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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汪精卫与张学良（上）——读史札记 |
| | 中国人熟知这两个名字，前者从三十年代末，被钉上耻辱柱，被斥为“汉奸”“卖国贼”，被后世无数次唾骂；而后者，1949年之后，被铭刻于纪念碑，被称作“千古功臣”、“民族英雄”，被亿万民众崇敬地传颂。处于社会评价和人们爱憎两极的两人，彼此有什么瓜葛吗？
◆高伐林
“汪精卫与张学良”——这是胡适当年一篇文章的标题。中国人熟知的两个名字，前者从三十年代末，被钉上耻辱柱，被斥为“汉奸”“卖国贼”，被后世无数次唾骂；而后者，1949年之后，被铭刻于纪念碑，被称作“千古功臣”、“民族英雄”，被亿万民众崇敬地传颂。处于社会评价和人们爱憎两极的两人，彼此有什么瓜葛吗？
张学良在汪精卫遇刺时曾出手相救。1935年，国民党举行四届六中全会，以摄影记者身份进入现场的刺客孙凤鸣，打算在代表合影时刺杀蒋介石，但敏感的蒋介石觉得现场秩序很乱，不肯露面，孙凤鸣退而求其次，连发三枪击中汪精卫。国民党元老张继冲上去抱住刺客，张学良一脚踢掉了其手枪。汪精卫的长女汪文惺和女婿何文杰告诉笔者，汪精卫后来向“二张”每人送了一支精美手杖表示感谢。
早在1922年，汪精卫就与张学良结识。汪氏几次去东北，协助孙中山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结成三角同盟，期间曾会晤过张学良。
八年后，1930年8月，汪精卫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在北平大联合，爆发了中原大战。张学良当时已经接掌东北，在“挺蒋”还是“倒蒋”的天平上，30万东北军这颗砝码加在哪头，哪头就必赢无疑。汪氏又去电又派人，张始终含糊其辞。北平等待不及，9月1日组织国民政府，仍推张为五委员之一。但张学良看到阎锡山、李宗仁的军队与蒋作战落了下风，对北平失去了信心；蒋介石则派出庞大游说团至沈阳劝张学良出兵援蒋，张问蒋能给多大好处？双方讨价还价。蒋介石任命29岁的张学良为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蒋以下的第一人，又给了3000万银元，还许以平津地盘。张学良觉得这头更有实惠，9月18日（也真巧，正是“九一八事变”之前整整一年）通电支持南京，并将主力部队开入关内“武装调停”。汪、冯、阎腹背受敌，只好偃旗息鼓。
汪精卫与张学良更深刻的冲突，发生在1932年夏天。当时，张学良因丢了东三省，退到热河，背负“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而汪精卫却在国难当头，与蒋介石谈妥重新合作，刚刚上任当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是对日主战派的代表。
今天，我们在探讨张学良由对日军“不抵抗”，演变到发动“西安事变”扣蒋的同时，也梳理一下汪精卫如何由对日主战转为主和的演变脉络，因为，汪的思想转折，正是由张而起。
 东北军少帅张学良。（资料图片）
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炮轰东北军沈阳北大营。
笔者的父亲和伯父，当年是位于沈阳的东北医科大学的同一届学生，“九一八”事变当夜，恰逢我祖父从关内来探望他们兄弟俩，父子和同学们经历了激愤万分的一夜。
在中央常会上，正式确定由蒋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汪任行政院长，形成“蒋主军，汪主政”的格局。还有一个党权，名义上是汪、蒋和胡汉民“三驾马车”，但中央政治会议三常委之一的胡汉民仍不肯与蒋合作，宁愿扮演在野派角色，所以最高决策者，就是蒋、汪二人，蒋管“安内”，主要是调集大军围剿中共领导下的红军，扑灭每一处星火，以防燎原；汪管“攘外”，与列强打交道，尤其是应付日益紧急的日本外患压力。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当时中国民众抗日呼声很高，对政府抨击猛烈，办外交吃力不讨好，乐得让汪精卫去挡在前面，承担“卖国”骂名，口干舌躁地向愤怒的民众和舆论解释政府的苦衷和打算。
汪精卫阐述“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说：乃是军事不宣战而尽力抵抗，外交上不绝交而尽力交涉。二者并行，以“不失国土，不辱主权”为最低限度，“在最低限度之上，可以忍受，就可以和；在最低限度之下，不能忍受，毅然拒绝，就只得出于一战”。（《对于军事外交的方针和决心》）
为什么“不宣战”“不绝交”呢？因为一旦宣战、绝交，中日成为敌国，就迫使世界列强选边站，他们就必须按照国际外交通行的规则恪守中立。那么，如果日本封锁中国港口，国际上都只能袖手旁观，反而使中国得不到急需的物资援助和道义支持。权衡得失，中国对日“不宣战”“不绝交”更为策略。美国等也表示不赞成中国与日本绝交。
中国大陆民众多知道毛泽东的重要军事著作《论持久战》，以为是他首创长期抗战和全民抗战思想。实际上，当时有如此认识的人实在不少：军事理论家蒋百里（1882—1938）早在1923年就预言中日之间必有一场大战，如果中日交战，日本利在速胜，而中国利在持久，1937年抗战爆发前，他出版十万字《国防论》，阐述持久战思想；蒋介石麾下陈诚将军也早就在1935年到36年的数次演说中，提出“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战构想；蒋介石本人及政府也早就确定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1936年底，蒋介石命参谋部制订《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起草于1937年1月的甲案中就提出：“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
