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我的夙願    焦國標

其實早在1997年前後我就想做這樣一個工作。不過，那時不是編黑五類憶舊，而是為餓殍立傳——編纂六十年代大饑荒餓死者的大型故事集。當時我在一家報紙做副刊編輯，藉助工作平台，我向我的作者和讀者約稿，請他們把自己見聞的大饑荒餓死人的故事寫下來，寄給我。一兩年間，我收到幾百篇來稿，然而最終我未能把它們編成故事集。原因之一是絕大部分來稿寫得不成形，而我又沒有足夠的力量把它們一一處理到位。原因之二是我被工作量嚇怕了。有一天，我看到一個資料，說78卷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總字數才1.26億字。於是我想，三千多萬餓殍，光名字就是一億多字，與《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總字數相當，這輩子我什麼事都不干，光他們的名字我到死都寫不完！

那幾百篇稿件我至今珍藏。餓死人的地面兒真是廣啊！從東北到海南，從新疆到江南魚米之鄉，全國各地哪兒的來稿都有。中國人真耐死啊！至今竟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族群！難怪毛澤東不在乎跟人家打核大戰，也不在乎幾千萬人餓死。為餓殍立傳的宏願雖未實現，那兩三年我卻集中寫作和發表了幾十篇關於農民問題的文章。這是大陸大眾媒體上最早的一批為農民權益呼籲的言論文章。某種意義上說，近十幾年來海量的關於農民問題的個人寫作、媒體報道（成為熱門的公共話題）和政府農村政策的改變（廢除農業稅等），都濫觴於我寫的這一批視角獨特、尖辛悲愴的文章。

發願為餓殍立傳的時候，互聯網還未流行，其功能也還很有限。那時所有稿件都經郵寄而來，或是電腦打印稿，或是手寫稿，沒有一篇是通過Email發來的，也沒有搜索引擎可用。今天編《黑五類憶舊》與為餓殍立傳一樣，也是一項有限對無涯的事功，可畢竟至少技術上方便多了。現在我不再作貪大求全之想，不奢望記下每個黑五類的名字，只求懷着一份敬虔之心，竭盡所能，把《憶舊》編成一部記錄特定時期中國社會生態狀況的歷史文獻。雖或無補於黑五類同胞曾經遭遇的屈辱、不公和苦難，但求有助於我們所歸屬的這個族群未來的成長、進步和文明。

銀行家康心如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會公告

原重慶美豐銀行總經理、抗戰時期陪都重慶臨時參議會議長康心如誕辰120周年紀念會，定於2010年11月16日在重慶市重慶歷史名人館舉行。熱誠歡迎海內外尚健在的美豐銀行同仁、美豐同仁的後人、對相關問題有興趣和專門研究的專家學者以及媒體記者報名參加。聯繫人：詹康（手機電話0086-13012367126）。通信地址：重慶渝北區龍溪街道金龍路92號3-16-2。郵編：401147。電子信箱：kgx290920@sina.com。特此公告。

康國雄（康心如之子）

2010年8月14日於北京

愛在風雨夕……………………………………………海  鷗（04）

美國好公民關惠群……………………………………林寶慶（09）

找不到帽子的摘帽右派………………………………顧延齡（11）

受教育權被奪記………………………………………李蔭國（15）

少年反革命……………………………………………胡  健（18）

壞人時代………………………………………………甲  乙（21）

托派子女的夢魘………………………………………張曼青（23）

東山谷文昌……………………………………………霍  達（26）

歸僑生在一九五七……………………………………黃達維（28）

蛇灣血案………………………………………………張介山（30）

探母記…………………………………………………從維熙（33）

亂世恩仇………………………………………………胡喜盈（37）

四類分子的命運與掙扎………………………………李若建（40）

土地陰謀………………………………………………李  肅（46）

我家的地主分子………………………………………呂  維（48）

愧對宋爾仁……………………………………………馬  波（56）

巫寧坤的煉獄…………………………………………三  妹（59）

周扒皮的後人…………………………………………孟令騫（64）

桃曲舊事………………………………………………許崇平（69）

暴力土改及其原因……………………………………楊奎松（72）

斗屍記…………………………………………………尹曙生（79）

五字勾魂………………………………………………楊  傑（88）

倪柝聲的絕筆…………………………………………頌  恩（89）

在青草地上……………………………………………梁惠珍（92）

胡錦濤請客……………………………………………佚  名（99）

愛在風雨夕    海  鷗

1966年春節過後，我剛從大連返回單位上班，同寢室的房師傅就要給我介紹對象。他說：是他的堂妹，師範學校剛畢業。知根知底，問我意下如何？我婉拒道，自己剛工作，想過幾年再考慮。時間不長，他又問我最近是不是有人給你介紹對象？我吃驚於他的消息靈通。“是的。但我還是那句話，過幾年再考慮。”“嗨，婚姻是早晚的事，別錯過良機。我這個妹妹真的挺好。我安排一個日子，你倆見上一面。行就處，不行拉倒，省得我總為她牽掛。”就這樣，他硬性安排我在一個周一的早晨，與乘早班火車回郊區學校上班的他的妹妹，在車站候車廳見了面。

這樣我就算處女朋友了。有一次，我將我在學校寫的一本詩集給她看，想不到她竟把它改抄到她新買的一本很漂亮的硬殼筆記本上，然後又把我的詩集還給我。真是字如其人呀！那娟秀嫻熟的漂亮字跡令我感佩，那從字跡中散發出的人品的賢淑和青春的芬芳令我沉醉，令我迷戀。不久她告訴我，她的家庭出身是富農，並多次委婉提出要我慎重考慮與她的交往。那時我在這方面沒受過什麼挫折和打擊，對此不以為然。

這年五月，“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紅色恐怖開始了。我很為她的家庭出身擔心，一再叮囑她要處處謹慎。她告訴我，由於出身政治賤民，從1957年14歲起她就懂得了世間炎涼，知道如何保護自己，讓我放心，沒事。我每個周六晚到車站接她，周日在一起，周一再送她到車站。每次走時，她家那條小黃狗都會跟着，一直送到車站，然後讓我摸摸它的頭，轉身跑回家。

說起這條小狗，還有一段故事。那時我倆認識不久。一次我們遛馬路，突然竄出一條小黃狗向她身上撲。我嚇了一跳，趕忙去驅趕，可它還是搖着尾巴向上撲。她蹲下抱起它說：“這是我家的小狗黃黃，可厲害呢。”“它怎麼跑到這裡了？”“不知道呀。”說完將它放下：“回家吧，去！”她一跺腳，那條小狗就跑向我們身後的兩位老夫人身邊。後來她告訴我，兩位老人是她的母親和老姨，那是在偷偷驗收我。再後來我到她家時，黃黃見我就像老朋友似的，搖頭晃腦，特別親熱。她的母親驚異地說：“俗話說‘狗不咬新姑爺’，你們看真是這樣呀！”

八月的一天，突然接到她的一封信，說經過多次反覆考慮，決定與我分手，今後作為好朋友相處。我很吃驚。最近在一起的時候，她總顯得那樣無精打采，悶悶不樂，還說有老師要給她介紹對象。強扭的瓜不甜，分就分吧，我立即揮筆復函。信寫完後，剛要去郵局，突然覺得這事得與介紹人說一聲，不然他還以為是我先提出分手的呢。

經與房師傅交談，方知單位文革小組已勒令她的父親“限在本周內滾回農村原籍”。十幾天前，看到市里散發的《關於驅逐黑五類分子問題的革命串聯大會決議》，她就有了預感，覺得我倆的愛情沒有未來。為了不影響我，她痛下決心，才提出與我分手。

第二天，我請代休假趕往她家。沿途看到滿載抄家物品的卡車呼嘯而過，時不時有成群的黑五類被紅衛兵從小巷裡打罵驅趕出來，押解遣送。紅色恐怖已從傳單標語上走進現實。

一進大院，我就看到她們全家正在向一輛馬車上搬家具。馬車旁站着她的父親，正與一位滿臉兇相的瘦高個，右臂上戴着“赤衛隊”袖標的人交涉。“老郭，這捆書是老爺子留下的藥書，你們要它幹嘛。”“我看是你家藏的變天賬，必須帶回檢查。”一位身着草綠色軍裝，扎着皮腰帶的學生模樣的紅衛兵走上來說：“郭組長，又搜出幾封信件，怎麼處理？”“全部帶走。”這時只見她從屋裡跑出來喊道：“那是我個人的信件，你們不能動。”那個紅衛兵立即從腰上抽出皮腰帶，舉手要打。我一看，不好！趕忙上前勸阻，並將她拽到一邊說：“咱不要了，我以後再多多給你寫。”她一看是我，以驚異的目光看着我說：“你怎麼來了？”“我不應該來嗎？”她攏了一下頭髮，露出額頭上滲出的晶瑩汗珠：“信收到了吧？”“我已經把它撕了。現在什麼也別說了，抓緊搬家。”

等我將最後一件物品（一個收音機），放到車上她父親手中時，她母親把我拉到一邊說：“小汪，情況就這樣，你也都看到了。你倆的事，大嬸只有一個要求，我家的成分問題不能連累你，希望你儘早給她一個話，不要猶豫，行嗎？”我拉着她那顫抖的雙手說：“大嬸，你放心去吧。弟弟我們會照顧好的。有時間我倆會去看望您老。”在搬家過程中，黃黃被對面屋的劉大娘關在她屋裡，一直狂叫不止。否則它會向生人撲咬。那姓郭的曾狠狠踢過它一腳，罵它“真他媽是黑五類的狗崽子”。

她家這個一百多戶的長海大院，先後被攆走四戶人家，其中一個姓胡的寡婦最慘。她因強調曾任國民黨軍隊連長的丈夫已死，自己的出身是城市貧民，因而拒絕被遣送，與紅衛兵吵鬧起來，最後被剃了陰陽頭，當晚上吊自盡。三天后，兩個孩子也全被遣送。她的大女兒剛上初二。還有一戶姓李的，70多歲的孤寡老人，也因出身不好要被趕回原籍。但原籍已無任何親人，經老人下跪求情，才同意他去在青海工作的兒子那裡。我們是最後一家被遣送的，時間是1966年9月16日。

他們父母走後，我時常去看望她的弟弟。那年他剛初三畢業，課不上了，又不讓參加紅衛兵，整日呆在家裡與黃黃為伴。這時黃黃的眼已瞎了一隻，是上次被那個姓郭的踢瞎的。它見了我更加親熱。聽弟弟講，他十歲那年冬天，家裡的炕爐子夜間反煙，將全家熏昏，是黃黃半夜發現，拼命撓門大叫，把對面屋的劉大娘驚醒，才挽救了一家人的性命。聽了這些，我將它抱起，貼在臉上。它用那軟軟的舌頭舔我的臉頰，好像是對我款款深情地說話。

她還是周六回來，幫弟弟料理一下家務。沒過多久，街道居委會來了一幫人，拿着一份北京工業大學紅衛兵領袖譚力夫的講話《從對聯談起》，說根據北京的精神，“你弟弟也必須走”。弟弟走後，房子被街道居委會一個造反派女頭頭占了。她上了一把鎖，聲稱要辦街道托兒所。當時黃黃已染病在身，被劉大娘留下，說以後再來取。就這樣她徹底沒有家了。

在以後的日子裡，她不敢去鄉下探望父母，因為學校文革小組已找她談話，要她一定劃清階級界限，分清敵我。她也不敢外出，因為全國已颳起出身論的狂風，出身要查三代挖四代，上火車汽車，進商店醫院，都要報出身。

那時她唯一的安慰就是周六能見到我，見我後又總是說“下次不要來了，這走鋼絲繩的日子不能讓你也攤上”。有次我生氣地說：“比起‘世界上那三分之二處在水深火熱中等待我們去解放的人民，’我好多了！我不在乎走鋼絲繩，只在乎你。”她哭倒在我懷中，用右手連連捶着我的前胸說：“你真傻，真傻！”這時的我，真的分不清是愛她還是同情她，反正她已占據了我整個身心。

這年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於組織外地革命師生來京參觀革命運動的通知》，由此全國各大、中、小學掀起大串聯運動。起初象她這樣出身的人是不許參與的，後來就沒人管了。有一次我寄給她一份油印的《周總理在接見紅衛兵代表時的講話》，其中談到驅逐黑五類問題時有這樣一段指示：“你們不能把髒水都潑到農村……不能不分青紅皂白統統遣返農村，已這樣做的要儘快糾正，把他們接回來。”見到這份文件後，她非常想到北京看看。在我的鼓勵下，她與學校同樣出身的幾位老師決定一起以串連的名義去北京。那天他們趕到火車站時，車站已貼出“車已超員，停止進站”的通知。情急之下，我將她們帶入我的宿舍，打開宿舍後窗，直接送進站台，並幫助她們一個個從車窗爬進車內。

北京清華園是一切最新消息的源頭。在那裡，她找到了那份油印文件的鉛印文本，即刻買一個帶有“清華大學”字樣的專用信封，將文件寄給鄉下的父母。母親接到後，連夜騎自行車趕往40多里外的城裡。天剛放亮，這封信就已交到父親的一位叫李長江的徒弟手裡。這個徒弟也是單位文革小組的成員，他高興地說：“這就好啦，一切交給我辦。”他立馬找到那位姓郭的組長。郭一見這帶有“清華大學”字樣的牛皮信封，頓時肅然。在我們那個北疆邊城，在人們的心目中，清華大學就是毛主席的傳聲筒，就是第二個中央文革小組。再抽出文件細看，郭傻眼了，不得不簽字“同意返回”。但是原籍農村那頭則沒這麼順利，那裡的文革頭頭不同意返回。無奈之下，她父親把新買下的房子送給他，才獲得簽字放行。

1966年12月3日那天，天氣格外好。在她父親單位同事的幫助下，全家又回來了。但黃黃沒等到這一天。自弟弟也被攆走後，黃黃的身體就一直沒再好起來，每天趴在那上了大鎖的房門下，不吃不喝。壞了的那隻眼不斷淌出血水，最後終於離開了這個瘋狂的世界。

印度的種姓制度，日本的賤民制度，南非的種族制度，等等，在國際上早已臭名昭著，人人喊打。當年肆虐中華大地的血統論與希特勒推崇的雅利安人血統優秀論有何區別？人們可以相互原諒以往，但歷史從未寬恕過任何罪惡。無須通緝歷史罪人，因為從來無一漏網。

補白：鄉人柳普，少年時放蕩不羈，青年時外出闖蕩，輾轉多地，終無所成，後被抓壯丁，在國民黨21軍充當伙夫。在伙房曾經人介紹，填表一張，說是加入什麼互助組織，後來有沒有什麼活動，他自己也忘了。解放後經查，那是一張加入軍統的表格。經公安部門審查數月，因無確切證據從事過特務活動，被逐回鄉，發證一張，結論欄中寫明“作為反革命”。文革中，柳某成為牛鬼蛇神的一員。在向領袖請罪時，總是自報家門“‘作為反革命柳普’向老人家請罪”。民兵營長大喝：“柳普，你就是反革命，怎好是作為反革命？”柳普慢吞吞地說：“我不是反革命，是作為反革命，我是有派司的。”說完，掏出派司，白紙黑字寫着。眾皆笑，營長無可奈何。後柳普終經不起折磨，投河而亡。      海  安

美國好公民關惠群    林寶慶

沒有上過一天學，連自己幾歲都不清楚的移民關惠群，每天默默為數百位無家可歸者送飯菜，20餘年如一日。8月4日，歐巴馬總統在白宮為這個關惠群頒發了2010年國家公民獎。

關惠群出生於廣東開平的一個富裕家庭。父母均是成功的醫生，但在文革期間成為批鬥對象。六七歲的關惠群，脖子上掛着鐵絲木牌，受批鬥，跪玻璃。她親眼看見哥哥和嫂嫂被槍決，還親見其他家人餓死或受虐死在街上。關惠群獨自一人，流浪街頭，睡馬路，睡垃圾箱，挨餓受凍，在垃圾箱中撿東西吃，度過4年無家可歸的生活。沒有人跟她說話，她也被禁止跟別人說話，飽受孤立與貧窮之苦。

11歲那年，關惠群與家人泅水逃至香港。到香港後，她一度無法適應正常生活。她無法吃普通食物，只能吃垃圾，晚上拒絕睡床。不久，她父親因病在香港去世。14歲上，她輾轉來美，投靠姐姐。姐姐每天離家上班後，她就在家看公共電視台的兒童節目《芝麻街》和《Mr. Rogers' Neighborhood》。這兩個節目就是她的學堂，她就這樣學會了英語。也由於Mr. Rogers，她至今都堅持穿要綁鞋帶的鞋子。

38年前，經人介紹，關惠群嫁給物理學博士陳伯良，並隨夫搬到加州Eureka鎮。大兒子陳溢俊上小學一年級時，關惠群怕兒子如她幼時那樣被人欺負，就每天在教室外觀望。老師知道她不會說英文，後來也請她進教室一同學習。當時班上有一個小女孩，每天向關惠群討食物吃。後來她發現這個小女孩的全家都住在車上，便開始接濟這家人。

關惠群行善不欲人知，連老公都瞞了10年。因為無照派發食物，她還被當地警方取締。三年多前，經當地記者報導，關惠群的善行才公諸於世。加州第一夫人也曾跟她一起送飯，還捐了三間浴室。

現在關惠群每天清晨2時起床，為加州Humboldt郡四五百名無家可歸者打點當天的食物，並且送無家的小朋友上學。她照顧的無家可歸者，都是不符合政府救濟條件的弱勢者，大多數是有心理疾病的退伍軍人，許多人連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還有幾十名不滿20歲的青少年。一些美國家庭，子女一滿18歲，就不再負擔他們的生活了。

關惠群說她只是在回報社會。她不願再見到與她當年那樣睡垃圾箱的情況。關惠群至今仍有夢魘，只要聽到華人男子說中文，就會不寒而慄。不過她說她活過來了，她認為是神讓她活下來，她是有使命的。不過，她說，她的哥哥、姐姐以及103歲的母親吳德璀，則從來不提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補白：文革以階級鬥爭為綱，每個生產隊都以揪出幾個牛鬼蛇神為榮，否則就是階級鬥爭覺悟不高。本人所在生產隊沒有地主，僅有的一個富農，文革前就死了。這可急壞了民兵排長，想來想去，發現了幾個富農子女。特別是老大，解放前已成人，享受過富農的生活，“就他了”。但該人是個瘸子，解放前是家中的主要勞動力，除了不能挑擔外，耕、耙，揚、種等農活樣樣在行，還能做木工活，走路較常人還快。成為牛鬼蛇神後，此人每天自備高帽，上書“富農子女”外出遊街。開始還要人押送到大隊集中，幾天后，婉拒了押送人員，自行前去。一列各式牛鬼蛇神，浩浩蕩蕩，前面有人敲鑼，後面有人喊口號，煞是有趣。尤其瘸子，總是走在第一個，有時還與其他人拉開一定距離。他自我調侃：“我是一條腿走一條腿推，你們怎走得過我。”長長的隊伍，瘸子打頭，引起眾人爭相觀看，笑聲不斷。                                海  安

找不到帽子的摘帽右派    顧延齡

本人顧延齡，江蘇南通人，1957年畢業於杭州大學數學系，為人誠懇正直。當年同學們推選我為班級整風代表，我卻沒有寫過一張大字報。早在1955年反胡風時，女同學吳××曾遭班級批判。在班裡僅有的一次放鳴會上，有人舊事重提，我談了自己的看法：“她又不是胡風分子，批她幹什麼。人與人之間應當互相尊重，應該同情人，理解人，尊重人。”隨着整風迅速變為反右，我和無數人一樣也落入了毛澤東早已設計好的陽謀陷阱。

從7月24日起，班級整整批了我七天七夜。7月31日半夜，批判會結束後，我一個人從都克堂出來，黑暗中沿着下山的石階，經健身房，無目的地走到錢塘江邊。一路上，沒有一個同學理睬我，那怕說一句話，點一下頭。

接着，團支部會上，支書宣布我已墮落為右派分子，開除團籍。時年22歲！我嚎啕大哭，在同學面前表態說：“三年後，我要重新加入共青團！”那時我是多麼天真、幼稚、無知！右派已經淪為階級敵人，怎麼可能讓你重新加入共青團？

畢業分配名單也是在都克堂宣布的。分配名單中居然沒有我的名字，我意識到問題嚴重，立即給浙江省教育廳寫信，表示“願意在工作中改造自已，希望能分配我一個工作”。省教育廳很快答覆，叫我去寧波專署教育科報到。我匆匆整理好行裝，沒有向任何同學告別，無聲無息離開了生活了四年的杭州大學。風景如畫的校園對於我已經絲毫不值得留戀。這一天是1957年8月21日。

省教育廳通知我去寧波報到時，給我一封密件交寧波專署教育科，寧波又給我一封密件交嵊縣教育局人亊科。至今我不知道裡面究竟是什麼內容。1957年8月22日，我到嵊縣中學報到，任數學教師，直至1995年在該校退休。

1957年8月至1963年春，學校不發給我工資，每月只給25元生活費，而工作量卻是一般教師的兩倍。1962年春，俞忠榮副校長在師生大會上宣布摘掉我的右派帽子，可仍然是每月只有生活費。我寫了申請報告，到1963年春才拿到每月51元的工資。

1979年右派摘帽改正時，嵊縣教育局張文槐副局長和人事科吳文兔兩位領導找我談話，說我的檔案中只有1962年右派摘帽的文件，有開除團籍的文件，有察看二年處分及延長察看一年處分的文件，卻沒有看見右派戴帽的文件。他們問我：“1957年杭州大學有沒有戴帽的公文讓你看？有沒有在戴帽公文上讓你簽字？”我懵了，答道：“在杭大，除了批判會上有人說我是右派外，沒有人單獨同我講你是右派，更沒有書面文件給我看，我沒有簽過名字。”他們又問：“你怎麼知道你是右派？”答：“杭大開除我團籍的會上說顧延齡已墮落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開除團籍。到嵊中，每月只給我25元生活費，拿了整整6年，憑此我就認為自己是右派分子。至於對我察看二年和延長一年的處分，我同樣不知道。老師們也不知道，沒有人同我講過。”

我在杭大的檔案中只有二年察看處分，沒有戴帽批文，這說明杭大並未給我戴右派帽子，只作二年察看處分。可是當初杭大並沒有向我宣布這個二年察看處分。那麼嵊縣是誰把察看二年處分當右派分子處理的呢？肯定是校領導。那麼延長察看一年又是誰做出的呢？肯定是諸丹忱。當時嵊中書記、校長是一個人，就是諸丹忱。諸肯定知道內幕。只有書記、校長有權有膽敢這樣肆無忌憚地干害人的勾當！我曾問過諸校長：“教育局領導說我的檔案中沒有右派戴帽文件，只有摘帽文件、察看二年和延長一年處分文件，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諸尷尬地、毫無底氣地說“不知道”後，然後不聲不響地走開了。

事情總要有個結果。我寫信到杭大詢問，同時到杭大數學系盛淑雲教授（我大學時的同班同學、黨員、班團支書）處問當年對我是怎麼處理的。他回答說：“批判你以後，我們把材料上報了。以後如何批覆，我們不知道。”

不久，1979年3月6日，中共杭州大學委員會發文《關於顧延齡同志錯劃右派的改正結論》，正文如下：“顧延齡，男，四十四歲，江蘇省南通市人。原浙江師院數學糸一九五七屆學生，一九五七年劃為右派分子，並受到開除團籍的處分。一九六二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現在嵊縣中學任教。根據中中共中央〔1978〕55號文件精神，對照中央一九五七年‘劃分右派分子標準’，經複查，顧延齡同志沒有右派言論。原劃該同志為右派分子，屬於錯劃，決定給予改正。撤銷原右派處理決定和開除團籍的處分。恢復名譽。關於工作和工資等有關問題，建議所在地區和單位按規定辦理。”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曾與張鳳圖老師談起我檔案中的怪事。張老師說：文革時，他曾與另一位老師到杭大調查某某某的歷史。查完後，好奇心促使他們順便去看我的檔案，結果檔案中卻找不到我是右派的資料。由此可見，我在杭大的檔案中確實沒有戴帽批文！那麼杭大黨委發出的改正我錯劃右派的文件又是憑什麼發出的呢？難道是不管你有沒有檔案，只要事實上你已做了22年右派，就予以“改正”嗎？這一將錯就錯，究竟是誰的責任？

