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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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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44年前中国的今天吗？

　　“朋友! 你听说过‘文革’吗？你经历过‘文革’吗？你还记得‘文革’中的红卫兵，‘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向封资修造反、向帝修反宣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吧！”——这是某网站上模仿《黄河大合唱》朗诵词的一段话。仅仅44年，有些人就忘掉了那血腥的岁月 ◆高伐林　　44年前的今天——1966年8月18日，北京市中心是一片欢腾的红色海洋，而全国各地，包括我所在的武汉，亿万民众都在倾听广播喇叭里传来的北京的声音：　　……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今天同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群众一起，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
　　今天清晨五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
　　几万个系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英姿勃勃，像生龙活虎一样，在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红卫兵”是首都大中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表示要一辈子当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祖国的红色尖兵。
　　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跳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
　　（《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头版头条刊登的新华社报导）

在1966年“红八月”受到毛泽东接见的红卫兵。

拉开血腥帷幕的红卫兵节　　对于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专家而言，无疑，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是最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下发的“五一六通知”，为中国亘古未有的民族浩劫，正式打响了倒数计时的发令枪。“五一六”，在整个红色王国的史册上堪称最重要的一页。　　然而，文革这一场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对于数以亿万计的“群众演员”来讲，毕竟只有在开场锣响，大幕拉开，他们才进入波澜壮阔而又风云诡谲的剧情之中。“五一六”只是最高决策圈才知晓，成千上万参加过这一运动的青少年心目中，比“五一六”更为光芒夺目、也更为五味杂陈，在他们命运中刻下难以磨灭的印记的，首推“八一八”。　　“八一八”，中国的老百姓闻所未闻的“红卫兵”(“几万个”！)，在这一天清晨一涌而出，首次在天安门广场亮相──也是首次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亮相。在随后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中，有数以千计的红卫兵组织打出的旗号是“八一八”或者“红八月”，更有何止千百个红卫兵组织郑重其事地倡议：要将“八一八”定为“红卫兵节”，或者干脆取代“五四”，定为“青年节”。　　人们一提起“文化大革命”，头脑中首先浮现出的场面，是“大破四旧”，砸招牌、抄家、押着牛鬼蛇神游街示众、私设公堂审讯……，伴随着这一切，从滚滚浓烟背景中突现的，是红卫兵的身影。　　这些年龄在十五、六岁到二十来岁之间的青年学生，标准的装束如下：　　——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腰束武装带。军装有的旧得发黄，有的洗得发白，越旧越好，“旧”意味着父辈干革命的资格老，也就意味着自己的血统纯；若是崭新的草绿，档次就差远了，然而，即使是为人们所轻蔑地嘲弄的“鸡屎绿”，也意味着某种决心、某种资格；　　——左胸心口处，别上或大或小的毛泽东像章；　　——男孩子剪成齐刷刷的平头，女孩子要么齐耳短发，要么扎两根硬撅撅的小辫；　　——最显著的标志，当然是左臂佩上印有毛泽东手书字体“红卫兵”的红袖章。　　