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阿妞不牛-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对于中国大部分右派“平反”后的认识，以及毛能够反右搞文革,而邓能够居高临下举重若轻地“平反”获取“皇恩浩荡”的欢呼，俺认为雅斯贝尔斯的分析套不到中国的情况。不错，在公民社会，公民对国家罪行负有集体责任，并应当进行集体思过。德国日本意大利在二战开始之前，就是公民社会，公民有参政议政和表达民意的渠道和自由。包括对法西斯化不敢出声保持沉默的公民，都有责任：不但是良心的自责，而且是道义政治甚至法理的责任，因为希特勒毕竟是他们和平地行使公民权用选票送上台的。

但是，在中国，普通小民根本就没有任何公民权利可言，也没有任何反对与反抗的机会，甚至连自焚抗议的机会都没有。毛泽东是“东方红，太阳升”天子般降临的。共产党的龙庭是千百万人头换来的。这就是毛式共产主义超越西方人想像的地方。甚至连熟悉奥威尔的《1984》和纳粹德国的西方人，甚至连古拉格群岛里逃生的苏联人，都无法想像毛共中共之下社会的人的恐怖状态以及灵魂扭曲的程度。

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从来没有人的概念。自古以来是君臣民。臣民都是君主的奴才。民有顺民小民刁民之分。这个“民”，就是羊群的集合名词。臣是牧民的羊倌。另外，中国传统的人伦，几乎只存在于家庭族系之中。而中国皇权统治最严酷的连坐法和诛灭九族，也就把臣民中允许人性存活的空间变成最残忍的剿灭人性的毒气室。毛共造反，虽然也吸引了想做人的羊群，但是一进入延安窑洞，就是更加严密看管的羊圈。连坐法扩展到点头之交瓜亲柳戚。到1956年被允许自由哞叫了几下，右派羊群刚尝试了一下做人的滋味，马上就连做羊的机会与资格都被剥夺了。当然，羊群中总有几只不甘心的坚持要做人的公羊。但是，中国的公羊要集体进化到公民，才能对自己被屠宰的命运负责。

茉莉：

阿妞妹妹说得有道理。把雅斯贝尔斯的分析套到中国，有点问题。不但是因为中国没有公民社会，还因为希特勒是德国人选举出来的。

但是，当年的捷克也没有公民社会，捷克共产党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但哈维尔仍然认为大家都有责任。

如果我们看看当年很多文化人乃至普通群众在反右时，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干劲，我们就会认为，群众多少要负一些责任。尽管人民没有抗议的权利，但至少可以不那么积极参与。

阿妞不牛：

俺的看法是要从这个“群众”的概念入手。反右的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可以扩大到中国所有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群。当时中国有多少人够这个“知识分子”的资格呢？算到小学毕业进干校的为止，恐怕也就一百万左右。六亿人口的六百分之一。这个“精英”群体中真正有公民意识与知识的人，就少得可怜。他们之中有反骨的，就更少。有反骨并能够把公民意识与理念传播给大众的人与机会，几乎是零。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尚且对公民权利人权意识几乎一无所知，就枉论那五亿多目不识丁的羔羊了。

中共反右文革等等倒行逆施荒诞暴政，真正的广大民众其实连参与的份都算不上。且不说那些发动者，就是那些互相揭发批判整人与挨整的人，都只是中国社会占人口比例很小的一部分“精英”，而不是广大的农民工人与其他老百姓。中国这些运动或动乱，并不是象德国的法西斯运动那样真正的全民参与的，因为中国的绝大部分老百姓只不过是被驱赶到场子里去有气无力地喊一些莫名其妙的口号，和看杀人等人血馒头的华老栓罢了。要这样的“群众”反省自责，或许跟要犹太人反省自责为什么招惹希特勒一样了。我想雅斯贝尔斯绝对不会同意这样的集体自我反省的。也无法叫这样的老百姓来做雅斯贝尔斯似的反省。俺甚至觉得无法叫中国的所有整人与挨整的右派左派造反派保皇派红卫兵来做这样的集体反省。只有德意志民族捷克民族有这样的反省能力甚至资格。日本民族在精英层可以作出一定程度的集体反省：比如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也必须夹着尾巴，因为国民有这个基本认识，那就是对外的强悍与武力炫耀和扩张将把日本引向灭亡。

