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 （交流文稿） 2010年 6 月 25 日

目    录

【左手按住“Ctrl”键 + 鼠标点击篇名选择】

走投无路，重返劳改营（王开泰回忆录节选）…………………………………2

何鸿钧自传遗稿（节选）                   …………………………………14

我被“算老账”打成右派（林定恕）       …………………………………21

康捷最后的党费（蒋仁德）               …………………………………27

一生磨难志不衰（严家伟）               …………………………………34

一个二次自我申请教养的老右（赵文滔）   …………………………………42

流水落花春去也（卓济贤）               …………………………………44

寻找父亲的“右派”档案（黎建楚）       …………………………………45

处境忧思录（倪艮山）                   …………………………………46

石曼“毒草”作品选                     …………………………………46

巴山蜀水是我故乡（万耀球）             …………………………………48

网上信息选登：反右数据库组建竣工永留史实 ………………………………49

资料：重庆市南岸区反右派运动资料一组   …………………………………49

读者来信（信息反馈）选登               …………………………………50

重庆反右派运动部分受难者名录（续录）   …………………………………52

 

走投无路，重返劳改营

 

王开泰

 

编者按：王开泰，山东高密人，1945年17岁时参加八路军，战争年代负伤致残，进军西南后转业，1957年在重庆市五一技工学校任教务科长时与校长意见分歧被打成右派，1958年3月被开除中共党籍，撤职降薪送农村劳动。因去北京上访申诉，被抓回开除公职，押送劳教。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之后，于1960年7月在四川乐山中川钢铁厂（劳改营）“摘掉帽子”，解除劳教。然而，他在返回家乡时的遭遇及当时的形势，竟逼迫他不得不“自愿”重返劳改营……

 

1960年9月11日，我向丁干事提出回重庆养病的请求。此时，我仍住在集训队，不过，身份不再是劳教分子了，而叫做“就业职工”。因身体虚弱的原因，队长叫我暂时当“病号排”的排长，一边休息，一边管理病号们，做点力所能及的劳动。黄队长还专门向伙食团打招呼，给我打单份的饭菜吃，单份的饭菜份量足，没有克扣，但实际上是克扣得少点的，我多吃点，劳教人员就自然的少吃点。当时全队只有我一个“就业”人员。

一天，全队吃菜包子，在那个年代，这是个了不起的“享受”，黄队长叫炊事员悄悄拿了三个大包子给我，叫我不要声张，找个地方悄悄吃。我感到一股暖流涌向我全身，眼泪流下来。我赶快回宿舍蒙着被子吃完了这三个包子。这辈子我永远忘不了黄队长和三个菜包子！

在劳教人员中，我的劳教时间最短，其他人起码要劳教两年、三年，甚至更长。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从小参加革命”、“战争年代受伤”、“南下干部”、“原中共党员”的历史背景。所以，虽然我也是“阶级敌人”，但在他们眼中，与其他劳教犯还是不同。

每当我回忆起在中川钢铁厂那段悲惨日子，虽然不寒而栗，但中川厂的领导对我的照顾和关怀，也是让我感到温暖和感激的。

我把回重庆养病的打算也对黄队长谈了，他和丁干事一样，询问我回重庆后，有没有地方落脚。我也是很有把握地作了回答。

其实，我心里并无把握。

虽然我还没离婚，但实际上已经是妻离子散了。学校已开除了我的公职，没有单位接受，连住房都没有。要回去只能去黄沙溪交通街17号我老保姆家。所以，我回重庆实际上是无家可归。

但我还是一心想回去，回到我那实际上已无家可归的家。

9月12日，我把申请交给了黄队长之后，他叫我找厂部的陈医生检查了一下身体，陈医生认为我的身体没有大的问题，回重庆的路上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但此时我面容憔悴，精神萎靡不振，而且拉肚子的病还没有完全好完。

9月27日中午，丁干事通知我速去科里办理回重庆的手续，我非常高兴，立即去管教科办好离厂手续。下午，我又到有关部门领路费、粮票和去沙湾镇办理户口以及粮食转移关系。所有手续在当天都办好了，只是没有买到汽车票。

9月28日早上，我在宿舍吃了最后一顿早饭，同室的难友都十分羡慕地望着我，一一向我道别。

 

回家途中的所见所闻

 

我背着行李来到沙湾镇。

汽车票很难买，我焦急地在车站等候。上午11点，意外发现乐山运输公司一辆运煤车，我立即上前询问，买了张去乐山的车票。

11点半钟，汽车开动，我踏上了回重庆的途中。

沙湾镇离乐山有40多公里，下午1点10分到达乐山城汽车站，我花了三角钱，请一位老太婆帮我把行李背到城里。在旅馆服务部登记后，我被分配到雪鸿旅馆住下。

大街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商店都早早的关门闭户，像是一座死城。去年4月我路过此地时的繁荣景象不见了，我不明白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更让我费解的是，有钱买不到东西吃，只有拿着旅馆开的证明到指定的一家名叫“大陆饭店”里去吃饭，只能吃到萝卜咸菜，酱油开水，没有菜，而且必须准时来吃，否则过时关门。

第二天，我一早去买到成都的车票，只买到10月1日的车票，因此我必须在此地等两天。为了上车方便，我搬到车站附近的一家名叫“滨江”旅馆住下。

我到街上去逛，走了几条街，到处关门闭户，死气沉沉，令人十分扫兴，只好回到旅馆附近那个茶馆里喝茶。

四川的茶馆和北方的不同，在这里喝茶别有一番风味，但此时的茶馆也很冷清，据茶馆老板说，全乐山市只允许包括他在内的三家茶馆开门营业。

10月1日早上，我按时去车站，突然接到车站通知，因新津河水暴涨，轮渡困难，开车时间推迟到12点一刻。我只好又等半天。

下午6时，汽车行驶到了新津，岷江江水暴涨，远远望去一片汪洋，渡口附近的车辆拥挤成一条长长的车龙。因天色已晚，我们只好在江边的汽车上坐着睡了一夜。

10月2日早上6时，汽车登上了轮渡到了新津城里。这里和乐山一样，街上行人稀少，商店关门闭户，一片萧条，只有在车站附近的一家饭馆开门营业，只专门供应旅客。

我用三角钱吃了二两饭，一份韭菜茄子烧猪杂，我好久不知肉味了，这简直是一次意外的大收获，心里很高兴。同桌的一位老人牙齿不好，把他盘子里的猪杂都夹在我的碗里，我兴奋得连声向老人道谢。此情此景，50年后的今天，想起来不可思议，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是很难理解那个时代的人和事。

这天上午11点，到达了成都南门汽车站。想不到偌大一个成都市也是冷冷清清，和乐山、新津一样，商店关门闭户，一片死寂。在车站上，我才吃到二两饭外加萝卜咸菜，而且只卖给旅客吃，其它地方，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吃的。我实在不明白沿途看到的这一切，这到底是为什么？

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后，在批判“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恶时我才知道，这就是毛泽东发动 “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的结果。据官方透露，全国经济损失达5千亿，饿死(官方叫“非正常死亡”)约两千万人。毛死以前官方的统一口径叫做“3年自然灾害外加苏联的逼债造成的结果”，其实“文革”时，在批判刘少奇“三自一包”的“罪行”资料中上层早就揭露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直到今天当局不敢为其正名，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归心似箭，身上带的钱粮也有限，不敢久住，必须尽快买到去重庆的火车票。车站到火车站路程远，车夫在返回的路上买不到吃的，所以不愿意拉我去火车站，费了一番口舌，说不完的好话，花了七角二分钱，才雇了一辆人力车。我急忙上车，走到半路，忽然想起棉衣丢在汽车站了，这是我唯一的一件棉衣，我十分心痛懊丧，但也无可奈何。下午两点多钟到达火车站，立刻买了晚上8点30分从北京来的去重庆的火车票。

我在火车站附近逛了一下，这里和一年前，我被送中川钢铁厂劳教路过这里时相比，那时的繁荣景象已不复存在了。几家饭馆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除此以外，即便是有钱和粮票也买不到吃的。人们的情绪很紧张，只要看到有人排队，都急忙拥挤上去，先排了进去，然后才问卖什么？我排了两次队，每次最少半小时，先买了一份美其名叫“素炒饭”，其实就是一点油水和菜叶子煮的干稀饭。又去排轮子买了一份“红烧海带”，其实就是水煮的红苕片，内中有几点海带。我尽量的买这类菜来充饥，因为这样可以节省一点粮票，粮票非常的珍贵，几十斤粮票可以私下换只好手表。

火车到站，我急忙背上行李，挤上火车。火车上唯一的优待是，每个乘客花三角钱，不收粮票，可以买一包杂糖和一个饼子。这是我近两年来第一次吃到糖，糖的味道我都忘记了，因此心情非常激动，高兴得象小孩。

10月3日早上7点50分，火车终于到达了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同成都一样，这里也是一片萧条，排了半个小时的队，我才买了碗稀饭和一个冷馒头。吃了之后，我背着行李，沿着铁路线，来到了黄沙溪交通街17号我的老保姆家。

老保姆和她女儿全家人，见我突然以这样一副狼狈像出现，大吃一惊。老保姆顿时就哭了，全家人皆叹惋，他们拥上前来问长问短，我泪如泉涌。

自从我遭受迫害后，老保姆对我始终是忠心耿耿，在劳教期间，她不时写信来鼓励我好好学习好好改造，她还把自己节省出来的全国粮票给我寄来。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天地之大，无我立锥之地

 

回到重庆后第二天，老保姆的女儿刘素清（七十年代被火车压死了）就领着我去王家坡派出所上户口。派出所不准，理由是：上面规定要严格限制城市户口，原则上只准出不准进，另外，我又不是刘家的人。我顿时慌了手脚，户口等于第二生命，没有它，就没有工作权和居住权，也没有粮食供应和生存所需的各种票证供应，就意味着我呆在这个城市非法，根本无法在这儿生存。

我抱着一线希望去市劳动局，找到办公室杨家修，他是我当“右派”前的老同事，请求他设法解决，他只是叫我先回去，后天来打听消息。

第二天，我和刘素清又去派出所说情，还是不行，他们叫我找原单位。我是被单位开除了的人，回去有什么用？还有，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但是我走投无路，只得厚着脸皮试一试。我回到学校一问，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又灰溜溜离开。

10月6日，我抱着一线希望，又去劳动局找杨家修，但没有见到他，一位女同志接待我。她叫我先到“公社”联系一下（此时的街道办事处都改称“公社”）。她还叫作好思想准备，如果“公社”解决不了的话，只好返回原籍。一听说“返回原籍”我的头嗡的一声：完了！完了！我有何面目去见家乡父老？！

当天夜里，我正躺在床上愁得睡不着，突然街道治安委员领着一帮人来查户口，有人认出了我，说我是右派。我说我已经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了。他们说：“那你就是‘人民队伍’中的‘右派’”。老保姆一家为我说了许多好话，但他们坚持说，没有户口就必须走人。我说时间已经晚了，明天一定搬走，这伙人这才罢休。这事让我意识到，我仍然是个“右派分子”，是一个人民的“敌人”，所谓“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不过是分化“敌人”的一种手段。我感到自己又一次被愚弄了。

这天夜里，我第一次听到地、富、反、坏、右联在一起的“五类分子”的称号，以前只叫四类分子，没有把“右派”排进去。我从这些人的口里知道，我已经被排在“五类分子”的行列中了，我已经成了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敌对阶级中的一分子了！

第二天，我冒着蒙蒙的细雨，离开了黄沙溪老保姆家，搬到大坪旅馆住下。然后，立即去大坪派出所，我把情况向他们谈了，幷出示了中川钢铁厂的证明文件，我对他们说，因为我的户口原来在这里注销的，我现在已解除劳教回来了，我应该再回到这里来上我的户口。

他们认为，像我这种既无单位又无家庭，况且又是一个“右派”劳教释放分子，在重庆上户口是不可能的，应作好回原籍的思想准备。

当时既然在重庆上不了户口，为什么不返回中川呢？但我被中川那凄惨和恐怖的日子搞怕了，心想山东老家总比劳改营好吧。另外，那时我对政治宣传机器报喜不报忧还没有完全看穿，报上把“人民公社”吹成“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我还存在着幻想，认为全国农村总的形势应当是好的。

10月8日上午，派出所正式答复我，不能在重庆上户口，必须返回原籍，幷叫我立刻办理手续。这些天，我过够了这种颠沛流离，举目无亲，无家可归的日子，对回山东老家，也有了思想准备，因此我二话没说（即便说也无用），立刻办了手续。

下午六点钟，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旅馆，房主突然逼着我马上搬走，说我事先没有办理当晚继续住店的手续，床位已卖给了新来的住客了。这时天色已晚，我苦苦请求，他不由分说地将我的东西往门外搬。记得小时候看小说《隋唐演义》，秦琼被店小二赶出店门，没想到那种狼狈地步落到我头上了。我只好背着行李去了火车站的“太和”旅馆，因时间已晚这里也早已客满，我说了一大堆好话他们才像打发狗一样地说：“好，睡在地上！”