“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利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无边得很，这不是别的，正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能、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清华附中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他们俨然要以横空出世的姿态，成为主宰新世纪的“当代英雄”。　　没有红卫兵，整个文革的面貌将是另外一个样子。正如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底不无得意地说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一二三四五月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这么一冲引起注意，不注意不行了。”

当时红卫兵的标准装束和造型。

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章节　　“八一八”，是红卫兵走向全国、正式形成强大的政治运动的转折点。　　红卫兵运动掀起来了。大概连红卫兵自己也没有料到，竟是这样充满暴戾残酷。“红八月”，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章之一，也成了整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章之一──在二十世纪，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与斯大林的大肃反鼎足而三。　　这个月从一开始就仿佛喜讯连翩而来：八月一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回信（当时未公布）；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八月八日，“十六条”（中央关于文革的决定）公布；八月十日，毛泽东到中央接待站看望群众；八月十二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很快由杨勇上将的在矿冶学院附中念书的儿子杨继平透露给了卜大华他们；随后，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正式传达给他们。　　毛泽东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却并没有立即向普通党员和群众传达。于是，年轻的学生们首先接受的，是毛泽东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传达的信息：对一切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造反有理。　　“一切”。　　记得有部题为《电话行动》的小说描写过一种可怕的催眠术：训练好了恐怖分子之后，对之催眠，将他们的记忆抹成空白，他们便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五年，十年。一旦接到一个电话，听到一句规定的暗语，他们所受的训练就被激活了，换了一个人似的去暗杀、去爆破。那不过是虚构。可我们看到红卫兵当时的所做所为，不由得要追问：毛泽东的一封信，怎样激活了潜伏于红卫兵内心深处全部的兽性和疯狂？　　在“文革”前一阶段末期，工作组已经被赶下了历史舞台，各校的权力真空由与红卫兵负责人合为一体的“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是“十六条”中所规定成立的领导文化革命的机构）或者“筹备委员会”填补。　　七月底到八月中旬，因为校内没有任何力量能阻遏他们，红卫兵完全“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教育”是虚，“解放”是实。以“革命的名义”，人心深处的恶毫无顾忌地大“解放”。红卫兵率领学生批斗当时校内的“反革命黑帮”“反动学术权威”或“牛鬼蛇神”，体罚、人身侮辱无所不用其极。不论对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挂黑牌子、剪阴阳头（即将头发剃光一半，留下一半）、坐“喷气式”（即在批斗时，将批斗对象双手反剪到背后，低头弯腰九十度，向“人民”认罪，因其形似双翼后掠的的喷气式飞机而得名）、戴高帽子……这都是小意思，打耳光、用牛皮武装带──北京人俗称为“板带”──和胶皮水管抽打、跪玻璃碴……也司空见惯。　　红卫兵仍不满足，要到社会上去显示自己的政治能量和革命决心。八月十七日，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前一天深夜，北京二中红卫兵起草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批判和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资产阶级统治的一切阵地，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 　　“八一八”洪流决堤，红卫兵一举冲出了校门。冲击波撼动中国社会各个角落，也使世界为之震颤──“破四旧”爆发了。　　“要武”！毛泽东的两个字，就是对红卫兵的特别敕令。在毛泽东，或许只是强调发扬斗争精神，但这不能不同时意味着对暴力的呼唤。“革命群众开心之日，就是反动分子难受之时。”