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 （交流文稿） 2010年 6 月 25 日

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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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投無路，重返勞改營（王開泰回憶錄節選）…………………………………2

何鴻鈞自傳遺稿（節選）                   …………………………………14

我被“算老賬”打成右派（林定恕）       …………………………………21

康捷最後的黨費（蔣仁德）               …………………………………27

一生磨難志不衰（嚴家偉）               …………………………………34

一個二次自我申請教養的老右（趙文滔）   …………………………………42

流水落花春去也（卓濟賢）               …………………………………44

尋找父親的“右派”檔案（黎建楚）       …………………………………45

處境憂思錄（倪艮山）                   …………………………………46

石曼“毒草”作品選                     …………………………………46

巴山蜀水是我故鄉（萬耀球）             …………………………………48

網上信息選登：反右數據庫組建竣工永留史實 ………………………………49

資料：重慶市南岸區反右派運動資料一組   …………………………………49

讀者來信（信息反饋）選登               …………………………………50

重慶反右派運動部分受難者名錄（續錄）   …………………………………52

 

走投無路，重返勞改營

 

王開泰

 

編者按：王開泰，山東高密人，1945年17歲時參加八路軍，戰爭年代負傷致殘，進軍西南後轉業，1957年在重慶市五一技工學校任教務科長時與校長意見分歧被打成右派，1958年3月被開除中共黨籍，撤職降薪送農村勞動。因去北京上訪申訴，被抓回開除公職，押送勞教。歷經磨難九死一生之後，於1960年7月在四川樂山中川鋼鐵廠（勞改營）“摘掉帽子”，解除勞教。然而，他在返回家鄉時的遭遇及當時的形勢，竟逼迫他不得不“自願”重返勞改營……

 

1960年9月11日，我向丁幹事提出回重慶養病的請求。此時，我仍住在集訓隊，不過，身份不再是勞教分子了，而叫做“就業職工”。因身體虛弱的原因，隊長叫我暫時當“病號排”的排長，一邊休息，一邊管理病號們，做點力所能及的勞動。黃隊長還專門向伙食團打招呼，給我打單份的飯菜吃，單份的飯菜份量足，沒有剋扣，但實際上是剋扣得少點的，我多吃點，勞教人員就自然的少吃點。當時全隊只有我一個“就業”人員。

一天，全隊吃菜包子，在那個年代，這是個了不起的“享受”，黃隊長叫炊事員悄悄拿了三個大包子給我，叫我不要聲張，找個地方悄悄吃。我感到一股暖流湧向我全身，眼淚流下來。我趕快回宿舍蒙着被子吃完了這三個包子。這輩子我永遠忘不了黃隊長和三個菜包子！

在勞教人員中，我的勞教時間最短，其他人起碼要勞教兩年、三年，甚至更長。這主要是因為我有“從小參加革命”、“戰爭年代受傷”、“南下幹部”、“原中共黨員”的歷史背景。所以，雖然我也是“階級敵人”，但在他們眼中，與其他勞教犯還是不同。

每當我回憶起在中川鋼鐵廠那段悲慘日子，雖然不寒而慄，但中川廠的領導對我的照顧和關懷，也是讓我感到溫暖和感激的。

我把回重慶養病的打算也對黃隊長談了，他和丁幹事一樣，詢問我回重慶後，有沒有地方落腳。我也是很有把握地作了回答。

其實，我心裡並無把握。

雖然我還沒離婚，但實際上已經是妻離子散了。學校已開除了我的公職，沒有單位接受，連住房都沒有。要回去只能去黃沙溪交通街17號我老保姆家。所以，我回重慶實際上是無家可歸。

但我還是一心想回去，回到我那實際上已無家可歸的家。

9月12日，我把申請交給了黃隊長之後，他叫我找厂部的陳醫生檢查了一下身體，陳醫生認為我的身體沒有大的問題，回重慶的路上不會出現什麼大的問題。但此時我面容憔悴，精神萎靡不振，而且拉肚子的病還沒有完全好完。

9月27日中午，丁幹事通知我速去科里辦理回重慶的手續，我非常高興，立即去管教科辦好離廠手續。下午，我又到有關部門領路費、糧票和去沙灣鎮辦理戶口以及糧食轉移關係。所有手續在當天都辦好了，只是沒有買到汽車票。

9月28日早上，我在宿舍吃了最後一頓早飯，同室的難友都十分羨慕地望着我，一一向我道別。

 

回家途中的所見所聞

 

我背着行李來到沙灣鎮。

汽車票很難買，我焦急地在車站等候。上午11點，意外發現樂山運輸公司一輛運煤車，我立即上前詢問，買了張去樂山的車票。

11點半鐘，汽車開動，我踏上了回重慶的途中。

沙灣鎮離樂山有40多公里，下午1點10分到達樂山城汽車站，我花了三角錢，請一位老太婆幫我把行李背到城裡。在旅館服務部登記後，我被分配到雪鴻旅館住下。

大街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商店都早早的關門閉戶，像是一座死城。去年4月我路過此地時的繁榮景象不見了，我不明白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時間裡，到底發生了什麼。更讓我費解的是，有錢買不到東西吃，只有拿着旅館開的證明到指定的一家名叫“大陸飯店”里去吃飯，只能吃到蘿蔔鹹菜，醬油開水，沒有菜，而且必須準時來吃，否則過時關門。

第二天，我一早去買到成都的車票，只買到10月1日的車票，因此我必須在此地等兩天。為了上車方便，我搬到車站附近的一家名叫“濱江”旅館住下。

我到街上去逛，走了幾條街，到處關門閉戶，死氣沉沉，令人十分掃興，只好回到旅館附近那個茶館裡喝茶。

四川的茶館和北方的不同，在這裡喝茶別有一番風味，但此時的茶館也很冷清，據茶館老闆說，全樂山市只允許包括他在內的三家茶館開門營業。

10月1日早上，我按時去車站，突然接到車站通知，因新津河水暴漲，輪渡困難，開車時間推遲到12點一刻。我只好又等半天。

下午6時，汽車行駛到了新津，岷江江水暴漲，遠遠望去一片汪洋，渡口附近的車輛擁擠成一條長長的車龍。因天色已晚，我們只好在江邊的汽車上坐着睡了一夜。

10月2日早上6時，汽車登上了輪渡到了新津城裡。這裡和樂山一樣，街上行人稀少，商店關門閉戶，一片蕭條，只有在車站附近的一家飯館開門營業，只專門供應旅客。

我用三角錢吃了二兩飯，一份韭菜茄子燒豬雜，我好久不知肉味了，這簡直是一次意外的大收穫，心裡很高興。同桌的一位老人牙齒不好，把他盤子裡的豬雜都夾在我的碗裡，我興奮得連聲向老人道謝。此情此景，50年後的今天，想起來不可思議，沒有經過那個年代的人，是很難理解那個時代的人和事。

這天上午11點，到達了成都南門汽車站。想不到偌大一個成都市也是冷冷清清，和樂山、新津一樣，商店關門閉戶，一片死寂。在車站上，我才吃到二兩飯外加蘿蔔鹹菜，而且只賣給旅客吃，其它地方，就是有錢也買不到吃的。我實在不明白沿途看到的這一切，這到底是為什麼？

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後，在批判“四人幫”禍國殃民的罪惡時我才知道，這就是毛澤東發動 “大躍進”，“大煉鋼鐵”運動的結果。據官方透露，全國經濟損失達5千億，餓死(官方叫“非正常死亡”)約兩千萬人。毛死以前官方的統一口徑叫做“3年自然災害外加蘇聯的逼債造成的結果”，其實“文革”時，在批判劉少奇“三自一包”的“罪行”資料中上層早就揭露這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直到今天當局不敢為其正名，這些都是後話了。

我歸心似箭，身上帶的錢糧也有限，不敢久住，必須儘快買到去重慶的火車票。車站到火車站路程遠，車夫在返回的路上買不到吃的，所以不願意拉我去火車站，費了一番口舌，說不完的好話，花了七角二分錢，才雇了一輛人力車。我急忙上車，走到半路，忽然想起棉衣丟在汽車站了，這是我唯一的一件棉衣，我十分心痛懊喪，但也無可奈何。下午兩點多鐘到達火車站，立刻買了晚上8點30分從北京來的去重慶的火車票。

我在火車站附近逛了一下，這裡和一年前，我被送中川鋼鐵廠勞教路過這裡時相比，那時的繁榮景象已不復存在了。幾家飯館門前排着長長的隊伍，除此以外，即便是有錢和糧票也買不到吃的。人們的情緒很緊張，只要看到有人排隊，都急忙擁擠上去，先排了進去，然後才問賣什麼？我排了兩次隊，每次最少半小時，先買了一份美其名叫“素炒飯”，其實就是一點油水和菜葉子煮的干稀飯。又去排輪子買了一份“紅燒海帶”，其實就是水煮的紅苕片，內中有幾點海帶。我儘量的買這類菜來充飢，因為這樣可以節省一點糧票，糧票非常的珍貴，幾十斤糧票可以私下換隻好手錶。

火車到站，我急忙背上行李，擠上火車。火車上唯一的優待是，每個乘客花三角錢，不收糧票，可以買一包雜糖和一個餅子。這是我近兩年來第一次吃到糖，糖的味道我都忘記了，因此心情非常激動，高興得象小孩。

10月3日早上7點50分，火車終於到達了重慶菜園壩火車站。同成都一樣，這裡也是一片蕭條，排了半個小時的隊，我才買了碗稀飯和一個冷饅頭。吃了之後，我背着行李，沿着鐵路線，來到了黃沙溪交通街17號我的老保姆家。

老保姆和她女兒全家人，見我突然以這樣一副狼狽像出現，大吃一驚。老保姆頓時就哭了，全家人皆嘆惋，他們擁上前來問長問短，我淚如泉湧。

自從我遭受迫害後，老保姆對我始終是忠心耿耿，在勞教期間，她不時寫信來鼓勵我好好學習好好改造，她還把自己節省出來的全國糧票給我寄來。不是親人，勝似親人。

 

天地之大，無我立錐之地

 

回到重慶後第二天，老保姆的女兒劉素清（七十年代被火車壓死了）就領着我去王家坡派出所上戶口。派出所不准，理由是：上面規定要嚴格限制城市戶口，原則上只准出不准進，另外，我又不是劉家的人。我頓時慌了手腳，戶口等於第二生命，沒有它，就沒有工作權和居住權，也沒有糧食供應和生存所需的各種票證供應，就意味着我呆在這個城市非法，根本無法在這兒生存。

我抱着一線希望去市勞動局，找到辦公室楊家修，他是我當“右派”前的老同事，請求他設法解決，他只是叫我先回去，後天來打聽消息。

第二天，我和劉素清又去派出所說情，還是不行，他們叫我找原單位。我是被單位開除了的人，回去有什麼用？還有，俗話說：“好馬不吃回頭草”。但是我走投無路，只得厚着臉皮試一試。我回到學校一問，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又灰溜溜離開。

10月6日，我抱着一線希望，又去勞動局找楊家修，但沒有見到他，一位女同志接待我。她叫我先到“公社”聯繫一下（此時的街道辦事處都改稱“公社”）。她還叫作好思想準備，如果“公社”解決不了的話，只好返回原籍。一聽說“返回原籍”我的頭嗡的一聲：完了！完了！我有何面目去見家鄉父老？！

當天夜裡，我正躺在床上愁得睡不着，突然街道治安委員領着一幫人來查戶口，有人認出了我，說我是右派。我說我已經回到“人民隊伍”中來了。他們說：“那你就是‘人民隊伍’中的‘右派’”。老保姆一家為我說了許多好話，但他們堅持說，沒有戶口就必須走人。我說時間已經晚了，明天一定搬走，這夥人這才罷休。這事讓我意識到，我仍然是個“右派分子”，是一個人民的“敵人”，所謂“回到人民隊伍”中來，不過是分化“敵人”的一種手段。我感到自己又一次被愚弄了。

這天夜裡，我第一次聽到地、富、反、壞、右聯在一起的“五類分子”的稱號，以前只叫四類分子，沒有把“右派”排進去。我從這些人的口裡知道，我已經被排在“五類分子”的行列中了，我已經成了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裡敵對階級中的一分子了！

第二天，我冒着蒙蒙的細雨，離開了黃沙溪老保姆家，搬到大坪旅館住下。然後，立即去大坪派出所，我把情況向他們談了，幷出示了中川鋼鐵廠的證明文件，我對他們說，因為我的戶口原來在這裡註銷的，我現在已解除勞教回來了，我應該再回到這裡來上我的戶口。

他們認為，像我這種既無單位又無家庭，況且又是一個“右派”勞教釋放分子，在重慶上戶口是不可能的，應作好回原籍的思想準備。

當時既然在重慶上不了戶口，為什麼不返回中川呢？但我被中川那悽慘和恐怖的日子搞怕了，心想山東老家總比勞改營好吧。另外，那時我對政治宣傳機器報喜不報憂還沒有完全看穿，報上把“人民公社”吹成“社會主義幸福的天堂”，我還存在着幻想，認為全國農村總的形勢應當是好的。

10月8日上午，派出所正式答覆我，不能在重慶上戶口，必須返回原籍，幷叫我立刻辦理手續。這些天，我過夠了這種顛沛流離，舉目無親，無家可歸的日子，對回山東老家，也有了思想準備，因此我二話沒說（即便說也無用），立刻辦了手續。

下午六點鐘，我拖着疲憊的身體回到旅館，房主突然逼着我馬上搬走，說我事先沒有辦理當晚繼續住店的手續，床位已賣給了新來的住客了。這時天色已晚，我苦苦請求，他不由分說地將我的東西往門外搬。記得小時候看小說《隋唐演義》，秦瓊被店小二趕出店門，沒想到那種狼狽地步落到我頭上了。我只好背着行李去了火車站的“太和”旅館，因時間已晚這裡也早已客滿，我說了一大堆好話他們才像打發狗一樣地說：“好，睡在地上！”

