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还是快乐的----干部篇（四）

郭小宁

汉光印刷厂

1983年2月，我到汉光印刷厂但任了党总支副书记。

刚到企业，有一种新鲜感。汉光印刷厂的规模也不大，只有四百来人，以生产“飞马”扑克牌和日记本为主，产品大部分出口，在武汉市的知名度也很高。

汉光印刷厂与人民印刷厂也很相似，各个车间分散在六渡桥一带的繁华闹市区，厂房也很陈旧。

我毕竟是初次担任基层的领导职务，雄心勃勃，干劲十足，总想干出点名堂来。

我作为党总支副书记，主要分管工会、共青团和宣传工作。这些工作，对于我来说，还是得心应手、驾轻就熟的。厂里负责宣传和共青团工作的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原来在公司工作时，跟他们就很熟。厂工会主席则是一位姓俞的年纪较大的女同志，我原来在公司工会工作，与她打过长时间的交道。他们对我的工作都很支持。

到工厂的第一件大的工作就是负责厂属的大集体的改革。

汉光印刷厂也是一家国营企业，但下属有一个大集体的车间，职工多是本厂职工的子女。这个大集体车间主要的工作是对印刷扑克牌的原料纸进行涂粉、烘干、压实的前处理环节。

在计划经济年代，企业职工的性质分得十分清楚，国营职工和大集体职工在工资、福利上有较大的差别，属大集体性质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因此，工厂大集体的这些年轻人工作很不安心，加工的扑克牌原纸质量也不好，影响到印制扑克牌的下一道生产环节。

工厂领导对这个大集体车间的问题十分头痛，派了几任车间主任下去管理成效也不打大。

我到工厂以后，厂领导班子开会决定对这个大集体车间实行民主竞选负责人，由他们选出车间主任来管理自己，工资福利等根据他们完成任务的情况也可以灵活一些。

这样一项改革工作还是有一定的难度，除了这批年轻人长期散漫惯了，对工作有一种满不在乎、吊儿郎当的坏习气外，更主要的是这些大集体的工人都是企业职工的子女，厂里的老领导都不愿意出面得罪人。所以，厂里把这块难啃的“骨头”交给了我这个涉世不深、跟他们没有亲属关系的外来干部的身上。

我也是“无知者无畏”，带了工厂生产调度股的一位姓陶的老干部进了大集体车间，和厂里派下去担任车间主任的纪善斌(他是我在一轻局7.21工人大学一起学习的同学)三个人组成了工作组。

这位姓陶的老同志业务上很熟，人也很精明。由于他历史上有点问题，长期在厂里得不到重用。我对他倒是很尊重，交由他主要负责对劳动定额进行核定，拿出定员定额和工资分配的方案，我主要负责和纪善斌一起对车间人员状况进行摸底，制定竞聘车间主任和各个岗位的具体方案，在车间内进行动员等工作。

老陶的积极性很高，回到家里还在加班，几天内就拿出了定员定额和工资分配的方案，我的竞聘方案很快也出台了。

这些方案一公布，在车间内的大集体工人中引起较大的反响，但他们还是采取观望的态度，没有人出头报名竞聘车间主任。

其实在对这批大集体的工人进行摸底时，我们已经掌握他们中间一个姓刘、浑名叫“皮子”年轻人，点子也比较多，是这帮年轻人中的“拐子”（头头的意思）。他没有报名竞聘车间主任是觉得他这样表现并不好的人组织上是不会看中他的。

我和老陶、纪善斌碰头后，意见基本一致，认为只有“皮子”牵头才可以镇得住这帮人，虽然他平时有点痞里痞气的，但还是有讲义气、肯吃苦等优点，需要做做他的工作，希望他出来竞聘车间主任。老陶主动表态他晚上约“皮子”到他家里谈心。

通过谈心，“皮子”感觉到我们是真心希望他站出来工作，打消了思想顾虑，第二天就主动报了名。

通过他的“施政演说”车间的年轻人也都表示拥护，“皮子”顺利当选为大集体车间的主任。

“皮子”上任后，果然大刀阔斧，不讲情面，其他岗位的班组长和人员顺利到位，车间里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新气象。

改革工作比较成功，大集体的劳动纪律和经济效益都有所改观。虽然工厂里有的干部对“皮子”当车间主任有些异议，但对大集体发生的变化也不得不肯定。我到汉光印刷厂的这头一炮就打出了效果，我的工作能力也得到班子的认可。

