不足，是乎非乎，实在不敢确定。半月前读南方周末一组关于山西省的报道，不禁同情起山西省的官员来，想写一篇《假如山西不是一个省而是个“联邦”或“联省”会怎样？》，已经起了头，却仍觉说理不透而半途搁笔。

这些都是顺笔写来的题外话了。知道你很忙，就不再多说。慧珉 08-12-31

我为这位老人的精神所感动，觉得应该成全她这个签名的心愿，便将她的想法转告了一位参与这次签名发起的朋友，并转去几篇尹老的文章供其了解。那朋友也很为之感动，代她签上了名。至于84岁的尹老后来是否为签名而受到过“请喝茶”之类打扰，她没说起，我也就不知道了。

在这之后，我曾发给二位老人我写少年时代受父亲“右派”问题株连打击的回忆《少年宫画梦录》，2009年8月3日尹老来信说：

《记忆》承每期都发来，近来又发来许多很好看的文章，想发表些感想却总未能写出，作为朋友我常有负疚感，只好请你原谅老年迟钝。最近那篇关于少年宫的回忆，不但使我对你有了更多了解，而且感慨深深。49年以来运动不断，都是伤人杀人的。不但祸及本人，而且连累家属亲友，不但使其生活经济紧迫，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创伤。成人犹可，敏感的、正在瞻望幻想美好前途的青少年尤甚。这话很多人都已说过，但从当年的青少年自己笔下写出的我还见得不多。你这篇文章完全写实，并无多少唏嘘感叹之词，但使人读来凄然。我的儿女比你的景况好些，因为我和老胡遭难的时期较晚，时间跨度也较短，但也够他们受的。虽然他们并未表示任何的怨恨和歧视，我自己长期以来却对他们深感负疚。我由此想到你父亲（应是我的同龄人，或年长一些），当年的日子一定也是很难受的吧。除了自身所受的苦和辱以外，在家庭里，面对妻、子女、长辈，该是怎样一种心情？改正后怎样？日子过得可好？那种“精神奴役的创伤”可能较快地治愈吗？

2009年8月13日，我们在《记忆》“五一六专辑”上发表了尹老写的《一场莫须有的大运动——记在干校时的清查“五一六”》，她来信说：

第20期收到。把我的稿子发在那么前的位置，真不好意思。

人之常情，首先还是看自己的文章。我写得真太啰嗦了，害得自己也费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才看完。这是个严肃的主题，但是俏皮话似乎太多了，这是我的一个毛病。本以为你总会删去一些的，谁知都保留着，大概是编辑偏爱吧。至于我自己，也有一点敝帚自珍，心想：幸亏当年写了下来，现在写不出来了。

……

今天刚好写完一篇东西，是一则日记，不是投稿。我这人没发表欲，但是时有写作冲动，目的只在自娱并与朋友同乐。这篇也啰嗦杂乱，但不算太费时间，附上，有空时看看吧。

她的这篇日记题目叫《惊闻朱厚泽重病》，写于2009年8月9日，她得知朱厚泽重病的消息后，久久无语，心中悲愤，怅惘。“我有幸识荆，但只有数面之缘，直接接触谈话只有一次，谈不上有什么交往。但他是我真正敬重的有数的几位人之一。”“为什么敬重？因为有事实。大多并非目睹，而是耳闻。但我相信都是真实的。”

在回忆了一些从不同方面听来的有关朱厚泽的往事后，她写道：

最后再写一点或许是无关紧要的事。上文说到我和朱厚泽曾有一次接触交谈。那是一位朋友请李锐老和朱厚泽聚会，向他们有所请教。我和老伴也被邀请。在场的共是四对老年夫妇。我因为刚好在网上读到朱写的一篇谈改革路径的文章，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有兴趣，谈话中就顺便向他提出。他也认真地作了些说明和解释。原来这篇文章也是一次下去调查研究的结果。他说完我就笑说：“你说话倒很坦率。”他也笑说：“在老同志面前口无遮拦啊。”这本是一件笑谈中的小事，他自己恐怕早已忘却了。但是我对这些话以及那天他的谈话及其他言语活动却留下相当深的印象，印证了原来的一些看法，觉得这是一个生气勃勃、随时都在思考和行动的人。而且感到遗憾：觉得这人虽然现在也到老年了，毕竟比在座的其他人要年轻十来岁，放在适当的位置，起码还能为人民做出许多贡献。为什么就没人给他创造这样的机会呢？当然，人的活力是控制不了的，不在其位，仍然会做。

正是这种印象引发了我们家庭里一次有趣的闲聊。那是听到台湾国民党改选，全党直选选出马英九当主席的时候。我向老伴感叹：“想不到人家国民党倒能直选领袖了。我们入党也六十多年了，还一次也不曾拿到这么一张选票呢？”说到这里，我突发奇想，又说：“唉！我们现在几乎都不会过民主生活了。真像鲁迅所说：花开花落两由之！想想当年我们在学校搞学生自治会竞选时那个热劲儿！真的，如果你现在得到这么一张选票，你选谁？”老伴被我这么突兀地一问，茫然不知所答，就把球踢回来：“你呢？”我也没想过这问题，不可能的事嘛，谁会去想它？不过这么偶然一触动罢了。但我还是想了想，我说：“要说党内人望最高嘛，当然是李锐。不过李老的年岁太高了，谁也不忍心加给他这么重的担子。其他一些老同志也一样。我选朱厚泽。”

这当然只是家里两人之间的闲谈，不作数也不足为外人道的。然而现在却突然听说朱厚泽病了。不过我还是相信，以他那样旺盛的精力，宽阔的心态，一定能战胜病魔，继续做他该做的事情。

我读到她这篇日记后，觉得很有意思，便马上转发给了一些朋友，包括远在青岛的沙漠老师。没想到沙漠老师与朱厚泽夫妇常有邮件和电话来往，她马上就转发过去，让病床上的朱厚泽知道了，朱厚泽赶紧打招呼叫别再传了。

尹老得知后，深感不安。我接她来信后回信安慰她，她于8月18日来信说：

何蜀兄：信收到。沙漠也来了信。看到你们的信，心中不免自笑，想：何蜀一向对我印象不错，是真心的，这回一定也发现这老太婆有点婆婆妈妈了吧。不过你们都很宽容。你只用“不会被说成‘劝进表’”幽了一默，还先说了句“只怪我……”……

于是这事就算完了。只剩下自己在笑自己，干嘛去小事化大，没事找事呀。只好请原谅了。

我女儿前几天也批评我，说我最近有些焦躁，不像过去那么开朗。说可能是自觉比前迟钝，写的东西自己总不满意，想做的事多多却做不到的缘故。还分析了我“天生我才必有用”恨难实现的潜在思想，说这是你们这一代人中许多人都有的悲剧命运，岂止你一人。现在只有认命，放开心，利用余下尚有的时间，选自己觉得最重要、最感兴趣的事慢慢做。多年母女成朋友，这话也是知我心者抓到痛处了。珉 09-8-18

2009年11月9日，尹老发出一篇博文：《不允许给消灭自己人民的人平反》：

“我坚信，任何国家的发展，它的任何成就、宏图，都不应当以人的痛苦和损失为代价。任何东西都不能高于人生命的价值。任何迫害都没有理由。决不允许在恢复历史正义的名义下替消灭自己人民的人平反。”

这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前些时在视频博客和电视台上说的话。他还说：“对民族悲剧的记忆同对胜利的记忆，一样神圣。”

这番话是从何而来呢？

原来，从1991年起，每年俄国都在十月三十日纪念他们国家的二十世纪受政治迫害者。今年总统发现为斯大林喊冤的人大大增多了，这些人认为斯大林进行政治迫害是为了“某种最高国家目的”。梅德韦杰夫总统认为不能忽视，他是为了维护神圣的“对民族悲剧的记忆”而说这番话的。

我读了这条消息，真感到心潮澎湃，感慨万千。这也是他山之石啊！原来在这世界上像鲁迅所说的“在淡淡的血痕中”丢失记忆的人竟到处都有。现在在中国，不是也有大唱“红歌”，“万岁”、“大救星”之声又行时了吗？不是又有人忘记了几千万被饥饿、被其它各种运动摧残至死的同胞的血泪了吗？我期待有像梅德韦杰夫这样的身居高位却还能维护正义、强调人的生命最重要的人挺身而出，但我不相信这期待能实现。（珉）

她的这篇博文写出后就发给了一些朋友，也发给了《五柳村》网站主编陶世龙（《五柳村》已经发表了她几十篇文章），陶世龙立即将其发在《五柳村》网上，刊出几小时，点击数就已上百，而且有许多跟帖。陶还立即查到了原文的出处（是刊在《莫斯科华人报》11月3日的一则消息），一起刊登出来。尹老读到后，马上又写了一篇《梅德韦杰夫还有更深层的意思》，指出：

他还有更深层的意思。这就是他所说的“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年轻人不仅掌握历史知识，还要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能够共同体会和感受俄罗斯历史上这次巨大的浩劫。”他的讲话中提供的一项比例数字更令我吃惊：“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18至24岁公民中，有90%的人不知道那些在大清洗中受难的知名人士。他们的姓名、事业正在被遗忘。”

