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是一座不倒的山

奶奶是一位勤劳、俭朴、慈祥的老人，我家突然遭到大难、赤贫如洗时，妈妈和小孃都有些惊惶。奶奶却处变不惊，说：“天干饿不死勤快人。”还说：“我们死不得，一家大小全靠我们来支持！”她已近七十高龄，毅然承担起全部家务劳动和家事的管理安排。那时，我们的一日三餐真难啊，奶奶却尽量安排得合理。八口之家一月最多买十斤大米，其余全吃玉米面，因为大米一毛五一斤，玉米面五分一斤，我们每周两顿大米饭，其余都吃玉米糊。一年四季的菜，以土豆、萝卜、四季豆为主，这些菜只要一、两分钱一斤。因为总买最便宜的菜，我们还中过几次毒。我们每个月买两斤肉，真是肉管三天，汤管七天，骨头管一个月。奶奶每天都把那一点点骨头拿来熬汤，每次几乎都要把骨头熬烂才肯丢掉。

我很小的时候，妈妈一早去领衣服，奶奶就给我穿衣，照顾我起床。等妈妈回来，奶奶用开水调一些青稞面，妈妈吃一点，我吃一点。康定是高寒地区，冬天是属于冰雪的天地，到处挂着又粗又大的冰柱，我们住的房子寒冷彻骨，没有钱买炭或用电取暖，奶奶就安排我和二表哥刘洪狮去背锯木面。当时，锯木面又多又便宜，一分钱买一小背，我们每人每周去背一小背回来，背半年就能供一冬的取暖之用。下雪天上学，踩着冰和泥泞到学校，棉鞋已浸湿，只好把两脚压在屁股底下让它麻木了就不觉得冷。下午穿着湿鞋回家，家里的火要用来烤妈妈洗的衣服被子，轮不上我们烤，做作业时仍把脚压在屁股下面。等妈妈烤干了衣物，奶奶再蹲在火盆边，翻烤全家湿透的棉鞋，不知奶奶要烤到什么时候才能烤干它们，也不知奶奶在灯下为全家做单鞋、棉鞋要做到什么时候才能睡觉。

为了改善生活，七十高龄的奶奶带领我们在郭达山麓开荒种地，四处积肥。奶奶种地，几岁的我和刘洪狮担水担粪。等到收获的季节，奶奶带着我们担着自己种的蔬菜欢欢喜喜回家，全家就有一段时间不用花钱买菜。她还在家里养兔，我们每天放学后，打一大背兔草，虽然人畜共处一室，我们却很快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家出力，生活也逐渐开始好转。

每逢到二道桥洗澡，奶奶就带上刘洪狮和我，拿一个大布袋，来回的路上边走边摘野菜，如灰灰菜、枸杞芽等，我们每次都可摘满满一布袋。这时去二道桥温泉洗澡可不比从前，爷爷在改建二道桥浴室时，特别修了一个大池，免费提供给没钱买票的穷苦老百姓洗浴，还为他们备有茶水。现在浴室被接管了，洗大池要收五分钱，喝茶水也要钱。去洗澡的人少了，我们也是偶尔去一次而已，洗了澡后口渴难忍，也不肯拿钱喝茶。过去穷人不用掏钱就能洗澡的日子已是昨夜星辰了。

奶奶全心全意为这个家，她也受到全家人的爱戴和敬重。三年“自然灾害”时，在粮食紧缺、大家都吃不饱的情况下，每顿煮饭，不管是米饭还是玉米面，妈妈都要叫我们先给奶奶盛一碗干的单独蒸好，剩下的再加上一锅菜，我们吃稀的。这样，在那最艰苦的岁月里，奶奶没有得过浮肿病。奶奶的身体一直很健康，于1973年八十七岁与世长辞。在奶奶、妈妈、小孃身边成长，我稍大一点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事，也炼就了勤俭治家、艰苦创业的本领。哥哥们也勤学肯干，我们一家在逆境里，相互关心、相互谦让、团结和睦、尊老爱幼，继承了爷爷传下来的李家家风。

名医小孃

爸爸被关押不久，妈妈和小孃都被定成“反革命分子”被“包夹”起来，失去了自由，（包夹的意思是：由两个人共同管制）她们每月要向包夹人汇报思想和行动，还要参加无休无止的义务劳动。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两位母亲咬紧牙关，相互勉励、相互安慰，携起手来，以她们伟大的母爱、坚强的意志把我们五兄妹培养成人，再苦再累都不让我们耽误学习。苦难中，我们一家抱得更紧，爱得更深。

小孃李华章每天早出晚归。虽然是医生，但因身分是“反革命”，不同于常人。早上，她得比别人提前去收拾整理，下班后，大家都离开了，她还要打扫干净诊所才能回家。在诊所里她总是低人三分，忍气吞声地既当医生又当工人。小孃看病格外小心，望、闻、问、切，丝毫不敢马虎。她医术高明，对病人态度又好，桌前总是排着长队。这就招来有的医生不满，她经常被挖苦、嘲弄、谩骂，稍有不慎，就遭严厉的批判斗争。那时，她是说什么就错什么，不说什么也错什么，小孃咽下的苦水真是不可斗量啊！即使这样，小孃仍被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坐牢一年半（八十年代平反）。