同时，我分管的工会、宣传、共青团工作也开展得有声有色，我觉得比在公司机关有意思多了。

工贸联营武汉纸箱厂

1983年12月，我在汉光印刷厂工作不到一年，干得正起劲时，公司党委书记熊明洪找我谈话，说准备调我到工贸联营武汉纸箱厂任副厂长。并派公司苏士兵副经理兼任厂长，一同到厂上任。

这次变动，主要原因是武汉纸箱厂于1981年和中国包装进出口总公司联营，由中国包装进出口总公司出资100多万元引进一条日本生产的瓦楞纸箱联动生产线，武汉纸箱厂出厂房和工人，每年的收入按比例进行分成。联营两年左右的时间，武汉纸箱厂的经济效益没达到外贸方的要求，中国包装进出口总公司不满意，对武汉市政府提了意见，说效益如果不能上去准备撤资。

在1981年，工贸联营还是个新生事物，武汉市的企业引进外来资金实行联营的没有几家。而且外贸方拿出100多万元在当时也是个不小的数字。

当时的武汉市市长吴官正指示武汉市一轻局领导，要求尽快对武汉纸箱厂的班子进行调整，以保证工贸联营能顺利进行下去。公司党委对武汉纸箱厂的原有班子进行了调整，老厂长退下来后干脆以身体不好的原因打病假回家休息去了。

公司党委在这时候调我去武汉纸箱厂，而且由公司副经理兼任厂长明显是一个过渡，是给我铺路，给我学习机会，让我有条件时来接任厂长。看得出是公司领导对我的重视和信任。我有一种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激动。

工贸联营武汉纸箱厂原来叫武汉瓦楞厂，厂房位于汉口集家嘴，工贸联营后在汉阳七里庙购置土地盖了新厂房，工厂很漂亮。加上又是全国第一家拥有日本制造的纸箱生产联动线的企业，该厂在全国的纸箱生产企业中威望很高。

工贸联营武汉纸箱厂主要为外贸出口产品如服装、土畜产品配套生产瓦楞纸箱包装，对武汉市的一些大企业如烟厂、军工服装厂提供纸箱包装，该厂的生产任务一直饱满。由于内部管理的原因，在纸箱生产过程中质量不稳定以及不按订单数量自行扩大加工量，造成报废品大量积压，在仓库里堆积如山，这也是造成工贸联营后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

我们到厂之后，新班子全体都把铺盖搬到厂里住，晚上也不回家。外贸方也派了一个科长到工厂担任联营方的副厂长。

接着开始了全面的企业整顿工作。重新整顿生产秩序，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整理厂容厂貌，调整管理部门及人员，并在内部分配机制的改革上也采取了一些新举措。工厂的面貌很快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生产也大有起色。

1984年4月，一个月的时间内，吴官正市长先后五次到工厂视察，了解企业的工作情况。他对企业发生的变化和班子的精神面貌给与了高度的评价。

担任厂长

1984年9月，企业整顿工作基本完成，企业内部的改革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生产和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经济效益明显增长，外贸方比较满意。

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司党委决定苏副经理不再兼任厂长，回公司任职，任命我为武汉纸箱厂厂长。这年我34岁。

工厂的形势虽然有了好转，但我和苏经理也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

事情是这样的，吴官正市长五次到工厂视察，对如何加强企业的生产管理和内部改革作了了不少指示，对一轻局领导对武汉纸箱厂的重视程度表示不满意，并要我们把他的意见向一轻局领导班子反映，希望他们把武汉纸箱厂的工作放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苏经理和我把吴市长讲话的精神作了整理，以为有了市长的支持，武汉纸箱厂的工作会得到局领导的重视，能多给一些政策，帮助解决一些工作中的实际困难。

我们两人满怀喜悦地到局里去向局领导汇报。局领导班子全体都到了场，听完我们的汇报后，有的局长就说，吴市长有话为什么不直接跟我们说，还要你们来转达。有的局长还说，你们不要有依赖思想，局里不可能给你们多大的支持，主要还靠你们自己。明显表现出对我们拿“尚方宝剑”来压他们表示不满，弄得苏经理和我十分尴尬。

