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出版已經五年，其際遇堪稱奇異。有人看出它的反動，有人看出它的寂寞，有人看出它的傷心，有人看出它的示範……它為人所喜，也冒犯了不少人。無論如何，我應該可以說，這是一本有性格的著述，它甚至成為我個人行藏於時世的標誌。
　　自我多少自覺地寫作以來，已經二十年。對生命而言，這二十年可謂我的全部青春，人生與所處的國家皆滄桑巨變。對歷史長河而言，這二十年只是倏忽一瞬，日月星辰依然亙古如斯。變與不變，歷史目的安在，前路如何之？一切見仁見智。而對自己的努力，至今只有《非常道》等少數作品行世，實在慚愧。而令我更為不安的是，在這個熙熙攘攘的時代裡，身心的安適始終不得其所。
　　十幾年前，我曾感嘆“在漢語的血流里”生存的不安。這一不安於今尤盛。這種不安也促使我在《非常道》之後內心的絕境中，開始以第一人稱為老子作傳。我希望向人類文明史上第一次說出“道可道、非常道”的作者致意，並努力以他的精神回向給我們當代社會。
　　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經濟繁榮已有三十年，大陸中國度過短缺經濟、都市化和二次城市化的社會進程也有十多年的時間，華人社會則有散布全球的不同版塊社區，這些相當規模時空的人類存在，正在尋找跟文明的關係。我們的生活是如此充滿了緊張刺激或悲劇鬧劇，有一段時間我們感覺相互之間近了，有一段時間我們感覺遠了，各自安於或不安於其位。人類情感認知的急迫性一時為眾周知，一時為人淡漠麻木。
　　這種往而少返的不能匯通之現象帶來了我們當代的罪與罰、錯與苦。出路安在？自太史公以降，我們文明的偉大個體都明白返本開新的道理：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所有對時世具關鍵意義的人性呼號，都是從遙遠的極地、絕境發出，經過時空的消息，而傳到人們耳際，以給人以人生的坐標或安慰。西哲有言，啟智明理莫如讀史。那前人言行組成的歷史星空，雖有時世的污染，仍在我們的頭頂閃耀。“述而不作”的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當現實的天空被污染遮蔽時，人們可以回向歷史的天空和精神的天空，從而盡人事，知天命，從而推動我們自身的生命完善。
　　這也是我們中國近代以來的非常道路至今仍給人啟迪的原因，也是《非常道》為大家接受的原因。它的再版仍有意義。一方面，華人社會已經到了一個空前的地步，近一兩代人的努力足以催生我們自己的“常識”、“存在主義”、“垮掉的一代”、“我們時代的精神病人”或“伊甸園”。另一方面，漢語知識也空前地犬儒、反動，不配稱道這世界史上空前的奇蹟或共業。漢語人也像失去精氣神的怪胎。一個自儒生傍官傍商以來就勢利非常的階層，至今以人上人的成功人生為號召，敗壞了自己和漢語世界。他們似乎從來不曾明白，脫離普通人生活，我們不可能過得更好。這也是那些或左或右的正人君子們多有富貴病的原因。勸說人們離開人類生活的主流，如人生正義、社會道德，而以經濟行賄、信仰宣教、特殊國情等孤立的道路去拯救其靈魂或生活，一再被用來嘗試挽救文明或社會的弊病。但除了普通人所走的普通道路外，一切激進的或鄉愿犬儒的手段都證明是罪錯參半，都證明帶來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更多。在這方面，早期宗教的團契生活是這樣，偉大的五四運動是這樣，偉大的現代革命也是這樣。自然，那些庸俗墮落的幫閒幫忙者罪錯更大。如果我們不能衝破他們帶來的障礙，我們跟他們一起造成的共業足以毀滅這個世界。
　　十幾年前，我說自己“一向都是熱愛生活、閱讀、怠惰、冥思更甚於寫作表達”；我說自己和大家一樣，“在卑微、平庸、殘酷的生活中經受着考驗，經歷着成長”—這樣的話，到今天仍適用。在滄桑巨變和亙古如斯之間，在日常和非常道之間，我相信讀者自有會心，我相信在我們專注的地方，日子仍會繽紛地展開。
　　我自鍾愛我的野草，但我憎惡這以野草為裝飾的地面。我很高興地發現，《非常道》為大人君子之流屏蔽，而在江湖在民間有着廣泛的基礎。
　　在《非常道》再版之際，我願意跟讀者諸君分享我在年初“答諸君昇平”中的一段話：如果天不變道亦不變，如果五十年不變，諸君將何以自處？再問一句，將何以待人？再問一句，善是否永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