因當權者草菅人命，我冤枉地當了22年的右派和摘帽右派。我不禁要問：

一、既然我檔案中沒有戴帽文件，那麼當初是誰把我當作右派分子對待的？

二、既然沒有戴帽文件，那麼1962年摘帽時就應發現這個問題。既已發現問題，就應立即糾正，恢復名譽，補發工資。那麼又是誰繼續隱瞞真相，假模假式地宣布摘去我的右派帽子，使假右派變成真右派？由於這些人隨心所欲、草菅人命，我過了二十多年提心弔膽、心神不定的日子。帽子拿在他們手中，隨時可以給你戴上，而且禍害父母、弟妹、妻兒一大片！試問這些人是否犯了瀆職罪、故意傷害罪？要不要承擔法律責任？

三、我的檔案中有察看二年處分和延長一年察看處分的材料。如此重大的處分，為什麼不讓我本人知道？連老師們也不知道我有察看處分的事，只知道我是右派分子。那麼誰在一手遮天？誰在瞞天過海？對這種人難道不應該追究行政責任，甚至法律責任？

四、1957年至1962年初的戴帽期間，我毎月只有25元的生活費，卻每周要上24節課。摘帽之後，為什麼工作量和工資仍然還是右派標準，沒有一點改善？直到1963年，經本人申請，才拿到轉正工資每月51元。摘帽後一年（1962年初至1963年初）的工資也未予補發，而工作量仍然是以前的工作量。1963年教師加工資，學校加工資的指標用不完，而學校那些當權者竟一手遮天，又剝奪了我增加工資的權利。直到1977年，已工作了20年的我，才平生第一次增加工資（每月加7元）。試問，這22年的經濟損失、精神創傷是誰給我造成的？嵊縣中學的領導、嵊縣教委乃至國家，難道不該承擔責任嗎？1979年，杭大發文說我是錯劃右派，予以改正，經濟上卻未補發一分錢。

五、嵊州崇仁中學梁麗英老師檔案中有右派材料，可單位不把她當右派。1979年收到改正文件時，她才知道自己曾是右派分子。可是我無右派材料，卻當了右派——如此玩忽職守、無法無天、喪盡天良的幹部該不該處理？

反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1954年憲法第97條明文規定：“由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1957年反右完全是對1954年憲法的公然踐踏，中共必須徹底否定反右，必須徹底追究那些傷天害理的具體責任人的法律責任和道義責任，向受害人賠禮道歉。按照1954年憲法，我們右派完全可以名正言順地向國家索賠，發還二十餘年所欠的工資，賠償精神損失。現在政府有足夠的財力，有人建議財政部應該發行專門的右派賠償債券，打白條子也可以嘛！

受教育權被奪記    李蔭國

我1948年出生在洞庭湖濱，家庭成員都是知識分子。父親湖南大學畢業後從政，母親師範學校畢業後從事教育事業。我一歲多時，父親出走台灣，母親劉學熙和姨祖李祥琳（漢壽縣資深老教師）撫養我在摸爬滾打中長大。1957年，母親被打成右派，我也被株連，一次次被小學、中學拒之門外。 

1959年7月，我初小畢業。參加了升高小考試之後，我便無故心生不祥的預感。張榜後，我在榜上果然找不到自己的名字，頓時頭腦嗡嗡作響。我紅着臉，逃也似地悄悄離開，欲哭無淚。當時我雖未滿11歲，卻少年老成，深深懂得家庭出身的利害關係。

起初我想，初小升高小這麼低的門坎，學校該不會以家庭出身為欄杆將我拒之門外吧？可是落榜的現實（而且全班唯我一人榜上無名）不容我不相信。那時初小升高小，考試只是過場，基本上是全升。

自幼飽受驚嚇的我，這時更覺得懼怕，不知自己家的問題究竟有多大。十歲孩的童竟幾乎被這個社會公開宣布為敵人，我被自卑感和負罪感完全吞噬了。

從11歲到13歲半，我荒廢了整整兩年半時間。這是我一生中刻骨銘心、度日如年的兩年半。失學後，我偶爾跟隨姨祖住縣直機關幼兒園。園長余某，極端仇視我這個右派的兒子。1960年春，她把11歲的我強拉去圍堤湖和幼師們一起割草支農。漢壽圍堤湖是血吸蟲疫區。我感染了急性血吸蟲病，高燒四十多度。在極度貧困中，母親和姨祖設法籌錢為我治病（當時治療血吸蟲病不免費），住院一個多月，差點丟了性命。姨祖看我荒廢學業，十分痛惜，又無可奈何。她要我習碑帖，練毛筆字，看書自學。

1962年元月，有一部分右派被摘帽，母親也在其列。母親命運的轉機，也給我帶來上高小的機會。我上的高小是本鄉有名的鄒家坪完小。班主任鄒憲章老師很有才華，又誨人不倦。令我興奮而又緊張害怕的小學升初中考試到了。1963年7月，升初中的考試在太子廟中心校舉行。我奪得全縣第一名。

然而漢壽縣教育局最後卻做出這樣的結論：李蔭國父親是畏罪逃往台灣的反革命，母親是剛剛摘帽的右派分子。雖過繼給李家，李家也是縣內頭號資本家。家庭出身一片漆黑，因此成績再好也不予錄取！

全縣第一名卻不被錄取。這是我第二次被剝奪受教育的權利。

涼秋九月，眼看着許多同學帶着新的希望和愉快的心情進入漢壽一中、二中，我卻再度淪為無業游民，真是痛不欲生。我懷疑自己還有沒有中國人的人籍。我對自己的前景徹底絕望了。可是這一次我卻奇蹟般地很快平靜下來。我已經15歲，完全懂事了。當時幹什麼都有一道政審關卡。升學、參軍、參加工作，都要查祖宗三代。我有“原罪”，命中注定我要淪為文盲或半文盲。我認命了。

懷着滿腹心酸，我從母親所在的村小回到姨祖身邊。上街我總是走邊上，速去速回，好像做了賊，生怕碰到熟人，看到同學就遠遠避開。姨祖鼓勵我切莫悲觀，要堅持自學，繼續練毛筆字。她讓我讀《古文觀止》，給我講韓柳歐蘇，講《左傳》、《國策》、《史記》、《漢書》裡的故事。“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李陵答蘇武書》中蒼涼的描繪把我帶到大漠草原，也正契合當時我的荒涼與無奈的心境。我的淚水往心裡流淌！

姨祖覺得我困在家裡看書寫字也不是個辦法，還是要想辦法接受系統的學校教育。1963年底，姨祖專程去長沙，找到漢壽籍湖南師範學院（今湖南師範大學）教師鄭英鑄（也因右派問題被困），請他幫我找個中學就讀。鄭先生是漢壽名士，1949年之前縣孤兒院院長鄭啟濤之子，與姨祖和我父母交情甚厚。鄭先生十分同情我的處境，遂找好友肖沛老師（漢壽人）相商。幾經輾轉，終於尋到一所願收“梁山好漢”的民辦中學。這所學校叫長沙清華民辦中學，地址在小吳門下的清水塘，校長賀邦鴻。

別看這個中學招牌大得驚人，卻是一所極為簡陋，剛剛開辦不久的學校。三個教室，兩個年級。學生大多為進不了公辦中學的出身不好的學生，還有一些是問題少年。湖南日報社等好幾個單位的右派的子女就在我們班。老師的水平還不錯，他們都沒有公職，干一期算一期，是一些政治和社會失意者。

經過清華民辦中學一個學期的努力，1964年暑假過後，我懷着新的希望插班到長沙讀初中二年級。很快，我的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師生刮目相看。然而好景不長。1964年12月，一封漢壽縣教育局並加蓋中共漢壽縣委大印的公函追寄蹤學校。該公函介紹了李蔭國是何許人（家庭背景和漢壽縣不予錄取的事實），稱該生不甘心現狀，隱瞞家庭出身來長沙讀書。按照黨的政策，應辭退出校。請予配合。

據母親回憶，當時株木山聯校教師彭某曾幾次找她打探我的校名和校址，聯校骨幹劉某為主謀，挑起事端，把我的“出逃讀書”當做階級敵人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妄圖復辟變天的重大階級鬥爭新動向來抓。漢壽當局高度重視，像追蹤逃犯一樣窮追不捨。

清華民辦中學賀校長找到肖沛老師告知了真相。肖老師和鄭先生安慰我：既然天不佑你，就順其自然回家去吧！班主任王海泉老師找我談話，深感惋惜，要我到五一路新華書店買一套由周朋壽主編的數、理、化自學叢書，回去自學。我第三次失學了。這也是最後一次剝奪我受教育的權利。      

回到漢壽，我再也無心自學，再也不奢望讀書考什麼大學。我的學校生活就此結束，我的升學夢徹底破滅。算起來，我讀初小四年、高小一年半、初中一期零三個月，共六年多。正當求學上進的花樣年華，我卻連續三次被學校堅拒於門外，這無異於將我母子一起打倒，再踏上一隻腳，叫我們永世不得翻身。

少年反革命    胡  健

走吧

我們沒有失去記憶

我們去尋找生命的湖

——北島詩《走吧》

當時吳續久和我是實驗小學5年級的同學，我倆的父親又都是被批鬥的當權派，因此我們常在一起。我家有一台紅燈收音機，吳續久來時我們會亂撥電台挑選節目。一次，我們無意中撥到了莫斯科廣播電台。那可是敵台！我們十分驚異，十分恐懼。

敵台是文革時期的一個流行語，泛指中國境外的華語或英語等語種的廣播電台，特指當時敵對國家和地區的廣播電台，如美國之音、BBC等。當時收聽這些電台只能通過短波，並在夜裡進行。如果缺乏耳機設備，人們往往需要把聲音調到最小，故曰偷聽敵台。這種行為一旦被發現，輕則收繳收音機，被停職，隔離審查，批鬥，勒令檢討，給戴上壞分子的帽子，重則判刑。在思想禁錮的文革歲月，偷聽敵台成為一部分中國人了解外部世界，滿足求知慾望甚至是娛樂渴望的特殊途徑。

一次，我和吳續久從莫斯科廣播電台聽到中國作曲家李煥之的《春節序曲》。那麼歡快，那麼喜慶，那麼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真是好聽極了！文革後，中央台哪年春節不播放它呢？可是當年我們卻是在心驚肉跳中收聽的它。還有一次，我們聽到當時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的小提琴曲《思鄉曲》。一唱三嘆，好呀！我後來才知道，馬思聰當年為了躲避政治迫害逃到了國外。莫斯科電台播音的聲音不同於國內電台，內容則大都是對中國當時被禁的文藝名作的介紹。至於說我們當時偷聽莫斯科電台有什麼政治居心，那是太抬高我們兩個小孩子了。

不久，複課鬧革命了，我們也上中學了。我在淮中，吳續久在一中。有一天，是個星期天，突然傳來一個消息，說吳續久被抓了。因為寫反動標語，成了現行反革命！我驚呆了。如果吳續久成反革命，那麼我怎麼辦？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威脅，晚上睡覺時人在床上就好像飄起來似的。

次日星期一，我去學校上學。班主任通知我：“早操後你去辦公樓政工組一下。”完了！徹底完了！！無邊的恐懼籠罩着我。我胡裡胡塗做完早操，隨着班級的隊伍從環城路向校園跑去。我整個人好像在隊伍中飄，心中說着：“同學們，再見了！白雲藍天，再見了！”到了政工組，兩個中年模樣的人詢問我關於吳續久的情況。我如實相告。最後，他們兩個好像非常友善地說：“你沒事了，不要害怕！”可我怎麼可能不害怕呢！不久就傳來了吳續久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批鬥勞改的消息。   

吳續久後來回憶說：那天早上進教室時，他發現教室窗戶都被用紙糊了起來（神秘），桌凳也變動了。吳一到自己座位上坐下，兩名壯實高大的同學就夾在着他坐下，市文教衛系統革委會的頭頭和一中革委會的頭頭也走過來了，當眾宣布：“把現行反革命分子吳續久押起來！”吳續久就這樣收押了。當時他不到14歲。

所謂的反動標語根本不是吳續久寫的。“當時我父親、我舅舅都被打成走資派，我怎麼敢寫反動標語呢？我怎麼也不承認，並提出可以通過驗筆跡等方法查出寫標語的人。”革委會的頭兒們先是來硬的：“你父親、你舅舅都被批鬥，你不可能沒有階級仇恨的，反動標語不可能不是你寫的！”後來他們又玩軟的：“你承認了吧，你很小，可以寬大處理，不會影響你的上學、你的前程。”一個不足14歲的小孩子，哪裡經得起那些橫高豎大的大人們一天一夜的折磨，吳續久終於在審他的人事先寫好的紙上簽了字。（這些成年人欺哄逼供孩子，真是其無後乎！——編者）就這樣，吳續久成了現行反革命，不准再上學，不斷地被批鬥，並在學校里勞動改造。

那些革委會的頭頭在審問吳續久時還特別提到我：“你成天與叛徒、走資派胡某某的兒子在一起玩，你們幹了些什麼？偷沒偷聽過敵台？”在我全然不知的情況下，蒙這些大人們如此看重，真是受寵若驚！

1971年，吳續久被當作三等公民分配到一家社辦廠，我被分配到一家大集體的工廠。我比吳續久要高一等。之後不久，吳續久的父親平反了，又成了革命老幹部，吳續久的現行反革命罪名也因證據不足而從有變無了。吳續久現在生活得還不錯，他說他對當年的事已經不願多想了。

補白：奉節縣城小商販傅吉華夫婦，年近半百，無兒無女。因為朱衣供銷社像機關一樣嚴格執行上下班作息時間，開門晚關門早，還午休，農民買點生活必需品很不方便。傅吉華在供銷社門前租了一間農房，通過關係從供銷社批發食鹽、捲菸、火柴、文具等小商品代銷。供銷社不開門時，社員可在此購買，免得跑空路。一天上午，朱衣初中班的紅衛兵司令部開成立大會，幾個革命小將將傅吉華揪上台批鬥，給他戴上紙糊的高帽，令其低頭彎腰。傅吉華不知自己犯了哪一項罪過，莫名其妙，不太馴服。幾個小將上前揪臂按頭，傅吉華向前一躥，一隻腳踢到了揪他的紅衛兵鄧昌友的下身！剛滿13歲的鄧昌友疼得蹲下哭了。

資產階級分子傅吉華毒打紅衛兵，犯下了滔天大罪！區公安特派員立即派民兵將傅吉華綁送縣公安局。傅吉華反對毛主席的紅衛兵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文化大革命就是現行反革命。傅被判刑入獄，傅的老婆成了反革命家屬，當然不能再開代銷店了，生活無着，長期抑鬱生病，又無錢醫治，死在租住的農房裡。傅吉華在文革後才出獄。                            陳宗培

壞人時代    甲  乙

壞人曾經是中國社會強行分出的一類人。那時我們是祖國大花園中的花朵，我們被教育眼前的任何一個人都可能是壞人，因而要睜大眼睛辨認，以免被壞人污染。我們隊就有一個壞人，是右派分子，四十多歲，是從外地押回老家改造的。我家隔壁的老地主也是人人皆知的壞人。他老朽、掉牙、禿頂，見人卑躬屈膝，一副逆來順受的模樣。在人們對他們進行殘酷的思想和肉體批判時，我仿佛享受到自己是個好人的快樂。 

但是很不幸，某一天我家也出壞人了。大隊革委會頭頭告訴我：你的父親是反革命，是混進革命隊伍的一個壞人，要與他劃清階級界線，不能包庇同情。他還動員我響應毛主席號召，帶頭站出來對父親進行揭發鬥爭。我那發育得尚不成熟的大腦，實在無法參透這個複雜的問題。我非常緊張，覺得自己站到了人生的危機關口。我固然很嚮往革命隊伍，不願被革命大潮拋棄，但我並不了解父親究竟是怎樣一個壞人。他經常說政府好，從不說反動話，怎麼會是壞人呢？他唯一的問題是幾十年前當過國民黨軍官，可是很快就向新社會自首投誠了啊。

我不了解父親，因而無法批判父親。大隊頭頭很失望，把我從“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單中划去。後來我偶然得知父親竟是區里政工部門內部監控的對象，感到非常恐懼。如今四十年過去了，父親已逝，不知他這頂特務嫌疑的帽子是不是還在，需不需要平反昭雪。

我20歲那年竟差點兒也成了壞人。公社搞圍湖造田，青壯勞力冬天到湖灘挑堤，從早到晚干十四個小時，很累。有天傍晚，我挑一擔土上了堤壩，倒土，喘氣，不知怎麼想的，竟突然對平時要好的哥們小張冒出這麼一句：“我們挑長城啊。”學毛選小組成員闞某聽到了，馬上質問我：“你說這是什麼意思？”我說沒什麼意思。他說：“沒什麼意思？你這是把我們的黨比作秦始皇！”然後怒氣沖沖地走了。就憑這一句話，我也可能被當成現行反革命在工地現場批鬥，然後逮捕坐牢。於是我和小張緊急商議：假如闞某真去告密了，我決不承認，而作為證人，他要堅持一問三不知。此後幾天我一直擔心大隊會把我突然揪出來批鬥。可不知為什麼，這事竟有驚無險地過去了。我算親身體驗到差點兒成為壞人的滋味了。

最後徹底動搖了我的壞人觀的人還是父親。父親正派、廉潔、堅強、守信、敬業，做人做事一絲不苟，一生雖苦，卻以苦為樂。即使生活窮困不堪，但絕不會有小偷小摸之心。他從不撒謊，不貪他人或公家一點便宜，沒有任何不良嗜好，對青年人總是告誡要學好。他曾當過生產隊保管員，人家想夥同他私下多分一點集體的東西，他卻義正辭嚴拒絕。父親一生堅持做他自己，不管頭頂的壓力多大，日子多難，他都依然如故。鄉人因此稱父親為周朝人。據說周朝人最守規矩，對王法說一不二，朝廷可以畫地為牢。如果我們的社會更多一些父親這樣的人，肯定就是一個好社會，好國家。

今夜，在這裡，我在自己內心給父親徹底平反——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大寫的至誠之人。我雖是父親的兒子，在人格尊嚴上實不及父親的十之一二。由父親推去，我青少年時代看到的許多壞人，看來其實並不壞，甚至其中不乏極好的人。本來我應該多多感受他們的人生光華和智慧，卻錯過了走近他們的機會。在那個彎曲悖謬的年代，人們形成了一種病態的封閉心理，相互猜忌，互不信任，彼此戒備，很難坦誠待人，很難輕鬆共事共存。

現在我常反問自己：你是一個壞人嗎？似乎不是。你是一個好人嗎？也說不清。起碼有時候我覺得自己不像一個好人，缺少正義感，缺少血性，缺少悲憫情懷，很多時候蜷縮着軀體，過着甲殼蟲一般生活着。這無論如何不能算是一個好人——好人是不該這麼窩囊地活在世上的！

托派子女的夢魘    張曼青

1952年12月22日，是獨裁者斯大林的生日。那天夜裡，我從熟睡中醒來，看見屋裡燈光明亮，還有人說着話。後來知道那是父親被抓走了。為了向獨裁者斯大林獻禮，中共策劃了這次全國統一的掃蕩托派行動，五百餘名托派分子（包括鄭超麟先生）都在當夜被捕。

父親被捕後，母親一個人帶着5個子女確實困難，便托人把曼琳、曼平帶到上海，由大舅撫養，留下大姐曼妮、我、曼雲留在重慶與母親相依為命。沒想到這一分別就是10多年。1966年5月底，曼平哥結束了從北大派往四川峨邊的四清工作，回京前請假到重慶探親，我們才見了離別後第一面。見曼琳則是1966年末大串連時，我去她就讀的北京輕工學院找她，經相互自我介紹才相認。如果路上偶遇，我們這對一奶同胞只能是相見不相識。

父親被捕後關押在松山勞改隊（白公館、渣滓洞一帶）時，每隔一二周或一個月，母親就會帶着我和曼雲乘車去探視父親。那時母親實在是太累了，每次坐車都會打盹。這是我記憶特深的情景。到了勞改隊，母親與工作人員交待之後，就站在露天裡等着父親出來。他們站在一處談話，我和曼雲則在離他們五六米的地方看或自已玩耍。每次母親總要給父親帶一些香煙或食品。有幾次父親是穿着工裝出來見我們的，頭上戴着白色的如同當年日本鬼子戴的那種帽子。帽子後面拖一塊大布，遮住整個肩膀。

不知從何年起，母親就再不帶我們去探視父親了，後來得知父親已轉押到西昌。好像是在1959年，國家實行一次大赦，提前釋放了很多罪犯。當時我們也特別期待父親能獲釋，可是左等右等不見消息，最後等來一紙通知，說父親早在轉押至西昌時就生病去世了。母親聽到這個消息不禁黯然淚下，我們心裡也十分悲痛。母親對父親被捕前的政治活動渾然不知，只知道父親經營印刷廠時常常印刷魯迅的書籍及一些進步書刊。家裡常有進步人士來往，陳望道等著名學者就來過我家。 

父親被捕，我們成了托派子女。讀小學時，一次因調皮被叫到老師辦公室，老師訓我：“你是反革命子女，怎麼不克制克制自己的行為！”這次訓斥使我刻骨銘心，也改變了我的性格。自此我變得沉默寡言，謹小慎微，總怕自己的言行再召來同樣的訓斥。不過，“因禍得福”，我變得學習刻苦，任勞任怨，參加工作後經常被評為先進生產者或先進工作者。 

我上的是私立幼兒園，小學讀的私立達育小學（後改為公辦中華路小學），小學畢業升不了公辦中學，只能讀民辦初中和高中。1965年12月，重慶4所民辦高中的高三生，大部分被南充煉油廠以半工半讀的名義招去。1967年分配進該廠，我到了最差的工段，幹了最差的工種。 

大姐曼妮也是人生坎坷。高三就讀於重慶市九中，是該校的高材生。高考後比她成績差的同學都被各高校錄取，她卻榜上無名。好不容易分到重慶空壓機廠（軍工企業），沒幹多久，廠里下放人員，她首當其衝被下放，後來好不容易在和平路小學找了個代課老師的差事。我大姐夫也是空壓機廠工人，因與托派子女戀愛、結婚，被調離該廠，到重慶東風機器廠工作。大姐後來以家屬工身份也進了該廠。長年精神壓抑，大姐失眠成疾，久治不愈，1979年服安眠藥自殺。時年40歲，留下一雙女兒。當時已退休的母親在北京為在北大上研究生的曼平哥帶孫女張薇，得此噩耗，悲痛難抑，可也只能是眼淚往肚裡流。

妹妹曼雲1965初中畢業，成績優異但升不了高中，被招去當臨時工。因是托派子女，1968年被辭退，長期未分配工作，幹了十幾年臨時工，直到母親退休才頂替成為正式職工。因事事遭遇不公，積鬱多年，母親於1995年過世。曼雲失去精神依託，於7月26日留下遺書，投嘉陵江自盡，時年47歲。妹夫符比奇千辛萬苦，花幾千元僱人打撈，7天后才在嘉陵江下遊河流轉彎處找到其遺體。此時是重慶最炎熱的時候，遺體高度腐敗，無法辨認。那時沒有DNA鑑定技術，僅從足部一顆痣的位置確定了妹妹的身份。

我母親的遭遇一言難盡。公私合營後沒收了所有的資產，被劃為資本家，以資方人員的身份進入國營文化用品公司工作。接受改造自不必說，文革中因是托派家屬，常被揪斗、遊街及下放勞動。她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不計時間、報酬。由於工作辛苦，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她的臉常常浮腫，也查不出什麼病因。

母親為人真誠。父親被捕後，她一人經營印刷廠。當時廠里有一名職工，外號聾子（因耳聾得名），患有嚴重的肺結核，當時稱為癆病。這種病傳染性極大，母親卻對聾子十分關心。那時我們住民生路76號（印刷廠對面）二樓，他住三樓。我家做了什麼好吃的，母親都讓我和曼雲給他送去一些。久而久之，引來風言風語，甚至傳到我們小孩子耳朵里。但母親全然不顧，始終如一地待他，直到他後來病重，吐血而亡。

民生路76號還有一段故事。我們住在這裡的是一間不足10平方的危房，1970年被拆重建。當時我已離家在南充工作，大姐結婚住在廠里，母親和妹妹曼雲只得投親靠友暫住。好不容易等到新房修好，不料地段戶籍警竟以我們是托派家屬為由，不准回遷，硬讓我們搬到渝中區打銅街4號三樓一間用木板隔出的11.8平方的房子裡，沒有廚房，沒有廁所。據說趕走我們後，那位戶籍警得到了本應屬於我們的那一套回遷新房。

那個年代還有一件令我常感頭痛的事：無論升學和工作，經常要填履歷表，如何填寫家庭出身一欄，常使我犯難。思考再三，要麼填上小商、商人，要麼填資本家，總之不願填反革命、托派。但無論你怎樣填，在檔案里我們總是“托派子女”，是躲避不了的。

