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虽然六年多的海归经历已经过去，但是其中发生的点点滴滴非常值得记录，或许对希望回国的朋友们有所帮助，所以，从今天开始，我断断续续地写几件发生过的比较有意义的事件，算是一种回忆总结吧。

我95年从日本来美国工作，断断续续地换了好几个公司，经历了90年代末期的硅谷股市和创业的疯狂，其中亲历自己所在公司上市的激动，然后是2000开始的股市下跌，接着是2001年的911事件，经济萧条，最后是母亲病危，我在紧赶慢赶之中飞回老家，终于没有能够在她断气之前赶回老家，算是今生的一大遗憾。

送走母亲，看着暗无天日的美国经济，曾经的致富梦想不知在何时何方，所以下定决心要在中国做点什么。在美国，看着自己工作的公司上市计划遥遥无期（当然了，因为公司曾经弄到了创纪录的2.37亿美元的风险基金，自己又是公司一个技术部分的负责，所以，如果不要想得太多，在美国混下去应该是没有很多问题的），同时在报上、网上听着、看着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的信息，想着母亲去世时自己给自己定下的决心，觉得无论如何，不管是回去做企业，还是回国做别的事情，总是希望能够回去折腾一下，以免将来老了以后后悔。在这个想法的指使下，从2002年开始，我就和朋友一起在工作之余登记了一家公司，帮助天津的一个开发商开发物业管理的智能软件系统，期间多次回国。2002年底，也或是2003年初，听到我曾经学习过的研究所的所长因为年龄问题已经快要到期，主管部门计划在全球招聘所长。一个号称是厅局级单位在国际上招聘一把手，好像是全国第一次，从这点来说，当时的主管部门还是很有一些魄力的。

不久，就从我原来学习、工作过的研究所传来消息，正式确认要从全球招聘所长。接着，国内主要报纸就刊登出了这次招聘的消息，以及应聘的条件和过程等。同时，也接到了几个重要人物的电话，希望我能够报名。

得到这样的消息，我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在夫人的反对声中，决定需要试一下运气，结果在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天，终于将自己的报名资料传了过去。之后就是一系列程序，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在非典开始的最初几天回国答辩。

答辩结果非常顺利，7位来自中美本领域的专家、学者，一致给我投了赞成票，这样的结果，还是很让我惊讶了一把，原来以为，在国内外的9名报名中，论资历，我不算最好，论科研结果，我也排不上第一，所以，最后结果是大家一致投票给我，除了我的答辩本身应该准备得比较充分以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虽然出国了10多年，但是一直不断地和原来的单位保持联系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结果出来，后面就是一些具体的回国准备。一个当然就是回国的条件。好在具体的待遇和任职期限在招聘公告中都比较明确，剩下的就是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情，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未来研究所的班子的构成。经过认真的思考，凭着自己对国内的了解，我提出了回国的唯一的一个条件，那就是研究所的副所长需要全部解聘，由我回去以后再提名。这样的要求，按照中国的干部管理体系和制度，确实是一个非常苛刻的要求，可是，我深知，如果我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副手，万一回去之后班子不团结，那将是一个非常难堪的局面，我将无法开展任何工作。

好在当时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是一位资格极老的正部级官员，他是一位非常有思想的领导，对于我的回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对我提出的要求，他当场就在电话中给予确认，于是，回国的主要障碍消除，剩下的就是收拾好在美国的东西，卖掉房子和车子，定几张机票，带着老婆孩子回国。

这样，匆匆忙忙之中，我们一家在2003年的6月下旬终于回到了中国。这次回国，因为是和招聘事件相连，一方面是政治宣传的需要，另一个方面也是这个事件本身的特殊性，再者，这也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全球招聘正厅局级单位的一把手，所以，要想低调都不行。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光明、科技等），电视（包括中央电视国内国际频道等）和杂志等，一时间，多次对我的回归给予了重复报道，当然也出现了记者同志自我发挥的多种版本，给我敲响了警钟，让我从此认识到，媒体的重要性和两面性。

一段喧闹之后，生活终于平静下来。在夫人为家庭生活奔波的同时，我则逐步地进入了自己的工作角色，开始了国内六年多的很有意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