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余杰

在十一月下旬的一次饭局上，晓波曾经谈起参与起草与组织《零八宪章》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说他已经做好了再次被捕的准备，刘霞说她也做好了奔波在探监路上的准备。那时，我沉默无言，对他们唯有深深的敬意。二十年过去了，当年意气风发的晓波，鬓角已经有了几许如星的白发，而我也不再是当年十六岁的少年。二十年来，当年那些与晓波并肩作战的友人，多少人激流勇退，多少人反戈一击，多少人屈膝投降，多少人独自逍遥，作为师长的包遵信已经长眠于地下，而晓波依然走在一条少有人涉足的窄路上。

晓波的被捕，让《零八宪章》成为一件影响更为广泛的公共事件。中共当局的偏狭、惊恐和缺乏自信，使得他们在若干历史转折的关头作出了逆时代潮流的错误决定，此次抓捕晓波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总是有将好事变成坏事的超人能力。对于晓波来说，他是求仁得仁，在他多次入狱的经历中仅仅是再增添上一笔罢了。我相信中共当局不可能长久地将晓波关押下去，这并不是我对中共当局怀有善意的想像，因为我有这样一种基本的判断：除非他们想让晓波成为下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否则他们只能尽快释放晓波。而对于中共当局来说，抓捕晓波的命令必然是来自最高层，这一决定再次显示出胡温当局“与人民为敌”的真面目。由此可见，未来中国权力阶层的“自改革”的希望将更为渺茫，而日渐尖锐对立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玉石俱焚”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尽管这一结果完全不是我们所期望的。

我个人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并不表明我完全认同这份文件中的所有论点。但是，这并不妨碍我认为这份文件是一九八九年以来最成熟、最全面、最理性也最具建设性的真正的“人权白皮书”。《零八宪章》不是一份“革命性”的文本，它给当权者、甚至是双手沾满献血的屠夫们亦留出了充足的“地步”，许多段落几乎就是设身处地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考量问题。我们可以作这样一种简单的对比：在文体、文风及思维方式上，《零八宪章》与海外法轮功群体所炮制的《九评共产党》形成两极状态。如果说《九评共产党》是毛时代语言方式与斗争哲学的残留，是以共产党的方式反对共产党；那么《零八宪章》则指出了中国以最小的代价赢得“和平演变”的出路，堪称终结中国长达两千多年暴力革命传统的希望所在。如果中共当局稍有一点向善的改革之心和自我保护的智慧，就应当允许其控制的媒体全文刊登《零八宪章》，并让中国公民都自由地参与到对该文件的讨论中来。这将是一次全民性的民主教育课程。当局不是一直都在振振有词地说中国老百姓的民主素质太低、不配享受民主、不懂得如何选举吗？那么，为什么不让老百姓都来读读《零八宪章》，看看他们是否可以读得懂？看看他们是支持，还是反对呢？遗憾的是，当局用抓捕刘晓波和恐吓其他签名者的暴力行径，关闭了谈判与和解之门，摧毁了对话与共存的平台，换言之，是自己宣布了自己的死刑。

在第一批签名者和后续签名者当中，我看到了若干我所尊敬的名字，其中有些人很少出现在此类具有“政治性”的文件上，如中国现代艺术“教父级”的人物栗宪庭，如杰出的宗教学者何光沪，如在英文世界里最具知名度的作家哈金……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有卓越的成就，对现实政治抱有较为超然的态度。这份文件之中一定有什么东西打动了他们，他们才会如此庄重而严肃地签署上自己的名字。如今，《零八宪章》签名者的数量以未曾想像的速度飞速增加，我想这应当是对失去自由的晓波的最大的安慰吧。天上从不会白白地掉下一个馅饼来，自由也不是通过守株待兔的方式便可以获得的，即便是捷克那场温文尔雅的“天鹅绒革命”，亦是哈维尔等人付出长期失去自由之代价的结果。简言之，即便你有了一个可以撬动地球的支点，也需要你在杠杆的另一端用上一点力。在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更是如此：晓波以丧失自由为代价，换取《零八宪章》获得更多同胞的支持与认同，这一事实本身便说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比昔日的“大清王朝”离民主宪政更远。但是，他们可以关住晓波的身体，却不能囚禁晓波的灵魂。他们不仅没有做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反倒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在越来越多的签名者当中，我还看到了更多的“不知名”的名字，他们是普通市民，是工人，是商人，是农民，是大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因为晓波的受难而站了出来。昔日，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如今，他们是“在沉默中爆发”的勇敢者。恐惧已经不足以控制所有人的灵魂了，而勇气则是可以传递、复制和倍增的。当这个国家的国民都有勇气说出他们的所见、所思、所求的时候，暴力和谎言还能辖制他们吗？