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北京和很多城市成了“红色恐怖”的人间地狱。践踏法律　践踏人性　践踏文明　　毛泽东的支持使红卫兵取得了超越法规的“特权”。中国的所谓法规本来就不健全，现在更犹如一堆废纸。八月十九日，北京的红卫兵走上了街头“破四旧”，随后几天，迅猛达到高潮。《人民日报》八月二十二日发表社论《好得很》，将“破四旧”恶浪一下推向了全国。　　红卫兵“勒令”取消一切被指责为反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事物（统称为“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一切带有传统色彩和外来印记的事物都在砸烂铲除之列，“瑞蚨祥”、“盛锡福”、“东安市场”、“全聚德”、“亨达利”、“吉祥剧院”等等店铺字号一夜更改。许多路名也被勒令更改，像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苏联大使馆坐落的那条“扬威路”，改为“反修路”。学校则改名为“战校”，例如：清华大学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二龙路学校改为“红色燎原战校”。随处捣毁文物古迹、查禁焚烧图书典籍、封闭教堂庙宇、赶走神甫僧尼；红卫兵更通令合并一切个体经济，强令私人房产主“自愿”将所有权交公，“自愿放弃”私人存款，资本家“自愿”停止领取定息…… 　　最骇人听闻的，是对革命对象的灭绝人性的人身迫害。红卫兵查抄“牛鬼蛇神”的家，把他们关进“劳改队”、“牛棚”（这是红卫兵对临时关押所的称呼），游街，拷打，原籍在农村者，则被驱逐出北京等大城市。　　必须指出：“红色恐怖”并不是平地一声雷，突然降临于升平盛世的。在毛泽东所怂恿的红卫兵搞起的“红色恐怖”之前，正如毛泽东所指斥的，刘少奇、邓小平已经搞出了一个“白色恐怖”。从权力争夺的角度来看，“红色恐怖”固然是对“白色恐怖”的反击和否定；但究其维护专政统治的实质，“红色恐怖”却又是“白色恐怖”合乎逻辑的延伸与恶性发展。“白色恐怖”按照毛泽东的“大字报”的说法，约有“五十多天”；“红色恐怖”的时间大体上从八月初到九月底，超过了“白色恐怖”的时间。两个“恐怖”，除了这些最早的红卫兵由“小右派”一跃而为“革命左派”、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之外，其他对象处境更糟：“白色恐怖”毕竟还算是党组织领导的，有点章法，表面上还得讲点政策；而“红色恐怖”，就完全由着红卫兵被诱发出来的兽性为所欲为，除了人身虐待和人格侮辱，甚至还搞肉体消灭。　　我们必须着重指出：“白色恐怖”硝烟弥漫，而“红色恐怖”遍地血腥，但绝不能将全部罪责要红卫兵承担。红卫兵只是前台打手，一切胡作非为，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及各部门的公然支持。公安部门、街道办事处、一些单位的领导人向红卫兵提供“牛鬼蛇神”的名单，打电话要他们去采取“革命行动”。作家郑义回忆道：在红卫兵（他称之为“反人民别动队”）淫威之下，“街边上到处是倒卧的尸体及垂死的受害者。一队接一队的幸存者在无人看押的情况下自行游街示众。……步履蹒跚，茫然而麻木地缓缓移动……”郑义自己与同班三名同学被全班同学在红卫兵带领下，用皮带、椅子腿毒打了三个多小时，直打到昏厥。据统计，从八月下旬到九月底的四十天内，仅北京市就有一千七百人被打死，三万三千六百户被抄家，八万四千多名所谓“五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地富反坏右”的简称）被赶出北京。全国截止十月三日，被从城里赶出的“牛鬼蛇神”有三十九万七千四百多人。北京郊区大兴县甚至发生大屠杀，从八月二十七日起到九月一日，该县红卫兵在公安局配合下，几天时间杀害了三百二十五人，满门抄斩的有二十二户，被杀害者年龄最大的是八十岁，最小的仅出生三十八天。全国各地被杀害者，更不计其数。　　许多遐迩闻名的各个领域的大师以及一大批知识分子，不堪或者是不甘被凌辱，选择自杀。举出任何实例都显得过于轻飘、过于单薄。叶永烈回忆说，当时北海、颐和园、什刹海天天都有死尸浮起。红灯前行和向左看齐　　“破四旧”是一场大惨剧，“立四新”（“四新”即与“四旧”相对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则是一场大闹剧。　　红卫兵毕竟是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在“彻底革命”的蛊惑下，他们提出的许许多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呼吁、勒令、通告贴上了街头。为人们所熟知的有：要求将首都北京的名称改为“东方红城”或“红太阳城”；要将交通规则中“红灯停、绿灯行”改为“红灯行，绿灯停”──“红”是革命的色彩，怎么能成为停止、禁止通行的标志？还要将汽车靠右行驶改为靠左行驶──“右”代表着保守，“左”代表着革命！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当时红卫兵列队时，将“向右看齐”一律改成了 “向左看齐”。北京八中红卫兵发出的第一号通令，就是要求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因为“宪法”没有突出阶级斗争；这个通令还有一点“法制观念”，知道要 “修改”而不是索性“废除”宪法；但该校红卫兵另外一个通令则让人啼笑皆非：勒令全北京市的小偷、流氓在四十八小时内来该校报到──两天之内，该校热闹极了！　　