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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九四二年：河南三百萬人死於大饑荒 |
| | 2006年，英國駐京記者貝克的《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中文版在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中國大陸的湖北人民出版社也推出了宋致新編著的《1942：河南大饑荒》。前一本書重點寫到了河南，後一本書專門寫到了河南。在相隔20年的時間裡發生的兩場浩劫，有哪些共性，又各有哪些特點？
◆高伐林
2006年，英國記者貝克的《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的中文版在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同一年，中國大陸的湖北人民出版社也推出了宋致新編著的《1942：河南大饑荒》。前一本書重點寫到了河南，後一本書專門寫到了河南。中國人口大省、中華文明的搖籃之一、中國的腹心地帶河南，在相隔20年的時間裡發生的兩場浩劫，有哪些共性，又各有哪些特點，這兩本書為人們提供了可資對比研究的珍貴資料。
湖北女學者宋致新在武漢家中，對我介紹了關於《1942：河南大饑荒》一書的情況。
學者宋致新有多種文學研究專著。
 
如何把民族的災難轉化為思想財富
河南省軍政不和，政府內部不和，彼此猜疑，互推責任，也是導致災情酷烈的原因。宋致新說，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為向上邀功，瞞災不報；軍方只管要糧，以勢相逼。31集團軍軍長、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是蔣介石的愛將，他在台兒莊大戰中建立過戰功，駐紮河南期間，還身兼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總司令、邊區黨政軍分會主任等職，威高權重，腐敗隨之。大災中，湯恩伯大肆擴軍，在重災區拉夫抓丁，橫徵暴斂，在副司令長官部所在地葉縣大興土木，驅使災民修築黃河新堤，累死餓死的民工不計其數。湯恩伯還利用職務之便，參與經商走私，大發國難財，以致老百姓把他列為造成河南大災的“四害”之一。
宋致新還認為，各縣縣長及公務人員的平庸無能，也是大災越演越烈的原因。當時的河南，民間還蘊藏著很大的救災力量。如果各縣政府敢負責，組織民眾，勸借勸募，以富養貧，或者組織生產自救，都可以緩解災情。而且，1943年春季小麥長勢很好，災民只要堅持到麥收，就能看到生路。在1943年春救災緊要關頭，南陽《前鋒報》大膽提出“放斗余，貸公糧”，號召各縣縣長打開公倉，把往年餘糧和麥收前吃不著的公糧拿出來貸給災民，但大多數縣長害怕放了糧收不回，寧肯眼看災民餓死，也不願冒此風險。
1942年河南大災以300萬民眾活活餓死而悲慘地結束。由於國民黨當局嚴密的新聞封鎖，除了極少數正直敢言的中外記者為這場大災留下了片斷記錄外，一場慘絕人寰的浩劫竟然是如此默默無聞。但是，大災的潛在影響巨大，惡果就一樁樁顯露出來。
最直接的惡果，是1944年春夏之交國民黨軍隊在中原會戰中慘敗。4月17日，日軍渡過黃河，歷時38天的戰鬥中，日軍以5萬左右兵力打垮了40萬國民黨軍隊，占領了豫中30多個縣城。中國軍隊意想不到的是，撤退時，豫西山地民眾到處截擊他們，繳獲他們的槍支彈藥，甚至槍殺官兵，造成軍隊重大損失。
湯恩伯對此不僅不深刻反省，反而惱羞成怒，把中原會戰失敗的罪責歸於河南老百姓，誣衊河南民眾都是“漢奸”，貼出標語，準備實行屠殺。1944年9月，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第三屆會議上，中原會戰期間身在河南、親眼目睹了湯恩伯部隊臨陣逃跑、侵民擾民行為的豫籍國民參政員郭仲隗，從淪陷了的河南歷盡艱辛來到重慶，在參政會上，以鐵的事實揭露了湯恩伯的罪行。如，湯恩伯利用軍權經商走私，在逃跑前讓士兵、民夫搬運大量私財；前線激戰正酣，他卻在魯山溫泉沐浴；倉庫落入敵手時，裡面還存有麵粉100萬袋，夠20萬軍隊一年之用……郭仲隗的發言引起眾多參政員極大憤懣，由郭仲隗領銜，103人提交了嚴懲湯恩伯的提案。
中原會戰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被撤職，副司令長官湯恩伯在蔣介石的庇護下撤職留用。不久，河南省政府也全部改組。
宋致新在《1942：河南大饑荒》代前言結尾寫道：為紀念被納粹德國殺害的600萬猶太人，以色列民族在耶路撒冷修建了大屠殺紀念館新館。把民族的災難轉化為民族的思想財富，才是對災難最好的紀念。“我想，中國人民，河南人民，是否（至少在自己的心頭）也應建立1942年河南大災的紀念館呢？”
這與《餓鬼》一書作者貝克異曲同工。貝克在中文版前言和後記中兩次表達了願望：應該為六十年代大饑荒的死難者建立一座紀念碑。
《餓鬼》書中有一個重要觀點：“世界上所有共產黨掌權的國家幾乎都遭受過災難性的饑荒。蘇聯有過兩次大饑荒，蒙古、柬埔寨、中國、越南、埃塞俄比亞、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北朝鮮都有過慘重的饑荒。”這段文字實際上提出了共產制度與大饑荒的密切關係問題。貝克也說：“把所有這些罪惡和荒唐的行為全都歸咎於（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和信陽的（地委書記）路憲文並不夠完全，他們之所以如此狂熱地追隨大躍進的荒唐目標，其部分原因來源於河南的過去，過去的狀況構成了培育烏托邦空想的沃土。”
而宋致新的著作，以翔實的史料啟迪今天的我們進行更多層面的深入思考：共產制度對於造成和加重饑荒，是重要的因素，但是並不是唯一的因素。
附錄：《前鋒報》特派員流螢：《走出災民的“大聚口”》（1943年4月8日，此處從略）
相關文章：略談河南兩次大饑荒的異同——採訪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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