那天，還有個插曲，當我走到大坪虎頭岩時，猛然想起死去的難友方田，想起他臨死前淚流滿面的託付。這裡離方田家已不遠，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何況是臨終之託，儘管我落到這般地步，心情很不好，但不能對不起朋友。我又想不能失去這個機會，以後就沒有了。於是，我找到化龍橋黃桷堡小學，見到了方田的愛人張琳老師和方田的老母親。我如實地把方田臨死時的遺言轉告了她們。

她們婆媳二人抱頭痛哭，哭得那個悽慘啊．．．．．．

她們非要留我吃飯，那是饑荒年，我怎麼忍心吃她們那點糧。她們拉着我不准走，給我煮了一小罐飯，接着方田的母親（她是一雙小腳）顫顫顛顛爬到黑黢黢的床下，摸摸索索掏出一個皮蛋，背着方田的兩個孩子，剝開，一下子壓入我飯里。方田家一貧如洗，那皮蛋是他家裡最珍貴的東西呀！

從方田家出來，我不知往何處走，想來想去，只剩下回山東老家一條路了。可是，我有什麼臉面回去見父老鄉親？回去後又怎麼生存？

此時此刻我刻骨銘心地體會到，在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裡，一個人一旦離開了組織（單位），就沒有生存的空間，甚至去當“和尚”、當“叫化子”也無容身之地。

 

差 點 自 殺

 

1960年10月10日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一天。

這天，我突然發現我口袋裡的錢被人偷走了！這筆錢是我在中川省吃儉用積攢的一點錢和回重慶後東奔西走收回的公債券現金，共一百元，放在衣服的內包里，準備應急用的。肯定是昨夜同室的一個旅客（小偷），趁我半夜起來上廁所時偷走了我的錢。

那可是我的救命錢啊！

我頓時覺得走投無路。以前有句老話：“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如果在“舊社會”，我在外面闖蕩十五年，總有幾個朋友可以投奔，至少找碗飯吃或借點錢沒問題，實在不行還可以投奔“同鄉會”，或者找某個民間社團去“告個幫”（“告個幫”是我們北方話，指人到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去求人）。

可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裡，黨統治着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根本不允許有任何獨立的民間社會團體存在，整個社會，鐵板一塊。全國、全社會每一個角落都有黨統治的組織，密密麻麻，布滿黨的神經、血管。完全沒有個人生存的空間。這個政權一旦作惡，全國沒有哪個地方逃得脫災難。

更可怕的是，在這個社會裡，一旦你被定為“階級敵人”，你就成了“人民公敵”，或者說成了“瘟神”，任何人，包括親戚朋友，都要躲着你，都必須同你“劃清界線”，否則就要受處罰（我們學校有個叫周××的女同志，在我被打成右派後借給我20元錢，結果就受了處分）。我經歷了“新”、“舊”兩個社會，比較一下，共產黨統治比國民黨厲害得多、嚴酷得多。國民黨時代茶館裡貼着“莫談國事”，但私下總可以談，家裡總可以談。共產黨毛澤東時代，夫妻之間都不敢說，都要“劃清界線”。解放前，我們老家的人活不下去了，可以闖關東，可以逃難，解放後，“戶口”、“糧食關係”，劃地為牢，讓人寸步難行，災難一來，只有活活餓死！

我坐在一條馬路上的角落裡，六神無主，渾身癱軟，怎麼辦？僅有的一條回山東老家的路也斷了，真真的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哪！為什麼老天爺這樣殘酷無情的折磨我呀！我想到從小跟着共產黨，為共產黨拼命流血；我想到自己僅僅是提了點意見，竟被整得家破人亡，落到這般地步；我想到這個不講親情、友情、人情，只講“階級鬥爭”只講“鎮壓專政”的社會……我焦急、悲傷、痛苦、憤慨之極！

我完全絕望了，我決心結束自己的生命。

這個時候，正是中午12點鐘，我橫下一條心，臨死前要吃頓飽飯，幸虧我另一個口袋裡還有30多元零錢（當時飯館只有中午那會兒才開門營業）。

我排了兩次輪子（因為飯館都限量賣飯），在兩個地方買了六兩大餅，一個饅頭，四兩米飯，全部吞下肚子裡去。隨後，我沿着漢渝路向江邊走去，準備在那兒跳江自殺。

到了江邊，我選好了一個地方坐下。此時秋風習習，落葉飄零，江水滾滾。我掏出香煙一支接一支地吸，一邊不斷地望着天空，長吁短嘆。

此刻我思想極度混亂，過去的一切閃電般在我頭腦里混亂不堪地閃過：從我兩歲死了母親，祖母把我撫養長大……從參軍跟着共產黨南征北戰……從我過去美好的小家庭、妻子女兒……從殘酷的現實到生與死的比較……

大半盒香煙快吸完時，一個新的念頭在我頭腦里慢慢出現，並漸漸地停下來：要想死為什麼不早死呢？死，也應該在剛被打成右派時呀，那麼多苦難、那麼多非人的折磨都受過來了，現在去死，太不值得！於是我的思緒又回到了“我還年輕，‘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的這個根本信念上來，我又想到“車到山前必有路”的古訓……

我猛地站起來，不死了，走着瞧吧！

第二天早上，我又去了老保姆家，收拾我的東西。老保姆知道我不得不回山東後，哭了起來，我也含着淚說，事到如今，只有走一步是一步了，請她不要為我擔心。

這次同她分別，竟成了永別！

10月11日，我去買火車票，幸虧我是殘廢軍人，用了16。7元的半票價買了一張到山東省高密縣的通票。

第二天早上8點20分，我登車離開了重慶。

 

返鄉的路那麼漫長

 

1960年10月12日早上8點30分，火車準時離開重慶火車站。

我的心情非常激動和悲傷，激動的是，很快就要回到離別了15年的故鄉，見到把我撫養大的祖父母和其他的親人了。悲傷的是，我怎樣向故鄉父老鄉親們交待呢？按理說，我從小參加革命，革命勝利了，我應該是衣錦還鄉，可是……

火車離站10分鐘，經過黃沙溪交通街17號老保姆的家門口時，我急忙向窗外最後望了一眼她的家門。

這位跟着我四年，面容慈祥，心地善良的老保姆的形象立即浮現在我的眼前，我一陣心酸，幾乎流出眼淚。我長嘆一聲，恐怕今後難以再見到她了。果然，1979年我冤案平反時，她已去世多年。

10月13日早上6點，到達陝南重鎮陽平關。陽平關離漢中僅百餘公里，我想到女兒和平，她就在漢中她外婆家收養着，一股悲傷、憤慨的情思湧上我心頭，我望着窗外的天空，長嘆一聲，妻離子散，骨肉分離，女兒就在眼前，不能相見。

火車上的供應也是非常困難，在四川上車時，只有長途旅客憑票才供應兩餐飯，每人每餐只有四個發糕。出四川後，早上在陽平關車站花兩角錢買了一個包穀餅子，一碗清稀飯伴着蘿蔔鹹菜。除此以外，車上和車站冷冷清清，一無所有，有錢也買不到任何東西吃。

這樣，更加感到單調和難熬，孤寂中，往事如潮水般的湧上我的心頭：我的幼年孤苦，兩歲死了母親，為了改變自己悲慘的命運，投奔了八路軍，經過黨的培養教育，使我接受了馬列主義的真理，參加了共產黨，為了真理而獻身，不惜在戰場上流血犧牲，現在“三座大山”也推翻了，而我也完蛋了！

10月14日早上8點20分，火車到達洛陽，下午3點40分到達開封市，這兩個地方，在我的歷史上都留下了難以忘記的記憶。

我想起1948年3月12日拂曉，我隨部隊踏着死屍冒着敵人的炮火，在槍林彈雨中從洛陽東門衝進城裡，消滅了國民黨青年軍206師……

想起開封是我血染戰衣的地方……

想起當年的那些同生死的戰友和老首長……

眼淚涌了出來，我怕身邊的旅客看見，只好把頭伏在茶几上。

午夜12時，火車到達徐州，因為誤點兩個小時，沒有趕上北去的列車，我只好下車等待明天早上8點30分開往濟南的火車。

深夜下車後，我跑了幾家飯館，只買到高梁卷子和包穀餅子。在另一家飯館裡，我意外發現這裡有賣包穀麵包子，我立刻買了一個，咬了一口，裡面完全是地瓜心子，令我很失望。此時已是午夜兩點，我說了許多好話，感動了茶館的老闆，花了六角錢，坐在這家茶館門前的一張竹椅上，一直睡到天亮。

10月15日早上8點30分，北上的火車（慢車）準時離開徐州車站，下午1點30分到達兗州。這裡是1947年夏季我軍攻打敵軍吳化文的地方，那時候，在炮火硝煙中我是一個滿懷革命英雄主義激情的年青軍官，我捨生忘死地跟着共產黨打天下。13年後的今天，我像個“叫化子”又來到這裡。不過，“叫化子”還不是人民的“敵人”。我卻成了“階級敵人”。此時此刻我的內心是何等傷痛和悲憤！

下車後，我花了三角錢，買了五個地瓜包子吃，剎那間天氣驟變，火車在大雨中前進，晚上6點鐘列車到達濟南。我下車後冒着大雨前往附近飯館買吃的，因時間錯過飯館已停止營業，只好餓着肚子趕乘7點20分去青島的火車。

這趟列車上每個乘客可以買一包五角錢的餅乾，但我捨不得吃完，留了一半帶回家去。我想把這點餅乾作為見到我祖父母時唯一的一點見面禮。在高唱着“社會主義幸福的天堂”的共和國里，即使是有錢也買不到吃的東西。

火車在黑夜裡飛馳，我不時看手錶，就要踏上闊別15年的故土了，心裡切切地期盼。但我又不知如何向親人說起我現在的情況。項羽兵敗後，“無顏面見江東父老”。我呢？在以往的社會裡，一個人受了委屈可以向他的父老鄉親傾訴，而我卻不敢向他們傾訴，父老鄉親們也不敢同情一個反黨的“右派”分子，如果他們知道了我的身份，一定會和我“劃清界線”。此時離家門越近，我的內心越矛盾越疑慮不安。

火車在午夜凌晨3點20分到達了我的故鄉——高密。

冷雨淒淒，寒風襲人，人們都還在睡夢中。

我在高密火車站附近找了一個角落呆坐着，躲避淒冷的風雨。

連日旅途奔波，我的身體更差了，全身浮腫，面容憔悴，四肢無力，拉肚子的毛病又犯了。我精神很緊張、煩亂。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讓我難以支撐，就好像快要到了生命盡頭似的！

天亮了，我趕快找旅館先解決宿、食問題。車站附近一家食堂要7點鐘才開門營業，我急忙排上輪子，買了兩碗麵條吃，之後，又花了六角錢辦好住進旅館的手續。

一進旅館，我倒床便睡，中午12點才起床，在食堂吃了頓包穀包子，老秤1斤糧票16個，比南方便宜一倍，但是包子裡面儘是蘿蔔櫻子，南方叫蘿蔔葉子而且沒洗乾淨，吃進嘴裡不敢嚼，就囫圇吞下去。

下午，我到處打聽，在哪裡能買到去水西村的汽車票？不料，此地百里內的短途汽車一律停止賣票，以支持“三保”。靠着我虛弱的身體如何能走50多里路呢？正焦急時，旅館裡的一位服務員得知我是個從遠方回故鄉探親而且生了病的人，她很同情我，到處打聽有沒有去水西村方向的汽車。真是“天無絕人之路”，旅館裡正好住着一位運糧的汽車司機，明天一早要去旁戈莊（旁戈莊，即清朝一代名臣劉墉的故鄉，距離水西僅二里路）運糧。服務員領着我立刻去見那位司機，求他順路把我帶到水西。我懇求說：“我是一個殘廢軍人，在四川工作。這次回老家探親，走到鄭州下火車時，小偷把我的隨身攜帶的錢包偷走了，好不容易到了家門時又不幸生病了”，說完後，我把我的殘廢證拿出來給他看。當時的社會很亂，小偷橫行，再加上我面容憔悴，看着就是個生了病的人。司機聽後，長聲嘆了口氣說：“好吧，明天一早來上車。”

我感動得幾乎流出了眼淚，同室的旅客都稱讚那位司機的好心腸。不過，如果要是他知道了我的真實身份，情況就會完全不同了。

10月17日天亮前有個插曲，這個鬼使神差的插曲，影響了我後半生的人生歷程，改寫了我的歷史。

那天早上風霜嚴寒，我拉肚子的毛病又犯了，5點鐘起床跑進廁所，遇到同室一位佩戴着鐵路局證章的人。他蹲在我旁邊問我，“你的手錶是什麼牌子的？哪年買的，多少錢？”我作了回答。當我從廁所出來時，他在院子裡等着我，他立即走上來央求我把手錶賣給他，這突然出現的情況讓我無所適從，我這隻山杜士手錶跟了我8年，從我在西南軍區當軍官到現在，是我隨身的“患難朋友”，怎麼能捨得賣給他呢。他不肯罷休，同他一起的幾個同伴們圍上來幫他說情，弄得我脫不了身。我忽然想到，我現在已經山窮水盡，囊中空空，見了親人總該多少有所表示吧，兩手空空怎麼見人呢？我想了一陣後，答應把手錶賣給他，在商定價錢的時候，他的同伴們都幫他向我說好話，我只收了132元錢，他高高興興把表拿走了。這件事發生在我上車前10分鐘。

事隔50餘年，每當我想起這件事，感到這是一個奇遇，如果沒有這132元錢的話，我也就無法二次走出家門再回四川，那麼我後半生的人生歷程將是另一番情形了。一個偶然的因素改寫了我的後半生的歷史。

早上7點鐘，我上了汽車，車上寒風刺骨，司機見我冷得可憐，讓我進了他的駕駛室。我突然望見我童年時代經常爬上去玩的秦王冢了，這是故鄉水西村的象徵啊！我好像是受了滿腹委屈的孩子突然見了娘似的，情不自禁淚如雨下。司機見狀，笑着勸慰我說：“王同志，你多年沒有見到家鄉了，心裡激動了，可不要傷了身體。”他這麼一說，我的眼淚流得更難以止住了。

