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抄袭事件已经国际化。有意思的是，曾经被汪晖攻击过的朱学勤，最近也被“涉嫌抄袭”。不同的是，朱学勤迅速做出反应，7月13日就已向复旦大学递交了正式的调查申请，而且复旦大学也成立了调查委员会。而汪晖及其所在的清华大学仍然在保持沉默。昨天，易中天撰文赞扬朱学勤是条汉子。言外之意，汪晖是缩头乌龟。我顶。

本博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事件。这个事件还将不断升级，会牵扯出一大堆人和事，最终又将指向体制性问题。所以，兹事体大，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不是说“知识改变命运”吗？如果一个社会不敢正视知识与知识分子问题，它就是毫无希望的。

抄袭事件的政治性表现在：由于双方的政治立场不同，所以他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回应方式。朱学勤选择了公开性，而汪晖则在企图暗箱操作蒙混过关。二者为什么反应如此不同？盖因二者在政治倾向上的巨大差异。政治倾向直接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与为人处事的策略。

网易这样介绍“朱学勤其人”：中国当代学者，上海人。1985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1992年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1991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的自由主义者。2008年四川大地震时因“地震天谴论”引起了网民的愤怒和谴责。而百度这样介绍汪晖：（1959年10月－），江苏扬州人，中国大陆著名学者，通常被认为是“新左派”（中国当下语境意义）领袖。

关于汪晖，据网上一篇文章《抄袭者汪晖的前世今生》介绍：在他接掌《读书》杂志之后，“开始在选稿中立场倾向万分严重”。二零零零年，《读书》登载了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学者高默波美化“文革”的文章，引起了知识界的轩然大波。另外，汪晖还攻击过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徐友渔、朱学勤、雷颐等人，更加展现了他立场的左倾。

很显然，在这次抄袭事件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而“左派”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的伎俩只能是背地里使坏。为什么自由主义能够取胜？因为自由主义天生具有公开性的勇气，以及纠错的能力。“左派”都是色厉内茬的茅坑中的臭石头。他们总是死不认账，害怕真理。而且，他们非常在乎名利。例如，汪晖曾经自己做评委，自己获得了“长江《读书》奖”。

又如，《中国不高兴》出版后，得到了许多愤青的追捧，一度成为全国性的畅销书。但是，该书出版几个月后，因写此书而名利双收的作者，又常在央视指点江山的爱国者——宋晓军，却办理了美国绿卡！该书的总策划——张小波，也正在移民加拿大。此人前曾策划过《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并因此发了财，买了豪宅和宝马轿车。一位博友相当准确地写道：“他们所谓的爱国，只是一种投机钻营的策略。他们企图用爱国这块砖，敲开荣誉、地位和机会之门。当他们达到目的，或希望落空之后，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变换一幅嘴脸，目标当然还是自己的一己私利，别无其他。”

而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往往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因为自由主义深信：个人自由不应该侵犯他人自由，更不应该侵害公共利益。所以，自由主义是一种自觉的苦行，而不是放纵自己。自由主义懂得：必须公私分开！而“左派”最大的特长就是公私不分，将公共的利益或者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而且，他们会不择手段。因此，“左派”每时每刻都在计算着别人，而自由主义者却随时随地地准备着改正自己的错误。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公开性的有无。“左派”从来都是害怕公开的。汪晖曾经“反抗绝望”，然而，在互联网时代，他不得不绝望！当然，自由主义从来都是开放的。只要汪晖具有洗心革面的道德勇气，自由主义的大门是随时敞开着的。在自由主义那里，没有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

中国的事情，需要知识界说真话、讲良心。否则，中国的改革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启动。因此，汪晖事件的背后，是一个国家前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