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美国的医疗财政体系基本形成了按照人口年龄划分，两头靠政府，中间靠雇主的模式，也就是说老人，残疾人，贫困人口，特别是贫困的未成年人医疗由政府承担大部分，而18岁至65岁之间的人口靠雇主补贴的私营医疗保险的模式。除去购买保险的保费和联邦医保税（Medicare Tax），病人在实际医疗过程的自付部分从1965年医疗总支出的52%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这种模式的结果是病人往往其实并不知道，也不关心医疗实际的费用，只关心自己需要支付的部分，无形中在心理上误解了医疗的真正费用。医疗价格被扭曲加重了医疗决策中的过度消费倾向。

也正由于这个原因，这种医疗财政体系也间接地提高了医疗服务和产品的定价。因为消费者失去了大部分价格对于需求的制约因素，也不关心第三方实际支付的费用，而作为主要支付方的医疗保险公司和政府医疗福利机构虽然也努力试图控制价格，但无法使用价格谈判的最有效办法，拒绝购买。最终，医疗服务和产品的提供方在这场围绕医疗价格的战争中，始终占据优势，不断地制造理由和借口提价，加剧了医疗费用的逐年上升。

1960年代以来的50年，正是生物医学研究高度发展、日新月异的时期，特别是以基因技术、内窥镜手术和显微外科、化工制药、心脏起搏器、各种放射诊断和治疗设备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的研发、制造和普及根本地推进了现代医疗的进步，救治了无数的病人，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其成就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然而这些成就的取得除了数以十万计的科研人员辛勤工作之外，还需要大笔的资金进行投资，研发、制造、推广和维护，这些新技术、新设备和新药公司也要尽可能地取得最大的利润。因此，这些新技术、新产品虽然好，但是其价格不菲。与此同时，美国新技术的普及相当快，医疗机构之间经常在新技术的采用上进行竞争，于是在病人很快地享受到新的医疗科技的好处时，整个社会的医疗费用当然就水涨船高了。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新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占医疗费用的上涨因素的50%左右。

近50年来，美国人口健康状况的显著变化也是医疗费用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由于医疗技术和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寿命越来越长，自然地老年人消耗的医疗资源就比青壮年时期要多得多。而且，原来很多致命的疾病在现代医疗手段的治疗下可以控制，或者患者的生命得以延长，当然其代价是医疗费用的增加。同时，美国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人群不断增加。从1980年到2006年，美国糖尿病发病率几乎增加了一倍，在65到74岁的人群中达到了18.4%，几乎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根据美国糖尿病协会2007年的数据，美国一共有糖尿病人2,360万人，占全国人口比率7.8%11，也就是每13个人中有一个糖尿病患者。而且，美国青少年糖尿病患者人数在急剧增加。糖尿病引起高血压、心脏病、失明、肾衰竭、神经系统疾病、截肢等，而且在医治其他疾病时造成很多并发症。2007年，糖尿病导致的直接医疗费用达到了1,160亿美元。

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与病态肥胖（Obesity）有密切的关系，病态肥胖是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等疾病的重要诱因。而导致病态肥胖的关键是高糖、高盐、高脂肪、高热量的连锁速食食品、加工食品和软饮料的泛滥，以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根据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2006年的调查，美国成人病态肥胖率从1990年代初的22.9%迅速升高到现在的34.3%，增长了50%，而且在低收入群体和黑人中尤为严重。病态肥胖也是美国医疗费用上升和将持续上升的一大因素。

            除了上述一些原因以外，美国医疗体制本身的一些特点也是引起医疗费用持续上升的原因。医生的收费是根据工作的数量计算的，与医疗的质量基本无关，因此医生有很大的经济动因进行过度治疗，导致对医疗资源的过度利用。这个问题在医院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更为恶劣的是医疗产品和服务提供方针对政府医疗福利的医疗欺诈。医疗提供机构和商业保险行业往往指责频繁的医疗责任事故起诉案件迫使医生进行防御性治疗，是造成过度医疗的主要原因。这种指控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是这些起诉案件到底对医生的过度医疗到底起了多大的影响，并没有坚实的研究数据。虽然医生们对医疗责任诉讼律师恨之入骨，但这些起诉案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病人权益，监督医生和医疗机构医疗质量的重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