由於家庭遭遇，我非常害怕政治，不敢碰它。入黨、入團的申請書是不敢寫的，知道寫了也白寫。我搞不明白什麼是政治，尤其是中國的政治。不同政見者就必然是敵人嗎？難道政治就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我期頒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平等、自由、博愛的政治。我相信這一天一定會到來！

原帖來自於網易社區:http://club.163.com/viewArticleByOldUp.m?boardId=religion&articleId=religion_12351b671480b26_0

東山谷文昌    霍  達

在東海和南海的交匯處，東經117°25′，北緯23°42′，蔚藍的海水托着一個不規則的多角形小島，像翩翩欲飛的一隻蝴蝶，它就是東山島。這裡距香港210海里，距高雄110海里，距澎湖98海里。獨特的地理位置，使東山自古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島上至今留存着戚繼光抗倭和鄭成功、施琅先後揮師收復台灣的遺蹟。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時，孤懸海上的東山島仍然被國民黨軍隊占據。1950年5月12日凌晨，解放軍乘木帆船強渡八尺門海峽，國民黨軍隊潰退，共產黨接管東山島。在鬥爭會上，翻身農民、漁民紛紛上台訴苦伸冤，涕淚橫流。一位阿婆跌跌撞撞地撲向東山縣委書記谷文昌，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泣不成聲：

這時，一名當地幹部急忙把谷文昌拉開，低聲說：“老谷，不要理她！這是個反革命家屬。她兒子被國民黨抓走當兵，去台灣了！”

“啊，反革命家屬？”谷文昌猛地被觸動，不禁沉吟道。如果她也算是反革命家屬，那麼，在東山島，這樣的反革命家屬太多了！國民黨軍隊敗退到台灣前夕，對東山進行了最後的劫掠，大搜糧、大派款、大抓兵，全縣有4792名青壯男子被強行抓走，僅一個銅缽村就抓了147人。現在除了老弱病殘，幾乎見不到男人，成為遠近聞名的寡婦村。礁頭村的黃阿婆，四個兒子被抓走了兩個，黃阿婆像瘋了似地朝着大海痛哭號啕，直到哭瞎了雙眼，也沒見到兒子回來！

按照以往的常規慣例，黃阿婆有兩個兒子在台灣當兵，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家屬。可是，她家的階級成分卻是貧農，大兒子還是村農會主席，被抓走丈夫的二兒媳是村婦聯主任，斗霸、土改中的骨幹。那麼，這家到底算什麼？革命和反革命交錯扭結，難分難解。要知道，這樣的情況在東山並非三家五家，而是比比皆是。當時東山全縣不過12597戶，而被抓的壯丁多達4792名，差不多有一半的家庭被拆散，撇下了多少新婚少婦、白髮爹娘、無依孤兒！再加上兒女姻親、姑表舊眷，盤根錯節，蛛網縱橫，涉及人員幾乎遍布全島，難道能把他們都推到敵人一邊去嗎？

谷文昌的心像鉛一樣沉重。海灘上，月朦朦，獨守空房的漁家婦女哭聲悽厲，呼喚着被抓去台灣的丈夫早日歸來。油燈下，意綿綿，年邁爹娘用顫抖的手在年夜飯桌上多擺一副碗筷，默念着未歸遊子的乳名。難道這些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兒子的母親都有罪嗎？經過深思熟慮，谷文昌向縣委提出：那些壯丁決非心甘情願地為國民黨賣命，而是被強行抓走的。他們的親屬都是窮苦百姓，本應成為我們團結、依靠的對象。翻身解放，他們雖然也和別人一樣分得了房屋和土地，卻沒有和別人一樣得到本來應該享有的團圓和幸福。他們在戰爭中失去了親人，已經遭受了雙倍甚至於數倍於常人的浩劫，心靈上留下了永難癒合的創傷，難道我們還能忍心在他們的傷口上撒鹽嗎？國民黨抓兵製造了一場災難，我們應該去救災啊！

中共東山縣委邁出了審慎而勇敢的一步，就此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名詞——稱這些在台國民黨士兵的家屬為“兵災家屬”。對他們，政治上不准歧視，除了不享受只給予軍烈屬“代耕”的優待之外，與其他公民完全平等，困難戶還予以救濟，孤寡老人由國家供養。這些政策，在階級鬥爭如急風暴雨的上個世紀50年代初，簡直是石破天驚！

歸僑生在一九五七    黃達維

1957年抵達北京後，我們歸僑學生逐漸感覺到中國大陸政治氣氛過分濃厚，深感不慣。據說當時中國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指示，不在北京華僑補習學校搞反右鬥爭。但是學校的低層幹部對抗中央，要求我們必須改造思想，反對右傾和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其中一位老師，姓王，是個共產黨幹部，要求每一個僑生必須發言反右。在此情況下，我不得不承認有以下資產階級生活作風：逛夜市買小吃，支持小商小販，破壞社會主義經濟；不在飯廳用餐，到校外吃豆漿燒餅；貪圖享受，前往王府井購買義利麵包；逛東安市場（因為當時東安市場被定為反革命家屬、資產階級、遺老遺少出入的地方）；吃饅頭夾芝麻醬；吃炒雞蛋放辣椒；服裝講究，等等。

我們歸僑學生前往王府井東安市場購物，到合作社購買食品，到飯店用餐，請裁縫定做絲棉襖，等等，當時都被批判。我們家族最重要的長輩，原華僑總會理事長張念遺，為了團結華人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60年代印尼排華浪潮中，身份顯露，面臨險境，拋棄祖祖輩輩百年建立的事業，匆忙逃離印尼，回歸中國。張念遺為中國獻出一切。作為他的長孫，回顧在中國十九年的經歷，我深感中國部分基層幹部以怨報德，嚴重違反並對抗周恩來1957年制定的“一視同仁，適當照顧”的僑務政策八字方針。

北京華僑補習學校的低層幹部，還無理沒收中國駐印尼領事館發給我們歸僑學生的純屬個人身份證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沒收他們認為“反動”而我們認為偉大的蘇東中學畢業證書，沒收他們認為是英帝國主義的而我們認為是高級的蘇東中學英文課本《English Essays》。

我們還被警告“出國就是叛國”。如此說來，那麼數以千萬計的海外華人，我們的父母兄弟姐妹，長輩親友，世世代代，以別國為家鄉，豈不是更加叛國？叛國到底何意？難道全世界各國人民，包括美國華人，加拿大華人，印尼華人，馬來西亞華人，新加坡華人，都必須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嗎？從外交上來看，這種荒謬言論與指責，已粗暴地干涉別國內政。這些低層幹部，不學無術，自己把自己看成中央領導，至高無上，胡作非為，嚴重損害中國的國家信譽，傷害了海外華人的民族情感。

全世界各國人民，包括絕大部分各國華人都永遠不會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請記住：他們是別國公民，他們為別國奮鬥，他們決心世世代代忠於他們自己所屬的國家。完全或部分帶有漢族血統的各國華人(在東南亞稱為華族)，只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完全或部分地同屬歷史傳下的一個民族，只此而已。我們，1957年北京華僑補習學校剛剛從海外到達中國的僑生，被警告“出國就是叛國”，是對我們在海外的父母兄弟姐妹、長輩親友的政治自主基本權利的侮辱與攻擊，是無理剝奪外國公民子女的基本人權，是對中華民族五千年傳統的親情倫理、家庭團圓的破壞與踐踏。

此外，有一些歸僑學生因和北京女孩子戀愛，被跟蹤監督，嚴厲批判，罪名是與反革命家屬來往。在當時毫無法制的情況下，這些同學根本沒有根據事實申辯的餘地。我至今仍然無法理解，什麼樣的人算是反革命家屬？什麼樣的人才算是革命家屬？我們海外華人熱愛華夏大地，珍惜中華民族情感，懷念祖輩的家鄉和祖先長眠之地。但是在中國的經歷，使我們心中的民族細胞被那些蠻橫無理的中國幹部敲打成億萬碎片。

    梅桑榆先生來信：近日有朋友轉來國標編的《黑五類憶舊》電子版第一期，甚好！我也是黑五類子女，希望以後能直接發來此刊的電子版或郵寄印刷版。

蛇灣血案   張介山

鄧保民，邵陽縣黃塘公社蛇灣大隊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學生，解放初參加工作，在縣糧食局搞儲運。鄧保民愛讀書，特別對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愛不釋手。文革一來，三家村挨批，鄧保民成為縣糧食局的小鄧拓，被開除出革命陣營，遣送回老家當農民。
　　1968年夏末，從東安縣刮來黑殺風，人心惶惶，出身不好的更是人人自危。一天上午，鄧家突然衝進來兩個手持梭標、籮索的民兵，將他五花大綁押到大隊部。幹部們認定他具備參加黑殺隊的思想基礎——出身地主，一貫思想反動，仇視社會主義，又被政府開除回來。民兵用棕籮索擰成的粗鞭子，猛抽被五花大綁的鄧保民。當時正是7月底，鄧只穿了一件白襯衣，抽一下，衣服上就是一道血印子。鄧大喊冤枉，民兵們說他頑固，打耳光，揪耳朵。他仍不招認，民兵便將他雙手反綁起來吊在屋梁上，還有人抱住他的身子往下墜，重量加大了，兩隻吊在梁上的手臂好象從肩膀上撕烈似的疼痛難忍。最後實在受不了，只好違心承認參加了黑殺隊。

1968年8月4日，蛇灣大隊第二次批鬥鄧保民，派民兵去監房提押。那個民兵手拿一把明晃晃的大馬刀。他把馬刀斜靠在監房牆壁上，雙手去開鄧保民的鐐銬。鄧料定此次批鬥有去無回，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丟到蛇灣水庫餵魚。與其如此，不如拼了，殺一個夠本，殺兩個賺一個。決心下定，等民兵打開鐐銬的一剎那，鄧立即跨前一步，搶先奪過馬刀，向民兵背上猛砍。民兵眼明身快，急忙躲閃，刀砍落空。鄧保民殺人心虛，奪路而逃。跑到村外水井邊，碰上該隊貧協主席鄧成茂的四歲的小兒子鄧四清。鄧保民橫下一條心，手起刀落，把鄧四清的脖子砍去半邊。四清血如泉涌，當即死亡。

鄰近的人們見狀急喊：“鄧保民殺人了！”“地主子弟造反了！”“黑殺隊殺來了！”一時喊聲驚天動地，此起彼伏，大家亂成一團。民兵們馬上手提大刀、梭標、鳥銃、扁擔、鋤頭，從四面八方追來。鄧保民走投無路，跳到一條小溪澗。溪水太淺，淹不死人。他站立溪中，被團團圍住，很快亂刀砍死。人們余怒未盡，高聲大喊，不要散夥，到鄧保民家裡算帳。

此時鄧保民的妻子唐桂姣已經得到丈夫殺人的消息。她決定與四個兒女在家坐等追殺的人來。唐桂姣聽到叫喊，立即手牽着兩兒兩女走到屋前的禾場坪，戰戰驚驚地一字排開，勾頭跪地。唐桂姣剛準備抬頭認罪求饒，幾隻梭標便兇狠地向她的胸膛猛刺。話未出聲，鮮血四濺，立即倒臥在血泊之中。

母親被刺死，孩子們被嚇懵。大女兒鄧愛華年長几歲，流着熱淚，匍伏在地，向大家哀告：“爺爺，奶奶，叔叔，伯伯，兄弟姐妹，我爸爸殺了人，犯了死罪，他死有餘辜，殺人償命，現在我媽媽也死了。如果兩條命賠償還不夠的話，我願意把我也賠進去，弟弟、妹妹年齡還小，不懂事，請饒了他們吧，我給你們磕頭啦！”
　　面對這個殺人流血的可怖場面，又聽了小姑娘的苦求哀告，有人同情了，有人流淚了，有人後退了，還有人大喊大叫：“殺了我們貧下中農子弟，十個地主崽也賠不起，對階級敵人絕不能心慈手軟。”鄧愛華匍伏在地，現出的雪白頸項。有人舉起馬刀，咔嚓一聲，砍下這個18歲少女那長滿秀髮的頭顱，殷紅的血柱噴出幾尺遠。
　　剩下的兩男一女三個孩子，仍跪拜在地，臉色慘白，涕泗橫流，全身抖得像篩糠。要不要嶄草除根？要不要全家誅滅？那些殺紅眼的民兵積極分子們深感地主子弟留不得，留了後患無窮，立即向餘下的三個手無寸鐵的小朋友開刀。有的用馬刀砍，有的用梭標捅，有的用扁擔打，有的用石頭砸，不一會，三個小兒全淌在血泊之中，和他們的爸爸、媽媽、姐姐一起走了。霎那間禾場坪上留下五具血肉模糊的屍體：　　  

鄧保民的妻子唐桂姣的屍體，45歲

大女兒鄧愛華的屍體，18歲

小女兒鄧立華的屍體，9歲

大兒子鄧超雄的屍體，17歲

小兒子鄧少雄的屍體，7歲

鄧保民一家被殺光了，大家可以放心回家了。一個鄰居提出一個問題：“這些屍體怎麼辦？誰來給他們收屍？”有人說，到鄧家自留地里挖個大坑埋了。又有人說，他一家死有餘辜，誰願意去給他挖坑埋墳？鄰居說：“不埋也不行，過不了兩天就會臭氣熏天，再說屍首擺在地上也嚇人。”有人提議丟到那邊山上的岩洞裡，既不用挖坑，也不會嚇人，更不會散臭。這是一個好主意。眾人一齊動手，抬的抬，拖的拖，血淋淋的殺人現場很快被打掃一光。
　　該隊在殺了鄧保民一家後，又抓了一些五類分子及其子弟要殺。黃塘公社領導得信後，一面派人下隊勸止，一面將殺人情況上報，要求採取緊急措施。雖然有公社幹部的勸導和干預下，該隊仍然又追殺一人，另有一人自殺。
　　縣支左辦負責人召開全縣緊急電話會議，說：“階級敵人殺了貧下中農，貧下中農起來殺死幾個階級敵人沒有什麼了不起，不要大驚小怪。”於是殺人風席捲全縣，資江河裡漂浮的死屍象放排木一樣，日夜漂流不息，河水腥臭。下游邵陽市城區半個多月都不敢飲用河水。縣區周邊鄰近各縣，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如果不是47軍某部陶柏榮政委在塘田寺檢查國防線路時發現問題嚴重，挺身而出，與該區靠邊站的區委書記寧斌等磋商，立即召開區、社、隊負責人緊急會議，喝止殺人風，不知邵陽縣及其鄰近各地會亂殺成什麼樣子，又有多少人會死於非命。　　

探母記    從維熙

一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個女孩，怎麼會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呢？按年紀算，她不過十六七歲，剛開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師不會教給她，她的父母也不會告訴她，那麼她怎麼會有這種驚人的表演？《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記載，那些以殺人取樂的德國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可是希特勒掀起罪惡的戰爭，大日耳曼民族狂熱情緒被誘發出來之後，德國人人性中惡的潛能，便被發揮到極致和畸形的地步。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是不是就像那些殺人取樂的德國士兵？

補白：鄰人崔某，妻齊氏，真正貧農。崔某早逝，齊氏與五子相依為命。解放前，五個兒子從沒穿過一件新衣，吃過一頓飽飯。大兒子崔元福，自幼討飯，後經人介紹，到上海拉黃包車，勉強生活。同事阿毛，鹽城人氏，二人相處甚好。一九五〇年，上海解放，元福仍在上海拉車，小有積蓄，娶妻闞氏，頗有姿色。一日，阿毛向元福借錢一百，說是急用，元福許之。不多日，公安上門，將元福逮捕。究其原因，阿毛乃潛伏特務，所借元福之錢，用於購買紙張，張貼反革命標語。元福資助特務，罪大惡極，本應逮捕，因其出身貧苦，定為反革命分子，驅逐出滬，回鄉務農，接受監督。其妻不堪凌辱，拋夫棄子，遠嫁他鄉。三兒子元壽，四七年參軍，四八年參加蘇中戰役，作戰勇敢，光榮犧牲，鄉人集會祭奠。齊氏為烈屬，每年享受撫恤。元福回鄉後，齊氏又為反革命家屬。文化大革命中，有時上午召開烈軍屬會議，齊氏要參加；下午召開五類分子家屬會議，齊氏也要參加。若同一時間開會，齊氏則無所適從，鄉人戲稱她為“雙料家屬”。                  海  安

亂世恩仇    胡喜盈

我們村前的那條河，在當地也算是條名河。每逢汛期，上游山洪下來，濁浪滔滔，寬達數里，真有點“一條大河波浪寬”的模樣。平時水並不深，只有村南廟山嘴灣常年水深數丈，黑幽幽的。

1947年下半年，在華東局書記饒漱石的親自訓斥下，被指責犯了右傾錯誤的膠東區黨委，為了立功贖罪，開始了一系列過激運動。首先是搬石頭——把成分不純的幹部視為絆腳石清除掉，然後派出其他立場堅定的幹部，到各村實行“村村點火、戶戶冒煙”，鬥地主惡霸。一切由貧僱農說了算，打擊面逐步擴大，開始亂打亂殺。許多村子的批鬥會台子兩側都貼着“血流變成河，屍骨堆成山”的對聯，橫幅寫着“打死無論”。有些村莊的牆上寫着大標語“一不做，二不休”，“過大河不怕水淹”，“打破頭使扇子扇”，甚至給各村下達指標，殺不夠數要受罰。

我們村全是本家同宗，沒有一戶外姓，一開始也屬於右傾一類，只把地主富農的房屋、土地、浮財分了，沒有殺人。家中男人，上了幾次訴苦鬥爭大會的台之後，害怕了，全都跑了，只剩老弱婦孺倦縮在家，不敢出門。

來點火的工作組進村後，先組織起一幫積極分子。其中有幾個殘廢軍人，自稱“只要身上有個眼兒（彈孔），就比毛主席小不點兒”，趁勢在村里橫行霸道，殺氣騰騰，人稱五虎將。可是，空有猛將，沒有敵手——地主富農男人早跑光了，完不成任務如何是好？於是在工作組的指導下，五虎將們把目光盯向留在家裡的地主富農的老婆。終於有一天，一長串被綁的哭哭啼啼的地主富農婆，在手持大順刀的五虎將們驅趕下，走向村南的廟山嘴灣……

在被扔進墨綠色的灣水裡後，她們居然並不馬上沉底，而是在岸邊水面上團團轉（因被反綁雙手）。這時五虎將們手中的大順刀排上了用場，一頓猛剁，水中綻開一團團血暈。她們終於不再打轉，半沉在水中，慢慢飄向下游。

這一頓殺，我們的村子終於不再右傾，階級鬥爭也終於帶上血腥味。從此以後，拉鋸式的冤冤相報、互相復仇開始了。不久，逃跑的地富分子在國軍支持下組織還鄉團，瘋狂報復。很快解放軍又收復了我村。除了逃到台灣的，其餘的全部被捉拿回鄉，就地正法，連拉鐵杴的（當初跟着還鄉團埋人的，通常都是被雇的窮人）也沒放過。唯有一個還鄉團老古被饒了一命，是個例外。

老古還不是地主，只是相對富裕一些，但是有污點，當過一段保長，因此早早逃了，把老婆留在家裡。他的老婆自然難逃一劫，也被殺死在廟山嘴灣。當時老古還很年輕，聽說妻子被殺，其仇恨的心就不必形容了，一馬當先，帶領還鄉團殺回了家鄉。五虎將們一看不是對手，帶着老婆孩子跑了。

還鄉團進村後，挨家瘋狂搜查。說也湊巧，此時五虎將頭領的老婆正值分娩，沒法逃難，只好在家聽天由命。老古一夥衝進門來，產婦已經嚇得講不出話，只知道跪炕上磕頭求饒，心知必死無疑。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想起自己被殺的老婆，還鄉團們一片聲怒吼：“拉出去！”在旁邊接產的老太太跪下來哀求老古：“不看大人看孩子，你就看在剛生下的孩子份上，饒了她吧！”眼睛血紅的老古，看着炕上剛剛出生的嬰兒，愣住了。過了許久，他突然狠狠地跺了跺腳，聲嘶力竭地喊了聲“走！”便頭也不回地衝出了出去。

解放後，老古在外地落網，五花大綁被押解回鄉，他也心知必死無疑。沒想到的是，平時殺人不眨眼的五虎將竟然放過了他，只是給他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帽子接受改造。

以後老古又娶妻生子，生存了下來，而且老婆居然還是個老黨員。每逢村里開大會鬥爭四類分子時，老古在台上低頭彎腰認罪，黨員老婆在台下振臂高呼口號。散會後，兩口子一起回家，看的人都覺得啼笑皆非。林彪事件發生後，開會傳達文件，按規定不允許四類分子家庭參加。可是對於這樣一名具有黨員身份的四類分子的老婆，連當時的革委會都不知道該不該讓她參加。

村子裡的一位老僱農說：“咱村本來挺太平的，全讓那幫整天找窮根、拔窮根的人（工作隊）給弄亂了——拔出人命來了，能不亂嗎？”    

上海邵純先生來信：郵箱中見到《黑五類憶舊》，正在一篇篇細讀。先生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但黑五類並不能包括毛時代所有的賤民，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出身的人，以及階級異己分子，也都是賤民。

四清運動前，就有人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四清運動中，許多單位都有人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我就是其中的一員。本人1949年那一年只有9歲。原籍老家是貧農，父親因病死於1952年，母親是個小學教師，長兄1944年參加新四軍。本人15歲當童工，16歲入團，20歲提干、入黨，26歲從天津市支邊到新疆。我的思想基本上是個小老左，對毛和黨絕無二心。我離開天津市建築儀器廠兩三個月之後，該廠四清開始。在我缺席的情況下，工作隊把我定為階級異己分子，並將大量的所謂揭發材料寄到新疆。我在新疆工學院實習工廠被揪出，時年27歲。從1966年10月到1971年4月，我被批鬥、抄家、遊街、刑訊、請罪了220多次，關押7個月，4 次從死亡的邊緣上僥倖逃生。四清那些材料實在太荒唐，比如說我到新疆工作是打算投靠蘇修。

1971年4月我被軍宣隊解放，當工人。我曾把這段經歷寫成《烏魯木齊往事》一文，不久前電傳給辛子陵先生了。我是從思想上的小老左一夜之間變成了階級異己分子。三中全會後官運亨通至正廳級，又因查處基建中的腐敗問題引起軒然大波。法院受賄，我以慘敗被調到另一個單位任閒職。當我看出這個社會的病根時，已到退休之年了。                            

四類分子的命運與掙扎    李若建

四類分子的命運之一：被歧視與被改造。

從土改開始，對四類分子的歧視就開始了。有一個鄉村，土

改時制定10條管制地主的辦法，貼在地主家門上：1、掃街鋪路；2、為農民夜校移桌凳；3、撈甽溝污泥；4、六點鐘起床，六點鐘睡覺，不准亂行；5、除勞動割草外，不得超出一里路，如出一里路，作通匪辦；6、如有人來地主家走動，就是收買拉攏；7、走路碰到人民，不准當中走，須低頭靠邊走；8、不准提筆亂寫；9、不准親戚來往；10、不准拜佛點香燒紙。在土改過程中，個別地方甚至出現強迫將地富家的婦女給貧僱農配婚的情況。

讓四類分子佩帶某種侮辱性的標誌，是一種常見的歧視，並且由來已久。吉林省乾安縣在土改掃蕩期間，貧雇中農胸前掛紅條，富農掛黃條，地主掛白條，狗腿子掛狗皮條。大躍進時有的地方社員要進行評比，勞動表現好、出身又好的可得到“上游”標誌佩在胸前，表現一般的則佩“中游”標誌。四類分子無論表現好壞，一律佩帶白布底黑字的“下游”標誌。

1965年規定，企業中沒有摘掉帽子的四類分子，不得享受企業的勞動保險待遇和退休待遇。在農村中，有的地方規定，四類分子實做的工分要被扣去3％，上繳大隊。1957年，閩東福安專區發生一起大冤案，一千多名地主、富農家庭的青年幹部，一夜之間被戴上“不純分子”的帽子，清洗出幹部隊伍。這批人被開除團籍、黨籍，送回原籍監督勞動，成為地、富、反、壞、右五類之後的第六類分子，只准參加生產隊的農業勞動，不准從事其他職業。有人因賣字畫謀生，被押送到農場勞動教養。因不務正業、不服管教的罪名被送去勞動教養的有300餘人。

一般情況下，四類分子要做公益性的無償勞動，比如由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指派強制監督掃街，進行勞動改造。1964年農業銀行總行規定，信用社發放貸款，對四類分子，原則上不予貸款。北京市對困難救濟戶也執行階級路線：對孤老戶，城區一般平均每人每月7-10元，近郊區、鎮為6-9元；對五類分子家屬，城區一般平均每人每月5-7元，近郊區、鎮每人為4-5元。