啊！世界上不同地方发生的事情竟然这样惊人地相似！我立刻想起了自己的国家，自己周围的晚辈青年。他们都是很好的、很善良的年轻人，但是正如梅氏讲话中所说：“对这段往事所知甚少”。我没有看到本国的什么调查材料，但是也有不少亲身经历。有时在朋友见面时谈到一些往事，在场的年轻人便表现惊奇、怀疑：“能有这样事么？”“这么残酷？”“他们为什么这样？”惊奇之后，这事也就不再放在心上了。

我在上次的文章中曾对在“淡淡血痕中”患了遗忘症的人们表示谴责，那是针对曾经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长的人们的。对年轻人表现漠不关心却不能这样谴责，因为他们确实“所知甚少”。但对这种状况又决不能报以同样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否则长期蒙昧下去，七八年再来一次七斗八斗的日子恐怕又要重演了。
怎么办？梅德韦杰夫提了两项办法。一是要让青年掌握历史知识，即把真相告诉他们；二是要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使他们对历史浩劫能有所感受和体会。这两项办法，在总统能在个人博客视频中现身讲那样的话的国度，或许还比较容易作到吧，在我们这里可就难说了。因为在我们这里，在上者，由中宣部一马当先，着力在做的主要还是遮盖和回避历史真相啊。“让他们掌握历史知识”已无从说起，更何况“培养公民意识”呢？当然，“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我们这里除了在上者还有民间，我还是乐观的。

接着，她又写了这个专题的第三篇《一个国家怎样面对自家的丑事——再谈梅德韦杰夫的讲话》。对“10月30日为斯大林大清洗遇难者纪念日”这句话生发出许多感慨：

……我们中国也有许多法定纪念日，例如国庆节等等。但俄罗斯这个纪念日是追忆灾难和表示哀伤的，我国却没有这种纪念日，我国的法定纪念日是只有为了展示辉煌的。

突然脑子里又蹦出一个词来，那是70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八、九岁的小学生的时候常听老师、家长提到的“国耻日”。现因久不提起，几乎遗忘了。现在我还能记起的“国耻日”已经只有“五七”和“五卅”，那是日本人在我们国内大肆欺侮和残杀中国人的日子，称之为国耻日是为了痛恨国家积弱不振、抵抗无能，唤起民众发奋图强。

我又想，被外国人欺侮残杀而无能抵抗，当然是很没面子的事，称之为耻，恰当不过。本国人残杀本国人又如何呢？何况这残杀者又是本国当局者中的第一把手，是万民称颂的领袖；何况在残杀之后还照样万民称颂。岂不是耻而又耻，没面子再加没面子了吗？若按我国老话“家丑不可外扬”的道理，就只能藏着掖着，假装视而不见，混过去算了。当年斯大林那件案子对俄罗斯就是这么一件没面子的事。但人家当时虽然也不敢说，但从赫鲁晓夫就开始揭发，然后又公开档案，把真相清理清楚。当然这过程也花了相当的时间，中间也有过周折和阻扰，但最后毕竟有了这个法定的“遇难者纪念日”，而且在面对那股要求为斯大林翻案的思潮时，总统能亲自出面顶住，再次历数事实肯定斯大林犯的是“罪行”，而不是又打出一个什么“斯大林思想万岁！”的旗子来。他们叫纪念日而不叫国耻日，意思也差不多，总之是出了一件没面子的事，人民受了害，以后再不能这么做。

我觉得，定出这样一个“纪念日”来确实意义重大。肯定了当年的受害者是好人遇难而不是有罪当诛，也肯定了斯大林确有伤害自己人民之罪而不是正义执法。正义与非正义之间是非分明。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以下两点好处。一是等于政府向人民表示了愿意以史为鉴，绝不再干斯大林那样无法无天的事，并提醒后来继任的执政者也要照此办理。这对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极有好处。二是让人民了解真相，破除当年黑箱作业造成的蒙昧状态，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公民的参与和监督意识。这才能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

尹老的这三篇文章引起很大反响。我想，今后如果编公民课教材，这三篇文章是可以考虑选入的。

2009年12月7日，尹老来信说：

今天整理了一下这段时间保存下来的伊妹材料，重读了你写的对印红标着《失踪者的足迹——文革中青年思潮》一书的评论，在欣赏之余恍然记起，当时曾很想得到这本书读一读的，这也是保存下这篇评论的原因之一。再读之后，仍然有这种愿望。不知你能否为我购买一本或借我一阅。我以前对杨健的那本书就很感兴趣，也记了一大堆笔记，此书内容看来更有意义。你的评论也写得很好（对作者要求稍苛），我觉得你确实比过去进步多了。你们年轻，越来越成熟，工作量也可很多，实在令我们这种如在逆水行舟中挣扎的暮年之人羡慕。

我当然马上把她的信转给了印红标，书很快就给她送去了。

从当年反独裁争民主的学生领袖到今天反极权讲宪政的“党内民主派”，尹老走过的道路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不过，她并不是（或者性格的主要方面不是）那种慷慨激昂的人。在2010年2月22日的信（同时发给沙漠老师和我）中，尹老谈到看了一组花卉照片后的感想，可以看出她性格情趣的另一侧面：

还有一组图片是最近发来的菊花。当然是很美的，但我却另有想法。这样热热闹闹色彩浓厚簇拥在一起的菊花不是我心里所想的菊花，大概是外国人所爱的菊花吧。她们成了景点和房屋的装饰，却失去了自己的那点儿灵气。我心里所爱的是“采菊东篱下”的、“人比黄花瘦”的、以至《红楼梦》里林姑娘“偕谁隐”、“为底迟”、“何寂寞”、“可相思”的菊花。桃杏可以成群、而且必须成群，方显其灿烂，日本人爱的樱花也是如此。牡丹也可成群，显其富丽。菊花、梅花却最好不成群。菊是孤傲的、梅是冷艳的，各有自己的那种独特的令人遐想的东西。花也是有灵魂的。对吗？

看来我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爱好还太传统，或就可说是陈旧。小说戏剧方面我很难接受西方现代派，当然也有例外，如卡夫卡。诗画我都爱中国味的，根本看不懂毕加索。穿衣服我也喜欢我们当年那种溜肩膀的旗袍，看不惯现在那种靴子、裤子、短裙、上衣一截又一截地叠着，外加小外套和许多口袋。好！停下吧，遇着同龄人，知道即使不同意也不会笑我的朋友，就肆口胡说些没意思的话来了。

此信我也给何蜀兄一份，因为信中写了些平常没机会谈的意思，信手写来，毫无顾忌，而你们两位都是我不顾忌的人。

2010年5月17日，86岁的尹老给朋友们发出邮件：

我的信箱一度塞满，信件进不来，被退回了。现已全部清理腾空，已试收到了第一封信，无阻碍。请继续给我发信吧。珉

我收到后暗笑，老太太真是精力充沛，一付要大干一番的样子。

胡老也是个精力充沛的人，自从学会上网发邮件后，他就经常把在网上搜索到或别人转发的好文章大量向朋友们转发。我与他建立邮件联系后，几乎是每天都会收到他转来的一些网上信息和文章（他自称这是用当年搞反独裁争民主学生运动时散发传单一样的干劲继续做宣传宪政民主思想的事）。2010年5月25日，我收到他发来的两个邮件，一个是一组网上信息，另一个是……讣告！谁的？朱厚泽刚走，又是谁？我带着疑问和不安打开一看，大吃一惊：

我老伴尹慧珉于今下午四时，在附近卫生站输液时，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平安去世。享年86岁。根据她生前和我商量的意愿，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火化后不留骨灰，不修坟建墓。特此敬告我们的亲朋好友，敬请转告你身边的我们的亲朋好友，敬请节哀。胡甫臣

这实在是个太意外太意外的噩耗。似乎昨天还在谈笑风生，还在说俏皮话的“尹大姐”，刚刚把她的邮箱腾空准备大量接收邮件和信息的“尹大姐”，怎么就这样走了？

悲痛中，我上网打开《摘录者尹大姐》博客，再次浏览她那些总能给人带来启发与思考的文章。当我再次看到她那篇有关写“水”的小诗的文章时，忽然想到，她赞赏的诗句，那冲决阻拦的“堂堂溪水出前村”，不正是她那自由思想的写照吗？无论是“万山”的阻拦，还是死神的骤降，都无法征服她的文章和思想的传播。她的一些永葆思想青春的文章将会长期流传下去。溪水仍会向前奔流并汇入海洋——人类自由思想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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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思亲】

我的一件亏心事

卢弘

引子

我国有句谚语：“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我却不能坦然地这么说。因为我做过亏心事，并且关乎一条人命！

她是我的一个女战友，一个也曾年轻又才貌双全的好大姐，与我亲密得如同一对非血缘的姐弟。然而，我在她最需要帮助和救援时，却切断了与她的一切联系，致使她如今是死（按照当时情况，这几乎是必然的）是活（若还在世她已过80高龄了），我都概不知情。