那天，还有个插曲，当我走到大坪虎头岩时，猛然想起死去的难友方田，想起他临死前泪流满面的托付。这里离方田家已不远，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何况是临终之托，尽管我落到这般地步，心情很不好，但不能对不起朋友。我又想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于是，我找到化龙桥黄桷堡小学，见到了方田的爱人张琳老师和方田的老母亲。我如实地把方田临死时的遗言转告了她们。

她们婆媳二人抱头痛哭，哭得那个凄惨啊．．．．．．

她们非要留我吃饭，那是饥荒年，我怎么忍心吃她们那点粮。她们拉着我不准走，给我煮了一小罐饭，接着方田的母亲（她是一双小脚）颤颤颠颠爬到黑黢黢的床下，摸摸索索掏出一个皮蛋，背着方田的两个孩子，剥开，一下子压入我饭里。方田家一贫如洗，那皮蛋是他家里最珍贵的东西呀！

从方田家出来，我不知往何处走，想来想去，只剩下回山东老家一条路了。可是，我有什么脸面回去见父老乡亲？回去后又怎么生存？

此时此刻我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一个人一旦离开了组织（单位），就没有生存的空间，甚至去当“和尚”、当“叫化子”也无容身之地。

 

差 点 自 杀

 

1960年10月10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

这天，我突然发现我口袋里的钱被人偷走了！这笔钱是我在中川省吃俭用积攒的一点钱和回重庆后东奔西走收回的公债券现金，共一百元，放在衣服的内包里，准备应急用的。肯定是昨夜同室的一个旅客（小偷），趁我半夜起来上厕所时偷走了我的钱。

那可是我的救命钱啊！

我顿时觉得走投无路。以前有句老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如果在“旧社会”，我在外面闯荡十五年，总有几个朋友可以投奔，至少找碗饭吃或借点钱没问题，实在不行还可以投奔“同乡会”，或者找某个民间社团去“告个帮”（“告个帮”是我们北方话，指人到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去求人）。

可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里，党统治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根本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民间社会团体存在，整个社会，铁板一块。全国、全社会每一个角落都有党统治的组织，密密麻麻，布满党的神经、血管。完全没有个人生存的空间。这个政权一旦作恶，全国没有哪个地方逃得脱灾难。

更可怕的是，在这个社会里，一旦你被定为“阶级敌人”，你就成了“人民公敌”，或者说成了“瘟神”，任何人，包括亲戚朋友，都要躲着你，都必须同你“划清界线”，否则就要受处罚（我们学校有个叫周××的女同志，在我被打成右派后借给我20元钱，结果就受了处分）。我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比较一下，共产党统治比国民党厉害得多、严酷得多。国民党时代茶馆里贴着“莫谈国事”，但私下总可以谈，家里总可以谈。共产党毛泽东时代，夫妻之间都不敢说，都要“划清界线”。解放前，我们老家的人活不下去了，可以闯关东，可以逃难，解放后，“户口”、“粮食关系”，划地为牢，让人寸步难行，灾难一来，只有活活饿死！

我坐在一条马路上的角落里，六神无主，浑身瘫软，怎么办？仅有的一条回山东老家的路也断了，真真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哪！为什么老天爷这样残酷无情的折磨我呀！我想到从小跟着共产党，为共产党拼命流血；我想到自己仅仅是提了点意见，竟被整得家破人亡，落到这般地步；我想到这个不讲亲情、友情、人情，只讲“阶级斗争”只讲“镇压专政”的社会……我焦急、悲伤、痛苦、愤慨之极！

我完全绝望了，我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个时候，正是中午12点钟，我横下一条心，临死前要吃顿饱饭，幸亏我另一个口袋里还有30多元零钱（当时饭馆只有中午那会儿才开门营业）。

我排了两次轮子（因为饭馆都限量卖饭），在两个地方买了六两大饼，一个馒头，四两米饭，全部吞下肚子里去。随后，我沿着汉渝路向江边走去，准备在那儿跳江自杀。

到了江边，我选好了一个地方坐下。此时秋风习习，落叶飘零，江水滚滚。我掏出香烟一支接一支地吸，一边不断地望着天空，长吁短叹。

此刻我思想极度混乱，过去的一切闪电般在我头脑里混乱不堪地闪过：从我两岁死了母亲，祖母把我抚养长大……从参军跟着共产党南征北战……从我过去美好的小家庭、妻子女儿……从残酷的现实到生与死的比较……

大半盒香烟快吸完时，一个新的念头在我头脑里慢慢出现，并渐渐地停下来：要想死为什么不早死呢？死，也应该在刚被打成右派时呀，那么多苦难、那么多非人的折磨都受过来了，现在去死，太不值得！于是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我还年轻，‘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这个根本信念上来，我又想到“车到山前必有路”的古训……

我猛地站起来，不死了，走着瞧吧！

第二天早上，我又去了老保姆家，收拾我的东西。老保姆知道我不得不回山东后，哭了起来，我也含着泪说，事到如今，只有走一步是一步了，请她不要为我担心。

这次同她分别，竟成了永别！

10月11日，我去买火车票，幸亏我是残废军人，用了16。7元的半票价买了一张到山东省高密县的通票。

第二天早上8点20分，我登车离开了重庆。

 

返乡的路那么漫长

 

1960年10月12日早上8点30分，火车准时离开重庆火车站。

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和悲伤，激动的是，很快就要回到离别了15年的故乡，见到把我抚养大的祖父母和其他的亲人了。悲伤的是，我怎样向故乡父老乡亲们交待呢？按理说，我从小参加革命，革命胜利了，我应该是衣锦还乡，可是……

火车离站10分钟，经过黄沙溪交通街17号老保姆的家门口时，我急忙向窗外最后望了一眼她的家门。

这位跟着我四年，面容慈祥，心地善良的老保姆的形象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一阵心酸，几乎流出眼泪。我长叹一声，恐怕今后难以再见到她了。果然，1979年我冤案平反时，她已去世多年。

10月13日早上6点，到达陕南重镇阳平关。阳平关离汉中仅百余公里，我想到女儿和平，她就在汉中她外婆家收养着，一股悲伤、愤慨的情思涌上我心头，我望着窗外的天空，长叹一声，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女儿就在眼前，不能相见。

火车上的供应也是非常困难，在四川上车时，只有长途旅客凭票才供应两餐饭，每人每餐只有四个发糕。出四川后，早上在阳平关车站花两角钱买了一个包谷饼子，一碗清稀饭伴着萝卜咸菜。除此以外，车上和车站冷冷清清，一无所有，有钱也买不到任何东西吃。

这样，更加感到单调和难熬，孤寂中，往事如潮水般的涌上我的心头：我的幼年孤苦，两岁死了母亲，为了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投奔了八路军，经过党的培养教育，使我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真理，参加了共产党，为了真理而献身，不惜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现在“三座大山”也推翻了，而我也完蛋了！

10月14日早上8点20分，火车到达洛阳，下午3点40分到达开封市，这两个地方，在我的历史上都留下了难以忘记的记忆。

我想起1948年3月12日拂晓，我随部队踏着死尸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枪林弹雨中从洛阳东门冲进城里，消灭了国民党青年军206师……

想起开封是我血染战衣的地方……

想起当年的那些同生死的战友和老首长……

眼泪涌了出来，我怕身边的旅客看见，只好把头伏在茶几上。

午夜12时，火车到达徐州，因为误点两个小时，没有赶上北去的列车，我只好下车等待明天早上8点30分开往济南的火车。

深夜下车后，我跑了几家饭馆，只买到高梁卷子和包谷饼子。在另一家饭馆里，我意外发现这里有卖包谷面包子，我立刻买了一个，咬了一口，里面完全是地瓜心子，令我很失望。此时已是午夜两点，我说了许多好话，感动了茶馆的老板，花了六角钱，坐在这家茶馆门前的一张竹椅上，一直睡到天亮。

10月15日早上8点30分，北上的火车（慢车）准时离开徐州车站，下午1点30分到达兖州。这里是1947年夏季我军攻打敌军吴化文的地方，那时候，在炮火硝烟中我是一个满怀革命英雄主义激情的年青军官，我舍生忘死地跟着共产党打天下。13年后的今天，我像个“叫化子”又来到这里。不过，“叫化子”还不是人民的“敌人”。我却成了“阶级敌人”。此时此刻我的内心是何等伤痛和悲愤！

下车后，我花了三角钱，买了五个地瓜包子吃，刹那间天气骤变，火车在大雨中前进，晚上6点钟列车到达济南。我下车后冒着大雨前往附近饭馆买吃的，因时间错过饭馆已停止营业，只好饿着肚子赶乘7点20分去青岛的火车。

这趟列车上每个乘客可以买一包五角钱的饼干，但我舍不得吃完，留了一半带回家去。我想把这点饼干作为见到我祖父母时唯一的一点见面礼。在高唱着“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的共和国里，即使是有钱也买不到吃的东西。

火车在黑夜里飞驰，我不时看手表，就要踏上阔别15年的故土了，心里切切地期盼。但我又不知如何向亲人说起我现在的情况。项羽兵败后，“无颜面见江东父老”。我呢？在以往的社会里，一个人受了委屈可以向他的父老乡亲倾诉，而我却不敢向他们倾诉，父老乡亲们也不敢同情一个反党的“右派”分子，如果他们知道了我的身份，一定会和我“划清界线”。此时离家门越近，我的内心越矛盾越疑虑不安。

火车在午夜凌晨3点20分到达了我的故乡——高密。

冷雨凄凄，寒风袭人，人们都还在睡梦中。

我在高密火车站附近找了一个角落呆坐着，躲避凄冷的风雨。

连日旅途奔波，我的身体更差了，全身浮肿，面容憔悴，四肢无力，拉肚子的毛病又犯了。我精神很紧张、烦乱。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让我难以支撑，就好像快要到了生命尽头似的！

天亮了，我赶快找旅馆先解决宿、食问题。车站附近一家食堂要7点钟才开门营业，我急忙排上轮子，买了两碗面条吃，之后，又花了六角钱办好住进旅馆的手续。

一进旅馆，我倒床便睡，中午12点才起床，在食堂吃了顿包谷包子，老秤1斤粮票16个，比南方便宜一倍，但是包子里面尽是萝卜樱子，南方叫萝卜叶子而且没洗干净，吃进嘴里不敢嚼，就囫囵吞下去。

下午，我到处打听，在哪里能买到去水西村的汽车票？不料，此地百里内的短途汽车一律停止卖票，以支持“三保”。靠着我虚弱的身体如何能走50多里路呢？正焦急时，旅馆里的一位服务员得知我是个从远方回故乡探亲而且生了病的人，她很同情我，到处打听有没有去水西村方向的汽车。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旅馆里正好住着一位运粮的汽车司机，明天一早要去旁戈庄（旁戈庄，即清朝一代名臣刘墉的故乡，距离水西仅二里路）运粮。服务员领着我立刻去见那位司机，求他顺路把我带到水西。我恳求说：“我是一个残废军人，在四川工作。这次回老家探亲，走到郑州下火车时，小偷把我的随身携带的钱包偷走了，好不容易到了家门时又不幸生病了”，说完后，我把我的残废证拿出来给他看。当时的社会很乱，小偷横行，再加上我面容憔悴，看着就是个生了病的人。司机听后，长声叹了口气说：“好吧，明天一早来上车。”

我感动得几乎流出了眼泪，同室的旅客都称赞那位司机的好心肠。不过，如果要是他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

10月17日天亮前有个插曲，这个鬼使神差的插曲，影响了我后半生的人生历程，改写了我的历史。

那天早上风霜严寒，我拉肚子的毛病又犯了，5点钟起床跑进厕所，遇到同室一位佩戴着铁路局证章的人。他蹲在我旁边问我，“你的手表是什么牌子的？哪年买的，多少钱？”我作了回答。当我从厕所出来时，他在院子里等着我，他立即走上来央求我把手表卖给他，这突然出现的情况让我无所适从，我这只山杜士手表跟了我8年，从我在西南军区当军官到现在，是我随身的“患难朋友”，怎么能舍得卖给他呢。他不肯罢休，同他一起的几个同伴们围上来帮他说情，弄得我脱不了身。我忽然想到，我现在已经山穷水尽，囊中空空，见了亲人总该多少有所表示吧，两手空空怎么见人呢？我想了一阵后，答应把手表卖给他，在商定价钱的时候，他的同伴们都帮他向我说好话，我只收了132元钱，他高高兴兴把表拿走了。这件事发生在我上车前10分钟。

事隔50余年，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感到这是一个奇遇，如果没有这132元钱的话，我也就无法二次走出家门再回四川，那么我后半生的人生历程将是另一番情形了。一个偶然的因素改写了我的后半生的历史。

早上7点钟，我上了汽车，车上寒风刺骨，司机见我冷得可怜，让我进了他的驾驶室。我突然望见我童年时代经常爬上去玩的秦王冢了，这是故乡水西村的象征啊！我好像是受了满腹委屈的孩子突然见了娘似的，情不自禁泪如雨下。司机见状，笑着劝慰我说：“王同志，你多年没有见到家乡了，心里激动了，可不要伤了身体。”他这么一说，我的眼泪流得更难以止住了。