車行駛到旁戈莊街上停下來，我下車，謝別了司機，拖着虛弱的身體，邁着沉重的腳步走出旁戈莊，我向北去的一條路走去，這裡的一切都變了，我怕走錯了路，邊走邊向田間的農民問路，只有兩華里的路程，我好像是走了很長的時間。

走進水西村，我吃了一驚，像是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

記憶中的房屋、街道、樹木等完全不見了，有些地方牆倒屋塌，瓦礫遍地，如果不是東南郊外的那座高大如小山的漢朝時代的秦王冢，我簡直難以相信這就是15年前我離開的那個故鄉。

我到處轉悠，找不到家門。正焦急時，一個中年人打量着我，突然他大喊一聲：“你不是王開泰嗎？”我這才認出來，他是小名叫“君”的大哥。是我小時候隔牆一個胡同（名叫賊胡同）的鄰居。

我喊了聲大哥之後，眼淚跟着流了出來，他趕緊向前緊緊拉着我的手，領着我向家門走去，快到家門時，前面走來一個人，他望了我一陣，大哥正要介紹，那人忽然大喊一聲：“這不是開泰嗎？”我認出他是我三叔王克寬，我淚水涌了出來。

三叔先把我領到四叔王克仁家，見到了從小把我養大，現已年邁古稀的老祖母。祖母和我都哭成了淚人。隨後，聞聲而來的有我娘，我五叔，三嬸等，見面後彼此都悲喜交加。流出了眼淚。

吃午飯時，三叔拉着我到他家去吃飯。

三叔家住的是老宅子正房，這裡是祖父母從小把我撫養大的地方，一景一物很容易觸動童年時的情景。此時這裡只剩下了三間破爛房子，（而原來是一幢5間的房屋）。裡面幾件舊家具還是我童年時代的舊物，我觸物傷情，一陣悲傷感湧上心頭。

三叔招待我吃的是一大盤熱氣騰騰的煮紅苕（北方叫地瓜），接着我娘也端上來一大碗煮紅苕，只有紅苕，沒有飯菜，我也不便多問。我心裡暗想，難道這就是解放15年後的故鄉？難道這就是報紙上和歌聲中唱的“人民公社好”、“社會主義是幸福的天堂”嗎？

老家的現實與我的想象完全不同，一進家門就產生了一個念頭，我想，早知如此，還不如回原勞教單位——中川鋼鐵廠呢。

四叔領着一些似曾相識的人來見我，雖然四叔和娘都將他們一一向我作了介紹，但我還是要慢慢地回憶，仔細地觀察一陣後，才能辨認。此時，我才真正體會到唐代詩人賀知章的詩：“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他們流露出好奇和羨慕的神情，認為我當了“大官”。有人還向我娘祝賀說：“你的‘財神’來了！”

我的神經高度敏感，小心翼翼地觀察親友們對我的看法，還好，他們還不知道我是個“右派”。

娘把僅有的、留着過年吃的麥麵拿出來給我吃，三嬸子把她捨不得吃的小米餅子以及曬幹了的小魚拿了出來，三叔還把留着過年吃的海帶也奉獻出來，四嬸也把捨不得吃的葵瓜子送來。親人們把他們最貴重的食品給我，讓我深受感動，但我已看出他們已經十分貧困了，一點小米和海帶竟成了貴重的禮品。我一一婉言謝絕了。

我知道了家鄉和家裡的一些情況。

我祖父是餓死的，二叔王克儉也是餓死的。

五叔王克明全家有時到外地要飯吃，勉強維持生命，一家人衣無二件，褲無二條，五叔餓得甚至吃癩蛤蟆。

父親五兄弟中，生活最好的是我家和三叔家。我家全靠我父親在諸城林家村中學當教師，三叔家靠三叔在即墨三中當教師，這在當時的農村來說，很了不起，算是有“外匯”的家庭（有在外工作匯錢回家的人叫有“外匯”）。

另外，有在生產隊當幹部的家庭，也可以吃飽飯，“公社”社員們，每年每人有二至三百斤的口糧（粗、雜糧混合），其它一無所有。一個好的勞動力，干一天活的“工分”，折合一張八分錢的郵票錢，而且不能兌現，老百姓辛辛苦苦一年到頭收穫的東西哪裡去了？很多群眾敢怒不敢言，見了我，親人們才悄悄說了些實話。

娘告訴我，我二爺爺家餓得去吃信飯（多年前用砒霜煮的小米，用來灑在田間殺螻蛄蟲），結果全家被毒死了。娘又說，某某人和某某人等都是餓死的，死了還不敢說是餓死的，只能說是病死的，年輕力壯的，有點辦法的人都盲流到外地找飯吃去了。我問娘：“餓死這麼多人，政府不管嗎？”她說：“這個年代誰管這些，以前還有些大戶人家（地主）出來放糧救濟，現在沒有大戶人家，都成了窮人了……”我娘是個沒有文化的農村老太婆，我聽了她對兒子我說的這些掏心話後，思想震動極大，為什麼餓死人政府不管？……我三叔告訴我說，村子東門裡有個貧僱農公開罵共產黨說：“解放後翻身翻身，把我們翻到溝里去了！過去我幫地主幹活不但能吃飽飯，還給錢。”諸如此類的言論，已經到了民怨沸騰的程度了，只是在殘酷的“階級鬥爭”和“鎮壓專政”下，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而已。

此時此刻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希望的家鄉竟是如此淒涼！

 

無奈的謊言，絕望的選擇

 

所見所聞，使我很快察覺到，我回老家前的那些想法完全錯了，我被官方的政治宣傳愚弄得太深了。現實如同一瓢冷水，把我潑醒了，這時候我才恍然大悟，難怪在樂山“支農”時，為什麼有些農民還羨慕勞教分子，能夠吃到“商品糧“，每月還有幾元的“零用錢”用呢。

我心裡激烈地翻騰，如果在這裡呆下去，後果將不堪設想。有點辦法的人都千方百計離開這裡，我這個大傻瓜反而想回來落戶呢！我不敢再往下多想了，我除了重返勞改營外別無出路，於是我下定決心，重返勞改營。

幸虧這時我的“右派”身份還沒暴露，村裡的人都認為我在外面當了“大官”了，即使是有人懷疑，但他決不會想到我是一個“階級敵人”。

我的“右派”問題，當時水西村只有一個人知道，此人叫王保全，他1957年9月跑來重慶找我給他安排工作，當時我已被打成 “右派”，但還未處理。那時候，毛澤東對“右派”處理上，有個“批判從嚴，處理從寬”的指示，我對毛澤東的指示尚存幻想，另外，歷史經驗證明，政治運動過後，我的問題肯定會平反。因此，在王保全臨走時候，我一再囑咐他，不要把我的事告訴家裡，以免親人擔憂，王保全後來去了新疆。

從父老鄉親的的談話和表情上判斷，這個問題還沒有張揚出去。我決定，絕不能暴露我的真實身份，重慶大坪派出所出據的遣返證不交生產隊。

按人事制度的規定，人在哪裡，檔案也跟着轉到哪裡，我想萬一我的檔案轉到當地政府，那麼，想走也走不了，當地政府必將我這個“右派”控制起來。因此這裡不是久留之地，必須儘快重返中川鋼鐵廠。慶幸的是，我有在高密旅館裡變賣了手錶的132元錢作路費，真是天助我也！

三叔為了陪着我多玩幾天，特地向原單位拍了電報請假。

我到家的第二天，三叔、五叔邀約我去東注溝鎮趕集。我哪有心思去趕集呢？為了不使長輩掃興，我還是去了。

東注溝距離我家有5華里路程，是我童年時經常去的地方，這裡的一草一木都給我留下了難以忘記的印象，這裡有我小學、中學時期的同學好友。

在東注溝東門外集市上，我舉目四望，無論如何也找尋不到我童年時代的痕跡了。這裡和水西村一樣，到處冷冷清清，一片蕭條，唯一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公路兩旁的柏樹，長得高大、整齊、茂盛，一眼望去，一條綠樹“長城”直通向遠方。

趕集歸來，走到村南門外一個地名叫“栗行”的地方，三叔和五叔領着我走近路邊一座新的墳冢旁。五叔指着這座墳冢對我說：“開泰啊！這是你爺爺（祖父）的墳。”

一見到從小把我撫養長大的祖父的墳墓，一股無比悲傷、內疚的情感湧上心頭，我在他老人家生前不能報答他對我的撫養之恩。我站在祖父墳前默默的凝視，久久不肯離去。

10月19日下午，父親從林家村趕了回來，見到離別15年的父親，我激動得淚流滿面。

我很想把我的遭遇原原本本地向父親和三叔傾訴，但父親和三叔一樣，完全沉浸在骨肉團聚的又悲又喜的氛圍中，好像還不知道我是個“右派”。我如果說出我是個“右派”身份，必然會使他們難以忍受。歡聚一堂的熱烈氣氛馬上會變成悲聚一堂，而且，這意味着它立刻會成為全村的一件爆炸性的新聞，這樣一來，又會給家人帶來意想不到的痛苦和麻煩。

父親問我：“你怎麼三年不給家裡寫信了？”我回答說：“因工作調動，大煉鋼鐵，一天到晚很勞累。”他說：“我給你寫了一封信，被你原來的單位退回來，信封背面寫着‘此人去勞改去了’，我感到很奇怪，這不太可能吧！”我說：“這簡直是開玩笑，我已經調到樂山專署中川鋼鐵廠去工作了。”他又問：“你現在擔任什麼職務？”我回答說：“我在該廠任黨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按我的資歷，他會相信），這次因去北京開會，順便回家看看。”

我暫時騙過了父親，雖然負有“欺父不孝”之罪，但這是不得已而為之。如果真相一旦暴露，一個被遣返回原籍的“五類分子”，本地政府能允許我“亂動”嗎？但是我的謊話卻害了父親，在“文革”中，他被扣上了一條對黨隱瞞右派兒子的罪行被批鬥慘了！……此乃後話。

10月20日，娘很高興的叫我去旁戈莊發個電報，叫在昌濰專署商業局工作的立泰弟趕快回家來。

10月22日，立泰弟從昌濰回來了。

我離家時他才兩歲多，此時已是個英俊青年，全家團圓，娘高興極了，把她捨不得吃的食物全部拿出來，家裡熱鬧得像過年似的。從早到晚左鄰右舍絡繹不絕地來看望我，炕上、炕前都坐滿了人，歡樂氣氛到達了頂點。

父親在家只住了三天，他和三叔都回工作單位去了，來訪的人也漸漸少了，此時我才有時間走出家門看看。

這天，我獨自一人漫步在水西村。我東西南北到處走了一遍，極力尋找我童年時代的痕跡，然而這一切都無處可尋。

原來的街道、房屋絕大部分都被拆除了，有的在原地基上種上了莊稼和蔬菜，有的地方牆倒屋塌瓦礫遍地，有的地方還聳立着斷牆殘壁。我的啟蒙小學，水西私立培英小學的舊址上，滿地野草和破磚碎瓦，僅剩下了一個破爛不堪的校門。整個村子既不像村莊，又不像荒野，到處死氣沉沉，滿目荒涼，如同遭到了一場大浩劫。據說這些都是“公社化”、“大躍進”、“大煉鋼鐵”所遺留下來的悲慘景象。

我百感交集，難道跟着共產黨鬧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最後就是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嗎？

當時農村的情況何止我們這個水西村，據我所知，許多老同志回鄉探親，看到農村這種悽慘情景，回到原單位後，說了真話，被打成“右派分子”或“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真是“苛政猛於虎”，

故鄉之行使我對農村的真實情況有了親身的感受，所以後來我對敢為老百姓說真話的彭德懷元帥由衷地欽佩和敬仰。另外，我這才深深認識到，毛澤東這位獨斷專行，至高無上的“萬歲”，用所謂的“大躍進”、“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天堂”，把老百姓害慘了！

這時我在家已經住了十多天了，如果繼續住下去，必定夜長夢多，於是我決定立即動身回四川。

我要感謝村支書記王連聲。我到家後的第一天，就決定戶口遷移證件等一律不向外拿，假裝作為回家探親來掩飾。

但有個問題，山東地區為了阻止人口外流，買火車票的管理極嚴，一律憑介紹信和證件。那麼在返回四川的旅途中買火車票，住旅館的憑證怎麼辦呢？於是我謊稱我的探親證件放在錢包里在鄭州轉車時被小偷偷走了。娘領着我去找到村支部書記王連聲，王連聲不知道我是個“右派”，滿口答應給我出個證明，我立即親筆草寫了一個證明，他看了後馬上給我蓋了個公章。

10月30日晚上，是我難忘的一夜。

在得知我第二天要走的消息後，三嬸給我送來了地瓜棗，四嬸給我送來了一大瓢葵瓜子和地瓜棗，天剛剎黑，祖母、娘、五叔、三嬸、四嬸、“余耕堂”我二媽媽、“永安堂”我三大爺、三大娘、冬至他娘（我大嫂子），還有左鄰右舍的親人們等等，都來為我送行。他們異口同聲地祝我一路平安。大家談笑風生，氣氛歡樂極了……一直到下半夜，大家才戀戀不捨地與我作最後的告別。這是在階級鬥爭最殘酷，最恐怖的時代，在我當“右派”以來，第一次享受到親情人性的大溫暖。

50多年後的今天，“萬歲爺”時代的那段悲慘的歲月已成為歷史。遺憾的是當年送別我的那些親人們，絕大部分人沒能看到今天，他們與我的那次告別竟成了永別。

1960年11月1日拂曉前，娘一早給我做好了早飯，吃完早飯後我告別了娘和三嬸，與我弟弟立泰一起登上路程（立泰是順便返回昌濰專署他的工作單位去）。

大地還靜悄悄沉睡着，我走到四叔的家門口，老祖母正在睡夢中，我望了一下四叔的家門，悽然長嘆了一聲，今生今世恐怕難以見到這位把我撫養大的老人了（註：祖母84年去世，在她老人家生前，我不能報答她對我的撫養之大恩，是我終身最大的遺憾）！

