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刚之柔-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当晚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上午9时55分至下午1时，温总理与北大学生座谈说：“要继承‘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发扬北大的光荣传统。公平正义比阳光还要光辉，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注定是不稳定、不和谐的。让中国实现公平正义，这是我年轻时就怀着的理想，我们做不完的事情，要靠年轻人来做。”温总理在校园步行的五四大道，图书馆，午餐的学一食堂，均离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仅二、三百米之遥。

当晚，博绳武（70岁，原北大物理系17岁学生右派分子）来电话说：没想到今天温总理也来了，如果被我们撞上则要出大事啦！

我答：那就冲上去递状子喊冤啊！

　　燕遯符（72岁，原北大物理系19岁女学生右派分子）感慨道，难怪今天各位校领导格外热情，看来是要把我们稳在会场里啊！其实，即使遇见温总理，校方未必能让我们接触；即使把状子交给他，未必能解决问题。但是，在校庆日，我们与温总理同时到校园里呼唤“五四精神”，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啊！

黄绍甫（85岁，1943年参加抗日远征军赴印缅作战，后为右派分子而冤狱）：2007年以来，两千来位反右受难者联署致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的维权上访公开信，至今杳无音讯。对我们这些耄耋老人的维权上访，请问温总理，难道也“要靠年轻人来做”吗？

石天河（87岁，原四川《诗刊》编委右派分子）：我们对温家宝不必存过高希望，但此人的亲民作风，应予肯定。北大人的依法维权抗争是不朽的。

钟南山的“养生之道”

在“北大校庆名师讲座”后，主持人要钟南山介绍养生之道。钟南山说：“刚才校友们（在主席台上举冤牌）的情况，我都看到了……，这个账怎么算？找谁算？我的养生之道是要忘记过去，忘记苦难……。”（见本文上篇）

　　杜光（82岁，1948年毕业的北大校友，原中央党校教师右派分子，离休）：北大反右受难者走上主席台，展示伸冤牌，这对与会者的震撼自不待言，校领导们不便表态，倒是钟南山自告奋勇作出评论。他哪里是在讲养生之道，分明是批判那些伸冤并索赔的校友。钟南山可以忘记过去，他已功成名就，沐浴着备受尊宠的光辉。但是，那些在反右派运动里遭受围攻、辱骂、污蔑，接着又过着二十多年的非人生活，侥幸存活下来的耄耋老人能够忘记过去吗？他们被剥夺的青春，葬送的前途，如今白发苍苍，却仍然讨不回公道，得不到合理赔偿？他们难道不应该挺身而出，向校方讨还公道吗？这不是纠缠过去，而是行使被迫害受难者的权利。近几年，北大反右受难者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伸冤索赔，是权利意识的觉醒。五十三年之前，在反右运动前夕的那场民主运动，北大学生是民主运动的先锋；现在，他们再次成为全国反右受难者的榜样。他们绝不会忘记过去，谁也不能要他们忘记过去！

沈志庸（77岁，原北大物理系学生右派分子）：钟南山希望忘了过去的苦难，理由是：1.找谁去算账；2.有益自己的健康。他说自己的母亲受迫害死亡，他不追究了。我说还有杀母的逆子呢。

王书瑶（74岁，原北大物理系学生右派分子）：我已收集的北大400多反右受难者名单中，非正常死亡26人，其中8人被无端枪杀，其他的病饿死、自杀等，他们都是风华正茂，要以聪明才智报效祖国的优秀青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都有自己的家庭和恋人，但却死在暴君、暴政之下。钟南山你可以忘记他们，或者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侥幸活到今天的反右受难者们，哪一个不是饱受摧残，历尽苦难，1979年“改正”之后，还是生活在痛苦的延长线上？钟南山，你是不是还要求中国人忘记南京大屠杀、犹太人忘记纳粹、波兰人忘记卡廷事件？你还有一点良知吗？冤各有头，债各有主，我们反右维权要求的是社会公正。1957年钟南山就读北京医学院，因当时不属北大，故他并不了解我们北大的反右情况。