车行驶到旁戈庄街上停下来，我下车，谢别了司机，拖着虚弱的身体，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旁戈庄，我向北去的一条路走去，这里的一切都变了，我怕走错了路，边走边向田间的农民问路，只有两华里的路程，我好像是走了很长的时间。

走进水西村，我吃了一惊，像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记忆中的房屋、街道、树木等完全不见了，有些地方墙倒屋塌，瓦砾遍地，如果不是东南郊外的那座高大如小山的汉朝时代的秦王冢，我简直难以相信这就是15年前我离开的那个故乡。

我到处转悠，找不到家门。正焦急时，一个中年人打量着我，突然他大喊一声：“你不是王开泰吗？”我这才认出来，他是小名叫“君”的大哥。是我小时候隔墙一个胡同（名叫贼胡同）的邻居。

我喊了声大哥之后，眼泪跟着流了出来，他赶紧向前紧紧拉着我的手，领着我向家门走去，快到家门时，前面走来一个人，他望了我一阵，大哥正要介绍，那人忽然大喊一声：“这不是开泰吗？”我认出他是我三叔王克宽，我泪水涌了出来。

三叔先把我领到四叔王克仁家，见到了从小把我养大，现已年迈古稀的老祖母。祖母和我都哭成了泪人。随后，闻声而来的有我娘，我五叔，三婶等，见面后彼此都悲喜交加。流出了眼泪。

吃午饭时，三叔拉着我到他家去吃饭。

三叔家住的是老宅子正房，这里是祖父母从小把我抚养大的地方，一景一物很容易触动童年时的情景。此时这里只剩下了三间破烂房子，（而原来是一幢5间的房屋）。里面几件旧家具还是我童年时代的旧物，我触物伤情，一阵悲伤感涌上心头。

三叔招待我吃的是一大盘热气腾腾的煮红苕（北方叫地瓜），接着我娘也端上来一大碗煮红苕，只有红苕，没有饭菜，我也不便多问。我心里暗想，难道这就是解放15年后的故乡？难道这就是报纸上和歌声中唱的“人民公社好”、“社会主义是幸福的天堂”吗？

老家的现实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一进家门就产生了一个念头，我想，早知如此，还不如回原劳教单位——中川钢铁厂呢。

四叔领着一些似曾相识的人来见我，虽然四叔和娘都将他们一一向我作了介绍，但我还是要慢慢地回忆，仔细地观察一阵后，才能辨认。此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唐代诗人贺知章的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他们流露出好奇和羡慕的神情，认为我当了“大官”。有人还向我娘祝贺说：“你的‘财神’来了！”

我的神经高度敏感，小心翼翼地观察亲友们对我的看法，还好，他们还不知道我是个“右派”。

娘把仅有的、留着过年吃的麦面拿出来给我吃，三婶子把她舍不得吃的小米饼子以及晒干了的小鱼拿了出来，三叔还把留着过年吃的海带也奉献出来，四婶也把舍不得吃的葵瓜子送来。亲人们把他们最贵重的食品给我，让我深受感动，但我已看出他们已经十分贫困了，一点小米和海带竟成了贵重的礼品。我一一婉言谢绝了。

我知道了家乡和家里的一些情况。

我祖父是饿死的，二叔王克俭也是饿死的。

五叔王克明全家有时到外地要饭吃，勉强维持生命，一家人衣无二件，裤无二条，五叔饿得甚至吃癞蛤蟆。

父亲五兄弟中，生活最好的是我家和三叔家。我家全靠我父亲在诸城林家村中学当教师，三叔家靠三叔在即墨三中当教师，这在当时的农村来说，很了不起，算是有“外汇”的家庭（有在外工作汇钱回家的人叫有“外汇”）。

另外，有在生产队当干部的家庭，也可以吃饱饭，“公社”社员们，每年每人有二至三百斤的口粮（粗、杂粮混合），其它一无所有。一个好的劳动力，干一天活的“工分”，折合一张八分钱的邮票钱，而且不能兑现，老百姓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收获的东西哪里去了？很多群众敢怒不敢言，见了我，亲人们才悄悄说了些实话。

娘告诉我，我二爷爷家饿得去吃信饭（多年前用砒霜煮的小米，用来洒在田间杀蝼蛄虫），结果全家被毒死了。娘又说，某某人和某某人等都是饿死的，死了还不敢说是饿死的，只能说是病死的，年轻力壮的，有点办法的人都盲流到外地找饭吃去了。我问娘：“饿死这么多人，政府不管吗？”她说：“这个年代谁管这些，以前还有些大户人家（地主）出来放粮救济，现在没有大户人家，都成了穷人了……”我娘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村老太婆，我听了她对儿子我说的这些掏心话后，思想震动极大，为什么饿死人政府不管？……我三叔告诉我说，村子东门里有个贫雇农公开骂共产党说：“解放后翻身翻身，把我们翻到沟里去了！过去我帮地主干活不但能吃饱饭，还给钱。”诸如此类的言论，已经到了民怨沸腾的程度了，只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镇压专政”下，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而已。

此时此刻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希望的家乡竟是如此凄凉！

 

无奈的谎言，绝望的选择

 

所见所闻，使我很快察觉到，我回老家前的那些想法完全错了，我被官方的政治宣传愚弄得太深了。现实如同一瓢冷水，把我泼醒了，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难怪在乐山“支农”时，为什么有些农民还羡慕劳教分子，能够吃到“商品粮“，每月还有几元的“零用钱”用呢。

我心里激烈地翻腾，如果在这里呆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有点办法的人都千方百计离开这里，我这个大傻瓜反而想回来落户呢！我不敢再往下多想了，我除了重返劳改营外别无出路，于是我下定决心，重返劳改营。

幸亏这时我的“右派”身份还没暴露，村里的人都认为我在外面当了“大官”了，即使是有人怀疑，但他决不会想到我是一个“阶级敌人”。

我的“右派”问题，当时水西村只有一个人知道，此人叫王保全，他1957年9月跑来重庆找我给他安排工作，当时我已被打成 “右派”，但还未处理。那时候，毛泽东对“右派”处理上，有个“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指示，我对毛泽东的指示尚存幻想，另外，历史经验证明，政治运动过后，我的问题肯定会平反。因此，在王保全临走时候，我一再嘱咐他，不要把我的事告诉家里，以免亲人担忧，王保全后来去了新疆。

从父老乡亲的的谈话和表情上判断，这个问题还没有张扬出去。我决定，绝不能暴露我的真实身份，重庆大坪派出所出据的遣返证不交生产队。

按人事制度的规定，人在哪里，档案也跟着转到哪里，我想万一我的档案转到当地政府，那么，想走也走不了，当地政府必将我这个“右派”控制起来。因此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必须尽快重返中川钢铁厂。庆幸的是，我有在高密旅馆里变卖了手表的132元钱作路费，真是天助我也！

三叔为了陪着我多玩几天，特地向原单位拍了电报请假。

我到家的第二天，三叔、五叔邀约我去东注沟镇赶集。我哪有心思去赶集呢？为了不使长辈扫兴，我还是去了。

东注沟距离我家有5华里路程，是我童年时经常去的地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记的印象，这里有我小学、中学时期的同学好友。

在东注沟东门外集市上，我举目四望，无论如何也找寻不到我童年时代的痕迹了。这里和水西村一样，到处冷冷清清，一片萧条，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公路两旁的柏树，长得高大、整齐、茂盛，一眼望去，一条绿树“长城”直通向远方。

赶集归来，走到村南门外一个地名叫“栗行”的地方，三叔和五叔领着我走近路边一座新的坟冢旁。五叔指着这座坟冢对我说：“开泰啊！这是你爷爷（祖父）的坟。”

一见到从小把我抚养长大的祖父的坟墓，一股无比悲伤、内疚的情感涌上心头，我在他老人家生前不能报答他对我的抚养之恩。我站在祖父坟前默默的凝视，久久不肯离去。

10月19日下午，父亲从林家村赶了回来，见到离别15年的父亲，我激动得泪流满面。

我很想把我的遭遇原原本本地向父亲和三叔倾诉，但父亲和三叔一样，完全沉浸在骨肉团聚的又悲又喜的氛围中，好像还不知道我是个“右派”。我如果说出我是个“右派”身份，必然会使他们难以忍受。欢聚一堂的热烈气氛马上会变成悲聚一堂，而且，这意味着它立刻会成为全村的一件爆炸性的新闻，这样一来，又会给家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痛苦和麻烦。

父亲问我：“你怎么三年不给家里写信了？”我回答说：“因工作调动，大炼钢铁，一天到晚很劳累。”他说：“我给你写了一封信，被你原来的单位退回来，信封背面写着‘此人去劳改去了’，我感到很奇怪，这不太可能吧！”我说：“这简直是开玩笑，我已经调到乐山专署中川钢铁厂去工作了。”他又问：“你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我回答说：“我在该厂任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按我的资历，他会相信），这次因去北京开会，顺便回家看看。”

我暂时骗过了父亲，虽然负有“欺父不孝”之罪，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真相一旦暴露，一个被遣返回原籍的“五类分子”，本地政府能允许我“乱动”吗？但是我的谎话却害了父亲，在“文革”中，他被扣上了一条对党隐瞒右派儿子的罪行被批斗惨了！……此乃后话。

10月20日，娘很高兴的叫我去旁戈庄发个电报，叫在昌潍专署商业局工作的立泰弟赶快回家来。

10月22日，立泰弟从昌潍回来了。

我离家时他才两岁多，此时已是个英俊青年，全家团圆，娘高兴极了，把她舍不得吃的食物全部拿出来，家里热闹得像过年似的。从早到晚左邻右舍络绎不绝地来看望我，炕上、炕前都坐满了人，欢乐气氛到达了顶点。

父亲在家只住了三天，他和三叔都回工作单位去了，来访的人也渐渐少了，此时我才有时间走出家门看看。

这天，我独自一人漫步在水西村。我东西南北到处走了一遍，极力寻找我童年时代的痕迹，然而这一切都无处可寻。

原来的街道、房屋绝大部分都被拆除了，有的在原地基上种上了庄稼和蔬菜，有的地方墙倒屋塌瓦砾遍地，有的地方还耸立着断墙残壁。我的启蒙小学，水西私立培英小学的旧址上，满地野草和破砖碎瓦，仅剩下了一个破烂不堪的校门。整个村子既不像村庄，又不像荒野，到处死气沉沉，满目荒凉，如同遭到了一场大浩劫。据说这些都是“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所遗留下来的悲惨景象。

我百感交集，难道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最后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吗？

当时农村的情况何止我们这个水西村，据我所知，许多老同志回乡探亲，看到农村这种凄惨情景，回到原单位后，说了真话，被打成“右派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真是“苛政猛于虎”，

故乡之行使我对农村的真实情况有了亲身的感受，所以后来我对敢为老百姓说真话的彭德怀元帅由衷地钦佩和敬仰。另外，我这才深深认识到，毛泽东这位独断专行，至高无上的“万岁”，用所谓的“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把老百姓害惨了！

这时我在家已经住了十多天了，如果继续住下去，必定夜长梦多，于是我决定立即动身回四川。

我要感谢村支书记王连声。我到家后的第一天，就决定户口迁移证件等一律不向外拿，假装作为回家探亲来掩饰。

但有个问题，山东地区为了阻止人口外流，买火车票的管理极严，一律凭介绍信和证件。那么在返回四川的旅途中买火车票，住旅馆的凭证怎么办呢？于是我谎称我的探亲证件放在钱包里在郑州转车时被小偷偷走了。娘领着我去找到村支部书记王连声，王连声不知道我是个“右派”，满口答应给我出个证明，我立即亲笔草写了一个证明，他看了后马上给我盖了个公章。

10月30日晚上，是我难忘的一夜。

在得知我第二天要走的消息后，三婶给我送来了地瓜枣，四婶给我送来了一大瓢葵瓜子和地瓜枣，天刚刹黑，祖母、娘、五叔、三婶、四婶、“余耕堂”我二妈妈、“永安堂”我三大爷、三大娘、冬至他娘（我大嫂子），还有左邻右舍的亲人们等等，都来为我送行。他们异口同声地祝我一路平安。大家谈笑风生，气氛欢乐极了……一直到下半夜，大家才恋恋不舍地与我作最后的告别。这是在阶级斗争最残酷，最恐怖的时代，在我当“右派”以来，第一次享受到亲情人性的大温暖。

50多年后的今天，“万岁爷”时代的那段悲惨的岁月已成为历史。遗憾的是当年送别我的那些亲人们，绝大部分人没能看到今天，他们与我的那次告别竟成了永别。

1960年11月1日拂晓前，娘一早给我做好了早饭，吃完早饭后我告别了娘和三婶，与我弟弟立泰一起登上路程（立泰是顺便返回昌潍专署他的工作单位去）。

大地还静悄悄沉睡着，我走到四叔的家门口，老祖母正在睡梦中，我望了一下四叔的家门，凄然长叹了一声，今生今世恐怕难以见到这位把我抚养大的老人了（注：祖母84年去世，在她老人家生前，我不能报答她对我的抚养之大恩，是我终身最大的遗憾）！