我的记忆琴弦一旦触碰到她，就会如山呼海啸、天崩地裂似地震撼着我，冲击着我，使我永难安宁……

战火中的亲密姐弟

她叫陈英，上世纪40年代初即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老家在江苏南通城里。

南通人说话，是苏北方言中唯一最软、最糯、最圆润的，可与江南苏州话媲美。上海人曾说，宁与苏州人吵架，不与宁波人说话。宁波人说客气话，也好像在骂人，苏州人特别是女人，即使咬牙切齿地咒骂你，如：你个杀千刀的！也柔声柔气，又嗲声嗲气地韵味十足。南通话也是这样。陈英姐就是说着这种甜甜的南通话，更带着一身南通人特有的温顺温情性格，因为南通是苏北最早开埠的城市，当地人就带有开放、灵活和聪慧的头脑，她和我相识又相知时，就是这样。那时我才14岁，是1945年，即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年。投身革命已一年的我，在泰兴县学童干班学习结束，由于发现了我的绘画才能和文艺爱好，被分配到苏中三分区《江潮报》社，跟报社的画家高斯同志（全国解放后他是江苏省出版局长）边学木刻，边做报社的收发。随着胜利反攻，我们报社进驻了新解放的苏中重镇黄桥。报社在乡下时，编辑部住一个村子，印刷厂隐蔽在十几里以外的另一个村子，记者们都分散在各县区，平时很少接触见面，到黄桥才聚到了一起。

陈英是报社记者中年轻俊美而且十分活跃的一位，她不断在报上发表消息和文章。我小时人缘挺好，她对我竟一见如故，一回报社就和我嘀嘀咕咕地说不完的悄悄话，我最爱听她那南通口音的江北“官话”。她告诉我许多各地的新鲜事，和她在新闻通讯里没写到的趣闻和笑话。她每次见到我，不是带给我新搞到的书刊和画片什么的，就是掏给我瓜果、花生或小烧饼等吃的，那是她舍不得吃专给我留的。这使我们相见时，就是我精神物质双丰收，最为幸福愉快的时刻。我规规矩矩叫她“姐”，她真是位好大姐，除了在生活上关心和照顾我，帮我洗、补衣服，更在思想、工作和学习上不断引导和督促我，勉励并要求我多读书、求知识，努力进步，她和我在报社时形影不离，分开了又相互牵挂，真像是亲姐弟。

可惜，这日子不长。鬼子刚刚投降，国民党大军就打来了，苏中地区又是一片战火。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我原在的三分区与四分区合并，《江潮报》也与《江海报》合并为《江海导报》，陈英姐又在报上连续发表她的报道，根据地军民正武装自卫、支援前线和进行第一次土地改革等等。我当时不只年龄小，还特别好动贪玩，报社都是大人和文化人，我跟他们在一起时，常常憋得难受，就跑出去看剧团唱歌排戏，正好我爱好文艺能画画，剧团里又缺一个小孩儿演员，那里和报社一商量，就把我调了过去。我离开报社时，陈英姐正在外县采访，因为我曾当过儿童团长，我学着陈英姐给我们报写了个小稿，说解放区儿童应该怎样和大人一起参加保卫家乡。小稿在报上发表了（约在1946年4月间）。这是我的第一篇处女作，不，应该是“童男作”。我相信陈英姐看到，会为我的进步而高兴的。

不久，我们剧团与分区文工团合并，很快又将我调到新四军一师文工团，我就由地方部队上升到野战军主力了。接着又打响了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部队东一仗西一仗地连打带走，这使我与陈英姐完全分开了。就在撤离我们驻过的如皋县城前，我曾收到她托人辗转带来的一本书，是上海“时代”社出的苏联卫国战争短篇小说集（这本书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我一直带在身边反复阅读），书中夹着她给我的字条，叮嘱我在部队好好工作学习和战斗，希望再见到我时，我已是个出色的文化战士。她的话极大地鼓舞和激励着我。

“七战七捷”后部队转移到苏北，随后又开向了山东，不只使我与陈英姐完全断了联系，也远离了我和她共同的故乡苏中地区。从1946年夏季我到野战部队时起，我就一点不知陈英姐的音讯了。

淮海战后部队乘胜南下，春暖花开时我们打到了江南，解放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宁沪杭，我又参加了解放舟山群岛，正准备打到台湾去，朝鲜战争打乱了我军部署，部队又开赴朝鲜。三年后停战胜利，我来到了北京，上了几年美术学院再回总政，在《解放军报》当美术编辑，干上了我1945年就干过的新闻工作，成了我久已不见的陈英姐的同行。解放后和到京时，我曾多次打听陈英姐的去向，但都毫无结果，只能在心里叨念着她。

在“史无前例”时，因我得罪了林彪、江青一伙，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开除了党籍军籍，押回原籍劳动改造。“913事件”后我回到了原单位，经过申诉、告状和打官司，终于获得了平反，恢复工作到原单位上班。就在我惊魂未定时，意外地得到了陈英姐的下落，原来她也早在北京，并且与我妻子同在一个大单位——中央广播事业局。不过她做的却不是新闻工作，原来她早就被“开”了！

意外的来信

从1974年起，全党全国又搞开了什么“批林批孔”和“批复辟”，因为我是刚“翻案复辟”回来的，又成了被批判的目标，为了躲过这一劫，我以“学习毛主席革命路线”为名，跟别人去了红军长征路，钻进雪山草地和大渡河等边远地区，使人对我找不到抓不住也斗不着了。我在各地转了一年才回京，哪知我家又遭不幸，我的妻子在国外牺牲了。她正在中央广播事业局援外处工作，我被打成“反革命”后，她不得不与我离婚以“划清界限”，但不能再参加外事活动更不得出国。我平反并与她复婚后，广播局为了对她“落实政策”，派她去非洲赞比亚执行援外任务，竟一去不回，葬身异邦。我正处于家破人亡的悲惨时期，个人又如惊弓之鸟般随时准备再被揪出，就在这时，忽然收到一封来自山西的信。

我在山西从无熟人，信封上写的是我原来带姓的名字，信末的署名也是陌生的，内容大意是：“××同志：您好！您见到我的信，恐怕会感到突然吧？我从全国解放后，一直在打听你，可是就是找不到。其实我也早在北京工作，原来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基建处，基建任务结束后，随我爱人转到广播录音器材厂，文化大革命后以战备需要迁来山西……”

信上接着说自己得知我的工作单位，就托人给我们单位打电话查找我，但忘了告诉打电话者，自己的名字已经改了，更没说明我们过去的关系，信上写道：

“我原来叫陈英，你可能立即会想起，可是我现在改了名，已叫陈穆……”。

陈英姐！我当然记得。可她为什么改了名，她信上没说这些，只急切地写道：

“我始终惦记着你，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感情超过了一般同志，曾以姐弟相称。你不会没有印象吧？我最近在报上突然见到你的木刻……”

当年我和她在一起时，是在学习木刻，但这时在报上发表的，肯定不是“木刻”，而她却只记得我的“木刻”，可见她心中的我，还是当年那样。

我的陈英姐，终于出现了！整整过了30年，我已从一个少年小兵，长成为年近半百的军中老汉，她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肯定已是面目全非。不过她当年的明快文风，我还留有印象。只是这封来信，不少地方却是颠三倒四，甚至词不达意，从信上看，她长期在什么基建处和器材厂工作，这位30年前就一手好文章的女记者，在那种单位都干些什么呢？她怎么把新闻本行给丢了呢？……

我马上给她回了一信，先简要说了自己和自家的情况，又向她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她的第二封信很快来了，并且是密密麻麻写满了几页纸的长信。这封信如一盆凉水向我泼来，使我震惊得不知所措，我的陈英姐，怎么能是这样……

她在我军撤出苏中以后，一直在当地坚持工作，当敌军大兵压境全部占领苏中根据地时，他们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开来，长期隐蔽继续斗争。有一次与敌人遭遇，她未及逃脱不幸被俘。她被俘后并未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和工作职务，敌人让她写过一分自传，她就为自己编造了一段历史，并在文后写了“年轻无知，不慎失足”之类的话，原想蒙混一下敌人，却被敌方政工人员安了个“自白悔过书”标题印了出来。她的“罪孽”也由此开始了！

上海一解放她就回到江北，找到原单位，向组织上如实交代了自己被俘的经过，被组织上结论为“有自首变节行为”，开除了她的党籍。她感到委屈和想不通，就一再申诉。1957年鸣放时她对党组织提出了批评，结果成了攻击党的“右派”。这一期间她已结婚有了孩子，又随丈夫和孩子来了北京，虽在中央广播局，她却不能再做新闻工作，只在基建处和器材厂打杂，算是还有口饭吃。文革风暴一起，到处揪“叛徒”，她又升格为“叛徒”，不只成为打击重点，还株连到丈夫孩子，又随所在工厂全家下放山西，在“组织关怀”和“同志劝说”下，丈夫想与她离婚，以免她再连累全家。

陈英姐正是在此内外交困时，才找到并求助于我的，但是她既找对了人，又找错了目标，因为我和周围一切，都已根本改变了。我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双开劳改，侥幸归队，正自身难保，在与妻子离婚、复婚后，她又命丧非洲，全家都处于风雨飘摇中。面对陈英姐所处困境，我当然极其同情，为之痛心，但是她的求援，我却无能为力，致使我难堪和痛苦极了。

我在给陈英姐回信中，已说了自己被打成“反革命”等事，她说：“我们真是难姐难弟，同病相怜，同命相依。但愿我们今后再也不要失去联系，更愿在你的帮助下，使我重新恢复家庭的温暖，特别是组织的关怀……”她知道我亡妻原是中央广播局的人，以为我认识局的领导，就在来信中开了个名单，从中广局局长，组织处长，人事干事和技术部主任等等，直到食堂和原同厂职工，她孩子保姆的丈夫，特别是军宣队负责人，让我一一去找这些人，说他们都了解她的情况，曾同情和帮助过她，要我和他们商量，都来救援她一把，尤其希望广播局长、组织处长等有权位者，能为她向有关方面“打个招呼”，首先使其下属单位不要逼她离婚。因为一旦如此，她就从此失去家庭，她在信末说：“我还不如你，你有母亲和孩子在一起，我一旦离了婚，就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寡一人，再也得不到任何人的关心照顾，最后只得独自病死、饿死和惨死……”

