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留下历史

第三期 （友谊交流，非卖品）

二零零八年八月五日

目  录

我是怎样“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    陈奉孝

成都二师的“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            铁  流

回忆西南师范学院右派学生劳动队              陶谓熊

何人不起故园情？                            严家伟

革命家庭的反党分子                          李才义

我和毛先生                                  王容芬

五个小右派                                  唐世彦

我在“监中之监”里度过“文革”（之二）       石天河

诗五首                                      谢韬等

“五七档案”：     石天河 陈奉孝 严家伟 纪由 袁伯诚

敬致右派老人们                              黄河清

我是怎样“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

陈 奉 孝

1979年“平反”回到老家潍坊后，我去拜访我当年的高三班主孙其昌老师。一见面，孙老师就说：“奉孝！你被打成右派是在我意料之中的。”

孙老师说，我被打成“右派”是在他意料之中的，为什么呢？被捕后，我自己也作过认真的反思。实际上一个人的命运，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第一，我家庭出身写的虽然是“资产阶级”，实际上只不过是小业主。在反右运动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的家庭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不像有的“右派”同学，其父亲或亲属在镇反、肃反运动中遭到镇压、受到迫害，因此对共产党不满甚至有一定的仇恨情绪。

第二，我本人在反右运动之前，没受到过任何冲击，不像有的同学如刘奇弟,在五五年肃反运动中因为替胡风鸣不平受到过迫害。

第三，我的家庭成员和亲属没有一个在国民党政权里干过事的，因此跟国民党政权没有任何瓜葛，不像有的同学，其父兄在国民党政权里干过事，大陆解放前跑到了台湾或海外，故此对国民党政权还存有某种好感。相反的，我对解放前夕的国民党政权一点好感也没有。那时我虽然年纪尚小，但也懂事了。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况我也看到过。像我家那种在旧社会属于中、下水平的人家，生计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解放后，生活反而好多了。因此，从经济的利害关系上来讲，我跟解放后的共产党政权没有任何矛盾。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最后走上了“右派”的道路呢？实事求是、毫不隐瞒、认真解剖一下自己，大概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九五一年的“镇反”运动对我的思想冲击很大。在“镇反”运动中，我的家庭成员虽然没有受到过任何迫害，可我的老师和同学的父亲却有很多被镇压了。潍坊一中有两名教课教得最好的老师李百凡和孙耀君被镇压了。李百凡是教几何的，孙耀君是教化学的。李百凡

还有，一个叫于宏毅的同学，平时跟我也不错，他父亲也被镇压了，罪名是“认贼作父，私放蒋匪将领李弥”。这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他父亲的名字叫于省初，解放后是潍坊市工商联副主任。李弥原是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日本投降后第一批进驻潍县的国民党军队（那时不叫潍坊市），跟于省初有交情。淮海战役李弥的部队被消灭了，李弥本人却只身化装逃回了潍坊。于省初把他藏在自己家的地窨子里，给他开了个假路条，李弥逃到了青岛（那时青岛还没有解放）。李弥逃到青岛后，当时青岛有一份报纸叫“民言报”，在报纸上登了这样一则大标题消息：“潍县民心不死，送李将军还青”，结果被青岛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侦察出来了，是于省初私放的他。五一年“镇反”时把于省初枪毙了。枪毙于省初的刑场就在白浪河上游洋灰桥南的河滩上，许多人跑去看，我还去看过，因此至今我记得非常扎实。此外，我的同学的父、兄还有很多被杀、被判刑的。当时我想，潍坊刚一解放时，共产党号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登记，并且一再宣传，共产党绝不实行报复政策，那为什么一下杀、抓这么多人呢？特别是于省初，解放战争中被俘虏的国民党将领，一个也没有杀，那么私放一个国民党将领就该被杀吗？我那时虽然年纪还小，但总觉得共产党说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

在五二年至五三年的“三反”、“五反”中，我有个最要好的同学李传湘的父亲被逼上吊自杀了。李传湘跟我住同一条街，我经常到他家去，上学都一块去、放学一块回家。我跟他的关系非常密切。他父亲是一个非常传统、非常忠厚老实的人。那时他在一家姓李的资本家里当账房先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会计师。“五反”时，怀疑姓李的资本家有偷税、漏税等“五毒”行为，可是又查不出什么来，于是就把李传湘的父亲先抓起来当“老虎”打，企图从李的父亲那里找到突破口。那时打“老虎”时就用了不少很残暴的手段，让跪砖头、站在高凳子上弯腰、皮带抽等手段。可李的父亲非常老实胆小，他又交代不出什么东西来，结果吓的上吊自杀了。李传湘家八、九口人全靠他父亲挣钱养活，父亲一死，这一家就像塌了天一样，生活无法维持了。不得已，李传湘高二没念完就退了学，到一家商店当了店员，那时他还不满十八岁，就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亲眼看到，当时被整的所谓“不法资本家”有很多都是冤枉的。我就怀疑，为什么共产党总是一次一次地通过运动整人，这应该吗？

当时学校里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关系一点也不融洽。那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后来改名的共青团）在学校里发展团员，只有那些政治上要求“进步”，整天向团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汇报别的同学的思想言论等的同学才能入团，不像现在学校里那样（现在中学里差不多所有的同学都是共青团员）。这无形中在同学之间造成了一种隔阂。更有甚者，我们班里有个党员（“文革”后他全变了，因此我不提他的名字），人人都怕他，连老师都怕他。上课时如果有哪个老师在课堂上讲什么不满的话，他就偷偷记下来，向学校党支部汇报（这可能是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有一天一位教物理的张连锷老师在课堂上讲，他在清华大学念书时就有一支手枪，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去了西南联大，他还保留着这只手枪。张

我喜欢理科，尤其喜欢数学，成绩非常突出。初中毕业时，我是全潍坊市唯一地一个不用参加升学考试就进入高中的学生。实际上我在念初中时就自学了很大一部分高中数学的内容，上高中时我又自学了不少大学数学的内容，想“成名成家”的思想很严重。我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解放后，为了配合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学校三天两头组织一些宣传活动，我不参加，我觉得参加那么多社会活动浪费我的时间。团支部叫我写入团申请书，我也不写。我说，入了团以后整天开会，耽误学习。因此我成了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五四年高中毕业时，学校选拔留苏预备生，选拔上以后先到北京俄语学院学习一年俄语，然后直接送到苏联各大学去学习。我非常希望能被选上，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太突出了。我是全校、全市出名的尖子生，那个第二名的成绩比我差一大截。可是最后选了六名同学，没有我，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后来在学校最有威信的化学老师郑忻亭老先生告诉我：“好几位老师推荐过你，因为你平时不靠拢组织，政治上不要求进步，所以学校党支部没有同意。”为了这件事我找过黄道源校长。黄道源校长本来是一位很受学生尊敬的老校长，他对学习好的学生很器重，可是因为上级在选拔留苏预备生问题上有严格的条件（主要是政治条件），他也不敢违背。他对我说：“我知道你学习成绩特别突出，但选拔留苏预备生，除了学习好这一个条件外，还有其他条件。学习好这个条件你当然够了，但其他条件你都不够，不过你不要灰心，只要努力，在国内大学学习将来也一样能取得成就的。你如果愿意，学校可以保送你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去学习。哈工大的教师百分之七十是苏联专家”。我说：“不用了！我相信凭我的学习成绩，在国内我想考哪个大学都能考上！”学校最后公布的六名留苏预备生全是家庭出身好的，军烈属子弟或平时政治思想表现特别进步的同学。这件事对我的刺激特别大，我认为伤了我的自尊心。因此在最后考大学填报志愿时，我就只填了一个大学一个系，即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其余的志愿，包括是否服从分配，让我全都划掉了。通过这件事，我认为共产党是在排除异己，只培养自己的人。从此种下了对共产党的一种不满情绪。

进入北大以后，我感到北大的“左”的气氛比在中学里还严重，整天讲思想改造，究竟要改造什么呢？难道一个人想通过自我奋斗成名成家不对吗？难道只要党、团组织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不允许人有独立思考的余地、只能作应声虫，这样才对？我觉得不对。人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上级说什么，党、团组织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当时在北大，党员和积极争取入党的团员与一般同学之间有着明显的隔阂。正如后来沈泽宜和张元勋在“是时候了！”那首有名的号角诗里写的那样，人们之间存在这一种“藩篱”，好像有一堵墙隔在人们中间，彼此之间不能坦率地交谈。

进入北大第一年，我的“成名成家”思想依然很严重，因此学习也比较努力。但慢慢地我了解到，毕业后凡是被派出国留学深造（当时主要是去苏联）或被分配到科学院、名牌大学工作的并不是学习成绩最好的同学，而是把政治思想表现放在第一位。我感到有点心灰意冷。五五年的“肃反”运动，我本人虽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但学校里搞得很恐怖，整个暑假没让回家，整天开会学习，还在全校大会上抓人。本班的孙乾同学，家住辽宁省抚顺市，因为说了当年苏联红军进东北的时候强奸中国妇女，结果被批斗，差点被打成反革命（他说的是事实，后来反右期间翻老账，又把他打成了“右派”）。社会上文艺界大批抓人，全国的气氛都搞得很恐怖。我觉得这种气氛太不正常了，我慢慢的产生了想离开这个国家的想法。五六年发生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事件。当时中国政府虽然矢口否认这个“秘密报告”的存在，可是北大有几百苏联和东欧的留学生，这个“秘密报告”很快就在北大流传开来。我突然对这件事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天我在第三阅览室看见任大熊老师在看一张英国的“工人日报”，我凑过去一看，正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因为我的英语基础比较好，基本上能看懂，于是我也借来看（后来在五七年整风反右期间，任大熊、陶懋颀和我还一起翻译了这个报告，想在“广场”上发表。反右后期，“广场”被迫停刊，未发表成）。从这个报告里我了解到斯大林统治的残暴。我又联想到中国搞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镇反、肃反等政治运动，我觉得中国跟苏联一样，也有类似的情况。过去我是不关心政治的，报纸从来不看，一心埋头读书，梦想“成名成家”，可现在突然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报纸天天看，而且看了后自己琢磨。我不相信报纸上说的都是真话。十月份又发生了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中国政府为苏联的出兵叫好。这时我开始认真的思考，我觉得苏联、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绝不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虽然如此，直到被捕，我始终没有怀疑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我始终认为，不管怎么说，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就这一点来说，比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就是一个进步。苏联、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端不是在公有制上，而是在它的政治制度上。因为苏联和中国过去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封建式的社会主义。过去除了在课堂上学的“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以外，我几乎没看过任何政治和经济学方面的书，因此我当时的这种认识肯定是肤浅的、幼稚的。可是正是这些想法和认识，成了我后来被打成“右派”的思想基础。另外，我小时候很爱看《水浒传》之类的旧小说，从小就有爱打抱不平的思想。上高中后我读了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托斯托也夫等人的著作，读了法国大作家雨果、福楼拜尔、左拉、大仲马、巴尔扎克和英国大作家狄更斯等人作品。这些文学巨著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我的感染很深。也许这就是孙老师所说的，我被打成“右派”是在他意料之中的。

以上我对自己思想发展过程的反思完全是真实的，赤裸裸的，我不想隐瞒半点什么，我只想把一个真实的我彻底暴露给世人看。

成都二师的“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

铁  流

题记：这是发生在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的真实事件，近百名不足十八岁的小青年全部打入另册，杀的杀，关的关，其中大部分人送峨边的沙坪劳教，困难时期被饿死于大小凉山。有关部门为了掩盖这场罪恶，先将四川省成都第二师范学校改为“成都简易师范学校”，1971年学校搬迁后又改名为成都师范学校，原二师旧址盐道街则改成为盐道街中学。此一惨绝人寰的事情，成都已无人所知，故追记于此，希能留存史册。

忘不了的一桩往事

无声的眼泪，有声的控诉。这笔债务应由谁来偿还？被害者都是学生娃娃。五十年前的1957年春夏之交，四川地区发生了两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一件是四川农学院从成都迁雅安引发师生不满，在共产党“整风运动”中提意见写大字报和派代表上成都告状，旋即被当权者定性为“重大反革命闹事案”。为此，有85人划为极右分子（其中学生五十六人，教授三人、讲师四人、助教十一人、教辅四人、省、地管干部二人、干部五人）；划为“中右分子”的128人（其中学生127人，教师1人）；被定为反动组织首要、主犯的28人，参加反动组织成员合计257人。这493人均在1980年7月全部得到“改正”和“平反”，但不少人均已蒙冤作古；另一件就是发生在57年6月成都“二师”的“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也惊动北京高层，省市报刊沸沸扬扬闹了好几天，最后也是近百名十七、八岁的学生娃娃成了牺牲品，抓出“右派”、“反革命”一大堆。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风吹”，但其中好些人作了冤鬼，我的文友徐航先生就是其中一人。这两个事件中所卷进去的人前者十八九岁，后者十六七岁，我的朋友吴红只有十五岁！难道我们能遗忘吗？

不忘历史，记住灾难。今年初我写了《发生在五七年四川一桩“反革命闹事”的真相》发在网上，而同年成都二师数百名学生冲上街头，群情激愤地呼着口号的“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一直萦绊心中。我是成都人，事发时我是《成都日报》记者，当时因各种原因未敢去贸然采访， 1980年回归后想写此事，可“二师”早已物是人非，难以觅踪。

1982年盐道街中学班主任何志芳（女）老师，请我去为学生作了一场文学报告会，问及此事竟无一人知道。去年偶与老朋友吴红（他曾是《成都日报》副刊部编辑，后因故离职）谈到此事，他说我当年就是二师学生，清楚得很。于是我“顺藤摸瓜”，找出很多鲜为人知的材料。

古老学府人才济济

成都二师是专为全省各县市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二十世纪初，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为挽救濒于灭亡的大清国，下诏废科举办新学，用八国联军之役清廷对各国的赔款返还的银子，在全国十几个省会兴办师范学堂，其中成都二师办学业绩位居榜首。自清廷、民国乃至四九之后一段时间，一直实行向全省公开招收优秀学生，不仅吃饭不要钱，还发给生活费。作家巴金、艾芜、沙订等一代文化名人都是从这所学堂走出去的，著名教育家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先生，曾担任过这所学校的校长，朱德以及王佑木、杨阊公、李硕勋等老一辈共产党人都先后在此校上过学或教过书，该校可谓是名满蜀中，享誉全国。