下午4点钟我到了高密火车站。

我买火车票时意外受阻，售票员说我手续不齐全，不符合购买长途火车票的规定。我吓了一跳，如果走不了的话，那么后果就难以设想了。我立即请列车售票员打电话询问王连声，他们和王连声通了话以后，这才解了围。

至此，我第二次走出了家门，又走上了我漫长的、坎坷的人生旅程。

 

从山东高密到四川成都，坐火车约2300余公里，两天两夜即可到达。我卖手表的132元钱，在家半月只用了20余元，临走时给了娘40元。买火车票（残废军人半票）13.90元，还剩60元左右。娘给我烙了一些包谷饼子、春芽饼子、绿豆丸子，这些食品够我路上吃几天，外加我还有六、七斤全国粮票，凭这些钱粮，只要不超过火车票七天的期限，撑到劳改营就行了。劳改营这个人间地狱的味道我尝够了，但对于我这个流浪汉来说，天大地大只有那里是我唯一能栖身的地方。

第二天（11月1日）下午四时，火车到达徐州车站，我在这里下了火车，准备转乘去西安的火车。因为当地严格限制经营，所以饭馆很少，下车后旅客们都一哄而上买吃的。

第三天（11月2日）早上，我登上了去西安的火车，第四天（11月3日）上午11时50分，火车到达西安。

连续几天的旅程使我疲惫不堪，我决定休息一晚上再走，但走了几处旅店都客满，最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名叫“山东大旅社”的旅馆住下，住一宿要花七角钱，这在当时算是很贵了。

第五天（11月4日）早上3点40分，我登上了去成都的火车。日落黄昏前，列车到达了阳平关，在这里，列车停车12分钟。

阳平关，在历史上是三国名将赵子龙镇守的地方，我以往几次经过此地时，都没有心思看一下这座历史古城，这次利用停车的时间，我下了火车，四处观望，发现不远处一座雄伟高大的土台子。一位旅客告诉我，这是当年赵子龙的点将台。我兴奋起来，回到车上，我向一位旅客讲了一段赵子龙的故事，我讲得有声有色，吸引了身边的许多旅客围拢来听，甚至有人递烟端茶，只有这时，我才忘记了自己是个“右派”。因为我的幻想破灭，我想，何必自我烦恼呢，就这样鬼混吧！

第六天早上5点，列车终于到达了成都，本来从山东高密出发，只要两天两夜的时间，而我混了六天才走完。

成都距离乐山167公里，我听说这几天买不到去乐山的车票，急忙清理了一下我的“家当”，钱粮还有多半，这才松了口气。到劳改营只有两天的路程了，这点“家底”完全可以撑下去，于是我放心在旅店睡了一个午觉。起床后，我漫步南门外武侯祠，凭吊了我少年时所崇敬的三国枭雄——刘备的坟墓。我感慨万千，刘备是位大智若愚的英雄，我如果早向他学习，何至于锋芒毕露上当受骗当上了“右派”，不过现在还不晚，我正在学习他的“韬晦保身”。

黄昏时分，我去了附近一家浴池洗了一次澡，说来好笑，自从1959年2月去北京告状途经郑州洗了一次澡，到现在整整一年零九个月，才洗第二次澡。

第七天早上6点钟起床后，我去公共汽车站看能不能买到车票，谁知刚好碰上车站正在卖去乐山的车票，我立即花了5元3角9分钱买了一张票。

7点钟汽车起程，下午5时半抵达乐山。该地方的旅馆也是联营的，旅客凭车票在指定地点办住宿手续，然后再到指定旅馆去住，经过一番周折，我被分配到“协成旅社”住下。至此我的全部行程主体上已经结束了，我决定在这里休息一天。

乐山至沙湾虽然只有37公里，但往来的班车极不正常，要买到车票只能靠运气，因此我决定步行。其路线是乐山——草鞋渡——（过江）水江——嘉农场——丰都庙——沙湾。

我越往前走，距劳改营越近，神经也紧张起来，对劳改营的恐怖感涌上心头，心情越发沉重。想到伤心处，我的两条腿也沉重起来，不得不停下来在路边田坎上或草垛旁边呆坐一阵再走，走走停停，到劳改营这段路本来只有一天的路程，我整整拖了4天才走完。

11月8日中午12时，我到达水江。走了半天才走了20华里，我想起劳改营那些饿死、累死的同伴，想到劳改营形形色色悲惨情景，两条腿越来越沉重，后来实在不想走了，只好在街上找了个旅馆住下。

从老家带来的饼子，我在路上舍不得多吃，此时还剩下一点。饼子都长白毛了（霉变了）。看见饼子，又想起了山东老家，想起了我娘，还想起了临别前的那天晚上，四叔背着我老祖母，到我家的炕上与我告别的情景……

我长叹一声，拿着饼子走进附近一个茶馆，泡了一杯茶，边喝边在灶上烤饼子吃。旁边有个年约50岁的半老人，见我吃饼子，馋得流口水，看来他实在饿的忍耐不住了，才开口要向我买个饼子吃。看到这位可怜的老人，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顺手掰了一块给他，然后一口气把饼子吃光，这是娘给我烙的，我带了几千里路，此时吃了饼子也就等于最后告别了我娘。

11月9日，我心情很不好，夜里失眠，早上因起床误了时间，吃不上早饭，只好用四两粮票在附近一居民家里换了一顿红苕吃，这家居民得到了我的粮票后，简直把它当成了宝贝，非常高兴地向我说了一些好话。此地距离沙湾有50多华里，据说中途没有旅店，必须一鼓作气走到沙湾。由于起床晚了，加之心情不好，此时我想走又不想走，犹豫了一阵以后，我决定在这里再住一天。

这天夜里，天气聚变，风雨交加，我躺在床上心里大为惊慌，明天再不赶路，万一被连绵雨所阻困，吃什么呢？我已经快断粮了。

11月10日，我吃过早饭，背上行李急忙上路，中午12时到达了嘉农乡，在公社食堂用三两粮票换了一顿红苕吃，当时粮票的价值大大超过了钞票。之后，继续赶路，下午5时许到达沙湾。

这里距离劳改营只有2、3华里路程了，考虑到天色已晚，我决定先到街上找个旅馆住下，把这几天烦乱的思想情绪调整一下，等于“收收心”，至少明天进劳改营也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

11月11日上午，我睡了半天，一路上的疲劳差不多已经一扫而光，此时我一反常态，反而好似披挂上阵的勇士，精神大振，决定鼓起勇气再进劳改营和死神战个高低！只有豁出去“置于死地而后生”，因为我再也无路可走了。

我查看了一下粮票，已经用光了，钱还剩20元。我本想给祖母点钱，又怕万一路费不够，一路上想起，内心愧疚不安，因此路上我尽量节省，打算到了目的地时再说。这时候，我立即去邮局以我四叔王克仁的名义寄了18元钱给祖母，幷在汇款单的留言项中填写“我已平安到达，请老人家放心”。至此，我身上只有2元钱的“家当”了。

当天下午2时许，我又进了劳改营——中川钢铁厂。从山东到此，我整整混了12天。

 

劳改营成了“避难所”

 

我背着行李走进厂部管教科。江科长和丁干事见到我都很惊讶。我把在重庆上不了户口的情况向他们作了报告，但我没把被遣返回原籍的情况，以及在农村的见闻告诉他们，我怕他们会拒绝收留我，更怕他们说我攻击党的“三面红旗”，这是一条非常可怕的罪状。

江科长笑着说：“好吧！你先去招待所住下，我们研究了以后再通知你。”

第二天，江科长来招待所对我说：“你过去当过教育科科长，听说你的‘笔杆子’挺不错，因此我们决定安排你到《中川日报》社当个编辑好吗？”

我听后非常高兴，在我走投无路时，劳改营收留了我，成了我的“避难所”。

《中川日报》是全厂范围内发行的一份劳改报纸，直接属厂部管教科领导，该社原有四个人，都是从劳教人员中选拔出来的，加上我共五个人。原来这四个人都是“摘帽右派”，都是搞过宣教工作的知识分子，有的还担任过领导职务，其中有个名叫邓平（原重庆市总工会秘书长，平反后任渝州大学校长）的人，我早在火烧埂采矿四队时就彼此认识。

我们五个人成为一个小组，大家既是编辑又是记者，编辑和采访合一，集体选稿排版，由一人刻钢板，大家共同油印分发等。我对这项工作很感兴趣，我们几个人也比较合得来，因此工作起来很轻松，心情也很舒畅。

我重返劳改营，引起一些人的议论，有人说：“我们都盼早点离开这个鬼地方，王开泰反而自己跑回来了。”有人说：“王开泰真傻，人家想跑都不敢跑，他自己又送上门来啦！”

对此，我无言以对。不过我的返回，让厂领导加深了对我的好感，他们认为我忠诚可靠，放出笼的鸟儿，自己又飞回来了，这在劳改营是个典型事例，因此我受到了领导多次在一些场合上的表扬，幷把我当作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坏人”被改造成好人的具体事例，来说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节录自作者长篇回忆录《我当右派22年》。现题目是本刊另拟的）

 

 

何鸿钧自传遗稿（节选）

 

    编者按：何鸿钧（1919—2007），四川省秀山县（今属重庆市）石堤乡人，1944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1945至1952年在重庆《新民报》先后任记者、采访主任和编辑。后任重庆市文化局出版科审读组长、重庆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兼“反革命”。1978年12月27日才被“摘掉右派帽子”和“摘掉反革命帽子”。已过退休年龄的1980年1月才回到刚恢复组建的重庆出版社，任政治经济编辑室主任。主持编辑了《重庆谈判纪实》、《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纪实》、《政治协商会议纪实》等重要书籍。曾被安排为重庆市第七、第八届政协委员。

 

（1）打成“右派分子”

 

1957年春，中国共产党开门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天真的大批知识分子非常振奋，以为这是忠心耿耿地、畅所欲言给党提些意见和建议的难得机会，促使党员改变某些不良作风和倾向，对于这类问题，知识分子是比较敏感的，何况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历史上所谓的士大夫阶级，历来就有个传统，深具忧患意识，他们不能不对现实进行观察和思考，看到一些问题，引发忧国忧民之思，必须进忠诤之言而一吐为快。这种忧患意识是他们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所驱动的。按理说应该得到尊重，无可非议。

整风开始了，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把他们请进来，请他们发言，帮助党整风。他们激动万分，响应号召，深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冲动激扬，态度用词或有过火。当时，我自己就参加了这个行列，感奋不已，活跃异常，只要一有机会，决不缄默，面对面地提意见。对方要硬着头皮听下去，不准反驳。我很感动，曾对人说过：共产党人把别人请来当面提意见，只坐着听，作记录，不反驳，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事；共产党人的胸怀真是宽广，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

一位好友马成敏（曾任重庆新民报副经理，时任重庆出版社出版部副科长）暗中告诉我：要注意，说得太多了，你会挨整的。又一位好友杨建恒（曾任重庆大公报记者，时任出版社编辑部编辑）悄悄对我说：“我总有些不放心。一旦翻悔了，反过来整人，怎么办？”我说：“问心无愧，纵然不以为然，也没关系，充其量不重用我，总会有个工作，有碗饭吃吧？！”

殊知，天真的人们高兴得过早，好景不长，风云突变。一夜之间，热热闹闹的整风运动，马上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变成了残酷的反右派斗争，整风变成了整人。

反右派斗争一开始，我在重庆人民出版社第一个被揪了出来，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中了头彩，大会小会，群起围斗，无论你怎么检查，总是通不过，过不了关。于是，我心一横，不再检查了，只带着两只耳朵听，接受“批判”。不过，还比较文明，没有打人、罚跪，或侮辱人格之类的玩意。我那位老友偷偷摸摸来责备我，“你看，给你提醒多次，就是一意孤行，不听，不听！现在怎么办？自讨苦吃吧！”我哭笑不得，无言以对，十分尴尬，心情沉重，只怪自己太幼稚了。但我想，从北京到全国各大中城市，那些大大小小的“头面人物”都被“请君入瓮”了，我这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又怎能不“栽”呢，也许是在劫难逃吧？

 

（2）判管、开除、送劳教

 

1957年8月17日，《重庆日报》第四版登了一大篇，点了我的名。肩题是“重庆人民出版社右派分子”，主题是“何鸿钧原形毕露”。这一下公开出去，臭名远扬了。于是，耷拉着脑袋，“无颜见江东父老”了。

开始，还让我继续编书，和别的人员一道外出组稿，访问作者。继后，就不让我出去了。再后，便停止我的编辑工作，作校对，有时还要下印刷厂校稿。进入1958年，情况更不妙，从2月份起停发工资，只发生活费，在社内搞清洁卫生，有时要派去扫厕所。同时，政府公布了劳教条例，要右派分子学习，联系思想，谈自己的认识。我曾说，我对那个“收容劳教”有意见，我要谁来“收容”？大不了自己凭劳动找饭吃。不久，毛主席主持成都会议之后，要来重庆视察，就把我们这些右派分子集中到长寿湖、广阳坝等地劳动了十来天。我从长寿湖修鱼塘回到出版社，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小道消息，真是山雨欲来，要处理右派分子了。

