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5月4日校慶上午,在“北大112周年校友返校大會暨校慶名師講座”之前,1957年北大物理系學生右派分子,右起:燕遯符當年19歲、沈志庸23歲、王書瑤21歲;俞梅蓀(法律系,右派之子)在主席台上依法維權,舉牌示眾,呼喚五四精神。台下是北大校領導和返校者數百人。 題記:1957年4月,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廣泛號召社會各界幫助整風,許多人積極響應而提出不少意見和建議。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在全國開展聲勢浩大的反右派鬥爭的嚴打行動,55萬優秀知識分子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被判刑,被勞教,被送到農村、工廠監督勞動,達20餘年;不少人自殺、病死、餓死,有的還被槍殺,許多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1979年均被一紙通知書“改正”,但卻未予平反翻案。到如今,反右受難倖存者可能已不足三萬人,最年輕者已70歲,他們要求徹底推翻反右冤案,發還20年間的工資並索賠。當年《6·8社論》發表,北大學生譚天榮、陳奉孝等貼出大字報予以反擊,之後800多(也有說是千餘)優秀師生成右派分子,北大成為反右重災區。1995年以來,北大一些反右倖存者依法維權上訪,至今求告無門,依然堅持不懈。在這一反人道反文明的社論發表53周年之際,發表本文,以期引起各方關注和支持。 堅持正義 不忘過去 ——北京大學“五四”校慶反右受難者維權吶喊(上篇) 俞梅蓀 “五四”青年節早上,我返校參加112周年校慶活動,騎車進入頤和園路,看到北京大學勺園4號樓——1982年我住的學生宿舍,激動不已。西門進校,至未名湖約300米,遇到3道保安崗哨,最後一道在靠近未名湖的小路上,一個頭戴鋼盔的警察,騎在警用車上,全副武裝的警察開進,令校慶蒙上一層陰影。 8時30分,我來到靠近東門的英傑交流中心,每年校慶,這裡舉辦校友返校聚會。 老校友舉冤牌42年冤案無人管 陸續到來的有在1957年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而屢遭劫難,1995年以來致力於反右維權且求告無門的物理系學生:博繩武當年17歲、燕遯符19歲、張效政19歲、王書瑤21歲、沈志庸23歲、劉顯生28歲(現為82歲);87歲何光榮(原北師大教育系學生右派分子)等。(圖1) 8時55分,站在大門口的79歲閆桂勛(1953級數學力學系4年級畢業班學生右派分子)從包里取出冤牌打開,舉在胸前展示,《冤:北大製造42年冤案》:“由於北大不按中央文件辦事而造成我42年冤案,勞動改造20多年,毀掉我一生,按照憲法和法律原則應給賠償。我向北大索賠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請主持正義的人給予支持。” 這是用厚紙自製的摺疊牌,安有繩索,可以掛在脖子上。牌子有些舊,看來經常使用。他說: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班裡為湊夠打擊右派分子的指標,小組長用捏造的材料,把我劃為右派分子,雖未經黨委批准而無效,但我卻被發配到黑龍江工學院(後改為哈爾濱理工大學),按右派分子而被勞動改造20多年。直至1999年,北大校黨委作出《關於對閆桂勛同志錯按右派分子對待問題的糾正意見》指出:“多年來將其按右派分子對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少委屈和傷害。” 1999年起,閆桂勛到校長辦公室維權上訪,要求發還20多年間的工資和索賠。