按规定师范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一律去做小学教师或中学教师。教师在五十年代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是国家的栋梁，社会的未来。所以学生们都满怀豪情壮志，“激水三千，粪土诸侯”。他们喜欢阅读书报，思考问题，关心国家和社会大事，乐于集会、结社、自办刊物和壁报，组织文学小团体。文友徐航（本名徐荣忠，大约小我两岁）是58级学生，他想学梁启超办《少年中国》，就也办了张《蓉城少年报》，引来许多同学投稿，还刊登过作家石天河等人讨论文艺的书信。他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见地的文学青年，直率、坦诚、热情、敢说敢为，在“二师事件”中，起草了《告全市人民书》，文字铿锵有力，如行云流水，颇有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照檄”之风，对学潮起了很大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成了后来重点打击的对象。记得，1957年6月11日，他在给石天河的信中写道：“国内形势发展很快，内部矛盾尖锐，变化剧烈。但是，有些真正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抬头了。他们打着“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的旗子，企图连马克思主义也一并反掉，您看糊涂不糊涂？另外，真正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又在预备反扑转来（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今天四川日报上的所谓“工人和农民”的“意见”——这是他们布置下去的）。我以为，宁肯让大家闹凶点，勿让教条和宗派反扑，方能解决根本问题。右倾机会主义是存在着，但这是教条和宗派统治的产物，是那些老爷的“治绩”。因为他们把忠诚拥护党，赤心报国的有才华的人排斥了大半；因为他们混淆了黑白，把正确的说成了不正确；因为他们只喜欢听歌功颂德的话，只喜欢别人当应声虫；除开智者敢怒不敢言外，他们争取到的多是不学无术，顽固独裁的家伙，自然是正义难伸，真理不明了。唉，目前问题错综复杂，真令人烦恼，在成都，各大学、中学内标语和传单到处乱贴乱飞，闹得一塌糊涂。我但愿不要发生流血事件才好！如今形势逐变，“胡话”到处可闻，并不稀罕。在川大，有些大字标语就写着：“请求重审胡风事件”、“欢迎周扬下台”、“请党中央把胡风问题摊开来”。有的传单上还说：“若不揭露胡风消息，我们就到政府集体请愿！”此外，在报刊上，已有人对周扬“理论”提出驳议。不过由于问题复杂，大多还在看中央眼色，报纸封锁了有关消息，一时尚难解决。最近两年内要大闹，倒是可以肯定。我采取这种态度：暂时不闻不问，装聋作哑。在文艺战线上我坚决主张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要抨击教条和宗派，一方面也要防止这些反动的东西抬头。我校在中等学校中闹得特别厉害。我站在公正的立场在广播上发表了一篇意见，立即招来无耻的辱骂，说什么“徐某人是官方狗腿”、“共产党的应声虫”，真是可笑至极！好在信服我的同学占全校绝大多数，他们一向把我看成“权威”；经过解释，他们也能够心平气和。这些半夜起来贴传单的，偷偷摸摸，慌张得竟连传单也贴颠倒了。为了表示领导上心迹坦荡，我已建议抬大黑板出来，让大家大鸣大放好贴意见书。这中间，公然叫嚣共产党滚出教育机关（如请徐启芳校长回教育局）的有，骂共产党无办法领导教育的也有，怪论形形色色，莫衷一是。这样骂下去，会带来危险的后果。我已组织正面反驳文章，把这股歪风打倒。问题究竟怎样解决，却要看教育局的决定了。”

从这封信中既看得他的敏锐，也看得他的正直与天真，应该说他是拥护共产党的，当局把他却把他视为闹事的首要分子，自然后果就十分悲惨了。

事件的由来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那时候校园还有“五四”精神的遗风，结社结团，办刊办报，当局还不禁止。“天下兴亡，匹天有责”，是许多青年学生的报国理想。他们喜欢读报了解天下，也常常讨论一些国家大事和社会问题。每天报纸一到，贴报栏前都围满了学生。1957年4月的一天，阅报栏贴出新到的上海《文汇报》，上面报道了安徽省某乡干部克扣小学教师工资，还殴打一位叫常金白的教师。对于这些明天就要去当教师的学子们，这消息无异是在他们心中投下了一个炸弹。整个上午阅报栏围满了学生，读报的、议论的，沸沸扬扬，人头攒动，有人在报上批字，有人响应，一时群情激愤像锅开了的水。很快，出现一张要求政府严惩殴打教师凶手的大字报。这天上午学生们不归教室，教导主任和各年级班主任前来劝说，说这些事与四川无关，大家回去上课。这个“与四川无关”的说法，立即引起广大学生们的反驳，他们举出所见所闻的一些四川的例子，比《文汇报》上说的还要严重。学生们有了新的想法，要求校方和成都市政府允许学生声援常金白，并希望把声援信刊登在报刊上，当然遭到校方的拒绝。于是一些学生联络全川师范生，准备调查此类事件，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制止乡村基层干部的违法行为。无独有偶，恰在此时，省里来通知：从今年起，国家只向师范生提供9个月的伙食费，包括寒暑假在内的3个月，伙食自行解决，这个决定改变了二师建校以来的传统作法，被一些学生和常金白事件搅在一起，一时群情沸腾，反抗之声不断，有人提出上街游行，文思敏捷的徐航当即写了《告全市人民书》。

一个周末的下午，学生们晚餐后陆陆续续走向学校大门，发现大门被许多不名身份的“市民”堵住了（时任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长、后来划为右派的叶石先生承认：“我们通过公安机关，在居民积极分子中作了布置”。）其中有几个高大强壮的人大声呵斥学生：“不许你们学生外出！不许闹事！”一些自称是工人、农民的代表要和学生辩论，很快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中一些辩不过学生的工人、农民代表，竟然骂学生“忘恩负义，白吃人民饭，白拿人民钱”，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坏苗苗”，不配做人民教师。其中骂得最凶的一人，是附近东桂街小学的党员教师李慎吾。他说：他代表人民教师，不许学生诬蔑新社会和诽谤干部。他大声说：“只有解放前教师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双方各不相让，参加辩论的人越聚越多。忽然，有个学生发现不少“市民代表”衣服下藏有短棍，便大声惊叫：“他们要打学生，快跑！”几个胆大的学生上前去夺，带棍的人扬手就打，场面开始混乱。这时不知谁按响了学校的紧急电铃，有人打开广播高喊：“二师同学，暴徒冲进学校打学生了，快去增援啊！”于是，大群学生奔向大门方向，“市民代表”见势退却，挨了打受了委屈的学生紧追不舍，还拾起遗弃在地上的木棍，一路追到派出所，才发现派出所空无一人，而“市民代表”也突然无影无踪。被激怒的学生们已有六七百人，他们手挽手，一路雀跃欢呼，沿着几条小街狂呼口号返回学校。这本来就是不成熟的娃娃行为，当局却不这样看，认为这是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权的“反革命暴乱”，不得了！很快上报中共省市委和中共中央……

寻找打击的“突被口”

学生们并不知道惹下了惊天大祸，每天仍用心读书学习。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当入睡的铃声像往常一样响起时，随着各室长“到齐”的声音，灯也熄灭了，二师重归于宁静，好像什么事情也未发生过。大约夜半时分，起床解手的一个学生，发现有几辆小汽车鱼贯而入地开进学校，车上下来的人很快被接进了校方办公室的平房院落。这一夜办公院落的灯火一直亮着，天明了小汽车也鱼贯而出。第二天早上学生们早操完毕，广播里播出了：“五七级的同学们吃早饭后，都到食堂教导处，听取本届毕业生提前考试和参加教学实习的通知。”

二师五七级七个班来自四川省各地（市）县，大约有300多名学生，是该校建校以来历年人数最多的一个年级，面临毕业分配，谁也不敢怠慢，吃完早餐都纷纷带上小凳进入开会的食堂。教导主任告诉学生：鉴于今年学校的工作安排有变，本年度毕业生的考试将提前举行，然后提前进入教育实习。随后宣布了在成都东、西两个城区实习的指定学校。但是学生们没注意到，就在随后半个月的毕业考试复习阶段的时间里，学校各班党支部和各班团支部每天都在开会（叶石当时向省委报告称：“为了摸清敌情，同时了解青少年阵营中左、中、右分布情况，并锻炼一下自己的队伍”）接着，在一次全校的集会上，学校张校长给大家介绍了一位新调来的徐副校长，后来学生们渐渐知道这位徐副校长曾是东城区公安局的副局长，同学们并不在意，加上这位徐副校长又能和学生们打成一片，还得到不少学生们的好评。

后来才知道，在这位徐副校长的领导下，学校成立了有共青团成都市委学生工作部、教育局、东城公安分局和校方保卫人员组成的“二师事件处理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直接对成都市委宣传部负责。工作组的任务是发动群众，调查揭露隐藏在二师学生中的“阶级敌人”和有“反社会主义情绪”的其他分子，上报市委并研究决定如何处理。工作组号召学生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提供他们同学平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特别是闹事中走上街头，参与对工人、市民、教师的施暴行为，以及冲击过专政机关（指派出所）的人。凡被揭发有上述“罪行”的同学，工作组及班团支部按人头整理材料，并组织人对这些同学进行监控。工作组许诺，对这次斗争中表现好的学生，毕业分配时会留在城区。材料一份份地整理，监控一个个地落实，一切都在暗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渐渐归于平静的二师，平静得有点出奇，平静中流淌着不祥，预示着将有重大凶兆发生。可是学生们并不知道，在酣眠里做着《乡村女教师》（一部苏联电影）的美梦。

镇压悄悄来临

吴红不是二师一年级跟班上来的学生，是随父所在的四川师范学院由南充迁往成都时，从永川师范学校转学入二师五七级二班的。这个班的学生大部分是从号称盐都的自贡招来的，他到二师直至毕业大约也就是五个月的时间。当时他刚好十五岁，是班上的小娃儿。但他很快喜爱上了这个班的大哥哥们，例如班长郭ÏÏ，篮球打得好而被选为四川体工队的中锋；同桌的李柏森，是辛亥革命时和吴玉章一起发动荣县起义、在攻打成都时牺牲了烈士李某的孩子。他语文、数理都十分优秀，篮球也打得好，获得过成都市青年绘画比赛的第二名；简ÏÏ是成都乒乓球比赛的亚军，纯净得像山上的泉水。最令他不可思议的是一个二度驼背的残疾同学刘ÏÏ，平时走路都不方便却弹得一手好钢琴，因为家里穷周末也不回去，好为家里省下一天的米粮，一到周末他就钻进琴房，琴房里立刻飘出一个穷学生奋力求学的或高亢、或感伤、或悠扬的琴声，引来了不少老师同学驻足聆听，不停点头称赞……

就在宣布结束教育实习那天的会上，校方同时宣布了一个使全体57级300多名学生不安而又不明白的决定：“根据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和成都市教育局文件，二师本年度应届毕业生在分配去工作单位前，将参加成都市东城区小学教师整风反右运动学习”。事隔40年后的1987年，英籍华人作家张戎，在她的纪实文学《鸿》（又叫“三个女人的故事”）中，有所谈及。她说：根据中央和省市委的布置，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应打击的知识分子为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十年代成都东城区能够称作知识分子的人不多，张的母亲时任东城区委宣传部长，为怎样完成这个指标而十分焦虑，因为完不成指标领导运动的人就会被填上去，而填上去就惨了。恰好这时上级把二师六月份参加“反革命闹事”的学生，连同其他的数百名应届毕业生，送到该区参加“整风反右运动”，于是这个百分之十的任务数一下就解决了，还能超额完成任务并受到表扬和嘉奖，二师57级学生命运就此注定。当中共市委宣传部和学校宣布，二师学生参加东城区教育系统整风反右后的第二天，全体二师五七级的学生，带着行李列队驻进成都磨子桥七中和成都空军驻地，负责运动的工作组宣布了不准外出，不准写信、收信，不准会客等严格的纪律。接着是动员大会，学习讨论，人人表态。进入各班的学习室，学生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切早已准备就绪。当同学按要求围成圆圈坐下时，早已做好准备的积极分子（就是那些想争取留在城市做教师的人），开始揭发，立即凶恶地大声喊道：

“ÏÏÏ，你这个罪大恶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还不站出来？”

“我揭发你参加二师暴乱，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滔天罪行”

“我揭发”

“我揭发！”

参会者争相举手，唯恐落后不能表现自己“靠拢组织”。昔日和睦近似兄弟姊妹的同学，一下变成了深仇大恨的敌人，恨不得把他们撕咬得鲜血淋淋，五脏破裂。

“ÏÏÏ。站起来，听革命同志们的揭发批判。”

准备好的“革命同志”，他们一边揭发，一边煞有介事地大声问：“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当被揭发者稍不同意，他们就唾沫四溅地跳起来，指着对方鼻子说： “不许你狡辩！不许你抵赖！”并且狂呼乱叫地高喊口号：“ÏÏÏ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每个上午一般揪出两三个“阶级敌人”，连续揪了一二十天，揪斗的水平和气势日日加温，时时升级。学生娃娃们哪经过这种阵势的斗争，一般都惊慌失措，进退失据，浑身发抖，第一天就有几个学生吓得小便失禁，尿了一裤子。下午就是写大字报，大鸣大放，工作组号召革命师生拿起“四大”武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痛打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保卫人民的红色江山。积极分子们根据内定右派的名单，将准备好的大字报贴满了学习室的四面墙壁上，被点名批斗的学生，当晚就卷起铺盖，滚到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的住所去了。谁敢反抗？谁又敢反抗？一旦被污蔑为“阶级敌人”，上下就有人跟着、管着、看着、守着，来去低着头，说话声音小得像哑了嗓子的鸡鸭，任人摆弄，任人折腾。“阶级敌人”集中在一间大房子里，那里面没有床，地上铺着很多稻草，他们就睡在稻草上面，无人管你冷和热。此外，来去排队有人押着。每天天一亮就被赶出大屋，嘴里含着馒头，扛起锄头等工具，由武装士兵押着去劳动。每当这些人从各学习班走过时，人们都不无惊恐地在想：“下一个会不会是我？”恐惧，忧愤，不安，悬心，像森森的寒流袭击着每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他们再没有歌声，再没有欢笑，连咳嗽也不敢大声一点。当反右运动进行到第二周，二师学生被要求列队返校，参加逮捕反革命“大同党”首恶分子及其同党的大会。那天下午天气阴沉，学生们列队走进校门，看到从校门通往操场的路两侧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刺刀的阴寒，钢盔的森冷，使阳春三月的蓉城近似数九隆冬。学生们快步疾行，在指定的地点坐下。会场上积极分子们情绪激昂，革命歌声不断，时而有人振臂呼喊口号：

“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保卫无产阶级红色江山！”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喊完口号台下一千多名各年级学生鸦雀无声，望着主席台一举一动。忽然，从人群里有人举起了一幅贴在木板上的，画着“大同党”首恶分子人物的漫画，那个举画的人，十年后成为“名画家”，还出任过某某美术出版社的总编辑。接着，挂着大纸牌，牌上写着“大同党”主犯的学生，被士兵押上审判台。一些人为显示自己的革命积极性，跳上台就对着他们拳打脚踢，当场有两个“反革命”被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台下是叫好的口号声。这时学生们才发现，所谓的“大同党”的十多个成员，原来是58，59级的、不满20岁的学生娃娃。徐副校长以洪亮威严的声音宣布：“经过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斗争，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和同案犯供认不讳，他们是……由于他们错估形势，倒行逆施，企图推翻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此，他们必将受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沉重打击！……”

在“大同党罪有应得，罪该万死”的口号声中，士兵们推搡着将早已五花大绑的学生娃娃，一个一个扔上卡车，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车子发动，喇叭轰鸣，徐徐开出校门，口号声仍此起彼伏。大会后，57级的学生仍然列队返回磨子桥，工作组要求各班对当天的大会表态，以加强“整风反右的决心”。第二天，《四川日报》 《成都日报》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成都公安局在二师逮捕“大同党首恶分子的消息”，同时配发了社论。社论说：“二师事件是小匈牙利事件，反革命大同党煽动反动学生冲击专政机关的罪刑必须清算……”云云。

就这样从7月到8月，二师“反右斗争”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开始是揪闹事的，接着揪没参加闹事但同情闹事的，以及表态支持小学老师常金白的，后来又揪虽无上述言行但个人主义严重有反社会主义情绪的。但凡被认为是有思想问题的学生，要自我检查或向党交心，再根据他们的检查交心，发现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情绪有联系的也要揪出来。到8月中旬，学习组召开大会，听夏部长做总结报告，报告说东城区教育系统的“反右斗争”，在中共省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已经超额地完全了任务，还能来参加总结大会的二师57级同学，都在互相悄悄打听这些人的下落。