1958年4月17日，吃过午饭，社党支部书记刘耀新找我谈话。他说：今天下午2点钟，由文权峰、孙开琼陪你去区人民法院，法院有些事要问问你。我一怔。他接着说：一同去，一同回来，你现在去休息吧。回到宿舍，当然睡不着，脑海不停盘旋，区法院找我干什么？未必还要动法么？我究竟犯了什么罪？……

我们如时到了区法院，等了一阵子，然后把我送到一个法庭上，听候审理。我这才明白，法院就是这般“问问”我的。由一位审判员，两位陪审员、一位书记员组成合议庭，对我进行审理。主要由审判员问话，他们之间，只是偶尔交头接耳一下。看来，那些问题的材料和内容，都是单位早准备好了的，在法庭上提出来，不过是个形式，完成法律程序，要用法来对我动大手术。这时候，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原来的想法未免太书生气。但是，我很镇静，决不含糊，决不把所有的问题都包下来兜着走。对那些歪曲的不实之词、无中生有之议，或解释、或辩白、或否认，决不低头承认；至于应该承担责任的，则不推诿，一定认账。审判员问我有啥要求，我说：我自问无愧，没有恶意，希望法庭实事求是，秉公处理。显然这是没有用的，审判员只不过按照上级的意图在法庭上表演一遭而已。

当天下午6点多钟，出版社敲钟打铃，有人大呼：在饭堂开大会，全体职工都参加！我当时躺在床上，蓦地站了起来。我思想准备不及，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以为还要拖几天才会处理的。

饭堂挤满了人，支部书记宣布对右派分子进行处理。当时，出版社已揪出5个右派。宣布的方式是由轻到重，有意把我摆在最后面。前面4个右派分子处理完了，支部书记说：现在开会的方式要变更一下。他话一毕，显然几个早已知情的积极分子就手脚麻利，搬桌挪椅，将会场摆布成个法庭的样式。区法院的审判员、书记员很快进入台上就座。全场肃静，审判员站起来，左顾右盼，开口发话：“何鸿钧来了吗？站到前面来！”接着，她就宣读“判决书”。判决书上列举了一系列“犯罪事实”，并说上列事实经本庭审理完结，被告也自供属实，判处被告管制三年。宣读完毕，审判员问我有什么意见。此时我已无所顾虑了，便大声回答：“我有意见，我不服！判决书上说我自供属实，请问，我什么时候自供属实的？”审判员不让我再说下去：“你有意见现在不在这里说了，不服，可以在十天之内提出上诉。现在你在判决书上签字！”我拒绝签字。她说：“我代表法院将判决书副本交给你，你签个收吧。”我签了“收”，她就宣布退庭，匆匆走了。但大会并未结束，继由行政宣布，把我开除公职，强迫送劳动教养；工会开除了我的会员资格；民主促进会也开除了我的会籍。要我把工作证、会员证统统交出来。这样，我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一无所有了。

散会了，我回到办公室里，将证件取出，撕下照片，抛在桌上，气鼓鼓的，脑子里热烘烘的。有人来通知我，说文化局派来一部车，在门口停着，保卫科申科长也来了，叫我马上收拾东西，把我送走。我一听，就发了火：“怎么，刚才不是说，我十天之内可以上诉吗？为什么现在就要执行，就要我走？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不走，我要上诉！”我的声音惊动了一些人，他们站在窗外交头接耳。

一会儿，支部书记来了，态度恳切，语气缓和。他说：“你去把东西收拾一下，不过去学习一段时间，争取把帽子摘掉，还是可以回来的。”我没吭声，但情绪已较平静。他接着说：“你不要不服气，你这个人就是个性太犟，不那么听话。犯了错误，好好认识，改了就好嘛。其实，在解放前，你和地下党的关系，给党做的那些工作，我们是知道的。”我转过身去，打断他的话：“好道，你们过去就是不承认这点，在肃反中把我当敌人整。如果你们早这样说了，我就不会有这场祸事！”他说：“我看你还是有气，认识还不够。现在送你去学习，认真检查，深刻批判，改正错误，不是很好吗？我劝你，还是去的好，不要任性把事情弄得太僵。”我虽然有余火，但他最后两句话的分量，还是掂量得出来的——硬抗，将遭到强制执行。

终于，我上了车，由文化局保卫科申科长和出版社人事干部孙开琼一同押送。在车上，申科长对我说：“你如不服，可以在学习的时候，利用休息时间写上诉。现在先送你回家，看看你爱人和孩子。”车到二十一中学门口停了下来，其时，我年仅9岁的大女儿正在校门口玩耍，见我下车提个包袱，又有两个人跟着，她有点诧异，赶忙拉着问我：“爸爸，怎么了？”我一阵心酸，无言以对，只问：“你妈妈呢？”她说：“妈妈在楼上家里。”我领着他们急步走进房间，妻正在饭桌旁坐着，见我和两个生人走进屋，她立即站了起来，我把包袱放下，对她说：“我的问题，处理了，要我马上走。”她两眼一楞：“到哪里去？”我摇摇头：“不知道。”这时申科长插话了：“送他去学习一段时间，什么地方，他到了就知道了，可以写信回来。现在天已黑，时间不早了，赶快拿着生活、学习用品和简单行李走吧！”我就这样和妻女见了一面，匆匆离开了家。

出得学校门口，申科长说，局里有事，他不去了，由孙开琼一人送我到解放西路劳教转运站。途中，孙悄悄问我：“你还在生气呀？你真的要上诉呀？”我点点头：“是的。”她又悄悄地说：“你去学习一段时间，很快就会回来的。你千万不要上诉，千万上诉不得啊！”她最后两句话，像一瓢冷水，把我浇醒了，我领悟到它的含义和分量。我由衷感激地拉着她的手，连连说：“谢谢你，谢谢你！”我断然放弃了上诉的念头。

到了劳教转运站，铁钎门一拉，我就进去了，再一拉就关上了。铁门一开一关的声音，惊动了门左侧的一个人，他从铁床上弯起身来，我一看，是市委宣传部王匡时副部长，连忙招呼他，他摇头摆手，又招手示意我过去，轻声对我说：“我知道你要来的。”我说：“怎么，你气色不大好。”他说：“我刚割了痔疮不久，现在在受优待，睡在这里养病。”他把“优待”二字说得很重，向我微微一笑。我向右侧身，见一群青年人正围着一个人噫哩哇啦的，好像在争论什么。便问：“那是干什么？”他说：“那是一些西师学生在帮助董时光。”我又问：“怎么，这里面还要开斗争会？”他说：“这里面要学习，也要主动检查。”他躺下身去：“你快去办手续吧。”

这天晚上，气候闷热，我被安排在二楼的地板上“休息”。我把带去的行李打开，想拉伸睡他一大觉，但是胡思乱想，很难入睡。午夜起来小解，迷迷糊糊地向厕所走去，给武装值勤的士兵挡住：“喂，怎么不喊报告？”于是，我按他的指示，重新站好：“报告管理员，小便！”他微微一笑：“去吧。”他这一微笑，不知是对我表示善意，抑或自感多余。他并没有刁难我，是朴实的，而我则第一次感到，失去自由，方知自由的可贵。

 

（3）玉皇大帝请客——都来了

 

劳教转运站，顾名思义，就是劳教分子的集散地。各个机关和单位把处理的劳教人员送到他那里集聚起来，经过一番研究安排，又将这些人分别分批输送到不同的劳教场所去，有点像劳教分子批发站。自从开始处理右派以来，这里生意兴隆，门庭若市，一批批吸进来，又一批批送出去，像走马灯似的，络绎不绝。

转运站大概有两幢相邻不远的楼房，一幢住宿、学习，一幢吃饭、集体活动。但两幢楼房不能直通，要绕过街边一段马路。显然是临时性的机构。

入站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18日清晨，我在似睡非睡的迷糊中，被一阵躁动声惊醒，从地铺上爬起来，尾随一支长蛇队伍到另一幢楼房做早操、吃早饭。从街沿马路走去，见一女子抱着孩子，和另一些男男女女，停足观看我们。孩子问：“妈妈，他们是做啥子的？”妈妈毫不迟疑地答道：“他们都是坏人。”在马路对面，有5、6个小学生在高声唱：“右派右派，是个妖怪。大家说好，他偏说坏。”我们这群同类都已麻木不仁，没有谁去理会这些，说说笑笑，扬长而过。但我心里却蓦地闪现一念：我们已是过街的老鼠了。

做完早操，解散下来，等着吃早饭。我举目一看，真有点意外，好多熟人呀：宣传部的王副部长不说了，有重庆作协的作家、我的挚友刘盛亚，有美协的画家汪子美，有在整风中一再声言“要么我就是标准的共产党员，要么我就除脱（即开除）党籍”的重庆市文联秘书长温田丰，还有重庆日报的记者游仲文，等等。盛亚兄首先发现了我，急步向我走来，连呼我的名字，我们的手握在一起。好久不见了，未料到在此见面，嘘唏不已。熟人见了面，拉着手，笑容可掬，都不约而同地说出一句话：“你也来了？！”

盛亚对我说，前几天送走了一批，钟岫他们都走了。钟岫，就是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的“纵火犯”杨钟岫，我们三人是知己，我还是杨的“同案犯”。盛亚所说的“他们”，还包括四十年代的老记者、重庆电台的记者李忠禄，也是四十年代的老记者、重庆民盟的李康、舒军和《重庆日报》的编辑杨本泉等人。这批走了的和前面提到的，都先后在《重庆日报》上点了名，已成为搞臭了的重庆“名人”，是“一丘之貉”。

一时间，我沉重的心情反而到“轻松”了。真是玉皇大帝请客——都来了，岂止我一个人哉。这显然是一种政策性的措施，在劫者都是逃不脱的。但我还有一种心病，不好意思说出来。从接触中，虽然大家都是右派，都是送劳动教养，有的并未开除，还保留公职，为什么要在我一个人头上动“法”，管制3年，搞得那么重？我悄悄给盛亚谈了，他稍一思索，说：“这没有啥，反正都一样，去他的。”也许他在宽慰我，但我仍在“反省”，是不是我在反右斗争中的态度顽抗，拒不认罪？我曾说把我烧成灰，我也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无怪他们说我是“罗隆基的徒子徒孙”。是不是我对“收容劳教”很反感？是不是要我去扫厕所，我把扫帚给扔了？是不是叫我去长寿湖劳动，临走时我却睡着了，弄得他们又用摩托车专门把我送到文化局去集中？……慢慢地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人事干部好心要我“千万不要上诉”，如果我“顽固不化”，真的上诉了，恐怕就要加码，判我几年徒刑，送我去劳改，那将搞得更惨。于是我毛骨悚然，有点不寒而栗起来。

在转运站，天天要学习，也天天有人主动争取检查，无非想博得好感，从宽发落。我是决心不检查的，觉得人都到了转运站，没有检查的必要了，如果不小心，说错了话，还会惹麻烦，自讨苦吃。我的不少熟人，也是这个态度，只坐着听，不发言。

有一天，王匡时检查了一个上午，的确说得好，条条是道，有事实，有分析，有批判。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所以我决心下去改造3年到5年，争取摘掉帽子，回到人民行列，重新做人。”大家认为，他的检查似有启发示范作用。但是那个“3年到5年”，却是好多人没有想到的。人们认为，他是宣传部副部长，他的话一定有来头，绝非轻易随便之词，于是，难免有些悬乎起来，感到今后的日子还长哩，所谓“学习一段时间，很快就会回来”，不过是他们诓我上车好交差而已，也许他们也确实摸不清楚。

大概是4月21日吧，刚做完早操，管理员来告诉我：“你爱人和孩子来看你，去见见吧。记住，要表现得高兴一点，不要流泪，更不许哭！”他的语气倒是很和缓，不哭，不流泪，我可以强压住，又怎么高兴得起来呢？我走上一个过道，爱人和不满9岁的二儿子在那里等我。孩子偎着妈妈，扁着嘴，两只眼睛圆圆地看着我。妻一脸愠色，手里提个小包，彼此看着似乎都很难开口。我弯身摸摸儿子的头：“姐姐呢？”儿子望望妈妈，妈妈开口了：“她上学去了。”妻愠色未减，她带着责备的口气问我：“你为啥不好好检查，怎么弄到这个地步？”我说：“这并非我一个人呀，都来了。你看，那边不是刘盛亚、汪子美、游仲文他们吗？还有钟岫、李忠禄、李康、舒军，前几天送走了。”我指出这些人，都是她认识或知道的。她朝我指的方向望去，一大群人在那里等着开早饭。她转过身来，愠色慢慢消失了。我对她说：“我什么都开除了，一无所有，不久将要离开重庆，你带着三个孩子，今后会遇到很多困难。老家我还有母亲和兄嫂，看来也照顾不了他们了。想到这些，我非常内疚。”说到这里，我把手上戴的瑞士表取了下来，继续说：“这个，我今后用不着了，留在家里吧，你可以带着上课。至于我自己，算是交上去了，凭命运去安排，走到哪说到哪。”她从小包里取出一双解放牌胶鞋，是我去信向她要的。她希望我好好改造，争取摘掉帽子。至于她问及在转运站呆多久、将送往何处、什么时候能够回来等等，我都只能摇摇头，无法答复。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在我，更多的是担忧；在她，还有几分怨尤。孩子一会望爸爸，一会望妈妈，看得出，他明白爸爸惹祸了。

