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李育滋与川西地下党

善良的心

父亲有两个弟弟：二爸李育滋、幺爸李万衡。幺爸从小体弱多病，建政前病逝，留下一儿一女，三姐李国萍和四哥李国信。

二爸对家人很严格，要求全家一定遵循祖辈的遗风做人；他也教育孩子们要认真努力，從不准他们在学业上有丝毫懈怠。由于父亲的发展，二爸在大邑县也购置了一些田产，但他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孩子们除了过年过节，没穿过新衣；他平常穿的衣服，领子和袖口都打了补丁，即便去赶场，都是拎着草鞋、赤脚走到安仁镇口，在小河里洗了脚才穿上鞋。二爸虽然不苟言笑，心地却很善良，他乐于帮助有困难的穷人，在安仁镇大家都尊称他“李二老师”。

安仁镇有个叫潘德全的人，田地全无，又没有手艺，找不到活干，只有破烂低矮的茅屋几间。他老母眼瞎，妻子又是半痴呆，加上两儿一女，全家六口，生活无着，只能吃糠咽菜，眼看一家老小个个奄奄待毙。二爸李育滋知道后去到他家，说：“老潘啊，你家这么困难，为什么不来找我呢，你来我家当长工怎么样？”潘德全喜出望外、千恩万谢。二爸除每年给他四百斤大米和一匹土布外，每月还给他两双草鞋钱和理发费，这当然解决不了他全家的生活问题。二爸又建议他再租几亩地种，但潘德全既缺农具和肥料，又没有耕牛，没有租地耕种的能力。二爸就无偿借给他一条牛养和耕地，每天尽量缩短潘德全做工的时间，让他可以再租几亩地种，潘家老小才终于能够丰衣足食。潘德全对二爸感激涕零，说：“我的运气怎么这样好，遇到李二老师你这么好的人，要不然我一家早就饿死了，你救了我们一家的命，我下辈子变牛变马也要报答你。”说着他掉下了眼泪。

二爸李育滋为人正直、厚道，乡亲之间有什么矛盾或困难都爱找他帮助，他也乐于帮大家想办法、出主意、解决问题。从成都来了一对姓黄的夫妻，在安仁镇开一家西医诊所。那时外地人想在安仁镇站住脚谋生，很不容易，诊所开张后，几个流氓经常去滋事骚扰，因为在安仁镇人生地不熟，他们只好忍气吞声。二爸知道后，叫副官把流氓抓到诊所。流氓见到李二老师与医生夫妻坐在一起，吓得跪在地上拼命求饶。二爸李育滋严厉地说：“安仁镇好不容易来了西医，你们居然敢捣乱，大家以后还看不看病了？”他惩治了流氓，也震慑了其他地痞，从此，黄家夫妻俩安心在安仁镇正当行医，平安无事。

公益协进社成立时，由刘文彩的三哥刘文昭任总社长，刘文彩、李育滋、刘体仁为副总社长。后改由刘文彩任总社长，因父亲和刘文辉的关系，二爸又足智多谋，在安仁地区很有威望，刘文彩请他继续担任公益协进社副总社长。大名鼎鼎的刘文彩是个半文盲，在公众面前讲话经常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很多时候只好请李育滋代他出面讲话。李育滋还担任安仁镇学会会长，主管光相寺小学、春花小学和文彩中学，那时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文”的方面，努力为安仁镇营造一个安定和谐的环境。

公益协进社在川西势力很大，共三百六十个分、支社，掌控十万人马和一万多支枪，遍布川西十七个县市，东起宜宾，西到康定，长达千余公里的地域，都是公益协进社的势力范围。中共地下党为了打开川西局面，决定“利用地方势力，保护革命同志，争取社会上层人物参加革命。”争取公益协进社的支持，成了地下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周鼎文、肖汝霖等曾得到刘文彩的保护和支持，中共川西南武装工作队就在刘文彩家里组建，最初的经费和武器也都刘文彩提供。但他们后来跟刘文彩关系恶化，转而把希望寄托在李育滋身上。

