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我從2006年起成為美國New School 大學中印研究所的Fellow，在其資助下，曾兩次前往印度進行訪問和田野調查，接觸了政府官員、商人、學者、社會活動家，包括底層的農民、礦工、手藝人，甚至游擊隊。以我的親身經歷，更覺得郎咸平對印度，尤其印度民主的評價，錯亂不堪   幾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批評郎咸平。批評他的觀點：民主對中國沒有任何好處,中國當前只有加強中央集權和嚴刑峻法才有出路。郎咸平的言論很有煽動性，加上郎還雇了公關公司來包裝營銷自己，在網上，任何批評郎咸平的言論，都會遭到很多謾罵。所以上次批評過郎咸平以後，我想，行了，我已經盡到提醒公眾的責任了。而且從那以後，我觀察郎咸平也有了很大轉型，最近幾年他很少再就國家政治體制問題發表他的所謂“學術見解”。也不再提他當年發表的“國有企業效率高”等觀點。而是專心到各地演講賺錢。  要是能專心賺錢少搞些似是而非的見解，倒還真是一種進步。不過最近幾天，有朋友發來郎最近的文章《印度的腐敗，難以想象》，在文中，郎把印度描寫成了一個非常不堪的國家，尤其是嘲笑印度的民主。在我看來涉及到一些常識性的判斷，這種誤導性的觀點，在轉型期的中國是非常有危害的，而這篇文章代表着郎幾年前就讓我警惕的價值觀依然一以貫之。  我從2006年起成為美國New School 大學中印研究所的Fellow，在其資助下，曾兩次前往印度進行訪問和田野調查，接觸了政府官員、商人、學者、社會活動家，包括底層的農民、礦工、手藝人，甚至毛分子游擊隊。以我的親身經歷，更覺得郎咸平對印度，尤其印度民主的評價，錯亂不堪，有一些則是完全違背事實的捏造。 中印比較的邏輯基礎  很多學者都喜歡比較中印這兩個亞洲人口大國，但是在我看來，這種比較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簡單和粗糙，很多人又愛下大結論，諸如通過中印的GDP或者出口數據比較，就得出哪個社會制度更優越。這是非常不嚴謹的態度。  如果一定要比較印度和中國，最基本的邏輯基礎是多變量的綜合分析。比如說你要評價炸雞翅這種食品對人的健康好還是不好，你不能拿飛人博爾特來跟我比，博爾特喜歡吃炸雞翅，他得了奧運冠軍，我不喜歡吃炸雞翅，跑得沒博爾特快，所以多吃炸雞翅的人跑得快。這算是學術研究嗎?  可郎咸平的比較邏輯也是這樣，印度搞民主選舉，中國不搞民主選舉，中國GDP每年增長10%，印度每年增長8%，說明民主不管用,不搞民主，更有利於經濟發展。  真正了解中國與印度之後，會發現雖然看上去,中國和印度都是發展中的人口大國,但其資源秉賦特別是歷史積累其實差別很大。  印度不像中國,早在周天子的時代就形成了中華認同概念,秦始皇又建立了大一統,而印度,在漫長的歷史中更像是一個地理概念而不是國家概念。直到今天，印度普遍國民的國家認同也遠遠沒有中國人強烈，這使得印度很多問題上確實像是一盤散沙。要是干像中國那樣動員全國的資源來搞奧運會的事情確實比較困難。  印度大陸是平坦的，表面從數字上，印度的可耕地比中國多，但印度處在熱帶地區，全年分為兩個季節，雨季和旱季。歷史學家蘭德斯的著作《國富國窮》從經濟、文化、制度、自然資源、歷史傳統等方面對國家經濟潛力進行比較，他的分析從產值和人均收入來看,溫帶到熱帶總體趨勢是越熱的地方國家越窮。而中國由於多山，雖然耕地面積相對不多，但是多處在暖溫帶和少部分亞熱帶，氣候更加溫和，有更好的條件發展農業和包括理論上的資本主義經濟發育。  這個道理也很簡單，印度到了漫長的旱季，氣溫常常動輒接近50℃。這樣的氣候，不要說種莊稼很困難，勞動也是很大的痛苦。睡覺，減少身體消耗，是最明智的選擇，所以釋迦牟尼時代能夠制定僧團組織過午不食的紀律，而在中國大多數地區，晚上不吃飽飯是抗不住的。