燕遯符：我理解钟南山的忘记说，苦难如果超越极限，就不愿意去想，我一直试图遗忘，这是一种解脱，也能养生。但是，由于接踵而来的苦难并没有结束，就会逼着我去想，被逼入绝境，只能奋起抗争，不屈不挠，也是一种宣泄，同样可以养生。

冯志轩（79岁，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右派分子）：北大怎么找来钟南山这位数典忘祖，忘记民族苦难的北京医学院的非北大人来作“校友返校大会暨校庆名师讲座”主讲人，不知是何道理？

李蕴晖（77岁，原中国医科大学学生右派分子）：挂牌请愿本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或中年人的做法，不该是耄耋老人之所为。但是，他们做了，历尽打压而不灭，“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不死。假如在1979年，妥善处理反右冤案：赔理道歉，发还所欠工资，赔偿损失，而不是“一纸改正”了事，他们不至于这样做，这是“没有答复”而激化的结果，是逼出来的，是希望，更是绝望之举。北大人的三波三折，看来还得继续下去，即使老人们一年老一年，但精神、理念却在扩大。

严家伟（73岁，四川石油管理局勘探队队员右派分子，至今未予“改正”）：幸好还有这样一批铁骨铮铮的“右派”校友，为当今已被犬儒化而堕落的“北大”挽回了一点面子！至于钟南山要我们忘记过去,并说“要满足现在的好生活”。我相信这是他的心里话，也尊重钟先生对他的党妈妈的忠诚，不过请钟先生不要像当年诗人闻—多在一首诗中说的那样：“别为了—本书，—杯茶/静夜里钟摆摇来的—片闲适/便听不见四邻的呻吟/看不见孤儿寡妇颤抖的身影……。”如今，我们有的知识份子，为了从既得利益集团中分得一杯羹，自然只看到歌舞升平，对民众的苦难，则“选择性的失明”，这是何等的可悲啊！

高国发（68岁，中共党史学者）：30年来，巴金等许多受难者致力于反思文革，这在广义上帮助钟南山记忆其死于文革的母亲，但钟老人家自己却主张遗忘。这不是犬儒是什么？犬儒者，没有志气，胆小如鼠，跟着主子走，为点食乐，忘却任何耻辱与悲痛，这种理念在民族战争中必成汉奸，是知识分子的败类！希望钟南山能够知道我对他的批评，要知痛知耻知做人，这也是一切有良心人对他的批评。《犬儒养生》：

科院专家终南山，提倡遗忘老不贤；

犬儒养生无廉耻，人格腐败臭宇寰。

华夏匹夫（网名）：这个明摆着要以“五四”运动为中心议题的北大校庆，已有校友通过讲述冤情切入了议题，其主持人却要钟南山讲什么养生之道的“忘记过去”之说。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主持人的别有用心，甚至可以认为，北大官方早有预谋，由钟南山为校方解围，给反右受难者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姚燮庭：北大“五四”校庆的意义在于，总是把光荣传统，作为民主运动的先锋而骄傲，并以此培养出许多仁人志士。如果“忘记过去”，哪里还有“五四精神”，还有何“纪念”和“发扬”之必要。面对反右受难者的维权索赔，“忘记过去”正是校方想说而不敢说，却由钟南山出面说出来。“忘记过去”在这里是当局的一注“麻醉剂”，将消融反右受难者维权索赔的意志和努力。面对这个追求民主进步的反右受难者群体，“忘记过去”则严重背离北大的“五四精神”。

施绍箕（73岁，原上海交大船舶系学生右派分子）：1996年纪增善、燕遯符等反右受难者致中共北大校党委的上访信，答复是“没有中央新的精神和政策规定”。2006年，他们上访北大党委，答复是：“划右派是根据中央政策划的，北大不负责任。要索赔可以到法院起诉党中央。”2010年4月20日，陆清福等60位四川反右受难者向最高法院提起集体诉讼，起诉胡锦涛总书记、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要求法院判令三被告，向全国55万反右受难者赔罪道歉和赔偿。维权上访无果而终于走上法治之路，结果如何，拭目以待。