至于在红卫兵“破四旧”的狂潮中所兴起、后来逐步形成为固定格式的“早请示、晚汇报”，全民大跳“忠字舞”，言必称“毛主席语录”，家家户户供奉毛泽东画像，争先恐后地佩戴、制造和交换毛主席像章……发展到荒诞的地步。就连一页报纸上正反两面都要对着光观察，看正面印毛主席像处，反面是否有不敬字样；发现了（自认为发现了），当事人以及报社的领导人就要挨一场恶斗了。这种险恶莫测的形势中，谁不是战战兢兢，只敢照葫芦画瓢，把一切格式化规范化？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所有批斗或庆祝大会上，照例最后要全场高呼口号，以营造出群情激愤、同仇敌忾的气氛。这一程序甚至可以长到十多分钟，喊到人人声嘶力竭。标准的方式是，由一男一女（挑选红五类家庭出身、国语标准又嗓音高亢嘹亮的学生，他们往往是各校的文艺宣传骨干）来领呼，全场群众跟着呼喊。各个地区呼口号约定俗成，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顺序。一般是开始几句针对实际，要么是“打倒×××”，要么是“欢呼××××”，只需往里填词──填上不同批斗对象的名字和群众组织的名称；然后是上挂下联，从“打倒刘少奇”始，到本地区“最大的走资派”止（漏掉一个就可能遭至对立面群众组织的攻击）；再次是表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坚定信念，以及一两条属于统战性质的口号：“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造谣可耻，辟谣可敬”之类；最后一部分，则一定要转为表示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规范的次序与措辞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连“四个伟大”的排序，都是不能错的！ “鬼见愁”对联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相伴随的是关于所谓“鬼见愁”对联的辩论。　　这副对联源于何处，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七月二十九日首次在北京航空学院附中贴了出来，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为“基本如此”。对联颇有北京文化印记：红卫兵冠之以北京香山顶峰“鬼见愁”名称，得意神色溢于言表。　　这副对联极富挑衅性，可能它的炮制者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它毫不隐晦地宣布了红五类子女对“革命权”的垄断，剥夺了非红五类子女的权利。它在内容上并不是中学生的发明创造，而是中共的“阶级路线”引申到极端的结果。　　中共治下，人们填任何登记表、申请表、报名表，都要填写“家庭出身”和“个人成份”这两栏。对于大中学生来讲，后一栏倒还简单，一律填“学生”就行了；但是前一栏是试金石：红五类子女填写起来趾高气扬，非红五类子女填写起来心惊肉跳。这样的表格是对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公然按照家庭出身的先天条件，进行高下尊卑的分类排序。　　填表还只是给“组织上”看。到了文革中，不论走到何处，哪怕去看病都得自报出身。一开辩论会，无论谁一上台，都得马上自我报告家庭出身，不然台下立即有人喝问成份。如果是非红五类，根本没有机会开口，就有人叫“狗崽子滚下去”了。这副对联就是在这么一种气氛中出笼的。并非所有干部子弟都同意对联──其中有的是不同意这种措辞的血统论，有的是不同意血统论的这种措辞。邓小平的女儿邓林在同学中是唯一公开引用父亲的观点的：“我父亲也不同意这副对联”。中学里当时领导文革的工作组，对“对联”提出了批评；但是八月初工作组受到批判被撤走之后，从北京的中学向全国辐射，掀起了“辩论对联”的浪潮。八月三日，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的一次公开辩论中，出现了红卫兵在舞台上当众殴打持反对意见者的“集体暴行”。　　“对联”传到哪里，哪里拥护“对联”的红五类子女就成立红卫兵。红卫兵的星火，随着辩论对联的疾风，在北京乃至全国城市的中学里燃成燎原之势。　　所谓争论、辩论，全部只是在“红五类”子女中进行，非红五类子女无从置喙，他们唯一能被允许说出来的话是拥护对联，承认自己是“混蛋”。对这副对联任何不恭顺的想法，例如，如果以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周恩来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来论证这副对联大谬不然，以非红五类子女的身份，这种傻气冒出来绝对是惹祸。那是凭气势、凭情绪，而不是凭理性、凭事实说话的岁月。　　对联在流传中继续产生某种变异──有的地方的红卫兵组织贴出的对联，将横批做了更为赤裸裸的修改：“绝对如此”；还有些地方流传的版本是“天生如此”。上下联却没有变化。某些地方在口头表达中如呼口号或者辩论时，加上了第三句：“父母平常儿骑墙”。这显然有对那些未能“旗帜鲜明”地支持对联者表示警告之意。总的看，是越流传越不由分说，越不讲道理。　　