零落成泥碾为尘

1958年4月，“51”前夕，东城区教育系统在锦江川剧院举行“庆祝反右斗争胜利大会”，侥幸获得宽大的“内控右派”我的朋友吴红，坐在楼厢倒数第二排的一个位子上，他偷偷用眼光寻找二师57 二班的同学，已经减少了将近20多人。这些与他从盐都来的36个同学，其中被划为右派的8人，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9人，加上他刚好是全班人数的一半。那个省篮球队的郭ÏÏ，市乒乓球对的简ÏÏ，驼背钢琴师刘ÏÏ，甚至父亲是烈士的李白森，还有美得像朵月季花的陈姐姐，也都被划进去了。全校约一千多名学生划了一百多名右派，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足二十岁，全是黄毛未蜕，乳气未干的娃娃，还不知道什么是右派、左派啊？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反动分子”。共和国，亲爱的人民共和国，你为什么要把孩子当成凶恶的敌人？

后来从知情人处听到，这次凡参加二师闹事的师生，被集中到一处由士兵持枪看守的地方做苦力劳动。不准回学校，不准回家，不准外出，家里亲人也不敢打听寻找，否则被认定为同情“阶级敌人”，与右派划不清界限，甚至还会因此被单位追究而划成右派。根据毛泽东讲话的指示精神：右派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还给工作，让他们在人民群众中做反面教员。1957年划为右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均是有工作单位的成年人，可以留在原单位做“反面教员”，但这些十几岁男女娃娃的小右派无单位收留，怎么办？于是省委书记李井泉发话：“他们也是生产力，送大凉山劳动去。”于是，成都市就把他们编组一个劳动大队押送到了四川西昌的大凉山上，做了一个没有劳改期限的不是犯人的犯人。一去就是几十年，上世纪六十年代，人为的大饥荒席卷全国，大凉山劳改农场的管理人员因为饥饿而疯狂地虐囚，可怜这些娃娃右派们在劫难逃，大部分饿死，小部分残存。十年后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管理体制松懈，这些侥幸还活着的当年“二师事件”小右派们，潜回成都，这时的成都人才忽然忆起十年前他们失去的这批孩子。他们一个身残体弱，两鬓斑白，脏稀稀地像群乞丐，跟他们同时去大凉山的同学，大多数人早已埋骨他乡，再也回不来了。

“少年望北斗，壮岁作楚囚。笑傲南冠几多秋？岁月水东流。人非物依旧，青冢恨悠悠。泪洒［空吟闻笛赋］，日暮风雨愁。”（友人黄强右派分子，悼念死在沙坪劳改农场的《祭友》诗）

在二师学生中那位驼背的钢琴家到凉山不久便去世，临终前想唱支歌也没了力气，大凉山灰暗的天空中似乎飘荡着这音乐奇才无尽的哀诉；那个想学梁启超办《蓉城少年》的徐航，在去劳改农场不久因饥饿难忍，劳动时捡了地上的一个烂西红柿，竟被当地民兵按在地上，用鹅卵石打得脑浆迸溅一命呜呼。直到1978年，有关部门为这批青少年右派进行所谓的“平反”时，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收不到这个“改正”通知书了。他们的父母亲人已经早就不知道他们的音讯下落了。二师的同学中至今来流传着57级某班两个少年右派的悲惨故事。当工作人员向他们宣读所谓的平反通知时，发现两个人的眼珠不动，正惊异间，两个同学忽然放声狂笑，笑声十分恐怖，然后突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那个父亲曾是吴玉章战友的李白森，侥幸留在成都市一所平民学校做看门人，后来让他代课，直到1978年平反后才被允许做一名小学教员。

无言的结局

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争争斗斗，使许多人的生活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二师事件中被调到二师任副校长的原东城区公安局副局长的徐某，竟也在运动后期被人控告，同情学生而被打成右派，而领导清查二师事件的中共成都市宣传部部长叶石也成了右派，这真是叫人哭笑不得的殊途同归。而当年一些反右积极分子们，大都得到升迁，成为各级政权和单位的负责人，吴红所在班的13名所谓热爱共产党、毛主席，对阶级敌人斗争坚决的革命学生们，陆续被提拔成为教育局长，文化局长，城建大队长，体委副主任，人大副主任，书记，校长……

不知他们在颐养天年的现在，是否还记得自己制造地这桩“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

香港《开放》杂志2007年第十二期已刊发删节板

回忆西南师范学院右派学生劳动队

陶 谓 熊

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现更名为西南大学)，在1957年毛泽东刻意发动的“阳谋”运动中，曾将全校学生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八，共计七百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这个远高于北大、清华的右派比例数，为当年的“西南左王”李井泉又添了一枚血染的勋章……

一、 分类处理，二类右派遣送农村改造

在西师的700多名右派学生中，57级的除少数“情节严重”者等待处分之外，都毕业分配到单位去监督改造。其余各年级的右派学生，有朱永龙、刘其朗、谭家驹和陈本礼等人被逮捕判刑，剩下的受以下四类处分：

第一类：开除学籍，劳动教养，大约30多人；

第二类：保留学籍，劳动察看，有100多人；

第三类：留校察看，监督改造，有400多人；

第四类：戴上右派帽子，免予处分，是极少数。

1958年4月16日下午1点，我们这批受二类处分的右派学生奉命到1210教室集合。这个能容纳120人上公共课的大教室座无虚席，我和另外十多个迟到者只能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这番集合的目的是为了接受副院长王逐平和院团委书记刘同济的训话，据此我估计受二类处分的大约有120人以上。现在我能回忆得起名字的只有80多人。

训话结束后，我们被送往北碚金刚乡农村劳动改造，分散住在各农户家里并接受农民的监督。这些右派学生，不准互相串联，不准随便离开生产队，不准旷工；有病经批准后方能就医；不批准事假。还要定期向管理我们的下放干部汇报思想，反省“罪行”……

当时的金刚乡是先进单位，也就是最“左”的、集体化程度很高，乡党委用有线广播统一指挥全乡社员作息，特别对被监督改造的右派更为严厉，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5小时以上。劳动任务很繁重，挖地、除草、施粪肥，到十多里外的北碚街上担粪，到更远的煤矿担煤，都是百斤以上的重担。每10天才准休息一天，工休日农民可以上街买卖，我们则必须请假，还得匆忙赶回来帮房东做自留地，做家务或上山打柴，可以说根本没有休息时间。

生活则更艰苦，那时的农村，粮食被统购后农民所剩无几，我们只能顿顿吃照得见人影的清稀饭下胡豆。长年累月难见一滴油荤，许多同学半年没吃过一次肉。更可怜的是没有蚊帐的同学，每天晚上都要和蚊子“战斗”。蚊子之多难以想像，天黑走进屋里，就有无数蚊子撞你的脸，伸手一抓，随便逮住三、五个；天亮后，可以看见皮肤上密密麻麻布满了被蚊子叮咬后的红斑，这便是我们在农村“脱胎换骨”的真实生活。

二、回校劳动，成为无偿苦力

那时西师成立了勤工俭学生产指挥部，需要大量劳动力，我们便于1958年9月下旬被调回到学校，在生产部属下劳动，组成闻名西师数年之久的右派学生劳动队。

我们的任务，几乎包揽了全学院一切繁重的体力劳动，如种地、担粪、喂猪、运粮、运煤、拉车、挖地基、抬石头、修下水道、运木料、运矿石、运废铁、炼钢……等等。凡是学校各部门、各单位需要劳动力，我们都被派去。有时还要到校外参加抢险救急，如冬天跳到冰冷的嘉陵江中打捞漂木，到北碚苏钢厂从悬崖峭壁上抡运铁矿石，到磁器口搬运废铁，到人民公社大战“三秋”等。凡是无人干或别人不愿干的，不管校内校外，都把我们派去劳动。劳动任务之重，劳动时间之长，劳动量之大，可想而知。我们已成为一支可以由任何权势者随意支配的劳动力。可怜这些天之骄子，本应在课堂刻苦攻读，造就本领的，却把大好青春牺牲在这些原始而险恶的劳动中，洗刷莫须有的罪名。

侭管我们的劳动为西师创造大量财富，但是因为我们是右派，是敌人，是改造对象，我们只有劳动义务而被剥夺享受劳动报酬的权利。我们每人每月所得仅是一元钱的“救济费”。实际上成为一支无偿苦力。

三、严格管制，不少同学被加重处分

劳动队有专职的管教干部，有严厉的管理制度。白天劳动，晚上政治学习。每周一次民主生活会，人人检讨，互相揭发。每月一次思想小结，半年一次思想总结。凡被认为表现不好的，轻则全队批斗，重则开除学籍，戴上手铐，押送劳动教养。

第一位被劳教的学生右派是历史系59级的曾祥舟。这是一位斯文瘦弱,言语不多的青年;聪明好学成绩极佳,受到著名教授吴宓的资助,而与吴教授有所接触,却由此遭来横祸。1959年4月的一天,在大礼堂召开全院右派学生大会斗争曾祥舟,当然是杀鸡给猴看。会上由保卫科长揭发他的“罪行”:一、坚持反动立场,说“西师不是我的母校,我的母校在巴黎,在伦敦,在纽约,在加利福尼亚”;二、多次秘密会见“反动文人”吴宓。凭如此荒唐的“理由”,就把一位优秀的青年学生批斗后，戴上手铐送劳动教养了。

紧接着的是教育系60级的潘某(忘了名字),他的“罪行”,是在商店顺手牵羊，拿走了一根价值7角钱的帆布裤带,不幸被当场抓获,扭回生产部批斗。这位老实巴结的云南同学惭愧得无地自容,红着脸申辩说:“我的裤带断了,劳动时不敢用力,怕裤子掉下来,又怕说我不好好劳动改造,又没钱买,我就……”他被认为品德败坏,影响恶劣,抗拒改造,也被开除学籍劳动教养。

被开除送劳教的,还的生物系59级的张福泽,教育系60级的肖坤道,数学系58级的杨和贵、梁仕清。中文系58级的黄朋仙，60级的陈德城以及另外几个记不起名字的人，大约有十来人,约占劳动队的十分之一。中陈德城得知被开除学籍送劳教后,万念俱灰,在厕所内上吊自杀,倖被救活,仍送劳教。这些同学有什么“罪行”?我现在没任何印象。因为受开除劳教的人越来越多,生产部也省得麻烦,没有再开批斗大会,戴上手铐押走就是了,许多人都是被押走后好几天我们才知道的

这些被劳动教养的同学,下落不明,经笔者多方打听,直至现在没有任何消息。

四、 饥荒到来,右派劳动队员首当其冲

如果仅仅是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有足够的粮食补充能量消耗,我们的日子也许好过一些。不幸的是,1959年以后, 遭受农业合作化、公社化，特别是大跃进浮夸风的袭击后，历史的报应:大饥荒降临中国大地!饥荒到来,在受害的忆万灾民中，右派劳动队员首当其冲。严重的时候,将1斤8两麦麸配给我们充当一天的粮食,怎能支付重体力劳动的能量消耗?我们只能透支身体,结果是100%的人得了营养不良性水肿。但无论肿到什么样子,劳动改造不能停。在那年代,整天饿得头昏眼花,只要一想到吃的,就抑制不住涎水长流;只要谁吃东西,就会把所有人的目光吸引过去;路边偶尔散落一个白菜头,就有人迅速拾起来剥了皮吞到肚子里……那是饿死人的年代!中文系59级的刘积忠,外语系58级的唐锡华,饿得实在支持不住了,分别偷吃了猪食和兔食,不幸被人发现了,他们难以承受人格的污辱,和预料之中的批斗与处分，他们分别投水和上吊自杀。按当年的不成文的“法规”,偷吃东西是反对大跃进和粮食政策的反动行为,是严重的政治事件,非右派学生也要被开除学籍,何况是正受处分的右派分子。这是1959年冬天的事，人饥饿到危及生命的时候,偷吃点猪食、免食算得了什么,难道右派学生的生命，连猪、兔都不如吗?

1960年以后,饥荒更加严重。西师在离北碚30里外的西山坪办了一个农场,说要搞生产自救。右派劳动队员自然充当其中的主要劳动力。最致命的劳动是每天到20里外的草街煤矿担煤，上、下午各一次,每次不得少于100斤,去时下坡,返回时上坡。这些饥饿得已经水肿,快要倒毙的右派学生,担着百斤重担,沿着70多度的陡坡，在长达近千步的石梯上艰难攀登,真算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啊!中文系58级的黄重华，化学系58级的曾清经,　终于支持不住了,休克在运煤的路上。黄重华侥幸被救活,而曾清经却永远离开了人世。外语系60级的苟文纯,生物系58级的胡光伟,饥饿水肿得不能起床了,管教干部怕他们死在学校,便叫他们回家自谋生路，但不发给一分钱的路费,几天以后,人们从路边一具饿殍身上,发现了苟文纯的遣返证明条,才知道苟文纯早已饿死在回家的路上,而胡光伟一路乞讨回到家,奇迹般地捡回了一条命。

1959年9月国庆十周年,人们幻想着大赦，特赦以结束苦难。但劳动队能享受到此“殊荣”的,仅仅只有笔者和中文系59级的漆诚志两人,其余都在失望与盼望中焦急地等待着。

若干年后,这几十名右派学生劳动队的幸存者，终于修成了“正果”——在摘掉右派帽子的同时,　换上“摘帽右派”　的帽子,继续以二等公民的身份任由统治暴君践踏。

何人不起故园情？

严家伟

一

我的故乡四川成都市，是沃野千里的大平原，是天府之国的中心宝地。如果说成都市在自然景观上还有什么遗憾之处，那就是没有山。所以在祠堂街的少城公园（今名人民公园）里，用泥土堆成一座“假山”以示点缀。但你如果走出旧城的老西门外，穿过石灰街，走完南巷子，就会在你眼前出现一座似山非山的大土丘，方圆约有半里地，公园里那座假山和它相比，真是“不足道哉”了。这个大土丘成都人叫它“抚琴台”，说是三国时诸葛亮在此筑台抚琴。如果有此事，那孔明老先生仅为了自己弹个琴，便如此大兴土木搞“政绩工程”的劲头，若与今天我党的公仆们相比，当算“大手笔“了。但可惜孔明的这一丰功伟绩，让一个英国人给“毁掉”了，此土丘根本同孔明无关。

大约是1943年吧，一个英国的考古学家对这个大土丘进行了考古研究，并从旁边挖开了一条通道。最终证明这里是五代时名叫王健的蜀王的陵墓。1945年春，我们全家就迁到此处定居，我家就在此墓之西约500米的地方。此处环境幽静，大有“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风光。那时这里属成都市近郊区，便于躲避日本飞机的空袭。就在那年的秋天我们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至今我还记得八岁的我和大家一起欢庆胜利的喜悦，因为从此后不再担心成为日寇炸弹下的冤魂了。但是谁也没料到，五年以后，这里又成了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杀戮之地。

二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共便在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那轰轰烈烈的阵势绝不亚于文革，满街的口号是：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一切反革命分子！所有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单位，甚至每个居委会，居民小组，都把此列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号召大家检举揭发一切可疑的人和事。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特别是有一批所谓“出身好”的街道里弄中的积极分子，本来大字也不识几个，一旦给了他（她）们一个什么“居民组长”,“治安委员”,“宣传员”之类的官衔后,在这些人看来,真比“文拜相,武封侯”还更光宗耀祖,还更得意忘形。所以他(她)们巴不得一天抓出一万个反革命分子,才好向党和政府献上厚礼,以报知遇之恩.