幸存者痛陈四位右派难友之死

H先生（82岁，1949年毕业的北大校友反右幸存者，离休）谈其亲历：1958年2月，北京市政府为“净化首都环境”，把一部分中央有关部门及高校的右派分子数百人，押送中苏边境北大荒兴凯湖劳改农场，与流氓小偷一起劳教；流氓小偷属人民内部矛盾为上等人，右派分子属敌我矛盾为下等人，条件比流氓小偷还差，口粮更少，干活更多，还要受欺负……，致使其目睹身边四位右派难友殉难如下：

　　顾翔天（北京电影学院讲师）绝食而死。他毕业于西南联大无线电系，在电影学院教无线电课程，到兴凯湖劳改农场7分场，与H先生同队。30多岁的顾翔天，刚到那里就绝食，当月底含恨去世。

　　莫桂新（中央歌剧院唱《二郎山》的男高音，和其妻著名女高音张权，因批评歌剧院“只要是中共党员，即使水平不行，也能上场表演；如果不是党员，即使有水平也难以上场”的片面讲政治的怪现象，夫妻双双成右派分子。）病逝。莫桂新和H先生同队，由于卫生条件极为恶劣，两人都患痢疾，缺医少药，拉肚子不止，有时每天达40次，30多岁的莫桂新拉痢疾而死，29岁的H先生侥幸活了下来。

刘治平（15岁考入北大物理系，三年级时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报》发表论文；1956年毕业时19岁，被遴选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957年因其父是国民党专员在年前被枪杀，而受株连成右派分子。）工伤而病死。1960年10月，中苏关系恶化，边境局势紧张，为防止右派分子逃往兴凯湖对岸的敌国，右派分子被转移到河北茶淀劳改农场。H先生在3分场同队的刘治平因光脚下水田干活，被玻璃划伤，缺医少药，酿成大病而死。

徐刍（1952年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留校研究计算机，在我国首开计算机原理课程，1956年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7年因回校有言论似有不当之处，被反映到数学研究所而成右派分子。）被整死。徐刍在多年劳教中表现好，被解除劳教后，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所属新都铁工厂就业，因10岁的儿子送来其离婚妻子的信，30多岁的徐刍钻过铁丝网去取信而被抓，严刑拷打，一周后，因伤势过重于1967年1月8日去世，被按自杀处理。徐刍是我国计算机领域的开山者之一，是现在若干先驱院士的老师。

　　牛鸡之间

胡平（63岁，1981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研究生班）：看了本文上篇“关于数百人好奇地看着燕遯符等举着‘哭北大’、‘右派索赔’纸牌；钟南山说要忘记过去，忘记苦难；反右死难者之子马文都说，因为大家都忘记了，致使受难者求告无门，子孙后代可能重蹈覆辙，再受这类苦难！”这使我想起王友琴博士（1979级北大中文系校友）转述关于牛和鸡的故事：一位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教师在劳改农场放牛，其中一只牛老了，干不动活了，人们就在大树旁把它杀了。自那以后，这位右派教师再带牛群去那棵大树附近吃草的时候，牛群都不肯过去，并且发出悲伤的叫声。一连几次，都是如此。以后，他再也不把牛群赶到那棵大树附近了。原来，牛这种动物竟有着这么强的记忆力和同情心！但鸡就不一样，在杀过鸡的地方，别的鸡照样吃喝玩乐，若无其事。有时，一群鸡中间有几只被斩，开膛破肚，一些肠子什么的丢在地上，别的鸡还跑过来争抢着吃。王友琴写到：“听到牛和鸡的故事，我想到了人。我们都被置放在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子。”

诚如昆德拉所言：“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钟南山讲话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不但公然号召大家遗忘，且还底气十足，理直气壮。似乎像他那样主动遗忘才是对的，别人拒绝遗忘倒是不对了。他没有同情心没有正义感不肯仗义执言倒也罢了，居然能毫无愧色，心安理得，反过来倒是对有同情心有正义感肯仗义执言的人不以为然。一个怯懦的人，如果他不肯因自己的怯懦而惭愧的话，那他就一定要对别人的英勇表示不以为然。沉沦并不总是痛苦的，只要你还在痛苦，那就证明你还没有完全沉沦。不消说，冷漠的蔓延和遗忘的蔓延都是暴政的后果，但必须明白，克服冷漠，克服遗忘正是克服暴政的前提。