苏经理回印刷公司后，我全面主持纸箱厂的行政工作。当副手时我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得心应手，而当一把手后，我就感到有点吃力了。这当中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从客观原因上看，公司党委对工厂的原有班子进行调整，派外来干部担任工厂的厂长，厂里的一排老领导心里早就心有怨气的。他们并不认为是他们的能力不行，而是有诸多客观原因才造成工厂的效益不理想。苏经理作为公司领导兼任厂长，他们当然不会公开表现出不满，而由我现在担任厂长，从年纪、资历、经验、业务上都不如他们。工作中他们普遍有一种“说我们不行，看你又有多大能耐”的情绪。而且，武汉纸箱厂是个国营老厂，厂内裙带关系严重，领导之间各有不同的“圈子”。副厂长王水生和吴有根是厂里土生土长的工人出身的干部，文化水平不高但势力较大，掌管着工厂的生产、销售大权；总工许若汉和技术科长杨松宽属于有一定文化的技术干部，主要负责工艺、质量、技术方面的工作，工贸联营的促成主要是他们的功劳。由于文革中他们分属保守派和造反派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一直存在矛盾。现在都在领导层中，他们仍各自都不太买对方的帐，经常为了一些工作中的事情发生争吵，甚至闹得面红耳赤。

从主观原因上看，我基本上还是从学校到部队又到机关工作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工作经历，虽然在企业工作了五年，但一直是当工人，没有担任企业主要领导的经验；同时我这个人工作中缺乏魄力，没有杀气，拉不下面子，人又年轻，势单力薄，对于企业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特别是领导班子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如何处理，我也缺少感性认识。

我虽然在担任副厂长期间也了解到班子中的一些问题，但我不是主要领导，没有过多的考虑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我也简单地认为自己是外来干部，与厂里的复杂的人际关系没有瓜葛，只要自己以身作则，出于公心，不谋私利，带头吃苦，为工厂和职工的利益尽力去干，他们会配合我、支持我的工作的。

担任厂长之后，总的说他们对我还是支持的，各自分管的工作也还是按部就班的正常运行。我的想法也是工作上的事情按分工去做，工作中发生争议尽量在班子会上公开讨论，作出决定后要求大家各负其责去落实。我对他们都采取一种尊重的态度，毕竟他们都是工厂的老人，甚至一家人都在厂里工作，工厂是在他们手上发展起来的，对工厂的感情比我要深得多。大家都希望企业兴旺。对于他们个人之间的矛盾，我则采取一种“和稀泥”的态度，不涉及、不评价、不表态。这样做暂时也能缓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厂里的生产情况看，我上任当厂长的第一年形势还是可喜的：1985年生产任务一直饱满，出口鲜蛋箱被评为部优产品，年经济效益突破了100万元。工厂被评为一轻局的先进单位。吴官正市长也多次在全市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肯定我厂的工作，并呼吁我市的企业将需要的纸箱都到我们厂来做，给我厂做义务推销员。

尽管这样，我仍感到工作不太顺心。主要是我很难深入到他们各自分管的的工作中去，他们对我采取的是一种表面尊重，具体分管的工作还是按他们的老套路去做。特别是分管销售的副厂长王水生很多事情并不和我通气。一次，他陪业务关系户到省外去，没有按原定的计划回来而是到其他地方玩了一大圈。回来报销时，分管财务的总会计师杨强国有意见，跟我说了后，就将他的超出部分剔除来没有给报销。他十分不满意，在销售工作上不断给我出难题。

分房风波

担任厂长一年左右的时间，我深深感受到我不是一个当一把手的材料。

我是一个做事认真负责的人，凡是交给我的工作，不需要领导催促，我都能保质保量的按时完成。而且，我也从不讲什么条件，计什么报酬，所以，在我参加工作十几年来，领导还是挺喜欢我的。作为副手，我可以说是很称职的，我可以和一把手很好的配合，不会给领导添麻烦，而是会给领导分忧解难。同时，我也是一个只会干事，不会交际，特别是不会与上级领导拉关系、找后台的人，我瞧不起那些只会搞圈圈、拍马屁而没有真本事的人，也不喜欢玩弄权术、拉帮结派的领导。我单纯地认为作为领导就要秉公办事、不谋私利、兢兢业业、吃苦在先、享乐在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工作上去。我用我做人的标准来看待我的上级、我的副手和下级们，结果是处处碰钉子，搞得自己和大家都不愉快。