汪精卫于毛泽东文章之前六年，1932年2月15日在徐州的政策性演说《政府对日方针》中，就完整地提出这一思路：“我们现在只有以广土众民的中国，与富国强兵的日本长期抵抗，处处抵抗，人人抵抗，则日本必有精疲力尽之一日，我们就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了。”他强调：“我们在野不要唱高调，在朝不要说软话。”（党史会《革命文献》第36辑，1570－1572页）
这些都比毛泽东1938年5月底至6月初所写的《论持久战》要早。但毛泽东虽然不是对日“持久战”的首创者，这部著作自有其重要价值，这是题外话了。
汪、张为何吵起来？
有人说汪精卫是“亲日派”，这种说法并无事实支撑，毋宁说，是三十年代末之后人们的激愤痛斥之词。汪精卫虽然年轻时到日本留学（实则参与推翻满清），也受到过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以及胜海舟等人改革思想的影响，然而辛亥革命尘埃落定，他立即功成身退，带著几位家人亲戚前往法国再留学。中国政坛“城头变幻大王旗”，汪精卫多次被逼下野，每一次都是直奔欧洲养病、隐居，而不是去日本，更何曾与日本人攀过什么交情？
汪精卫对日本的野心早有察觉，多次警告国人。1919年，他在《巴黎和会与中日问题》中即指出：在欧战之前，中国饱受各国军国主义的压迫，而尤以日本为最。在另一篇文章《人类共存主义》中，他指出：欧战以后，次于德国而为人类共存主义之敌者莫如日本。
汪精卫上任后，宣布迁都洛阳，摆出架势积极抗战，称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适逢处理上海“一二八事变”（顺便说一句，当时驻守上海闸北，顽强抵抗日军的蔡廷锴十九路军，正是亲汪精卫的粤系部队）。他力主抵抗，认为“军事上若不抵抗，则外交上无进行可言，而外交上得力，亦可使军事胜利更有把握”（汪兆铭对日政策谈话，1932年2月7日）。
他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模式，主持达成中日淞沪停战协定，打算用同样的模式处理热河局面。
2月8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军将士“忠义之气，照耀天日”，犒劳十九路军5万元。汪精卫还下令其它部队增援上海的十九路军，但蒋介石私下指示其嫡系按兵不动，十九路军的抗战终究孤掌难鸣。
汪、蒋催促张学良增兵热河前线，既强力支持东三省义勇军，更威慑日军使之不敢进窥。汪精卫认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交涉须以抵抗为前提。唯有“一面抵抗”，才能为“一面交涉”创造形势和增加筹码。他要求于张学良的，是尽到起码的守土之责。若没有“抵抗”这“一面”，如何迫使日本谈判，如何争取国际同情？政府对日“交涉”那“一面”势必落空——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阐述外交政策时，引用过黑手党艾尔·卡彭的话，异曲同工：“在说好话的同时带上枪，会比只说好话更有功效。”
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国民政府就计划将山西驻军如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各部共12万人，开往热河东北军控制的地盘，此举却遭张学良强烈反对而流产。汪精卫两度敦促张学良对东北采取军事行动，配合淞沪抗战，牵制日军首尾不能相顾，张以“巩固后方，推进前方”空言作答，按兵不动。
上海这边平定下来，热河的压力就骤然加大了，局面一天比一天紧张。
汪精卫曾派陈公博到北平说服张学良起兵，但张学良只是以上宾招待他们，一谈到出兵之事就支吾过去。1932年6月19日，汪精卫亲自出马，持蒋介石的亲笔信，与宋子文、李济深等赶到北平，与张学良相商，再次敦请张整顿华北防务，撤换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并出兵东北。
请注意，我们用的词，是“相商”。当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与后来中共加强集权之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很不一样；而张学良与两广桂系李宗仁、云南龙云又不一样，张学良1929年东北易帜、归顺中央后，不到而立之年，就被蒋介石颁封上将，中国北方的军务政务，人权财权都归他一把抓。用他晚年对唐德刚等人不无得意的话说：“蒋先生差不多把北方的事完全交给我了。我常常自个儿说翻手做云，覆手做雨，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说有其二，有其一了。……我那时才二十八九岁。”这一片国土犹如张的自治领，他具有高度的独立自主权。有人曾说：1931年即使蒋介石真的下令不抵抗，听或不听，都还取决于张学良呢。
汪精卫虽然是中央政府首脑，去张学良的地盘，只能与他“相商”而不是听取汇报、下达指示。