　　　　　　　　　　　　　　如山凝重如海呼

龚定国（80岁，原海军总部军械部中尉技术员右派分子）：敬佩北大人的坚持不懈，支持你们！我认识的反右受难者中，有很多采取“遗忘”的态度，希望他们为了子孙后代，而不再消极。北大人的努力，会帮助他们。

张轶东（79岁，1952年北大历史系毕业，曾被以反革命罪判重刑）：我同情老校友们的不幸遭遇，佩服他们坚持争取正义的斗争精神。

冯志轩（79岁，1947年参加革命，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右派分子，离休）：北大学生反右受难者闫桂勋老人的遭遇，令我久久不能平静！迄今为止，我们的社会究竟是在哪里出了病灶：使人见利忘义，对冤者冷漠，对苦难漠视，对邪恶忘记，对黑白颠倒……。闫桂勋班里的一个小组长就能把闫同学随便划成右派分子；九年后发展成“十年文革”的公民之间可以打死人，学生可以打死老师！天啊，难道三千年的文明古国，应用丛林法则，兽性化了？然而这些是活生生的事实啊！放眼神州，仰天长啸，感慨系之。作诗“闫公冤”回应：

党魁声言无法天，党组长有无限权；

抓右指标有规定，凭空凑数造奇冤；

组长荣获红顶戴，桂勋受罪五十年；

院士教人忘过去，赢得长寿比南山。

　　姜万里（79岁，原湖北省江陵县供销分社经理右派分子，离休）：向北大人的维权抗争致敬，大家团结一致，不懈奋斗，终必胜利。

吴越（79岁，作家，原文字改革出版社编辑右派分子，离休）：1953年，我在上海市人民法院的参与建院，当时判案“无法可据”，不是法治，而是人治。院长韩述之感慨：“解放前是无法无天，解放后是有天无法。”而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去劳改了。那时我常听见主管政法的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提出的“法律要为无产阶级服务”，认为地主资产阶级犯罪，是阶级本性的顽强表现，要坚决打击；工农兵犯罪，则是受地主资产阶级的腐蚀影响，要满腔热忱地加以挽救。我认为这是“阶级偏见”，会姑息养奸。（注：1955年潘汉年因“内奸”问题被捕判刑，死于劳改农场，1982年平反昭雪。）1957年，我因“批评肃反运动违反宪法”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同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大批右派分子被劳教。根据20多年劳教和在劳改单位就业的亲历，我和难友戴春（被发配到新疆的北京中专学生右派分子）共同创作《悲欢世界》三部曲（180万字），描写茶淀（清河）农场劳改队和新疆建设兵团的苦难生活，反映1949年以来，我国司法存在的问题并探讨解决的办法，以警示后人和纪念那些在劳改、流放中死去而无法计数的右派难友。2009年，本书获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的长篇小说奖，但至今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出版。本书题记《往事似磐不是烟》：

古人说：往事如烟。

过去的事情，都像烟一样飘走了。

古人也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还说：忘记过去，等于忘记历史。

我们似乎是健忘的人，

许多恩恩怨怨，都已经淡忘了。

但是独有对一九五七年以来遭受过的苦难，

却坚如磐石，清晰地在脑海中萦回。

我们把这些故事写出来留给后人，

只希望我们的后辈不要忘记这一段历史！

刘皓宇（79岁，原《新湖南报》记者右派分子，离休）：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灭亡．这是最后的斗争，正义一定要实现。

王志勇（78岁，原湖南邵阳市祁剧团团长右派分子）：新颁《国家赔偿法》将于12月1日起施行，我们应加大索赔的宣传力度和大造声势，要正式向中共当局提出《申请书》，讨还工资和索赔损失。北大人的维权行动，对推动全国的反右受难者维权有重大影响。但有些右派已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不愿为索赔出力而担风险了。我们要坚持正义，不怕风险才能取得胜利。