四類分子言談舉止稍有不慎就可能災難降臨。1976年1月貴州省松桃苗族自治縣一名地主子弟，因忍受不了別人的奚落，加之喝了點酒，就對取笑者說：“你們拿我取笑，惹我火了，要殺你兩個。”結果此人被吊打逼供，製造出一個巨大冤案，追出反革命暴亂集團36個，成員1359人，涉及兩省5縣，僅僅個把月時間，就槍殺、打死、摔死、逼死32人，預謀殺害未遂的18人。　　

據保守的估計，在70年代初期，知識青年中的“可教子女”（四類分子子女）超過知青總數的10%。有的農村社隊，對“可教子女”同工不同酬，或分配重活卻少記工分。在招工招生工作中，對“可教子女”長期和普遍歧視。在鄉知青的成分構成因此發生了顯著變化。70年代初，“可教子女”在知青中占10%上，以後逐年上升。1979年對貴州省18個縣的調查表明，上海插隊青年中的“可教子女”已占19.1%，台江縣由原來的27%上升到43% 。延吉縣1976年4月底知青年中，“可教子女”約占31%。

文革後落實政策，對運動中自殺的地富分子，也只是去掉了“畏罪自殺”的結論。

四類分子的命運之二：被驅逐。　　 
　　土改時就有驅逐地主富農的現象。文革前，局部地區也有把四類分子及其被認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從邊境地區強迫遷移的情況。文革期間這種情況發展為全國的普遍做法。

1958年秋，為了建設“紅彤彤的大上海”，數以萬計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家屬被趕出上海，造成無數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慘劇。1958年10月，汕頭市一批四類分子共1789人被遷於粵北山區。1960年11月，遼寧省海島地區的長海縣，將表現不好的五類分子及其家屬、被判重刑的反革命分子家屬、有海外關係的家屬和主要親屬、部分歸俘漁民和有現實危險的反社會主義分子，共有273戶，1541人，一律強行遷至遼寧省內陸的建平縣。被遷者到那以後，死亡、外流的不少。1980年仍在那裡的131戶人家中，平均每戶死一人。有142戶，810多人，在那裡生活不下去，先後轉遷到其他地方。有的過乞討、流浪生活，有的甚至賣兒賣女。1963年新疆發生過將五類分子和逃蘇未遂人員內遷的情況。

文革期間，普遍發生將四類分子驅逐出城市、強迫遷往農村的情況。文革初期北京市有8.5萬多人被扣上地、富、反、壞、右的帽子驅趕出北京。天津市1969年7月統計全市有4.2萬人被遣送農村，其中各種分子1.6萬人，隨遣家屬2.6萬人。據估計，當時全國被從城市裡驅逐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超過百萬人。

命運之三：肉體上被消滅。
　　在早期的土改過程中，東北、華北和華東（主要是山東）的一些地區均發生過比較嚴重的亂打亂殺地主富農，甚至殺死中農的事件，有一部分地主富農被從肉體上消滅。吉林省乾安縣整個土改過程中，各種原因致死的348人中，地主247人，富農42人。黑龍江省依蘭縣土改前有7337戶，其中地主富農424戶，土改後有8214戶，其中地主富農272戶；土改前後地主富農減少了152戶，相當於土改前的35.85%。為何地主富農戶數有如此巨大的降低，筆者沒有見到文字資料說明。依蘭縣在土改中被槍殺、打死和自殺的地方富農多達103人，這可能表明一部分地主富農已經從肉體上被消滅。即使在1949年後比較溫和的土改過程中，也發生過大批四類分子死亡的事件。廣東省恩平縣土改中自殺的有950人，其中地主570人(有的一家7口全部自殺)，富農108人。
　　在文革當中，不少四類分子和他們的家屬遭到屠殺。這種屠殺，除了發生在一些比較邊遠的地區，如湖南、廣西、廣東、雲南、江西、陝西之外，甚至發生在作為首都的北京市。根據筆者見到的已經公開出版的文獻資料統計，被殘殺的人數超過萬人。在屠殺的過程中，也有個別面臨死亡威脅的四類分子鋌而走險，反過來殺了其他人，因而激發了更加殘酷的殺戮。有的四類分子被殘殺後，屍體都不被放過，還要對屍體開批鬥會。

文革期間，湖南零陵地區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被迫自殺1397人。在死亡人員中，四類分子3576人，占39．33％；四類分子子女4057人，占44．63％；貧下中農(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1099人，占11．54％；其他成分者411人，占24．20％。被殺者中，未成年人826人，最大年齡的78歲，最小的僅10天，殺人的手段極其慘無人道。有的殺人者害怕將來被害者子女報復，因此在屠殺中採取令人髮指的株連，連兒童也不放過。株連是中國社會的傳統，在當代中國的內戰中這種事情也時有發生。北京市大興縣在文革中對四類分子的屠殺和株連只是一種歷史的延續。1948年密雲縣鎮壓反革命，也發生過把地主富農全家殺死的事情。

掙扎之一：與成分好的人家通婚。  

在血統論的陰影下，四類分子及其子女要改變命運是非常困難的。為了讓下一代能夠改變命運，一些四類分子家庭採取與成分好的人家聯姻的方式，期望藉此改變命運，但是這種方式往往會連累配偶，同時對方也未必願意在同等條件下與四類分子家庭通婚。有調查指出，出身好的男青年之所以願意娶成分高的人為妻，肯定是對方在某一方面比自己強，如貌美。在其他條件相同時，他們還是優先選擇與自己家庭出身地位相當的人。

一些與四類分子聯姻的人被認為政治上不可靠。與四類分子通婚的問題引起中共高層注意，曾經下文件指導如何應對。1964年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中規定：“對於同地主、富農子女通婚的黨員、團員、基層幹部和貧下中農，必須加強教育，要他們提高警惕，防止落入階級敵人的圈套。”“如果這些人嚴重地受了這方面的壞影響，就必須嚴肅處理，特別嚴重的還要開除黨籍、團籍和撤銷幹部職務。”

文革前有一個農村黨支部書記與一位富農的前妻結婚，被認為喪失階級立場，支部書記的職務被撤銷，並且要在黨籍與妻子之間做選擇。這位書記選擇要妻子，結果失去黨籍。四川某縣法院院長，因其岳父1957年被冤枉成反革命，被說成認敵作父，認敵為友，終被判刑，並被迫與妻子離婚。其妻被定為拉垮共產黨幹部的壞分子，大會小會批鬥了十多次。

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些與四類分子通婚的人慘遭殺戮。1967年10月，廣西全州縣出現了“貧下中農最高法庭”，亂抓亂殺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有一個大隊，兩天內集體坑殺76人。地主出身的劉某，請求留下一個小孩給貧農出身的愛人，不被允許，結果劉被迫抱兩個小孩(大的3歲，小的1歲)跳山洞而死。　　
　　

掙扎之二：外流或外逃。　　 　　

四類分子離開居住地是受到嚴格監控的。早在1951年中共中央就規定：地主不論從事什麼職業，不論到什麼地方，均應加以監視，不得改名換姓，不得改變成分籍貫。雖然有風險，可是仍然有一部分四類分子選擇逃跑。1979年各地在給四類分子摘帽時，發現均有一部分人外流或者外逃了。有的地方外逃比例還很大。江蘇邳縣四類分子9603人，外流501人。山東省安丘縣給4863名四類分子摘帽，給錯劃錯戴502人糾正，另有487人因長期外流，無法處理。山東省諸城縣，20.79%的四類分子外流與外逃。黑龍江省嫩江縣經過歷次運動，全縣共有受管制分子4016人，外流的796名，占19.82%。

外流、外逃者要面臨被捉的危險，因為各地收容外流人口時均要審查政治面貌。一般情況下，逃跑的四類分子被抓捕後會受到懲罰。福建省由於經濟生活困難，一部分四類分子外逃外流。省公安廳部署各地公安機將其追回。1960年追回4816人，根據不同情況給予批評教育、管制或逮捕處理。 　　

    編者曰：除通婚和流亡之外，五類分子家庭還有另一個擺脫命運的方式——把自己的孩子送給成分好的人家。我舅爺（父親的舅舅）家是地主，三個表叔個個一表人才，蟒梁似的大小伙，可就是找不上媳婦。最後，二表叔被送人，娶了媳婦，三表叔轉親轉個媳婦，大表叔在摘帽之後三四十歲才找上媳婦。

補白：1976年春，全國開展批鄧、反擊右傾反案風運動。奉節朱衣公社五湘大隊召開大會批判鄧小平的罪行。沒想到，退伍軍人鄧昌國聽了幾個積極分子的發言後，站起身大聲說：“你們包穀糊糊吃飽了，有精神打胡亂說了！若不是鄧小平從東北調包穀來救你們，你們早就餓死了！我們鄧家出了一個能幹人，鵮了你們的眼睛啦？容不得啦？”

朱衣區和朱衣公社機關就設在五湘大隊，無需傳播，領導就知道了。誰敢公開反對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誰敢反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昌國的言行當即被定為現行反革命，批判的對象由老鄧變成了小鄧。

鄧昌國的話雖然反動，但卻得到了一些人的同情，加之五湘大隊姓鄧的人很多，批了幾次，再沒有人發言了。那些年，退伍兵都是分配到軍工廠。鄧昌國剛退伍回家，等待分配。區公安特派員不知為什麼發善心，只宣布將其交群眾管制，沒將他逮捕法辦。但是，他永遠失去了進廠當工人的機會。             陳宗培

土地陰謀    李  肅

據官方文件，土改從1950年冬開始到1953年結束，將近3億的無地農民獲得了7億畝土地、近300萬頭耕畜、近4000萬件農具、3800萬間房屋和105億斤糧食。

1950年土改時，中共本已控制政權，完全可以通過政府頒布法令，把土地分配給農民，實現和平土改。但是毛澤東們堅決反對這種方式，主張通過組織農民與地主進行面對面鬥爭，奪回土地，搞流血土改。他們先為農民設定了階級敵人的比例，1948年規定“將土改中的打擊面規定在新解放區農民總戶數的8%，農民總人口的10%”，然後要各地按這個比例製造敵人。以當時 3億農民參加土改計，製造出的階級敵人有900萬人。

土改工作隊普遍鼓勵農民打地主，甚至親自上陣打人。蘇南2742個鄉，有200多個鄉發生亂鬥亂打，218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被剝光衣服。新華社記者穆青寫於1950年6月2日的《內部參考》中記載，河南土改，一個多月發生逼死人命案40余起，蘭封縣瓜營區20天裡逼死7人。1953年春，廣東西部地區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殺。當時廣東流行一個口號：“村村流血，戶戶鬥爭。” 據保守估計，當年土改殺死了200萬地主分子，另有估計可能多達450萬人在土改中死亡。

毛澤東通過發動群眾奪回土地的辦法把農民吸引過來，武裝起來，讓農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對立，這樣農民就只能跟共產黨走。這種分土地的方式，讓農民有一種感恩思想，覺得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是為窮人說話、為農民辦事。毛澤東曾總結他的成功經驗：“每到一處，先必製造恐懼，以鞏固基層政權。”通過殺地主、富農，基層老百姓都處在恐懼和緊張之中，就不得不跟共產黨站在一起。任何人站在它的對立面，就可能會成為鎮壓和專政的對象。如此一來，它的基層政權就鞏固了。殺人立威，你殺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這個政權就穩固了。

除了殺人，還有重組階級隊伍。他要製造一種天翻地覆的感覺，使原來處於下層的一些人翻到上層，把原來處於上層的人壓到下層。這也是它鞏固政權的一個重要的手段。

土改之後為什麼又搞合作化，將土地收歸政府？為什麼一定要走一個把土地分給農民的過場呢？有分析認為，這也是出於政治權謀。當初毛澤東說，將來我們建立政權後，要把土地無償分給農民。這個承諾，對農民，特別是對貧苦農民，非常有號召力。如果他當初說，將來他建立政權後要把土地收歸國有，恐怕農民誰也不跟他鬧革命了。

土改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在農村劃分階級，將農村人口劃分為僱農、貧農、中農、富農和地主。貧僱農是中共依靠的對象，中農是團結的對象，地主和富農被定為剝削階級，是打擊的對象。從此，中國農村階級陣線分明，出現了永遠的下等階級——地主和富農。當代文化批評人葉匡政說：“細究起來，土改的頭等大事倒不是‘土地還家'，因為‘還家'的土地沒過幾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劃階級成分’，這劃定的階級成分不僅改變了很多人的下半輩子，甚至影響了幾代人的命運。”

土改時，中國農民歡天喜地瓜分了地主、富農的土地。不旋踵，中共又將土地從農民手中收走，中國貧窮農民的土地夢做了還不到兩年。直到今天，各級官員對土地都有極大的支配權。他們可以隨便徵地、拆遷，隨便制定土地價格和補償標準，繼續讓農民或者土地使用者蒙受損失。農民也就形成了一個觀念：土地是國家的。政府予取予與，農民無話可講，無可奈何。 

我家的地主分子    呂  維

祖父的大名叫呂吉，從小沒念過一天書，屬於徹頭徹尾的文盲。按他自己的說法，出生在光緒二十六年，即公元一九〇〇年。祖父從小體格健壯，很有蠻力，又不怕吃苦，七八歲就成了家裡的得力幫手。放牛、拉動軲轆、打坷垃、割草，甚至鋤地，凡是孩子們能幹的活，樣樣能行，比一般人家的孩子出色得多。十歲以後，祖父便開始參加大田裡的鋤地和收割等勞作。我家祖上屬於世代農耕人家，從沒有出過讀書人。祖父的十幾個同輩兄弟，個個都是文盲。他的同胞哥哥雖然識幾個字，也僅僅是會寫自己的名字或簡單地記些賬目。

十五歲時，爺爺已經長得成年人那麼高，粗胳膊壯腿的，成為莊稼地里的一把好手。二十一歲那年，和奶奶結了婚，次年生下我的父親。隨後兄弟倆分家，他分得一頭牛和三十多畝地。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娃娃熱炕頭，這是世世代代小農的夢想。可是爺爺並不滿足於此，他雄心勃勃要發家。

他的發家本領主要就是吃苦耐勞。自我記事起，爺爺從來沒有午休過，吃飯很少坐着，總是站在炕沿，匆匆把飯扒拉完就走。鋤穀子，在當地，連鋤帶間苗，通常每人一天能鋤一畝多一點，爺爺卻要鋤到二畝半。這個效率靠什麼？靠早出晚歸！每年早早鋤完自己地里的莊稼，就出去攬工，給別人家鋤，掙幾個現錢，然後攢起來。到了冬天，大多數人呆在家裡不出門，他卻天天一早起來，挎着籮筐，提着糞叉，急匆匆走在鄉間的土路上，忙着拾糞。

節儉是爺爺發家的另一個主要手段。爺爺節儉到了守財奴的地步。小時候，每逢奶奶和我講起爺爺的事，總是把他稱為摳心鬼。他很少穿過像樣的衣服，總是補了又補。如果奶奶主動給他做了一件新衣服，他會大發脾氣，久久不穿。家裡吃的也大多是粗糧，常年不見腥葷。種的香瓜、西瓜之類，從來不讓孩子們隨便到地里去摘。他給家裡拿回多少吃多少，大多數拉到城裡去賣，然後把賣掉的錢交給奶奶積攢起來，到一定數目，再買幾畝地。

就這樣，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到我出生時，他擁有的土地居然已過百畝。農忙時，開始雇短工。土地改革的前一年，甚至雇了一名長工，常住我家，和爺爺、父親一起幹活。

土改時，上級給我們村下達了八個地主富農指標，爺爺榮幸地跨入前八強，被劃成富農。不久又將他關起來，要他交出積蓄的銀元。他只交了一百多塊。工作組不信，幾次斗他。他怕被打死，瞅准一個下雨的夜晚，偷偷逃走，躲在城裡的一位親戚家中。不久被人發現，村里派民兵將他抓回。為防備再次逃跑，每晚將他仰面朝天綁在一張八仙桌上，繼續向他索要銀元。後來他竟又一次逃走。

有人說他力氣大，自己掙脫了，也有人懷疑是看守私自把他放了，因為這人曾多次給他打過短工，關係甚好。再次逃跑後，爺爺一直躲在陽方口一帶，曾在一個颳大風的夜晚，秘密潛回家中，巧妙避開看守人員，刨走一小罐銀元作為盤纏。那時，他根本不打算遠走，仍然幻想着有一天，風頭過去，靠手頭這點積蓄，再重振家業。他離不開土地啊！由於他的逃跑，工作組甚為震怒，將成分再次提升一級。於是，爾後我的履歷表中，家庭出身那一欄，便永遠被定格在“地主”上。

土改後，爺爺失去了房屋、土地、糧食，成了一無所有的流浪漢，被迫無奈地奔向口外，重新謀生。但唯一沒有失去的，是他辛辛苦苦進入我村前八強，給全家帶來的那個惡魔般的稱號——地主。從此以後，這地主二字，像鬼魂一般死死地纏住他的兒子和孫子們，並且越纏越緊。

祖母出生在一九〇三年，比爺爺小三歲。嫁給爺爺的時候，身體甚為虛弱，經常生病。但生活的重擔落在肩上，只有帶病勞作，照料孩子，碾米磨麵。秋收時節，丈夫在地里忙着，場面上的活兒大都落在她身上。我們家鄉，家家戶戶以穀子和高粱為主。拉回場面上的莊稼，都是一捆一捆連秸杆帶穗子的。她憑着一把短鐮刀，要把所有穗子削下來，然後和丈夫一起用連枷打下顆粒。未打淨的，她要放簸箕里揉下來。帶土的，她要用簸箕把土簸出。天天滿身塵灰，腰酸腿疼更是家常便飯。為了這個家，作為一個女人，她付出的甚至比丈夫還多。

我的曾祖父原本不是這個村裡的人，弟兄四人在他們的父親帶領下，於清朝後半期遷到這個村子。他們搬來的時候，當時全村不足四百口人，卻擁有五千多畝土地，離村較遠的地方還有不少未開墾的荒地。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父子幾個終於人人修起一座院子。曾祖父去世時，曾對兩個兒子說：“我給你們打好了根基，以後的日子就靠你們了。千萬不要抽洋煙，不要賭博，要正正經經過日子”。

要一代接一代的不懈努力。據說，奶奶的娘家正是看上了爺爺是個正兒八經的受苦人，才把女兒許配給他。奶奶對爺爺基本是滿意的，

曾多次對我說起，認為爺爺是個好人，未沾染過任何惡習，沒有什麼不良嗜好，只是那節儉到吝嗇程度的行為，常常令奶奶不滿。奶

奶天生好心眼，樂善好施，恰好彌補了丈夫的不足。爺爺固然把錢看得很重，但其誠信度極高，從未拖欠過僱工的工錢，因此村上的人都樂於和他打交道。

了所有積蓄。至今我還記得，有一天工作組派人來找我母親，說是我奶奶交代的，在什麼地方埋着銀元。母親按人家說的地點挖出兩小罐銀元，工作組隨即拿走了。工作組總認為我家還埋着銀元，奶奶因此被捆綁吊打過。有一次還燒紅了烙鐵，動員群眾去烙，然而卻始終無人下手，只好作罷。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她的好人緣。據村里老人們講，那些年誰家有困難，向她借錢借糧，從未碰過釘子。

我有一位本家伯父，叫呂成功，曾在村里當過閭長。任職期間，一個姓白的人因偷盜被抓，被送進城裡看守所。此人本來有病，不久死在看守所。從此，死者的弟弟白漢成，便把所有仇恨都歸結在呂成功名下。土改時，白漢成成了積極分子，堅決要求把呂成功處決，並準備將其十六歲的兒子同時置於死地，以便斬草除根。有人將消息透露給呂成功的兒子，這個少年在夜深人靜後越獄逃走。處決呂成功那天，奶奶和本村一個名叫白寬的年輕人被一起押出，戴着高帽子，走在人群里。前面幾個年輕後生早用繩子將呂成功的雙腳牢牢拴住，仰面朝天拖着繞村轉了一圈。起初呂成功還不斷發出呻吟，拉出村外時，聲音越來越微弱。等到達二里外的溝邊，大家停了下來，將呂腳上的繩子解開，隨即把奶奶和白寬推到跟前。奶奶坐在地上，簡直嚇傻了，呂成功的衣服早已成了碎條，背上、臀部和後腦勺全都是血，只留有微弱的氣息。工作組的人厲聲喝令奶奶和白寬將呂成功推下溝去。一個女人家多咱見過這樣的場面！奶奶雙手顫抖着，一點也不聽使喚，渾身沒有一絲力氣。工作組的人再次催促：“快推，要不先把你們推下！”幸虧有那姓白的年輕人，奶奶幫着總算把那血肉模糊的軀體推了下去。隨即，民兵們搬起預先準備好的兩車石頭，紛紛向下砸去……

當天夜裡，奶奶發起高燒，處於半昏迷狀態。第二天，工作組通知母親去領人，母親央求隔壁兩位大伯將奶奶抬了回來。幾十年後奶奶對我講述這些往事的時候，還不住地發抖，說在爾後的幾年裡，她時常做噩夢，夢見當時的情景，夢醒後渾身發冷，害怕得再也睡不着。

父親只活了四十歲，死在饑寒交迫的一九六二年。父親的死，對奶奶又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她痛不欲生，臥病在床將近兩年。她把父親的死一股腦兒地怪在爺爺身上。原來，父親在十三歲那年便承擔起爺爺交給他的重任。耕地、播種、趕車、送糞、拉炭、應差等繁重的體力勞動，過早地落在他幼小的肩上，以至於青少年時便累下毛病。微駝的背，瘦小，黑干，從體質上看，明顯屬於缺乏力氣的角色。父親小時候上了三年私塾，認得一些字。本想繼續念下去，怎奈那時爺爺正做着發家致富的美夢，強行讓他輟學，跟着大人干農活。

爺爺年輕時屬於有蠻力的人，莊稼地里的粗活、累活統統歸他干，卻不善犁、耬、耙、耱等與牲畜協同完成的技術性工作。於是，他決心把我父親培養成一個莊稼地里的好把式。因此，一年到頭，每天收工回來，父親還得鍘草，半夜起來給牛添夜草，小小的年紀蠻辛苦的。為此，奶奶常常抱怨爺爺，而爺爺從不理會。他年輕時就是這麼辛苦，有啥大驚小怪的？人累了，睡一夜不就好了嗎？再說，人來到世上就是要受罪，不受罪哪有飯吃！爺爺按照自己的邏輯，嚴格訓練着他的兒子。到十五歲那年，父親便真的成為莊稼地里的一個全面手。

那時，爺爺養着兩頭牛一輛車。這車和牛給父親帶來了沒完沒了的應差。那時城裡住着日偽軍，西山上又有游擊隊，我們村正位於縣城和山脈的中間地帶。兩面都來要糧，都有差事要派。老百姓逆來順受，哪家也得罪不起，誰派來的差事敢不辦？在這種情形下，父親便常常趕着車，任由別人指揮着到處奔波。有一次被日偽軍征去，一個多月沒有消息，奶奶嚇得整日茶飯不進。日本投降後，又開始抓兵，父親只好躲到幾十里外的親戚家。為此，爺爺還被民兵痛打一頓。二叔新婚不久，被抓去頂替。那時二叔年僅十五歲。後來從軍營逃回，我父親便帶着他一起跑到大同，在孤山一個工地上給人家背石頭。在那裡，只給吃飯，不給工錢，還不時被斥罵。終於無法忍受，弟兄二人再向北逃到集寧。

哥兒倆在集寧先是做工，後來父親托一位老鄉，把二叔送到軍營給伙房拉大風箱，他自己則找了個賣苦力的地方糊口。一年後，父親回老家接母親和我，被民兵扣留，不得離家。母親種的幾畝地維持不了三口人的生活，父親就挑起擔子做貨郎，每天挑着百十斤重的擔子，早出晚歸，只吃兩頓飯。勞累和飲食不均勻，父親患上胃疼病。公私合營後，經商被取締，再回村里當社員時，父親已經是滿身疾病，一臉皺紋，比實際年齡蒼老得多。由於不斷看病吃藥，到三年災荒前夕，所有積蓄花光，家裡已是一貧如洗。一九六二年冬天，父親便在貧病交加中死去。