1948年，刘文彩生病，公益协进社的事多由李育滋掌管。地下党负责人邹趣涛以民盟身份找过二爸李育滋，二爸听完邹趣涛的话，却没有表态，对他以礼相待，欢迎他常来家叙谈。从此，邹趣涛不时前来李公馆，李育滋也不向外透露此事。川西地下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周鼎文，也多次通过各种渠道做李育滋的统战工作，希望利用公益协进社的力量为地下党的斗争创造良好条件。

1949年3月刘文彩病重去了成都，9月李育滋正式担任公益协进代总社长，全面接管公益协进社的领导权。地下党认为时机已到，派肖绍成的大女儿肖伍英找我父亲，请父亲给二爸写信。父亲信上说：我跟国民党打了好多年的交道，他们内部矛盾太复杂，对地方势力极不尊重。我们兄弟二人虽不参与国共两党之斗争，但现在国民党已不得人心。我和共产党员交往多年，相处很好，他们爱国，一心要把国家治理好。你应该与他们多接触，如有可能，可以帮帮他们。

此信由中共地下党员肖伍英亲手交给李育滋。兄弟俩听了地下党员的宣传，他们想，即便以后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两个人都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只要能为国家出力，做个普通人就行了。

二爸李育滋收到父亲的信后，表明了支持共产党的态度，正式跟地下党有了往来，此后，中共地下党员常有人在李育滋家出入。李育滋是个很稳重的人，遇事不会轻易表态，然而一旦考虑成熟，即言出必行，决不会出尔反尔、言而无信。

追求

1

文彩中学建成后，开始时刘文彩到学校去过几次，后来就很少到学校，学校的事务多由副董事长李育滋处理。那时，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接近共产党的教师先后来到该校，他们带来不少马列书籍和毛泽东的文章，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暗中宣传革命思想。1949年秋，地下党员郑兴华发动学潮，提出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矛头直指校长宋思孔。宋思孔立即报告国民党县党部，说校内有共产党煽动师生闹事，县上派了管教育的督学带了几名军警来到安仁镇准备抓捕“闹事者”。宋思孔得意忘形，随即就在学校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大骂师生中了共产党的毒。那时情况异常紧张，军警们个个荷枪实弹，正打算抓人。

二爸李育滋神情严肃地走上台，对校长说：“今天开会我怎么不知道？是不是宋校长要接管学校了？”宋思孔顿时张口结舌。李育滋转身对大家称：“我们安仁镇办一所中学不容易，大家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你们教师要好好教书，学生要努力学习，可知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道理吗？”接着，他话锋一转：“听说学校有共产党闹事，真有这回事吗？被我查出来，我可对你们不客气。如果是别有用心的人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妄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不起，堂堂文彩中学可不是谁都可以信口开河、随心所欲的地方。今天瞒着我开会我先不追究，现在知道共产党在闹事的人赶快上来给我说清楚。”这番话把宋思孔镇住了，他什么话都不敢再讲。李育滋接着说：“一校之长是干什么的？就是叫你来管理好学校的，今后谁准许共产党到学校来搞宣传，或者校内发生什么不轨行为，必先以校长是问。”

据当时站在二爸李育滋身边的共产党员肖伍英回忆，那时师生们紧张得一身大汗，心都提到嗓子眼上。李育滋却泰然自若、威风八面，讲完后问：“宋校长还有什么要说的？”宋思孔低头哈腰、哑口无言。李育滋又说：“学校有学校的规矩，以后有情况要及时向我报告。”然后亲热地拉着督学的手说：“走，我们喝茶去。”一边走一边又说：“几个学生对校长不满，我早就知道，校长却小题大作，辛苦你们了。”