　　胡显中（78岁，原吉林大学学生右派分子，曾被判无期徒刑，离休）：北大人多么勇敢、坚强、自信，相比之下，我们吉林大学的反右受难者真是惭愧啊！如果都能行动起来，力量一定更大，当局就不敢小视了。

黄一龙（77岁，原共青团成都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右派分子）：最使我心寒的是此文上篇中记载的那些“多数校友”冷漠的眼光，它令我心头一直发冷！他们也是“北大人”啊！

　　卓继贤（77岁，原西南煤田地质局生产处长右派分子）：北大人的依法维权抗争，使我受到鼓舞！

　钱煇焴（76岁，原城建部城建出版社编辑右派分子）：我的命运自1957年开始逆转，还有55万名右派分子同样受难，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遭受致命的重创。从此“一言堂”横行天下，九年后演变成“十年文革”浩劫，这是断然不能遗忘的。

　　陈华东（76岁，原开封机械厂技术员右派分子）：此文这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殷畅宙（75岁，原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学生右派分子）：北大人如此执著为正义，钦佩之至！我估计自己看不到维权实现的那一天了。

李淑娴（74岁，原北大物理系助教右派分子）：文中的反右死难者刘治平是我的同班同学，1952 年我国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他从福建考入北大物理系时仅15 岁。他很有才华，在大学三年级时写了物理学论文，得到王竹溪先生（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恩师）的称赞，且得以发表。我1956 年毕业留校在物理系当助教，任苏联半导体专家的业务翻译，随即被打成右派分子。此文为历史所作，十分有意义，北大不会死。

施绍箕（73岁，原上海交通大学船舶系学生右派分子）：1960年，我们百余位师生右派分子在上海县宝北乡劳动改造已经两年，又被学校送到新疆建设兵团，40多年后我退休回北京。1984年，我们4位反右受难者联名向上海市高级法院起诉当年的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起诉书》被转到交大党委，学校党委统战部复信说“党的历次运动不追究个人责任”要大家“向前看”云云。2004至2007年，新疆数十名反右受难者（以上海交大者为多数）连续三次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维权上书，终如泥牛入海。2007年反右五十周年之际，上书公开信被披露，37位联署者被当局逐一谈话并劝说，依然是“没有中央新的精神”而被搁置。1996年交大百年校庆，我的《上海交大反右派运动亲历记》发在交大网站的校友园地和国内多个网站。看到你们北大人的维权劲头，真是不减当年，很欣赏很佩服，其他任何学校，无可比拟。

纪增善（73岁，原北大化学系学生右派分子）：我们维权上访15年来，杳无音讯，尽管我们不可能得到什幺赔偿，但必须坚持不断地提出索赔，记录在案。不然，当局就会说，因为没有人提出索赔就没有这回事了。长此以往，反右就被湮没。

为使后代人不再重演这一悲剧，我们要抗争到底，直至我们的子孙继续努力，我要立下遗嘱，由儿孙们继续索赔。

刘天：老朽七十三，当年读中专；

学生无指标，侥幸挨过关。

右派大帽子，随时头上悬；

内控到退休，永世不得翻。

邪教存海内，魔鬼舞翩跹；

邦闲有文人，忘记是南山；

中华清明日，遥祭登高台。

　　方能御（72岁，原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右派分子）：我1989年到美国，现在华盛顿特区政府任职，此文为保持历史真相及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所做的工作非常重要，我敬佩所有这类作品（译文）。Your work is important for keeping a true history and a contribution to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 You are doing great job Thank you for what you did.I admire all these kind works. FangNengyu 72, labeled rightist when in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did work in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s Researcher of Philosophy, left China in 1989. Now work in DC government.

