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中山大学坐落在莫斯科河西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是一幢四层的楼房，里面有教室、办公室、图书馆和餐厅，据说革命前是俄国一位贵族的府邸，屋宇宽敞豪华，大厅里浮雕精致，吊灯堂皇。楼前一片树林，间有排球场地。楼后的篮球场上，我们到达时，泼水成为冰场，许多学员在溜冰。早期的学生就住在这座楼里。后来学生增加了，楼里已容纳不下。到我们去的时候，学生上课是一个地方，住的是另一个地方，那里像大礼堂一样，一排排床，房子还整洁，但没有单间房，厕所是公用的。已经结婚的夫妻，就用铁丝拉起白布，划出一块来。学员生活待遇很好，衣食住行都由学校供给，每周还有两次晚餐改善伙食，星期六有蛋炒饭、火腿肠、鸡蛋，每月津贴25卢布，一般用于买烟酒和吃中餐。 “江浙同乡会”事件 　　中大的学员基本上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大革命失败以前进校的知识分子，其中有的是留校的毕业生。他们俄语比较好，不但在党校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的任副校长，有的是支部局委员，有的还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和校内中国问题研究所的实习生或研究生。王明是米夫的翻译，中共在莫斯科举行六大期间又担任大会的翻译，斯大林和中国领导人谈话时也由他口译。张闻天和博古先后担任过向忠发的翻译。我是翻译班的，又担任特别班的口译。人们称我们为“翻译派”，对领导比较靠近。 　　另一部分人是大革命失败后从国内来到莫斯科入校的。他们中不少是老干部，是大革命斗争中的骨干，被称为“实际派”。 　　这两部分人经历不同，心态也不同。 　　“翻译派”自称“新知识分子”，许多人自命不凡，看不起国内的领导人，认为他们不懂理论，认为“实际派”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把中国革命搞垮了。王明更是如此，他瞧不起原来的领导人，讥讽他们不知道怎么革命，甚至骂他们是“罪人”。 　　所谓“实际派”，他们对大革命的失败既不甘心，又有埋怨情绪。有的责备领导无能；有的认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鲍罗廷有严重责任，甚至责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王明和米夫盛气凌人地指责这些同志是“右派”、“工人反动派”、“共青团先锋派”和“教务派的残余”等等，帽子满天飞。后来，凡是对支部局有不满的，一律被列为搞“第二条路线”，将反托派、反“第二条路线”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捕风捉影地闹出一个“江浙同乡会”事件。 　　中大的江浙籍同学，出于同乡情谊，常在一起吃中国餐。一次，在东方大学当翻译的孙冶方，约请董亦湘、俞秀松等老乡在家里聚餐，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开江浙同乡会。无独有偶，蒋经国转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后，月津贴增加了，俞秀松、董亦湘等老乡写信要他作点“贡献”，戏称“缴会费”。王明便诬陷这是一个秘密的“政治派别组织”，不但莫斯科有，列宁格勒也有，头头是原教务派的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重要成员有蒋经国、左权、朱务善等，而“工人反对派”是受“江浙同乡会”指使的群众。米夫请“格别乌”（克格勃前身）派人参加调查。结果“只发现一些微不足道的证据”。王明不肯罢休。这时，中共中央派向忠发、李震瀛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届代表大会，米夫和王明就请向忠发到中大来作报告。向忠发偏听偏信，9月14日在大会上放炮，说“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领袖和中心人物要“予以严厉的制裁”，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这一来，中大江浙籍学员人人自危，他们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代表团申诉，要求重新调查。代表团指定瞿秋白等处理这件事。王明控制的支部局同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展开一场调查和抵制调查的斗争，这就是后来延安整风时博古所说的王明宗派“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 　　瞿秋白派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来中大查对事实，支部局拒绝合作。代表团经共产国际同意到“格别乌”机关查阅“江浙同乡会”调查材料，他们又予以拒绝。代表团只好通过在中大学习的亲属，像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弟弟瞿景白、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等找人交谈。支部局又说他们是拉帮结伙，想夺学校领导权；他们和谁来往，讲了什么，都有单子记着，甚至用窃听等极不正派的手段。最后，瞿秋白向中共中央写报告指出：被指控为“同乡会负责人”周达文是贵州人，“重要成员”左权、朱务善是湖南人；而张闻天、沈泽民和博古等虽然是江浙人，却和“同乡会”的人观点不同，可见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组织；这些学员确实对支部局有意见，但并不是派别活动。代表团要求王明等提供新的证据，王明等置之不理。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为此组成审查委员会。这时党的六大已经闭幕，留在莫斯科处理未了事情的周恩来参加审查委员会，召集中大支部局负责人和被指控的董亦湘、孙冶方等进行对质，结论是：指控不实，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周恩来在中大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了这个正确结论。米夫和王明反中共代表团的“第一战”输了。 “十天大会”两军对垒 　　为了报这“一箭之仇”，1929年暑假前，在10天总结工作大会上又发生一场斗争。 　　