爺爺、奶奶和父親三人，土改時年齡都超過十八周歲，同屬於地主分子。我們一家三個地主分子。一方面，我所受的教育是，地主是那麼可惡，那麼沒人性，虐待、打罵、放高利貸殘酷剝削窮人，把許多善良的人逼上絕路。可是另一方面，從小耳聞目睹的是，他們是那麼勤勞，那麼節儉，又那麼樂善好施。在農村管制那些年，接觸到我爺爺的同齡人，也接觸到父親的同齡人，我有時故意把話題引向爺爺、奶奶和父親的為人。大家一致公認，爺爺是村里最辛苦、最勤懇的人，在勞動方面沒有人能比得過他。奶奶和父親的口碑更好，誰不說他們是頂好的人！我的年輕時代便是在這樣的矛盾心情中走過來的。

待我成年後，也就是在瀋陽讀書的那些年，曾經力圖和他們劃清界線，按照當時的要求，努力讀一些馬列的書和毛澤東著作，學習雷鋒，使自己緊跟時代。然而，當我一想到年老的爺爺和多病的奶奶，一想到剛剛去世的父親，總是很心酸，對他們怎麼也恨不起來。他們的一生，辛勤勞作，只想把日子過好，該交公糧的時候並不比別人少交，該納稅的時候按規定付錢，他們是安分守己的公民啊！他們並沒有幹過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和反對現行政府的勾當。有一次我問爺爺：“土改時，沒收你的土地房屋，你恨嗎？”老人很平靜地說：“那是政策，又不是光沒收咱一家。”同樣，公私合營後，父親被取締了小商販，回村種地時也顯得若無其事，說：“人家城裡的買賣人都公私合營了，又不是光不讓咱干！”他們只知道，公家允許幹啥就幹啥，不允許幹的事就算了，再想其他辦法。他們苦苦掙扎着，要活下去，要養活自己和孩子們。他們從來膽小怕事，尤其怕官、怕政府，甚至怕村幹部。像這樣的順民，怎麼能說他們是階級敵人呢？

在農村被管制的那幾年，我也接觸過村里其他的四類分子。被批鬥的那一陣，我甚至還接觸過其他村裡的四類分子。我敢說，這些人都是屬於逆來順受的角色。後來，我被人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也正兒八經地成了“階級敵人”，並且被稱為是他們忠實的孝子賢孫。至此我才明白所謂“階級敵人”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人。

補白：文革以階級鬥爭為綱，每個生產隊都以揪出幾個牛鬼蛇神為榮，否則就是階級鬥爭覺悟不高。本人所在生產隊沒有地主，僅有的一個富農，文革前就死了。民兵排長想來想去，發現了幾個富農子女。特別是老大，解放前已成人，享受過富農的生活，“就他了”。此人是個瘸子，除了不能挑擔外，耕、耙，揚、種等農活樣樣在行，還能做木工活，走路較常人為快。成為牛鬼蛇神後，此人每天自備高帽，上書“富農子女”外出遊街。開始還要人押送到大隊集中，幾天后，婉拒了押送人員，自行前去。一列各式牛鬼蛇神，浩浩蕩蕩，前面有人敲鑼，後面有人喊口號，煞是有趣。尤其瘸子，總是走在第一個，有時還與其他人拉開一定距離。他自我調侃：“我是一條腿走一條腿推，你們怎走得過我。”長長的隊伍，瘸子打頭，引起眾人爭相觀看，笑聲不斷。       海  安

愧對宋爾仁    馬  波

文革前同學們私下相互交談中也都特鄙視向老師告密的人，雖然背地裡有人幹這事，但在公開場合，告密總還是招人恨、不光彩的。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這個道德律令失靈了。只要他是五類分子階級敵人，就可以檢舉揭發，不僅不是惡行，反而受到鼓勵。告密成為政治覺悟高的表現。一切行為，只要打着革命的旗號就可以理直氣壯進行。

我們北京四十七中高三二班同學宋爾仁是一個比較複雜、比較特別的人。他家住在門頭溝煤礦，隱隱感覺他出身不會太好。他從不說父親是幹什麼的，似乎刻意隱瞞。他喜歡文學，激動的時候曾經在宿舍里大聲背誦萊蒙托夫或普希金的詩。但有時候又特粗魯，能說些礦工才說的那些髒話。對招惹了他的初中小孩，敢抽耳光，毫不手軟，也不怕背上欺負弱小的惡名。

無論團幹部怎麼勸，他也不申請入團，不靠近組織。對班主任敬而遠之，政治學習能不參加就不參加。一句話，他在班裡屬於比較後進的同學。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公開大罵女人。周末宿舍里沒幾個人時，他聲色俱厲地對我說：“天底下最壞最壞的是女人！你知道嗎？最毒莫過婦人心，比毒蛇蠍子都毒！”說這話時，他的眼睛閃閃發光，唾沫星子四濺。

當時我們正是青春期，對女性充滿了好奇和神往。他這番言論，讓我感到極其反常。心想，他肯定是在這方面受過傷，跟女的有過交往，被女的拋棄過，傷了心，才那麼恨女的。一個高中生，小小年紀這方面就有了事，弄不好別是個流氓。再加上他很少說自己的經歷，也很少談對老師或其他同學的看法，讓人看不透他內心深處到底在想什麼，所以我對他總保持着戒備之心。他平時寡言少語，不愛在人多的地方說話。為人挺講義氣，自己吃點小虧，別人沾他點便宜，從不計較。

宋爾仁喜歡梳個大背頭，上唇留着一綹小鬍子，又是個三角眼，這些都讓我聯想到壞人。有一次借書，他原形畢露，更加深了我對他的不好看法。聽圖書委員說，他要借一本《紅與黑》，但學校規定這種書只借給老師，學生不借。圖書委員好心給他另外借了一本革命小說，他卻勃然大怒，跟圖書委員吵了起來，警告圖書委員別把他當猴耍，借什麼書用不着你管，眼珠子幾乎要瞪出來，兇惡異常。

宋爾仁對積極要求進步的人都比較冷淡，對我卻是個例外。那時候我想入團想瘋了，成天掃廁所，一周寫一次思想匯報。有人說我是假積極，動機不純，可宋爾仁對我很好，覺得我比較直率。後來我又因為打了那位背後說我壞話的同學，挨了個記過處分，同學們都與我疏遠，唯宋爾仁跟我見面依舊打招呼，不嫌不棄。他從家裡帶來的紅薯、花生、瓜子，總主動塞給我。上山摘來的白杏、酸棗什麼的，也都給我吃過。

可我只是表面上跟他不錯，享受着他對我的信任和友好，內心裡對他卻充滿警覺，覺得他思想複雜，居心莫測，別被他拉攏腐蝕……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一個周末，他回家了。宿舍里沒有人，我坐在他床鋪上，發現他枕頭下面放着一本日記。出於好奇，我就偷看了。那正是1966年7月份，工作組當政的時候。一看大吃一驚。他的日記里充滿對社會、對形勢的不滿。說什麼“現在烏雲籠罩着祖國天空”，“我們的國家處於最危險的時刻”，“人民在受苦受難”，等等。好反動啊！他把文化大革命的中國說成是烏雲密布。我當即把這本日記給了一個要好的同學看。他翻了幾頁後也斬釘截鐵說：“絕對是反動日記。”我問：“怎麼辦？報告工作組？”“對。”

於是我和同學一起很興奮地把這本日記交給了學校工作組，同時很為自己過去對宋爾仁的懷疑得到了證實而沾沾自喜。工作組馬上派人把宋爾仁從家裡抓了回來，單獨禁閉，並在大會上宣布宋爾仁書寫反動日記，惡毒誣衊我國的大好形勢，誹謗文化大革命，隔離審查。據知情者說，宋爾仁最初表現很老實，蔫不出溜，終日埋頭寫檢查交待。剛開始也沒有人動手打他。直到某次，一喜歡拳擊的同學參加審問，冷不防給了他一直拳，力量很大，宋爾仁當時正坐在椅子上，被打了個後滾翻，從椅子上翻了過去。

就在那天夜裡，他逃跑了，以後徹底銷聲匿跡，再也沒有回學校。可惜，我舉報了宋爾仁也沒當上左派，連軍訓也沒資格參加。工作組把我留校，整日跟班上的幾個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一起學習。自從宋爾仁逃走之後，一晃多少年過去，我們班的同學誰也沒有見過他。

流浪美國期間，倍感孤獨和寂寞，經常回憶過去，宋爾仁的影子也常浮現腦海，我這才感到自己這輩子最對不起的就是宋爾仁，干的最缺德的事就是舉報宋爾仁。同學任道昂說我踩着別人往上爬。在宋爾仁這件事上確實如此。

30多年之後，當我寫《血與鐵》，想找宋爾仁核實情況，當面道歉之時，才發現他早已不在人世。據同學說他大約1968年初到了黑龍江省德都縣黑龍江兵團一師六團，幹過餵豬、種菜、採石等工作，平日寡言少語，沒什麼朋友。大約1974年娶了一個當地女人。他特別能抽煙喝酒，等到吐血時才看病，但為時已晚。1977年因肺結核病故於北京，留下一個兒子。

可以說，我交了他的日記本對他的殺傷是巨大的，影響了他一生的命運。這是我這輩子干的最缺德的事。我對不起宋爾仁。革命啊，革命啊，多少罪惡假你之名。特寫出此故事，讓世人知道，並懇請同學宋爾仁在天上的亡魂原諒。

茅于軾先生來信鼓勵：我非常欽佩你的這項工作。我建議不光是黑五類，還有殺關管。如大中電器的王佩英。

巫寧坤的煉獄    三  妹

一九五一年初，正在芝加哥大學寫博士論文的巫寧坤接到北京燕京大學陸志偉校長的急電，聘巫擔任燕京大學英語系教授。他毫不猶豫地放下即將到手的博士學位，接受了“祖國的召喚”。上船前，他問來送他的同學李政道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服務。李政道笑着答道：“我不願讓人洗腦子。”巫寧坤當時不明白腦子怎麼個洗法，也並不覺得有什麼可怕。

到燕大剛六個星期，三十歲出頭的巫寧坤就趕上了全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運動伊始，他們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先去中南海聽周恩來長達七個小時的政治報告，回到學校後便開始了沒完沒了的政治學習，批評與自我批評，與自己的過去劃清界限。

緊下來是三反五反運動。燕大自己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作為運動重點，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三反，在這裡變成反親美、反崇美、反恐美。校長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們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中共北京市委派來的一個工作組進駐燕園領導運動，全校停課搞運動，陸志韋校長靠邊站，成為美帝國主義分子，無休無止地在大小會議上檢討交代問題。全校師生揭發批判他“忠實執行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罪惡政策”。許多教授也一改往日的溫文爾雅，滿嘴黨八股，上台批判校長。校長的女兒也慷慨激昂，做大義滅親的發言。批完校長批各系主任，再批各系教授。在文學院的一次批判會上，歷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講師被控組織反動小集團——十人團。被批的教授、講師，有的下跪求饒，有的聲淚俱下沉痛檢討。

巫寧坤想不出自己回國才短短幾個月究竟有什麼錯，可眼看着一個個他平日敬重的前輩都痛心檢討，他也不敢自居另類，便如法炮製，在批判會上痛罵自己，深挖歷史，從家庭出身到長期在美國受資產階級教育，再到迷戀西方文學，諸如此類，都引為罪。他滿以為可以過關了，不料話音剛落，英語二年級的一個男生跳出來，說他的檢討“膚皮潦草，談遠不談近”。這個學生舉起一本小書，指着封面，義正詞嚴地質問道：“你從美國帶回這種下流壞書，腐蝕新中國青年，平日談話中散布資產階級思想，居心何在？”該書封面上畫着一隻手，指甲腥紅，手裡舉着一杯香檳。那是一本破舊的普及本《了不起的蓋茨比》，是班上一男生前不久從巫教授處借去的。

接下來是“忠誠老實運動”。全校教職員人人必寫一份自傳，交代從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經歷，重點是交代各自的政治歷史問題和與美國的關係。工作組宣布，黨的政策是“自覺自愿，不追不逼”。巫寧坤先在三人小組會上交代了歷史，接受了盤問，又到文學院教授會上做了交代，接受了大家的啟發幫助，最後還寫出了一份自傳。他自認為萬里歸國足以證明自己的愛國心跡，誰料自傳交上去沒幾天，人稱“燕京攝政王的歷史系教授翦伯贊約他到府上談話，態度的倨傲無禮令來自自由美國的巫寧坤吃驚”。“只見翦嘴裡叼着香煙，噴雲吐霧，對巫寧坤說：‘看你年紀不大，生活經歷可不簡單。我們黨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補充還來得及，特別是重大的遺漏。這是對你利害攸關的，我希望你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你從美國回來，這本身當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為什麼回國，又是怎樣回來的？真正的動機究竟是什麼？’”巫寧坤回憶說：“一個同仁竟然如此無禮，而且公然威脅，一下就把我惹毛了。”這次談話埋下了巫寧坤以後三十年的苦難，還牽連到他全家跟着受苦。

緊接着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教會大學一律停辦。燕京和輔仁兩個大學按科系分別併入北大、清華、北師大，兩校的教職人員聽候統一分配。洗腦態度好的教授留在了北京，巫寧坤被發往天津南開大學。

南開將巫寧坤安置在兩間小平房中。他住一間，母親住一間。每周兩三個下午，教師們都要參加硬性規定的政治學習。學習材料包括毛澤東的著作、黨報社論、黨中央文件等等。每次開小組會，首先洗耳恭聽一名積極分子朗讀文件，仿佛聽者都是目不識丁的文盲。接着進行討論，人人都得發言，暴露思想，聯繫實際，說明學習文件如何幫助自己認識了錯誤，提高了覺悟。任何參加學習的人都不能沉默，沉默就被認為抵制思想改造。

不久巫寧坤發現，你永遠是錯的，黨永遠是正確的，提高政治覺悟是永無止境的。大家發言都小心翼翼，聽上去很真摯。小組長認真記錄，散會後向負責政治學習的黨員幹部匯報。此外，晚上全校教師還得上馬列主義夜大學。一九五四年春的一天下午，巫寧坤按時到系裡參加政治學習。一坐下來，就聽到系主任李教授宣布開會，會議的議程是幫助巫寧坤同志認識他到外語系任教一年半以來在思想上和其他方面所犯的錯誤。身邊的教師一個接一個發言，揭發批判，把巫寧坤平時私下的不滿言談都翻了出來。散會後，以前經常交往的許多同事都疏遠了他。他的好友，從美國歸來的查良錚和助教李天生非常同情他，提醒他說：“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自由社會……”

值得慶幸的是，這時巫寧坤在南開大學遇到了他的終生伴侶，時為外文系學生的李怡楷，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和女排健將。怡楷天生樸實，天真無邪，使巫寧坤覺得南開倒還不是個太壞的所在。他們很快就結婚了。後來的苦難證明寧坤找對了人，怡楷是一個患難與共的好妻子。

婚後好景不長，幾個月後，肅反開始了。全校召開動員大會，會後文學院立即召開全系一百多名教職員大會。主持會議的黨員聲色俱厲地宣布巫寧坤是南開暗藏的頭號反革命分子，是一個反革命集團的頭目。集團成員包括查良錚、李天生和一個德語講師。積極分子爭先恐後發言，大喊大叫，氣勢洶洶，拍桌子打板凳。一位曾任溥儀皇帝俄語翻譯官的俞姓講師，被嚇得當場昏倒。

巫寧坤開完會剛回到家，就來了四個不速之客，三男一女，破門而入闖了進來。他們自稱是公安人員，窮凶極惡地亮出一張搜查證，先對巫寧坤搜身，再對他的母親和懷孕的妻子搜身。一個男的問他：“你有手槍和別的武器嗎？”巫寧坤說：“沒有，甚麼也沒有，只有一枝筆。”另一個男的又問：“你的發報機在哪兒？藏在哪兒了？”他意識到，他們已把他當成暗藏的美國特務。緊接着，全校又開了幾天批鬥巫寧坤的大會。

一九五六年二月，黨報出乎意料地刊登了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政策的報告。報告檢討了建國以來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部門在知識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錯誤，要求各級黨政領導人要與知識分子交朋友，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給予他們更多的自由，改善他們的生活待遇。不久，中共天津市委一位幹部約巫寧坤談話，表示了歉意。五月中，南開大學人事處通知他調往北京一所培養機要外語人材的學院任教。巫寧坤帶着妻子和新出生的兒子又回到北京。

還是好景不長，一九五七年到了。曾痛恨自己與人交往太幼稚的巫寧坤又幼稚地接受了校方要求提意見的誠懇邀請。在鳴放的激動中，他還用英語高呼：“不自由，毋寧死！”

於是，巫寧坤在各種場合說的話，以及別人無意中聽到他說的話，都被指控為對共產黨內政外交政策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攻擊。革命同志人手一冊油印的《巫寧坤右派言論集（供批判用）》。在大批判中，巫寧坤的唯一權利是承認加給自己的任何罪名。任何企圖解釋或澄清事實的努力，都被大聲斥責為對革命群眾的反攻倒算，是堅持右派反動立場死不改悔。南開的一位老同事楊教授，聲嘶力竭地揭發巫寧坤當年的罪行。一位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專攻戲劇的女教師揭發說，她曾親耳聽到巫高呼“不自由，毋寧死！”她質問巫：“有沒有這回事？”巫答曰：“有過。”她立即怒吼：“用美國的反動口號進行煽動！”革命群眾也跟着怒吼。一名黨員還指控他曾說過在滾沸的大油鍋里油炸黨員。群眾吼道：“這是發泄惡毒的階級仇恨！”。

經過眾多同事的無情批鬥後，巫寧坤被定為極右派，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在妻子第二個孩子臨產前，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巫寧坤被一輛軍用吉普車押走，關進半步橋監獄（北京市第一監獄）新開業的一個下屬單位北京市勞動教養所。此後的三年勞動教養，趕上三年大饑荒，苦難雪上加霜。勞役、飢餓、疾病，他一次次在死亡的邊沿走過。如果不是妻子李怡楷四處上訪，要求釋放巫寧坤，他會死在勞改營。

三年勞改出來後，巫寧坤作為臨時工被安排到安徽大學教書。他把這段時間叫做“暫回人間”。好景總是兔子的尾巴——文化大革命來了。巫寧坤首當其衝，又被揪出來。批鬥大會，下放勞動，歷史又一次重演。他被單獨下放，妻子帶着孩子被下放到幾十里外的另一個村子。全家在農村苦熬了七年，直到一九七四年被安排到安徽師範大學任教，一家人的苦難才大體畫上句話。

巫家苦難的的結束並不等於中國所有家庭的苦難也一併結束。一次次不同的政治運動，從來都是打擊百分之五的少數人，利用多數來實行暴政。中共的整人運動從來就沒有停止中斷過，它可能對這個家庭的迫害停止了，卻又去迫害別的家庭。巫寧坤這樣的知識分子家庭回城之後，中共又製造一系列的整肅運動。批林批孔批周公運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批四人幫運動，整肅六四暴徒運動，整肅法輪功運動，等等，這些運動同樣使許多不同的家庭陷入災難。尤其是為時十年直到現在仍未停止的整肅法輪功百姓的運動，就像當初警察非法押走巫寧坤和眾多右派一樣，無以數計的法輪功修煉者也被押走。他們只因信仰法輪功，沒有任何刑事罪行和合法審判，就被非法押送勞改和抓進監獄。而且許多家庭中父母是被雙雙抓走的，孩子不准上學，流浪街頭。電刑以及各種聞所未聞的酷刑也在整肅法輪功運動中普遍出現和使用。無以數計的法輪功百姓家庭遭受非法迫害，無以數計的法輪功修煉者被折磨致死。

    香港北大校友岑超南先生來信鼓勵：為民請命，功德無量。

周扒皮的後人    孟令騫

我在1990年9月8日的《大連日報》看到一篇署大舅名字的文章《還是當今的時代好》，開頭第一段是：“我今年54歲。我爺爺周春富是小說《高玉寶》中的地主周扒皮的藝術原型，土改時被鎮壓。我父親周長義是周春富的三子。我1952年小學畢業考入初中，1957年到瓦房店水泥廠當工人，1961年響應黨的號召還鄉務農，一直到現在。”此文是該報搞的“我愛社會主義徵文”中的一篇，由閻店鄉一個叫王貴新的宣傳幹事採訪整理。

多年後我輾轉找到王貴新，他對十多年前那次採訪記憶猶新。閻店鄉是《高玉寶》作者高玉寶的家鄉。王幹事先是找到高玉寶的弟弟高某某，發現這一家人懶地荒，家裡又窮又髒，簡直無法下腳。王覺得這種人家有悖於徵文的主旨，不適合報道。失望之際，他靈機一動：何不寫寫“周扒皮”的後人？就這樣，大舅這個地富子弟便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新農民的代表被報道出來。那年，我把這篇文章帶回家，讀給母親聽。母親聽後說：“你大舅就能白話。”看得出，她語氣里還是流露出了自豪感。

那篇文章我反覆讀了幾遍，文中的大舅並不能代表我所知道的大舅的全部。大舅是姥爺家族裡最懂政治的人。集體批鬥地富反壞右的時候，大舅舉着拳頭率先大聲喊“打倒階級敵人”，背後卻去找給爺爺家扛過活的一位公社幹部，問：“我爺爺真的是那樣（半夜學雞叫）嗎？”生產隊扒廟時，他鼓搗着堂弟裝肚疼，不去扒。可是為公社修水庫時，他卻挑着大號筐，一遍遍從公社指揮點幹部的眼皮子底下熱情萬丈地走過。大隊通知地富分子自帶乾糧，參加公社不記工分的修橋勞動，他卻每天從生產隊收工回來都要跑去給老爹送餅子鹹菜，好趁機換換累得搖搖晃晃的父親。

富農子弟嫁娶難，可大舅20歲就結婚了，而且媳婦很漂亮很能幹。大舅在縣水泥廠干兩年後，私自將自己的名字周有學改成周明緒，寓意緊跟形勢明事達理。姥爺非常氣氛，爺倆大吵一架。大舅趁熱打鐵，將自己的小家搬到媳婦所在的大隊。遷戶的理由響噹噹——同地富家庭決裂的。公社幹部大為肯定。

大舅的大女兒十七八歲時即出落得如花似玉，初中畢業不久就有媒婆登門。大舅傾向於一位公社幹部的跛腿兒子，可是女兒卻和村里一個地富後代偷偷好上了。勸說不從，摔杯打碗無效。大舅通過嫁女改變政治命運的交易破產了，暴怒之下伸手打了大女兒。有一天傍晚，大舅看到了女兒自殺的遺書。這件事對大舅打擊甚大，陰雨天或者晚上更願意蹲在炕上孤坐，夜很深了也不睡覺，吸煙，喝幾口悶酒，沒完沒了翻看那幾本舊書。天長日久，他背後倚靠的土牆被腦袋磕出一個瓢形的淺坑。後來，那個淺坑被一張報紙裱糊上了。那張報紙有張鄧小平的照片，大舅說他感謝鄧小平。

四類分子摘帽之後，大舅這個外來戶在那個屯子很快當上生產隊長。兩年後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舅更是如魚得水。他是先知先覺的農民，先是圈地墾荒，和兒子起早貪黑開了很大一片荒地，又召開家庭會議，商量湊錢買三輪車搞運輸。當年他哈腰流漢種的經濟果樹，如今兒子已經受益。他的小女兒回憶，那時大舅幹什麼活都不知道累。正在念高中的她，有一個星期天，早晨起來晚些，突然聽到街上院裡哞哞的牛叫聲，原來兩天沒回家的爹從外地趕着一群牛犢子回家了。他要養牛了。

在大連日報刊登《還是當今的時代好》的第二年，剛剛五十有五的大舅，生命被胃上的癌魔擄獲走了。他一定沒活夠。

姥爺周長義原來有六個孩子，最小的兩個在大饑荒中夭折了，剩下大舅、大姨、母親和小舅。母親在世時每提起這些陳年舊事都忍不住眼圈發紅，不知是為他們那命運多舛的爹媽，還是為那兩個可憐的早亡弟妹。活下來的四兄弟姊妹的青春歲月，一直是在“地主崽子”的叫罵和白眼中度過的。

關於小舅，小時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他讓我和弟弟坐在籮筐里，用扁擔挑着我們走二十里路去姥爺家。母親常提起小舅的一件事是，十幾歲時小舅去姑姑家，回來時姑媽給他一筐地瓜。到村口別人給了他一條小狗，他覺得過意不去，竟隨手把地瓜送人，忘了自己家還常常吃不飽肚皮。有一次我在他睡的西炕上翻出一本安徒生的故事書，於是第一次知道世上有個高貴的豌豆公主，睡在十二層褥子上，最底層下面掖藏個豌豆也能讓她感覺到硌得腰疼。地富子女找對象難，老舅快到三十歲才找上媳婦。媳婦一隻眼睛藏着玻璃花，娶親那天，村裡的許多孩子圍着新娘子好奇地看。