张淑芬（72岁，原北京18中学教师右派分子）：共产党毁了许多德才兼备的人，“忘记过去”就是想要掩盖血腥的罪恶历史，就是贻误子孙后代。此文是血和泪铸成，很有教益，很受感动！闫桂勋老兄很值得同情和支持，向他的坚持不懈表示敬意！钟南山的“忘记”健康说，不对啊！我始终不忘过去，写了很多回忆文章，可我也很显年轻啊，肯定要比钟南山年轻得多，谁看见我都说不像老年人，像中年人。

陶渭熊（71岁，原西南师范学院<现名西南大学>生物系学生右派分子）：北大人的维权行动，对全国的反右受难者的维权斗争是很大的鼓舞。西南师范学院学生被打成右派分子而长期劳动改造约130人。（另据悉，当年四川一些学生反右受难者已收集到各自学校的难友名单（不完全统计）：西南政法学院69人；西南俄文专科学校46人；西南农学院18人；四川省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8人，占该校总数40人的20%。）

张成觉（70岁，原上海交通大学起重机械系17岁学生右派分子）：对于北大反右受难者学长们多年来的维权斗争，我至感钦佩，谨致由衷的敬意。

　　黄肖路（原清华大学右派分子黄万里教授之女）：北大人干得好！

向兰（反右受难者之女）：北大人坚持不懈的努力过程就是成果。

　　李炎（北大教授）：读此文，斑斑血泪，多少风流少年，匡负大才，而今却耋耊老已，风烛残年，而冤不得雪！这是人间的大悲啊！

姚燮庭：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会忘记吗？鸦片战争的屈辱求和会忘记吗？日寇入侵国土沦丧会忘记吗？辛亥革命建立民国政府会忘记吗？大军南下全国解放会忘记吗？大跃进弄虚作假能忘记吗？人民公社饿尸遍野能忘记吗？反右斗争扼杀民主能忘记吗？庐山会议排除异己能忘记吗？文革十年浩劫能忘记吗？忘记过去即是忘记祖宗；忘记过去即是否定历史；忘记过去即是淡化民族；忘记过去即是舍弃文化；忘记过去即是扼杀民主；忘记过去即是背叛革命。

周洪：中国数千年的儒释统治，把人性磨灭到了，只知自家之外什么都顾不上的地步。其根源就是罪性中的私欲啊！孔夫子曰：“大道既隐，天下为私，各私其私”，天下没有天道（大道），人心怎么会有公平公义？人若废大道而求仁义，那所谓的仁义也就不过是既得利益者的仁义。呐喊的不仅是为了一部分人的冤屈，更应对世上一切的公平和正义的呼唤，需要人民的觉醒。

华夏匹夫：永远醒着，但不要害怕痛苦。意识到了痛苦，才有可能奋力挣扎，在痛苦中挣扎，就有生的希望。

新浪微博四百留言被删

5月4日下午5时，一位年轻的北大校友，在其新浪微博发了一句话：“校庆回来，校友钟南山院士在台上侃侃而谈，最后希望忘记过去，向前看。照片中的右派校友不以为然。忘记过去意味着‘再来一次’的几率还是很大。拍了三张照片（如下），这在新闻里一般看不到的照片。”随即被转发1300次，引来400来条留言，大都是80后年轻人的热情支持北大人反右维权请愿，否定钟南山的忘记说，还被香港凤凰电视台主播杨锦麟报道。

发在微博被网管删去的3图。

6月5日，这一很有人气的微博（3500粉丝），竟连同其帐号统统被新浪网管删掉，使这位北大人愤怒不已。

　 6月上旬，我在电话中与反右受难者前辈讨论本文时，电话连连被杂音干扰并掐断。

3月份，我的《反右往事悠悠，维权前路茫茫——北大反右受难者在春节联谊会维权请愿纪实》文，被国内10来个博客转载，随后相继被网管删除。

6月份，我的本文上篇在一些博客转载，被网管删除。

可见，反右维权是禁区，言论被当局严密封杀。

选出10条留言如下：

◆这照片还真很难得！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忘记历史的人，历史必将向他讨债。

　　◆一句忘记，一张改正的纸，所有的旧罪过都被掩盖了。

◆几位北大老人的行为，符合温总理当时对北大学生说的：“继承‘五四’科学、民主的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必须发扬科学、民主精神。大家不但要懂得这四个字的含义，而且要身体力行，融入到实践当中去。”

