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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勇：“汪暉剽竊事件”的警示意義

2010年04月05日 07:45

南方都市報【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1條■知道分子之趙勇專欄

前幾日與丁東等朋友聚會，適逢汪暉事件爆發。席間有朋友說:這樣的文章也只有王彬彬敢寫，北京沒有一個學者敢去捅這個馬蜂窩。而我則問丁東:剛看過一家報紙關於這件事情的報道，記者採訪你時你說“汪暉的文章不是沒有問題，但是說‘學術失范’可能更好”。從報道的效果來看，你好像是個挺汪派？丁東很迷惑，他說我是支持王彬彬的啊，我前面還說了一大堆，報道時他們怎麼只用了我最後的兩句話？

後來我就看見了丁東發在自己新浪博客上的短文———《我支持王彬彬》，全文如下:“兩天前，《××報》記者張弘給我打電話，問我對王彬彬批評汪暉的文章有什麼看法。我表示，王彬彬是一個正直敢言的學者。我不贊成對王彬彬批評汪暉的動機作惡意猜測。現在中國學界亂象叢生。為了端正學風，對那些知名度高、影響力大的學者應當嚴格要求。當然，汪暉博士論文中暴露出的問題是否定性為抄襲剽竊？可能定性為學術失范更好一些。20多年前，中國博士生非常少，導師大多是名家，質量和現在不能比。但還是存在學術規範把關不嚴的問題，底子沒有打好。現在抄襲剽竊成風，固然有其他社會原因，但和當時底子沒有打好也有關係。我這些意思張弘成文時只取了‘定性為學術失范更好’這一點。可能使讀者誤認為我不贊成王彬彬的文章。其實我首先認為王彬彬發表批評汪暉的文章是一件好事，我支持他。”

儘管丁東發表了“聲明”，估計現在許多人依然認為他是挺汪派，因為《××報》的傳播力度畢竟很大，而他這篇博文到筆者四天后發現時，也只是點擊了69次。此文顯然無法消除報紙早已形成的那種影響。

這家媒體報道時為什麼只顧及有利於汪暉的評論，這應該是一個頗值得討論的話題，此處筆者不擬深究。我想接着丁東的話說，我也是支持王彬彬的。王彬彬批評汪暉其實問題有二:其一是文理不通問題，其二是抄襲問題。關於前者，我雖然沒讀過汪暉先生的《反抗絕望》，卻也讀過一些他的其他著作文章。老實說，汪先生的東西繞來繞去，常常讓我看不明白。當然，看不明白也可能是我水平太差，但我私下也常聽人說起汪暉的語言問題，現在又有王彬彬直言汪暉文風晦澀，話寫不通，我就覺得也許自己的判斷力還不至於那麼糟糕吧。

但似乎挺汪者中年輕、年長的學人都不談這個問題，這讓我略感吃驚。這也就是說，汪暉那種疙里疙瘩的著作文章他們都讀懂了？如果沒讀懂，他們是如何得出汪暉很有思想之類的結論的？如果讀懂了，莫非他們使用的是另一套漢語系統？由此我也想到，汪暉擔任《讀書》主編多年，他在營造一種艱澀的文風方面很可能還是很有功勞的。因為年輕的學人看《讀書》多了，估計也就漸漸熟悉了那套行腔運調的話語路數。經過這種訓練之後再讀汪暉，覺得那就是漢語美文也未可知。但我覺得大家都是說漢語的，汪暉的語言有無問題，還是可以形成某種公論的。

目前看來，有關汪暉的第二個問題似乎比較麻煩，爭議也最大。我見到的最新文章表明:“王文共計具體指證汪著抄襲他人著作10例，在其中，根據筆者的核對和參考汪著上下文，有兩例是明顯不能成立的(汪著58-59頁，涉及李澤厚著作；汪著72頁，涉及勒文森著作)，有兩例可以寬容地歸結為‘技術問題’(汪著68頁、69頁，涉及勒文森著作)，但是，其餘6例，是確鑿的抄襲(逐字逐句的抄襲)，而且抄襲意識明顯可見(或者沒有任何注釋，或者注釋明顯是誤導讀者的)。”(肖鷹:《勿拿魯迅做擋箭牌 學界要有勇氣直面抄襲》，《中華讀書報》2010年3月31日)既然有6例是逐字逐句地抄，那麼抄襲一說顯然是可以成立的。

但即使可以成立，我估計這件事情最終也是不了了之，因為此書是汪暉20年前的博士論文(一些學者正是在這一點上為他辯護的)。於是在我看來，汪暉事件的最大價值也許是它的警示意義。如今，博士論文的水準下滑學界早有議論，也時見某某抄襲的報道見諸報端。對於青年學子來說，我想只有老老實實地做學問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此外別無其他途徑。如果你投機取巧，即使能夠暫時矇混過關，以後也會被人發現。如果你有志於成為大腕級人物，就更應該把手洗得乾乾淨淨。

本人對抄襲是深惡痛絕的，也多次在課堂上說過這種事情。別人我管不着，但起碼我可以要求自己的碩士生博士生。我想告訴他們的是:如果他們膽敢抄襲為文，我首先要自責，同時我也不會以任何形式為他們開脫。我覺得這是做學問的底線。

(作者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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