那时，医生都要下乡巡回医疗，诊所的人都轮流下去。小孃是必须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几乎每次必去，一年在家的时间屈指可数。幸亏有奶奶，小孃才不耽心她那两个幼小的孩子。小孃每次都被派到不通公路的边远山区，背着沉重的药包翻山越岭，一步一步在陡峭的山路上跋涉。每到一处，队里的人都坐下来休息，她却先要去做好队里的后勤服务，当好队里的工人，所以她比其他人都累，但她总默默地承受着。有时，上山下谷要走好几天，一路上，小孃用最大的毅力坚持着，当她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家时，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有了。小孃也就这样走过了二十多年，熬成白发老人。但她老了也得参加巡回医疗，六十岁多的老人背着药包跋山涉水，每次回家，双脚满是血泡，腿肿得不能下地。再加上没完没了的义务劳动，小孃累死累活都看不到希望。

每到“运动”时期，小孃都要被抓去斗争，有时在诊所斗，有时在街道斗，挨打、挨骂、罚跪都是家常便饭。妈妈病重出不了门，街道就组织人到家里来开批斗会。

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孃和其他四类分子经常被弄去游街，地、富、反、坏、右胸前各有黑字标记。每人头上戴着巍峨的纸糊高帽子，帽下露出乱糟糟的头发，造反派用席子裹着这些人的身体，把她们一个个裹成桶的样子，身体滚圆、蓬头垢面，两支手从席子上挖的洞里伸出来，拿着铜锣和捶子，一边走，一边敲锣，一边被逼自报身份。小孃也是低头不停地敲一下锣，说一声：“我是反革命。”

一群被弄成奇形怪状的人，迈着杂乱的步伐，拖拖拉拉、跌跌撞撞地走在大街上。造反派驱赶着他们游街，还不断高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路上围观者甚多，有人随手捡起石头、烂菜、木棍扔过来，打在小孃的头上、身上、脸上。每次游街完毕，除了身上的伤痕、脸上的污秽，最让全家心痛的是小孃那倍受摧残的心。小孃咬牙坚却难于熬下去，奶奶最会察言观色，从小孃表情上的细微变化，看出了她的心思。是奶奶的关心、开导和支持使小孃经受住一次又一次的折磨，承受了被踩在脚下的熬炼，好不容易等到“平反”的那一天。 “平反”后之後小孃担任過甘孜州及康定縣的政協委員，她还被四川省评为名老中医，继续用她那高超的医术治病救人。

小孃是我们的家庭医生，是她给家里生病的人看病拿药，幸亏有她，二十多年来，我家没有一个人住过医院。妈妈的红崩症和因此而造成的严重贫血，都是小孃精心治好的。三哥患了伤寒症，连续好多天高烧不退，满身红斑，腹泄不止，家里没钱送他进医院，也是小孃从鬼门关把他抢了回来。小孃也活到八十七岁高龄，2000年11月离开了我们。

成长总是快乐

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平常都抢着帮妈妈做事。妈妈病重不能出门，她每月的书面汇报就由我帮她转交给包夹人。她不能参加义务劳动，就由我们几个孩子轮流代劳。从此，每次衣衫破旧、低头弯腰的“四类分子”义务劳动的队伍里，就多了一个十来岁的瘦小孩子，我低眉顺眼地走在乱糟糟的“坏人”队伍里，在监管人员恶狠狠的眼光下干着又脏、又累的义务劳动，简直是无地自容。我心里充满了屈辱、自卑，我的心在流泪、在流血啊！但我还得硬头皮走下去。我们经常都有做不完的义务劳动，比如扫厕所、扫大街、修路、栽树等等，这些革命群众不愿做的事，都由“四类份子”去完成。每周星期六下午要扫院子，居民小组长一喊，我就赶快就拿起扫帚下楼，这对我来说压力不算大，一是因为扫自家的院子，更主要的是邻里们都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他们不歧视我。

让我最伤心的是到外面去栽树、修路等。那个年代大大小小的造反派组织繁多，随便哪个组织都可以任意支派“四类份子”干不完的义务劳动，对他们实行劳动改造。每当通知第二天要修路或者栽树，晚上我就蒙着被子悄悄地哭。第二天早晨妈妈看见我红肿的双眼，心疼地说：“孩子啊，是我连累了你，你不想去就算了吧。”我说:“不行啊，我必须去。”我知道如果我不去，那些人就会来找麻烦，到家里来批斗妈妈。妈妈她劳累成疾再也经受不住批斗了。一路上，我排在“四类份子”的队伍中，把头埋得低低的就怕碰见熟人，有时还听到有人在旁边说：“怎么有这麽小的四类份子，不知道她犯了什么罪才来劳动改造。”霎时，血一下子冲上我脑门，脸涨得通红，我恨不得地下裂开一条缝钻进去，因为这事，平常我还经常遭到一些人的辱骂, 但我们只能把屈辱和愤怒埋在心底，从不告诉妈妈。就这样，没完没了的义务劳动，伴随着我从少年走到青年，从青年走到成年，直到我结婚成家后才摆脱掉。