他堅持每周去一、二次,有時兩周一次,風雨無阻,但均被告知因沒有上級精神,沒有解決問題的根據,無法處理。他求見新任校長周其鳳已經一年多,其王秘書一直說是周校長很忙而沒有時間。 他在哈爾濱理工大學退休,為到北大上訪,多年來住在北京郊外回龍觀的女兒家,經濟很困難。他說,其實不完全是為了錢,更是為了討還公道。 他舉着冤牌,宣講冤情並散發黨委的《糾正意見》(複印件)。不少校友路過,露出不屑的神情。( 圖2) 校領導表示理解和同情 9時10分,我進入陽光大廳會場,上百位老校友已經安坐。在主席台前和觀眾席上,閆桂勛一直舉着冤牌,不時控訴冤情。與會者大都以冷漠的目光看着這位顫巍巍的老者,只有個別認識他的校友表示同情。郝斌(原副校長)進入會場時,閆桂勛向其鞠躬,激動地對我說:“他是好人!”郝斌對我說:“在1999年剛擔任副校長時,我就努力為閆桂勛經辦《糾正意見》。”他很有成就感。 博繩武取出50本《維權歷程》,其中匯集北大反右受難者從1995年以來,分别致許智宏校長、周其鳳校長和胡錦濤總書記的10余封上訪信及上訪紀實文(6萬字《往事微痕》北大特刊),由王書瑤和我把其擺放在會場前排貴賓席的每個席位;燕遯符擺放其《哭北大》詩: 北大我本來是,堂堂中國第一學府; 彰顯人類良知,提倡科學民主; 施行兼收並蓄,撐起民族脊柱; 憶往昔想而今,真的是不勝悽楚。 那一年我被逼,淪落為專制馴服工具; 把學生一個個,打成右派送進地獄; 五十年過去了,還不給賠償道歉; 哪一天能洗淨,我身上斑斑血污。 背離了“五四”民主傳統,愧對先輩; 拋卻掉獨立自主精神,只問干祿; 似這般如何能,爭當世界一流; 忍不住對蒼天,我放聲大哭! 部分當年學生“右派分子”替母校陳情,執筆:燕遯符(5402185);聯署:沈志庸(5602133)、紀增善(5603227)、王書瑤(5502152)、博繩武(5602553)、譚天榮(5202201)、陳奉孝(5401。。。)、宋林松(5402125) 三位便衣人員悄然跟蹤攝像,他們之間在對話中說,要注意這幾位反右受難者,尤其要盯住閆桂勛。(圖3) 9時21分,燕遯符(原物理系19歲學生右派分子)站在會場中央,舉着“哭北大”紙牌示眾,並散發“哭北大”詩。(圖4) 9時31分,校長辦公室的兩位工作人員喬女士和男青年,熱情招呼閆桂勛、王書瑤、燕遯符。閆桂勛說,這位男青年是校長辦公室負責人。燕遯符上前問男青年:“2009年1月6日,我們反右受難者8人聯署,送到校長辦公室給新任校長周其鳳的上訪信,怎麼杳無音信,嚴重違反《信訪條例》;你們如果一時無法解決,哪怕先寫個收條也行,但卻程序不作為,可以告你們。”男青年趕緊說自己不是負責人,不管這類事,支支吾吾,未置可否。(圖5) 9時35分,燕遯符舉着“哭北大”、沈志庸舉着“右派索賠”、王書瑤和我舉着“右派冤”紙牌,站在主席台上。台下是北大校領導和老校友數百人,以及“校慶名師講座”主講人鍾南山院士,好奇地看着台上的我們,一些校友和便衣人員攝影。(圖6、7) 9時43分,燕遯符到第一排貴賓席,挨個向校領導打招呼。王學珍(原校黨委書記1984-1991)、許智宏(原校長1999-2008)、吳志攀(現任常務副校長兼校黨委常委)分別表示理解和同情,並收起反右維權材料,說是要帶回去好好看。郝斌(原副校長)還熱情地說:“這個大廳里所有的人對你們都會理解和同情的,今天你們在這裡願意怎麼做就怎麼做,都可以。”(圖8、9) 我對王書瑤說,您也去向校領導們說說吧。他心情沉重,猶豫不決,片刻後長嘆道,過去找他們說了多次,沒用,不願再說了。 10時14分,佩戴“紀念五四”紙牌的王書瑤,在會場外的休息廳受到校方工作人員的柔性關懷。(圖10) 鍾南山的養生之道是忘記過去 10時20分許,“北大112周年校友返校大會暨校慶名師講座”開始,吳志攀副校長介紹北大近年在各方面取得的進展。他指出:“校友無論身在何處,都心繫母校,而母校永遠是校友溫暖的家園。