时间匆匆，妻带着孩子要走了，我对孩子说：“好好读书，听妈妈的话，听姐姐的话，要爱护弟弟。”他连连点头，要哭了，妈妈牵着他走了。我望着他们的背影，孩子不时回过头来，直到他们消失在过道的转拐处。我无限惆怅，无限凄楚。我把眼泪强止住。

这天晚上，我很难入睡，想了很多。

 

（4）别妻离子去沙坪

 

大概是4月23日或24日，午睡起床，队长说：“今天下午不学习了，一会儿在那边大房间集合，有重要事情宣布。”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知道即将公布名单，快要开拔了。但是，到什么地方，可能和哪些人一道呢？每个人都想分到较好的地方，能和较多的熟人在一块。因为将近一年的反右，各自在单位上隔离开来，像个被遗弃的孤人，谁也不敢与你接近、谈话、打招呼。这几天在转运站里，大家都是一路货，谁也不厌恶谁，似乎还有交谈说话的机会，不再是个哑巴，反而觉得从隔离状态中“解放”了。

名单宣布了，一部分人送去自贡修铁路，一部分人送去沙坪农场劳动。宣布结束，谁也记不清那么多，都不免要互相打听一下：“你分到那里？”在熙熙攘攘中，盛亚兄笑笑地朝我走来：“不错，照顾我们高知呀，把我们都分在沙坪坝农场，不离开重庆。”他显然没听清楚，把地名搞错了。我拍拍他的肩膀：“哎呀，老兄，你高兴早了。哪里是重庆沙坪坝哟，是沙坪农场！沙坪农场在西昌专区峨边县。今年春节前夕，我们出版社有个青年李志明就是被送到那里去劳教，搞得哭哭啼啼才走的。”这一下，他愣住了，似乎高知不起来了。我拉着他：“我们去收拾行李，准备上火车吧。”

下午5点多钟，一支长长的队伍，每人背着背包，沿马路朝菜园坝火车站出发，有武装管理员“护送”。此时太阳尚未落山，天气闷热，汽车过处，灰尘扬起，大家埋着头，默默走也默默想。没有亲人或朋友来送我们，也没有人来给我们说声“再见”。蓦地，别妻离子之情袭上心头，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才能和他们团聚，等待我们的将是一种什么命运。前途其莫测兮，吾不知将伊于胡底？我想与我同行者，其感触未尝不是这样。

成渝铁路通车几年了，过去曾因公赶过几次火车，每次进站都是兴奋地急走上车，今天却有点异样，看起来，它好像是个张开的大嘴，黑压压的，要把我们这些人统统吞掉。

车厢里，热烘烘的像蒸笼，很难受。时已傍晚，黑幕将临，火车启动了。车速渐渐加快，一会儿，凉风悠悠，心情舒畅，人们脸上绽露了笑容，似乎发生的一切都过去了。

队长讲话了：在车厢里，大家可以自由活动。如果晚饭没吃好、没吃饱，肚子饿了，一会车上有食品供应，大家可以随便买东西吃，但是，不要喝酒。今晚，最迟十二点要休息，而且要休息好，明天还要坐汽车到沙坪，其余就由大家了。一时，车厢里活跃起来，驱散了沉闷的氛围，叽叽喳喳似乎又可以“大鸣大放”了。

这天晚上，王匡时、董时光、刘盛亚与我围坐一张桌子，闲谈吹牛，自然，反右遭遇，又成了话题。董时光，是留美学生，解放初期突破种种难关，争取回到祖国，分到西南师范学院做一名讲师。他说：我被揪出来之后，我和那些围攻我的学生讲民主、讲自由，他们不懂，听不进去，我就住在寝室里不出去，不理他们，他们便在我的窗前安了几个大喇叭，一天到晚大喊大叫：“董时光，低头认罪，”“董时光，缴械投降”，搞得你心神不宁，无法生活，无法学习，也无法睡觉。据说这叫“疲劳轰炸”，轰得你头晕脑胀。真是岂有此理！刘盛亚插话：“你过惯了美国生活方式，你谈的，大概是美国的民主自由吧？这当然不对啰。”王匡时也说：这不行，不行的。我说：我已戴上帽子了，听说你还坐着汽车去重大讲演。你我满脑袋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什么言论自由，这里行不通，不理你那一套。刘盛亚说：批斗我时，说我“火线入盟”，妄想借民盟之势，篡夺党的领导。我插话：无独有偶，也说我“火线入会”，披挂上阵，大肆叫嚣，要推翻党的领导。其实，我们这些人，哪里招架得住，反右一开始，只一个回合，帽子一戴，就落马了。大家都笑了起来。王匡时对我说：你还记得不？在市委鸣放会上，你不是写纸条要求大会发言吗？我点点头：对！他说：后来安排时，把你名字杠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在小组的发言已够了，已把你的名字圈上了，用不着你再发言了。”这一来，我算多少明白一点“逗蛇出洞”的道理了，并转而问他：如此说来，你那时还是个“知情人”啰？他说；“那时我还是了解一些情况，但摸不透，不然，后来我怎么会成‘张文澄反党集团’的骨干呢？而且，还说我们把你们出版社作为反党的据点哩，我是不清楚的，你说对不对？”我说：“这可能事出有因，我们出版社是受你们宣传部领导的，平时在编书出书的某些工作中，我们社的一些同志，譬如说我吧，需要到你们宣传部去请示，我就找你嘛，更多的时候我就找谢予同志，和他交换一些选题和书稿的意见，请他提示提示，把把关。你看，这不就和你们的反党集团联系上了吗？”他若有所思地频频点头，淡然地会心一笑。

这一夜，可以说是反右斗争以来，我们这些人能够自由交谈的好时机。

 

（11）老友相见，泣不成声

   

沙坪农场在峨边近郊有好几个生产队，都种有大面积的红苕。当时提倡种南瑞苕，说是产量高又好吃，各队已开始收挖，我们这些调来炼钢炼铁的人的口粮，系由场部供应，初期以大米为主，现在正当红苕丰收之际，便改为以红苕为主粮，由各车间派人去挖，背回来交称计账，五斤红苕抵一斤大米，按这个比例吃饭。因此，我们打柴组也曾去挖过几天红苕，这个劳动要比打柴轻松，苕地就在不远，随挖随背，路也好走。有时还借来耕牛，把苕箱犁翻，更是好掏好捡，干来轻巧，而且还可多吃，算是一种“优待”。所以很多人都想向厨房靠拢，帮炊事员打点杂，捞一点“油水”。

有天中午，正当我掏完红苕，准备收工回去吃午饭的时候，一个很熟的声音把我喊住了。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我们出版社的校对李志明，他站在上面一块红苕地里，满脸笑容，显得很结实，满有精神的。他就是今年春节前夕，经出版社送来劳教的那位青年人。我们在文化局同事，又同时调到出版社工作。我们相向疾步到地边握住手，好高兴啊！他说：“我看见你好久了，因为正在劳动，没敢叫你，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说：“你走了之后，我们几个右派的日子就一天天紧了。我们是四月十七日处理的，有的降级，有的撤职，送农村监督劳动，只有我一个人搞得很惨，判管三年，开除，强迫送劳动教养，所以就到沙坪农场来了。”他说：“说句老实话，我知道你抹不脱，一定要取重的。肃反时，我在文化局打字，见到你的材料，他们就想抓你的，但因为没有根据，后来就没动你了。你知不知道，我有一条罪状，说我与你这个大右派勾结很紧，向你提供子弹，向党猖狂进攻。你看，这是不是活天冤枉？当然，我们两个比较好，比较接近，这是事实，但是，我怎么敢把那些机密材料告诉你哟！”我说：“这些事，一时说不清楚，该不是给我写了些糊涂账？以后看吧。”我们只能匆匆谈几句话，准备分手，他忽然想起什么，转回头对我说：“告诉你，姚江屏也来了，就在坡上不远，搭有一个棚子，他在负责挖红苕，我见过他，他问起你。你吃了中饭，悄悄溜上去看看他，你们是老朋友啊。”

这个消息让我“喜”出望外，我明知可信，偏要多问一句：“真的呀？”他一笑：“未必我还骗你吗！你看你那副高兴的样子哦！”我们挥手而别。

我抓紧吃完午饭，悄悄给小组打个招呼：出工时我直接到苕地去。我迫不及待，三步当两步走，很快爬到那快苕地，果真有个棚棚，外面坐着两个人，一问，说他在里面。我走进棚子，他正在一张临时桌前坐着，埋着头，在纸上填写什么。我迈过去叫他一声：“江屏！”他一抬头：“呀，鸿钧！”两双手紧紧握着，久久不放，感应着心灵的颤抖。我们一年多未见面了，惦记、激动、感伤之情揉在一起，两双红润的眼睛，显示出无限的内心之苦。终于，我们流泪了，呜呜咽咽，泣不成声。他招呼我坐下，我们这才相互打量，嘴角露出一丝苦笑。他问：“你怎么样？”我把手一摊：“你瞧，我们不都是这副狼狈像！”

他从口袋里摸出半包烟，递给我一支。我接着一笑：“你还有烟抽？”他也一笑：“你大概饿烟了吧？”我点点头，马上大抽起来。我向他简单谈了一点刘盛亚、汪子美、李忠禄、杨钟岫的情况，因为大家都是四十年代的老朋友。他说，他只听说朋友们大多送走了，但具体情况毫无所知，不免挂心挂肠的。我感到有件事必须向他谈谈，以表示我的不安和歉意。我说：“前不久，阿凤（我爱人魏文凤）来封信，提到珂琳（他爱人王珂琳，也是右派）带着小儿子去找她，希望把小儿子付托给她，代为照料管管，阿凤没有同意。我回信去说了她，认为她没处理好，无论如何，该把小儿子收下来。”他截断了我的话：“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但小儿子解决了，妈妈也解决了，你放心吧。其实，这个问题不能责怪阿凤，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也困难呐！哎，她妈妈还在不在你那里？”我说：“不，去年就送到北京去了，阿凤有个大兄弟在北京。”我与江屏是知交，常有来往，家庭情况也彼此了解。解放前，他，杨钟岫和我，都在重庆《新民报》作记者，与《新华日报》的同志密切联系，互相配合，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他是民盟盟员，工作很积极，不惜冒险，做得很有成效，曾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追捕，也坐过牢。想当年，看今朝，此情此景，他的包袱似乎背得更重。

难得的偷偷一见，又须匆匆分手。临别时，他把剩下的烟塞进我的口袋里说：“你拿去抽吧。”我问：“你呢？”他笑笑：“我想得到办法。”

 

（26）调宁南铅锌矿，董时光死了

 

……喜德四周几个筑路劳教人员大队大改组的时候。队部宣布停工，清扫工地，整装待发。我们一批人调到宁南铅锌矿。该矿派来接人的干部已到，并招集我们讲了话，说宁南铅锌矿很好，居住条件不错，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生活也很安定。这次调动是步行，要走好几天路，要求大家轻装，在思想上作好准备，叫大家将不急需的东西打包捆好，贴上姓名，留交队部用汽车运来。大家听了，半信半疑，喜忧参半。因为经验告诉大家，只有到了宁南，才能见分晓。这时节大概是1960年的11到12月份之间。

这天，终于出发了。大概下午五点多钟，走到冕宁县属的一个什么乡停下来，住人民公社的一个大凉棚及其附近的地方，各队调宁南的人都集中在这儿，人很多，没法睡觉，靠着背包过夜。傍晚，一位干部来点名，不断地叫着：“董时光，董时光！”没有人答应。有人说他来了的，在那边歪角落里。我问身边的人：“是不是重庆那个董时光？”他说：“是的，你看嘛，在那边角角蹲着，勾着脑壳那个就是。”等干部点完名走了，我悄悄走到他身边，拍拍他的肩膀：“老董，老董！”他抬起头来，脸上那副眼镜已经摔坏，用胶布粘连起来，神情显得病态，萎靡不振，呆呆地把我看着。我问他：“你还记得我，认得我吗？”他点了点头。我又问：“盛亚呢？他在哪里？听说他出了事，你知不知道？”他把头摇了摇，一声不吭，又垂下了头。我无法再问下去，赶快回到自己的位置。然而，心情很不平静，十分惆怅：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一夜在迷迷糊糊中度过。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继续开拔，目的地是四、五十里路远的泸沽。这天是个好天气，阳光照人，田野开阔，路也好走了。下午四时许，就到了泸沽。泸沽住户较多，市面比喜德宽广，但仅一瞥而过。我们被安排在不同的地方，干部指定我们一批人在一个客栈住下，真巧，其中有董时光在内。当我们进入客栈时，工友正在那里打扫屋子，我们便在天井下面四周坐下休息。我有意靠近董时光，想再借机向他探询作家刘盛亚的情况。然而，我还是失败了，他硬是一言不发，我也无法敲开他的嘴，更不敢逼着他开口惹来麻烦。失望之余，看着他那副沉闷而沉重的样子，真不是滋味。可惜那天晚上我和他并不住在一个房间里。第二天一早起来，听他们同屋的人说，昨夜董时光发病了，很危险，用汽车送到宁南去了。在途中，我们获知，送到宁南的第二天，董时光就去世了。真难预料，一个奔回祖国，正当盛年，应该有所作为的人，竟这样匆匆结束了他的一生。但谁又敢说一声“可惜”呢？