我们兄妹很懂事，学习都很努力，从没有让妈妈们操过心。1962年大表哥刘洪豹已上高三，三哥李国智也进入高二，两人学习成绩都很优秀，还担任了科代表，但因为他们是“反革命”的孩子，两个人都被学校勒令退学，他们不得不就此告别了学生生活走向社会。妈妈和小孃都很伤心，她们逆来顺受、苦吃苦做，一心想把孩子们培养成材，如今连这个梦也破碎了。

为了减轻母亲们的重担，也为了自己的前途，哥哥们四处奔走找寻工作，但我们这种家庭的人，什么单位都不会录用，谁听了都摇头，就业的门路全被堵死。当时群众组织起来的建筑队，活重、工资低、无任何保障，一般人都不愿去。两个哥哥就去那里拜师学木工、泥工手艺。可是，“四清运动”一来，这种无人肯干的工作也不让他们干，从师未满三年，就不让师傅带他们了。他们和母亲们一样，也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失去工作后就上山伐木、挖药材、抬条石、拉架架车等，总之，最苦、最累、最无人干的活他们都干遍了。哥哥们用自己的行动写下了一个大写的“人”字，传承了李氏家族世代相传的精神，也让母亲们感到很大安慰。

文化大革命时，我家又理所当然地成了斗争的对象，除了例行的挨斗、游街外，“红卫兵”还来抄家。这次只能让他们失望了，他们抄了半天，除了十几年的尘埃和地上的老鼠屎，翻不到任何他们看得起的东西。他们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今天真倒霉，怎么走到康定最穷的一家来了，什么也没捞着。”

我从记事起，就深感我们这种家庭的人与别人不一样，我们总是比别人矮一等。等我长大，靠自己劳动挣钱来帮助妈妈撑家已经非常必要了，但它对于我来说却又是不敢奢望的事。和我同龄或者比我小的人都分配了工作，而我除了义务劳动忘不了我，安排工作却根本轮不上我。我已到了应该自己养活自己的年龄，我想，没有工作我或许可以找点临工做，于是去找有关单位，诚惶诚恐地恳求道：“我妈妈病重，不管多苦多累的工作我都愿意做, 哪怕只是短期的也可以。”负责干部斜着眼，拖长了声音回答：“你也不想想你是什么人？谁给你那么大的胆子，竟敢来和贫下中农抢饭碗！”我低着头，心里那苦味就没法提了。我仰望苍天，多么无望, 多么无助啊! 现在我唯一的活路只是在家跟着妈妈学织毛衣、做针线活儿，我还包揽了里里外外的家务事。也就从那时起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承受，也学回了吃苦耐劳。

在那段日子里我没有与同学来往，就连最要好的朋友都失去了联系，有时在街上远远的看见她们就赶快躲开，生怕连累别人，更怕看见蔑视的眼光。

在四处奔波找活干的日子里, 我结识了一位憨厚、老实的工人,后来我和他成了家。作为房管部门员工的家属,我现在不愁没活儿干了。房管科主要是解决房屋的维修管理，还要修建职工宿舍。建筑工地上的工作很繁重，开始我只能干点杂活，给泥工师傅打杂。我背水泥、背砖、背瓦、背石头，担沙灰上几层楼的房架，上房翻瓦捡漏，甚至掏厕所出大粪，我干着各种和男人一样的活。工作虽然又累又脏，但是至少我能够正大光明的为自己的生存、为病弱的母亲和养儿育女那份责任而付出我的劳动。

我的心里有一个计划，我不会永远干这份工作，从这里开始，我还要往前走。慢慢的我向老师傅学着做一些技术活儿，像安电灯、安门窗玻璃等，我迈开了向前的脚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家长辈相继得到“平反”，后来，我也从临时工转正，终于有了一份正式工作。妈妈的话时时激励着我, 我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 我努力抓紧时间学习、进修，终于考上了成人中专。可那时我已经四十岁并且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班上的同学比我小很多，他们的基础比我好，反映也快。我只能笨鸟先飞，用十倍的努力，百倍的刻苦，来弥补我的不足，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来我又考上干部，成了国家公务员。

1975年，爸爸终于被放回来了，紧接着，爷爷、大伯和大婶、小孃和小姑爷、爸爸和妈妈都得到平反。可是爷爷、大伯、小姑爷早已冤死狱中，一家人再也没有团圆的可能了。爸爸平反后，一如既往投身于康定的小水电站的建设，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继续为康定人民做贡献。2006年夏以九十高龄病逝。

现在，长辈们都相继离开了我们，我也从几个月的婴儿步入了老年。我们兄妹永远忘不了过去那漫长的受苦受罪的岁月，更不会忘记奶奶、妈妈、小孃在艰苦日子里表现出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那就是她们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