在北大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進程中,希望校友多提寶貴的意見和建議。” 鍾南山院士在熱烈的掌聲中上台,他的一位老同學上台獻上當年鍾南山在校時的照片鏡框,並專題介紹1955至1959年鍾南山就讀“北大醫學院”時,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事跡,還描述其日後對國家做出的貢獻。鍾南山在2008年被北大評選為傑出校友,未來領獎,由當時的許校長專來頒發傑出校友獎牌和證書。按“北醫”校史:始建於民國元年,名北京醫學專科學校;民國三十五年(1946)曾合併於北大,名北平大學醫學院;1952年院系調整獨立建院,名北京醫學院,1985年更名北京醫科大學;2000年“與北大合併”,為北大醫學部。由此可見,鍾南山就讀的是“北京醫學院”,在48年間與北大並無任何關聯。(圖11-1) 鍾南山在一個多小時的講演中,侃侃而談其對“醫療改革”的看法,反覆渲染溫總理和衛生部長陳竺如何採納其建議的細節,講演在掌聲中結束。主持人提問,為什麼70多歲的鐘南山具有20歲年輕人的肌肉,要其介紹養生之道。 神采飛揚的鐘南山說:“剛才校友們(在主席台上舉冤牌)的情況,我都看到了,很理解。我歷經‘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運動,母親在‘文革’中自殺。我把一切都看透了,這個賬怎麼算?找誰算?共產黨六十年其實就三十年做了正經事,我的養生之道的第一條就是要學會忘記,忘記過去,忘記苦難,要有好心態,要滿足現在的好日子……”(圖11-2) 周校長是否逃避成笑談 11時44分,散場時,李安模(校友會副主任、原副校長)向王書瑤熱情致意,一改過去的嚴肅與冷漠。王書瑤把他介紹給我,他熱情拉着我的手,說是看到我在網上發表的《北大反右受難者在春節聯誼會維權請願紀實》文。他笑着說:“那天周校長並沒有逃避”以糾正文中的說法。我大笑道:“那天校領導全都無故缺席,這是事實啊!”王書瑤笑道:“通知單上明明是‘由校領導’到會致詞,如同今日這樣。”(圖12) 燕遯符感慨道:為糾正北大反右派運動的一些史實,在2006年春節校友聯誼會上,我把撰寫的《神殤——親歷北大1957》文,交給老書記王學珍,他給予肯定和支持,並推薦給校友會辦的通訊期刊。大約是“上頭”有指示,有關反右的文章一律不准發表,校友會負責人郝斌和李安模以個人名義肯定我的文章,郝斌給我寫了條幅:“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書。”在2008年校友聯誼會和今天,我兩次向許校長談反右維權事,他均能以禮相待聊幾句。在2009年校友聯誼會上見到新任周校長,我們在一個月之前交到校長辦公室的信,他竟說是沒收到,我們當即又給他,他竟不看,不交談,退避三舍,迅即走開。他是我們的晚輩,竟連起碼的禮貌都不懂,很不像話;今年春節聯誼會竟不敢露面,他也不至於怕成這樣啊!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反右受難者的維權觀念尚需普及 一位老校友好奇的看着王書瑤胸前一直掛着的“右派冤”紙牌。“請問右派還需要解決什麼啊?不是早已給我們解決了嗎?!”他似乎鼓着勇氣問。 我問:你是反右受難者嗎?他說是的。還有其他普通校友提出同樣問題。 王書瑤把幾本《北大反右受難者維權歷程》分送給大家,並說“1979年給了一紙‘改正’通知書就算解決了嗎?你無端被冤而勞改勞教20多年,許多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未發的1957至1978年的21年間工資和各種損失,怎能一筆勾銷,要推翻冤案,依法索賠啊!”反右受難者之女王小文和其輪椅上92歲母親沈義玲感到有道理。大家對鍾南山“要忘記過去”的說法很反感。王書瑤和我舉冤牌在主席台上合影。