◆那段腥风血雨的时代，不堪回首，我们这代人也无法感受。但也不应忘记，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要从中吸取教训啊。校庆112周年，五四91周年，这样的行动是纪念。“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于右任语）。

　　◆错误的时代造就了许多错误，如今还在一错再错。那个疯狂的年代如果回来，简直不可想象。不应忘记这个教训。

　　◆ “忘记过去”好处很多。德国总理不用下跪了，中国政府不用鼓动民间对日本政府索赔了，波兰总统不会死了，犹太人不用苦苦追捕纳粹杀手了……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就可以精巧的用自然灾害解释，现在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屏蔽，温习，胡萝卜……

　 ◆北大和清华的反右运动搞得恨，那是一段烹子而仕的历史。后虽低调改正，但沉冤仍在，正义未伸。如果提倡忘记，那是不可能吸取教训的。勿忘校耻，忘记过去就注定会重蹈覆辙。

　　◆不忘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北大有光荣传统，当年胡适校长风尘仆仆为被捕的中共疑犯师生奔走作保！而时至今日，面对集体受冤的老校友前辈，竟不作为，岂不愧对？！而那位出身北京医学院，可能满足现在的一点待遇，竟然叫人做叛徒！昔日制造的千古奇冤，根本没有清理！难道要像加里略那样等侍三百年后！？要像袁崇焕那样等待一百五十年？……

◆共产党人革命者曾经高喊：“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现在却让别人忘记他们自己的错误，这叫什么嘴脸？既得利益者对待自己的错误时都喜欢忘记过去，他主子说的“以史为鉴”，原来这是针对别人的错误的。

　　（修订于2010，0705）

图释：

图4，5月4日上午，温总理在北大对学生说：“公平正义比阳光还要光辉，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注定是不稳定、不和谐的。让中国实现公平正义，这是我年轻时就怀着的理想，我们做不完的事情，要靠年轻人来做。”

左上图5，5月4日上午9时14分，闫桂勋79岁（原北大数学力学系学生右派分子），1957年被发配到黑龙江工学院被劳动改造20多年，1999年纠正，蒙冤42年，十分贫困；11年来，坚持每周到校长办公室维权上访索赔无果，苦难持续至今53年，仍无尽头；在会场向校友宣讲冤情。

右上图6，9时20分，在会场，闫桂勋向俞梅荪展开冤牌。

图7，9时23分，闫桂勋在会场主席台展示冤牌，台下是北大校领导和返校者数百人，无人理睬。

图8，1999年1月8日，北大校党委作出《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指出：“多年来将其按右派分子对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少委屈和伤害。”闫桂勋举冤牌，讲冤情，散发《纠正意见》（复印件），不少校友路过，神情不屑。

图9，9时19分，在会场里，右面两位是校长办公室人员，前来柔性关怀燕遯符（左1）等反右受难者校友，便衣人员（右3）悄然全程摄像。

图10，9时21分，1957年北大物理系学生右派分子，左起：燕遯符当年19岁、沈志庸23岁、王书瑶21岁，在会场中央。

图11，校庆名师讲座开始，闫桂勋持冤牌在观众席。右图，台上主讲人钟南山院士谈其养生之道是，要忘记过去，忘记苦难。

图12，2010年6月17日，北大学生反右受难者：左起，王书瑶当年21岁（物理系）、黄泽荣22岁（成都日报）、谭天荣22岁（物理系）、闫桂勋25岁（数学力学系）、施绍箕20岁（上海交大）；后排左起：沈志庸23岁（物理系）、俞庆水21岁（地质系）、张效政19岁、燕遯符19岁、博绳武17岁（前三位物理系）、纪增善20岁（化学系）、俞梅荪（法律系，反右死难者之子）；未注明学校者均为北大。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反右运动，至今53周年。

图13，施绍箕保存了53年的《批判右派分子谭天荣等论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2010年6月17日，施绍箕终于见到了谭天荣，请其签名留念。

（读者来信）

为什么中共拒绝反右维权诉求

俞梅荪：你好！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与我毫无关系，那时我正在莫斯科求学，看到的只有《人民日报》的片面报道和断章取义的所谓右派言论，使我对右派分子非常厌恶，心想共产党这么好，右派分子却要反对，这些人真是坏透了！后来逐渐明白了事理，在这里暂且不谈。