下午4點鐘我到了高密火車站。

我買火車票時意外受阻，售票員說我手續不齊全，不符合購買長途火車票的規定。我嚇了一跳，如果走不了的話，那麼後果就難以設想了。我立即請列車售票員打電話詢問王連聲，他們和王連聲通了話以後，這才解了圍。

至此，我第二次走出了家門，又走上了我漫長的、坎坷的人生旅程。

 

從山東高密到四川成都，坐火車約2300余公里，兩天兩夜即可到達。我賣手錶的132元錢，在家半月只用了20余元，臨走時給了娘40元。買火車票（殘廢軍人半票）13.90元，還剩60元左右。娘給我烙了一些包穀餅子、春芽餅子、綠豆丸子，這些食品夠我路上吃幾天，外加我還有六、七斤全國糧票，憑這些錢糧，只要不超過火車票七天的期限，撐到勞改營就行了。勞改營這個人間地獄的味道我嘗夠了，但對於我這個流浪漢來說，天大地大只有那裡是我唯一能棲身的地方。

第二天（11月1日）下午四時，火車到達徐州車站，我在這裡下了火車，準備轉乘去西安的火車。因為當地嚴格限制經營，所以飯館很少，下車後旅客們都一哄而上買吃的。

第三天（11月2日）早上，我登上了去西安的火車，第四天（11月3日）上午11時50分，火車到達西安。

連續幾天的旅程使我疲憊不堪，我決定休息一晚上再走，但走了幾處旅店都客滿，最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名叫“山東大旅社”的旅館住下，住一宿要花七角錢，這在當時算是很貴了。

第五天（11月4日）早上3點40分，我登上了去成都的火車。日落黃昏前，列車到達了陽平關，在這裡，列車停車12分鐘。

陽平關，在歷史上是三國名將趙子龍鎮守的地方，我以往幾次經過此地時，都沒有心思看一下這座歷史古城，這次利用停車的時間，我下了火車，四處觀望，發現不遠處一座雄偉高大的土台子。一位旅客告訴我，這是當年趙子龍的點將台。我興奮起來，回到車上，我向一位旅客講了一段趙子龍的故事，我講得有聲有色，吸引了身邊的許多旅客圍攏來聽，甚至有人遞煙端茶，只有這時，我才忘記了自己是個“右派”。因為我的幻想破滅，我想，何必自我煩惱呢，就這樣鬼混吧！

第六天早上5點，列車終於到達了成都，本來從山東高密出發，只要兩天兩夜的時間，而我混了六天才走完。

成都距離樂山167公里，我聽說這幾天買不到去樂山的車票，急忙清理了一下我的“家當”，錢糧還有多半，這才鬆了口氣。到勞改營只有兩天的路程了，這點“家底”完全可以撐下去，於是我放心在旅店睡了一個午覺。起床後，我漫步南門外武侯祠，憑弔了我少年時所崇敬的三國梟雄——劉備的墳墓。我感慨萬千，劉備是位大智若愚的英雄，我如果早向他學習，何至於鋒芒畢露上當受騙當上了“右派”，不過現在還不晚，我正在學習他的“韜晦保身”。

黃昏時分，我去了附近一家浴池洗了一次澡，說來好笑，自從1959年2月去北京告狀途經鄭州洗了一次澡，到現在整整一年零九個月，才洗第二次澡。

第七天早上6點鐘起床後，我去公共汽車站看能不能買到車票，誰知剛好碰上車站正在賣去樂山的車票，我立即花了5元3角9分錢買了一張票。

7點鐘汽車起程，下午5時半抵達樂山。該地方的旅館也是聯營的，旅客憑車票在指定地點辦住宿手續，然後再到指定旅館去住，經過一番周折，我被分配到“協成旅社”住下。至此我的全部行程主體上已經結束了，我決定在這裡休息一天。

樂山至沙灣雖然只有37公里，但往來的班車極不正常，要買到車票只能靠運氣，因此我決定步行。其路線是樂山——草鞋渡——（過江）水江——嘉農場——豐都廟——沙灣。

我越往前走，距勞改營越近，神經也緊張起來，對勞改營的恐怖感湧上心頭，心情越發沉重。想到傷心處，我的兩條腿也沉重起來，不得不停下來在路邊田坎上或草垛旁邊呆坐一陣再走，走走停停，到勞改營這段路本來只有一天的路程，我整整拖了4天才走完。

11月8日中午12時，我到達水江。走了半天才走了20華里，我想起勞改營那些餓死、累死的同伴，想到勞改營形形色色悲慘情景，兩條腿越來越沉重，後來實在不想走了，只好在街上找了個旅館住下。

從老家帶來的餅子，我在路上捨不得多吃，此時還剩下一點。餅子都長白毛了（霉變了）。看見餅子，又想起了山東老家，想起了我娘，還想起了臨別前的那天晚上，四叔背着我老祖母，到我家的炕上與我告別的情景……

我長嘆一聲，拿着餅子走進附近一個茶館，泡了一杯茶，邊喝邊在灶上烤餅子吃。旁邊有個年約50歲的半老人，見我吃餅子，饞得流口水，看來他實在餓的忍耐不住了，才開口要向我買個餅子吃。看到這位可憐的老人，我的心一下子就軟了，順手掰了一塊給他，然後一口氣把餅子吃光，這是娘給我烙的，我帶了幾千里路，此時吃了餅子也就等於最後告別了我娘。

11月9日，我心情很不好，夜裡失眠，早上因起床誤了時間，吃不上早飯，只好用四兩糧票在附近一居民家裡換了一頓紅苕吃，這家居民得到了我的糧票後，簡直把它當成了寶貝，非常高興地向我說了一些好話。此地距離沙灣有50多華里，據說中途沒有旅店，必須一鼓作氣走到沙灣。由於起床晚了，加之心情不好，此時我想走又不想走，猶豫了一陣以後，我決定在這裡再住一天。

這天夜裡，天氣聚變，風雨交加，我躺在床上心裡大為驚慌，明天再不趕路，萬一被連綿雨所阻困，吃什麼呢？我已經快斷糧了。

11月10日，我吃過早飯，背上行李急忙上路，中午12時到達了嘉農鄉，在公社食堂用三兩糧票換了一頓紅苕吃，當時糧票的價值大大超過了鈔票。之後，繼續趕路，下午5時許到達沙灣。

這裡距離勞改營只有2、3華里路程了，考慮到天色已晚，我決定先到街上找個旅館住下，把這幾天煩亂的思想情緒調整一下，等於“收收心”，至少明天進勞改營也有一個好的精神面貌。

11月11日上午，我睡了半天，一路上的疲勞差不多已經一掃而光，此時我一反常態，反而好似披掛上陣的勇士，精神大振，決定鼓起勇氣再進勞改營和死神戰個高低！只有豁出去“置於死地而後生”，因為我再也無路可走了。

我查看了一下糧票，已經用光了，錢還剩20元。我本想給祖母點錢，又怕萬一路費不夠，一路上想起，內心愧疚不安，因此路上我儘量節省，打算到了目的地時再說。這時候，我立即去郵局以我四叔王克仁的名義寄了18元錢給祖母，幷在匯款單的留言項中填寫“我已平安到達，請老人家放心”。至此，我身上只有2元錢的“家當”了。

當天下午2時許，我又進了勞改營——中川鋼鐵廠。從山東到此，我整整混了12天。

 

勞改營成了“避難所”

 

我背着行李走進厂部管教科。江科長和丁幹事見到我都很驚訝。我把在重慶上不了戶口的情況向他們作了報告，但我沒把被遣返回原籍的情況，以及在農村的見聞告訴他們，我怕他們會拒絕收留我，更怕他們說我攻擊黨的“三面紅旗”，這是一條非常可怕的罪狀。

江科長笑着說：“好吧！你先去招待所住下，我們研究了以後再通知你。”

第二天，江科長來招待所對我說：“你過去當過教育科科長，聽說你的‘筆桿子’挺不錯，因此我們決定安排你到《中川日報》社當個編輯好嗎？”

我聽後非常高興，在我走投無路時，勞改營收留了我，成了我的“避難所”。

《中川日報》是全廠範圍內發行的一份勞改報紙，直接屬厂部管教科領導，該社原有四個人，都是從勞教人員中選拔出來的，加上我共五個人。原來這四個人都是“摘帽右派”，都是搞過宣教工作的知識分子，有的還擔任過領導職務，其中有個名叫鄧平（原重慶市總工會秘書長，平反後任渝州大學校長）的人，我早在火燒埂採礦四隊時就彼此認識。

我們五個人成為一個小組，大家既是編輯又是記者，編輯和採訪合一，集體選稿排版，由一人刻鋼板，大家共同油印分發等。我對這項工作很感興趣，我們幾個人也比較合得來，因此工作起來很輕鬆，心情也很舒暢。

我重返勞改營，引起一些人的議論，有人說：“我們都盼早點離開這個鬼地方，王開泰反而自己跑回來了。”有人說：“王開泰真傻，人家想跑都不敢跑，他自己又送上門來啦！”

對此，我無言以對。不過我的返回，讓廠領導加深了對我的好感，他們認為我忠誠可靠，放出籠的鳥兒，自己又飛回來了，這在勞改營是個典型事例，因此我受到了領導多次在一些場合上的表揚，幷把我當作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壞人”被改造成好人的具體事例，來說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節錄自作者長篇回憶錄《我當右派22年》。現題目是本刊另擬的）

 

 

何鴻鈞自傳遺稿（節選）

 

    編者按：何鴻鈞（1919—2007），四川省秀山縣（今屬重慶市）石堤鄉人，1944年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1945至1952年在重慶《新民報》先後任記者、採訪主任和編輯。後任重慶市文化局出版科審讀組長、重慶人民出版社政治編輯。“反右派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兼“反革命”。1978年12月27日才被“摘掉右派帽子”和“摘掉反革命帽子”。已過退休年齡的1980年1月才回到剛恢復組建的重慶出版社，任政治經濟編輯室主任。主持編輯了《重慶談判紀實》、《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合作紀實》、《政治協商會議紀實》等重要書籍。曾被安排為重慶市第七、第八屆政協委員。

 

（1）打成“右派分子”

 

1957年春，中國共產黨開門整風，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天真的大批知識分子非常振奮，以為這是忠心耿耿地、暢所欲言給黨提些意見和建議的難得機會，促使黨員改變某些不良作風和傾向，對於這類問題，知識分子是比較敏感的，何況中國的知識分子，或者說歷史上所謂的士大夫階級，歷來就有個傳統，深具憂患意識，他們不能不對現實進行觀察和思考，看到一些問題，引發憂國憂民之思，必須進忠諍之言而一吐為快。這種憂患意識是他們的責任心和使命感所驅動的。按理說應該得到尊重，無可非議。

整風開始了，共產黨的各級組織把他們請進來，請他們發言，幫助黨整風。他們激動萬分，響應號召，深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真正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甚至衝動激揚，態度用詞或有過火。當時，我自己就參加了這個行列，感奮不已，活躍異常，只要一有機會，決不緘默，面對面地提意見。對方要硬着頭皮聽下去，不准反駁。我很感動，曾對人說過：共產黨人把別人請來當面提意見，只坐着聽，作記錄，不反駁，是從來沒有見過的事；共產黨人的胸懷真是寬廣，共產黨是一個偉大的黨。

一位好友馬成敏（曾任重慶新民報副經理，時任重慶出版社出版部副科長）暗中告訴我：要注意，說得太多了，你會挨整的。又一位好友楊建恆（曾任重慶大公報記者，時任出版社編輯部編輯）悄悄對我說：“我總有些不放心。一旦翻悔了，反過來整人，怎麼辦？”我說：“問心無愧，縱然不以為然，也沒關係，充其量不重用我，總會有個工作，有碗飯吃吧？！”

殊知，天真的人們高興得過早，好景不長，風雲突變。一夜之間，熱熱鬧鬧的整風運動，馬上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彎，變成了殘酷的反右派鬥爭，整風變成了整人。

反右派鬥爭一開始，我在重慶人民出版社第一個被揪了出來，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中了頭彩，大會小會，群起圍斗，無論你怎麼檢查，總是通不過，過不了關。於是，我心一橫，不再檢查了，只帶着兩隻耳朵聽，接受“批判”。不過，還比較文明，沒有打人、罰跪，或侮辱人格之類的玩意。我那位老友偷偷摸摸來責備我，“你看，給你提醒多次，就是一意孤行，不聽，不聽！現在怎麼辦？自討苦吃吧！”我哭笑不得，無言以對，十分尷尬，心情沉重，只怪自己太幼稚了。但我想，從北京到全國各大中城市，那些大大小小的“頭面人物”都被“請君入甕”了，我這個涉世不深的年輕人又怎能不“栽”呢，也許是在劫難逃吧？

 

（2）判管、開除、送勞教

 

1957年8月17日，《重慶日報》第四版登了一大篇，點了我的名。肩題是“重慶人民出版社右派分子”，主題是“何鴻鈞原形畢露”。這一下公開出去，臭名遠揚了。於是，耷拉着腦袋，“無顏見江東父老”了。

開始，還讓我繼續編書，和別的人員一道外出組稿，訪問作者。繼後，就不讓我出去了。再後，便停止我的編輯工作，作校對，有時還要下印刷廠校稿。進入1958年，情況更不妙，從2月份起停發工資，只發生活費，在社內搞清潔衛生，有時要派去掃廁所。同時，政府公布了勞教條例，要右派分子學習，聯繫思想，談自己的認識。我曾說，我對那個“收容勞教”有意見，我要誰來“收容”？大不了自己憑勞動找飯吃。不久，毛主席主持成都會議之後，要來重慶視察，就把我們這些右派分子集中到長壽湖、廣陽壩等地勞動了十來天。我從長壽湖修魚塘回到出版社，斷斷續續聽到一些小道消息，真是山雨欲來，要處理右派分子了。