我的母親，膽子小，自尊心強，做事瞻前顧後，與姥爺有些相似。我三歲時家裡蓋房子，墊地基的黃泥都是她在孩子剛滿月時一筐筐挑回家夯實的。山上地里農活累的時候，她會回家撕下日曆牌上的半頁紙，卷上一隻旱煙抽幾口。有一次她跟我說，在家當閨女時，從生產隊幹活回來，姥爺常常讓她談談白天上山幹活或者晚上下田搶工的事情。無非是隊長又訓了哪些人，工分能評幾分，或者政治學習點沒點咱家的名，諸如此類。姥爺之所以打聽這些，無非是擔心自己的孩子在隊裡表現不好。母親那時候是十六七歲的小丫頭，白天幹了一天活，累得要命，坐在炕沿上講着講着就打起了瞌睡。姥爺這時候就把煙袋遞過來，讓她吸幾口提神。她就這樣學會了抽煙。

後來我家裡生活好些，當村小學教師的父親能揣上一盒半盒香煙時，抽時也會給母親一支。母親一般不抽，只等哪天幹活累了，才把攢的幾根煙捲拿出來抽上一支解解乏。我和弟弟參加工作後，回家時會給她買幾條煙，可母親卻說她已經戒掉了，堅決不讓花這個錢。只有當時還在上學的三弟，參加工作後依然給母親買煙，他知道母親其實還在抽。

大姨年輕時像辣椒一樣厲害。村里一位當權派人物看上了她，一次上山勞動時破天荒地給她這個地主後代派了個輕快活。收工時，四處無人，那人突然淫褻地抱住了她。年輕的大姨身子一掙，嗷地一嗓子，掄起鐮刀就向那人砍殺過去。那人嚇得玩命在前面跑，大姨玩命在後面追，集體的一棵棵莊稼唰唰倒在憤怒的鐮刀下。這動人心魄的駭人一幕，秋後竟為姥爺家多贏來半袋子好糧食。我十幾歲時，聽說大姨突然“得神”了，有穿越陰陽兩界的能力。幾年後，附在她身上作祟的某個東西又突然離去，從此她的性格也變得溫順了許多。 

大舅的幾個子女大部分在農村務農。我接觸較多的是他的三女兒。聽母親說，我這個三表姐在大連打工，並嫁在那裡。2003年，在報社工作的我竟意外地接到了三表姐的電話。

她在大連城郊一個山旮旯里包了荒山溝，有山有水有果園，雇幾個人在那裡養雞照看果樹。她說她想開個雞湯館，問我叫“半夜雞叫”行不行。她覺得，周扒皮的曾孫女開這樣一個雞湯店一定是個不錯的賣點。我告訴她工商局不會批，她在電話那頭笑得很厲害。她邀我有空去她的果園轉轉。

從市中心開車，一個小時就到了。一百來畝的溝地藏在山坳里，一派田園鄉野風光。各種果樹在四周高高低低圍合，中間迎面一個足球場大小的坡上，依着地勢張起三四米高的漁繩網，裡面圈養着柴雞。突然一聲哨子響，只見坡上坡下數不清的雞，歡叫着飛跑過來啄米叨菜，場景煞是壯觀。幾個僱工在這裡忙活，工頭是個老實厚道的人。他們都知道三表姐的家史，常跟她開玩笑，先是叫她東家，後來叫她老闆，現在叫她領導。這裡有一座二層小樓，但三表姐大部分時間住在市里，那裡還有個小營生。

三表姐多年來養成了讀書看報聽廣播的習慣，對建設和諧社會、新農村和綠色生態都有着新奇的敏感和功利性的理解。她一直在為這個山莊的出路着急，因為近幾年大連周邊有山有水的地方都搞起了特色山莊，生意一個比一個火。看了電視劇《劉老根》，三表姐就一直在動腦筋。搞旅遊這裡還不成熟，開飯店一定要有特色。他跟我探討能否搞點綠色生態農業。這裡養了很多雞，全是散養，吃蟲吃螞蚱，在市場上都能賣出好價錢。母雞下的的蛋個個是環保綠色的，能不能也讓城裡人像熱衷到櫻桃園采櫻桃一樣上山來撿雞蛋？還有，可不可以給所養的不餵激素的豬打耳環做標記，讓人來認養。城裡的一家人到山溝里認養一頭豬，定期來看看，年底來殺綠色年豬豈不快哉？或者在電腦網絡上發照片拍購，何如？

三表姐就這樣“城鄉結合地”生活着。我在她那裡獲知很多周家後人的信息，她還幫我找到了過去太姥爺家的幾張老照片。那年我到瀋陽出差，下了火車，突然想起三表姐說過五姥爺周長武的兒子周俠在南站做生意，並告訴我，隨意打聽一個商販就能找到他。我便向一個攤亭詢問。那人連說知道知道，並很快在一個本子裡翻出周俠的電話。周俠干的是雜貨批發，生意有多大無從知曉，但人緣極好是肯定的。他儀表堂堂，為人精明爽快。說起爺爺的往事，他說：“我們不記恨，也不提這個。過去我們家可以說是為特殊教育做貢獻了，現在就讓我們做自己吧。”

60多年過去了，階級鬥爭已經隨着歷史的煙塵漸漸模糊。周家的後人們，有的已經遠走他鄉，有的還生活在原籍。他們用自己的勤勉和智慧再次富了起來，今天仍然是當地遠近聞名的富裕人家。傳說中太姥爺周春富的苛刻似乎漸漸被人淡忘，相反，他的為人厚道正慢慢被追憶起來。2008年7月，《先鋒國家歷史》雜誌的一位記者來到黃店村尋訪周扒皮。曾在周家打過短工的孔憲德說：“農忙的時候，就去幫忙，好吃好喝不說，他還得給我工錢，不給工錢誰給他干？一天的工錢能買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給你干。”孔憲德的哥哥孔憲丞在周家做過幾年的長工：“一年掙8石糧食，養活全家。”周家的老街坊，83歲的閻振明說：“周春富腰間常年捆着破布條，就知道勤儉、勤儉，然後買地。都說老頭狠，那是對兒女狠，對夥計還行，會使鋤、能扛糧就行。”黃店屯93歲的老人高殿榮，至今還住在土改時分給她的周家的三間老屋裡。她回憶起周春富時只說了一句話：“不是惡人，不霸道。”

桃曲舊事    許崇平

我插隊的陝北桃曲村，有兩戶人家，是兄弟倆。弟弟賀廷貴，貧農，一副挺不直的身板上架着似笑非笑的臉，家中零亂齷齪。哥哥賀廷雲，富農，清瘦精幹，透着一股靈氣，普普通通的窯洞收拾得窗明几亮。這賀廷雲還是村里第一把種地高手，隊裡僅有的幾塊可以條播麥子的好地，都是他搖耬播種，長出的麥苗壟又直又勻。弟弟賀廷貴好吃懶做一輩子，哪樣農活也提不起來。土改來了，賀廷雲因勤勞致富掙了幾畝地，被劃為富農。弟弟賀廷貴遊手好閒，一事無成，落個貧農的美名。

賀廷貴只有兩個女兒，沒有兒子養老送終。這件事令他痛心疾首，無奈之下，從十里外的丁塬村招了一個上門女婿。當時陝北的習俗，娶媳婦男方必須向女方付彩禮。彩禮大約是四百元左右，聽說其中一部分還必須以銀元（袁大頭）支付。這就是陝西十大怪中的一怪：城裡的姑娘不對外，鄉下的姑娘高價賣。付不起彩禮的貧寒人家，或成分不好的人家，兒子只好做上門女婿。

賀廷貴的女婿屬於後者，家裡是富農。他小名叫更令子，姓韓。當地風俗，做上門女婿的人要“賣掉”半個姓。比如更令子入贅到賀家後，要改姓賀，後面再保留自己原來的韓姓。這是很丟面子的事。讓更令子更傷心的是，結婚後雖然有了兩個兒子，但是據說在賀廷貴的調唆下，婆姨和他的關係始終不好，動不動就威脅要離婚。有一次吵鬧之後，更令子為了表示對婆姨的一片痴心和對家庭的責任，竟然用菜刀剁下自己的一截小拇指，希望以此挽救這樁婚姻。1974年，我們這些北京知青陸續離開桃曲村之後，更令子帶着婆姨離開了賀廷貴的小院子，住進我們知青曾經住過的窯洞。可是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又是一場吵鬧之後，喪失理智的更令子再一次揮動了手中的菜刀。他這次不是自殘，而是結束了這個讓他又恨又愛的女人的性命。

以前只是從書本、報紙、電影、戲劇中得知貧下中農如何苦大仇深，如何干社會主義。到了農村才知道，其實只有農民這個群體概念才是真實的，哪裡有什麼貧下中農？哪裡有什麼地主富農？這些人為劃分的農村階級成分都是無稽之談。村里一個姓張的貧農老漢，從河南逃荒而來，60多歲，滿口牙掉光後又重新長出一口新牙，剛死了第二任婆姨。村里人都說這老傢伙命太硬，克婆姨。一天在村邊等着上工，說到桃曲村在合作化之前的富裕殷實，一時興起，齜着滿口參差不齊的新牙，扯着喉嚨說：“還是單幹好呀，現在誰要是能讓我單幹，我磕一個響頭，馬上就走！”

更為浪漫離奇的是一個叫史志平的外來戶，本是延川縣的窮苦人，當年隨土改工作隊來到桃曲。他一邊忙着給桃曲村的人劃成分，鬥地主富農鬧革命，一邊忙裡偷閒看上一個富農的女兒。富農開始不願意女兒下嫁，史志平硬是用駁殼槍成就了這門親事。不過這個人倒也是個情種，不愛革命愛美人，就此解甲歸田，在桃曲村落地生根，成年累月守着婆姨，一畝地，兩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我已經記不得當時是如何介紹他的成分了，只記得窯洞裡擠滿了他和婆姨生養的漂亮後代。

桃曲村人傑地靈，頗有“儒村”風範。二百多口的小山村，居然能湊出一個戲班子（宣傳隊），吹拉彈唱，一應俱全。村裡有個戲台，晚上在明亮的汽燈下，能演出一套全本的地方迷糊劇《紅色娘子軍》，周圍十幾里的村民都來看戲。苦大仇深的吳瓊花的扮演者是桃曲村唯一的地主賀文郁的女兒虎妞。

賀文郁60多歲，留着鬍子，腦袋總是不停的擺動，後來才知道那是帕金森症。他的兩個大兒子曾經都在外面工作，因出身地主，雙雙被舉家遣返回鄉務農。兄弟倆雖然平日裡低眉順眼地勞動生活，但言談舉止間還是不同於其他人。二人是村子戲班裡演奏器樂的大腕。虎妞是戲班的台柱子。賀文郁最小的兒子小名俚太，是村里唯一在縣城上中學的孩子，後來考上大學，留在延安市工作。

到桃曲後不久，生產隊在我們借宿的村小學院子裡開了一場批鬥會。批鬥對象是賀文郁和他的婆姨。批鬥會一開始，先由大隊書記馬雲池鄭重其事地傳達公社的要求：早請示、晚匯報時拿《毛主席語錄》的姿勢要像林副主席那樣。馬雲池右手虎口握住小紅書，恭恭敬敬地放在乾癟的肚皮上做示範，看上去還真有幾分相像。接着副隊長辛全喜就從全國山河一片紅講到農業學大寨，又從農業學大寨講到全國山河一片紅，聽來聽去好像賀文郁也做了什麼貢獻似的。村里人在太陽底下都聽得昏昏欲睡，只有地主分子賀文郁在中間搖頭晃腦帕金森地站着。他的婆姨則早已坐在了地上，四周爬滿了一圈孫兒孫女。大約一個小時後，辛全喜的車軲轆話不知轉了多少圈，總算累了，於是隊長賀振國宣告收工。地主婆姨爬起來，拍拍滿身的黃土，在孫子孫女簇擁下回家。

賀文郁沒走，掏出旱煙袋，朝別人借個火，坐到剛才隊長的位子上，悠閒地抽上一袋。村民走過來，走過去，對賀文郁該叫叔的叫叔，該叫爺的叫爺。維繫中國社會幾千年的封建禮教、宗法制度又一次戰勝了階級鬥爭觀念。我在桃曲插隊三年，印象中只開過這麼一次批鬥會。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我懷疑就這一次還是為了做樣子給北京知青看的。

桃曲有52戶人家，除了馬史范辛蘭張各姓各有一戶人家外，其餘都姓賀，是一個典型的自然村落。地處偏遠，古風依舊，賀氏家族嚴格按照輩分取名字，次序井然。當地習俗，隔輩就可以開玩笑，孫子輩可以拿爺爺輩開涮。村里輩分最大的是賀永福兄弟五個的老爹，當時大約70多歲，羅圈腿，雙手各柱着一個拐杖，走起路來像一條划槳的破船，全村男女老少（除兒子兒媳）都拿他開玩笑。外姓人可以隨便和任何輩分的賀姓人取鬧，“問候”他們的親人，但絕對不可對姓賀的人說“我日你先人”，那可犯了大忌，就像掘了他們姓賀的公共祖墳。我們也是遭了很多次白眼之後才知道賀姓的先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哪怕意淫也是不可以的。

暴力土改及其原因    楊奎松

據1950年春的新華社《內部參考》，河南省一些地方的土改頗為極端，搞四追（追親戚、朋友、佃戶、狗腿子）五挖（挖夾牆、地洞、糞坑、竹園、稻垛）。幹部權力無邊，為所欲為，動輒打罵，僅一個多月就打死、逼死人命30余條。蘭封縣瓜營區20天內接連逼死7人。該區區長某日到村上開群眾大會，一區幹部看到有位中農在家裝麥子，便懷疑是地主乘機偷偷隱藏麥子，遂將其拖到會場。區長當場打耳光，並揮槍威脅。七八個區幹部見狀，也動手亂打。有的幹部甚至用槍托亂搗，以致意外走火，當即打死了坐在台下的村農會主任的母親。考城城關區未營村佃戶宋二妮，一向表現積極，被人誣告是地主走狗，該區副區長不加調查就在群眾大會上指名大罵。其子要求為父申辯，該副區長大發雷霆，將其趕走。宋之子回家後憤而自殺。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特別是10月間志願軍入朝作戰，對中國政治產生了巨大衝擊。陶鑄後來說：中共中央過去主張土改要溫和一點，那是因為戰爭沒有了，搞得太激烈了社會震動太大，不利於統戰。現在抗美援朝戰爭打響了，戰爭的震動那樣大，我們正好可以着手解決國內鎮反和土改的問題了（不用擔心動靜弄得太大）。10月中下旬以後，毛澤東開始放手在全國推動鎮反。11月，毛又全力督促廣東、廣西、福建等省立即開展全面的土改鬥爭。
　　中共華東局一向注意反對左傾偏向，這時也開始強調放手。於是，江浙各地土改中迅速出現亂捕、亂鬥、亂打傾向。蘇南奉賢、浙江嘉興等地都有被吊打、罰跪的情形，或把大批地主看管起來。無錫一縣遭跪、凍、打的有872人，青浦縣龍固區幾天裡就打死17人。奉賢縣5個區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打的13人，被捆綁的18人，被剝光衣服的80人，每個人都受多種體罰。宜興縣強迫鬥爭對象跪碗底，把貓放入鬥爭對象褲兜里，剪掉婦女的頭髮和眉毛。常熟縣還發生了割掉被斗婦女乳頭的事情。蘇南各縣（市）土改期間召開村或聯合村鬥爭會16841次，鄉以上鬥爭會13609次，鬥爭人數達28234人。蘇南區土改期間，僅鬥爭會上就打死了幾十人，並造成293人自殺。

西北局因為有1947年土改過火的教訓，加上西北地區不少地方沒有地主，因此一直也比較謹慎。這時也出現了幾乎相同的情況。平利縣四區雙河鄉對地主、富農、中農以及工商業者40余戶進行了全面清算和罰沒，連茶缸都不放過。長安鄉王曲區鬥爭地主富農，打、跪、拔鬍子、脫衣服已成習慣。據渭南縣九區一市統計，土改幹部亂施刑罰，疲勞審訊逼供，逼死地主7人，普通農民15人，富農、小商販、幹部及小土地經營者各一人，造成上吊、跳井、自刎81人。鎮安縣分了富農的土地，竹林管區徵收了半地主式富農的自耕地。石泉縣7個鄉鬥了43名舊保甲人員，並把他們和地主集中起來強制勞動。南鄭58個鄉，半數地主成分者被打，自殺了96人。安康縣懲治地主661人，管制357人，自殺82人。紫陽縣一度將地主幾乎全部管制起來。

和華東、西北相比，中南局明顯走得更遠。它一上來就明確提出：此前的土改試點地區普遍因為防左、糾左太多而存在着“和平土改”的偏向，造成了嚴重的“夾生飯”現象，因此必須讓幹部了解，土改不是單純分田和得到經濟果實，土改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土改後的農村真正成為新民主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的鄉村”。為此，不能束手束腳，“不要過早和過分地強調防左”，不要讓群眾感覺規矩太多，對真正群眾大動起來發生的過火行為，不應潑冷水。總之，要搞“鬥爭土改”，“放手發動群眾，掀起一個大規模的農民反封建的革命運動”。 
　　由於公開強調要敢於放手，並尖銳地提出了反對“和平分田”，中南各省黨政部門層層貫徹，一些一直感到束手束腳的基層土改幹部，尤其是軍隊和農民出身的土改幹部，自然容易變得十分激進。湖北潛江重點鄉李家大台、紫月兩村，共413戶，工作隊進駐後，硬是劃了64戶地主，69戶富農，地富合計占總戶數32.2%。他們還將這幾十家所謂的地主（其中多戶實為富農）掃地出門，迫使其全家外出討飯求生。其他的富農（實為中農和貧農）亦多被剝奪財產，只是沒有被逐出家門而已。漢川縣土改工作團亦大張旗鼓地鬥地主、打惡霸，全縣土改、鎮反先後殺了數百地富及反革命分子。其做法之簡單激烈，導致了普遍的恐慌情緒，許多並無多少劣跡的地主富農，甚至一般農民，紛紛自殺。十一區3個多月有37人自殺身亡，三區亦在同樣時間裡自殺了31人，且多為女性。

中原各地陸續開始土改之際，四川省尚處在退押反霸鬥爭中。雙流縣1951年初的兩個月就槍斃了497人，141人（73男，68女）因恐懼被斗、被逼而選擇自殺。郫縣頭兩個多月槍斃了562人，222人以自殺相抗。不少地主甚至捨命不舍財，寧願全家自殺也決不肯拱手交出財產。雙流縣自殺的141人當中，捨命不舍財的地主就有63人之多。隨着土改開始，一些幹部更習慣性地把上級號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為一個“打”字，“因而在鬥爭中產生放任、暗示和組織打人的情況”。“有的還帶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陽奉陰違，報喜不報憂，在賠罰、鎮反、劃成分等各個環節上交待政策、分別對待不夠。有的地方經領導上具體指出來的問題，亦未實際的去做，因而在各個環節上死了一些人，結果大多報為畏罪自殺。”營山縣30%的村子發生了吊打和肉刑，全縣被劃地主多達3760戶，其中自殺了261人（總共自殺301人）。榮昌縣七區4個鄉，54個村，共劃地主663戶，3376人。區領導自土改開始，便放手組織亂打亂吊。14村共劃中小地主15戶，打死15人，平均每家一個。土改幹部林成雲在鬥爭大會上甚至用刀割斷了被鬥地主的脖子，眾目睽睽下當場將地主殺死。由於地主成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詞，一些農戶得知被劃為地主後，竟絕望自盡。有地主生怕被斗，硬被拉到鬥爭會場後，即當場以頭撞柱而死。僅這幾個鄉地主富農就自殺了96人（男39，女57），當場斗死16人（男9，女7）；鬥爭後幾天裡又病死、餓死了66人（男42，女24），加上關押致死的12人（男8，女4），總共死了190人（男98，女92）。
　　廣東東江惠陽縣潼湖區欣樂鄉土改伊始就亂打亂吊地主，亂挖底財。該區發明了20種吊打人的方法來逼底財。5月30日至6月5日6天中，打死6人，逼死13人。增城鬥爭地主中實行吊、打、綁、埋（埋至頸）、關5種辦法，還動用火刑，強迫農民簽名參加吊打，否則不分果實。惠陽縣因此自殺了199人。僅5－8月間，北江地區就造成614人自殺。潮汕專區則造成755人自殺。興梅專區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202人。全省5－8月連打死帶自殺，共死亡4000人左右。東江地區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開始的幾個月時間裡就鬥爭了5698人，其中地主成分者2567人，富農成份者1047人，鎮壓了其中的3642人，另有2690人因絕望和恐懼自行了斷生命。

對於已經如此激烈的土改運動，中南局仍批評土改太和平了。經中共中央同意，陶鑄等被調到廣東，撤換了“在農民問題上犯了右傾錯誤”的華南分局領導人方方，並從各地補派了1000名土改幹部。新一輪土改從1952年春夏開始，幾個月時間就造成了更大範圍的傷害。大批過去多少受到保護的華僑被打成地主、富農，許多人被剝奪了財產。惠陽潼湖區欣樂鄉又捉地主100人，使用肉刑打、吊、焗煙、灌水，用木棍自胸至腹碾出大便。博羅有用小蛇、大螞蟻裝進地主褲襠，還有吊乳頭、熏煙火、坐水牢、睡勒床、點天燈、假槍斃等刑訊方法。東莞290人自殺，230人是地主成分。僅恩平一縣，在這一輪土改中因重劃階級就多劃了地主1039戶，按政策標準等於錯劃了將近三分之一，也因此錯斗1173戶，2179人，錯捕了486戶，553人，被吊打138戶，278人，因錯打、錯捕、錯斗、錯管制致死122戶，236人，錯戴帽子213戶，401人，並導致830人自殺，其中地主達570人，富農108人，有的全家7口全部自殺。另據華南分局通報，從2月3日至3月6日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裡，因為殘酷吊打，一度竟造成805人自殺的慘劇，全區這段時間先後自殺了1165人。在這一階段土改運動期間，廣東全省農村不算被鎮壓的，光是自殺就死了17000人之多。

類似的情況在各地檔案中有太多的記載，僅此即不難看出，1950年，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以後開始的南方和西北地區的土改運動中，過度暴力和對富農的嚴重傷害，絕不是偶發的和個別的。 值得格外注意的是，針對地主富農的這種打擊越多，中共基層黨政部門看到的來自地主富農分子的敵意、反抗和報復也就越加明顯和激烈。這種情況反過來也就越發促使中共多數地方領導人高度警覺，絕不相信地富喪失了財產和地位，就應該給其與一般人一樣的待遇，而中共地方實際工作部門的意見，又足以改變中共中央的看法。

1951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鑑於各地土改走向尾聲，開始從恢復經濟和統戰關係的角度，考慮對多數已經接受了現狀的地主適當採取羈糜政策，並據此發出了一個關於土改後安置地主就業的指示。要求各級幹部在土改完成的地區，勸說農民“主動地向那些表示服從的地主和緩一下”，“以便爭取多數地主參加勞動，耕種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維持自己的生活。對於地主階級中的知識分子或有其他技能，可能從事教書或其他職業者，應允許他們從事其他職業，或分配教書工作給他們。對於確實沒有農業勞動力，而能作生意者，可以允許他們作生意。”要讓他們了解：“他們的底財，可以允許他們挖出來，投資生產，不再沒收。他們以後生產所得，不論多少，均不再沒收。”只對那些有勞動力，能從事農業勞動，又無其他職業者，應強制他們勞動，不允許他們遊手好閒以討飯為生。對於那些繼續頑抗的地主，除應繼續鬥爭外，“亦可把他們編成勞役隊強迫他們勞動”。

這一指示沒有得到各地的擁護和響應。相反，各中央局對向地主表示緩和的作法多不贊成。他們深信遭到土改嚴酷打擊的地主分子，絕不會安分守己，多半都會懷恨破壞或反攻倒算。華東局因此提出了一個與上面的指示完全不同的管制和改造地主的文件，稱：“在土地分配已經完成的地區，為了防止地主反攻復辟、竊取農民的鬥爭果實，繼續壓迫農民，必須對他們提高警惕，並嚴格地進行管制，不能稍有麻痹懈怠。”“在對地主管制期間，應強迫他們參加勞動和經常對他們進行政治教育同時並進。鄉人民政府和鄉農民協會，應近期按期召集地主訓話，檢查其勞動改造及遵行管制規定的情形。”只有“對確實長期安分守法積極勞動並較一般地主表現為好的個別地主”，可以“酌情縮短其管制期限”。對於華東局的這一文件，中共中央亦不能不表示贊同，並轉發各地參考執行。
　　來自地方上的這種報告看多了，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看法也很快就變過來了。只過了將近一年半，中共中央就根本改變了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並且開始修正原定地主勞動滿5年、富農不剝削滿3年就可以給他們公民權的決定，強調對地富恢復公民權利問題，“根據各地區不少地富的破壞活動及抗拒政府法令的行為看，目前似不宜做統一的明文規定”，只可個別試點。毛澤東後來甚至根本反對輕易給地富分子摘帽子。他說：“過去規定摘地主帽子一般是三五年，現在看來，恐怕要到三十到五十年。”劉少奇解釋說：因為蘇聯過去是把地富都驅逐了，而我們沒有這樣做，還和地富在一起，因此如果界線劃不清會很危險。　　　　　　　　　　　