我的一位邻居叫向代康（字传贤）,是我父亲的同事，用现在的话来说叫老战友,在四川军阀“三军联合办事处”管辖成都的年代,曾担任过成都市城防司令。当时向代康与我父亲和熊克武,刘伯承都曾同事相识。那时蒋介石未入川，甚至可以说那时的四川还不归蒋介石管。而且他们都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退出了军界，我父亲经商,向伯伯就在抚琴台附近办了个抚琴农牧场,饲养良种奶牛。可是镇反运动一来,我父亲和向伯伯,都成了“国民党反动军官”。要他们交代“杀害了多少地下共产党员？”你说没有,那些人怎么会相信。而且那些人文盲,半文盲,起码历史知识都没有，怎么说得清?开口就说你不坦白,不老实。而且“君子”动口也动手，我父亲和向伯伯都挨过他们的耳光，还弄到派出所去一天,强迫你交代问题。虽然他们没有任何证据,但就是一句话：“你在伪政府手里当官,你没干坏事那才怪,老实交代！拒不坦白,死路一条！”后来向伯伯急中生智,想起刘伯承当年与他同事，此时刘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主管当时西南军政。他便给刘伯承寄去一封挂号信，他后来私下对我父亲说：“死马当成活马医”去试一下。万没想到刘伯承还起得他和我父亲，很快就回了信。信上内容表面上看是一派“官腔”,大意是：我党的政策一贯都是既往不咎,你们要理解和支持当前的镇反运动,过去的事说清楚就行了，今后欢迎你们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就是最后这句话“ 值钱”了。向伯伯把这信拿出来叫那些人看，开始那些文盲积极分子还怀疑这是假的，我父亲说“你们看清楚这公函信封，信笺是哪个单位的”。后来公安局来人一看，马上满脸堆笑说：“二位同志，对不起，误会，误会”。接着把手向那些积极分子一挥，示意叫他们滚蛋。那些积极分子刚才还又凶又恶要吃人似的，现在却一个个像狗被主人踢了一脚似的，又丧气，又“委曲”地”滚”出去了。从此以后，就再没来找过麻烦。否则我父亲和向伯伯不杀也得判刑。这就是中国官场的奴性。但能有这种意外幸运的，恐怕也和今天中“体彩”头奖的几率差不多。我父亲和向伯伯对政治早已厌倦,所以只要过了这个关,就再也没去找刘伯承,更不打算去参加“革命”。幸亏二位老人都离世得早,否则如活到文革那还有活命吗?当然,更多的人可能还等不到文革就完蛋了。

有一位离我家不远的邻居名叫秦仪甫，是四川大学助教，说他参加过国民党的什么特务组织，莫名其妙地就被枪毙了。还有个叫文子政的，是个营长，人家在徐蚌会战中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兵，资遣回四川，镇反运动一来，先是派出所通知他去“参加学习”，他还高高兴兴来向我父亲告别。谁知“黄鹤一去不复返”，后来听他妻子说，文子政关在成都宁夏街看守所(俗称四大监)里，一直生死不明。当然，再往后我也混进“反革命”里去了。

三

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抚琴台周围美丽的田园风光和静谧的气氛，便被一阵阵刺耳的警笛和枪声撕得粉碎。因为这里成了当时镇反运动中处决“反革命”犯的屠场。只要看见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抚琴台四周一布防，就知道杀人的悲剧马上要上演了。不一会拉着死囚的极刑专车，便呼啸而来，一般是前面吉普车开道，死囚车居中，都是敞篷大卡车，死囚被五花大绑还插上“标子”，武装押送车架着机枪殿后。但抚琴台还不直通公路，公路离抚琴台还有好几百米。于是死囚便从车上拉下来，由两个士兵一左一右架着，往刑场拉去。由于这段路是田坎小路，三个人无法并排走，于是只好将死囚从田土中拉过去。还有女死囚同样如此对待，真是够野蛮了。当时枪毙人都是刻意指着死囚的脑袋打，有的死后只剩下半边脑袋了，有的甚至只有颈部尚存，人像个木桩一样立在那里，一会儿方才倒下，真个是惨不忍睹。那时还给这种杀人的方式取了个名字叫：“敲砂罐”，也就是说把剥夺人的生命看得像敲破一个罐子一样那么随便，那么无足轻重。哪还谈得上半点人权与人的尊严?在那些人的眼里,根本没把“反革命”当人看,更不要说还有大量被冤枉的人了。

就在这段时间里,抚琴台隔不到几天就要弄来一批人枪毙,最多时一天来过两次。其实这里还并不是当时成都主要杀人的地方,更多的人则被杀于北门外昭觉寺附近。由此可见,当时的镇反运动是何等的“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了。但就这样也已使附近居民,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心理。有人说晚上听见那大土丘上有哭声,有人说看见坡上有“鬼火”时隐时现，按科学讲,这应是人骨中的磷在空气中自燃的现象。可是有一天有个姓黄的独居的孤老太婆,讲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她说那天晚上天刚黑,有个男人在她门前说：“老太太我要个火”,她便问：“你要火干啥？”。男人答道“我去找找我的脑袋在哪里”。此言一出,真把好多人吓坏了。虽然派出所把黄老太婆弄去训了一顿,关了几天,但看她年纪太大,无儿无女,又是“劳动人民”,只好放了。但人们的恐惧并未因此减轻,一到天黑好多人都不敢出门。

邻家有个女孩叫许丽华和我同在成都县中读书,那时我十三岁读初中,她大我三岁上高中了,我们是同校不同班.但我发育快与她差不多高了。丽华姐平日同我挺要好的，我心里一直视她为亲姐姐一样。那天也是天刚黑,她来找我说要出去买点东西,必须路经那杀人之地,她问我敢不敢陪她走一趟?我虽然才十三岁,但发育良好也像个小伙了,自然不愿在女孩面前表现懦弱.。便说：“走嘛,有我一道你怕啥”?走到那杀人地附近,天已黑了,没一个人,只有天上微弱的星光还勉强看得见路。我心里也有些怕,但又不好说出口。谁知她见左右无人，便一把将我抱着,几乎全身都投入到我怀里了。那时的孩子真是单纯,我一门心思认定她是吓成这个样子了。所以对人家的热情我毫无反应,只会不断地给她壮胆说：“丽华姐怕啥啊,哪有什么鬼?没得事，哎呀设得事”买了东西回来分手时,　她似嗔非嗔，似怨非怨地骂了我一句“看你那样儿精精灵灵,结果是个瓜娃子”成都方言”精精灵灵”就是聪明,”瓜娃子”就是傻子。我当时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我说”丽华姐,我啥事惹你生气了?”她也不回答扭头就走了。当时我真认为她有点”神经病”。后来多长两岁，我才明白是自己的”神经短路”了。现在每当我听到罗大佑演唱台湾歌曲《童年》中那个男孩唱的：“隔壁班的小女孩，为什么还没有走过我的窗前,口中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中初恋的童年”时, 我便觉得现在台湾的小朋友真是能“与时俱进”，比我当年聪明多了。其实我心中也是十分喜欢丽华姐的，她不但“走过我的窗前”，甚至走到我身边了，投到我怀里了，我却像段木头那样，让人家笑为“瓜娃子“。

说完了这个轻松的话题后，又要转入沉重的话题了。1957年后，我混进“反革命”队伍后，许丽华还多次来我家中询问我的情况，当然每次都是坏消息，而她每次听了都长长地叹气。这些是我进监狱后，父亲在信上告诉我的。那个黑暗年代会同情右派政治犯的人实在太少了，丽华姐真是个好人。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特别去了抚琴台，想打听丽华姐的下落。谁知那里已被开发成王建墓园旅游景区，过去的故居旧房，小桥流水已荡然无存，只存一大堆钢筋混凝土的“森林”。居民都被折迁走了。我几乎问遍了附近居住的每一个人，有的摇头说不知道，有的甚至用怪异的眼光打探着我说：她是你什么人嘛？我说“是我中学的同学”。对方一脸的不屑说：“你都这么大的年龄了，还去找中学的同学干啥”。好像觉得我是吃撑了没事干，现在有些人对人情如此冷漠，真是叫人吃惊。

第二天我仍然不死心，又去了那里，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问到了一个老太太，她说“你是不是问旧社会里那个许团长的女儿“？我说“对对对，就是她！”她摇摇头说“惨啊，惨……”边说就边走。我连忙拦着她“婆婆，您把话说完呀”！她四下一望无人，才压低声音说：“他们一家出身不好，61年生活困难得了肿病锇死了“。“那许丽华呢？”我几乎叫出声了。老太太想了一想说：“唔，许丽华好像……没有死，跟一个男人跑到新疆逃荒去了”。“那以后呢？”我接着又问。老太太有点不耐烦了说：“以后我又没去新疆，咋个知道？你是她的啥子人啊，这样打破砂锅问到底?”这是一句成都方言,意即刨根刨底地问。这回我学“乖”了,我不说同学,我说“她是我表姐”.老太太点点头,表示能理解我“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行为。其实我也不算撒谎,丽华姐在我心中胜过表姐,如同亲姐姐一样啊！

这天晚上我彻夜失眠了。儿时、故乡、旧居、同学、亲人、小桥流水、笑语歌声……都一齐涌上心头,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是亲情,是友情,是别绪,是离愁?还记得1949年一个秋雨绵绵的晚上,丽华姐家与我家只一墙之隔,她带着只有几岁大的小弟在我家玩，那时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游戏机,在一起就是谈天说地,讲故事,唱个歌。我家屋后有个小池塘,里面养着荷花,到秋天只剩下荷叶了。雨点声不紧不慢地打在荷叶上，我姑姑也是个很爱文学的人，她对丽华说：李商隐有句诗“留得残荷听雨声”，你听这雨滴声是不是像音乐般的优美啊?丽华姐微笑着直点头。我便趁机要求丽华姐唱个歌。她的嗓音非常优美,说荷叶,她就唱起《采莲谣》了：

夕阳下，晚风飘，大家来唱《采莲谣》。红花艳，白花娇，迎面香风暑气消。你划桨，我撑篙，穿过浮萍过小桥……

一曲完了，我还不依不饶地拉着要她再唱一首。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如东风满落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一首用李白《春夜闻笛》谱成的歌，让我们都沉醉在诗情画意里了。可是谁

也想不到大灾难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了…… 

第二天，离开成都前几小时，我又漫无目的地走到了抚琴台。虽然我心里明白不可能再打听到什么新的信息与线索了，仅仅就是为了那么一份依恋。可这里除了那座大古墓可以帮助我定位童年时活动的轨迹外，一切都已淹没在似水流年之中了。最后，我一边走一边回头，一边在口里轻轻地念道：           

      故屋依稀何处寻？

      蜀王古墓草青青。

      新房新路皆新建，

      物换人非泪满襟。

但愿丽华姐能在网上看到这篇短文！更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革命家庭的反党分子

李才义

岁末严寒，我正在书房写一篇短文，忽然电话铃响：原来是久未联系的我的右派难友杨少西问我的近况。于是打断了我作文的思路，回想起五十年前我与他同为“右派”时，共同罹难的痛苦经历。

那是上世纪1957年的最后一天，我被中共四川省财政厅党组批准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强制实行劳动教养。当我跨进成都新南门新村4号省劳改局收容转运站的铁门时，省级各机关送去的所谓极右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大多精神颓伤，唉声叹气。惟有一个风度翩翩，年龄与我差不多的青年，嘴里正轻声地哼着：“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那首当时流行的前苏联歌曲。这歌我也爱唱，这歌词最能表达我们当时的心情，于是我俩成了相识恨晚的好朋友，其友谊延续至今。

杨少西一家在中共党内地位显赫：一个伯父叫杨尚述，字暗公，是中共四川地下省委第一任书记，牺牲于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另一个伯父杨尚昆，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4任主席；其叔父杨尚正，字白冰，上将军衔，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其生父杨尚伦，早年参加共产党，在上海领导过学主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奉命潜回四川，在军阀部队内做统战工作。1949年底协同中共地下组织策动邓锡侯、潘文华和刘文辉共同宣布起义，并作为三位起义将领的代表之一，与其他两位代表乘车前往新都桂湖公园，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贺龙司令员、王维舟副司令员及张经武参谋长，汇报起义部队情况和成都市区情况，欢迎解放军早日进入成都，为和平解放成都做出了贡献。成都解放后，杨尚伦被贺龙司令员聘为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高等顾问，四川与西康合省后又被任命为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谁会想到出身于这样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庭的杨少西，也会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呢？

1957年整风、反右时，杨少西是铁道部第二工程局技术学校的教员。当我知道杨少西上述的家庭背景时，曾经问过他：你伯父、叔叔和你父亲都是高官为何没有保你？为何不放你一马？他说：我的右派言论是“重量级”的，谁都保不了我。后来我才知道杨少西勤奋好学，善于独立思考，不随风转舵：比如说“土改”时，为配合宣传，在全国上映《白毛女》电影，把农村的地主典型化为黄世仁那样的人，杨少西颇有异议。他说：据我了解，地主剥削农民是事实。但地主投入资金买了土地该不该有收益？如收益的比例过高，当然可以叫作剥削；若收益比例恰当，就应算是合理。他还说农村的地主并不都像黄世仁那样恶劣霸道，也有勤劳持家、乐善好施者。所以在“土改”时期残酷斗争，甚至关、管、杀了一些地主是不应该的。

又比如“抗美援朝”时期，我们宣传说：“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是想把朝鲜当作跳板来侵略中国”，杨少西也有微词：他说美国要侵略中国，何不在国共两党的内战时期，而偏要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共产党已夺得政权的时候？显然是缺乏军事常识的愚民之谈。他还说美国即使要找跳板也只能是台湾，而不是朝鲜；即使要援助朝鲜，也当之无愧是兵强马壮的苏联老大哥，而不应该是刚刚结束内战、正百废待兴的中国老二。

再比如，毛泽东发动反胡风，杨少西认为是无限上纲，把学术争论和文艺理论界的派系纷争，上升为阶级斗争来对待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历史上的胡风是进步的、革命的，曾经为中共做过有益的事，是中共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更有甚者，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杨少西以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赤诚的心，将上述那些观点和对“肃反”运动、人民代表选举走过场和中苏友好协会组织，以及反对个人崇拜等问题的看法，写成书面汇报上书到“八大”会务处，希望党吸取教训，总结经验，阔步前进。

时过几十年的今天来看，杨少西上述那些观点和意见无疑都是正确的，甚至是远见卓识；其用心也是善良的，是为中共着想的。然而1957年“打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 反右开始后，他给“八大”上书的材料被翻了出来，就成了他“当”右派的铁板钉钉的罪证。

1966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少西已经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回到人民行列”，回到成都，在一家工厂做工。有一天，造反派在市体育场召开批判彭、罗、陆、杨大会，因为没有活靶子，就把他这个并没有受到杨尚昆包庇的侄儿弄去陪斗。杨少西知道，去了那种场合，必然要遭受皮肉之苦，就在押送他的途中称他要拉屎，已经憋不住了……造反派押送他的人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到公共厕所去拉，但又不好跟着杨少西进厕所，于是杨少西趁机从厕所另一端遛进一家饭店的厨房逃脱了，给那么“庄严”的全成都市批判走资派的大会开了个大玩笑。