1958年4月17日，吃過午飯，社黨支部書記劉耀新找我談話。他說：今天下午2點鐘，由文權峰、孫開瓊陪你去區人民法院，法院有些事要問問你。我一怔。他接着說：一同去，一同回來，你現在去休息吧。回到宿舍，當然睡不着，腦海不停盤旋，區法院找我幹什麼？未必還要動法麼？我究竟犯了什麼罪？……

我們如時到了區法院，等了一陣子，然後把我送到一個法庭上，聽候審理。我這才明白，法院就是這般“問問”我的。由一位審判員，兩位陪審員、一位書記員組成合議庭，對我進行審理。主要由審判員問話，他們之間，只是偶爾交頭接耳一下。看來，那些問題的材料和內容，都是單位早準備好了的，在法庭上提出來，不過是個形式，完成法律程序，要用法來對我動大手術。這時候，我才感到問題的嚴重性，我原來的想法未免太書生氣。但是，我很鎮靜，決不含糊，決不把所有的問題都包下來兜着走。對那些歪曲的不實之詞、無中生有之議，或解釋、或辯白、或否認，決不低頭承認；至於應該承擔責任的，則不推諉，一定認賬。審判員問我有啥要求，我說：我自問無愧，沒有惡意，希望法庭實事求是，秉公處理。顯然這是沒有用的，審判員只不過按照上級的意圖在法庭上表演一遭而已。

當天下午6點多鐘，出版社敲鐘打鈴，有人大呼：在飯堂開大會，全體職工都參加！我當時躺在床上，驀地站了起來。我思想準備不及，沒想到來得這麼快，以為還要拖幾天才會處理的。

飯堂擠滿了人，支部書記宣布對右派分子進行處理。當時，出版社已揪出5個右派。宣布的方式是由輕到重，有意把我擺在最後面。前面4個右派分子處理完了，支部書記說：現在開會的方式要變更一下。他話一畢，顯然幾個早已知情的積極分子就手腳麻利，搬桌挪椅，將會場擺布成個法庭的樣式。區法院的審判員、書記員很快進入台上就座。全場肅靜，審判員站起來，左顧右盼，開口發話：“何鴻鈞來了嗎？站到前面來！”接着，她就宣讀“判決書”。判決書上列舉了一系列“犯罪事實”，並說上列事實經本庭審理完結，被告也自供屬實，判處被告管制三年。宣讀完畢，審判員問我有什麼意見。此時我已無所顧慮了，便大聲回答：“我有意見，我不服！判決書上說我自供屬實，請問，我什麼時候自供屬實的？”審判員不讓我再說下去：“你有意見現在不在這裡說了，不服，可以在十天之內提出上訴。現在你在判決書上簽字！”我拒絕簽字。她說：“我代表法院將判決書副本交給你，你簽個收吧。”我簽了“收”，她就宣布退庭，匆匆走了。但大會並未結束，繼由行政宣布，把我開除公職，強迫送勞動教養；工會開除了我的會員資格；民主促進會也開除了我的會籍。要我把工作證、會員證統統交出來。這樣，我就被剝奪得一乾二淨、一無所有了。

散會了，我回到辦公室里，將證件取出，撕下照片，拋在桌上，氣鼓鼓的，腦子裡熱烘烘的。有人來通知我，說文化局派來一部車，在門口停着，保衛科申科長也來了，叫我馬上收拾東西，把我送走。我一聽，就發了火：“怎麼，剛才不是說，我十天之內可以上訴嗎？為什麼現在就要執行，就要我走？這究竟是為什麼？我不走，我要上訴！”我的聲音驚動了一些人，他們站在窗外交頭接耳。

一會兒，支部書記來了，態度懇切，語氣緩和。他說：“你去把東西收拾一下，不過去學習一段時間，爭取把帽子摘掉，還是可以回來的。”我沒吭聲，但情緒已較平靜。他接着說：“你不要不服氣，你這個人就是個性太犟，不那麼聽話。犯了錯誤，好好認識，改了就好嘛。其實，在解放前，你和地下黨的關係，給黨做的那些工作，我們是知道的。”我轉過身去，打斷他的話：“好道，你們過去就是不承認這點，在肅反中把我當敵人整。如果你們早這樣說了，我就不會有這場禍事！”他說：“我看你還是有氣，認識還不夠。現在送你去學習，認真檢查，深刻批判，改正錯誤，不是很好嗎？我勸你，還是去的好，不要任性把事情弄得太僵。”我雖然有餘火，但他最後兩句話的分量，還是掂量得出來的——硬抗，將遭到強制執行。

終於，我上了車，由文化局保衛科申科長和出版社人事幹部孫開瓊一同押送。在車上，申科長對我說：“你如不服，可以在學習的時候，利用休息時間寫上訴。現在先送你回家，看看你愛人和孩子。”車到二十一中學門口停了下來，其時，我年僅9歲的大女兒正在校門口玩耍，見我下車提個包袱，又有兩個人跟着，她有點詫異，趕忙拉着問我：“爸爸，怎麼了？”我一陣心酸，無言以對，只問：“你媽媽呢？”她說：“媽媽在樓上家裡。”我領着他們急步走進房間，妻正在飯桌旁坐着，見我和兩個生人走進屋，她立即站了起來，我把包袱放下，對她說：“我的問題，處理了，要我馬上走。”她兩眼一楞：“到哪裡去？”我搖搖頭：“不知道。”這時申科長插話了：“送他去學習一段時間，什麼地方，他到了就知道了，可以寫信回來。現在天已黑，時間不早了，趕快拿着生活、學習用品和簡單行李走吧！”我就這樣和妻女見了一面，匆匆離開了家。

出得學校門口，申科長說，局裡有事，他不去了，由孫開瓊一人送我到解放西路勞教轉運站。途中，孫悄悄問我：“你還在生氣呀？你真的要上訴呀？”我點點頭：“是的。”她又悄悄地說：“你去學習一段時間，很快就會回來的。你千萬不要上訴，千萬上訴不得啊！”她最後兩句話，像一瓢冷水，把我澆醒了，我領悟到它的含義和分量。我由衷感激地拉着她的手，連連說：“謝謝你，謝謝你！”我斷然放棄了上訴的念頭。

到了勞教轉運站，鐵釺門一拉，我就進去了，再一拉就關上了。鐵門一開一關的聲音，驚動了門左側的一個人，他從鐵床上彎起身來，我一看，是市委宣傳部王匡時副部長，連忙招呼他，他搖頭擺手，又招手示意我過去，輕聲對我說：“我知道你要來的。”我說：“怎麼，你氣色不大好。”他說：“我剛割了痔瘡不久，現在在受優待，睡在這裡養病。”他把“優待”二字說得很重，向我微微一笑。我向右側身，見一群青年人正圍着一個人噫哩哇啦的，好像在爭論什麼。便問：“那是幹什麼？”他說：“那是一些西師學生在幫助董時光。”我又問：“怎麼，這裡面還要開鬥爭會？”他說：“這裡面要學習，也要主動檢查。”他躺下身去：“你快去辦手續吧。”

這天晚上，氣候悶熱，我被安排在二樓的地板上“休息”。我把帶去的行李打開，想拉伸睡他一大覺，但是胡思亂想，很難入睡。午夜起來小解，迷迷糊糊地向廁所走去，給武裝值勤的士兵擋住：“喂，怎麼不喊報告？”於是，我按他的指示，重新站好：“報告管理員，小便！”他微微一笑：“去吧。”他這一微笑，不知是對我表示善意，抑或自感多餘。他並沒有刁難我，是樸實的，而我則第一次感到，失去自由，方知自由的可貴。

 

（3）玉皇大帝請客——都來了

 

勞教轉運站，顧名思義，就是勞教分子的集散地。各個機關和單位把處理的勞教人員送到他那裡集聚起來，經過一番研究安排，又將這些人分別分批輸送到不同的勞教場所去，有點像勞教分子批發站。自從開始處理右派以來，這裡生意興隆，門庭若市，一批批吸進來，又一批批送出去，像走馬燈似的，絡繹不絕。

轉運站大概有兩幢相鄰不遠的樓房，一幢住宿、學習，一幢吃飯、集體活動。但兩幢樓房不能直通，要繞過街邊一段馬路。顯然是臨時性的機構。

入站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18日清晨，我在似睡非睡的迷糊中，被一陣躁動聲驚醒，從地鋪上爬起來，尾隨一支長蛇隊伍到另一幢樓房做早操、吃早飯。從街沿馬路走去，見一女子抱着孩子，和另一些男男女女，停足觀看我們。孩子問：“媽媽，他們是做啥子的？”媽媽毫不遲疑地答道：“他們都是壞人。”在馬路對面，有5、6個小學生在高聲唱：“右派右派，是個妖怪。大家說好，他偏說壞。”我們這群同類都已麻木不仁，沒有誰去理會這些，說說笑笑，揚長而過。但我心裡卻驀地閃現一念：我們已是過街的老鼠了。

做完早操，解散下來，等着吃早飯。我舉目一看，真有點意外，好多熟人呀：宣傳部的王副部長不說了，有重慶作協的作家、我的摯友劉盛亞，有美協的畫家汪子美，有在整風中一再聲言“要麼我就是標準的共產黨員，要麼我就除脫（即開除）黨籍”的重慶市文聯秘書長溫田豐，還有重慶日報的記者游仲文，等等。盛亞兄首先發現了我，急步向我走來，連呼我的名字，我們的手握在一起。好久不見了，未料到在此見面，噓唏不已。熟人見了面，拉着手，笑容可掬，都不約而同地說出一句話：“你也來了？！”

盛亞對我說，前幾天送走了一批，鍾岫他們都走了。鍾岫，就是重慶人民廣播電台的“縱火犯”楊鍾岫，我們三人是知己，我還是楊的“同案犯”。盛亞所說的“他們”，還包括四十年代的老記者、重慶電台的記者李忠祿，也是四十年代的老記者、重慶民盟的李康、舒軍和《重慶日報》的編輯楊本泉等人。這批走了的和前面提到的，都先後在《重慶日報》上點了名，已成為搞臭了的重慶“名人”，是“一丘之貉”。

一時間，我沉重的心情反而到“輕鬆”了。真是玉皇大帝請客——都來了，豈止我一個人哉。這顯然是一種政策性的措施，在劫者都是逃不脫的。但我還有一種心病，不好意思說出來。從接觸中，雖然大家都是右派，都是送勞動教養，有的並未開除，還保留公職，為什麼要在我一個人頭上動“法”，管制3年，搞得那麼重？我悄悄給盛亞談了，他稍一思索，說：“這沒有啥，反正都一樣，去他的。”也許他在寬慰我，但我仍在“反省”，是不是我在反右鬥爭中的態度頑抗，拒不認罪？我曾說把我燒成灰，我也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無怪他們說我是“羅隆基的徒子徒孫”。是不是我對“收容勞教”很反感？是不是要我去掃廁所，我把掃帚給扔了？是不是叫我去長壽湖勞動，臨走時我卻睡着了，弄得他們又用摩托車專門把我送到文化局去集中？……慢慢地我悟出了一個道理：人事幹部好心要我“千萬不要上訴”，如果我“頑固不化”，真的上訴了，恐怕就要加碼，判我幾年徒刑，送我去勞改，那將搞得更慘。於是我毛骨悚然，有點不寒而慄起來。

在轉運站，天天要學習，也天天有人主動爭取檢查，無非想博得好感，從寬發落。我是決心不檢查的，覺得人都到了轉運站，沒有檢查的必要了，如果不小心，說錯了話，還會惹麻煩，自討苦吃。我的不少熟人，也是這個態度，只坐着聽，不發言。

有一天，王匡時檢查了一個上午，的確說得好，條條是道，有事實，有分析，有批判。他最後得出一個結論：“所以我決心下去改造3年到5年，爭取摘掉帽子，回到人民行列，重新做人。”大家認為，他的檢查似有啟發示範作用。但是那個“3年到5年”，卻是好多人沒有想到的。人們認為，他是宣傳部副部長，他的話一定有來頭，絕非輕易隨便之詞，於是，難免有些懸乎起來，感到今後的日子還長哩，所謂“學習一段時間，很快就會回來”，不過是他們誆我上車好交差而已，也許他們也確實摸不清楚。

大概是4月21日吧，剛做完早操，管理員來告訴我：“你愛人和孩子來看你，去見見吧。記住，要表現得高興一點，不要流淚，更不許哭！”他的語氣倒是很和緩，不哭，不流淚，我可以強壓住，又怎麼高興得起來呢？我走上一個過道，愛人和不滿9歲的二兒子在那裡等我。孩子偎着媽媽，扁着嘴，兩隻眼睛圓圓地看着我。妻一臉慍色，手裡提個小包，彼此看着似乎都很難開口。我彎身摸摸兒子的頭：“姐姐呢？”兒子望望媽媽，媽媽開口了：“她上學去了。”妻慍色未減，她帶着責備的口氣問我：“你為啥不好好檢查，怎麼弄到這個地步？”我說：“這並非我一個人呀，都來了。你看，那邊不是劉盛亞、汪子美、游仲文他們嗎？還有鍾岫、李忠祿、李康、舒軍，前幾天送走了。”我指出這些人，都是她認識或知道的。她朝我指的方向望去，一大群人在那裡等着開早飯。她轉過身來，慍色慢慢消失了。我對她說：“我什麼都開除了，一無所有，不久將要離開重慶，你帶着三個孩子，今後會遇到很多困難。老家我還有母親和兄嫂，看來也照顧不了他們了。想到這些，我非常內疚。”說到這裡，我把手上戴的瑞士表取了下來，繼續說：“這個，我今後用不着了，留在家裡吧，你可以帶着上課。至於我自己，算是交上去了，憑命運去安排，走到哪說到哪。”她從小包里取出一雙解放牌膠鞋，是我去信向她要的。她希望我好好改造，爭取摘掉帽子。至於她問及在轉運站呆多久、將送往何處、什麼時候能夠回來等等，我都只能搖搖頭，無法答覆。我們的心情都很沉重，在我，更多的是擔憂；在她，還有幾分怨尤。孩子一會望爸爸，一會望媽媽，看得出，他明白爸爸惹禍了。