中共土改對地主富農簡單一刀切的做法，並不純粹來自於意識形態，它很大程度上與中共的現實考慮相關聯。中共早期的農村政策，只把矛頭對準土豪劣紳和大地主階級，並不主張反對小地主。大家都清楚，小地主生活亦苦，也受帝國主義、軍閥和大地主的壓迫，故相信從統一戰線的角度應當聯合小地主，共同反對土豪劣紳和大地主階級。1927年中共明確提出土地革命的方針，宣布“無代價地沒收地主租與農民的土地”時，仍公開承諾“屬於小地主的土地不沒收”。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後，對小地主的這一政策改變了，因為要發動農民跟隨共產黨，必須給農民好處，而中國南方許多地方沒有大地主，只能拿小地主開刀，因此就再不提區別大小地主的事情了。
　　抗戰期間，中共因為放棄了土地革命的政策，改行減租減息和三三制，有了許多開明士紳的統戰對象。因此，當1946年中共中央不能不再行土改之初，就又一次突出強調其區別的問題。《五四指示》中就明確提出了“對待中小地主的態度應與對待大地主、豪紳、惡霸的態度有所區別”的具體辦法。1947年2月1日，毛澤東也重申了這一政策，要求“對於一般的富農和中小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和土地改革後，應有適當的出於群眾願意的照顧”。但這一政策因無法滿足眾多無地少地農民的願望和需要，在1947年4月之後實際上被負責土改工作的劉少奇放棄了。從1947年10月頒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到1950年6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都不再有區別大小地主的提法和政策。

補白：老先生朱某，有一手好毛筆字，常有大、小隊幹部請其寫標語。老先生來者不拒，分文不取。文革中，老先生也光榮地受到了衝擊，在交代了曾傳授過孔孟之道，打過學生手心後，也就罷了。不過老先生從此更加小心翼翼，謹慎做人了。

一造反派小頭目要老先生為一改造低產田工地寫一標語牌，內容是“立下愚公移山志，定叫低產變高產”。先生欣然為之，小頭目在一旁看着。不知是由於緊張還是大意，先生竟寫下“立下愚公移山志，定叫高產變低產”。老先生驚出一身冷汗。小頭目說：“沒事，我藏起來，不讓人知道，你重寫。”老先生千謝萬謝，重寫一幅。以後，每逢該小頭目想要打牙祭，就對老先生說：“你別怕，那東西我藏着呢。”老先生即稱肉打酒，招待一番。

                                        海  安

斗屍記    尹曙生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發出通報，批評青海省湟中縣李家山公社新莊大隊四清工作組違法亂紀，組織群眾對已經畏罪自殺的黨支部書記馬××的屍體進行批鬥，造成了極大的恐怖氣氛，引起群眾反感，影響到四清工作的進行。

當時我在青海省湟中縣四清工作總團多吧分團政法組工作。一天，接到省委政法領導小組秘書答國棟的電話通知，說西北局政法組組長張之軒要到西寧來了解湟中縣批鬥屍體的事，要我迅速去調查，寫一個詳細的書面材料，火速送到省委政法領導小組。接到指示，我不敢怠慢，騎着自行車來到李家山公社新莊大隊，用三天兩晚，將全部情況了解清楚。

新莊大隊共有1900多人。大躍進期間，一些大小隊幹部作風十分惡劣，打罵欺壓群眾，百姓苦不堪言。全大隊餓死500多人，有6戶人家死絕（5戶地富，1戶中農），幹群關係十分緊張。四清工作組進村前，民兵連長和一個生產隊長自知問題嚴重，外逃，下落不明。

四清工作組共7人。組長仲××，是湟原縣某公社的黨委副書記。隊員6人，其中3人是剛從大學畢業的學生（一位女生），都不是青海人。其他3位，一位是該公社的路姓秘書，一位是姓方的農林廳幹部，一位是駐軍部隊的沈排長。

工作組進村後，通過一個多月訪貧問苦、紮根串聯、組織貧下中農階級隊伍，多數四不清幹部在刑訊逼供批鬥下低頭認罪，願意退賠貪污受賄、多吃多占的糧食和錢財（實際是空頭支票，根本退賠不出來），唯有支部書記馬××被批鬥了十幾次，始終不認罪。為了鍛煉3個大學生的實際工作能力，仲組長下令，把馬××交給他們，要他們想辦法攻下這個頑固堡壘，並明確表示，不管使用什麼手段，只要能使他低頭認罪就行。“如果你們攻不下這個堡壘，就說明你們無能。他不交代自己的罪行，必要時可以動武。你們自己如果不願意親自下手，可以找民兵協助。”

可是這3個大學生怎麼也下不了手，磨破嘴皮，馬××就是不認罪。堡壘攻不破，大學生們束手無策。仲組長嚴厲批評他們思想右傾，他要親自示範給他們看。馬××被叫來。馬辯解說：“我有錯，但是沒有罪。刮共產風，扒房子，沒收社員家裡的東西，反瞞產私分，搜社員家糧食，把社員家裡鍋碗盆勺拿走，強迫吃食堂，都是根據縣委部署，在公社幹部督促下干的，不干不行。大隊餓死那麼多人，我心裡也很難過，可是沒有辦法，糧食被國家調走了。1960年我們大隊有3個生產隊連種子都沒有，地也沒有種，哪有糧食給社員吃？食堂只好停伙。餓死人主要在那時。我向公社反映多次，要求發放救濟糧，可是公社書記叫我到社員家搜，說一定能搜到糧食。我們搜了十幾家，一粒糧食也沒搜到，然後就不搜了，公社書記還罵我無能，要打我的右傾。多吃多占我確實有，作為共產黨員，是很不應該的，這是我自私自利的表現，可是不這麼幹，我家裡人也要餓死。”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仲組長走上前去，斥責道：“你貪污盜竊還有理！”說着狠狠抽他兩個耳光，踢了他一腳，將他踹倒在地。馬××的鼻子被打得流血不止。仲組長又叫民兵把他反捆起來，拉到外面罰跪5小時後才讓他回家。

3個大學生目睹了仲組長的厲害，可馬××仍然沒有認罪。仲組長想，看來要攻破這個堡壘，只能藉助那些受到過他迫害的群眾了。

1964年11月19日，工作組在大隊部召開全體社員大會，進行憶苦思甜。社員自帶小板凳坐着，地富反壞分子跪在一邊，四不清幹部站在另一邊，工作組成員面對群眾，圍繞一張大桌子坐在長板凳上。這是仲組長設計的場面。

工作組事先確定了6個訴苦社員。已有3位社員訴說解放前受馬步芳家族剝削、壓迫的苦，但是台下社員反映平淡，沒有共鳴。接着，一位叫韓有祿的社員上去訴苦，說1948 年他才15歲，被馬步芳軍隊抓去當壯丁，他不願意，被捆綁吊打，吃盡苦頭。1949年春天在蘭州和解放軍打仗，腿上中了三顆子彈，被俘虜。是解放軍治好了他的腿，還發了路費讓他回家……

韓有祿還沒有訴完，一位叫李秀英的女社員站起來，走到他跟前，打斷他的話：“你那也叫苦？不就是被馬匪捆去當兵，差一點被解放軍打死，那算什麼苦？你下去，聽我訴！”社員對前面幾個人的訴苦不感興趣，聽李秀英這麼一說，跟着起鬨：“對，你下去，讓李秀英訴苦，她家苦大仇深。”

李秀英不是工作組指定的訴苦人。出現這個場面，工作組員一時不知如何辦，怕她訴錯了苦。他們都看着仲組長，等他表態。仲組長也感到今天的訴苦會效果不理想，沒有把群眾情緒調動起來，於是揮揮手說：“好！李秀英，你訴吧。”

李秀英說：“1960年2月，我家5口人餓死3口，公公婆婆和丈夫。我丈夫餓死在水利工地，屍體也沒見着。公公婆婆得浮腫病，臥床不起，不能下地勞動。馬書記說不勞動就不給飯吃，結果3天就餓死了。我和女兒拖着浮腫的腿去拼命幹活，一天才給二個糠饃，一碗像水一樣的拌湯。記得是2月29日那天晚上，我實在是餓急了，想到大隊食堂偷饃吃。走到食堂，隔着窗戶看到馬書記和幾個幹部正在吃烙饃，還有炒雞蛋。我聞到香味，心想，無論如何也要偷個饃回去讓我女兒嘗嘗。她已經20歲了，一年多沒有來月經，乳房乾癟，像個男娃。我死了不要緊，要讓她活下去，不然將來誰給我們上墳？我看到炊事員離開伙房，去給大隊幹部上菜，就趕緊溜進去。我看見鍋里有一個大饃，足有半斤重。我拿起來狠狠咬了一口，逃出伙房。剛走到門外，看見馬書記出門解小便。我一慌，絆了一跤，跌倒在地。馬書記問誰。我說是我，李秀英，迅速把烙饃揣進破棉襖里。馬書記走到我跟前問，你來幹什麼？我說我餓了，想討點吃的。這時炊事員在伙房喊：誰把大饃偷去了？馬書記問我，是你偷的吧？跟我來。我跟他走進炊事員的住房。馬書記把門關上，對我說，大饃就在藏在你棉襖里，你把棉襖給我脫下來！我馬上跪下，給他磕頭求饒，對他說，馬書記，放了我吧，我和女兒一年多沒有吃過大饃。馬書記說，要吃大饃可以，把你那尕丫頭叫來陪我睡一晚，明天早上讓她帶一個更大的饃給你。我說我那尕丫頭腿腳都浮腫，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你就饒了她吧。如果你不滿意，我願意陪你睡覺。馬書記說，你把衣服脫下讓我看看。我站起來，把大饃拿出來，解開破棉襖和裡面破褂子紐扣，敞開胸膛讓他看。馬書記問，你的奶子呢？我說吃不飽飯，癟啦！我尕丫頭和我一樣。馬書記又叫我把褲子脫下來讓他看。我照辦了。他上、下打量一會，看我瘦得不成人形，不想和我搞，也知道我女兒跟我差不多，放棄姦污我母女的企圖，用穿着大頭皮鞋的腳踢了我一下，罵道：滾！誰稀罕你的臭屄。我連滾帶爬回到家。女兒見我那狼狽不堪的樣子，說媽你挨打了吧？我叫你不要去，你不聽，沒偷到東西，還挨了打。我摸摸胸口，那塊烙饃沒有帶回來，放聲大哭起來。這就是我的苦，我的恨。”

說到這，她走到馬××跟前，指着他的鼻子問：“馬書記，我沒有冤枉你吧。要不是我餓得不像樣子，那天晚上你能放過我嗎？我們全大隊多少女人被你搞過，你說說！”

李秀英邊說邊哭，全場不少社員跟着她哭。馬××低着頭，不敢正眼看她，身子在發抖。這時，一個衣衫襤褸的漢子，站起來走到馬××跟前，揪住他的衣領，把他拉到會場中心，罰他跪下，他不跪，就狠狠踢他，踢的很重，他“哎喲”一聲，終於跪下了。仲組長站起來說，大家可以對他批鬥，但是不要打人。

李秀英看見馬××跪在她跟前，不打不罵也不踢，而是看着他。過了幾分鐘，她突然蹲下身，手伸進馬××的腰間，雙手使勁一拽，將他褲腰帶拽斷，右手伸進馬××褲襠里，並大聲罵道：“我要看看你的騷毬咋就那麼壞！”話音剛落，馬××慘叫一聲，歪倒在地。後來法醫進行屍體檢驗時發現，馬××的睾丸碎了，無疑是李秀英在訴苦會上捏的。

這時仲組長命令工作隊員將李秀英拉下去。參加會議的社員有人帶頭喊口號“打倒馬××！”有人上來繼續控訴馬××，說他裝蒜，命令他跪起來，不准躺在地上，並用腳踢他。仲組長終於意識到，如果不停止開會，馬××有被當場打死的可能。於是他站起來說：“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明天下午繼續開。”又故意提告嗓門對馬×× 說：“馬××，你聽着，回家後好好準備，明天徹底向貧下中農交代自己的罪行。你只有把自己的罪行徹底向群眾交代清楚了，求得群眾諒解，才有出路。”

群眾散了，工作組員走了，馬××卻躺在地上不能動彈。仲組長叫一位社員通知馬的家人，將他攙回去。第二天早上，一位社員早起出去挑水，發現馬××吊死在昨天開會會場旁邊上的一棵榆樹上。憤怒的群眾並不因為馬××自殺而善罷甘休，要求繼續對他進行批鬥。尤其是那些餓死人的家庭，批鬥馬的要求更強烈。他們找工作組說，如果不答應，以後就不參加任何會議。

仲組長召開工作組員開會，討論如何辦。3個大學生堅決反對斗屍體，軍人和農林廳幹部不表態，只有公社秘書贊成。仲組長說：“如果我們不答應群眾的要求，就會挫傷他們的積極性，下一階段對敵鬥爭就很難開展。再說，馬××確實是混進黨內的壞人，全大隊餓死那麼多人，他要負主要責任。他生活腐化墮落，亂搞女人。這樣的人死了活該，不值得同情。我們要堅定地站在貧下中農一邊，這可是階級感情問題啊！”

但是屍體該如何批鬥呢？仲組長說：“開會時我們工作組派兩個人把屍體扶起來站着，讓社員批鬥。誰願意扶屍體？”誰也不說話。仲組長說：“小沈、小路，你們兩個人負責扶屍體。”仲組長知道那3個大學生是肯定不會幹的，只好叫他們倆。

沈排長不願意，但是他不直接說，而是找藉口拒絕：“現在階級鬥爭這樣尖銳複雜，要防止敵人狗急跳牆，報復我們。工作組只有我一個人有槍，我要保證大家的人身安全，所以讓我扶屍體不合適。”小路接着說：“要工作組的人扶屍體不太好。斗屍體是群眾要求的，應當由他們選兩個年輕人來幹這件事。”3個大學生隨聲附和。仲組長改變主意，決定選兩個苦大仇深的群眾來干。

人選好了。仲組長找他們談話，說明幹這件事的重大意義，並告訴他們，每人發1瓶白酒，開會前喝，以便壯膽。開會那天，會場戒備森嚴，派民兵把守，不准隨意中途退場。儘管是群眾要求批鬥屍體的，但是真正開批鬥大會時，許多人卻找藉口不來。工作組派人催了好幾次，有些人仍然沒有來，來的人也都儘量坐在後面。

隨着仲組長“把死不改悔的階級異己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反革命分子馬××拖出來批鬥”一聲令下，兩個年輕社員從羊圈裡把馬××屍體拖了出來（馬死後屍體一直放在大隊羊圈裡），花一分鐘時間將屍體扶起站立。絕大多數社員不敢正面看，低着頭，有的用眼睛掃視一下，馬上離開。有的社員悄悄站起來，弓着腰，想溜走，被民兵擋回。兩個喝過酒、臉色通紅的扶屍體的人，一邊一個站着，抓住馬××的胳膊，保持平衡，都把頭扭向一邊，不敢正面看馬××的尊容。工作組唯一的女大學生，一直在看自己的手心，不敢看屍體。

屍體批鬥會原計劃開一個小時，4人發言，每人15分鐘。可前面兩個發言人，每人只用了5分鐘，而且站得離屍體比較遠，不敢看屍體，而是對着群眾講話。第三個人上去批判時，剛開口講話，扶屍體的人失去平衡，兩人都摔倒了，屍體還壓在右邊那個人身上。只聽一聲慘叫“救命啊”，兩個人爬起來拔腿就跑。整個會場立即像炸了鍋一樣，社員群眾都驚叫着奮不顧身逃離會場。有幾個民兵試圖阻攔，被推倒在地。仲組長站起來大聲喊道：“大家不要走，肅靜！”可是誰也不聽他的，只幾分鐘，會場上只剩下跪着的四類分子和站在一邊的四不清幹部。批鬥會在混亂中收場。

兩個扶屍體的社員由於驚嚇，當晚發燒，被送到公社衛生院治療。回家後精神恍惚，半個月後才恢復正常。我在調查時曾單獨問他們為什麼願意扶屍體，為什麼倒了，為什麼害怕。他倆說：他們根本就不願意幹這件事，家裡人更不同意他們干，可是群眾選他們，仲組長找他們談話，不干不行，不干就是和階級敵人劃不清界限。沒辦法，是硬着頭皮幹這件事。由於多年沒有白酒供應，事前每人喝下半斤白酒，感到頭重腳輕，站立不穩，加上害怕，手腳抖擻，所以就倒下了。聽老人說，人死了不安靜就會詐屍，所以倒下後，害怕極了，趕快逃跑。回家衣服全被汗水濕透了，然後受涼發燒。

從當天夜晚起，再沒有人敢從批鬥屍體的場地經過。晚上社員家早早關門閉戶，工作組通知開會也不去。四清工作陷入停頓狀態。李秀英害怕，回娘家去了，筆者調查時，沒有見到她。

馬××死時43歲，祖輩都是僱農出身。他從15歲開始就給化隆縣的一個大地主家當沙娃（淘金沙的工人）、當長工。1948年被馬步芳部隊抓去當兵，忍受不了軍官打罵，兩個月不到就逃到果洛一個佛教寺廟打雜。青海解放後，馬回到家鄉，積極參加土改，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積極分子，1952年入黨（新莊大隊最早發展的三個黨員之一），先後擔任過互助組長，初級農業社副社長，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副大隊長。他沒有歷史問題，是當時共產黨農村工作的依靠對象。

隨着大躍進運動的失敗，工農業生產逐步恢復，大家開始思考一個問題：過去幾年噩夢一樣的日子是怎麼發生的？由於長期推行左傾路線，從農業合作化開始，農村逐步形成了一股新的惡勢力。許多基層幹部逐漸蛻變為農村新的惡霸，在上級政權和政法部門的支持下，多吃多占，為非作歹，欺壓百姓，逼死人命，有的甚至比舊社會的地主、惡霸還要壞。這幫人是中共農村工作的積極分子，沒有他們，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是搞不起來的。現在出了這麼大亂子，死了這麼多人，群眾非常憤恨，以至於在四清運動中老百姓斗這些農村幹部就像土改時鬥地主一樣。 

為了啟發農民的階級覺悟，當時工作組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在社員中開展憶苦思甜活動。憶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可是，在開展這項活動中，幾乎每一個工作組都遇到同一個難題：社員不憶舊社會的苦，而是憶大躍進以來受到的種種苦難。為了做好準備，有時工作隊員事先要教社員如何憶苦思甜。可是他們一走上前台，說着說着就聯繫到大躍進，幹部是如何打他們的，家裡人是怎麼餓死的，說着說着就泣不成聲。這時，如果原來的幹部在場，只要有一個社員喊一聲他的名字，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腳踢，誰也制止不了，憶苦思甜會變成武鬥會。許多幹部恐慌絕望，只好自殺。湟中縣公安局事後統計，該縣在四清運動中有349名幹部自殺，包括16名脫產幹部。到1966年上半年，青海省13個縣開展的四清運動中，有1700多名幹部自殺，其中縣、社幹部45人。

筆者參加了四清運動的全過程，從1963年秋天青海省第一期四清運動試點單位湟中縣平安公社開始，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撤銷四清工作團結束。筆者看到，當時青海省農村的實際狀況是：雖然人口大量死亡的現象得到遏制，但是農民人均口糧只有200斤（原糧），普遍吃不飽飯，穿不上衣，牧民吃不上肉，喝不上奶，吃不到酥油糌耙。家家戶戶一貧如洗，不少人家牆倒屋塌，難避風雨，連鐵鍋和切菜刀都沒有，只能用土瓦罐煮食物。人人衣衫襤褸，蓬頭垢面。十幾歲男孩夏天光腚，女孩沒有遮羞的衣服，不能出門。

四清工作隊員沒有下鄉之前，不知道農村實際狀況，下去後才知道農民實在太窮了，農村生活實在太苦了。工作隊要求每個隊員必須執行八條紀律，比如工作隊員不准帶吃的、喝的，不准下館子，要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違者一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同住、同勞動問題不大，同吃就意味着挨餓和得浮腫病。在試點單位湟中縣平安公社，省委書記、省長王昭以身作則，住在一戶叫劉維金的貧苦農民家裡。兩間破屋不能遮風雨，還是工作隊出錢維修了一下，勉強住進。王昭早晨吃的是土豆、白開水，中午吃的是發了霉的青稞面饃（缺燃料，蒸一次饃吃十天半月），晚上是乾菜泡後用水煮，然後撒一些雜麵，成了雜麵糊，調料是干辣子面。王昭有糖尿病，警衛人員怕他吃不消，想單獨給他弄點吃的，他堅決拒絕，結果一個月不到，得了浮腫病，糖尿病也加重了，不得不到醫院治療。這一期四清運動中，先後有幾十名隊員得了浮腫病。有的隊員實在餓極了，偷着吃餅乾，怕被人發現，夜裡藏在被窩裡吃，有的隊員偷着到平安鎮下館子。可是再保密也有疏漏，被發現就倒霉了。在300多名工作隊員中，有7個人因違反紀律被雙開，還有一位因經常挨餓，一次吃土豆吃得太多，導致胃擴張，又未得及時治療，被撐死。

補白：1969年冬和平公社召開清理階級隊伍動員大會，公社革委會副主任彭學良發表演說：“我們不但要抓面上的階級敵人，還要清查暗藏的階級敵人。我們縣就藏有國民黨的特務。昨晚我在收音機里聽到台灣播出的消息，我們奉節兩派武鬥的事台灣就一清二楚。這足以說明我們這裡有國民黨特務在給他們提供情報……”

彭學良的演說還沒發表完，下面就響起了呼喊聲：“彭學良偷聽敵台，是現行反革命，罪大惡極！”動員會立即變成了鬥爭會。

文革初，奉節有兩大派群眾組織。一派喊的口號是“保衛革委會”，因而叫“保派”。另一派喊的口號是“砸爛偽革委”，稱“砸派”。兩派勢不兩立。彭學良系砸派頭目，被整下台的保派當然不甘心。這次抓到了彭學良的尾巴，自然不會鬆手，對其狠批狠斗，既觸及靈魂又觸及皮肉。區公安特派員原屬保派，聽到報告後說，彭學良不僅偷聽敵台，更嚴重的是當眾擴散敵人宣傳內容，實屬現行反革命罪犯，主張扭送縣司法機關，以現行反革命罪論處。但彭學良得到縣裡掌權的砸派朋友保護，只給以撤職交群眾批鬥了事。但他那頂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直戴到文革結束。   陳宗培

五字勾魂    楊  傑

王緒祥是我的同學。小學時我們同在保山縣一小，我一班，他二班。中學時我們同在保山一中，他86班，我87班。緒祥身材高大，比我整整大一號，勞動課上一個頂仨。他還一直是學習標兵，成績優異。這樣品學兼優的學生，打着燈籠也難找。老師們都很器重他，同學們都尊重和信服他。

王緒祥的父親是上海人，多年前定居保山，是保山最有名的裁縫，家庭成分是工商業兼資本家。1966年夏，血統論的狂風迅速從北京吹到邊地保山。王緒祥的入團理想破滅了，進京接受毛主席檢閱的紅衛兵代表身份也沒他的份，紅五類同學還逼迫他背叛自己的家庭。

他不僅連見都沒有見過自己的“資本家”爺爺，更沒有從他那裡得到過任何好處，憑什麼要為爺爺背黑鍋還債？他想向尊敬的老師訴說委曲，可這時老師們也都面臨着被批鬥的局面，個個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

我們校園裡有個儲水池。那幾天工人在水池邊堆了一堆石灰，準備粉刷牆壁。心情極為苦悶的王緒祥吃完飯之後到水池去洗碗，看周圍沒人，拿起一塊石灰，在水池旁邊的水泥路面上寫下“打倒毛主席”五個字，然後離去。