(圖13) 王小文的母親和已故父親王錫番在1943年一同畢業於北大中文系,1957年在北京二中任教的父親被打成右派分子,全家慘遭劫難,苦不堪言。王小文在黑龍江農村勞動十幾年,現為北京的退休工人。大家一起拿着“右派冤”、“反右索賠”、“紀念五四”紙牌,登上主席台合影。 接着,校友們來到農園餐廳午飯,執着的閆桂勛繼續舉着冤牌在餐廳里走動並說着什麼,連同在會場的激動控訴,幾百位老校友均很冷漠,偶爾有人問幾句。“你是好人嗎?你是好人我就跟你說。”在他看來,世界上只有好人和壞人。“我什麼都沒有了,他們什麼都沒有給我解決。我的生活一直都很困難……。”42年的冤屈,11年的依法維權上訪,求告無門,嘗遍世態炎涼,悲歡離合,苦難持續至今53年,仍無盡頭。校長辦公室喬女士始終在一旁關注着他,直至他離校,以防他有什麼“不當行為”。(圖14) 去年校慶王書瑤掛牌鳴冤 午餐之後,74歲滿頭白髮的王書瑤(與鍾南山同年齡並同年上大學)因近來糖尿病加劇,很疲憊而回家去了(半月後得知他住院了)。 在去年的今天,王書瑤獨自回校,在北大三角地“百年講堂”把“右派冤”紙牌掛在胸前,在往辦公樓的數百米路上,有人好奇地看看他,他未遇麻煩。之後,他坐在辦公樓西側台階休息,兩個保安員盤問王書瑤是怎麼進入校園的,要查身份證,要把他帶走。王書瑤做好了被帶去派出所的準備。在僵持之中,辦公樓里的接待處長喬淑芝從窗口看到,把王書瑤帶到辦公室盤問。王書瑤講述維權要求,喬答應向上級反映。 韓大鈞痛陳苦難而不再心有餘悸 下午1時,餐廳已空蕩蕩,一位老者把我叫住,自報姓名韓大鈞,82歲,1949年畢業於北大電機系的反右受難者。 我猛然想起,在2007年4月6日,30多位反右受難者冒着風險,衝破阻力,在“反右派運動”五十周年之際,首次聚在一起反思與吶喊。那天上午,大家來到海淀南路通慧寺3號“三鄉似水”毛家菜館,由於警方打壓,餐館臨時停電停業,只好分頭前往5公里以外的餐館。韓大鈞在騎車出發之前,我問其姓名,他支支吾吾地說是怕招來麻煩而未敢說,後來他沒有到那個餐館。(見《半世紀沉思一朝吶喊――北京反右派鬥爭五十周年聚會紀實》2007年5月) 久別重逢的驚喜,我問,那天您走失了吧?他說,是心有餘悸而未敢去。 我把韓大鈞介紹給我的兩位同伴。韓大鈞侃侃而談:1948年在北大上學時,冒着風險積極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活動;1949年5月畢業後參軍,在第四野戰軍司令部負責通訊技術,南下進軍打仗;1957年在中國科學院電子研究所成右派分子,被送到位於中俄邊境的北大荒興凱湖勞改農場7分場,九死一生的恐怖場景;在那裡勞改的有中央各部門和高校的右派分子數百人(其中有譚天榮、陳奉孝等北大人),不少人長眠在那裡。我們三人聽後感嘆唏噓不已。韓大鈞說要寫成回憶錄。(圖15) “忘記過去”是要掩蓋血腥歷史 回家路上,馬文都(反右受難者之子)感慨道:鍾南山底氣十足地說“要忘記過去。”難道要我們忘記這些反右受難老人所經歷的那個時代,讓這些受難者忘記幾十年不堪回首的遭遇,讓人們忘記那個瘋狂、滅絕人性,使幾千萬人喪生的歷次政治運動?是的,因為你忘記了,你就可以取悅當局而成為既得利益者;因為你忘記了,你就能長壽。可是你想過沒有,因為你的長壽,今後可能會有多少人重蹈覆轍而更加的短命;因為你的忘記,正是由於許多人的失憶,使倍受那個時代傷害的人們求告無門,更加痛苦;因為大家都忘記了,會使整個民族變得麻木不仁,我們的子孫後代可能再受這類苦難!冤有頭,債有主,這個賬有法算,也必須算,這不僅是為了受難者自己討回公道,更是要以史為鑑。 馬文都指出,要不是慘遭20多年的反右劫難,韓大鈞、閆桂勛、王書瑤們的社會貢獻和名譽地位,並不會比鍾南山差多少,他們是鐘的學長,可能早於鍾而成為院士了! 