（节录自作者长篇自传遗稿《忧忧岁月》，由其子女提供）

 

 

我被“算老账”打成右派

 

林定恕

 

编者按：本文作者林定恕，浙江慈溪人，1932年生于杭州，1949年6月在上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年底随军进入重庆，被分派到北碚军管分会文教接管部。后任中共北碚区委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1956年作为调干生考入四川大学，旋因患病休学回家。1957年大半年在住院和养病中度过，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生活。因其提出要求退学的申请得到批准，8月由重庆市委组织部另行安排到市委党校任教。因初到一个新单位，在有关会议上也基本上没有发言。可以说整个反右派运动中，无论是在原单位北碚区委宣传部，还是在四川大学，还是在重庆市委党校，都没有任何“鸣放言论”，按说他应该幸运地躲过了“反右”大劫。然而，谁也想不到有人要“算老账”，而这“老账”主要是“反对领导”和“反苏”……

 

当时，我绝对想不到，灾难已经临头。因为九月初调我到市委党校，十月下旬还认为我属于积极分子，至少让我觉得，党组织还并不认为我的思想、言行是右的。虽然我对反右派斗争后期的那些搞法，实难恭维，但也仅只是内心的疑问，拿不准，没说。我当时还挺心安理得哩。

突然，十一月六日，组织科通知我，市委组织部决定调你回北碚。问：什么时候走？答：“马上走。北碚区委来了人，他们有车来，等着接你回去。”很明显，已发生什么事。但我总是自我安慰，无非要我去说清楚什么事。但梅子（注：作者的妻子）很敏感，意识到要出事，但没有对我明说，却坚持要陪我一道回北碚。我们简单整理了一下衣物，带上孩子，就上车回北碚了。

到北碚，我们被安置在天生路旁一幢黑色砖墙房子的二楼上住下，被软禁起来。原军管会文教接管部的房子就在街对面，想起当年赤诚无私地为人民的解放和共和国的建设而奋斗的峥嵘岁月，如今莫名其妙地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扪心自问，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总体上无愧于这个时代，是不是遭遇了历史的误会？

北碚区委机关第一支部的书记来了，是一位在北碚玻璃厂生产改革工作队共事过的老熟人，此时显然要同我划清敌我界限了。他板起面孔，打着官腔发“指示”：在反右派斗争中揭发出来，黄绍群（注：北碚区委宣传部教育科副科长）问题严重，其中涉及到你，你要好好检查交待。党的政策你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坠入五里雾中，不知道黄绍群有什么右派言行，同我有什么关系。

十一月八日，通知我参加会议。我郑重其事地带上笔记本，恭恭敬敬提前赴会场。顺便说一句，这本笔记本对于我可以说是无价之宝，从这天起直至一九五八年三月六日宣布处理，记录着对我进行批斗和处理的全过程，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在这个历史剧中是如何表演的，都原原本本地反映在上面。梅子是个有心人，由于她精心藏匿，经历二十多年的波折，包括“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许多东西都被查抄了或者毁了，但这本笔记本至今还保存着。它现在对于我写这段回忆录，是最详尽的客观材料。不过，在我看来，所有当事人以及他们的表现，归根到底无非都是那个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现象形态。在这台历史剧中，张三不上台演那个角色，还会有李四上来演出的。所以不该与具体的人计较。然而为了真实地反映那段历史场景，总不能不如实地记述各个角色的台词，于是隐去了某些人的真实姓名。

会场设在区委（蓝庄）进大门左侧的会议室（原为机关食堂），外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都是揭发、声讨区委机关里的右派分子的，有关于黄绍群的，秦涛的……。这次会议名义上叫“大鸣大放”座谈会，实际是借此引出我的“问题”，并提上纲，拉开后续的一系列批斗会的序幕。这都是事先策划好了的，我在民主改革、“三反”、“五反”中都曾参与过这类策划。那位支部书记主持会议，点名要我发言，说“帮助领导干部整风”。此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非要我说，我就只能应付，对宣传部的那位副部长和组织部王副部长作风不够深入的事，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接着与会者就向我“开火”了。不过，就像演戏一样，毕竟是序幕，只是点出所谓“问题”，尚未无限上纲。有些意见是对的，比如不少同志说：“林定恕同志（这时尚称同志）骄傲自满比较严重，说话指手划脚……”，“用语尖酸”，“自以为了不起，年轻有为”。有些意见虽夸大其词，作为“闻者足戒”吧，也可以接受，如说“林定恕同志名位观念非常严重，要去上大学，成名成家”，“说在现在这种工作岗位上，再干十年八年也当不了一个地级干部”；“报考大学时对工作很少管”；“宣传部里自由主义议论很突出，在办公室里，饭堂里都谈，议论国际问题、政策问题，你林定恕和万冈可以说是主角”。有些“积极分子”点出的问题有点根据，可以说事出有因，如说：“你在党代会上表现出对领导有意见，说党代会（选举）不民主，（给中央）写的信中说，只能按上级规定的（候选人）划圈圈，这三点是林定恕的论点”；“你在选票写保留意见，在选票上留下了历史纪念。”；“你对苏共中央赫鲁晓夫不满”，“为莫洛托夫鸣冤叫屈”，说“赫鲁晓夫是否也有个人崇拜”；“你议论我们宣传部某部长及其他领导同志”等等。有些“积极分子”提的一些意见，虽非大事，却是歪曲甚至捏造的，如说“你检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展览的标语没有搞好，就对某人发脾气，骂他混蛋”；“对某部长不尊重，自作主张召开基层支部书记会议。”；“说报考大学，报了又不考，就要赔偿损失。威吓别人。”等等。

最后，那位部长和支部书记分别作总结性讲话时，不再称“同志”了，摆开架势，“上纲”了：“黄绍群是一个党内的右派分子，主要问题是：一、反领导；二、党代会上反党，有个反党小集团；三、反对苏共，破坏中苏团结；四、对党对干部玩两面派手法。”“有些问题牵涉到林定恕，问题比较严重。有些问题分不清楚，是你讲他传播，还是他讲你传播。反正主要角色是黄绍群和你，要老老实实检查交待。”

开始阶段，我确实想实事求是地说清楚事实真相，并从思想上解剖自己，争取理解。我的检查分四个部分：一、骄傲自满，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包括表现在对部分领导同志不够尊重；二、参加区党代会在选举问题上片面强调民主，并犯自由主义；三、人生观问题上有二重性，小资产阶级出身，过去受资产阶级教育，参加革命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处在自我改造的过程中，有进步的一面，也有未改造好的一面，如有资产阶级名位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观念；四、思想、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

十五日下午二时开大会，那位支部书记主持会议。我作完检查，他就说：“不仅仅是一个骄傲自满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思想问题，应该从政治立场上来考虑。请大家发言。”

这一下开了锅（其实是事先安排好了的），一个个发言，开场白都是“态度抗拒”，“避重就轻”，“不老实”，“实际是继续放毒”，“是不是想要来几个回合”。甚至有个别人为表现自己“积极”而放开喉咙骂人了，“还在检查什么个人英雄主义？什么英雄，实际上是狗熊！”然后，揭发“反党事实”：

“攻击污蔑领导”——说某部长当部长不行，当个科长还可以；刘书记不懂工业管理；组织部王副部长是睡大觉当部长的。

“党代会上搞反党小集团”——选举问题（指我们在区党代会酝酿候选人时，就领导上拟定的候选人名单提出了个别调整的意见）；给党中央写信问题。

“攻击污蔑苏共中央”——攻击赫鲁晓夫；反对苏共中央对马林可夫、莫洛托夫的处理。

“大鸣大放中与右派相呼应”——说张校长“语言的不清楚反映思想的不清楚”以及那首打油诗。

此外又引伸出了一些蓄意歪曲的甚至凭空臆造的东西，例如说黄绍群、林定恕就在一次部务会议上一唱一和污蔑“部天下”，与资产阶级右派污蔑“党天下”的谬论同出一辙。其实事情是指：一九五五年宣传部的一次部务会议上讨论到要召开一次农村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区委领导没同意。与会者有些牢骚，说工业部管工矿，农工部管农村，要开个会就开，宣传部就不行。据揭发者说，当时黄绍群插了一句“工矿是工业部的天下，农村是农工部的天下。”林定恕应声附和说“宣传部要召开街道、学校的宣教会议还是比较容易，那不就成了宣传部的天下了。”且不说两年多以前是否说过这样的话，记不起来，即使说过，其涵义与“党天下”之说也风牛马不相及。但是根本不给我澄清事实和申辩的机会，心里难受，有时就禁不住苦笑。这又引起不满。早在批斗黄绍群时为了自保而从所谓“反党小集团”里“起义”的人（以下简称“起义者”）站起来揭发：“林定恕不老实，有两种手法：第一个手法是一再表白自己，蒙混群众。利用群众过去对他的错误看法，企图蒙混过关。现在大家眼睛擦亮了。第二个手法是压，楞别个一眼，或者轻蔑地一笑，态度是威胁性的。今天的检查用了很多美丽的词句，仍在宣扬自己。检查是不痛不痒的，对某部长一贯的蔑视和敌对情绪，没有谈出来。说某部长工作不深入，下厂半天就转回来了，这是在党代会以后说的。党代会候选人问题，我到阅览室看书，黄绍群和你从那里出来，说我们去酝酿了来，而且你的名单上做有记号。这证明你们是有计划有预谋的。现在一切假象都要揭开。”

“起义者”揭发的最后一点似乎成了钢鞭材料，印证真有那么一个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小集团。于是引起会场上一片吼声。但是也有一些人沉默无言，或许认为那算不上什么钢鞭，因为是主席团在大会上布置要代表们下去酝酿候选人的，参与酝酿议论者多得很，能算反党活动？至于在发给代表的候选人建议名单上打上〇、×、？等符号，标记看法，有何不可？能证明有什么阴谋吗？有一位同志发言比较冷静，看来是认真听了我的检查的，抓住了“要害”，那是原北碚地下党的老同志，矮个子的老萧，他说：“林定恕承认了一些事实，……但是有所恃而无恐，一是没有政治企图，二是大鸣大放以前的问题。不过反党本身就是目的，以前的问题只说明你反党是一贯的。”老萧最后的那句判断是空洞的抽象，显得强词夺理，但毕竟指出并变相肯定了那两条基本事实，难得。那位支部书记又作结论了：“今天还没有大量揭发，主要是批判了态度。辩论还要继续下去。……”

第二天，批斗会继续了一整天。会场外贴满了针对我的大字报，“剥开右派分子林定恕的画皮”啦，“揭露林、黄反党小集团的罪行”啦，“反苏——帝国主义走狗”啦，“警告林定恕，顽抗没有好下场”啦，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会议在继续所谓“打态度”的同时，以揭发批判为名越来越离谱地强加所谓“反党事实”。一种是有人先从我确实说过的话作分析推论，随后人们把那个推论认定为我说过的反党言论了。比如，在北碚玻璃厂生产改革期间，关于一次高温玻璃质量事故如何调查分析的争论中，我曾对刘副书记提过意见：“刘书记怎么不听我汇报完，就下断语？”党代会小组会上又提过意见：“刘书记分管工业，不懂厂矿工作的特点，又不深入实际了解情况，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刘书记要负主要责任。”经推论，变成了“刘书记主观，不懂工业，不能领导。”再进一步，又变成了“整个工矿工作是刘书记的问题”，最后就强加为主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言论。二是先篡改，后推论，再强加。比如，对莫洛托夫的处理，我说过“令人痛心！”有人把“痛”改为“寒”，然后说“林定恕说参加革命寒心”；闲聊时我说过“贺龙同志喜欢打球”，被改为“贺龙同志只喜欢打球”，进一步又变成“贺龙同志是老粗，只能管打球”了。三是，张冠李戴或者捏造，反正凭口说，不必查证。不少“揭发”出来的所谓我几年前说过的话，怎么回忆都没有印象，而且是不可能说的。比如说“恩格斯晚年昏愦了”，区兵役局“左局长蜕化了”等都是强加的。然后在上述基础上拔高，一是在所谓“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反党阴谋活动”上做文章，把党代会酝酿讨论候选人名单和对候选人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说成“有组织有预谋的要搞掉一批人，整臭一批人”。二是从“反党的一贯性”上罗织罪名。为把“反党的一贯性”向过往推延，那位“起义者”起来揭发：“林定恕在‘三反、五反’时就反党，说打出许多假老虎来与打虎下指标、搞逼供信有关。‘五反’时，我们开会斗争‘民利权’（企业名）的老板。你来看了，说‘那个，像走过场’。你污蔑‘五反’！”；为给所谓“反党的一贯性”延续至今补充根据，有人捏造说“林定恕在川大读书时污篾这个教授那个教授不行”（检举人说不出所谓被“污蔑”的那些教授的名字来，大概怕露馅，不好臆造姓名吧。其实，当时我读大学一年级，学基础课，都是讲师上课，还没机会见识教授哩！）。