大学生中的红五类子弟，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最著名的，就是北京工业大学三系文革小组长、该校后来的红卫兵组织负责人谭力夫所做的宣扬对联的演讲。他不仅将中学生红卫兵所奉行的血统论涂抹上一层薄薄的理论色彩，将红五类与非红五类一刀划开；还要求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作“全面的”、“策略的”阶级路线来执行，要求将之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他当众斥责非红五类子女：“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指工作组镇压文革），你高兴什么！”引起广泛共鸣，透露出红五类子女在心理上、感情上与工作组所代表的权力体系连在一起，而与非红五类子女有很深鸿沟。这篇讲话流毒全国，不少省市委的官员推波助澜，像福建省负责人赞赏之余，下令印行几十万份。后来有人认为谭力夫可以算是红卫兵的精神领袖。　　“对联”强化了红卫兵作为红五类子女“左派阶级队伍”的意义，把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最初并不那么严格的倾向，变成了红卫兵普遍的组织原则，在学生中划分不可逾越的等级界限。它使红五类子女自豪地“物以类聚”，加入红卫兵；使非红五类子女感到深深的屈辱，造成深重的精神创伤。红卫兵之所以有凝聚力和扩张力，对联是关键之一；而后来造反派红卫兵之所以激烈反弹，对联也是关键之一。最早觉醒的先驱遇罗克被害　　红卫兵没有想到、非红五类也没有想到，对联遭到了文革领导者的反对。　　八月五日，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研究决定，制止当时某些学校里开始发起组织的“红五类子弟协会”；提出红卫兵以“红五类子女为核心”，但要团结广大群众。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和江青等人相继在群众大会的公开场合表态，不赞成“对联”。陈伯达批评说，这副对联宣传的观点，是过去封建时代“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翻版。江青八月六日在天桥剧场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话时，说“我不完全同意”“对联”，“那种封建术语不能代表新的思想”，“大敌当前，要对付敌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她一再重复陈伯达先前提出的建议，把“对联”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他们这些话，对对联的鼓吹者来说是兜头一瓢凉水，对非红五类子弟来说无异于精神“松绑”。　　中央文革小组态度如此，并非打算对中共的阶级路线有什么修正。他们反对这一“鬼见愁”对联，是因为它挡了毛泽东的路。毛泽东的用意是要将矛头指向“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正策划着要向那些手握重权的“老革命”开刀，要向刘邓官僚集团总攻，“革过去革过命的命”（林彪语），这是红卫兵万万料想不到的。而这副对联不识时务，还在那里强调“老革命”是“英雄”，其子女也是“好汉”，正与毛泽东的意图相抗衡，当然中央文革小组要反对了。　　中央文革还有一层考虑：如果同意这副对联，势必就要同意由干部子女掌握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这样一来，红卫兵运动还能够被中央文革从心所欲地来左右，来成为冲击刘邓集团的突击队吗？至于陈伯达和江青修改对联的下句“父母反动儿背叛”，细细考查起来，也包藏有策略上的用心：他们分明是鼓动本来为“红五类子女”、随着父母被打倒一变而成“黑帮子女”的人站过来，向其父母“造反”。　　谭力夫挨了中央文革当头一闷棍，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被捕；但周恩来多次为他交涉说项，于次年五月二十九日获释，没多久他参军，很快就在部队提了干。　　关于“对联”的辩论逐渐平息了。然而，红卫兵的组织原则没有任何变化，依然是推行“纯而又纯”的血统论。与谭力夫同龄的遇罗克，终于不能按捺对这种公然倒行逆施的反感，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写出了著名的批驳血统论的万字论文《出身论》，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油印张贴。这篇文章提出“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因为“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如果按照对联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解放不了”。不仅如此，他更明确指出：“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这更不光是向红卫兵的血统论挑战，也是向多年来共产党的阶级路线挑战了。　　这篇文章不啻沙漠甘泉，许多人深深为之折服，《中学造反报》创刊时，将之全文发表，第一次印刷了三万份，被一抢而光；再印六万份，又一抢而光。