這也是一種傳統，在一年之中，印度人的工作時間要遠少於中國人。 再加上印度教有樂天知命的傳統，甚至反對現代化，中國民族意識的崛起，伴隨着學習“洋務”，興辦實業，而甘地領導的獨立運動，他的政治理想，不是讓印度發展經濟，而是讓印度回歸反工業化的田園社會。甘地的理想也深遠地影響了印度社會，在這種觀念看來，要賺那麼多錢幹嗎，活這麼累幹嗎，知足就行了，經常唱唱歌跳跳舞不是蠻好的麼。甘地自己就整天只裹一塊破布，過絕對的低碳生活。  這也是為什麼印度的人均GDP不如中國，而按照蓋樂普的統計分析，印度的國民幸福感卻排名在中國之前。學過經濟學的應該知道，幸福感水平是比GDP或者出口量更能衡量國民需求的滿足程度。  郎咸平先生也是知道這個事實的，他曾在一次演講中做很有良知狀說“中國人的收入全球最低，工作時間最長”，但為什麼在他進行中印製度比較的時候，就忘記了這個重要變量差別呢。  在我看來不能理解什麼是幸福的人，很難理解什麼是真正的經濟學。  中國現在每年GDP增長10%比印度高，但有多少含量是靠透支資源，搞建設，搞拆遷，把一條路修了再挖，挖了再修搞出來的。而印度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8%，是靠軟件業、服務業這些更有技術含量的領域，增長質量比中國要高，而且人家的增長是在一邊唱歌跳舞的條件下達到的，中國如果還不感到危機感，反思自己的發展模式。像郎咸平這樣嘲笑印度的民主，未來只會證明自己的可笑。 

郎咸平還說印度“人口比我們少2億，耕地面積比我們多40%，結果他們是最大的糧食進口國，他們養不起自己的老百姓。”這說法和事實不符，印度的稻米和一些經濟作物的出口，都遠遠領先中國。而就算印度進口很多糧食也不能得出“印度養不起自己的老百姓”的結論。印度不像中國用戶籍制度把農民捆綁在土地上，而是放開勞動力流動，允許土地撂荒，他們的農業政策，沒有搞“以糧為綱”，缺糧食，就到國際市場上進口，做更符合自己比較優勢的事情，這未嘗不值得我們參考。  如果真是認真學了經濟學的人，就應該知道阿馬迪亞森的重要研究，中國和印度相比，中國因為當年的體制，一邊已經遍地饑荒，一邊還在向國外出口糧食，結果在風調雨順的年景搞出個“三年自然災害”，印度是真遇到了自然災害，卻因為政府能夠反映民眾的需求，通過進口糧食避免了饑荒的發生。郎咸平如果是一個尊重事實的嚴肅學者，他先應該回答，中國有這麼溫和適合耕作的氣候條件，和全世界少有的勤勞人民，當年卻搞出饑荒的慘劇，這和他呼籲的加強集權，有什麼邏輯關係。 印度的腐敗程度真的難以想象麼?  郎咸平先生告訴中國讀者，“印度的腐敗程度難以想象”，這非常讓我吃驚。印度確實有很多的腐敗，腐敗確實有傳統因素的影響，不是光靠民主就能解決的。可是，郎咸平這個一年到頭在大陸撈錢的人，說他發現印度腐敗“難以想象”，就有些不可思議了。  根據“全球腐敗指數”，印度和中國的腐敗水平，基本是不相上下，同一水平的，大致都是在七十幾名左右。印度是一個地方自治的分權制國家。所以腐敗也各有特點。在我看來，印度的腐敗更像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草根分沾機制，而不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精英侵占機制。  所以我也接觸過一些在印度投資的商人，他們普遍反映越是在印度基層地區，越是腐敗嚴重。在印度有些地方的政治家幾乎是赤裸裸的腐敗分子，報紙經常報道，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民眾就是願意選他，因為他在腐敗中，也維護了地方利益，甚至腐敗來的錢，很大一部分，也要為了選舉的需要，給選民送禮。  如果一個地方政治人物，光是腐敗，而對他的選民不大方，下次別人就很難再選他。我聽印度基層地區的朋友介紹，有的地方，競選人會給一個家裡送一台電視機，一台摩托車之類的貴重禮物。在印度很大程度上的腐敗，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利益分配渠道。而在印度的政治高層，相對比較精英化，道德職業水準也較高，比如商務部一個處長就可以撈幾千萬的案例，在印度是比較罕見的。 