時間匆匆，妻帶着孩子要走了，我對孩子說：“好好讀書，聽媽媽的話，聽姐姐的話，要愛護弟弟。”他連連點頭，要哭了，媽媽牽着他走了。我望着他們的背影，孩子不時回過頭來，直到他們消失在過道的轉拐處。我無限惆悵，無限淒楚。我把眼淚強止住。

這天晚上，我很難入睡，想了很多。

 

（4）別妻離子去沙坪

 

大概是4月23日或24日，午睡起床，隊長說：“今天下午不學習了，一會兒在那邊大房間集合，有重要事情宣布。”一石激起千層浪，大家知道即將公布名單，快要開拔了。但是，到什麼地方，可能和哪些人一道呢？每個人都想分到較好的地方，能和較多的熟人在一塊。因為將近一年的反右，各自在單位上隔離開來，像個被遺棄的孤人，誰也不敢與你接近、談話、打招呼。這幾天在轉運站里，大家都是一路貨，誰也不厭惡誰，似乎還有交談說話的機會，不再是個啞巴，反而覺得從隔離狀態中“解放”了。

名單宣布了，一部分人送去自貢修鐵路，一部分人送去沙坪農場勞動。宣布結束，誰也記不清那麼多，都不免要互相打聽一下：“你分到那裡？”在熙熙攘攘中，盛亞兄笑笑地朝我走來：“不錯，照顧我們高知呀，把我們都分在沙坪垻農場，不離開重慶。”他顯然沒聽清楚，把地名搞錯了。我拍拍他的肩膀：“哎呀，老兄，你高興早了。哪裡是重慶沙坪垻喲，是沙坪農場！沙坪農場在西昌專區峨邊縣。今年春節前夕，我們出版社有個青年李志明就是被送到那裡去勞教，搞得哭哭啼啼才走的。”這一下，他愣住了，似乎高知不起來了。我拉着他：“我們去收拾行李，準備上火車吧。”

下午5點多鐘，一支長長的隊伍，每人背着背包，沿馬路朝菜園壩火車站出發，有武裝管理員“護送”。此時太陽尚未落山，天氣悶熱，汽車過處，灰塵揚起，大家埋着頭，默默走也默默想。沒有親人或朋友來送我們，也沒有人來給我們說聲“再見”。驀地，別妻離子之情襲上心頭，這一走，不知何時才能回來，才能和他們團聚，等待我們的將是一種什麼命運。前途其莫測兮，吾不知將伊於胡底？我想與我同行者，其感觸未嘗不是這樣。

成渝鐵路通車幾年了，過去曾因公趕過幾次火車，每次進站都是興奮地急走上車，今天卻有點異樣，看起來，它好像是個張開的大嘴，黑壓壓的，要把我們這些人統統吞掉。

車廂里，熱烘烘的像蒸籠，很難受。時已傍晚，黑幕將臨，火車啟動了。車速漸漸加快，一會兒，涼風悠悠，心情舒暢，人們臉上綻露了笑容，似乎發生的一切都過去了。

隊長講話了：在車廂里，大家可以自由活動。如果晚飯沒吃好、沒吃飽，肚子餓了，一會車上有食品供應，大家可以隨便買東西吃，但是，不要喝酒。今晚，最遲十二點要休息，而且要休息好，明天還要坐汽車到沙坪，其餘就由大家了。一時，車廂里活躍起來，驅散了沉悶的氛圍，嘰嘰喳喳似乎又可以“大鳴大放”了。

這天晚上，王匡時、董時光、劉盛亞與我圍坐一張桌子，閒談吹牛，自然，反右遭遇，又成了話題。董時光，是留美學生，解放初期突破種種難關，爭取回到祖國，分到西南師範學院做一名講師。他說：我被揪出來之後，我和那些圍攻我的學生講民主、講自由，他們不懂，聽不進去，我就住在寢室里不出去，不理他們，他們便在我的窗前安了幾個大喇叭，一天到晚大喊大叫：“董時光，低頭認罪，”“董時光，繳械投降”，搞得你心神不寧，無法生活，無法學習，也無法睡覺。據說這叫“疲勞轟炸”，轟得你頭暈腦脹。真是豈有此理！劉盛亞插話：“你過慣了美國生活方式，你談的，大概是美國的民主自由吧？這當然不對囉。”王匡時也說：這不行，不行的。我說：我已戴上帽子了，聽說你還坐着汽車去重大講演。你我滿腦袋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思想，什麼言論自由，這裡行不通，不理你那一套。劉盛亞說：批鬥我時，說我“火線入盟”，妄想借民盟之勢，篡奪黨的領導。我插話：無獨有偶，也說我“火線入會”，披掛上陣，大肆叫囂，要推翻黨的領導。其實，我們這些人，哪裡招架得住，反右一開始，只一個回合，帽子一戴，就落馬了。大家都笑了起來。王匡時對我說：你還記得不？在市委鳴放會上，你不是寫紙條要求大會發言嗎？我點點頭：對！他說：後來安排時，把你名字槓了。我說：“為什麼？”他說：“因為，你在小組的發言已夠了，已把你的名字圈上了，用不着你再發言了。”這一來，我算多少明白一點“逗蛇出洞”的道理了，並轉而問他：如此說來，你那時還是個“知情人”囉？他說；“那時我還是了解一些情況，但摸不透，不然，後來我怎麼會成‘張文澄反黨集團’的骨幹呢？而且，還說我們把你們出版社作為反黨的據點哩，我是不清楚的，你說對不對？”我說：“這可能事出有因，我們出版社是受你們宣傳部領導的，平時在編書出書的某些工作中，我們社的一些同志，譬如說我吧，需要到你們宣傳部去請示，我就找你嘛，更多的時候我就找謝予同志，和他交換一些選題和書稿的意見，請他提示提示，把把關。你看，這不就和你們的反黨集團聯繫上了嗎？”他若有所思地頻頻點頭，淡然地會心一笑。

這一夜，可以說是反右鬥爭以來，我們這些人能夠自由交談的好時機。

 

（11）老友相見，泣不成聲

   

沙坪農場在峨邊近郊有好幾個生產隊，都種有大面積的紅苕。當時提倡種南瑞苕，說是產量高又好吃，各隊已開始收挖，我們這些調來煉鋼煉鐵的人的口糧，系由場部供應，初期以大米為主，現在正當紅苕豐收之際，便改為以紅苕為主糧，由各車間派人去挖，背回來交稱計賬，五斤紅苕抵一斤大米，按這個比例吃飯。因此，我們打柴組也曾去挖過幾天紅苕，這個勞動要比打柴輕鬆，苕地就在不遠，隨挖隨背，路也好走。有時還借來耕牛，把苕箱犁翻，更是好掏好撿，干來輕巧，而且還可多吃，算是一種“優待”。所以很多人都想向廚房靠攏，幫炊事員打點雜，撈一點“油水”。

有天中午，正當我掏完紅苕，準備收工回去吃午飯的時候，一個很熟的聲音把我喊住了。我回頭一看，原來是我們出版社的校對李志明，他站在上面一塊紅苕地里，滿臉笑容，顯得很結實，滿有精神的。他就是今年春節前夕，經出版社送來勞教的那位青年人。我們在文化局同事，又同時調到出版社工作。我們相向疾步到地邊握住手，好高興啊！他說：“我看見你好久了，因為正在勞動，沒敢叫你，你什麼時候來的？”我說：“你走了之後，我們幾個右派的日子就一天天緊了。我們是四月十七日處理的，有的降級，有的撤職，送農村監督勞動，只有我一個人搞得很慘，判管三年，開除，強迫送勞動教養，所以就到沙坪農場來了。”他說：“說句老實話，我知道你抹不脫，一定要取重的。肅反時，我在文化局打字，見到你的材料，他們就想抓你的，但因為沒有根據，後來就沒動你了。你知不知道，我有一條罪狀，說我與你這個大右派勾結很緊，向你提供子彈，向黨猖狂進攻。你看，這是不是活天冤枉？當然，我們兩個比較好，比較接近，這是事實，但是，我怎麼敢把那些機密材料告訴你喲！”我說：“這些事，一時說不清楚，該不是給我寫了些糊塗賬？以後看吧。”我們只能匆匆談幾句話，準備分手，他忽然想起什麼，轉回頭對我說：“告訴你，姚江屏也來了，就在坡上不遠，搭有一個棚子，他在負責挖紅苕，我見過他，他問起你。你吃了中飯，悄悄溜上去看看他，你們是老朋友啊。”

這個消息讓我“喜”出望外，我明知可信，偏要多問一句：“真的呀？”他一笑：“未必我還騙你嗎！你看你那副高興的樣子哦！”我們揮手而別。

我抓緊吃完午飯，悄悄給小組打個招呼：出工時我直接到苕地去。我迫不及待，三步當兩步走，很快爬到那快苕地，果真有個棚棚，外面坐着兩個人，一問，說他在裡面。我走進棚子，他正在一張臨時桌前坐着，埋着頭，在紙上填寫什麼。我邁過去叫他一聲：“江屏！”他一抬頭：“呀，鴻鈞！”兩雙手緊緊握着，久久不放，感應着心靈的顫抖。我們一年多未見面了，惦記、激動、感傷之情揉在一起，兩雙紅潤的眼睛，顯示出無限的內心之苦。終於，我們流淚了，嗚嗚咽咽，泣不成聲。他招呼我坐下，我們這才相互打量，嘴角露出一絲苦笑。他問：“你怎麼樣？”我把手一攤：“你瞧，我們不都是這副狼狽像！”

他從口袋裡摸出半包煙，遞給我一支。我接着一笑：“你還有煙抽？”他也一笑：“你大概餓煙了吧？”我點點頭，馬上大抽起來。我向他簡單談了一點劉盛亞、汪子美、李忠祿、楊鍾岫的情況，因為大家都是四十年代的老朋友。他說，他只聽說朋友們大多送走了，但具體情況毫無所知，不免掛心掛腸的。我感到有件事必須向他談談，以表示我的不安和歉意。我說：“前不久，阿鳳（我愛人魏文鳳）來封信，提到珂琳（他愛人王珂琳，也是右派）帶着小兒子去找她，希望把小兒子付託給她，代為照料管管，阿鳳沒有同意。我回信去說了她，認為她沒處理好，無論如何，該把小兒子收下來。”他截斷了我的話：“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不但小兒子解決了，媽媽也解決了，你放心吧。其實，這個問題不能責怪阿鳳，她一個人帶着三個孩子，也困難吶！哎，她媽媽還在不在你那裡？”我說：“不，去年就送到北京去了，阿鳳有個大兄弟在北京。”我與江屏是知交，常有來往，家庭情況也彼此了解。解放前，他，楊鍾岫和我，都在重慶《新民報》作記者，與《新華日報》的同志密切聯繫，互相配合，向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鬥爭。他是民盟盟員，工作很積極，不惜冒險，做得很有成效，曾遭到國民黨特務的跟蹤、追捕，也坐過牢。想當年，看今朝，此情此景，他的包袱似乎背得更重。

難得的偷偷一見，又須匆匆分手。臨別時，他把剩下的煙塞進我的口袋裡說：“你拿去抽吧。”我問：“你呢？”他笑笑：“我想得到辦法。”

 

（26）調寧南鉛鋅礦，董時光死了

 

……喜德四周幾個築路勞教人員大隊大改組的時候。隊部宣布停工，清掃工地，整裝待發。我們一批人調到寧南鉛鋅礦。該礦派來接人的幹部已到，並招集我們講了話，說寧南鉛鋅礦很好，居住條件不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生活也很安定。這次調動是步行，要走好幾天路，要求大家輕裝，在思想上作好準備，叫大家將不急需的東西打包捆好，貼上姓名，留交隊部用汽車運來。大家聽了，半信半疑，喜憂參半。因為經驗告訴大家，只有到了寧南，才能見分曉。這時節大概是1960年的11到12月份之間。

這天，終於出發了。大概下午五點多鐘，走到冕寧縣屬的一個什麼鄉停下來，住人民公社的一個大涼棚及其附近的地方，各隊調寧南的人都集中在這兒，人很多，沒法睡覺，靠着背包過夜。傍晚，一位幹部來點名，不斷地叫着：“董時光，董時光！”沒有人答應。有人說他來了的，在那邊歪角落裡。我問身邊的人：“是不是重慶那個董時光？”他說：“是的，你看嘛，在那邊角角蹲着，勾着腦殼那個就是。”等幹部點完名走了，我悄悄走到他身邊，拍拍他的肩膀：“老董，老董！”他抬起頭來，臉上那副眼鏡已經摔壞，用膠布粘連起來，神情顯得病態，萎靡不振，呆呆地把我看着。我問他：“你還記得我，認得我嗎？”他點了點頭。我又問：“盛亞呢？他在哪裡？聽說他出了事，你知不知道？”他把頭搖了搖，一聲不吭，又垂下了頭。我無法再問下去，趕快回到自己的位置。然而，心情很不平靜，十分惆悵：他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這一夜在迷迷糊糊中度過。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繼續開拔，目的地是四、五十里路遠的瀘沽。這天是個好天氣，陽光照人，田野開闊，路也好走了。下午四時許，就到了瀘沽。瀘沽住戶較多，市面比喜德寬廣，但僅一瞥而過。我們被安排在不同的地方，幹部指定我們一批人在一個客棧住下，真巧，其中有董時光在內。當我們進入客棧時，工友正在那裡打掃屋子，我們便在天井下面四周坐下休息。我有意靠近董時光，想再藉機向他探詢作家劉盛亞的情況。然而，我還是失敗了，他硬是一言不發，我也無法敲開他的嘴，更不敢逼着他開口惹來麻煩。失望之餘，看着他那副沉悶而沉重的樣子，真不是滋味。可惜那天晚上我和他並不住在一個房間裡。第二天一早起來，聽他們同屋的人說，昨夜董時光發病了，很危險，用汽車送到寧南去了。在途中，我們獲知，送到寧南的第二天，董時光就去世了。真難預料，一個奔回祖國，正當盛年，應該有所作為的人，竟這樣匆匆結束了他的一生。但誰又敢說一聲“可惜”呢？