那么，是什么人要集体反省呢？我认为是中国的精英们：首先是所有的良知与正义感尚存的共产党人，（丧失天良的不在此例，他们是应该接受审判的罪犯），然后是受过正规教育有知识文化的人。这些人，也不应该为他们没有奋起反抗而受到谴责或自责，因为反抗就是自杀，强大的专政机器镇压几个秀才跟拍死几只虫子一样容易。他们要反省的是如何为了自己求生而出卖毁谤同伴同类甚至亲生父母儿女。作为现在的我们，重点也不是在于谴责这些屈膝求生甚至被逼迫丧失良知的不幸者，而是应该面对一个更加残酷的现实：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哈维尔的国度：期待自己所有的同胞都具有公民意识和责任，集体为接受一个外来强权强加的共产制度负责。捷克人有这个资格：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良知与理性的思考，他们也一直没有停止对苏俄的抵抗。

中共的精英已经或者能够达到这样的共识吗——反右文革这样的“壮举”是毁灭民族与文明的罪恶，必须得到彻底清算，而不是漂白。

茉莉：

阿妞妹妹：

从政治、法律角度看，普通人不负直接责任，这是对的。但只有这种视角是不够，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进行精神探索。

不是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去追究集体责任，而是从文化、道德、宗教的角度去思考责任，这一点正是中国文化中比较缺乏的，需要从西方引起的认识。

记得电影《朗读者》中的那个汉娜，她是文盲，糊里糊涂地当上纳粹女看守，在她长期监狱生活中学会读书，认识到自己的罪责。最后她自杀了，把钱捐给犹太人。

她的年轻的小情人，没有经历过纳粹时期，作为德国人的后代，他也认为自己必须承担责任。

阿妞不牛：

茉莉姐的意思俺理解。《朗读者》能够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俺和茉莉这样的假洋鬼子也受到强烈的震撼。但是，即使广电宣传部批准这部电影在中国译制放映，我很怀疑能够受到特别的欢迎或能够引起大的反响。

这就是民族文化基因的不同。茉莉说的很对，一个民族发生了浩劫，这个民族应该“从文化、道德、宗教的角度去思考责任”。但是，中国与德国西方的文化，道德，宗教的传统都不相同，因此这些个角度就跟西方非常不一致。

励施浙甯博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谁能划出一条道德底线来?而文化,按字典之解释是漫无边际，本人不信教，希望不要拿教义来说教。”

因此，我认为，尽管《朗读者》所表达的雅斯贝尔斯／哈维尔式反思代表着一种深刻的普及人性的价值观，但是于中国的情况意义不大，甚至有副作用。那就是，在要求“全民反省”的时候，让真正的暴虐者得以开脱。德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整体对外族施暴，中共是一个集团向自己的同胞施暴，这是有根本区别的。

所以，希望茉莉进一步深入研究并理解中国群众，包括右派群众，被虐自虐和虐人的现象。

中国出现第二次文革的几率，我看远高于德国再次法西斯化和俄罗斯再次共产化的几率。太平天国，义和团，到共产革命，康梁变法六君子斩首，袁世凯总统共和到称帝，刘少奇死无葬身之地到抓捕四人帮宫廷政变，到六四，维新与守旧，革命与反革命，中国这个螺旋体并没有停止血腥旋转。无论是维新还是革命，无论发展进步还是反动倒退，中国都还要流血，都还要大折腾大动荡，主要的原因是这个社会有千年的定型积淀，而又并没有进化成制度合理定型的现代文明社会法制国家。

中国目前的一切定规都是不定的。唯一的定，是要变，不变则死，而变难通，压力锅没有安全阀，水库没有泄洪道。中国事实上一直还是一个中央集权帝国，而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或自由公民的共和国。中国一直还在“走向共和”。中国过去的历史与现状，都预示并证明中国还需要大的改革与变革，需要不停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要解决和消弭巨大的社会矛盾冲突。而中国并没有正常的和平解决社会根本性矛盾的机制与渠道，没有实际操作可行逐条落实举国尊重的宪法，没有公平的权责契约，没有稳定可靠的权利协调与权力制衡，包括社会泄洪的渠道与释放压力的安全阀门机制，中国独具特色的“上访”问题就是一例。而和平改革的梗阻就是动乱与暴力革命的开关。一个太后或者一个党政军一统的总书记，统领一群唯上唯唯对下凶蛮的官僚，既无法彻底疏通肠梗阻，也无力把住这个总开关。

大家想一想，中国目前的党国体制的稳定性能够达到或超过英美法日甚至印度的政治与社会体制吗？有谁敢说中共将来开到三十大，无论出个什么样的总书记，跟将来无论美国出个什么秃顶绿眉毛的总统差不多，两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相对稳定会差不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