而讓郎咸平判斷印度不如中國的最主要例子是：“香港一個大集團的CEO，他帶着香港的商會去印度投資，他回來抱怨說，在內地我做個生意，我可能會找內地官員和人脈，問題不大，成本並不是很高。但印度不行，我找了那個A部門還不行，B還要說話，B說完之後，C又出來說了，到最後我發現，我請了一堆人出來，沒有人能辦事。”  這體現了他最根本的邏輯，在中國，郎咸平認為只要花錢就好辦事，而在印度花錢也不見得好辦事，就覺得中國比印度好。從此你就可以理解郎咸平所提倡的法治到底是什麼貨色，也能理解他的道義包裝背後到底是站在什麼立場說話。  在中國大陸某些地方，商人到一個縣投資，“成本不高”。而在印度權力有一個分權的制衡系統，不是搞定一個人就行的，這其實是說，在中國腐敗成本比較低，腐敗收益比較大，而在印度，腐敗成本比較高，而腐敗收益比較校這樣兩個國家，聽完郎咸平的介紹，讀者如果自己用腦子想一想，會覺得哪些腐敗更加可怕?郎咸平向中國讀者宣稱印度“這一種多元化的腐敗體系，它所造成的交易成本之高，是中國的10倍、100倍”，我真不知道，他是通過什麼樣的“學術研究”算出來的。  這種腐敗模式的差異，也造成了經濟結構的差異，中國的經濟巨頭，更多錢權交易，明顯的表現是比如中國的富豪榜上，幾乎多數都是地產商，依靠從政府拿地賺錢，而印度排名在前的富豪，幾乎沒有地產商，而是以Infosys為代表的世界級軟件巨頭;甚至想收購寶鋼的更加國際化的米塔爾鋼鐵;搞實業的汽車巨頭塔塔……這些在國際舞台上的印度企業家，用周其仁教授的話來說，“一不靠出售自然資源，二不靠廉價勞動力優勢，三不靠販賣軍火，四不靠政府補貼。靠什麼呢? 靠技術創新產品、管理、本土和非本土市場開發。” 印度的企業環境和企業家精神，不說學習，至少也應該值得很多中國企業和學者的借鑑，而不是像郎咸平那樣出於無知，或者忽悠老百姓以自恃高明的嘲笑。  知識分子應該為蒼生說人話  在郎咸平看來，印度的體制是低效的，他舉的例子是“你看那個浦項製鐵，它當年進印度的時候，那真是費了勁了，為什麼?它要占用村中的林地，這些居民鬧得李明博跟辛格談判了好幾次。”  與此相比中國的體制，官員的決策實在是太高效了。 

這是郎咸平所推崇的集權帶來的高效，在中國，一些地方官員，想拆哪片，就拆哪片，想拆誰家的房子，就拆誰家的房子，想征哪個村的地就征哪個村的地，轉手賣給開發商，地方政府就可以賺大錢。誰不服，地方官員就壓制，甚至可以把人抓起來。這種所謂“高效”而無視法律的權力機構，就是郎咸平所提倡的，在郎咸平看來是低效的，在我看卻是對哪怕最弱勢的公民權利的保障。  在中國不少縣，你都會看到政府門前寬闊無比但是格調低俗的大廣場，看到八個車道的大馬路在赤裸裸地炫耀權力的意志。這種郎咸平所提倡的高效有執行力的政府，常常讓我感到惶恐，和為它的人民而痛心。不談權力的運行機制，和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光講集權和人治，是無知而無恥的。  在我看來一個知識分子存在的價值，應該為蒼生說人話，而不是為人治的強權唱讚歌。郎咸平和他的營銷團隊，包裝他的口號是“良知”二字，雖然我認為學者首先要保證的是尊重事實和邏輯，為公眾提供真實的判斷，但如果一定要談良知，從目前的言行來看，假如郎咸平身上真有被叫做良知的東西，還真的要思量思量。  郭宇寬

作者系知名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