总结工作的党员大会是例行的，但这一次却不寻常：第一，它是在联共党内正在开展反对托派和右派联盟的紧张气氛下召开的；第二，米夫和支部局想借这个时机同“第二条战线联盟”摊牌，所以特地请莫斯科区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到场讲话，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派人参加。在这样的状况下，瞿秋白没有应邀出席，而派张国焘到会作代表。王明已在3月间回国，但他和米夫长期以来对中共代表团散布的流言蜚语，却早在群众中煽起了对立情绪。我和博古担任这次大会的翻译。 　　会议开始后，区委书记在讲话中全力维护支部局，说它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对“第二条路线联盟”进行批评。李剑如和余笃三气愤不过，很不理智地当场起来抵制，会场秩序混乱，不但打断了区委书记的讲话，还不让博古和我翻译下去，张闻天也遭到大家的反对，沈泽民几乎被赶出会场。 　　大会对支部局的工作辩论了10天，最后只好付诸表决。李剑如等的鲁蛮行动，既激怒了共产国际监委会，又失去了许多群众的同情，但即使这样，多数党员宁肯采取中立，也不愿支持支部局。拥护支部局的只有90票，仍占少数。 　　会后，联共中央派人调查，因为米夫和王明排除异己的活动是打着反托派和反右倾的旗号进行的，所以调查报告虽然对支部局日常工作中的许多缺点作了批评，在政治路线上仍给予肯定。 清党运动 　　我们在达那英卡海滨度过暑假后，回到中大，学校的清党运动就开始了。米夫离开了学校，但共产国际东方部仍然管理中大。10月，支部局调整组织，博古转到中国问题研究所去了，我可能因为人缘比较好，被选为支部局委员。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底，我不读书了，主要搞社会工作。当时，支部局成员正职都是苏联人，书记苏联人托景是米夫派，操纵一切，宣传部长希季钦，夏曦和我是副部长。王明走后，张闻天和博古也不在支部局了，但是这条线还在，张闻天和博古同米夫主持的东方部有直接联系。领导中大清党运动的三人委员会是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派人组成的，主任委员柏烈仁。柏烈仁指责瞿秋白政治上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富农路线，在中大学生中培植派别势力。这在学生中造成一种空气，凡是过去不支持支部局而和中共代表团接近的，都将受到追究，他们因此愤愤不平。瞿秋白弟弟景白一气之下，把联共的预备党员证书交还支部局，第二天，他失踪了。 　　1930年5月，米夫向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作出的决议案，声称：李剑如、余笃三已“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须担负“部分责任”，“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对瞿秋白等三人下逐客令。他们被迫来中大作检讨。 　　清党第二阶段是停课搞人人过关。由柏烈仁坐镇，中国学生逐个地在大会上“过筛子”，从个人历史讲到现实斗争中的立场，不会俄文的有人翻译。讲完后，台下200多党员都可以向你提意见、揭发、追问，直到没有人提意见了，就算Pass。提意见和通过的关键，是看你是不是紧靠学校支部局。紧靠的，就保护你过关；半靠的，特别是不靠的，就揪住不放，进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是拥护支部局的，清党委员会对我的结论是：出身不好，但基本立场正确，派回国内做实际工作。清团和清党同时进行，如法炮制。结果，全校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学员被扣上“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等政治帽子，有的开除党团籍，有的送到工厂农村劳动改造，还逮捕了30多名“主要分子”。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被送到工厂劳改，陆定一的爱人唐义贞、沈泽民的侄女沈莲春、我的爱人李伯钊都被开除团籍。中大停课清党，先后闹了100多天。 　　1930年秋，清党结束。中大宣布停办。瞿秋白等随恩来同志回国。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当事人和党史界一直有争论。1980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邀请19位当年中大学员开过一次调查会，会上达成共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不能准确反映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建议今后不要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用名词。我是出席会议的成员之一，同意这个建议。具体地说，当时确有以王明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党员，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上比较一致，但是，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员。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只是别人对他们的一种笼统的说法，所指的人也不尽相同，谁也没有列出过一个确定的名单来。有人说：1929年夏，在支部局召开的总结大会上，最后表决时只有28名党员拥护支部局，因此得名。这根本不是事实。那次表决，支持支部局的共有90多票，另外还有30票是苏联人，但仍居少数。 　　还有人说“二十八个半”中的“半个”是指一名共青团员，年纪很轻，所以称为“半个”。这更经不起推敲。因为参加10天总结大会的是党员，团员不参加，更没有表决权。 　　以后的历史证明，王明的教条宗派经过多次分化，经延安整风分清路线后，这个宗派就不存在了。 　　米夫和王明在学校中培植这个宗派是有政治野心的。米夫是想在中国党内安插亲信，王明则想借机在党内夺取最高权力。1927年来武汉时，米夫就向陈独秀推荐王明，没有得逞。据周恩来同志说：六大选举期间，米夫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上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时没有什么人理他。这就是后来中大学生中流传米夫要提拔王明当中央委员的原因。1931年1月，在党的四中全会上，米夫一手操纵，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而在会前并非中央委员的王明，一步跨进政治局。足见米夫培植亲信的苦心。 　　（摘编自《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