为了写这一节，重读当年笔记本的记录，心情特别沉重，有时候痛苦得读不下去，晚上睡不着，脑子里盘旋着一个问题，“左”的狂热怎么会把人性扭曲到如此程度！不过，冷静下来想一想，觉得也可以谅解。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不“划清界限，站稳立场”行吗？那位直心肠的贫农的女儿、地下党的老同志张邦琇，就因为在发言开始时说“从我内心来说，很不愿意你成为右派。但是……”被认为是同情右派，挨了批，后来被划为中右分子。

第一波批斗会告一段落，那位支部书记作了“概括”后又发“指示”：“你反党的问题，时间这样长——四年，应该与当前联系起来，开展无情的思想斗争，把这一次作为一个转折点。你怎么入党我不清楚，但是那不是个转折点。”我听了心里阵阵作痛，简直是对我从十五岁起一直追随共产党的一片赤诚之心的侮辱，我实在想不通要我“转折”到那里去？转向说假话？转向当“两面派”？

情况很明显，结论已经内定了，任何申辩已无济于事。这期间，恰恰又发觉梅子怀孕了。怎么办？梅子看到我的精神几乎要崩溃，她也很痛苦。但是她劝解我：“一定要活下去。今后做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们好好过日子。”梅子的关爱给予我很大的精神支撑。没有了后顾之忧，我镇定了。我想来想去怎么才是真正对党的事业忠诚，顺着说假话是忠诚吗？不，还是要实事求是。思想批判从严，上纲上线，“加大帽子”，可以，但事实不能歪曲。对于事实和所谓意图，坚持有就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能大包大揽。于是，我准备再检查。

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始了第二波大批斗。上午由我作检查。主持人表态：“一、承认了基本事实；二、承认了是政治问题。但是不是心服了呢？还要继续分析。”二十二日下午和二十三日全天，又是声嘶力竭的批斗。开始集中于攻击“没有交待什么新事实”，“没有检查当时的思想动机”，“大帽子下开小差”。这是在预料之中的。本来我在思想感情上就不存在反党的念头，何来反党的动机？批判者们从我在区党代会前后整个经历过程中也没能找出可自圆其说的“反党动机”来。于是只好借用“以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党”的抽象概念来笼统定罪，说：“党代会上林定恕是否有个人企图问题——把个人的意见强加于人就叫个人企图。你和黄绍群就是在想改变宣传部”。接着又集中在“反党的一贯性”上做文章。竟至说“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右派，头在踏上政治生活的时候，而尾在今天的会上”；“你是混进党来的间谍，内奸”；“表面上看来你是拥护党，但本质上是反党，你工作上做出成绩是为了获取领导的信任，更好地进行反党”。

总之，一切都是“反党”的！开始我想不通，也不理解为什么要扭住“反党的一贯性”做文章，后来从一位初级组理论教员的发言中才明白了其中玄机，因为没有这个“一贯性”定不成“右派分子”，大概是深挖右派的文件中有那“一贯性”的界限吧，不过我没有见过有关文件，只是猜想而已。其实区委刘副书记等主持反右的同志在把我弄回来之前早己把我算在打击对象的指标之内了，结论已定，只待装材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正如有位“积极分子”威胁性地说的“就是你不承认，仍然可以作结论”。既然如此，何必费那么多口舌反复批斗？哦，原来并非想帮助人们弄清是非，只是为了把你“搞臭”，肃清“影响”，使之“孤立”！

会议结束时，那位支部书记提出要求：“对同志们提的所有意见应该深入的作思想斗争。不能把别的同志的意见随便抹掉。”（言下之意就是只能承认，不能申辩）。“着重检查：一、反党的问题是不是一贯的？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二、党代表大会的反党小集团问题，你与黄绍群是否反党联盟？三、反苏问题。四、什么造成你反党？动机。”

我知道已经不可能期望主事者们会实事求是了，但竭力克制自己，态度诚恳委婉，立足点仍坚持思想批判从严，对违背客观事实的东西决不违心认同。

十一月二十八日，刮起了第三波批斗风暴，直至三十日，连续三天。

二十九日上午由我再作检查，最后我坦率地说，有些问题没有搞得通，既然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愿意含糊，请同志们批判帮助。好家伙，这一下子不得了，污水全都泼过来了。

二十九日下午一点五十分，我到达会场，看到一副对联：

三万天，苦鞭策。不甘碌碌无为。立大志，独揭宇宙秘密。光宗耀祖，有口皆碑，流芳百世。敢笑若辈觅官苦，怎及俺谋意深远！

曾几时，惊幻梦。竟犯累累罪行。成楚囚，群起声讨叛逆。身败名裂，儿孙咒骂，遗臭万年，愧对人民悔恨迟，方知愚顽见识浅！

我至今还不知道这副对联是那位秀才写的，也不便问。我看那上联还有点意思，如果把第三句里的“独”字改成“欲”字，第四句的“光宗耀祖”改为“著书立说”（即使不自夸为“强国为民”），倒基本反映了我当年的思想和人生追求。至于下联则全属于辱骂，而且连当时批得那么起劲的事都没有点到，使上下联全然缺乏内在联系，不知道那位秀才心里是怎么想的。

二十九日下午和三十日一整天，除了厉声斥责和威胁恫吓——“三次检查，一次次的不老实，一次不如一次”，“继续顽抗，很危险，你要好好考虑后果！”等等之外，开展了所谓“说理斗争”即强词夺理的大批判，那些鼓吹专制主义的奇谈怪论，离马克思主义十万八千里。我想，如果马克思在天有灵，一定会怒发冲冠；如果毛主席能听得到，也会因为这些“左”派不认真学他的著作，满口胡说八道而感到悲哀的。我有机会领教这些“理论”，真够荣幸！且看那是一些什么“理论”。

从十一月八日到十二月十日，由那位支部书记主持，对我进行了三波大批斗和最后一次“定性”会议收场，历时一个多月。从歪曲、捏造事实到罗织罪名，从断章取义到无限上纲，从责骂恐吓到鼓吹专制主义的逻辑，真是把“左”的愚昧表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关于我检查我的人生观具有二重性的问题。两位初级组理论教员和几位干将，还算是区委宣传部搞理论教育的，竟然说“人的人生观有什么二重性？我没有看到过。”“二重性就是二元论，我们是唯物主义一元论者。”哈哈！把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同辩证法的矛盾统一观点混淆起来，对立起来，公然否定毛泽东的“一分为二”的观点。批斗会上反对具体分析具体事物，真的是形而上学盛行。要是按他们自己惯用的“逻辑”推论，否定事物的“二重性”就是反对“一分为二”，反对“一分为二”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党，……那又该当何罪？

最可悲的是鼓吹专制主义的逻辑。我把它概括了一下，其基本的“推理”公式也是“三段式”的：与某人有不同意见就等于反对某人，对某领导人（且不论大小）有意见就是反对领导；党的领导是具体的，是通过具体的领导人实现的，反对具体的某领导人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不管当时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人民的和社会主义的利益）。于是我对刘副书记提了一点意见就是反对区委刘书记；说了那位副部长的缺点就是污蔑攻击了部长；甚至听了报告下来谈感受，其中说到报告者的特色，如说“任白戈同志作报告不打稿子，讲得生动，但是扯得宽。”“辛易之同志作报告政策性强，但不够生动。”也被定为恶毒攻击市委领导。而所有这一切按上述三段式都归结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会上有一位批判者就曾责问我：“你有什么权利来评论领导同志？”唉！真是太受“教益”了。在堂堂的共和国里，大大小小的领导者都成了专制的族长了，对他们是不准批评的，即使并非贬义的评论也不行。于是，除了歌功颂德，阿谀奉迎的话以外就免开尊口。后来的许多历史事件表明，它的流毒甚广，后果严重。真心话听不到了，庸俗的吹拍之风，说假话之风盛行起来，而那些“领导者”则胜利冲昏头脑，真以为自己是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了。从此飘飘然起来，干了许多唯意志论的蠢事。君不见“大跃进”中假话吹上天；“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政治帽子满天飞，说真话的倒大霉；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则走到极端，不仅对说实话者动武，甚至被枪毙，包括不少“反右”运动的领导者和急先锋也深受其害，被同样的逻辑所打倒。这真叫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按专制主义逻辑的推导，民主集中制也被彻底扭曲了。按毛主席的经典定义，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那末，民主还是基础嘛！集中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没有民主，何言集中，那“集中”不是变成专制了吗？我们在区党代会酝酿候选人的时候，就领导上拟定的候选人名单提出了个别调整的意见，本来这是代表的起码的民主权利，却不让在会上讲。因为对区委的作法不满意，有疑问，写信向党中央组织部反映，这也是党章明文规定的党员权利。可是时隔一年多之后都被批判为反对民主集中制，斥之为“反党”。说什么“首先要知道党内的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领导作了决定之后就必须服从。你们服从了吗？没有。”“这是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候选人名单是经过市委批准了的，你要改变，这不是反对市委吗？”“区委不是压制党内民主而是制止你们的反党活动。”“你们为什么直接给中央写信，说明你们眼里根本没有市委、区委。如果中央不同意你们的看法，你们还会反对中央！”“你们在党代会上扮演了反对派角色，同托洛茨基反对派一样，性质就是右派猖狂向党进攻。”说了一大堆，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只要集中，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都当驯服工具，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在用人问题上更是如此。那末，何必要进行选举呢？那不是装样子的么？

更荒唐的是把专制主义逻辑推广运用到国际关系上去，奉赫鲁晓夫为主子——国际的领导，也不准议论。有一位平时看来很斯文的同志首先发言：“关于苏联的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林定恕的言论不利于中苏团结，破坏中苏团结。中心点是反对赫鲁晓夫，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挑剔缺点。”（哈哈！真妙！）。其他一些人不甘落后，纷纷起哄：“你对苏共二十大的决议不满意，对赫鲁晓夫不满意。你究竟是在维护国际主义呢还是反对国际主义？”“你自己站在反党立场上，所以认为马林可夫、莫洛托夫不是反党，而只是意见分歧。你与苏联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立场是根本对立的。”“攻击赫鲁晓夫就是攻击苏联，你成了帝国主义分子在党内的代言人。”“你说，看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硬是要靠我们党来挂帅了。这完全是站在帝国主义立场。”那位支部书记做出“结论”说：“从政治态度来看，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你作了反苏反共的应声虫”。综观批判者的逻辑就是：对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作法不满意就等于反对赫鲁晓夫；反对赫鲁晓夫等于反对苏共，等于反苏，等于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后，连拥护中共中央的话也算是为帝国主义代言，成了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批斗会上的干将们把专制主义逻辑运用到极端，结果自己难脱“反党反毛主席”之嫌了。他们不读书不看报或者没有读懂，不知道或者为了整人装着不知道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已经在批判赫鲁晓夫了。如果说，他们在否定民主、执迷于集权这一点上与毛泽东后期的观点还有些联系的话，那么，在对待赫鲁晓夫和当年的苏共中央的问题上就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了。就在当年十月九日，毛主席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就讲到：“这里顺便说一点我们同苏联的不同意见。首先，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像样子，我们不赞成。因为搞得那么丑嘛！这就不是你一国的事，这是各国的事。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还有和平过渡的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无论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两条：第一条，和平；第二条，战争。……你说一定是和平过渡，那跟社会党就没有差别。”（《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7页）

现在来看，我当年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看法不是右了，而是“左”了。原因是对斯大林的迷信很深，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应该反省，但决不是像那些批斗干将那样不辨是非地进一步往专制主义的极端上走。

反右派运动及由此盛行起来的专制主义逻辑导致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大好形势发生大逆转，可以说是历史的大倒退，后续二十年愈演愈烈的“左祸”虽然在此前已有发端的明显征兆，但正是此时才形成了使整个局势急转直下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捩点。我的人生道路在历史的漩涡中发生了一次大转折，经历了二十二年漫长的政治炼狱，耗尽了我一生中脑细胞最活跃，精力最充沛，最可能干成一点事业的宝贵年华。但是，相比之于整个社会所遭受的灾难，我个人所受的损害算不了什么。但愿我的可爱的祖国从这个惨痛的教训中清醒地、坚强地站起来，彻底摆脱政治蒙昧，走向民主，走向文明，走向繁荣。

（节选自作者长篇回忆录《从历史的漩涡中过来》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