面对她的呼救，我能无动于衷吗？也知道这时只要有什么“权威人士”作个批示说句话，她的问题就能妥善解决。但是她所要找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中广局长是见过一次，那是在亡妻及其难友的追悼会上，个人从未与他说过话，技术部主任曾代表领导来我家慰问过，平时也从无接触，至于组织处长、人事干事等等，我根本不知是谁，我为了与他们根本无关的人和事，贸然去找他们，求他们为什么人说句话，而这个人是正受审查的“叛徒”，他们能答理并听我的吗？不是反而会来追查我与这个“叛徒”是什么关系吗？我要说没有什么关系，不是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尤其是现在，全国处于“政治大革命”和“阶级大搏斗”中，人们对“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等“阶级敌人”，唯恐避之不及，谁肯、谁敢出来为其说话呢？我又何苦为别人也为自己，招这个麻烦惹这个祸事呢？我曾试图找人问问看，却连要找的人的地址电话都问不到。我苦思良久，只得将自己的为难和苦楚，写信告诉了她。为了适应当前“阶级斗争”形势，我又提醒她，我是刚刚恢复党籍的党员，刚刚恢复军籍的军人，不应该也不可能公开来为她活动替她说话，只能随时接受“党的考验”，和一切“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至少要“划清界限”。

我后悔与她重新联系上

她第三封信很快写来，说我对于她的态度，她能够理解和谅解，承认自己是有“历史污点”，已经“走过弯路”，只是“很想回头”，却又“困难重重”，给自己家庭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尤其是她自己，造成很大痛苦。她说如果我不能为她找什么领导，她很想知道，“叛徒”和“变节”之间，应该有个“杠杠”，听说中央有个什么文件，对此作了区别。她过去的结论是“有自首变节行为”，而现在却将她作“叛徒”对待，她希望我能找到这个文件，把有关条文告诉她，只要她不算“叛徒”，就可不作“敌我矛盾”处理，丈夫就可以不与她离婚……

一个上年纪女人，只想不离开家庭，能和丈夫孩子在一起，这个要求低到不能再低了：一个当年的革命者，只要不被当作“敌我矛盾”的叛徒，即使承担“变节自首”罪名，也心甘情愿，这也是不能再低的愿望。但是我自己历史一向清白，不关心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杠杠”的什么文件，即使有，我如将有关条文告诉她，会不会成为我“盗窃党的机密”，甚至是“向阶级敌人通风报信”？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那时凡是被捕被俘过的，都是当然的“叛徒”，谁还问你有什么区别和什么“杠杠”，早就“一祸烩”了……我把自己的难处和种种忧虑，又写信对她说了，她立刻又有信来。

我耽心的事果然应验了，她信上叫我回信不能再寄他们工厂，只能改寄当地一个居民委员会的“耿文妮”转交给她，信封上不能出现她的名字。这表明她和我的通信，已经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她在这封信上说不能勉强我为她干什么，但她自己确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不再有任何人能伸手拉她一把，为此只得求我，“无论如何念念旧情，能帮我多少就帮我多少，能在哪方面帮助就在哪方面帮帮我，给我一点点盼头和温暖，就是在救人一命！”她说由于自己没有老老实实接受审查和惩处，而是一直在“企图翻案”，最近又更为“乱说乱动”，就故意让她干最苦最重的活，每天搬运煤块到车间，保证几个火炉的需要，还得不断给火炉添煤出灰，而她“本来心肺和气管就有病，呼吸都很困难，出炉灰时被呛得气也喘不过来，常常憋得几乎断了气，加上腿脚、腰背和胳膊又有关节炎等等，每添一次煤，全身疼和累得站都站不住，几次要裁倒在炉火里……我还不能不这样拼着命干！”她在信末写道：“你想想，我已经这样了，再与丈夫离婚，从此回不了家，还有我的活路吗？我不能强求你，你是一个党员，但请你为我想一想，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还怎么活下去？”

她的处境和心情，我当然都已明白，但我有什么办法呢？她“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我叫了就能应吗？她的信除了使我更为窘迫、难堪和痛心，还能给我什么呢？而这又将为我带来什么后果呢？我在焦灼中竟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我没有再与她联系上，不就没有现在的难题了吗？我为当初忽然得到她的音讯时曾那么兴奋和欣喜而后悔了，早知如此，还不如根本忘了她，甚至从来不认识她，这不就少惹了今日的头疼伤心事吗？我又想到，她的情况如此严重甚至紧迫，真是如她说的这样吗？我们分别毕竟30年了，当初在一起时，其实还不到一年，我真的完全了解她吗？她被俘以后，真的没有叛变吗？她以后这几十年，真是一直蒙冤受屈吗？她目前的困境，真的全是别人造成的吗？

我把这些疑虑写在回信中，按她提供的新址寄给山西榆次的耿文妮。

这封信我写得很短，并且显得（实际是装得）相当冷漠甚至冷硬，最初与她恢复联系时的一片热情，已经完全消失，充满了“公事公办”和文革中常用的语言，并且强调一点，我们过去相处时间很短，又已30年不见，对你已根本不了解，现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不能也不应为你作什么和说什么。我还特地抄了一段“最高指示”，要她相信群众相信党。在这信的上款，我还第一次没称她“姐”，更没称她“同志”，只是冰冷的“陈穆”二字。我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此信是通过别人转交她，我不知转信人与她的关系和对她的态度，这样信即使落到外人甚至组织手里，表明我对她还是很为“警惕”和已“划清界限”的，万一将此信转来我们单位，我也好解释和辩白。

不过，我也能想到，她收到我这封信，将会陷入多深的痛苦，我这个她一向关爱信任的“亲弟弟”，会这样对“亲姐姐”翻脸不认人，我的信对她无异是雪上加霜，在她的流血创口上又砍了一刀！但是我不这么做，又该怎么办呢？我想她也经过了几十年党内外“阶级斗争”，对我为何如此改变态度，应该充分理解能够谅解。我们当年在一起时，不是都那么天真烂漫，把革命队伍和所有同志都当成温暖幸福的大家庭、亲爱和美的兄弟姐妹们吗？哪里会想到“家”里还有如此残酷的“阶级斗争”呢？我作为世代贫农出身，从小就参军入党的“红小鬼”，竟被打成了“一贯反动的老反革命”，这不都是现实的教训吗？

就在这时，报社给了我一个任务，需要外出一段时间，我在信末又冷冷写道，我因工作将要出差，所以要她不再给我来信，即使来信我也收不到，如果落到别人手里就更糟糕。这封信发出不久，我就出差了。

到此为止，我已收到她4封信，时间都在1975年12月。回她第四封信时，已是1976年1月初，也是我写得最短最冷和最为“立场坚定”的一封。除了当时人们常用语言，已经没有自己的一句话甚至一个字，信中字字都如枪弹似的，射向了我“亲爱的陈英姐”（我给她的第一封信，就是这样开头的）。

这次我一出差，就是20来天，回京已是1976年1月下旬。我一到单位就收到她的第五封信，这是她1月中旬发出的，与前几封信不同的是，信封上写了我住的几楼几号，表明她希望此信能直接寄到我家，免得寄到办公室被别人看到。其实我们报社是办公住家同一个院，所有邮件只分到办公室，根本不会送到家，她这样过分的小心说明，她也不想为我添什么麻烦，不过这却是多余的。

她的这封信确实很伤心，责怪自己不争气，一度脱离革命犯了错误，深深感到对不起所有人，其中就有我，已经为我制造了麻烦。但是又说看来我还是误解了她，对她失去了应有的信任，为此她将自己的全部情况，特别是历史错误，重新写成了一份材料，好让我详细了解她的问题，知道她到底是怎么一个人。她说这一材料写了好几夜，最后复写了三份，一份专门给我，因为不知我何时回京，先寄了一份给《人民日报》信访处，作为一份申辩材料，请他们批阅后转给有关部门，最好是给中央广播局革委会，再由他们向所属在山西的工厂作批示发指示，以求改变甚至改善对她的处置。她信上嘱我如果回京，先帮她向《人民日报》信访处查问一下，她的材料批阅和转出没有，转去了哪里，有什么人批了什么话，让我问到后都马上告诉她。

可我看了她的信，不禁由焦愁转为烦燥。她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凭什么到《人民日报》去查问别人的“申诉信”，人家凭什么将有没有批示和转没转去等等告诉我，她要求我办的事，我没法办，她也不该这么使我为难。

她的申诉和辩白

哪知几天后一份厚厚的材料作为挂号邮件寄到我手中，信封上仍有我住处的楼号房号，里面她附信说，估计我出差已经回来，就将材料当“快件”寄来了。我一看信，才知她又发生了更紧急的严重情况，已把她逼到绝路上了！原来她与丈夫分居已5年多，丈夫为了摆脱她的株连，决心提出离婚，工厂革委会特别是军代表都支持他，当地法院也已受理了他的起诉，仅因为这事应由工厂所属上级机关即中央广播局领导表示个态度，法院才暂时没有判决。正是因此，她希望我尽一切可能，找到广播局的领导，求他们为她“打个招呼说句话”不要判他们离婚。她说只要看了她写的申诉，会认为她不是“叛徒”，她只要不是叛徒，就可不作“敌我矛盾”处理，丈夫就可不跟她离婚，至于定她为“自首变节”也就认了，并且承认错误，坚决悔改，永不翻案。因为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她还可以回家，回到丈夫孩子身边。她在信中几乎哭喊道：“我实在找不到别人，只能来求你了，你无论如何要帮我过这一关，不然我就没命了！”