《出身论》成为文革中影响最大的、也是最能经得起时间淘洗的文章。但遇罗克最后终究不能被中共官方容忍。戚本禹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表态，指《出身论》是反动文章。第二年遇罗克被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拘捕，一九七○年三月五日被杀害。盖世太保的崛起和垮台　　红卫兵“破四旧”造成了社会的严重无政府状态，红卫兵山头林立，通令四起，揪斗打人之风日甚一日，一些高级官员受到了冲击，引起了一些出身于高干家庭的红卫兵领袖的不满。　　八月六日，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发出了《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其中说：“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浑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 　　外交部长、中共十大元帅之一陈毅的儿子陈晓鲁，当时在北京市的重点中学八中。他联络八中、四中、六中等三十余所学校的部分红卫兵，发起当时第一个跨校联合性的组织，命名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于八月二十四日成立。随后东城区和海淀区也分别成立纠察队。西纠另一个核心人物是当时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的儿子孔丹。孔丹的母亲是周恩来的秘书之一，负责暗中策划此事。当时各校红卫兵都是各自为政，并无全市统一组织，唯独西纠有后台。在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林彪左臂戴上了西纠的袖章。周恩来更是给予大力支持，指示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纠察队提供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条件，甚至御寒的棉衣。“西纠”以当仁不让的口吻，宣布自己赋予自己的“职责和权力”有：“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和禁令”， “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有权扣压假红卫兵和流氓”。先后向全市、全国发出十三份“通令”，规定：不准任意抄家、任意揪斗，不准武斗，打死人偿命，不准冲击国家机关，不准迫害革命老干部。还组织全市巡逻。　　八月二十七日，西纠发出第三号通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护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并规定“各商店现存的实用商品，若其商标不是反动的，不是黄色的，就可以继续出售”。还提出：“严禁围追外宾、归国观光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正当活动。”这些规定明显有了“保”的色彩。西纠受周恩来的委托，保护了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李宗仁等人的宅第安全。　　西纠稍稍遏止了红卫兵的疯狂气焰，但他们那种唯我独左的专横语气，显示他们是来头更为不凡的“盖世太保”。西纠的血统论也更登峰造极，它成立后，给各中学红卫兵组织中父母为少将和副部级以上的头头，每人四到八个西纠袖章和证件，将他们算成西纠成员，由他们节制各校红卫兵。　　八月二十七日，“红卫兵战校”（即清华附中）红卫兵也发表《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其主要内容是“纠偏”，严厉谴责了“打人”、“对前学校的党政干部一律以‘黑帮’论处”、“谁家都抄”等行径。　　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西纠队员和作为西纠主力的几所中学的红卫兵本身就私设刑堂、私刑拷打，打人致死的事情屡屡发生，许多主要核心人员本人就有血债。他们用暴力手段来压制主张揭批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声音，这种“红卫兵凌驾于学生之上，纠察队凌驾于红卫兵之上”的现象，使纠察队与学生中造反派的冲突迅速激化，终于触怒了江青，她说“纠察队是保皇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爹保妈，要揪后台！”追查黑后台，周荣鑫下台代罚，孔丹的母亲自杀身亡。一九六六年十月底，纠察队全面陷入了困境。　　“八一八”的红色噩梦已经过去了。但是事实上，红卫兵的“幽灵”至今仍在中国大地上游荡，也让后人一次又一次地询问、深思：　　红卫兵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那个年代的许多热情单纯的年轻学生，为什么会在一夜间变为无法无天、极尽暴虐的红卫兵？红卫兵究竟有什么魔力，吸引了一颗颗年轻的心？

红卫兵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