俗话说“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后来杨少西在他做工的工厂仍然受到了批斗。但身体受伤害的程度要比在全市批斗大会上轻得多。因为同厂的都是天天要见面的工人弟兄，有些不忍心下手太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杨少西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当上了四川省政协委员，但性格未改，仍然侃侃而谈，乐观大方。有一次省政协会议分组讨论时，上面要他提个提案，他想了一阵说：人民南路广场（现已改名为“天府广场” ），毛主席一个人站在那里太孤寂了，我提议把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的塑像，立在他两边，陪他老人家。结果下一次省政协会议就再也没有他了。回想起当年的右派经历，特别是逃脱那次成都市“批斗彭、罗、陆、杨大会”的事，他仍然刻骨铭心。他说：那年月，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不乐观，早就投江自杀了；不机灵些，哪还有一个健全的身子活到今天。看来“革命家庭”也改变不了一个人的良知。建立民主法制，是中国有识之士共同追求的真谛。

我和毛先生

王容芬

《庖牺氏》排好了版，策划人说还缺一篇序。《燧人氏》的序是苗子先生写的，我想请先生再提携一把。先生没有回绝，却讲了个故事:“我花了好几年写《八大山人年谱》，两年前把手稿给汪世清先生过目。汪

这本书是我的第二本历史小说，前面有《燧人氏》，后面还有《有巢氏》、《娲皇羲皇》、《黄帝蚩尤》、《唐尧虞舜》、《治水鲧禹》，成为一个系列。其实《庖牺氏》去年年初就交了稿，只是依历史顺序，排在了《燧人氏》后面。整个系列的酝酿和写作都有年头儿了，不是现写现卖。

说起来话长，一九六六年九月，我冒昧给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先生写了封信，请他以社稷为重，检讨时下拿枪杆子运动群众的错误。毛先生很让我失望，把一个履行匹夫之责的公民当作阶级敌人关了起来，强迫作铁窗功课，学习他的阶级斗争理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毛

我在毛先生的看守所一住就是十年，其间易地数次，阅人近百。一起关押的难友，全是清一色的“阶级敌人”。交谈比较之下，别人的案情都比我轻得多，他们获罪或为出身，或为历史，或为无意中说错话写错字，还有株连殃及的。就此小样本而言，冤狱百分之百，毛先生的阶级斗争无疑就是践踏人权。文革中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斗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确切统计，用邓小平

铁窗时间不计日月，年复一年，睁开眼背语录，闭上眼倒腾历史，倒腾到根儿上，明明白白了，毛先生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历史。燧人氏、庖牺氏、有巢氏，这些星星，隔着历史的光年，七千年、八千年、一万年之后，依然灿烂夺目，绝不因为他们是阶级斗争的胜利者。这些名字都有内容，钻燧取火、种五谷养六畜、筑巢造屋，就是没有阶级斗争，他们闪烁的是那个时代先进技术的光辉。

十年以后，在远离京城的一孔黄土窑洞里，一位当地无产阶级专政人员，艰难地向我宣读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疙疙瘩瘩念错了许多字。所有罪状归结起来无非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外加死不认罪。我听得明白，已视死如归，只是遗憾死得太不值。听到最后，长长吐了一口气，不过无期徒刑尔！心里对毛先生说：“只要不死，有出去的一天，我会跟您讲这个理，把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历史争个明白。”

判刑后劳动改造了两年半，正当狱方以“拒不认罪、反抗改造”为名，向京城申请给我加刑时，半人半神的毛先生死了，天怒人怨把他生前的魅力撕得粉碎，他的司令部被摧毁了，一个个成了阶下囚。戏剧性的是，一个在看守所给我上过刑的专政人员，带着十年刑期也被发配到这座监狱，还和我住一间牢房，成了名副其实的同窗。一九七九年三月，当年判我无期徒刑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来了两位审判员，向我宣读了一份复审判决书，内容挺长，无非是被告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攻击了伟大领袖云云，不过“攻击毛主席” “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内容，变成了“反对四人帮”，以前加刑的凭证也变成了平反的依据。平反虽然留了尾巴，好在最后一句判词是：“宣布无罪，立即释放。”

一晃十二年半，出狱后，我如狼似虎读史书，补功课，一把年纪出国觅师写论文，求索人类历史上重大灾难的理论根源。毛先生死了，我那颗较真儿的童心仍未泯，补完最后的史学教育，我便着手收集史料，考察三皇五帝之源。《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了不写三皇本纪的理由：“神农以前，吾不知已。” 太史公不知的史料，所幸两千年后从地下发掘出来一部分。虽不足以著史，但可作为历史小说之本。小说虽属稗類，也应有所本，《庖牺氏》本的是甘肃大地湾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遗址挖掘的坑、穴、灶、窖、墓、沟、房、窑址和近万件文物，尤其是最早的农作物标本黍。对应这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在中国是神话了的三皇，在希腊则有盗天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和农业女神得墨忒尔、狩猎女神黛安娜。

关于三皇，各说不一，但所有版本中都有一位农业先驱，或叫神农，或叫庖牺，或叫伏羲。庖牺这个符号最生动，传递的信息最多，至少有猎、畜、陶、火。我就选择了庖牺作为本书主人公的名字，以这个氏族的名字作为书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社会形式是母系氏族，酋长自然是女人，而且是有领导生产能力的女人。庖牺这个有许多重大技术发明的人，就是庖牺氏的女酋长。有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节自然发展出来，八千年前的生活场景再现出来了。

人是脊椎动物里最弱的，单个儿的人缺乏营卫能力，牙齿不利，指甲不硬，奔跑速度不快，只有在群体里，才有生存希望。母系氏族是血缘和利益的群体，在与外族利益冲突中，难免产生打斗、杀戮，群体内部遇到需求与现实的差距，也难免导致人际冲突，甚至闹出命案来。模拟原始社会生活的故事情节发展，经常出乎我自己意料之外，打碎了以往接受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幻想。不过，无论氏族间的冲突还是氏族内的冲突，都不能用阶级斗争来解释，而是人性和利益使然。那时没有契约和暴力机构，维系社会和谐的是对神的敬畏和对酋长魅力的帖服。酋长权力来自个人过人的能力，给族人带来实际利益的能力。小说里的庖牺就是这样的魅力权威，她靠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发明了提高族人生存能力的先进技术，教民制弓箭、结网罘、养六畜、种五谷，使庖牺氏的生活有了质的飞跃。酋长犯了错误，给族人造成重大损失，她的魅力也就没了。小说写了庖牺晚年的一个重大失误，导致氏族死人过半，生者离开了庖牺，推举那个力阻错误行动的人当了新酋长。魅力权威依托人的能力，本事没了，权威也就不存在了。

酋长是氏族生产和生活的管理人，所谓管理，不过是生产和分配。分配比生产更重要，仅有的产品如果分配不均，就会导致打斗，分配权只能掌握在全族人信得过的人手里。庖牺的魅力给了她分配权，她的主要精力用在结一个一个作为分配记录的绳子疙瘩上，主持干活儿的却是几个精力旺盛的男人。向父系社会过渡已是早晚的事儿了。

写原始社会，尤其是母系社会，不能回避先民先祖繁衍后代绵延种族这一面。再现新石器时代的生育习俗，靠流行的“ 群婚制”理论来虚构就麻烦了。我有幸在为稻梁谋的工作中考察过中国古代生育制度，也做过几年城市婚俗的田野调查，这点民俗学功夫派上了用场，写作中还参考了两次去山西发现的晋人一种古老的习俗。一次是文革前，去晋南参加四清运动，我有半年住在村民家里，日子长了，人家也不回避了，还告诉谁跟谁“过着”，整个村子有一张清清楚楚的性关系图，一点不乱。这个结构是村民生活的重要支撑，夫妻双方都尊重对方的性自由，子女也视父母的性伙伴为亲戚长辈。这种性关系的作用除了生儿育女，还是对过日子的支撑，遇事几个家庭互相帮助。第二次是在看守所和监狱里，我常代犯人写家信，收信人从雁北到晋南，遍及全省。这些信有给“ 爱人”的，也有给“朋友”的，往往一个人同时写两封。狱方视为正常，只要不谈案情，一律放行。这并不是某些通奸犯独有的婚外情，其他犯人，甚至某些监管人员也有这种生活方式，而且很公开，两家孩子长得难以分辨，被人混淆了，就笑着解释“我是谁的，他是谁的。” 我把这种习俗揉进云南纳西族的从舅居，作为小说中原始人的生活方式，这似乎比“群婚制”更符合八千年前的民风。八千年前的人也是人，所谓群婚和乱伦，在动物界都罕见，何况人类。晋人的性习俗不是个案，中央关于全国的四清运动有指示，为了消除社员的顾虑，下车伊始先宣布：“谁跟谁睡觉的事，不在四不清之列。”中央有个四清样板，不在山西，领队是某夫人，开社员大会时居然传焦大的话：“要是清这个，你们就没一个干净人了。”

原始人受自然界威胁多多，寿命很短，出土的头骨，牙齿基本完好，高寿而死的，不过三四十岁。他们的生命健康主要靠巫来调治，《庖牺氏》里写了两代备受族人赞崇的巫，巫的造型取自传说中尝百草的神农，除治病疗伤外，还以神鬼代言人的身份调理族人的心理。母系氏族里地位如此之高的巫，我想也应该是女人。书里的老巫婆还是氏族延续的钥匙——收生婆，最后为求雨贡献了生命；巫婆的接班人是庖牺的好友，她淡泊权力，施医舍药，也是氏族有话语权的重要人物。庖牺晚年得了不治怪症，痛苦不堪。她的继承人尽一切努力，让她活下来，家人却不忍看着庖牺生不如死，庖牺本人也愿意尽早了结。在愿望冲突中，巫婆尊重庖牺的选择，给她吃了大量苦杏仁儿，算是最早的安乐死。

庖牺死后，她的继承人把她立成了神，族人有了膜拜和求告的偶像，后人也奉庖牺为神。传说中的神三皇都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有重大发明的酋长，我把她们写成了三位杰出的女人——燧人、庖牺和有巢。《庖牺氏》和整个“太古足音系列”都不是重写神话，而是重现活人的历史，力求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情节都能在历史和生活中找到依据。我相信这些从洪荒中走来的先人，能在历史小说人物丛中得到他们的位置，不会被那些浓妆艳抹的后宫和阴阳怪气的太监淹没。

我写三皇五帝，缘起是跟毛泽东较真儿。这想法本身就幼稚，因为毛先生的道理太荒诞，换牙的孩子也知道牙齿的发展是新牙顶掉乳牙，而不是下牙把上牙顶回牙床子里去，毛先生却凭着妄想和幻觉，偏执地非要让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经历过那个荒诞时代的中国人早就不信这一套了，年轻人可能连阶级斗争是什么东东都不知道。文革中的领袖戎装像如今沦为火辣饭铺的店招，忠字舞跳上了夜总会的台面，阶级斗争成了一道风景菜。我与毛

郁风、苗子夫妇年逾九十，造诣纯精，社会应酬繁忙，仍屈尊为拙著画画儿题字。同窗之谊，无任感激，恳悃之至。

五个小右派

唐世彦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要有集体记忆的，是要有历史回忆的，经过去年五十周“反右斗争”的纪念活动，有些挣扎在知识分子最底层的右派小学老师被人记起来了，可是，他们的妻子，却被人忘了，很少有人回忆起她们的遭遇、痛苦和受到的歧视，这里介绍的五位右派先生都是我五十多年前在湖北武昌县师范的同学，毕业后纷纷到农村各小学当老师。和我一样，都成了右派分子。他们有的是先结婚，后当右派，有的是先当右派，后结婚。他们的妻子都是我的嫂夫人。她们都不和丈夫离婚，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忍辱负重，伴随着自己的丈夫走过了漫长的隧道，真不容易，真是连累了她们，苦煞了她们，我通过此文向这些嫂夫人表示深深的敬意。

（一）刘焕生与汪小玫1951年结婚，至57年时，已有三个小孩子，大的6岁，老二4岁，小的只有2岁，五口之家靠他们夫妻俩在湖北武昌县林湖小学教书维持生活，俩人的月工资加起来只有66元，每人平均生活费只有12元。刘焕生划为右派后，被学校开除，回老家交生产队管制劳动改造。此时，汪小玫仅靠月工资34元维持四人的生活，每人平均生活费只有8元。刘焕生成了新中国的敌人，谁都要和他划清界限，妻子、儿女都是不准许有亲情的，只有随时警惕他，一发现有反动言行就要揭发他或和他离婚，才能算有觉悟，否则就是与敌为伴，就会成为“人还在心不死，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的“一小撮”。

汪小玫已37岁，有几分姿色，身材瘦小，她一个人拖着三个小孩，居住在校。1959年正是大饥饿的头一年，汪小玫及三个孩子，一天三餐靠稀饭及豆渣、野菜、南瓜等代食品充饥，四口人一个个都消瘦下去，然后又浮肿上来，种田的农民都没有办法填饱肚子，她有幸的是吃商品粮，她本人定量21.5斤一月，三个小孩平均每月10斤，共计51.5斤。平均每人每天有4 两口粮，没有饿死，真是万幸。为了维持生存，迫使她在晚上9点下班后，踏着月色去野外挖野菜。等到收麦收稻时，她就到田间地头捡遗漏的麦穗和稻穗。回家后，偷偷在房间搓下颗粒，一粒粒的积累，一粒一粒地弄熟，让子女们狼吞腹中，真是“一米渡三关”。汪小玫这样做的次数多了，“久做必犯”，终有一日败露了。一天晚上，校长从一位林支部书记家喝酒后回家，路过田间发现有人拾稻穗，其形似汪小玫，这样，汪小玫夜拾稻穗的事就被校长逮个正着。这还了得，校长从汪小玫的手中夺下一把稻穗，这是铁的证据，无论汪小玫怎么乞求，都不能宽容。第二天就组织了批右派家属汪小玫的斗争大会。罪名是偷盗人民公社的粮食，反对总路线、为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阶级敌人顽固不化，罪该万死。校长发动学生撕破了汪小玫的衣衫，扯乱了她头发，要她跪下。汪小玫万口难辩，人赃俱在她只得跪下，软瘫在地上，校长说她装死耍赖，用脚踢她，她肉体伤了，心灵伤了。三个在校的小孩也哭着来了，他们只晓得喊：“妈妈呀！妈妈呀！……”。这样，斗争会不好进行下去，只得命令她回去写检讨、写交代。到了六十年代，她白天上课，晚上和师生们一道参加大办钢铁，有时是通宵达旦，“大办钢铁”是全民运动，是政治任务，谁也不能说有事请假，谁也不能说疲倦，只能表现出“干劲冲天”，她哪能料理三个在七岁以下的孩子？晚上他们睏了，只能和衣而眠，要拉尿，就床而撒，汪小玫的母爱，隐痛是不能流露的，否则就是反抗“大办钢铁”，最轻也是“消极怠工”。当师生们为了表现“干劲冲天”，大话、假话满嘴飞的时候，汪小玫是不敢插嘴的。她怕说错了，总是三缄其口。但还是惹祸了，校长认为汪小玫沉默寡言、疲惫不堪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对抗`、仇视、不满“大办钢铁”的行为。为了把一所小学的“大办钢铁”掀起高潮，第二天晚上，开炉前举行了批斗汪小玫的现场大会。大家列队站在炉前，由校长作了简短的讲话，说有人对抗“大办钢铁”，消极怠工，用沉默来仇视党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批斗阶级异己分子，才能把我校的大办钢铁推向高潮……。接着就是一个学生呼喊口号：“坚决拥护钢铁运动！谁破坏‘大办钢铁’，我们就斗争谁！”。“把汪小玫拉出来！”……。