只是她这么说，实际起了反作用，她可能“就没命了”，可是我呢？我怎么去为她找什么领导，还是为一个“叛徒”去求情，这么做将给自己带来什么？她让我干这干不了的事，不是逼得我也“就没命了”吗？我自己身心上挨整的血迹还没干，她的血又向我泼来！我急和愁得直掉泪，擦着泪眼读了她写的材料，只觉其中字字句句都是她的血泪！

这份材料长达十多页，我能想象到，她的整天劳累后，晚上又拖着病躯，就着微弱灯光，连着好几夜，起草加复写，才写出了这份材料。这个当年出色的女记者，写得却是多处文理不通，加上泪迹斑斑，使我很难读得下去，但也只有读下去，才能对她有个基本了解。我只得用自己的语言，把她的申辩材料，“翻译”并加以“注释”如下：

材料原题为《关于我的历史问题》，全部内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我不是“叛徒”、“右派”和“反革命”！

她这份材料主要是为我写的，可能因为我知道她的过去，她没有先讲自己的革命历史及贡献，而是一开头就写道：

“我是1948年11月2日被国民党军队俘虏的”。这个日期我一见就觉熟悉，原来这是辽沈战役结束和淮海战役开始的日子，也就是国民党统治即将垮台，我党我军就要在全国胜利，离大军渡江和解放上海，只剩了半年左右，她却偏偏在胜利前夕不幸被俘。她已在当地坚持斗争二年多，在这二年中她该为党为革命又做了多少工作，作了多大贡献，写了多少好文章啊!她作为一个城里来的年轻知识女性，隐蔽在农民（又主要是贫苦农民）中间，长期坚持战斗，必然有着许多惊险故事和英勇事迹，我老家几个姐姐就是这么过来的，我相信陈英姐也会是这样。然而这份材料一字没提她的功勋业绩，却只说了自己的“历史污点”。

她当时正在“后方医院”治病，可见那时的斗争形势，比1946年已大有好转，在敌占区内已有了我们的“后方医院”。其地点是南通地区的如东县杨港区杨家园子。按说这时国民党军队在我军陈（毅）粟（裕）和刘（伯承）邓（小平）两支大军的合围下，正惊惶失措地企图逃脱被歼的命运，然而就在这时，我方毫无战斗力的后方医院，忽然遭遇了正准备撤往江南的敌军大部队，一下把医院冲垮和冲散了。当天凌晨，正在睡梦中的陈英被枪声惊醒，抓起手枪（我曾想象她正是那样）就朝外冲，见到敌人身影打了几枪，再打就不响了，原来子弹已经打光，只得拔腿朝村外跑去，一些伤病员没能冲出来，和她在一起的只有医院的两个护士，跑到大河边时，一个护士（陈英记得，她叫李志明）会游泳，跳到河里游走了，另一个却被敌人一枪打倒在河边（陈英怎么也想不起她的姓名），她自己就沿着河边继续跑，穿过树林苇丛时，她把随身的文件、笔记本等等，都丢到河里或踩在泥里，见到一家民房就躲了进去，把手枪扔进灶膛里，坐下装着要生火，国民党兵进来时她还在喘粗气，她那半军半民的装束，使敌军不由分说就把她抓住了。

敌军和当地的还乡团、保安团等开始对他们一一审讯，对当地人，保安团大都认识，凡老弱者由人保释放了，身体好能干活的拉去当“夫子”为“国军”挑东西推小车，有的医护人员离家不远，编着不同口供分别被拉走，伤病员有的被打死，有的因伤残敌军就不管了，陈英最后一个受审，先把她揍了一顿，给了个“下马威”，不过她身上已没有任何能暴露身份的东西，她为自己造了个假名叫“陈美贞”，就住在南通城里，因为不甘后母虐待，逃出家门由别人把她带来医院，由于上过学让她当了文化教员，才干了几个月。审讯者说她有手枪，肯定是个“匪官”，她说手枪原是医院指导员的，因为没子弹才交她保管的。敌人给她上刑也不改口，装成什么也不懂地说，自己是“误入歧途”，要求还是回家当老百姓，并说了自己父亲的名字，说他可以来保释自己。敌人真派人去南通找到她父亲，要其来认领自己女儿，哪知过去她是与后母闹翻才离家的，后母就挑唆她父亲不能认她，说他们已与这个“共匪”脱离了关系。敌人就更不放她了。

这时她还想蒙骗敌人，争取逃跑出去，当敌军要她写个“自传”，以便对其再作考查并考虑处理，她就编了一大段假话，装着文化不高，写自己怎么因后母虐待，才被迫离家，听信别人“误入歧途”，表示以后将“悔过自新，求得重生”云云。敌军政工人员向她透露，说将把她留交给当地国民党的保安团，她感到自己老家不远，早就参加革命入了党，又在这一带活动和工作多年，不少人都知道她的底细，如果留下将很快暴露真实身份和工作职务，不仅更脱不了身，连性命都难保了。就表示国民党正规军比保安团好，正规军讲规矩有纪律，也对俘虏“宽大为怀”，她愿意继续关在“国军”里，不想被交到当地人手中，有的敌官见她还“楚楚动人”，在敌军撤出江北逃到上海时，就把她也带上了。

被俘几个月后，押解她的国民党军认为她已有悔意，放松监禁让她干些杂事，帮着收拾整理一些宣传材料和书报之类，她忽然在敌军政工处的整捆宣传品中发现有印好的《我的自白悔过书》，署名竟是“陈美贞”，全文正是她原来写的“自传”。她一见就在心里惊呼道：这下完了，本来只是为糊弄敌人写下的，现在改了题白纸黑字印出来，就说不清楚了。幸而那时国民党失败太快，这材料印好却未散发。她几次想逃出去都没有成功，有一次她设法找到在上海的一家远亲，当时正因国民党管制更严更紧，那家又弄不清她的身份来历，不敢认更不敢留她。她又想找到上海地下党，也不得其门而入。

上海一解放，她就赶回江北，找到已进城的南通地方党委，向组织上如实交代了被俘经过，又检讨了怎么写“自传”，却被敌人改为“自白悔过书”印出的事。党委机关的领导和同志们对于她的归队有的表示欢迎，有的却有怀疑。后来组织上向她宣布结论，认定她“有自首变节行为”，并开除了党籍。她由委屈、震惊变成愤怒，埋怨组织上和同志们不相信也不理解她，自己不幸被俘吃了那么多苦，反而从此成为失去“政治生命”的“行尸走肉”，就不断写申诉、打报告和提意见，再三要求改变对她的处理，一定要恢复党籍好继续革命，有人劝她没被定为“叛徒”已经不错了，她说自己被俘后，一没暴露党员身份，二没出卖组织和同志，更没有给党造成任何损失，当然不是“叛徒”，凭什么开除党籍？有人说你向敌人“自白悔过”了，自然是“自首变节”行为，她说这是敌人篡改了自己所写的，强加给她的。有人说那内容是你亲笔写的，这么说也不为过。气得她骂别人都不讲理，对她受苦遭罪不慰问，反而都来“落井下石”……

这么一来，她原来做的宣传工作特别是新闻工作，就不能再干了，只得在行政管理部门打打杂。她一口气憋了几年，到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号召人们大鸣大放，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她终于趁风出来，向“不讲道理”、“不顾事实”更“不合情理”的党组织狠狠开了几炮，还写成了大字报。结果一下成为“猖狂反党”的“极右分子”，加上她的“历史问题”，连机关也不能呆了，幸亏没有发配下乡劳动改造，后来又随丈夫调到北京，在中央广播局基建处工作。丈夫是搞技术的，她还是只能打杂，由于一直不服，又不断反映情况提意见，使人见她就躲就烦，自然没人答理和管她的事。文革风暴一起，各单位揪斗领导和书记等“走资派”，一些受过错误批评处理对领导不满的人，也对“旧党委”和“黑书记”们进行揭露批判，有人见她也是个老同志，还曾是个老党员，鼓动她也一起造反，她一肚子怨气和火气，终于被引发和爆发了，被推上了“斗争第一线”，结果运动一反复，她所在的群众组织，成了“招降纳叛”和“阶级敌人翻天”的“反动组织”，又发现她是个“自首变节”过的“大叛徒”和反党的“大右派”，现在趁乱造反就是企图“颠复无产阶级专政”，成为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马上对她实行了“专政”，又揪又斗又关押，整得她九死一生。

不久她所在的广播器材厂，奉命全厂下放搬往山西榆次，她也全家搬了过去，表明她为“叛徒”、“右派”和“反革命”的档案材料等等，当然也一并转到，小地方哪见过这样既是“叛徒”又是“右派”更是“反革命”的三重“阶级敌人”，她“奇货可居”地成为当地打击重点，原来的工作也丢了，只能在车间由群众监督着打打零工，为了对她实行专政，不准她回家住，长期和丈夫孩子们分居，一呆就是5年多。这中间她到处求救喊冤，多方打听自己熟悉并能帮助她的人，一封封信发出去，却都如石沉大海。她把我当成了唯一的“救命恩人”，其实我只是她的一根“救命稻草”，我根本帮不上也救不了她。看了她这份专为我写的申诉材料，我更是无所适从难堪之极！