张学良自1930年进入北平后，开始了他一生中最糜烂的一段生活。他嗜毒成瘾，形容枯槁，这段时间的风流韵事更数不胜数——张学良好色是有名的，他说过，“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样”，不过他和父亲多养妻妾迥然不同，张学良的“爱美人”，就是“睡完就扔”，例证太多，这里就不细说了。
张学良对汪精卫并不买账。汪在北平住了四天，张见面爱答不理，敷衍推托，说须委员长亲自下令。其后张更称病住院而不予接谈。
6月22日，窝了一肚子火的汪精卫离开北平南下，经过济南，劝韩复渠出兵抗日。韩受张学良节制，未得张同意，他不敢应允。
张学良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张担心汪插手东北军政。汪出任行政院长后，想用东北义勇军后援会来牵制张学良，策划如果与日本交涉成功，日军退出东北，即以朱霁青指挥的东北国民救国军主导接收，这触到张学良的痛处。
另据披露：张学良毒瘾太大，过一会儿就须打针，所以无法久谈正经事。但汪精卫得知，称病的张学良却跟宋子文泛舟北海。
国家危急关头，镇守最前线的封疆大吏竟是这么个德性，让汪不生气也难。
张学良自知理亏，晚年对唐德刚等人轻描淡写地说：“当然，有件事情也是我做得不对。我跟宋子文是好朋友……我晚上跟宋子文出去玩，到北海去玩，我就没有理他（指汪）。”
张学良还这么解释：
我跟汪精卫闹别扭就是一件事，他是行政院长，同宋子文到北京来看我，拿了蒋先生一封信，他的主意要我们与日本打一下，我就问他怎么打？咱们真打吗？你中央有什么办法吗？他说你要是不打，南京政府受不了，你打一下子。我说汪先生您说什么？利用我部下，你那么做，我问心有愧。我不想拿我部下的生命来换你的政治生命，这不是我张学良。（台湾《联合报》2001年10月28日）
是汪精卫口才不够，没讲清楚？还是张学良耳朵不灵，没听明白？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在沈阳的官邸也被日军占领。（资料图片）
1935年3月18日，《时代》以汪精卫为封面人物。这一年， 汪精卫出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时代》在描述汪精卫的政治经历时，将他比喻为“鲸鱼胡须”――容易弯曲，也能予以反击。（资料图片）
汪精卫：我辞职，你也辞职
汪精卫防守热河的考虑，一言以蔽之：增兵换将。“增兵”走不通，就只好“换将”，驱除张学良，换上更坚决抗日、而且中央指挥得动的将领。
1932年8月5日，张又电汪索取出兵费，汪精卫急了，使出了最后一招。8月6日，他连发五电，斥责张学良“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致敌益骄，延及淞沪。”今又“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汪精卫宣布：自己“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张学良；望张亦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无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此举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函电交驰，互相指责。一时好不热闹，这边国民党中执委临时常委会8月7日决议致电并派人慰留汪氏，那边张在北平极力分辩，声泪俱下，随后又致电汪精卫称决辞职。
有人认为汪此举是“挟嫌报复”，因为一年多前汪氏主持冯、阎各派势力兴兵反蒋，张学良挺蒋，结下前怨。这种说法未免片面，我不敢说汪氏对张学良毫无心结，但是在热河抗战问题上，很明显，汪精卫是站在历史正确这一边的。他决心逼张与自己一起下台。汪精卫致电中执委请准张学良辞职，以之为开端，打破中国由军人割据的局面。汪精卫还向记者发表谈话：“国难日亟，而内部不统一如故。……今热河告急，平津危殆，张汉卿（张学良）拥兵不前，民族沦亡，指日可待。故救国唯有去军阀，统一内政”。
正与红军苦苦缠斗的蒋介石，一方面慰留汪精卫，一方面安抚张学良。他给张学良提出三个解决方案，希望张于三天内亲率所部急赴热河，对内对外都会有转机。但张学良决定辞职，无意进兵热河。蒋在日记中感叹张“犹豫依违，诚不足与共事”。
经国民党要人一再劝慰，汪表态说，辞职是辞定了的，但如果中央同意张学良辞职，他可以回南京用另外的方式服务。8月16日，行政院会议准张辞职，汪遂于17日返南京。
张学良部下的军人却不干了——57名东北军将领联名发电挽留张学良，表示要与少帅“共进退”。而此时，日军又再次进犯，热河再次报警。蒋介石只好另想一招，将北平绥靖公署改为军委会北平分会，自任委员长，令张学良代理委员长，才缓解张学良这些亲信们的怨气。
这么一通折腾，表面上汪张都辞了职，又都没离任。不过，蒋在汪张交恶中是有倾向性的，他要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大计，视中共为心腹大患，而东北军除张学良之外找不到替代统帅人选，对张只好更多迁就。汪觉得热河防务依旧无法改观，自己做不下去，长叹一声，告病三个月出国到德国疗养。（未完待续）
（本文注解较多，为方便读者阅读，此处从略）
下篇预告：汪精卫与张学良（下）——读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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