就这样，我渡过了担任厂长一年的时间，我没有感受到担任一把手的快乐。

1985年下半年，厂里发生一件事，使我下决心不当厂长了。

工厂原来在汉口集家嘴，搬到汉阳七里庙后，原来的厂房给了公司下属的中原印刷厂。厂里只留下了地处集家嘴汉水边大新码头的原纸张仓库。

印刷公司原来的办公地—荣光堂落实宗教政策恢复活动后，印刷公司搬家到汉口民族路，离武汉纸箱厂老厂房很近。公司见纸箱厂搬到汉阳，留下的仓库用途不大，在我到纸箱之前就跟工厂原来的领导商量好，在纸张仓库地皮上由公司出钱修建六层楼的宿舍。宿舍盖好后，一至二楼给纸箱厂，三至六楼给印刷公司。在我当厂长时，宿舍楼盖好了，工厂和公司都要分房子。

分房一直是很敏感的事情，本来在修建宿舍时，工厂就吃了亏，只分到三分之一，而且楼层又差，厂里的职工意见很大。认为公司领导以上级部门的权力压下面，原厂领导出卖了工厂职工的利益。

这次公司在分房时，有些摆不平，公司主要领导又找我谈话，要厂里再让一套房子出来，公司将汉阳的一处房子作为交换。

厂里的老人们听到消息，大为不满，因为厂里的职工大多住在汉口的老厂房附近，没有人愿意住在汉阳，因此对公司的做法意见很大。我作为一厂之长，当然得考虑职工的利益，就没有答应公司领导的要求。这也使得公司的领导们对我很不高兴。

同时，工厂成立的分房小组，由分管行政后勤工作的副厂长杨顺国负责。在分房工作中，他在私下里和其他几位厂领导商量好，出台的分房方案明显有偏向厂领导和部分人的倾向。为了封我的口，他们也给我安排了一套房子。对厂领导和部分职工的特殊化，也引起不少职工的不满。

确定分房原则时，我首先跟李书记商量，在厂里职工中住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领导分房是不是也要考虑实际情况，不能太特殊。能不能做做工作，能让的就让一下，不要与职工争利益。虽然我的住房条件也不太好，但我到厂的时间不长，我表示我不参加厂里的分房。同时我向公司领导提出能不能在公司分房中考虑我住房的实际情况给与解决。公司党委书记熊明洪表示确有困难，同意我可以参加在工厂分房。这明显是把矛盾下交，让我处于一种十分为难的境地，对此，我也很有意见。

李书记本身这次也在要房子，所以在态度上含糊其辞，不肯表态。当领导一班人坐下来研究分房方案时，他们的意见比工人还大，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应该分房，而且要分最好的房子。会议不但没有解决职工分房如何搞的问题，反而成了领导自己的房子如何分的扯皮会。我在会上完全是孤家寡人，说的话根本没人听。

看到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也横下一条心：这次分房工作肯定是搞不好的。本来我是不准备要房子的，干脆要就大家都要，搞散伙拉推。大了不起这个厂长我不当了。

分房公榜后，厂里炸开了锅，工厂几乎停了产，职工一拨一拨的找领导谈话，有人在厂里大吵大闹，有的工人甚至将被子和炉子搬到厂长办公室住下不走了。几个副厂长对出现的事态都不出面做工作，把矛盾都推到我身上。我知道几个闹得最凶的人都是跟他们有着沾亲带故关系的人，不然他们也不会如此张狂。

事情闹大了，公司才介入调查，了解情况，厂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班子检讨分房工作中的失误，公司党委免除了分管分房工作的副厂长杨顺国的行政职务，事态才慢慢平息。

事后，我向公司党委写出报告，要求辞去厂长职务。公司党委同意了我的请求，免去了我的厂长职务，改任厂党总支书记，原来的李书记年纪快到了，退居二线。厂长由副厂长吴有根接任。

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现在回想当年的分房风波，我仍然没有想出能摆脱困境的好办法。在那个年代，大多数老百姓的住房条件十分差，人均住房大多达不到十平方米，甚至几代人挤在一间20来平方的小房子的情况也大有人在。好多大龄青年因为没有房子而结不了婚，分房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天大的事情。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而且“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谁又会有那么高的觉悟主动让出分房呢？我想在班子中做工作让领导带头不跟职工争房子，真是太天真了。

分房风波是我担任厂长时的“滑铁卢”，我不认为我的能力有问题，但担任领导绝不是只凭能力的。我不喑官场的“潜规则”，也没有驾驭全局的魄力和水平，加上我没有自己的“圈子”，因而注定我不可能当好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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