我看到她的申诉中，专有一段题为《关于我的生活作风问题》，使她在我心中的美好形象，一下变得丑恶和惨不忍睹了。她在其中写道，当她被俘后将被国民党军队移交当地反动武装时，她耽心会被发现自己的来历身份和职务，加重自己的问题，而国民党正规军不知其底细，她不想被留下，就随军押往江南。这时有几个国民党兵痞，说她正年轻漂亮，白白交给还乡团等太可惜，不如几个人把她“干”一顿，让弟兄们快活一下，并且准备对她动手了。就在此刻，有个参加审讯过她的国民党军政工人员，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曾对她流露过同情，在知道她是南通城里人后，竟悄悄告诉她，自己外婆和舅舅家也在南通城里，后来就设法照应和帮助她。当他得知几个兵痞企图对她轮奸时，他先警告了那几个人，不准他们欺侮女俘，又说服上级把她也带去江南，一路上尽量保护着她，使她对这个青年军官十分感激。当她面谢此人时，却被其一下抱住了，说她说话就像自己妈妈和外婆，看出她很聪明并文化不低，自己早就看上她了。她说自己当时没有也不敢拒绝他，现在正离不开他的帮助照顾，当那人向她提出进一步要求时，她只得依从与其发生了性关系，使自己留下了更大污点。不久国民党军队溃败，他们也分手了，她再也没见过那人，以后她回到江北原单位，在外调她的被俘经历时，原国民党军队的人说了她与青年军官的事，档案里也记入了，因此成为她“变节行为”的重要表现。

文革中造反派从档案中发现了这些，就在批斗会和大字报上，说她如何向敌人“卖身投降”，不惜“以身媚敌”，只求保住自己“狗命”等等，后来又被传说她曾和几个国民党军官“睡觉”，还夸大为已被多个国民党兵“轮奸”，在批斗她和游街时，将她脖子上挂了一串“破鞋”，使她更成为“又臭又滥的无耻叛徒”甚至，“失节娼妇”。她的丈夫和孩子也为此受到羞辱和污蔑，不得不表示要与她“划清界限”，后来丈夫又提出离婚，想摆脱这一使人抬不起头来的“耻辱”关系。这使她在失去政治生命和工作机会后，连仅有的一点家庭温暖也被全部剥夺了！她对此当然不愿不甘更不服。

她被俘前有过一个男友，当年恋爱中曾偶尔尝过“禁果”（也正因此，她才依从了国民党军官的“过分要求”），经组织同意他们还订了婚。她回来后再找这位未婚夫，对方却因为她的“自首变节”，特别是她与国民党有过那事，就不再承认他们间的婚约了，她怎么认错悔改也不行，后来竟绝情地切断了与她一切联系，昔日的甜蜜恋情化作了一个噩梦！几年后她只得找了个大她不少，为人极其老实，性格懦弱，专搞技术工作的同乡，凑合着成了家也有了孩子，使她多多少少享受到了一点点温暖。可是文革一来，她这仅有的一点可怜温暖也将永远失去！

“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不幸被俘……虽然逃出了一条命，却再也回不了家，党不要我了，未婚夫不认我了，原来的工作不能再干，现在又连仅有的爱人也不容我了。我已经这把年纪，又一身都是病，今后孤身一人，一旦倒下就再也起不来，我就剩下死路一条了！……早知今日，还不如当初被敌人一枪打死，和我那战友一起牺牲，或者淹死在河里……可我现在连自杀都不行了，那是‘可耻叛徒的畏罪自杀’，死了也是条‘断了脊梁的癞皮狗’！……我这种活不成又死不了的日子，还得过多久，又怎么过下去？……”

我看了她的申诉，发现她的最高要求和全部愿望，其实就是两个字，回家。

第一，回到党的怀抱；第二，回到原工作岗位；第三，回到自己家里。

她正是为此，几十年来不断争取以至争斗，结果反而使自己越陷越深，“罪行”也越来越严重，由最初的“变节自首”，成了“叛徒”、“右派”和“反革命”，回到党内和继续工作都不可能了，连这最后一个愿望，仅仅是回到丈夫和孩子身边的机会，也完全失去了，她真是面临绝境无路可去了！

意外重逢更使我面临困境

我收到她申诉材料的时间，是1976年1月。正是在这时，又猛烈地刮起了“反击右公布翻案风”，原来已在抓恢复生产和落实政策的邓小平，又被再次打倒，连支持他的周总理，也因病突然辞世，许多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重新被打入更深的人间地狱。我们单位也在大抓批“翻案复辟”，我就是刚刚“翻案”回来的，再被揪斗、关押和戴上帽子、双开劳改等等危险，时刻在威胁着我。万一我被斗死甚至仅仅再被关起，我的老母与年幼孩子又靠谁管，他们将怎么活？

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为写不出支持“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表态大字报发愁，报社传达室来电话说有人要找我，我问是什么人，说是个女的，还是我老乡。我一边猜想会是谁一边赶往传达室，进去一看，是个形容枯槁，一身病态的半老太婆，我惊疑地问：“你是……”那人小声说：“我是——陈穆。”呀，她怎么闯上门来了？我在心里惊叫。

我闪过一念，将她领到别处去，一想又觉不妥，传达室的人会怀疑，来了老乡不领回家，上别处去干什么？还是应该带进去。进报社大门得填会客条，我只得为她写了个“陈英”，连忙让她跟我回家再说。一出传达室我就紧张地问她对人说了什么没有，她说没有。我稍稍放了点心。她抱歉地说，来时带着我住的楼号和门号，以为可以直接找到我家，却被门口拦住了，才让你出去接。我告诉她这大院不能自由进出，又只一个传达室和收发室，你的信和材料只能寄到办公室。她问没落别人手里吧？我说没有。她一边小声絮叨着，我却心里直打鼓，这种时候她到我们这种单位，肯定是为自己喊冤，也就是为她搞“翻案”，而我们从报纸宣传到内部运动，正在大肆“反击右倾翻案”，正没有典型例子呢，她却自投罗网送上门来了。她自己倒霉也罢，必将拖上我，使我和她丈夫孩子一样，从此套上这个再也摆脱不了的“黑关系”，背上永远甩不掉的“包袱”。常说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自己丈夫都甩了她，我与她非亲非故（！）毫无血缘关系，凭什么要我来为她“陪葬”！？

我在心里嘀咕着，把她领进自家。她一进门就要拥抱我，我乘转身没让她搂住，她就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双手都上来了，同时泪水奔泻地说：“可见了到你了！又见到你了！……”我忙对她发出警告：小声些！指了指一间关着的门，示意里头有人。她迟疑地小声问：“你妈？”我摇摇头，我知道妈上街买菜去了。她又问：“是孩子？”我还摇头，因为他们都在上学。“那是谁？”我没搭理，把她让进自家屋关好门才对她说：“还有别人，外人。”原来我这一个单元三间，却只分给我南北各一间，另一间由一位单身同志住着，他是上夜班的，这时正在里头睡觉。其实此人是个造反派，曾经狠狠批斗过我，让他住在我同一单元里，不无严密监视我的意思。我把这告诉了她，当然是凑在她耳边说的。她说：“在自家，也不能多说话？”我点点头。

我们说话时，她双手一直紧抓着我，我这才定睛看看她：这是我的陈英姐吗？她当年的面貌、风韵和神情，怎么一点也不见了！仔细端详后，才发现她小巧的鼻子和双眼皮的眼睛，还依稀留有她过去的影子。她也紧盯着我，喃喃地说：“好兄弟，你还好，跟我想的差不多，就是我，全变了，那个陈英，早死了——其实，还不如真死了，现在不死不活，更难过啊！”说着她就要哭，我止住她，让她快说正事，她就急切地说了又一更紧急的情况。她说由于自己与丈夫分居时间太久，他和孩子的生活无人照看，有个女人就常来帮忙，天长日久与她丈夫真有了感情，丈夫把自己和全家都托付给了那人，自家钥匙和有限的存折等等，都由那女人掌握着，已经成了家里的女主人。眼看陈穆的问题毫无改变的希望，已经拖累了全家，丈夫的技术员一干几十年，工资一分未长，孩子上学入不了队入不了团，当“红卫兵”的资格都没有，后来又不能升学，只能下乡下厂干苦活，一家因为她受够了罪更受够了气！丈夫决心甩掉这个“包袱”，在厂革委会和军代表的支持下，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起诉，法院已经受理，就将做出判决。

正是这一紧急情况，她才来京找到了我。她说如要改变处境，只剩一个渺茫希望，就是由比他们所在工厂和地方法院更高的权力机关和权威人士，向厂革委会和地方法院发个指示，不让他们作出离婚判决，这才能挽救她这条命。她来找我就是希望我能帮她向这个权力机关和权威人士求情并说通他们开恩，出面为她说话，从而救她一命。