汪小玫在列队的对面，低下头，脸呈死灰色，大家七嘴八舌的发言，有的质问，有的辱骂，有的分析，有的推理……。一顶顶上纲上线的“大帽子”戴到了汪小玫的头上，虽压不死汪小玫的肉体，是可以压碎汪小玫的魂魄的。汪小玫作了几句辩解，说主要是疲劳、很累、无力说话，还有怕说错了，不是仇视，今后一定战胜疲劳，鼓足干劲，以弥补损失。汪小玫除了禁不住的泪，还有什么话能说呢？回到家，她的三个孩子已合衣横七竖八地睡在床上，苍蝇正盯在孩子的眼角上，吸吮黄色的眼屎。第二天晚上大办钢铁时，汪小玫也强作欢笑，跟人搭讪几句，说些政治性的“进步”话。这样又引起了校长的注意，他召开了学校领导班子的小会，他认为汪小玫很反常，昨天批斗她，今天有笑有说，这是迷惑人的假积极，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识破阴谋，揭穿假象，大家要暗地观察，让她充分的表演，随时报告她的动向，这个险恶的校长是踏着她的眼泪表现自己的。60年，汪小玫的右派丈夫劳动改造已经二年了。因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他已取消商品粮供应）患上了严重的浮肿病，他知道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就选择了逃跑。逃到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汪小玫也不知道，她是不能打听的，不然又要因和右派划不清界限挨斗争。她哭命运、哭子女可怜、哭丈夫逃走。他能活下来吗？她想自己不能死，三个孩子是三条性命，三个幼儿，他们没有罪，无论如何要支撑着，挨斗也要支撑着，把子女拉扯大，让他们归田当农民，自食其力，只要不偷不抢，和大伙一道“早请示，晚汇报”，然后早出工晚睡觉，只要不划右派，当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也算平安。

刘焕生逃跑已二年多了，他没有死，他在祖国东南方，来往于火车上贩卖少量的肥皂、火柴（当时的紧缺物品）等日用品为生，他一分钱一分钱的积攒，积攒了一点钱之后，他想到了妻子和三个幼小的子女，设法托一位遥远的亲戚捎信，约汪小玫在一个暑假里到杭州见面。汪小玫得到这消息，喜恨交集，她到了杭州，见到了刘焕生，他们在杭州玩了三天，这哪里是游乐，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是偷玩、偷见、是贼子、是叛逆，见不得人，也怕人盯着，怀着象通缉犯一样的心情，时刻警觉着和他们擦肩而过的人们，时刻都担心被抓获。这个担心终于来了。第三晚他夫妻两在旅店住下，这是临别的一夜，汪小玫抑制不住号啕大哭，不管刘焕生怎么安慰都不能让汪小玫停止啼哭。哭声惊动了邻房的旅客，他们感到很不正常，报警了。警察来了，进行了审问。刘焕生说：“你们放掉她，我跟你们到派出所”。警察就把刘焕生带到了派出所进行关押。后将他押送回原籍。一声哭别，导致刘被抓获，汪也被停止工作“下放劳动”。

观察一年后，汪恢复了工作。她的上级领导劝她，你想和刘焕生划清界限，唯一的出路是离婚，否则你是苦海无边。汪小玫从没有想到离婚，特别是在刘焕生落难时离婚，我办不到，我是一个人，一个不趋炎附势的人，一个不嫌贫爱富的人，一个不落井下石的人。离婚了，我怎向子女交代？我只有这个命，当右派家属的命！我认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右派家属更难当。1970年暑假，汪小玫以右派家属、女黑帮分子的双重身份进了“五不准学习班”。其实是限制人身自由的“牛棚”。她因背包中有一个针线袋，袋中装有三颗小铁钉，一把小剪刀，几颗针与线卷，在一个深夜搜查黑帮们的床铺时被抄出，认为是黑帮带进学习班的“凶器”，与其他二十余位被抄有“凶器”的黑帮们一起被綑绑起来，进行“现行打击”， 搞得人心惶惶，恐怖阴森。汪小玫被弄得死去活来，她辩解说：“钉子是什么人装进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剪刀针线是为补衣服扣子备用的。”这种实事求是的辩解有什么用呢？正如吴思在“血酬定律”一书中说的：“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汪小玫一天天地熬，子女们由瘦变肿，由肿变消，终于长大了，她不让子女失学，她带在身边让他们读完小学，又送他们读初中。

1978年刘焕生改正了被错划的右派，恢复了工作，但他没有到退休年龄就病退了。他四处打工挣钱，在麻城买了一块地基，用他在劳改时学会的做砖烧窑的技术，做砖烧窑建起了一座一百四十平方米的二层楼房，后来他们夫妇都进城了，子女们先后上了大学、中专，其中一个到国外工作了，这个家的元勋应是汪小玫。

（二）方仁与曾秀梅同一个师范学校毕业，同时分到小学工作，他们结婚刚一年，1957年反右斗争，方仁就被划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工作，集中到一个农场劳动改造。曾秀梅因产假，躲过了反右斗争，没有被划为右派，但是她成了一面“大白旗”。她的“罪行”有两点：一是她不满一岁的儿子名字叫“大鸣”，二是白专道路。她的儿子取名叫“大鸣”，说明她对1957年大鸣大放、反右斗争有刻骨仇恨。想让儿子记住1957年他父亲划为右派，将来好为父亲报仇。白专道路是指曾秀梅只爱教书，不关心政治，不和右派丈夫划清界限。

“拔白旗”也是全国性的运动，仅次于当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曾秀梅作了无休止的交代和检讨都不能过关，就把她调到一所条件极差的乡下工作，中途又调她到偏僻的村子，次年又调到只有一个班级的学校工作，过着孤儿寡母的日子，晨无钟暮无鼓。黑夜她在煤油灯下为学生改作业，編教案。戴着“白专”帽子的女教师很认真教学，学生们也很争气，学会了唱歌、跳舞、绘画、讲礼貌……村民们说曾老师是一个“真”老师，她把我们孩子教得不逃学，还能升入“高小”。曾秀梅无论怎么逆来顺受。还是被认为不老实，是阶级斗争的靶子，在“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大批白专道路中，要以大批判大斗争开路，促进教育改革，促进“开门办学”。在落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也必须以大批判、大斗争开路。曾老师在这个年月里，算是为开路立了“首功”的人。曾秀梅在三年中挨过的批斗不下于三十次，平均每月一次。成了拔不掉的“白旗”

1962年方仁摘帽了，恢复了工作，这只能在生活上有一点好转，在政治上、身份上仍是摘帽右派，曾秀梅仍是摘帽右派的家属。随着国际“共运”的风云变幻，中国选择反修防修的大政方针，采取“安内”防线，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最高指示。从中央到地方，从农村到城市，从商品交易到上层建筑，从生产劳动到科学研究，从日常生活到意识形态，全面地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冒头，“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出现。在这大气候的笼罩下，方仁和曾秀梅这两个小得可怜的人物，还有什么好日子过吗？摘帽右派的方仁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又被揪出来，罪行是“翻案”，是“人还在心不死”。方仁在文革中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上，“主演了”三十多场，曾秀梅也经常上演陪斗的“配角”。她不流泪，不求饶，不辩解，不弯腰，不怨恨，她麻木了，呆若木鸡。她知道自己一点鸣冤叫屈的力量都没有，一片哭泣倾诉的位置也没有，哭也枉然，只好忍辱负重……

1978年方仁被“改正”了，调一所中学任教，后来入了党，担了重点中学的校长兼书记。曾秀梅再不会挨批斗了，但是她的身体被摧残垮了，怕风、怕冷、怕过冬。医生说：这是长期精神压抑造成内分泌失调所形成的精神虚弱症。

（三）林特和王雯娟是在小学同学，林特1954年师范毕业后分配到一所小学教书，王雯娟在这所小学当民办教师，他们成同事，由于有同学基础，虽不是青梅竹马，也算少年有识。林特27岁，王雯娟小他三岁，他们经常在生活上相互关照，在工作上，林特是义不容辞地帮助她提高教学水平，时间一长，他们恋爱了。沉重的1957年来了，林特被划为右派，对他的处理是 “留用察看，以观后效”。谁还敢和右派恋爱呢？右派又怎能谈恋爱呢？王雯娟真是飞蛾扑火，她硬是不放弃对林特的爱恋，她对林特说：“你没偷、没抢、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不为丑恶，不为败类，何况右派还是可以争取摘帽的，我不反悔，我不能和你划清界限，我等你摘帽子”。

一等就是三年，62年林特摘帽了，调另一所完全小学教书。王雯娟还在作民办教师，她毅然决然和林特结婚。贫贱夫妻百事哀，只办个结婚证，把铺盖卷搬到一起住就是了。他们结婚，教师群中很惊讶：一个贫农姑娘，又有文化，怎么也出现立场不稳，敌我不分的人呢？真是大逆不道！糟蹋了一个贫下中农的成分，作孽呀，林特真狡猾，真是不道德。右派们得知这一消息也很惊讶！右派怎么能找到爱人，没有贫农姑娘的勇敢扑火，林特使多大的骗局也不可能得到，一群右派们敬佩这位爱情至上、爱情无阶级、爱情自主的无畏者。说她是勇敢的人，可爱的人。……

他们结婚，在一群年轻的单身右派中，也燃起了希望，争取“摘帽”，说不定也能和林特一样找到一个对象，找不到贫农姑娘，找一个中农的，或者地富的子女也可以。

王雯娟这个摘帽右派的家属，因出身好，领导运动的人不像斗争曾秀梅那样，随便找一个“词儿”可以“加罪”，过一过批斗游戏的瘾。要找“词儿”批斗王雯娟还怕惹上了打击贫下中农子女、实行阶级报复的罪名，特别是那出身不好的领导和跳梁小丑们，不好跟王雯娟定位，是把她当贫下中农呢？，还是把她当右派家属？尽管如此，王雯娟仍受到种种歧视和打击。结婚一年后，他再不是学校的积极分子，什么积极分子会，她都不能参加，她是右派家属，他能不泄密吗？什么先进工作者也不能评，工作好，教学好，也不行，她是一个丧失阶级立场的人。不久说是调整民办教师，取消她民办教师资格，回农村生产。王雯娟在爱情上大逆不道，敢做敢为，但在组织决定上，她是老实巴交的，她没抗争，回家去当贫农，参加生产劳动。但她是哑巴吃汤圆心中有数，为什么不能当民办教师，不就是嫁给了右派，她未和林特商量，做出了一个不给自己留下撤退后路的决定，不生小孩了，她设法绝育了。像一支赴汤蹈火的军队，在穿过桥梁后，炸桥冲锋，只有前进，没有后退的动摇，她决不退出自己占领的爱情高地，她不放弃，她决心死守一辈子。看你还把我开除到什么地方去？不就农村吗？农村啊，是亿万农民的家园，也是一切有帽子的人的集中营，动不动就往农村赶，地富反坏右赶到农村，不法资本家赶到农村，四不清的干部赶到农村，亿万知识青年也下农村，城市失业人员到农村去……，美其名曰：“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其实“村苦农民穷”，这些人不可能在农村自食其力，终年劳动，连口粮都挣不回来。王雯娟的右派妻子身份，不知不觉地株连到两个人身上。大弟65年高中毕业，就是为姐夫是摘帽右派的社会关系，政审未能过关而不能上大学。二弟67年入伍，也是同样的原因而未能参军。王文娟的灾难不声不响地潜入娘家，王雯娟更加认为实施绝育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怎么能有孩子呢，怎么能把灾难延伸给子女？别说贫农根红苗正，贫农也没有结婚的自由。王雯娟有切身感受，和林特结婚没有谁争夺谁的问题，没有谁演变谁的问题，真的不存在阶级斗争的反映，不存在阶级立场问题，“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句话是对的，我们的结合是人性相爱的结果，是有缘有故的，我们之间只有爱没有恨，扯到阶级立场上就是欺世整人。王雯娟在农村劳动了十多年，内心是痛苦的，还不到四十，头发已出现了白丝，这是一个贫农姑娘精神创伤的痕迹。

1978年林特改正了错划的右派，不久入了党，当上了一个中学的领导，王雯娟又做起民办教师，现已退休，没有子女，清晨，两老常一起到公园晨练，享受着民间的平安。

（四）万晓秋与严一忠，都是贫农出身，严一忠的父亲是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56年参加工作，57年十八岁时划为右派，人虽然长得很帅，因为是右派，一直未找到爱人。61年国庆节国家大赦时，他摘掉帽子。65年，经人介绍与万晓秋谈恋爱。万晓秋也是贫农姑娘，一个高中落榜的学生，在农村生产劳动。严一忠告诉万晓秋，他是摘帽右派，现在一所小学教书。万晓秋说：摘了帽子就不是右派了，你怕什么？我不会嫌弃你！万晓秋不懂得摘了帽子，还有摘帽右派的后患，严一忠也不懂这个后患。他们不知道摘帽右派的帽子是难摘的。

他们在65年就结婚了。万晓秋是高中生，身材窈窕，姿色美丽，文质彬彬，性情温和，虽然成了摘帽右派的妻子，人们还比较喜欢她。学校遇有教师产假事假就请她代课，慢慢就成了长期代课教师。66年生了一个儿子，日子过得风平浪静。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战线出现了一个“侯王建议”：一个姓侯的小学教师，一个姓王的小学教师，向全国发出一个建议，建议所有老师一律回原籍任教，接受原籍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一建议被媒体广为宣传，被报社肯定为是个革命的建议，因此中小学老师（除学籍在城市的）均解散回原籍。严一忠所在学校教师进行大换班，严一忠是城市人，无农村原籍，被派到乡下小学，万晓秋沾了贫农成分的光，留她到城关大队一所小学当民办老师，由代职变成专职。万晓秋真是感激涕零。万晓秋在城，严一忠在乡下，两地分居。一位领导经常找万晓秋谈话，关心她的生活、工作、进步，希望她好好听党的话，站稳阶级立场，争取由民办转为公办教师，万晓秋把他当成党的关怀，尝到贫农出身的甜头。一天晚上，那个领导对她说：“你年轻貌美，为什么找一个右派分子？要想今后能有什么前途，你和严一忠离婚才有出路，我帮你介绍一个，保你能转正……”万晓秋这才晃然大悟，为什么她能留在城关？为什么叫她站稳立场？她想，严一忠和我结婚，他没有骗我，也没有给我许过愿。这位领导这么关心，这么许愿，不是出于关心贫下中农子女，也不像是代表党的关怀，她感到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想把此时的想法马上告诉严一忠，征求他的看法。万晓秋有了这个认识，是从幼稚憨厚走向成熟的一次飞跃，她想：“依靠贫下中农”，“贯彻阶级路线”，“听党的话”的领导者们，大有水货，她有些害怕了。她想：严一忠一个贫农的儿子，怎么会划右派的？还不是这些所谓“听党的话”的领导者们引蛇出洞引出来的？万晓秋更同情严一忠了，和他的距离拉近了许多。