陳奉孝(75歲,原北大數學力學系22歲學生右派分子,曾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在興凱湖勞改農場;1979年北大不予改正,1984年經胡耀邦總書記批示得以改正)說:我因反右維權而被長期監控,未能前來參加校慶很遺憾。如果我來了,要陳述遭受的各種酷刑,我要脫掉上衣,讓鍾南山看看我受火刑留下的傷疤,看他還能說什麼!許多校友的冷漠,說明中國知識分子的自私和犬儒心態,因為他們已成既得利益集團的一部分。 張淑芬(72歲,原北京18中學的19歲女教師右派分子):“忘記過去”是要掩蓋血腥的罪惡歷史,貽誤子孫後代。 北大畢業生袁植芬之死 林其鑾(76歲,原北京地質學院學生右派分子,1951年回國就讀北京育英中學的華僑)介紹其難友袁植芬之死。袁是香港人,因愛國而在1952年考入北大生物系(5年制),1957年6月畢業時24歲,回到香港結婚定居;7月份接到北大的電報通知,應召返校後無所事事,一個月後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分子,新婚妻子(畫家司徒喬之女)離婚。袁在大陸舉目無親,在勞改期間兩次逃跑要回家,在深圳邊境被捕,關押在北京草嵐子監獄預審,林因收聽海外廣播而涉嫌反革命集團罪也關押此預審。1960年11月7日草嵐子監獄關張,林和袁等全部囚徒被轉送到功德林監獄;1961年底,林和袁分別結案,被押解到半步橋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等待宣判。之後,兩人患了肺結核,在看守所K字樓三層病號牢房;囚糧少,飢餓難熬,袁加上肺氣腫,瘦得皮包骨,其父母從香港寄來煉乳罐頭(奶製品),在郵件寄到獄中的前兩天,袁在林旁邊的床上去世。後有資料說,袁被判死刑緩期執行。 該牢房一位瘦小老人,70多歲的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主任(精通幾國語言),涉嫌反革命罪已結案,因飢餓和疾病,未等到宣判而去世了。林其鑾僥倖活下來,歷經20年勞改生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如今孤身一人。 該看守所還關押中國人民大學兩位著名大右派分子:葛佩琦教授和林希翎法律系研究生;北大王書瑤、陳奉孝、張志華以及清華大學等學生右派分子。 近年來,王書瑤等倖存者輾轉收集到,北大反右死難者23人名單:被判死刑或死緩而死,勞改勞教時自殺、餓死、病死等。(見:《北大反右受難者在春節聯誼會維權請願紀實》觀察網) 不死的北大傳統 我遇到北京師範大學已故著名教授黃藥眠(反右受難者)之子等人,得知北京其他高校的反右受難者老人均很關注北大人的維權抗爭,受到莫大鼓舞。他們認為,只有北大人才能敢作敢為,勇往直前,所向披靡,但卻自愧自嘆無人敢問津於此。 路南(79歲,原中共黨報記者反右受難者,離休)指出:1957年,具有“五四”傳統的北大人以5月19日民主運動為標誌,成為1949年以後呼喊“科學、民主”的先行者;而今,仍然是這些北大人——當年的受難者,高舉維權旗幟,為徹底推翻反右冤案而發憤吶喊,繼續呼喚憲政、民主、法治,他們仍然是追求社會進步的先行者,值得所有反右受難者學習! 鮑彤(78歲,原趙紫陽總書記的秘書)作詩於2007年反右派運動50周年的《右軍就是自由神――國魂五十年祭》: 六億神州盡舜堯,舜堯失語獨夫囂。共和國里人權死,不哭前朝哭本朝! 國有義師起右軍,右軍就是國之魂。分明五十年前事,五十萬魂叩國門。 膽碧汗青照國難,頭顱同擲血斑斑。衝冠易水今猶昔,不破焚坑總不還。 (2010年6月8日完稿,11日修訂) 組圖: 北大校慶名師演講 北大右派掛牌喊冤 北大領導就在台下 北大右派討要說法 馬文都、俞梅蓀攝影;黃河清賦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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