不待她说完，我已明白她的来意，更知道她是白来了，且不说我并不认识也找不到任何能救助她的权力机关和权威人士，就是认识也不能找到，正在“反击右倾翻案”高潮中，我怎能去为一个正受审查监管的“叛徒、右派、反革命”求情?又有哪一个权力机关和权威人士能为这种人去发指示下批示？尤其是现在许多权力机关自己也乱成了“一锅粥”，许多权威人士也正自身难保，他们怎么可能去救助一个与其毫无关系的人？帮助一个“叛徒、右派、反革命”，这不是典型的“右倾翻案”和“站错立场”吗？不正是当前运动的批判重点吗？

特别是我自己，刚刚平反不久，其主要根据之一是，我的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完全清白，没有任何污点，只是在文革中有了些“现行”问题。现在我忽然为一个“叛徒、右派、反革命”翻案求情，自动和“阶级敌人”站在一起，不恰恰证明我已“和平演变”和“立场反动”吗？我不仅不能做她希望我干的事，连她这个人都应该离得远远的，最好根本不人识她，也从来没有这个“社会关系”。我不敢把设想的各种可能及其结果告诉她，因为这将使她绝望，又显得我毫无情义，我只先问她是怎么来的，她不是正受审查被监管着吗？

她说是偷跑来的，我不由一惊，这不是个“外逃反革命”吗？一个“反革命”窜逃来首都，可能是个政治事件。我被打成“反革命”时，连我那世代贫农，又当过工人和佣工的真正劳动人民的老母亲，也会被当作“反革命家属”，为了“保卫人民首都的圣洁和安全”，被驱逐出京赶回老家……我紧张地问她是怎么跑的，有人知道她来这里吗？她说她在榆次住家的街道居委会里，有个退休职工家属叫耿文妮（就是为她转信的那位），她家从北京搬来时，就归耿文妮的居民小组管，最初耿文妮按厂革委和派出所的要求，负责监视她和她的一家，监视了一阵后，发现这家就是女人有过“历史问题”，她那老公整天不声不响，只知上班干活，见人连屁都不敢放，几个孩子也都老实安分，全是些“大大的良民”。她被工厂革委会勒令不准回家，边受审查边劳动后，家里只剩几条光棍，这日子就没法过了，开始耿文妮也照应过，后来见有个与这家老汉相熟的女人来帮忙她也没多过问，有时路过厂里，顺便过来看看自己监管过的女人，偶尔问了点情况，得知她其实是受了冤枉。文革中这种事不稀罕。本着一个人的良心特别是女人的软心肠，耿文妮不由越来越同情她，就常常为她捎点东西，报个音讯什么的，后来又主动帮她转信。她那老公另有了“对象”，准备和她离婚和那女人结婚的事，也是耿文妮告诉她，并同她商量怎么办的。耿文妮也说她这事，只有上头什么压得往厂革委和法院的大人物说了话，她才能得救，又问她在北京还认识什么人，她说有的人写信去过，但都没有回音，只有一个与她最要好的小兄弟，可能可以帮帮她。本想再写信来，耽心来不及了，不如由她马上来京找我。这耿文妮不仅是个痛快人，又是个敢说敢当的“女子汉”，自己掏路费买到火车票，先让她装病（本来就有病）不能上班，说是由耿文妮带她找医生看病，接出工厂就送上了火车。她耽心这会牵连到别人，耿文妮说不怕，大不了撤了自己的居民小组长，还省了我不少心少管很多闲事呢。她到京后先找到自己三小子的保姆家，听他们介绍了北京的情况，又由那保姆的丈夫（这家人对她一直很同情）把她送到军报门口，见我出来接她才悄悄离去。这些同情并帮助过她的人，很使我感动，他们与她都非亲非故，却都为她不怕风险两肋插刀，体现了一股正气和胆气。我与她虽也“非亲”，却不“非故”，她把我当作至亲的“小兄弟”，怎能对她见死不救呢？

我断然决定一刀两断

就在我们关着门谈话时，我妈买菜回来了，我赶紧又把屋门关上，告诉她这是我妈，她忙站起叫大妈，妈问我是谁，我说是老乡，又问哪村的，我说远呢，你不认得。妈看看她说，是没见到过，没来过我家。她顺口说是没来过。我妈又说她不是老家口音，是哪里人？我妈说话一向大嗓门，我怕她把隔壁的监视者吵醒，忙把她推进厨房去，又关照她中午多做一个人的饭，妈边走边说，多个人的饭可以，就是没买点好菜，不是待客之礼呀！在屋里的她要出来表示客气，被我一把推了回去，又忙重新关上门，与她继续交谈。她来到以后，几次说到伤心处，就哭出声来，说到激动时，又提高了嗓门，我不断打手势让她小声，指着隔壁防人听到。快到中午时，隔壁那人起来了，到厨房洗漱时，听他问我妈道：“怎么，你家来客啦？”我妈说：“来了。”“哪里的？”“不晓得。”“哦？”我听出问话者的疑问，心里直叫苦，我那快人快语又多嘴多舌的老妈，又要给我惹事了。

到中午孩子放学回来，小学一年级的儿子一进门，没等我介绍，冲她就叫“奶奶！”上初中一年级的女儿，先疑问地看看她又看着我，我连忙半是介绍半是解释地说：“这是陈阿姨！”女儿礼貌地叫了一声，儿子抱歉地改叫了“阿姨好！”她站起来高兴地说：“多好的一对儿女。”又对我说：“你真幸福，孩子多好！”我说：“他们连妈都没了，是不幸！“她难过地低下头，我推着孩子去厨房，他们是在那儿开饭的，又叫女儿拨出一些菜，让我和阿姨就在屋里吃。就在这时，隔壁那位出来，要去食堂吃饭，过我门口时停脚看了里头几眼，什么也没说出去了。我心里又打鼓，可别被他发现什么。女儿把我们饭菜端过来，我请陈英姐就着书桌吃，抱歉地说没有准备也没法招待，将就着吃吧！她叹道，这年头吃到这个，就不错了，我连这……我忙打断她，催她快吃。她默默地边吃边歪头看看桌上一面小镜子，摇摇头道，我真老了，你听你儿子叫我什么了？我说他叫错了，真抱歉。她却叹着气说，我大儿子快三十了，连个对象也没有，孩子也指望不上，没人叫奶奶了！我想安慰她，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考虑到隔壁那人吃过就要回来，我一边匆匆吃饭，一边把我必须对她说的话，尽量用简明的语言甚至以斩钉截铁的语气一口气对她说了，主要就是一点，她要我帮她找的机关和人，我根本不认识，也没有熟人，实在帮不上，对于她的历史和家庭问题，我都不了解情况，希望能理解和谅解我。这是我反复考虑特别是权衡得失后的结果，现在我只能这么说和这么做。她听了木了一会，定睛重新看看我，重重地叹了口气，没出声地说，唔，这样！……我又示意隔壁那屋道，乘他不在，我先送你出去，实在对你不起。她点点头，站起来，我妈进来一边说没好好招待她，一边问她怎么要走？她说，大妈，对不住，打扰你了！我妈说，是老乡就常来，下回给你补上。她抬头看看我，我却没有点头，只用手势请她出门。她抬头看看我的家，摸了摸俩孩子，憋住两眼泪，低头出了门，我跟她出来，俩人都没话，一前一后出了报社大门，她站住小声说，你回吧！我执意又送了她一段，回头看看远处的报社大门，似乎没有人监视或注意到我，极其难堪地对她说：

“陈英姐，我实在对不起你。”

“不！”她说，“兄弟，是我对不起你，不该来麻烦你。”

我含泪颤声说：“不是我不想，是我……”

她也看看报社大门道：“别说了，我知道。”

我又说：“我家里，你看到了，老的老，小的小，万一我再出事，这一家，就完了！”

她止住我道：“都这样，我理解。”说着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扭头向前走去。

我怔了一下，又追上她道：“还有个事，得告诉你，我马上，又要出差，时间不短，所以你不要来信，来了也收不到，当然是暂时的……”

她不等我说完，把泪眼一擦道：“我明白，明白！”说着一个转身，绊着步子，走了！

就这样，我们30年不见，终于重逢，却又这样分手了。何时再见，还能不能再见，我不知道。她将去哪里，日子怎么过，命运会怎样……我都不知道。

我跑回家，关上门，伏在书桌上，无声地痛哭了！心里痛骂着自己：我是个好兄弟吗？无情无义，见死不救，还是人吗？我不是把她推进火坑了吗？亲手送了她的命……但是，我要不这样，又该怎么办呢？

这时，午体时间到点，又要上班继续革命了，远处的高音喇叭里，响起了我听过唱过无数遍的颂歌：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我们的大救星……”。

是啊，“幸福”，“救星”，可在哪里呢？……

不知结局的尾声：谁来惩罚我和造成这一切的人呢？

从此，陈英姐再未来过信，更没来找过我。她的事，也就是她的命运，也不知后来怎样了，连她是还活着，还是早死了，我都什么也不知道。就在和她分手时，我连她将去哪里，还会找什么人，将怎么打算……都没有问。因为我已不能、实际是拒绝为她做任何事，使她对我由仅有的一线希望，变成了彻底的绝望。她和我亲如姐弟的情谊，也就此完全结束！

1976年在急风暴雨和地动山摇中过去了，十年文革也终于终止了，我有幸没有再被打倒，与她的交往，也没受到查问，甚至未被发现。但是不论我是醒着还是梦中都不断“见”到她，有时是最后见到的那样，有时又是她当年的可爱形象。当我的陈英姐“定格”在我脑中“屏幕”上时，我不由在心中呼喊责问：