67年严一忠在乡下小学出了大事，他奉命刻写乡土教材时，把“打倒刘少奇”误刻成“打倒毛主席”。这还得了，严一忠因此事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严厉的批斗，上纲上线的发言绝大部分是引用的最高指示，如“敌人不打他是不倒的”“人还在心不死，一有机会就会兴风作浪”…… 严一忠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帽子，放在一个生产队交群众管制劳动。万晓秋从右派家属升级为反革命家属。比常人要矮三截，她见了熟人拐道，出门就低头。劝她离婚的人不止那位领导了，也有她的同事，也有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还有人敢于给她介绍新对象，搞得她焦头烂额，心力交瘁，怎么办？她迷惘苦闷：我已经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妻子，离了婚，这个社会关系离得掉吗？为一个反革命的妻子作介绍，与一个反革命的妻子结婚，他的革命立场何在？为什么他们就不怕丧失立场？记得老家有一位乡长与一个地主婆结婚，不是被撤职了吗？他们哪是关心我？哪是讲阶级立场？我不能再错了，离婚比不离婚更复杂可怕。我怎么办？劝离者、介绍者都只图一时的痛快，他们是不负任何责任的，我要对自己负责，对儿子负责。万晓秋决定死不松口，冷静观察，独立思考，警惕“劝降”者。背后议论纷纷扬扬，有的说她“苕”，有的说她顽固，有的说她活路不走走死路，有的甚至向她身上泼脏水，万晓秋忍着，装着没听到。更可怕的是骚扰，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大队长、小队长、会计这些土皇帝，地头蛇，他们是小学的领导者，经常在酒醉之后，特意到万晓秋的宿舍坐一坐，喝喝茶，说些粗鲁下流的话，挑逗取乐，有时还对万晓秋动手动脚。这些人都是党的干部，都是抓阶级斗争的人，一个个都暴露出的邪恶嘴脸，谁也得罪不起。万晓秋知道：“此地不留人”，只有回到娘家去。

她平静地向城关镇政府递交了辞去民办教师的申请书。镇的一位领导说：“你为什么辞职？大家这么关心你，你应感谢才是……”万晓秋把多次受到骚扰的事说了，领导说：“劝你离婚，你不听，你离了，跟某人结婚，谁还敢惹你！”万晓秋说家里父母有病，我只得回娘家尽孝，她不辞而去了。万晓秋回到娘家，家乡人安排她到本村小学当民办教师，她一直干到1978年，等到严一忠右派问题改正。严一忠改正后的第三年入了党，在一所学校当校长。他多才多艺，对学校管理、语文教学颇有研究，名传一方。

（五）付德喜与李桂枝。付德喜贫农出身，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划为右派，处分最轻，是“留用察看”，戴帽当教员。他的爱人叫李桂枝，是一个农村姑娘，贫农成分。她不知道付德喜犯的是“反动派”的错误，所以没有和他划清敌我界限的意思。星期日付德喜常常不能回家，她还很思念。1959年饥荒时，付德喜出事了，犯的是偷了八斤“粮票”。右派分子偷“粮票”，是罪加一等，立即被公安机关抓捕，关进看守所，李桂枝这才知道戴帽问题的严重性，她去看守所探望付德喜，付德喜告诉她：“我没有偷食堂的粮票，全是诬陷的。” 李桂枝说：“搞清楚了，你就回家当贫农，不去教书了，这样可以不戴右派帽子，种田只用戴草帽子，草帽子轻得多”，一个认字不多的贫农少妇，把草帽和右帽混淆了。有了少妻的幽默和宽容，付德喜受到了很大的安慰，他决心听妻子的话，只要走出看守所就回家，不要“留用察看”了。付德喜被当作盗窃犯在看守所关押了三个月，他始终不承认偷了八斤粮票，学校又拿不出证据来，只是推定是右派分子在破坏。因为出了任何事，首先要有阶级观点，要怀疑阶级敌人破坏，先抓人，再落实材料，这是历次运动的斗争经验。这个经验在历次运动中制造了不少冤案。

付德喜偷粮票的材料不能落实，公安机关只得要学校把人先领回去管制，付德喜回校后，破衣烂衫，疯疯癫癫，谁也没理他，他当晚就自动脱离了“留用察看”的工作，偷偷回家了。李桂枝帮他洗澡更衣，支持他不工作。俩人一块当农民。一次，邻居的鸡下蛋了，可是蛋不见了。一个鸡蛋不见了，对农村妇女来说是大事，是纠緾不放的大事，她指桑骂槐地说：“在学校偷粮票，回家又偷我家的鸡蛋，真不要脸……”。李桂枝绝不示弱：“你骂谁？谁偷粮票？谁偷你家的鸡蛋？我们都是贫农，我们不怕你。” 邻居说：“付德喜不是贫农，是右派！不要脸的右派，你也不要脸，找个右派分子，右派分子的臭婆娘还不老实，不低头认罪是没有好下场的……”

这是李桂枝作右派妻子第一次受到的欺凌，她气极了，她说：“笑我找一个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怎么啦，全生产队只有一个右派，我就挑选他，我是百里挑一，你不服气，右派分子还不会要你这样的泼妇做老婆……”

李桂枝这一番出格的话，汇报到生产大队的党支部，成了美化右派，右派要翻天了的现行反动言论。党支部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决定组织一场斗争付德喜的大会，李桂枝陪斗，打掉右派分子翻天的嚣张气焰。

发言的此起彼伏，言词短促激烈，杂有呼吼、恐吓，谩骂侮辱……使李桂枝憋气的是，不允许辩解，不允许强嘴，所有不实之词都得全盘接受，只许可斗者胡说八道，被斗者是无发言权的。这是一个贫农姑娘所受不了的。怎么搞的？叫付德喜不教书了，回家当贫农，反而连自己也当不成贫农了，这是什么世道？此次斗争会后，群众的斗争性调动起来了，阶级觉悟大为提高，再没有人和李桂枝说话、逗趣、开玩笑了，李桂枝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一个单纯、幼稚的姑娘，她的贫农优越感、光荣感，被群众打得落花流水，她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李桂枝也曾想离婚，只有离婚才能当贫农，才能恢复优越感和光荣感。但是她娘家的爹妈不同意，劝李桂枝要要忍着，不能在人家倒霉时甩人家，人是有起有落的，谁都不能说一生走红。

1957年全校教师在第一中学大鸣大放时，我去看过他们的大字报，付德喜写了一副对联：“丰衣足食八尺布，人面桃花四两油”。因为对联为农民说了实话，付就成了右派，我看这不是反动言论，我就有这思想，我们农民只有八尺布，还没有四两油，确实是太少了，让农民能够多点布，多吃点油，怎么能算是反动思想呢？但我没有往外说，付德喜错就错在不该说，闷在心里就好了。

全国有右派成千上万，他们都有爱人，也是成千上万，这不为丑，慢慢过日子，认命，大家能过日子，你也能过的，不能甩人家，嫌“黑”附“红”才不道德。“黑”与“红”是人们随意说的，今天可以说你是“红”，明天也可说你是“黑”。今后的日子还长，少说话，少逞能。付德喜很聪明，懂水会电，又会砌灶节能，有文化，什么技术活也一学就会，只要勤劳，饿不死你们。由于爹妈反对离婚，李桂枝心中压抑，身后常有人戳背脊：不要脸的东西，右派臭妖婆……她由优越走向自卑，渐渐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间歇发作。

有一次，她间歇精神病发作，拿起“扁担”，追打生产小队长。付德喜抱住李桂枝，背回家才没有酿成灾祸。二十余年，付德喜与精神病患者李桂枝相依为命，直到1987年改正。1988年，付德喜走上了一所重点小学的领导岗位，担任教导主任，他多才多艺，娴熟琴棋书画，常组织少年过夏令营、冬令营生活。李桂枝是副主任的老婆，那个丢失鸡蛋的邻居的孙子要上重点小学，死皮赖脸地求李桂枝说情，请她帮忙，李桂枝终于又变“红”了……

我在“监中之监”里度过“文革”（之二）

石天河

1.监中花絮

·花絮之一·受不起这样的抬举·

开初，集训队犯人都像是“打懵了的兔”，一批两批三批……不断地从各个中队送进来，有时三个五个，有时十个八个，一共聚集了约百一二十号人。进监以后，大家都有些忐忑不安，似乎觉得自己原本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堂堂正正的劳改犯人，政府说过，是要把我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公民”的。现在忽然一下子成了“牛鬼蛇神”，连人都不是，将来还能成“公民”吗？后来忽然听说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共产党的总书记邓小平都作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被打倒了，就担心这翻天覆地的运动，会不会像龙王爷发大水，在大水冲垮太行山的时候，会捎带着把沿路的蚂蚁窝一鼓荡平。至于蚂蚁窝里那亿万条生命是不是算数，龙王爷是没在意的。加上，干部们这时候的“文革语言”也常常使人惊心动魄，动不动就说：“你们这些牛鬼蛇神，都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脚脚爪爪嘛！你们要敢于乱说乱动，只有死路一条！”犯人觉得非常委屈，怎么无缘无故地就把我们算作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脚脚爪爪”了呢？

于是，有一天，一个老犯，就在学习会上谈自己的思想，说：“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在旧社会里，我也在国民党手下干过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所以，在土改时，农民群众说我是县长和土匪恶霸的脚脚爪爪；到了劳改队，政府干部认为我是蒋介石国民党的脚脚爪爪；在抗美援朝和越南战争打得紧的时候，又说我是美帝国主义的脚脚爪爪。这些，我想来都有点沾边。因为地主、国民党、美帝国主义都是一鼻孔出气的嘛。但是，这回，文化大革命一来，干部又说我们都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脚脚爪爪。我仔细一想，觉得这只有那些解放后当过干部、在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下做过事的人，才算得上，我是算不上的。我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政府干部把我这样的人，也算成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脚脚爪爪，我晓得，这是抬举我，不过，我受不起这样的抬举！我的残余刑期只有4年多，家里婆娘娃儿都在望我刑满回家，我实在受不起这样的抬举！……”他说到这里，嘴唇嗫嚅，神情激动，而别人却只觉得滑稽可笑。有个“小鬼”，学习以后，悄悄里取笑地说：“我是捞摸犯罪，人家一喳口就说我是小偷，脸上很不光彩，这回能够当上大人物的脚脚爪爪，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光荣。不过，我也还是害怕，害怕将来遇到那些真脚脚爪爪要打我两耳光，说我是冒充的。……”

当时，某些极“左”政治观念之荒唐混乱，大致都和这差不多。

·花絮之二·干部家属吵架·

集训队对犯人的管理是很严的，在“文革”开始以后，干部传达了《公安八条》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只准革命人民造反，不准牛鬼蛇神翻天。”农场的内斗信息，对犯人是保密的，一点也不向犯人透露。

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夺权”斗争紧张的时候，我们出工时，看到桂花大队的陈大队长和蔡教导员都被罚在公路边捶石子，就知道他们两个大概是被打倒了。有一天，我们出工，从干部家属居住区的路上走过，忽然听到干部家属在吵架。吵架的双方，一位是桂花大队陈大队长的夫人，一位是大队部一位姓容的干事的妻子，我不记得她姓什么了。她是从成都调来的，原本是成都磨床厂的广播员。人很年轻，活泼，在磨床厂时，我们天天听她的广播，那时候，她对犯人也没有什么傲慢和歧视的表现，笑嘻嘻的，大家对她的印象不坏，似乎是“劳改队之莺”。可是，这回一听她们吵架，才发现，这位广播员竟已经变成了造反的“闯将”，她居然在桂花大队干部对“走资派”的斗争会上，冲上去，打了陈大队长一记耳光。因为，我们听到，陈大队长的夫人在骂她：

“你个嫩屄婆娘，你为什么要打他耳光？他那么大年纪，他跟毛主席南征北战，你还在你妈的烂屄里没有钻出来哩！你打她，你够格吗？你有什么本事？你就是会卖！卖你的屄好啦，你卖一千个人，他也没有管过你，你为什么打他？卖你的好啦！……”

陈大队长原先是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一个营长，团长就是雷马屏农场的场长兼场党委书记常胜，常胜这个团，在解放战争中是有很大战功的。后来常胜调到这个农场，陈大队长就跟着调来了。他的夫人是北方人，大概是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骂人骂得很粗鲁，她为丈夫挨打，憋了一肚皮气，骂起来是肆无忌惮的。而容干事的妻子，一向作广播员，根本不会骂人，她只好用“文革”的语言来回骂：

“你们还想骑在人民头上？你还想当母老虎呀？现在不行了！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不怕你！你有本事，到大会上来辩，看谁有理，看今天是谁家的天下！……”

陈大队长夫人说：“大会又怎么啦？毛主席说，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他有错误，你们可以提意见嘛！你打人，你故意违反毛主席的教导，你要向毛主席请罪！你个嫩屄，我看你不会有好下场！……”

我们一边听，一边忍着笑走过去，走远了，还听见陈大队长的夫人一口一个“嫩屄”的在骂。大家就从干部家属的吵架，知道陈大队长在斗争会上挨了耳光。我当时想，这大概就是“文革”社会的一个缩影，这运动对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团结与社会人际和谐的破坏，是可能使一切都被撕裂。但这是谁也没法的事。当时，农场已经乱成一团，常胜也已经“靠边站”，听说是养病去了。

·花絮之三·犯人的情报来源·

在集训队里面关着，对外面“文化大革命”的动态，除了听读报，本来是一无所知的。可是，有一天，“熊笨三”被派到外面去打扫清洁回来，忽然把他捡到的两张纸拿给我看。原来，那是油印的造反派的“快报”。那上面不但有周恩来接见四川造反派代表的消息，还有成都造反派迫使检察院赵副检察长自杀的报道，标题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赵××昨晚自杀狗命呜呼”。看了这样的东西，的确使人惊心，虽然不清楚那检察院是成都市检察院还是四川省检察院，但这运动竟然斗到使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自杀，而没有人能阻止他们，可见那造反的乱局已经无法收拾了。我看过以后，便叫“熊笨三”不要乱传，最多传几个人，便把它毁掉。同时，又问他是从哪里捡来的，他说是从围墙外面那个垃圾堆里捡到的。我说，以后有机会，多注意一下那个地方。

这以后，他竟然有好几次把这样的材料捡了回来。不但有四川造反派斗争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材料，还有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批“文艺黑线专政”的材料。后来，我才知道，可能是在集训队的武警居住的某个房子里，有一个临时搞起来的电台，电台不知道是农场的还是武警部队搞的。他们每天要工作一个短时间，通过电台搜集情报，油印出来，可能是供领导参考。印废了的纸，就随便丢在垃圾堆里。这垃圾堆就成了犯人的情报来源。

这些情报，有的是触目惊心的，有的也促使我作进一步的思考。特别是关于斗李井泉的“反毛主席罪行”和批周扬的“文艺黑线专政”，由于这两个人牵涉我的一些个人怨愤，心底下真有许多说不出的复杂情感。我感到，运动中把这两个人当作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派”或“修正主义分子”，实在是胡乱加上去的罪名。但是，这两个人，也确实有不可原谅的罪错，那不是对毛泽东有罪，而是对人民、对文艺界知识界有罪。李井泉一贯左，“反右”运动中，四川知识界划右派人数之多，是全国第一的；“大跃进”运动中的虚报浮夸之盛，也是名列前茅的；后来四川农村中饿死人数之多，尤其令人发指。李井泉对这些事，是有直接责任的。至于周扬，他一贯执行毛泽东的文艺政策，哪有什么他的“文艺黑线”？他个人的罪错，主要是宗派主义，解放前反鲁迅，解放后反胡风，把文艺界搞成“一派掌权、排斥异己”的死气沉沉与离心离德的局面。“反胡风”运动，完全是由他一手制造出来的。在“反右”运动中，他作为文艺工作的领导干部，不但没有致力于保护文艺界少受伤害，反而火上浇油，尽量扩大“反右”的范围与声势。他确实是中国文艺界的罪人。我过去想过：假如解放后的文艺工作，不由周扬而由冯雪峰作领导，也许会少出许多冤案。但是，平心而论，李井泉和周扬，他们对毛泽东都是忠心耿耿的，把他们打成“反毛泽东”的“走资派”或“修正主义分子”，纯粹是乱弹琴。这不过是因为毛泽东在他的极左路线搞坏了国家大事以后，看到党内高层存在着要“纠偏（反左）”的意向，他自己年事已高，害怕在自己身后，会遭到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的批判和“毁墓焚尸”的对待。所以，他必须先下手，把这些有可能成为“中国式赫鲁晓夫”的老干部，一律打倒，另行提拔一些绝对忠于自己的年轻干部，来做自己的接班人。同时，他知道自己在“反胡风”、“反右”、“大跃进”这些运动中的作为，已经在文艺界、知识界和人民群众中招来了许多怨恨，他需要找替罪羊，让这些老干部去承担“不执行毛主席政策路线”与“实行文艺黑线专政”等方面的罪责。这样，一方面，消除了知识分子与群众中长期压抑的怨气；一方面，借群众的斗争来把这些老干部打下政治舞台，使他们再也不可能在群众中对毛泽东进行批判。这样，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心腹之患。岂不妙哉？——毛泽东的深沉大智，雄猜阴狠，翻云覆雨，纵横捭阖，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千古一人！