督学等受宠若惊，跟二爸一起离开学校，几个军警也紧跟其后。他们到公益协进社吃喝了一顿，这事就此了结。不久李育滋即撤销了宋思孔的校长职务。

宋思孔被撤后，文彩中学师生的热情更加高涨，加入了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李国藩在学校后门弄枪时，不小心枪响了，枪声使本来就不平静的文彩中学更添紧张气氛，李国藩赶快躲回家。乡长立即派两名团丁到乡下抓人，李育滋得知此事，怕李国藩太年轻，万一经不起严刑拷打，说出地下党的情况来，岂不坏了大事，也赶紧往李国藩家走去。二团丁正一前一后押着李国藩走到一条很窄的小路上，路窄得两人对面相逢都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去。李育滋见状心知肚明，对李国藩喝道：“坏小子，下午了还往街上跑什么？还不给我滚回去！”李国藩一听，转身拔腿就跑。二团丁慌了手脚，又不敢持枪去追，忙说：“李二老师，这是刘乡长叫我们来抓的。”李育滋两眼一瞪，发话道：“明天我去安仁喝茶，叫乡长来见我。”第二天他告诉乡长：“我已经调查清楚了，那是李国彦不小心弄响了枪。”李国彦是个老实人，共产党的事什么都不知道，被抓去打了一顿，即被救了出来。

2

1948年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二·五减租训令》，要求地主每年减收农民纳租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中共川西地下党决定，利用此事发动群众，向农民宣传毛泽东的《土地法大纲》，要求分田地、闹翻身。该年秋，大邑县十来个乡的农民，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强行到地主田里掏苕菜，在乡镇集市上哄抢地主的粮食，1949年又把斗争发展为武装对抗。中共川康边游击纵队趁机打出旗号，准备借此机会把国民党后院造乱，以配合入川在即的解放军，迎接解放。

为此，大邑县参议会召开会议，决定请国民党省政府派兵镇压。李育滋是县参议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深知此事非同小可，散会后立即将消息通知了地下党员，自己则去了成都，远离这块是非之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组织了数千武装，以邛崃县长薛奉先、大邑县长徐元勋为正副清剿司令，将大邑县的王泗乡、三岔乡、元兴乡团团围住。由于地下党事先听了李育滋等渠道传去的情报，及时将外地力量撤走，只有部分本地人员留下来坚持斗争。

清剿队挨家挨户地搜查，地下党员肖国珂（肖绍成的儿子,人称肖二哥）、钱载重来不及转移，被清剿队抓住，两人被就地枪杀。一些掩护地下党员的农民也惨遭杀害，其中还有一个怀孕的妇女，就连过路的两个牛贩子也被当成共产党员杀害了。顿时，大邑上空黑云滚滚，安仁镇也垄罩在一片恐怖气氛里。

一天，在夜幕笼罩下，十余个地下党员由肖伍英带路，悄悄转移到安仁镇，敲开了李育滋家的側门。肖伍英进门后焦急地恳求李育滋的妻子孙氏说：“李二奶奶，外面情况太紧张，到处都在杀人，我们十几个人的命只有靠李二老师才能救了，麻烦你去找他回来拿个主张。”孙氏是个老实的农村妇女，不敢做主。在这些“乡亲”的苦苦恳求下，她心生不忍，连夜坐鸡公车（一人坐，一人推的木质独轮车）赶往成都。

二爸和我父亲商量，他们认为，现在王陵基派去的清剿队正大开杀戒。常言道：“救人一命，甚造七级浮屠。”我们就算积德吧。兄弟俩一致认为二爸应该鼓足勇气，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帮助共产党和乡亲们度过难关。于是二爸李育滋一早动身，下午就赶回安仁镇家中。

等在家里的共产党人正焦急万分，见到李育滋回家都异常激动，一颗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肖伍英急步上前一把抓住李育滋的手，激动地说：“李二老师，太感谢你了，我们共产党决不会忘记你在危难之时出手相救。”

其他人也一个个围着二爸，争着和他握手，并七嘴八舌地说：

“我们决不会忘记你的救命之恩。”

“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胜利后我们一定为你请功。”

“李先生，你有胆有识、有情有义，共产党绝不会忘记你。”