这么美好的一位青年革命者和女才子，为什么是这样的命运，结果这么惨呢？

我和她在一起时，她才20上下，重逢时已是半百更是半死老妇。她原是一个出色的女记者，但在后几十年内，她的才华以致毕生精力，都在申诉、争辩和怨恨中消耗尽了。就这样，她也未能找回自己，而是被她所信赖和热爱的组织、领导和同志（包括我），以及他们后面那张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的，巨大和无形的“网”，活活地吞噬或销蚀掉了。这是她个人的悲剧，还是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呢？全国全民，如她这样，白白消耗生命、无望挣扎过的人，何止万千，何止万千！一想起这些，我就心如刀绞，痛不欲生！

当人们稍稍缓过气来，开始乱反正、恢复正常生活时，我忍不住给榆次的耿文妮去信，向她了解陈穆后来的情况，却一直没有回音，再按原址写信到她厂里，同样毫无反应，我的陈英姐，就从人间完全消失了！

然而我却越来越多地想到她，特别是我进入了老年，生活也大为改善和更为安定的时候，每当想起，就觉无比沉重、难过和羞愧，我的陈英姐，是被我亲手埋葬掉的！这是我这辈子干过的，唯一最大最重的亏心事！

如果世上真有鬼，真有阎王爷，就来惩罚我吧！

只是希望能把造成这一切的人，也都追加惩治，即使死了，也使其永不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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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军大衣风波

愚人

这是文革中发生在山西文艺界的一件虽然很小但却震动很大的事

中央芭蕾舞样板团要到太原演出，这是山西文艺界的一件大事，不仅文艺界空前重视，就连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也不敢怠慢，亲自安排样板团的接待事宜。政治上要保证每个团员的安全，公、检、法都要重点参与，生活上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面食不能有重样，要充分体现山西面食的特点，演出要保障成功。

省领导亲自安排，文艺界自然首当其冲。首先是提高接待人员的思想政治认识，充分认识样板团来我省演出的重要意义，什么中央的关怀啦，江青同志的关心啦等等，总之上纲上线地认识。随后是如何做好服务工作，保障演出顺利。在接待者的人选问题上又费了一番心思。选拔接待人员，是路线问题，是对“无产阶司令部”的态度问题，是对“江青同志”的感情问题，于是样板团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言人，是江青的使者，谁敢稍有怠慢就是罪大恶极。

接待人员除了本单位的初选，还要经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查批准，再通过公安部门的备案，才算完成。被选拔的人，当然是那些出身没问题，老子不是走资派，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被选定的接待者们，成了真正的服务者，从样板团人员下火车开始，接待者们就开始为样板团人员提包、扛道具、抬钢琴、搬箱、倒柜、装台、卸台、拉幕、装景。事后有参与接待者对我说“我们完全是个苦力”。

天有不测风云。演出结束后，样板团管人保的同志向省革委提出，丢了一件军大衣。这军大衣非同小可，它是样板团的象征，是革命文艺的标志，丢了它怎么了得？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于是省直系统从上到下，如临大敌，公安局，各单位的人保领导，统统出动，内外排查，所有的接待人员，当然是内部的重点排查目标，人人变成了怀疑对象，找线索，提疑问，检举揭发，弄得人心惶惶。直到样板团离开了太原许多天后，这里还在追查、整顿、学习提高。

十几天后，样板团来电话说，那件军大衣找到了——他们把那件军大衣放在道具箱里忘记了。

如果北京不来电话，可能会再抓几个现行反革命。

200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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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l 更正：本刊上期编读往来中最后一则读者来信的署名“钱大川”，应为“杜钧福”。因来信原未署名，编者根据邮箱名误断为另一作者“钱大川”，又没有进行复核，以致钱冠杜戴，谨作更正并向作者、读者致歉。

l 庞清来信：

读贵刊师大女附中的两期（一专辑一增刊），看到一些争鸣文章，有一点感慨。尽管争论双方都还比较注意摆事实讲道理，但在态度和语言上让人看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有的作者在批评对方时，在陈述意见的同时，总还忍不住要用些诸如“说谎”、“编造历史”之类的文字来给对方扣上“帽子”。这种态度使人想到文革中的打派仗，老想着压倒对方，老是要给对方“上纲上线”。有的文章则不是这样，能够尽量保持平和的心态进行争论，尽管已经指出对方的史实陈述上的失误是很明显的，也不给对方戴什么“帽子”。这样的态度值得提倡。特别是研究文革的人，切不可再沿袭文革中的那种“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痛打落水狗”的态度来对待异见了。

l 冯敬兰来信：

在48期的编读往来中，刘双先生指责我立场前后不一致，要求刊出我的一篇旧文《记忆的疮疤》。我将此文附在了49期发表的文章之后，以证明我的立场的前后连贯性。为什么贵刊只发我的新文，而删了旧文？你们这样做至少应该事先跟作者打个招呼。

编者回复：我们不发你的旧文，是为了一碗水端平——因为王友琴以及某些读者一再要求我们刊发王的旧文。考虑到这些旧文在网上随处可见，不宜用它们来占《记忆》的篇幅（实际上你旧文中的要点都已在你新文中引述了）。上期出刊前未及事先向你说明此事，特此示歉。

l （美）任国庆来信：

这个专辑开得好呀！融汇了来自各方面的观点，使得一个问题得到尽量充分的讨论，对一个问题的认识获得了深度，这深度便是突破，便是渐臻真理。非常难能可贵。“师大女附中”事件是整个文革的一个最具典型意义的事件。类似事件在全国发生十分普遍。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既是对文革的探讨，也是对人性的探讨。非常有意义。

l 孙传钊来信

出于个人雷同遭遇，我对《闻佳冤案》感兴趣，这个当年的女生，比我小一岁。不仅属于同一代，而且其中有个细节，与我家庭也非常雷同——闻佳父亲的“成分”一下子从“职员”变成恶霸地主。如果是“恶霸地主”，1963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年代，她是进不了贵族学校的。我为了父亲所谓“地主”，终生不遇。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市仪表工业局，这个“地主”还在对我的人生发挥作用。1979年先是我母亲“平反”。她解放前是个小学教师，因为我父亲“地主”，她也成了地主。我父亲文革前就去世，这个“地主”从何而来？土改时我家乡（上海郊区）并没有划我父亲“地主”。这个“地主”是如何形成的？我与当局搞到1989年，最后还是不清楚“地主”从什么地方来的，什么人都不为这种事情负责。为了追究，我和家人还受到自己工作单位的威胁、恐吓。直到我们不再为家庭冤案向当局提出任何要求。后来，我醒悟了：向制造冤案的集团追究真相与责任是愚蠢的。这种追究等于承认“冤案”制造者及所属机构的合法性。同一年，在我母亲去世的追悼会上，我把母亲学校的代表赶了出去——对母亲一生的评价，应该来自她的亲友。

贵刊在编辑方针上，不要因为有人说你们褊护、一言堂，就失去自己应有的立场。我最近给刊物投稿，介绍斯图亚特·休斯的历史哲学，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美国的实证主义主流的历史学家与欧洲史学家不一样，一般都拒绝写现代史，把现代史看作时事评论、政治学的对象。他们认为，研究者本身处在这个社会环境中，主观意识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和真实性。但是，休斯不以为然，写了《欧洲现代史》。他指出，美国历史学者这种习惯是迷信文献的结果，没有看到研究者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可以接触到不少具体事物经验实践；当今研究中世纪的学者，也会因缺乏文献感到苦恼。二战带来了幸运的副产品，不少历史学者战时从事外事工作，所以，现代外交史研究中，他们能够借助经验的直感、现实来判断、分析文献记叙。尽管近代以来历史学家们都为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苦斗，但是，他们的分析和判断的客观性最终都不得不依赖其个人的良知和想象力。在《历史学是艺术，也是科学》中，休斯援引赫伯特·布特费尔德（Herberte Butterfield）的《历史与人际关系》（History and Relations，1951）中一段话来说明这个问题：“真实的事情……比如证实宗教迫害、屠杀，或者集中营、对少数派镇压等犯罪真相，不需要历史学家帮助。不承认这种杀人、屠杀等野蛮行为的人，即使历史学家对这些事情下某个定义、给以名称，他们也不会有所醒悟。只要历史学家不歪曲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判断，而是根据这些判断，阐明普世的道德根据，历史记叙就是一个好方法，历史学家的职责也正在于此。”

记叙大屠杀、迫害等事件，只要具体详细叙述，说清楚其实际意义，就很足够了。人之所以道德上麻木不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能从犯罪、受难之恐怖的客观叙述中获得感受。然而，那些读了这样的历史记叙后也不感动的人，即使附上说教和评论，也不会就此感动起来。（pp.121-123）

换言之，所谓良知，就是人类应该有不言自明的共同的、普遍的最基本的道

德准则。在这个前提下，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详细地记述。研究现代史的另一个要素历史想象力，在休斯看来也十分重要。他认为许多人在青少年时期被灌输的历史教育内容扼杀了想象力。因为脑子里留下的只是一些虚构的神话和英雄的故事，失去了历史想象力，成年后他们偶然的人生经历往往会唤醒他们的历史想象力，从而开始怀疑小时候被刻印在脑子里的历史故事。

《记忆》就是要唤起人们的良知和历史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