（節錄自作者長篇自傳遺稿《憂憂歲月》，由其子女提供）

 

 

我被“算老賬”打成右派

 

林定恕

 

編者按：本文作者林定恕，浙江慈谿人，1932年生於杭州，1949年6月在上海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年底隨軍進入重慶，被分派到北碚軍管分會文教接管部。後任中共北碚區委宣傳部宣傳科副科長。1956年作為調干生考入四川大學，旋因患病休學回家。1957年大半年在住院和養病中度過，沒有參加任何政治生活。因其提出要求退學的申請得到批准，8月由重慶市委組織部另行安排到市委黨校任教。因初到一個新單位，在有關會議上也基本上沒有發言。可以說整個反右派運動中，無論是在原單位北碚區委宣傳部，還是在四川大學，還是在重慶市委黨校，都沒有任何“鳴放言論”，按說他應該幸運地躲過了“反右”大劫。然而，誰也想不到有人要“算老賬”，而這“老賬”主要是“反對領導”和“反蘇”……

 

當時，我絕對想不到，災難已經臨頭。因為九月初調我到市委黨校，十月下旬還認為我屬於積極分子，至少讓我覺得，黨組織還並不認為我的思想、言行是右的。雖然我對反右派鬥爭後期的那些搞法，實難恭維，但也僅只是內心的疑問，拿不準，沒說。我當時還挺心安理得哩。

突然，十一月六日，組織科通知我，市委組織部決定調你回北碚。問：什麼時候走？答：“馬上走。北碚區委來了人，他們有車來，等着接你回去。”很明顯，已發生什麼事。但我總是自我安慰，無非要我去說清楚什麼事。但梅子（註：作者的妻子）很敏感，意識到要出事，但沒有對我明說，卻堅持要陪我一道回北碚。我們簡單整理了一下衣物，帶上孩子，就上車回北碚了。

到北碚，我們被安置在天生路旁一幢黑色磚牆房子的二樓上住下，被軟禁起來。原軍管會文教接管部的房子就在街對面，想起當年赤誠無私地為人民的解放和共和國的建設而奮鬥的崢嶸歲月，如今莫名其妙地被剝奪了人身自由。捫心自問，即使有這樣那樣的缺點或錯誤，總體上無愧於這個時代，是不是遭遇了歷史的誤會？

北碚區委機關第一支部的書記來了，是一位在北碚玻璃廠生產改革工作隊共事過的老熟人，此時顯然要同我劃清敵我界限了。他板起面孔，打着官腔發“指示”：在反右派鬥爭中揭發出來，黃紹群（註：北碚區委宣傳部教育科副科長）問題嚴重，其中涉及到你，你要好好檢查交待。黨的政策你知道，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墜入五里霧中，不知道黃紹群有什麼右派言行，同我有什麼關係。

十一月八日，通知我參加會議。我鄭重其事地帶上筆記本，恭恭敬敬提前赴會場。順便說一句，這本筆記本對於我可以說是無價之寶，從這天起直至一九五八年三月六日宣布處理，記錄着對我進行批鬥和處理的全過程，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在這個歷史劇中是如何表演的，都原原本本地反映在上面。梅子是個有心人，由於她精心藏匿，經歷二十多年的波折，包括“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許多東西都被查抄了或者毀了，但這本筆記本至今還保存着。它現在對於我寫這段回憶錄，是最詳盡的客觀材料。不過，在我看來，所有當事人以及他們的表現，歸根到底無非都是那個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現象形態。在這台歷史劇中，張三不上台演那個角色，還會有李四上來演出的。所以不該與具體的人計較。然而為了真實地反映那段歷史場景，總不能不如實地記述各個角色的台詞，於是隱去了某些人的真實姓名。

會場設在區委（藍莊）進大門左側的會議室（原為機關食堂），外面牆上貼滿了大字報，都是揭發、聲討區委機關里的右派分子的，有關於黃紹群的，秦濤的……。這次會議名義上叫“大鳴大放”座談會，實際是藉此引出我的“問題”，並提上綱，拉開後續的一系列批鬥會的序幕。這都是事先策劃好了的，我在民主改革、“三反”、“五反”中都曾參與過這類策劃。那位支部書記主持會議，點名要我發言，說“幫助領導幹部整風”。此時還有什麼可說的呢？非要我說，我就只能應付，對宣傳部的那位副部長和組織部王副部長作風不夠深入的事，輕描淡寫地說了幾句。接着與會者就向我“開火”了。不過，就像演戲一樣，畢竟是序幕，只是點出所謂“問題”，尚未無限上綱。有些意見是對的，比如不少同志說：“林定恕同志（這時尚稱同志）驕傲自滿比較嚴重，說話指手劃腳……”，“用語尖酸”，“自以為了不起，年輕有為”。有些意見雖誇大其詞，作為“聞者足戒”吧，也可以接受，如說“林定恕同志名位觀念非常嚴重，要去上大學，成名成家”，“說在現在這種工作崗位上，再干十年八年也當不了一個地級幹部”；“報考大學時對工作很少管”；“宣傳部里自由主義議論很突出，在辦公室里，飯堂里都談，議論國際問題、政策問題，你林定恕和萬岡可以說是主角”。有些“積極分子”點出的問題有點根據，可以說事出有因，如說：“你在黨代會上表現出對領導有意見，說黨代會（選舉）不民主，（給中央）寫的信中說，只能按上級規定的（候選人）劃圈圈，這三點是林定恕的論點”；“你在選票寫保留意見，在選票上留下了歷史紀念。”；“你對蘇共中央赫魯曉夫不滿”，“為莫洛托夫鳴冤叫屈”，說“赫魯曉夫是否也有個人崇拜”；“你議論我們宣傳部某部長及其他領導同志”等等。有些“積極分子”提的一些意見，雖非大事，卻是歪曲甚至捏造的，如說“你檢查到社會主義新農村展覽的標語沒有搞好，就對某人發脾氣，罵他混蛋”；“對某部長不尊重，自作主張召開基層支部書記會議。”；“說報考大學，報了又不考，就要賠償損失。威嚇別人。”等等。

最後，那位部長和支部書記分別作總結性講話時，不再稱“同志”了，擺開架勢，“上綱”了：“黃紹群是一個黨內的右派分子，主要問題是：一、反領導；二、黨代會上反黨，有個反黨小集團；三、反對蘇共，破壞中蘇團結；四、對黨對幹部玩兩面派手法。”“有些問題牽涉到林定恕，問題比較嚴重。有些問題分不清楚，是你講他傳播，還是他講你傳播。反正主要角色是黃紹群和你，要老老實實檢查交待。”

開始階段，我確實想實事求是地說清楚事實真相，並從思想上解剖自己，爭取理解。我的檢查分四個部分：一、驕傲自滿，狂妄自大，自以為是，包括表現在對部分領導同志不夠尊重；二、參加區黨代會在選舉問題上片面強調民主，並犯自由主義；三、人生觀問題上有二重性，小資產階級出身，過去受資產階級教育，參加革命後接受馬克思主義，處在自我改造的過程中，有進步的一面，也有未改造好的一面，如有資產階級名位思想和資產階級民主自由觀念；四、思想、生活作風方面的問題。

十五日下午二時開大會，那位支部書記主持會議。我作完檢查，他就說：“不僅僅是一個驕傲自滿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思想問題，應該從政治立場上來考慮。請大家發言。”

這一下開了鍋（其實是事先安排好了的），一個個發言，開場白都是“態度抗拒”，“避重就輕”，“不老實”，“實際是繼續放毒”，“是不是想要來幾個回合”。甚至有個別人為表現自己“積極”而放開喉嚨罵人了，“還在檢查什麼個人英雄主義？什麼英雄，實際上是狗熊！”然後，揭發“反黨事實”：

“攻擊污衊領導”——說某部長當部長不行，當個科長還可以；劉書記不懂工業管理；組織部王副部長是睡大覺當部長的。

“黨代會上搞反黨小集團”——選舉問題（指我們在區黨代會醞釀候選人時，就領導上擬定的候選人名單提出了個別調整的意見）；給黨中央寫信問題。

“攻擊污衊蘇共中央”——攻擊赫魯曉夫；反對蘇共中央對馬林可夫、莫洛托夫的處理。

“大鳴大放中與右派相呼應”——說張校長“語言的不清楚反映思想的不清楚”以及那首打油詩。

此外又引伸出了一些蓄意歪曲的甚至憑空臆造的東西，例如說黃紹群、林定恕就在一次部務會議上一唱一和污衊“部天下”，與資產階級右派污衊“黨天下”的謬論同出一轍。其實事情是指：一九五五年宣傳部的一次部務會議上討論到要召開一次農村宣傳教育工作會議，區委領導沒同意。與會者有些牢騷，說工業部管工礦，農工部管農村，要開個會就開，宣傳部就不行。據揭發者說，當時黃紹群插了一句“工礦是工業部的天下，農村是農工部的天下。”林定恕應聲附和說“宣傳部要召開街道、學校的宣教會議還是比較容易，那不就成了宣傳部的天下了。”且不說兩年多以前是否說過這樣的話，記不起來，即使說過，其涵義與“黨天下”之說也風牛馬不相及。但是根本不給我澄清事實和申辯的機會，心裡難受，有時就禁不住苦笑。這又引起不滿。早在批鬥黃紹群時為了自保而從所謂“反黨小集團”里“起義”的人（以下簡稱“起義者”）站起來揭發：“林定恕不老實，有兩種手法：第一個手法是一再表白自己，矇混群眾。利用群眾過去對他的錯誤看法，企圖矇混過關。現在大家眼睛擦亮了。第二個手法是壓，楞別個一眼，或者輕蔑地一笑，態度是威脅性的。今天的檢查用了很多美麗的詞句，仍在宣揚自己。檢查是不痛不癢的，對某部長一貫的蔑視和敵對情緒，沒有談出來。說某部長工作不深入，下廠半天就轉回來了，這是在黨代會以後說的。黨代會候選人問題，我到閱覽室看書，黃紹群和你從那裡出來，說我們去醞釀了來，而且你的名單上做有記號。這證明你們是有計劃有預謀的。現在一切假象都要揭開。”

“起義者”揭發的最後一點似乎成了鋼鞭材料，印證真有那麼一個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小集團。於是引起會場上一片吼聲。但是也有一些人沉默無言，或許認為那算不上什麼鋼鞭，因為是主席團在大會上布置要代表們下去醞釀候選人的，參與醞釀議論者多得很，能算反黨活動？至於在發給代表的候選人建議名單上打上〇、×、？等符號，標記看法，有何不可？能證明有什麼陰謀嗎？有一位同志發言比較冷靜，看來是認真聽了我的檢查的，抓住了“要害”，那是原北碚地下黨的老同志，矮個子的老蕭，他說：“林定恕承認了一些事實，……但是有所恃而無恐，一是沒有政治企圖，二是大鳴大放以前的問題。不過反黨本身就是目的，以前的問題只說明你反黨是一貫的。”老蕭最後的那句判斷是空洞的抽象，顯得強詞奪理，但畢竟指出並變相肯定了那兩條基本事實，難得。那位支部書記又作結論了：“今天還沒有大量揭發，主要是批判了態度。辯論還要繼續下去。……”

第二天，批鬥會繼續了一整天。會場外貼滿了針對我的大字報，“剝開右派分子林定恕的畫皮”啦，“揭露林、黃反黨小集團的罪行”啦，“反蘇——帝國主義走狗”啦，“警告林定恕，頑抗沒有好下場”啦，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會議在繼續所謂“打態度”的同時，以揭發批判為名越來越離譜地強加所謂“反黨事實”。一種是有人先從我確實說過的話作分析推論，隨後人們把那個推論認定為我說過的反黨言論了。比如，在北碚玻璃廠生產改革期間，關於一次高溫玻璃質量事故如何調查分析的爭論中，我曾對劉副書記提過意見：“劉書記怎麼不聽我匯報完，就下斷語？”黨代會小組會上又提過意見：“劉書記分管工業，不懂廠礦工作的特點，又不深入實際了解情況，許多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劉書記要負主要責任。”經推論，變成了“劉書記主觀，不懂工業，不能領導。”再進一步，又變成了“整個工礦工作是劉書記的問題”，最後就強加為主張“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右派言論。二是先篡改，後推論，再強加。比如，對莫洛托夫的處理，我說過“令人痛心！”有人把“痛”改為“寒”，然後說“林定恕說參加革命寒心”；閒聊時我說過“賀龍同誌喜歡打球”，被改為“賀龍同志只喜歡打球”，進一步又變成“賀龍同志是老粗，只能管打球”了。三是，張冠李戴或者捏造，反正憑口說，不必查證。不少“揭發”出來的所謂我幾年前說過的話，怎麼回憶都沒有印象，而且是不可能說的。比如說“恩格斯晚年昏憒了”，區兵役局“左局長蛻化了”等都是強加的。然後在上述基礎上拔高，一是在所謂“有計劃、有目的、有組織的反黨陰謀活動”上做文章，把黨代會醞釀討論候選人名單和對候選人問題上的不同意見，說成“有組織有預謀的要搞掉一批人，整臭一批人”。二是從“反黨的一貫性”上羅織罪名。為把“反黨的一貫性”向過往推延，那位“起義者”起來揭發：“林定恕在‘三反、五反’時就反黨，說打出許多假老虎來與打虎下指標、搞逼供信有關。‘五反’時，我們開會鬥爭‘民利權’（企業名）的老闆。你來看了，說‘那個，像走過場’。你污衊‘五反’！”；為給所謂“反黨的一貫性”延續至今補充根據，有人捏造說“林定恕在川大讀書時污篾這個教授那個教授不行”（檢舉人說不出所謂被“污衊”的那些教授的名字來，大概怕露餡，不好臆造姓名吧。其實，當時我讀大學一年級，學基礎課，都是講師上課，還沒機會見識教授哩！）。