二爸等他们说完，才慎重表示：“我一定和你们患难与共，你们安心躲在这里，外面风声太紧，千万不可随便出去。”

李育滋把地下党员安排在落成不久自己和家人还没有进去住过一天的新公馆里。公馆气势宏伟, 为不规则多边形封闭式院落，由六进院落和一个花园组成，占地面积3916平方米，建筑面积1035平方米。公馆掩映在竹林中，远远望去如一座城堡，高大威武，垂直的水泥柱亦极具西化特征。公馆进出为一道大门和东西向各一道侧门。前厅中间悬挂着父亲请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佑任书写的烫金匾额, 那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望重龙门”更增添庄严气氛。由于二爸很有文化素养，他在院落与院落之间、院落与庭园之间，开设了多道具有园林建筑风格，并装饰有吉祥图案的侧门、墙门，同时，二爸还在门额上亲手题写了“耕读”、“蹈和”、“庆余”等吉语，这增添了公馆建筑的文化氛围, 也显示出房子主人的生活情趣。公馆东向围墙上开设了对外的枪眼, 侧门内是一个大花园，从馆外引入一条小溪，穿越而过；园内遍植柚子、桂花、楠木以及四季花草。新公馆与旧宅间有夹墙相通，二爸把地下党员安排在这里，既不容易引起怀疑，也便于隐蔽。二爸还派人整日在围墙上枪眼旁监视外面的动静，这是考虑到万一被清剿队发现，能尽快转移，也便于抵抗。从二爸的这些准备，不难看出他已做了最坏打算，下定了和共产党人同生共死的决心。至今这些枪眼还在，它们见证了这段不平凡的历史。

第二天，李育滋镇定自若地到安仁镇公益协进社喝茶，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密切关注各路信息，并派人暗中在自己公馆周围放哨站岗。后来又陆续来了些地下党员，二爸家大约共掩护了二、三十人，其中有地下党派到大邑来任川康边临工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的李维嘉、有川康边临工委委员兼游击队副司令员的周鼎文和川康边游击队崇大新支队的指导员陈万堂，另外戴万泽、李蜀华、郑兴华、蔡曦等，他们中不少人是王陵基悬五千大洋捉拿的要犯。不久，川康边游击纵队的领导人几乎都陆续来到二爸家，李育滋的家自然便成了中共川康边游击纵队的指挥中心。李育滋公馆的花园旁，修建了一处小洋房，房前一处平台，这里平常是二爸读书休闲之处，一般人不许到此，小洋房内设有密室一间。现在，二爸李育滋把它提供给地下党，地下党很多密谈和会议都在这里举行。

二爸回安仁后，父亲很不放心，不久也乘车回乡。父亲的目光在围上来的人群中寻找，急切地问：“肖绍成（24军136师副师长，共产党员， 川西边游击队司令员）的大女儿在哪？ 肖绍成的大女儿在哪？”

肖伍英忙说：“我在这里。”

父亲环视大家, 说：“我欢迎你们来，大家到了这里，要多加小心。”

接着父亲和二爸研究并安排了掩护工作，看到一切都令他满意了，才回成都。

农民运动领袖、川康边游击队斜江支队司令员王汉卿，也是王陵基悬重赏辑拿的要犯。他在元兴乡被特务发现，并被跟踪至三岔乡，只好转道安仁。从安仁镇到李育滋家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李家院子后面，有高大的树木和茂密的竹林，他辗转走入林盘，闪身躲进了李家。两个特务眼看王汉卿进了竹林就不见踪影，再看看这家高墙耸立、气宇不凡的院子，不敢贸然撞入，一打听，才知道是公益协进社代总社长的家。他们你看着我、我瞧着你，半晌说不出话来。在竹林里里外外转了两天，想看看共产党要犯会不会从这个院子走出来。但两天过去，怎么也找不到踪影，最终，他们认定这个共产党要犯已经从别的路逃跑了，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李育滋把王汉卿留在家里藏了三天，等两个特务走后，才让他换上学生的衣服转移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