在我看来，这份文件中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坦率”。与英国大宪章、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世界人权宣言、七七宪章等历史性的文本相比，《零八宪章》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与突破，它差不多是对以上诸多文件中的若干论点的重复及“处境化”的处理。在西方世界，这份文件中的许多观点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的“常识”；但是，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度，人人都心知肚明的“常识”，偏偏就是不说出来，尤其不能在公共空间中表达出来。“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在一个大多数人将谎言当作保护伞的环境当中，这样做需要特别的勇气。职之是故，我尤其对那些用真名参与签名的普通者深怀敬意，他们参与签名比有知名度的人士更需要勇气，他们有可能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我一直认为，不说出来的真理便不是真理，不表达出来的勇气也不是勇气。因此，此次《零八宪章》的签名过程，也就是真理显明和勇气彰显的过程，也是每一个单个的人成长为“公民”的过程。

当然，《零八宪章》不能说没有缺陷，甚至是重大的缺陷。在晓波失去自由之后最初的几天里，我在美国旧金山和洛杉矶地区访问了若干华人教会，也与多位华人基督徒围绕《零八宪章》进行过多次讨论。我对《零八宪章》中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部分参与过部分意见，但我认为宪章的最后定稿对于信仰与人权、宪政的关系未能作出深入的分析与清晰的厘定，从而使得宪章“先天不足”。人的尊严和自由为什么是不可剥夺的？人为什么要追求民主与宪政？人为什么不能满足于食物和衣服而有精神之需求？这是由人的本质所决定的。那么，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基督教文明和唯物主义对人的本质的不同认定，便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基督信仰相信人是上帝所造，人因被造而平等；人具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人的尊严无比宝贵；人被上帝所爱，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奴役其他人。而唯物主义认为，人是由猴子进化而来，人是生物链条上寻常的一环。因此，人在历史决定论的世界观中，可以被当作实现某一伟大理念的工具，甚至被作为牺牲品，纳粹德国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和中国的劳改营，便应运而生。要彻底改变由人的罪性带来的专制与暴虐，便需要从无神论和唯物论的泥沼中抬起头来仰望苍穹以及创造苍穹的上帝。

我们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宪政，但这一切源自何方？我们更应追求那神圣的真理之所在。在美国独立宣言中，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在一开头便指出：“在人类事务发展的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同另一个民族的联系，并按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以独立平等的身份立于世界列国之林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驱使他们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在结尾的地方，他们再次强调：“我们坚定地信赖神明上帝的保佑，同时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名誉彼此宣誓来支持这一宣言。”这样的句子表明了人类作为被造物的谦卑地位，人类遵循上帝的旨意，并因谦卑而获得荣耀。七七宪章的起草人、作为天主教徒的哈维尔，在一篇访谈中也指出，他之所以从事人权活动，其动力便是：“从小时候我就感到，有一种伟大的神秘，它是所有意义和最高道德权威的核心，世界还有更深一层的秩序和意义，因而世界就不只是各种五花八门的事件；在我的生命中，我竭力所得到的东西，远远超过我所了解的世界；无论我在做什么，我都感到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触及永恒。”遗憾的是，在《零八宪章》中只有对现实政治状况的建言与未来政治格局的期望，而没有对民主、宪政、人权、自由的根源作进一步的探求，也没有对人的本质作出谦卑的表述。由于未能对于人权的源头作出明确的界定，便使得十九条具体的呼吁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无源之水。在此意义上，《零八宪章》是一份有待完成的文件，用无神论来反对无神论是不可能成功的。基督徒、经济学家赵晓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的文章，用这样的思路来衡量，没有信仰光照的民主其实与专制并无根本的区别。我期待着未来能够有一份宪章，能够站在更高的位置上论述人权何以是上帝所赋予的。

无论如何，《零八宪章》刚一出现，便深深地镶嵌在中国的当代历史之中。哈维尔在捷克实现民主化前夕，曾经意味深长地指出：“尽管掌权者对‘七七宪章’运动的看法仍未改变，但是却不得不去适应它。今天，它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部分，尽管其地位还不是重要的，今天，社会已经把它看作社会关系的边缘部分，各种价值的远焦点，而不是一个直接的挑战和需要与之竞争的东西。今天，很难想像它如果不存在，社会是什么样子。”我相信，《零八宪章》在今天的中国也具有如此的历史地位。它出现了，它存在着，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消灭它了。即便他们可以将刘晓波甚至更多的签名者投入监狱，但他们不能将《零八宪章》从地球上抹去，即便继续动用一九八九年在天安门广场动用过的坦克和机枪也办不到。其实，他们更加无法消除的，是他们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本来他们是恐惧的制造者，利用人们的恐惧来实现其专制统治，但此时此刻他们自己却被恐惧压垮了。他们在中南海豪华的房间中，夜不能寐。而我相信，晓波在铁窗之下却可以安心地酣睡。

晓波，我们与你一样，一无所有，唯有勇气与谦卑。

晓波，无数的朋友在这寒冷的季节互相温暖，并等待你的归来。

我们相信，黑暗已深，白昼将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