為了寫這一節，重讀當年筆記本的記錄，心情特別沉重，有時候痛苦得讀不下去，晚上睡不着，腦子裡盤旋着一個問題，“左”的狂熱怎麼會把人性扭曲到如此程度！不過，冷靜下來想一想，覺得也可以諒解。在當時那種形勢下，不“劃清界限，站穩立場”行嗎？那位直心腸的貧農的女兒、地下黨的老同志張邦琇，就因為在發言開始時說“從我內心來說，很不願意你成為右派。但是……”被認為是同情右派，挨了批，後來被劃為中右分子。

第一波批鬥會告一段落，那位支部書記作了“概括”後又發“指示”：“你反黨的問題，時間這樣長——四年，應該與當前聯繫起來，開展無情的思想鬥爭，把這一次作為一個轉折點。你怎麼入黨我不清楚，但是那不是個轉折點。”我聽了心裡陣陣作痛，簡直是對我從十五歲起一直追隨共產黨的一片赤誠之心的侮辱，我實在想不通要我“轉折”到那裡去？轉向說假話？轉向當“兩面派”？

情況很明顯，結論已經內定了，任何申辯已無濟於事。這期間，恰恰又發覺梅子懷孕了。怎麼辦？梅子看到我的精神幾乎要崩潰，她也很痛苦。但是她勸解我：“一定要活下去。今後做一個普通老百姓，我們好好過日子。”梅子的關愛給予我很大的精神支撐。沒有了後顧之憂，我鎮定了。我想來想去怎麼才是真正對黨的事業忠誠，順着說假話是忠誠嗎？不，還是要實事求是。思想批判從嚴，上綱上線，“加大帽子”，可以，但事實不能歪曲。對於事實和所謂意圖，堅持有就有，沒有就是沒有，不能大包大攬。於是，我準備再檢查。

十一月二十二日，開始了第二波大批鬥。上午由我作檢查。主持人表態：“一、承認了基本事實；二、承認了是政治問題。但是不是心服了呢？還要繼續分析。”二十二日下午和二十三日全天，又是聲嘶力竭的批鬥。開始集中於攻擊“沒有交待什麼新事實”，“沒有檢查當時的思想動機”，“大帽子下開小差”。這是在預料之中的。本來我在思想感情上就不存在反黨的念頭，何來反黨的動機？批判者們從我在區黨代會前後整個經歷過程中也沒能找出可自圓其說的“反黨動機”來。於是只好借用“以資產階級思想改造黨”的抽象概念來籠統定罪，說：“黨代會上林定恕是否有個人企圖問題——把個人的意見強加於人就叫個人企圖。你和黃紹群就是在想改變宣傳部”。接着又集中在“反黨的一貫性”上做文章。竟至說“你是個徹頭徹尾的右派，頭在踏上政治生活的時候，而尾在今天的會上”；“你是混進黨來的間諜，內奸”；“表面上看來你是擁護黨，但本質上是反黨，你工作上做出成績是為了獲取領導的信任，更好地進行反黨”。

總之，一切都是“反黨”的！開始我想不通，也不理解為什麼要扭住“反黨的一貫性”做文章，後來從一位初級組理論教員的發言中才明白了其中玄機，因為沒有這個“一貫性”定不成“右派分子”，大概是深挖右派的文件中有那“一貫性”的界限吧，不過我沒有見過有關文件，只是猜想而已。其實區委劉副書記等主持反右的同志在把我弄回來之前早己把我算在打擊對象的指標之內了，結論已定，只待裝材料，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正如有位“積極分子”威脅性地說的“就是你不承認，仍然可以作結論”。既然如此，何必費那麼多口舌反覆批鬥？哦，原來並非想幫助人們弄清是非，只是為了把你“搞臭”，肅清“影響”，使之“孤立”！

會議結束時，那位支部書記提出要求：“對同志們提的所有意見應該深入的作思想鬥爭。不能把別的同志的意見隨便抹掉。”（言下之意就是只能承認，不能申辯）。“着重檢查：一、反黨的問題是不是一貫的？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二、黨代表大會的反黨小集團問題，你與黃紹群是否反黨聯盟？三、反蘇問題。四、什麼造成你反黨？動機。”

我知道已經不可能期望主事者們會實事求是了，但竭力克制自己，態度誠懇委婉，立足點仍堅持思想批判從嚴，對違背客觀事實的東西決不違心認同。

十一月二十八日，颳起了第三波批鬥風暴，直至三十日，連續三天。

二十九日上午由我再作檢查，最後我坦率地說，有些問題沒有搞得通，既然是大是大非問題，我不願意含糊，請同志們批判幫助。好傢夥，這一下子不得了，污水全都潑過來了。

二十九日下午一點五十分，我到達會場，看到一副對聯：

三萬天，苦鞭策。不甘碌碌無為。立大志，獨揭宇宙秘密。光宗耀祖，有口皆碑，流芳百世。敢笑若輩覓官苦，怎及俺謀意深遠！

曾幾時，驚幻夢。竟犯累累罪行。成楚囚，群起聲討叛逆。身敗名裂，兒孫咒罵，遺臭萬年，愧對人民悔恨遲，方知愚頑見識淺！

我至今還不知道這副對聯是那位秀才寫的，也不便問。我看那上聯還有點意思，如果把第三句里的“獨”字改成“欲”字，第四句的“光宗耀祖”改為“著書立說”（即使不自誇為“強國為民”），倒基本反映了我當年的思想和人生追求。至於下聯則全屬於辱罵，而且連當時批得那麼起勁的事都沒有點到，使上下聯全然缺乏內在聯繫，不知道那位秀才心裡是怎麼想的。

二十九日下午和三十日一整天，除了厲聲斥責和威脅恫嚇——“三次檢查，一次次的不老實，一次不如一次”，“繼續頑抗，很危險，你要好好考慮後果！”等等之外，開展了所謂“說理鬥爭”即強詞奪理的大批判，那些鼓吹專制主義的奇談怪論，離馬克思主義十萬八千里。我想，如果馬克思在天有靈，一定會怒髮衝冠；如果毛主席能聽得到，也會因為這些“左”派不認真學他的著作，滿口胡說八道而感到悲哀的。我有機會領教這些“理論”，真夠榮幸！且看那是一些什麼“理論”。

從十一月八日到十二月十日，由那位支部書記主持，對我進行了三波大批鬥和最後一次“定性”會議收場，歷時一個多月。從歪曲、捏造事實到羅織罪名，從斷章取義到無限上綱，從責罵恐嚇到鼓吹專制主義的邏輯，真是把“左”的愚昧表現得淋漓盡致。

首先，關於我檢查我的人生觀具有二重性的問題。兩位初級組理論教員和幾位干將，還算是區委宣傳部搞理論教育的，竟然說“人的人生觀有什麼二重性？我沒有看到過。”“二重性就是二元論，我們是唯物主義一元論者。”哈哈！把唯物主義的一元論同辯證法的矛盾統一觀點混淆起來，對立起來，公然否定毛澤東的“一分為二”的觀點。批鬥會上反對具體分析具體事物，真的是形而上學盛行。要是按他們自己慣用的“邏輯”推論，否定事物的“二重性”就是反對“一分為二”，反對“一分為二”就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黨，……那又該當何罪？

最可悲的是鼓吹專制主義的邏輯。我把它概括了一下，其基本的“推理”公式也是“三段式”的：與某人有不同意見就等於反對某人，對某領導人（且不論大小）有意見就是反對領導；黨的領導是具體的，是通過具體的領導人實現的，反對具體的某領導人就是反對黨的領導，就是反黨；反黨就是反人民，反社會主義（不管當時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否正確，是否符合人民的和社會主義的利益）。於是我對劉副書記提了一點意見就是反對區委劉書記；說了那位副部長的缺點就是污衊攻擊了部長；甚至聽了報告下來談感受，其中說到報告者的特色，如說“任白戈同志作報告不打稿子，講得生動，但是扯得寬。”“辛易之同志作報告政策性強，但不夠生動。”也被定為惡毒攻擊市委領導。而所有這一切按上述三段式都歸結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會上有一位批判者就曾責問我：“你有什麼權利來評論領導同志？”唉！真是太受“教益”了。在堂堂的共和國里，大大小小的領導者都成了專制的族長了，對他們是不准批評的，即使並非貶義的評論也不行。於是，除了歌功頌德，阿諛奉迎的話以外就免開尊口。後來的許多歷史事件表明，它的流毒甚廣，後果嚴重。真心話聽不到了，庸俗的吹拍之風，說假話之風盛行起來，而那些“領導者”則勝利沖昏頭腦，真以為自己是至高無上，無所不能的了。從此飄飄然起來，幹了許多唯意志論的蠢事。君不見“大躍進”中假話吹上天；“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政治帽子滿天飛，說真話的倒大霉；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則走到極端，不僅對說實話者動武，甚至被槍斃，包括不少“反右”運動的領導者和急先鋒也深受其害，被同樣的邏輯所打倒。這真叫做“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按專制主義邏輯的推導，民主集中制也被徹底扭曲了。按毛主席的經典定義，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那末，民主還是基礎嘛！集中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上層建築。沒有民主，何言集中，那“集中”不是變成專制了嗎？我們在區黨代會醞釀候選人的時候，就領導上擬定的候選人名單提出了個別調整的意見，本來這是代表的起碼的民主權利，卻不讓在會上講。因為對區委的作法不滿意，有疑問，寫信向黨中央組織部反映，這也是黨章明文規定的黨員權利。可是時隔一年多之後都被批判為反對民主集中制，斥之為“反黨”。說什麼“首先要知道黨內的民主是什麼樣的民主？是在集中領導下的民主。”“領導作了決定之後就必須服從。你們服從了嗎？沒有。”“這是破壞黨的團結和統一。”“候選人名單是經過市委批准了的，你要改變，這不是反對市委嗎？”“區委不是壓制黨內民主而是制止你們的反黨活動。”“你們為什麼直接給中央寫信，說明你們眼裡根本沒有市委、區委。如果中央不同意你們的看法，你們還會反對中央！”“你們在黨代會上扮演了反對派角色，同托洛茨基反對派一樣，性質就是右派猖狂向党進攻。”說了一大堆，其實只有一個意思，就是只要集中，上面怎麼說就怎麼做，都當馴服工具，不允許有不同意見。在用人問題上更是如此。那末，何必要進行選舉呢？那不是裝樣子的麼？

更荒唐的是把專制主義邏輯推廣運用到國際關係上去，奉赫魯曉夫為主子——國際的領導，也不准議論。有一位平時看來很斯文的同志首先發言：“關於蘇聯的問題也是個政治問題，林定恕的言論不利於中蘇團結，破壞中蘇團結。中心點是反對赫魯曉夫，不是與人為善的態度，而是挑剔缺點。”（哈哈！真妙！）。其他一些人不甘落後，紛紛起鬨：“你對蘇共二十大的決議不滿意，對赫魯曉夫不滿意。你究竟是在維護國際主義呢還是反對國際主義？”“你自己站在反黨立場上，所以認為馬林可夫、莫洛托夫不是反黨，而只是意見分歧。你與蘇聯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立場是根本對立的。”“攻擊赫魯曉夫就是攻擊蘇聯，你成了帝國主義分子在黨內的代言人。”“你說，看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硬是要靠我們黨來掛帥了。這完全是站在帝國主義立場。”那位支部書記做出“結論”說：“從政治態度來看，在蘇共二十大以後，你作了反蘇反共的應聲蟲”。綜觀批判者的邏輯就是：對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的作法不滿意就等於反對赫魯曉夫；反對赫魯曉夫等於反對蘇共，等於反蘇，等於反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後，連擁護中共中央的話也算是為帝國主義代言，成了帝國主義的代言人。批鬥會上的幹將們把專制主義邏輯運用到極端，結果自己難脫“反黨反毛主席”之嫌了。他們不讀書不看報或者沒有讀懂，不知道或者為了整人裝着不知道當時黨中央和毛主席早已經在批判赫魯曉夫了。如果說，他們在否定民主、執迷於集權這一點上與毛澤東後期的觀點還有些聯繫的話，那麼，在對待赫魯曉夫和當年的蘇共中央的問題上就與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是完全背道而馳的了。就在當年十月九日，毛主席在八屆三中全會上講話時就講到：“這裡順便說一點我們同蘇聯的不同意見。首先，在斯大林問題上，我們同赫魯曉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麼不像樣子，我們不贊成。因為搞得那麼丑嘛！這就不是你一國的事，這是各國的事。我們天安門前掛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勞動人民願望的，表示了我們同赫魯曉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給他三七開嘛！斯大林的成績算它七分，錯誤算它三分。……還有和平過渡的問題，我們同赫魯曉夫他們有不同的意見。我們認為，無論那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要有兩條：第一條，和平；第二條，戰爭。……你說一定是和平過渡，那跟社會黨就沒有差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77頁）

現在來看，我當年對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的看法不是右了，而是“左”了。原因是對斯大林的迷信很深，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應該反省，但決不是像那些批鬥干將那樣不辨是非地進一步往專制主義的極端上走。

反右派運動及由此盛行起來的專制主義邏輯導致新中國建立以來的大好形勢發生大逆轉，可以說是歷史的大倒退，後續二十年愈演愈烈的“左禍”雖然在此前已有發端的明顯徵兆，但正是此時才形成了使整個局勢急轉直下的一個決定性的轉捩點。我的人生道路在歷史的漩渦中發生了一次大轉折，經歷了二十二年漫長的政治煉獄，耗盡了我一生中腦細胞最活躍，精力最充沛，最可能幹成一點事業的寶貴年華。但是，相比之於整個社會所遭受的災難，我個人所受的損害算不了什麼。但願我的可愛的祖國從這個慘痛的教訓中清醒地、堅強地站起來，徹底擺脫政治蒙昧，走向民主，走向文明，走向繁榮。

（節選自作者長篇回憶錄《從歷史的漩渦中過來》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