右派分子究竟有多少？其说不一，从官方公布的55万，显然是缩小了，到300余万，加上直系亲属，反正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这些人后来的结局大都很悲惨。从下放农村，到劳教，从劳改到处决，饿死、病死、工伤死等非正常死亡，幸存者们均遭罪22年，浪费了大好青春年华，更荒唐的是有不少人没给戴右派分子帽子，却按照右派分子处理。凡此等等，是除了苏联和红色高棉以外，找不到第三个国家的党和政府是这样对待自己的人民的。

按理说，右派分子既然被改正了，共产党承认自己错了，那么发还工资和补偿损失是顺理成章的啊！可是中共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决不采取主动。据说，邓小平原来曾经打算解决，后来一听需要50亿元，就不吱声了。

好吧，就说当时经济困难，百废待兴，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老百姓可以理解。那么现在呢？中国已经财大气粗了，已经可以向世界说不了，已经有财力挥金如土地办奥运，搞世博了，可以大笔大笔地勾销非洲国家的多少亿元的债务了，再说没有钱赔偿还能说得过去吗？所以，显然是，非不能也，是故意不为也！

为什么故意不为呢？原因很多。我只提出一点，与你商榷。如今的当权者们对反右派运动没有切肤之痛！换句话说，他们自己及其直系亲属，可能没有当上右派分子的！那么，再进一步问问看，这些人在反右派运动中都干了些什么？他们是充当毛泽东的打手呢，还是当逍遥派，不吱一声呢？由此可见，正当55万民族精英们忧国忧民，历尽苦难时，正好是今日的当权者们青云直上之时。（注）他们虽然身居高位，可是他们的觉悟哪一点能跟右派相比呢？所以说，当初给右派改正就是不彻底，实际上是邓小平急于给他手下的那些被打成走资派的一大批人平反，才不得已捎带着给右派分子改正的！因此，出现这样的荒唐事：“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一律补发工资，“文革”前的冤假错案一律不补发工资! (当时国务院46号文件)。在政治上也是如此，“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他们树立了张志新、遇罗克等几位英勇殉难者，而“反右”期间他们树立谁了？一个也没有！这决不是偶然的疏忽!

如今，关于反右维权问题有个误区，仿佛是要中共中央“可怜”这些当年被打错了的反右受难者，请求现任领导人给予一点“恩赐”似的。这是极其不公平的，更是对历史的亵渎。当年诸多所谓右派言论中，许多真知灼见，至今尚未加以总结、传扬，为后人知晓与分享，这是极大的缺憾。

有人可能会说，那时是1957年，当今这些当权者们还小，属于未成年。那么好吧，就让我们花费一点力气，看看目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特别是九位常委们，在文革期间表现如何，从中或许可以得知他们对反右的态度。

陈世忠，2010.07.02

俞梅荪注：“1957年，闫桂勋所在的北大数学力学系毕业班，为凑够打击右派分子的指标，小组长（同学）用捏造的材料，把闫桂勋划为右派分子，虽未经党委批准而无效，但闫却被发配到黑龙江工学院，劳动改造20多年。（见本文上篇）”这位小组长（中共党员）因反右有功而留校任职。据悉，当时有不少学生因反右有功而留校任职了。

（陈世忠，73岁，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工业大学，回国在大学任教；1963年因“反革命罪”被捕；在狱中写下百万字的文章，其中包括1964年呈交中共中央的《谏党》；判刑后劳改14年半，1981年平反。1985年春，《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反右受难者>在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介绍陈世忠上书党中央，批评左的政策和理论，呼吁政治决策民主化，反对主观专断以及政治盲从，因此而获罪的事迹。1986年7月31日，万里副总理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课题》讲话时，肯定刘宾雁的此文及陈世忠的事迹。）

本文首发观察，2010.06.30

本文上篇：《坚持正义，不忘过去——北京大学“五四”校庆反右受难者维权吶喊（上）》

《观察》，June 09, 2010，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68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