很快有人發現了這條反標，並迅速報告了校領導。公安機關來人偵破，讓每個師生、工友都書寫了“打倒走資派，保衛毛主席”十字，其中包含了“打倒毛主席”五字。沒費多大週摺，王緒祥被捉拿歸案，關進監獄，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送去勞改。不久，學校接到公安機關的通知，說王緒祥病死獄中。

倪柝聲的絕筆    頌  恩

倪柝聲牧師，福州人，1903年11月4日生。倪柝聲與王明道先生、楊紹唐牧師和宋尚節博士同屬對現代中國教會影響深遠的人。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是神為大陸弟兄姊妹預備的一爐煉金的火。倪師母張品惠姊妹是我的姨婆，畢業於燕京大學生物系，一直是倪牧師的賢內助。公公倪柝聲牧師入獄後，她也曾一度入獄受審，出來後仍一直受監視。文革中因為公公的緣故，她被打成反革命，受到非人折辱。婆婆身體很不好，有非常嚴重的高血壓和心臟病，但自始至終她一直堅定仰望主，“像羊被牽到宰殺之地，在宰羊的人手下默默無聲”。

1966年夏的一天，她被一群紅衛兵關在一個小房間裡晝夜拷打審問。我們在外面只聽到皮帶一聲聲的抽打，並夾雜謾罵恐嚇聲，卻沒有聽見婆婆一聲言語。過了許久，婆婆被押出來，眼睛被打得腫得像青饅頭，身上也多處傷痕。

那期間，她的幾副眼鏡被打碎，多次被揪斗遊街。有一次，她同另外兩位老姊妹一起被迫高舉雙手，手上套着鞋子，頭上戴着紙做的尖頂帽子，項上掛着牌子，被責罵、凌辱，站立數小時之久。紅衛兵要她們放棄信仰不再信耶穌，但幾個鐘頭下來，她們三位都一聲不吭。紅衛兵怒不可遏，分別喝問她們：“你們到底還信不信你們的耶穌？”她們個個都堅決地說：“信。”紅衛兵氣極了，拾起地上的皮鞋，砸向她們的身上頭上，說：“帶着你花崗岩的腦袋見上帝去吧！”

感謝神！在所有的逼迫中，神與她們同在，賜力量堅固她們。事後她們談到這次遭受的逼迫時，老覺得很喜樂，因為她們算是配為主的名受辱。

紅衛兵把家中所有的《聖經》、讚美詩都抄走了，但婆婆還是千方百計藏起來幾本。有一次外面小孩爬牆，發現屋檐下有兩本《聖經》，婆婆又一次被定罪。我信主之後，一次偶然在大廚櫃後面發現一本小《聖經》，真是歡喜萬分。那也是婆婆藏的。在那沒有《聖經》的年代，這本小小的《聖經》對我實在太珍貴了。

婆婆被勒令每天早晚兩次打掃弄堂。當時她雖在獄外，可是遭到的凌辱和迫害真是比在監內的犯人更甚。任何過路人，包括小孩子，都可以隨意過去打她、唾她，因為她是反革命分子。有一次鬥爭她的大會結束後，婆婆對我說：“我們成了一台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聖經》上早就命定了。”在所有的逼迫中，她總是在批鬥她的台上一直默默祈禱，始終靠主站立，沒有羞辱主的名。

1970年當我被送到農村插隊落戶時，婆婆每天都為我祈禱。臨別上海前，婆婆流著淚對我說：“主耶穌是我們最寶貴的救主，你無論如何總要牢牢跟着主。”在插隊期間，我蒙了主很奇妙的帶領和極大的恩典。我想這一定與婆婆的代禱分不開。

公公倪柝聲牧師1952年被捕前，曾去香港為教會辦事。許多人都勸他不要再回大陸，但是他受神的呼召，堅持回大陸去，與弟兄姊妹一同受苦。他回來後不久即被逮捕，關進上海提藍橋監獄。

1967年，15年刑期滿了，政府要他公開聲明放棄信仰，因為他們對外已經公開造謠說倪柝聲放棄信仰了。但這個考驗對他又算得了什麼？主對他實在太寶貴了！為了對主忠誠，他再一次放棄人間的自由，在獄中15年之後，甘心為主作囚徒。這一次公開聲明自己從未放棄信仰，引來了更大的逼迫。公公被關在兩位流氓刑事犯當中。流氓的任務就是逼他放棄信仰，虐待他越狠，就越能立功。

1971年11月婆婆中風去世。自發病至去世，僅僅三天。她一直盼望一旦發病就很快被主接去，既不拖累別人，也免得自己長時間受苦。感謝主，聽了她的禱告，成就了她的心願，在醫院裡十分平安，全無痛苦地被主接去。

婆婆去世後，我們不敢馬上告訴公公，因為知道他的心臟很衰弱，恐怕一下難以承受如此沉重的打擊。過了一個多月，才斷斷續續寫信告訴公公。婆婆的去世使公公萬分痛心，他的同房間的難友告訴我們，公公一直有一個心願，想早點結束刑期出來與婆婆團聚。他知道婆婆身體非常差，“如果我能在她還在世的日子出去，就可以好好服侍她——她為我受了太多太多的苦”。

入獄前公公為教會的事奉一直奔走在全國各地，入獄後一下又是20年，他們夫婦倆在一起的日子實在屈指可數。公公被捕時，他們捏造了許多駭人聽聞、莫須有的惡名，蒙蔽了許多弟兄姊妹。但是婆婆對他最了解，說：“他們說他的這些事，都是根本沒有的。”公公為主承受了許多非人所能承受的冤屈。

1972年6月，我們接到農場的通知，說公公已去世。我和大姨婆趕去農場，但到了那裡才知道他們已將他火化，只能看到他的骨灰了。他的難友告訴我們：公公心臟病發作，生命垂危，他們將他放在一台拖拉機上，拖到40里外的農場醫院。這40里坎坷不平的山路，被拖拉機載着顛簸，就是身體好的人也受不了，更何況是最忌震動的心臟病人。在途中公公就被主接去了。

臨去世前，他留下一張紙在枕頭下面。那是用非常顫抖的手寫下的幾行大字：“基督是神的兒子，為人贖罪而死，三日復活，這是宇宙間最大的事實。我信基督而死。倪柝聲。”公公要用他一生的經歷來證明這個他至死都持守的真理。農場幹部將這張紙給我們看時，我禱告主讓我快速將它背下來記在心裡。

公公至死忠心地帶着他血染的冠冕被主接去了。雖然神沒有成就他最後的心願——能活着出來與他的妻子團聚，但主卻預備了更好的——他們團聚在主前。“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並沒有得着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喜歡迎接。”

他們去了，如同許多殉道者一樣。他們是神為他自己的名呼召出來的一班得勝者，是這個世界所不配有的人。如今他們安息了，但是他們的禱告、他們的果子，卻一直在那裡蒙神悅納，起着不息的功效，他們的腳蹤激勵我們更加忠心向主。 

在青草地上    梁惠珍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聖經》詩篇第二十三篇

我丈夫袁相忱原是教會的負責人，1958年為主名的緣故被捕入獄。他離開我們將近22年，按人看來，這個家實在是支撐不下去的了。然而，永活的神卻做了我這個困苦人的倚靠和安慰，《聖經》詩篇第二十三篇成了我真實的經歷。

在試煉開始的時候，我心中滿是疑慮煩躁，一直和神講理∶“主啊！我丈夫為着你而被捕，這八口人的重擔全落在我一個人身上，實在太重了，我擔不起啊！”我越覺得自己有理，心中的擔子就越重，簡直被壓得透不過氣來，前途一片漆黑。感謝主！他竟對我這剛硬的人說話了，我聽見主微小的聲音∶“這事是出於我。”這句話一直進到我的心底，使我立刻得着安慰和亮光。我在主前俯伏回答說∶“是出於主，我就默然不語。既出於你，求你保守我和家中每一個人不羞辱你的名。”從此，我的心緊貼着主，主的手緊拉着我，那些重擔卻彷佛已不在我身上了。在22年漫長歲月里，我經歷了各樣患難和嚴峻考驗，更經歷了主奇妙的帶領和豐盛的恩典。

丈夫被逮走以後，我和家人成了反革命家屬，人人都怕受牽連，主內弟兄姊妹也迴避我，不敢和我來往。我帶着六個孩子，大的17歲，小的只有6歲，和年老的婆婆一同遷到別處住。那時我沒有工作，生活沒有來源，家裡的糧食如基立溪的水一樣，過了些日子就幹了。有一天晚上，米麵都沒有了，婆婆準備第二天去女兒家躲避饑荒，我呢，就默默禱告說∶“主啊！明天早晨我們一點吃的也沒有了，你若賜給我們，我們就吃，不然就只喝暖水瓶里的熱水吧！”我剛一出口，主的話就立刻臨到：“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里，天父尚且養活它，何況你們是神的兒女呢！”聽了主的話，我心中得到意外的平安，並有說不出的喜樂，安然入睡了。

次日早晨，差五分鐘六點，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一位我不認識的老太太。她問我和我丈夫的名字，我說“正是”。她說∶“我找得好苦啊。這幾天聖靈催促我到你家，去到你原住處才知道你們搬家了。”說着，她給我一個鼓鼓的信封。我問她貴姓，她回說∶“不告訴你，這是聖靈叫我做的，感謝神就行了。”

她走後，我打開信封一看，是五十元錢。我的眼淚立刻流了出來：主啊！感謝你。你知道我的難處，你背負我的重擔，你不誤事。在那時候，五十元錢是一筆大數目。婆婆不用上女兒家去了，我買了玉米麵、煤球等生活用品，足夠維持一段時間的了。我親身體驗到主實在是又真又活的主。

苦難使我與主越來越親密了。人雖遠離我，主卻親近我。每次禱告，都覺得是與主面對面交通。我把需要對主說，主為我成就的超過我所求所想。後來我有了一份工作，每天賺八角錢，可就是出滿勤，一個月不過二十四元。一家八口，除去吃飯穿衣，還要供應孩子們學習，這點錢怎麼夠用呢？但是奇妙的主用各種奇妙的方法使我一無所缺。多少次，在我柴米將盡的時候，主供應了我。人的盡頭就是神的起頭。我不能一一細說，在這裡只提幾件事。

小四念高中，後來轉為技校，需要一支十六元四角的計算尺。這件東西孩子念書不可缺少，可是我每天才掙八角錢，一家人吃飯尚且不夠，哪能買得起這麼貴的東西！我就禱告仰望主。等下班回家，奇妙的事發生了，家門上有個信封，打開一看是二十元錢。天氣轉冷了，小六沒有棉鞋，我又為這事禱告，下班回來又看見門上有信，其中有十五元。

主愛何等奇妙！主恩何等豐富！在我急需的時候，感動不知姓名的肢體，補足我的缺乏。這些弟兄姊妹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用代號寄錢給我。我接到了錢按原地址回信道謝，結果信都加上“無此人”的字樣退了回來。這是主叫他們做的，使我不感謝任何人，不仰望任何人，只感謝仰望獨行奇事的主。

在我丈夫即將釋放的數月前，有個女孩子拿着包袱來到我家，問明我的姓名就說∶“我媽叫我把這包東西給你，大包是寄給你先生的，中包給需要的人，小包是為你生活預備的。”我問她叫什麼名字，她回答說∶“我媽不讓我告訴你。”在我認識的人中，張、趙兩家有這麼大的女孩，就問她∶“你姓張？”“不是。”“姓趙？”回答也不是。她轉身就跑，我追不上她，就回來了。打開包袱一看，大包是二十袋奶粉，中包是二十本聖經，小包有二十元錢。當時，正在我家幹活的木匠親眼看見這事，也聽見了我跟女孩子的對話，深受感動地說∶“我活了三十多歲，從來沒有看見過象你們信耶穌的人這麼真誠友好，送了這麼多東西竟不留姓名。我信耶穌行嗎？”我說∶“行，行。”於是就傳福音給他聽，教他認罪悔改，又送給他一本聖經。   

我的工作在建築部門，按說我這個弱女子真無法勝任。我一找到這份工作就禱告主，求主幫助。開始，領導們還是友善的，我只幹了三天重活，就被挑選到辦公室做財物和倉庫工作。靠着主所賜的智慧和力量，我樣樣幹得好，領導和群眾都滿意。但是好景不常，文化大革命開始，滿屋滿牆的大字報寫着∶“梁惠珍是反革命家屬，不能在辦公室擔任主要工作，應當下放她到第一線勞動改造。”我就迫切禱告，緊緊靠主，求主加給我力量，應付突如其來的變化。過了不幾日，政工組找我談話了∶“辦公室不需要這麼多人，要你下去充實第一線，你願意嗎？”

我說∶“願意。領導分派我幹什麼都樂意。”工地是流動的，一個地方干十天半月或兩個月，就要轉移到別處去干。我先是用小車推磚，自裝自卸有定額。每趟推一百五十塊，每塊五斤重就是七百五十斤，十五分鐘推一趟。這是我有生以來沒有幹過的。繼而篩沙子，也有定額。遇上濕沙子就困難了，篩不下去，身上光出汗，手裡不出活。又推石子，這種活更難，我的汗水淌下來就象洗淋浴一般，圍脖子的毛巾用手一擰就出水。感謝加給我力量的主，使我不但能勝任，而且在各項工作上都超額完成任務。最艱難的一次是在嚴冬臘月，修建游泳池的圍牆。我們需在冰上作業，勾抹牆縫，定額是十米。那些不信主的人凍得直哭，有的人腳凍得站立不住，坐在冰上流眼淚，無法完成任務。有的勾抹八米，有的七米，但是我有主，靠着禱告，雖然寒冷卻能忍受得住，不但完成任務而且超額，竟勾抹十三米。我真正體會到∶“主是我的力量，也成了我的拯救。”

這種壓力不只限於肉體，而是身、心、靈一起絞榨的痛苦。單位上的人既知道了我是反革命家屬，就冷眼看我，甚至白眼向我。素常和我交好的人也都遠離我，甚至走個面對面，竟以脊背朝着我，正如聖經所說∶“他們不拿我當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許多活動不准我參加，會議不許我發言，連我勞動得來的獎品也不發給我。有一次，全組被評為區先進單位並發了獎。領獎之日，全組十九人排着隊上台領獎，及至發到我跟前卻越而不發。人總是人，我頓時覺得臉上發熱，心中便禱告∶“主啊！賜我力量，世上名利我都不要，只要我的名字記在你那裡就夠了。”

不但我的權利被剝奪，就連孩子們也受連累。小三畢業分配在城裡，他的同學都從居委會得到通知，去各自的單位報到，惟獨我家小三沒有接到通知。我帶孩子到學校查問，答案是∶“他父親是反革命，不能留城。”結果被分配去西北。

除了我和孩子們受的一般壓力之外，我個人又承受了更重的壓力。我遭圍攻半年多，叫我批判信仰。十九個人的小組，揚言不把我扳過來誓不罷休。每次圍攻，他們都是氣勢洶洶地嗤笑我，向我撇嘴搖頭說∶“你這老迷信，坐在反動板凳上跟無產階級對抗。”又問我∶“你信耶穌有什麼好處？天上能給你掉餡餅嗎？”他們軟硬兼施：“你若不信耶穌，我們吸收你入黨。”我回答說∶“信耶穌是我心裡的需要，並不與工作矛盾，反而使我工作做得更好。”他們一聽，火氣就冒上來了，一齊起來朝着我嚷，真如同許多公牛圍繞我，好象吼叫的獅子向我張口。我就閉眼禱告，再也不開口講話。

他們一計不成再生一計，強迫我與丈夫離婚，天天輪班來逼我，要我表明與反革命劃清界線。我始終不說話，只以搖頭作答。後來他們說∶“信仰是你心裡的事，離婚不離婚是你自己決定，可是你親手所做的事是無法推脫的。根據群眾揭發檢舉，我們掌握了你貪污的確實材料，你要明白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要老老實實徹底交代，爭取人民寬大處理。”這下子可把我蒙住了，我沒有貪污過一分錢啊！當我的心一靠近主就清醒了，《聖經》說∶“你在患難之日若膽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他所賜的不是膽怯的靈，乃是剛強的靈。”主給了我力量，我就理直氣壯地說∶“我沒有貪污過。”
    他們就拍桌子、瞪眼睛、跺着腳氣急敗壞地說∶“你每個月掙這麼點工資養活八口人，若不貪污，從哪裡來的錢？”我仍舊低頭閉眼不作答。他們又說∶“你是死魚不張嘴，休想矇混過關”，“你臉皮真厚，不交代問題卻閉眼睡覺”。感謝主，他賜我意外的平安，任憑他們爭鬧吼叫，謀算虛妄的事，一齊起來攻擊我，我的心卻緊貼在主懷裡，蒙主保守。他們如此折磨我半年多，並沒有從我身上找着什麼把柄，就以“問題沒有完，先掛起來搞別人”作台階下了台。

在這半年多的時間裡，我沒有看見過一張笑臉，都是橫眉豎眼地看我。忽然有一天，一個比我年輕的領導喜眉笑臉地叫我說∶“你沒有問題了，還要繼續革命，檢舉揭發別人啊！”我說∶“我自己沒有貪污我知道，別人有沒有貪污他自己知道，我不能胡猜亂說。”

運動過去之後，頂頭上司要我復職，對我說∶“我們經過屢次多方的內查外調，正如你自己所說，你確實沒有問題。組織上決定仍叫你管理原來的事務。”我說∶“還是請別人吧，我不管經濟的事了。”他說∶“運動中的事件你不必記念，你看，某某某真的貪污了，某某某被下放了，我們請你復職是相信你的。”我滿心讚美，滿口歡呼稱頌我們永活的主，公義的神，他為我伸冤辨屈。

丈夫被判無期徒刑時，我才三十多歲。單位上有人為我介紹對象，說∶“他既不能回來，你還背着個反革命家屬的包袱幹什麼！”還有不少男人想方設法對我套近乎，表示好感，甚至來到我家。他們所用的方法無非是撒但引誘夏娃用過的伎倆，就是眼目的情慾、肉體的情慾併名利地位。有的送給貴重的衣料、華麗的頭巾，有的送錢，還有人替我寫好離婚證，應許我用一間小破房換一單元樓，並說和他結婚，我掙的工資全歸我養育孩子，等等。弟兄姊妹們！這種考驗是嚴峻的，撒但的手段是惡毒的。一個帶着六個孩子的反革命的妻子，孩子雖有父親卻如孤兒，妻子雖有丈夫卻象寡婦，孤苦伶仃被人踏在腳下任意蹂躪，充滿了苦難。只要在引誘下一點頭，離婚書上一簽字，馬上就能改變地位，抬高身價，不但能摘去反革命家屬的帽子，又能滿足肉體的欲望。但是愛我的主卻不允許我那麼做，他的靈在我心中加給我力量，使我不背叛與亞當的約。因為我們結婚的時候，已經在主面前立了約，許了願∶“無論是福是苦，我都跟從他到底。”對於這些試探誘惑，靠着主我都一一拒絕、一一得勝了。

有一天晚上，我給孩子縫補完衣服，已經是半夜十二點，剛躺下睡覺就有人來敲門，又喊我的名字，聲音像是辦公室里的一個姓王的男人。這麼晚來叫門，絕沒有正經事。我默默禱告主，不理睬他。他連敲帶叫約三十分鐘之久，終因我不應聲而作罷。第二天在辦公室里，他一直看着我卻不說話，我也裝着沒那麼回事。不久，他病了，打發一個工人來找我替他統計賬目，我又拒絕。以後這人死了。

1979年我退休了，回顧過來的歲月，我深深經歷了主與我同在。“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許多像我這樣遭遇的人，由於心中沒有主，連驚帶怕，加上冤屈艱難，有的成了瘋子，迄今仍住瘋人院，有的病癱在床，還有的自殺。至於我，“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神在他聖所做孤兒的父，做寡婦的伸冤者，神叫孤獨的有家，使被囚的出來享福。”

我丈夫被捕的時候，最小的孩子才6歲，到他1979年回來時，我們的六個孩子都已結婚了，並且各自有了孩子。現在老少三代二十四口，孩子們也因着主的恩典，工作學習都很好。曾有四家公司用高薪聘我，甚至找居委會主任動員我再出來工作，我都拒絕了。我要將餘年完全獻給主，為主而活。我既蒙主這麼大的恩，受弟兄姊妹那麼多的愛，怎能不趁有生之年事奉主，傳揚主的大救恩呢！

補白：老師蔣某，為人坦蕩，記憶超強，知天文，曉地理，熱心公益。文革前，帶領學生在校園勞動，把南瓜田裡蓖麻拔去數株。當時誰也沒在意，只有一剛參加工作的青年教師年某默記在心。文革中，蔣某曾去信南斯拉夫駐華大使館索要郵票，被定為裡通外國，打入牛鬼蛇神隊伍。開批判會時，已是某公社文教助理的年某慷慨激昂，說蔣妄圖毀我長城，破壞人民軍隊。罪名何來？眾人不解。年某闡述得有理有據，演繹得天衣無縫。蓖麻可以榨油，蓖麻油是飛機上用的潤滑油，拔去了蓖麻，就沒有了蓖麻籽，沒有了蓖麻子，就沒有了蓖麻油，我們空軍的飛機就飛不上天或在中途停機，這不是妄圖毀我長城又是什麼？眾皆愕然。        海  安

胡錦濤請客    佚  名

50元，兩桌酒席，江蘇泰縣飯店，1978年，這算得上是很大的排場了。這是當年在青海任副處級幹部的胡錦濤，返回故鄉安葬父親時，特意擺下的宴席，希望該縣領導高抬貴手，為亡父平反。胡錦濤的父親胡靜之，祖籍安徽績溪。清朝末年，祖上遷到江蘇泰縣上壩，以賣茶葉為生。胡靜之繼承祖業。胡錦濤的母親李文瑞，泰縣白米鎮胡家店村人。公私合營時，胡記茶葉店難逃厄運，胡靜之本人成為泰縣供銷社的一名職工。文革中，胡得罪了當地的造反派，被扣上貪污盜竊、壞分子的罪名，慘遭迫害，先後被批鬥關押，身體垮了下來。文革結束後，年僅50多歲的胡靜之，含恨離世。聽到父親去世的噩耗，胡錦濤從幾千里外的青海趕回故鄉泰縣奔喪。他們父子情深。錦濤7歲喪母，父親一直沒有再娶，而將3個孩子送到妻子的舅母處撫養成人。父親下葬前，胡錦濤找到當時泰縣縣長陸某及供銷社領導，請求為亡父平反。當時有人勸胡在當時泰縣最高檔的泰縣飯店擺兩桌酒，請請縣裡的領導。

然而，宴席從中午擺到下午3點，都沒有一個領導露面。3點多之後，才有一名縣委辦公室的主任來，說縣裡和供銷社的領導今天一直在開會，只能派他一人前來，算是跟胡錦濤濤打個招呼。胡和親友坐在飯桌旁，面對兩大桌酒席，無可奈何。最後，胡將該飯店所有人員，包括廚房師傅、跑堂的、洗碗的，叫到一起，請他們幫忙，把這兩桌高檔酒菜消費掉。父親新喪，遭此冷遇，人非草木，情何以堪！故鄉泰州從此成為胡錦濤的傷心地。至今三十多年，他再也沒有踏過泰州的土地。胡錦濤本生於泰州，但他今天甚至不認泰州是自己的故鄉。政治因素導致的世態炎涼，令人不堪回首。

編者曰：這是網上一篇佚名文章，姑且就此空議幾句。如果怕回鄉擾民，三十多年不回鄉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出於對鄉人的記恨，則大可不必。耶穌說，這個世界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如果你連自己的鄉人都不饒恕，如何可望藏人饒恕當年頭戴鋼盔提兵上街（拉薩街頭）的你？耶穌還說，要饒恕弟兄七十個七次。若無饒恕，誰能走出恩怨輪迴？若不走出恩怨輪迴，誰能獲得真正的解放？故鄉是一個客觀現實，不是一個憑個人意志或負氣可以改變的東西。中國官媒每年報道諾貝爾獎，介紹和平獎時總要漏掉達賴喇嘛，介紹文學獎時必定迴避高行健，想來與胡不認泰州故鄉屬於同一性質。世態炎涼是極權的伴生物，只有埋葬這個制度，才可能結束世態炎涼。過去我每次回老家，鄉親就到我家閒聊。可自從因討伐中宣部惹事之後，鄉人知道我“倒霉”了，我再回家，幾乎不再有鄉親登門。胡現在無論走到哪裡都“炎”得燙手，可是只要不趁着一朝權在手去結束這個醜陋的制度，你或你的後人遲早必有再嘗那份徹骨之“涼”之日。莫恨鄉人，但恨制度。“君王的心在耶和華手裡如壟溝里的水隨意流轉。”願上帝憐憫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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