可惜，不久，那个电台似乎撤走了，我们就再也看不到垃圾堆里的情报了。

2.格斗士戏剧的转化

集训队每天只出半天工，其余的时间都是学习。所谓“学习”，除了听干部讲话，听读报，主要就是开会讨论，或叫犯人互相揭发检举。一年到头，都是这样。在“文革”期间，犯人也要学会背语录，唱语录歌。不过，日子长了，揭发检举就只有在干部布置了以后，犯人才会紧张起来。干部没有布置揭发检举的时候，那学习就只是叫犯人谈对文件、报告以及时局的认识与体会。这样的学习，虽然干部强调每个人的发言都必须联系自己的思想，但犯人往往把学习时间拿来“说空话”。可是，这“说空话”还真是一种不容易学会的本领。因为，每天的学习时间很长，下午四小时，晚上还有两小时，要说很多话才能把学习的时间填满。而集训队的犯人又都是有“思想包袱”的，许多人在学习时都在想自己的心思，不愿多说话，甚至根本不说话。其中，有的人是生来的木讷，有的人则是害怕说错了话要挨批挨斗。但如果一组人坐在那里，没一个人发言，冷了场，干部发现了，或有人向干部反映了，那是要挨训的。全队分为两个分队，学习通常都是以分队为单位。我是一分队的学习组长，要负责按时开会和作学习记录。每逢没有人发言的时候，我就得提醒大家“不要冷场”。幸而，后来新收监的犯人中，来了一位“空话大王”，他一发起言来，可以从五年前偷鸡蛋，三年前抠黄鳝，谈到昨天打牙祭，又从打牙祭谈到当前大好形势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再从电影上毛主席的神采奕奕想到了《南征北战》的战略思想，又从《南征北战》说到《上甘岭》那位女演员唱的那支歌，再从唱歌说到有一次学唱语录歌因为喉咙肿了唱不出，别人以为他装怪，自己又气又着急，生怕唱不好语录歌今后改造不好，后来幸亏是卫生员张驼子在山沟沟里找到了一窝“开喉箭”，拿来煎水当茶喝才医好了。然后联系到毛主席说过西医要学中医，又说到我们劳改队的卫生员应该向农村的赤脚医生学习，再说到医病不如防病，防病不如锻炼，你看我们农场的干部，每一个都红光满面，就是因为思想先进又锻炼得好；不像我们劳改犯人，思想反动，除了劳动就不晓得锻炼，弄得来一个个黄皮刮瘦。再说到干部对我们的改造，关怀得无微不至，看到有人在工地上晕倒了就喊卫生员来打针，让他好了可以继续劳动。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早日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公民……等等等等。他一个人，可以包场，从学习开始说起，一直发言到学习结束，说得滔滔不绝，似乎说的也都和改造有关。但你如果要仔细想想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你才会发现，他说了几小时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们组上自从有了他，就再也没有冷过场。就是从他身上，我才懂得了“说空话”也是一种本领。在集训队这样的场合，没有“说空话”的人，那学习就会是很恼火的。

实际上，集训队的干部，对于进了集训队的犯人原先在中队上犯了什么错误，一般是并不过问的。只有那些犯了“重案”关进“独居”正在交代问题的犯人，那是特殊情况，那要由农场的“驻场检察员”随时提讯，决定是否起诉判刑，而那也不由集训队干部管。所以集训队的干部最重视的，是犯人在集训队里面，是否有新的反改造活动。每年年终的“冬训”，是最紧张的时候，干部要号召犯人互相检举揭发。平时则只有发现了问题，才开批斗会作出处理。而集训队里面最严重的问题，主要是两类：一类是“越狱逃跑”，另一类则是“反改造言论”。“越狱逃跑”的情况，多半是发生在刑事犯身上，因为他们逃出去以后，仍可以以盗窃为生。“反改造言论”则往往发生在“右派”犯人身上。监中还有不少在国民党中任过职的“老反革命”，因为改造时间长，大都已经退了火，谨言慎行地不容易出问题。在集训队的“右派”犯人中，有两个人最被干部注意。一个是一分队的任世同，一个是二分队的杨长虹。这两个人在集训队干部眼里，是一贯反改造的顽固分子。“文革”开始以后，他们两个人又得到了一个新的封号，叫“反改造祖师爷”。

任世同原先是在北京参加工作，最初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调到了重庆，在一个工厂里工作。1957年划为“右派”以后，被送劳教，编入了四川省劳改局所属的415劳教筑路队。后来因为在成昆铁路的筑路劳动期间，涉嫌用粮票和钱，资助两个“右派”分子逃跑，被逮捕审查。415筑路队的领导干部，怀疑他有计划地组织犯人逃跑，同时，415筑路队里面发现了一个名为“马克思主义者联盟”（简称“马盟”）的组织，既然他有“组织逃跑”的嫌疑，就进一步怀疑他与“马盟”有组织关系，被戴上脚镣手铐审查了一年多。后来，因为查不出他与“马盟”有关的证据，那两个逃跑的“右派”抓回来审问，也没有交代出什么与“马盟”的关系，莫名其妙地判了他13年徒刑，送到了农场。他一到农场就被送进了集训队。我第二次收监以后，在一分队担任学习组长。他进来的那天，管教干事就交代我：“这是一个极端反动的死不认罪的反改造分子，交给你负责，要好好地监督他。”我觉得这事情责任重大，就把他的床位安置在我的旁边。从外表上看，他虽然有一米七几的个子，却骨瘦如柴，脸色苍白，走路踉踉跄跄，弱不禁风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因贫血而身体衰弱到极点的病人，并没有什么可怕。渐渐地我开始了解他犯案的情况。据他说，他确实与“马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为筑路队的管教干部，认为“马盟”是一个大案，就把一个普通的逃跑案件，和“马盟”联在一起，硬逼着要他承认。他不承认，在法庭上与检察员公开辩论，就被认为是“死不认罪的顽固分子”。在审查期间，戴脚镣手铐是准备把他判死刑的，如果经不起折磨，被逼着胡乱认罪，就冤死了。“马盟”的主犯周居正，原本是重庆解放前夕从国民党集中营里面逃出来的共产党员，后来就因为“马盟”的问题被处死刑，枪毙了。他说，他虽然曾与“马盟”的个别“右派分子”来往过，但他并不知道他们搞了什么组织，甚至“马盟”是不是真有那么一个组织，他也觉得是可疑的。他怀疑是“逼供信”逼出来的。至于他资助别人逃跑，他说，主要只是同情其中一个“右派”想逃出去结婚。当时为了朋友义气，没考虑事情的后果，他还写了一个字条，让那两个逃跑的“右派”去找自己的妻子帮忙。就为这，他就被认定为是组织逃跑的要犯，而且，连带他的妻子，也被判了五年刑。他本来只差个一年半载，劳教期满就可以回原机关的，原机关也已经在考虑他回去以后的工作安排。可就因为他的“朋友义气”，自己差一点丧命，还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也毁掉了。他说他解放前就参加过学生运动，根本没想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这样整他，他没法不反改造。

任世同在我担任学习组长的那个时期，他也并没有什么反改造活动，只是因为戴脚镣手铐坐牢的时间太长，身体虚弱，常常因病不能出工，有的人说他装病，消极怠工。当我经过山西寨的“社教”，又被“横扫”进集训队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成了集训队干部的眼中钉。主要是因为他常常在集训队的一些“小鬼”（年轻的刑事犯）中间，作一些类似“思想启蒙”的工作，有些“小鬼”在他影响下，搞了些捣乱的小活动（如把靠拢政府的犯人的盆盆碗碗偷偷砸了，或把他们的雨鞋在夜间偷去甩到厕所的粪坑里之类）。另外，他跟一分队的某些“老反革命”，关系搞得不好，这些老反革命就常常打他的小报告，说他是那些“小鬼”背后的“祖师爷”。我感到，这是很危险的。他其实是个很单纯的人，政治上是相当幼稚的，这从他仗义气去资助别人逃跑和在集训队叫“小鬼”们去搞小活动，就可以看出来。我想，在“文革”这样的情势下，无论如何，得让他收锋敛迹，别再受打击。

杨长虹，家在上海，听说原本在海军里面工作，1957年划为“右派”后，大概是在劳教时，逃跑了一年多，抓回来后，判了20年徒刑。因为他在二分队，住在另一所监房，集训队的犯人是不许串监的，所以我和他接触很少，对他的情况，不很了解。他被看成是集训队的“反改造祖师爷”的原因，也和任世同差不多，也是因为犯人中的“小鬼”，很听他的话，往往是因为那些“小鬼”在传播“反改造言论”时，被揪出来斗，斗争会上，便有人揭发，说这些“小鬼”的反改造言论，都是从杨长虹那里学来的。而集训队的那些“小鬼”，又都是些“泥鳅”和“泼皮”。虽然都是些刑事犯，却一个个能言善辩，平日既不容易被别人抓住短子，斗争会上又敢于“滚钉板”。哪怕被捆得骨头喳喳地响，宁肯自己担待也决不把“祖师爷”扯上。所以，杨长虹究竟干了些什么反改造活动，集训队的干部明明知道他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摆八卦阵，却总是查无实据。因此，对杨长虹是切齿痛恨的。

集训队干部也不是无能之辈，他们都有管理犯人和惩治反改造分子的丰富经验，其中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利用犯人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互相检举揭发。用集训队干部的话来说，这叫搞“狗咬狗的斗争”。就好像古罗马斗技场里面，看奴隶格斗士互相厮杀，无论谁被杀死杀伤，对看格斗的贵人们来说，都是有益无害的。

我被“横扫”进集训队之后不久，就听“熊笨三”告诉我，说现在杨长虹和任世同之间，由于干部追查谁说了“文革是狡兔死、走狗烹”这句话，两人互不信任。干部认为这话在他们两人中，二者必居其一。杨长虹怀疑任世同想嫁祸于人，任世同怀疑杨长虹为了自保就会叫“何小鬼”来揭发他。“何小鬼”向“熊笨三”说，那话本来是他从任世同那里听来的，他并没有想揭发，但如果任世同要攻击杨长虹，他就只能站在杨长虹一边。“熊笨三”还说，“何小鬼”这个人，并不算坏，原来他本想自己承认是从川戏里学来的，现在看到两个“祖师爷”都怕担责任，心里就有点慌，不知道自己担不担得起。——我听“熊笨三”这么一说，就感到，如果这两个“右派”在这时候上演一场格斗士戏剧，必然是两败俱伤。而且，这是一场非常危险的“生死决斗”，弄得不好，还会牵连其他“右派”。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首先让杨长虹与任世同停止互相猜疑，绝不要互相攻击。然后，就必须转移干部的注意力，把检举揭发的方向，转到别的方面去。把干部想搞的“狗咬狗的斗争”尽可能搞成一个“人打狗的斗争”。

在没有别人可以调解任世同与杨长虹的矛盾的情况下，我只好冒险地自己出面。我叫“何小鬼”把杨长虹约好，在晚饭后与上学习前的那段空闲时间里，到一分队后面那个僻静无人的空房子门口和我见面。我把任世同叫到和我一起。三人见面时，我说：“现在，时间很紧，我只说几句话：现在你们两个的处境很危险，决不可以搞内斗。从现在起，你们两个都休息，沉默下来。其他问题，由我来处理。”他们都点头同意，随即各自走开。就这样，我总算把一场格斗士戏剧的两个演员叫停了。

接着，我就和“熊笨三”商量怎么把斗争目标转移的问题。“熊笨三”认为可以从检举“有人卖包谷粑”的问题下手。我同意试试看。

所谓“卖包谷粑”问题，是这样的：监狱里的伙食，通常每人每顿只有一个四两粮的包谷粑。可是，有的犯人在食堂吃过饭以后，还有人把包谷粑拿出来吃，甚至还拿包谷粑送给别人。这些包谷粑从哪里来的呢？监狱只有一个大厨房，无疑是从那里来的。要么是他会偷，要么就是大厨房在偷偷地卖包谷粑。要说是偷的，难道他能经常地偷到手吗？如果包谷粑确实是大厨房卖出来的，显然是大厨房克扣了犯人的口粮。这不仅违犯监规，而且是破坏国家粮食政策的行为。把这问题揭发出来，干部是不能不管的。

经常将多余的包谷粑拿出来吃的那个犯人，是一个惯于在犯人中搞“鸡奸”的“不男不女”的家伙，姓巫，很年轻，大家叫他“巫东朋”。他颇有些通天手眼，别人无法搞到的东西他偏能搞到。他这次收监，是因为他诱骗了一位中队干部的妻子，逃出去过了一段浪漫生活。所以，干部对他也是很憎恨的。我们选择从他下手，不仅犯人会群起揭发他，干部也不会轻易放过他。所以，从他下手，容易造成声势。

这事情一揭发开，斗争的发展竟还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原来这“巫东朋”不仅从大厨房买过包谷粑，而且，因为他和集训队的卫生员有“鸡奸”关系，还经常到卫生员的房间里去拿包谷粑吃，而卫生员的包谷粑也是从大厨房的炊事员那里弄来的。

大厨房的炊事员，姓李，原本是农场的管教股长，在肃反运动中，他家乡的群众检举他在敌伪统治时期做过汉奸，罪恶很大。农场把他撤职判刑以后，便把他放到集训队监狱里来当炊事员。他平日对犯人态度非常恶劣，犯人都讨厌他，叫他“老汉奸”。

卫生员的姓名我现在记不得了，只记得他解放前是天津一家报社的记者，是在劳改队才学会医病的。在监狱里，卫生员是有特殊地位的，因为干部和干部家属经常都要找他看病，所以，卫生员深受干部信任，他向干部反映什么情况，几乎是一句顶两句，犯人谁也不敢得罪他。他和炊事员的勾结，主要也因为炊事员常常要找他看病。

在炊事员和卫生员揭发出来以后，发现保管工具的保管员，也有卖包谷粑的情况，也是和炊事员有勾结的。这样就暴露出集训队里面原来还窝藏着狼狈为奸的一个反改造集团，而且，是最肮脏、最卑鄙、又最隐秘的。这事，使集训队的萧指导员大为光火，于是就连日召开全队的大会，来揭发他们的问题。

集训队的卫生员、炊事员、保管员，是犯人中的“三大员”，是干部最信任的积极分子，往年，他们都是以打手的面貌，出现在斗争别人的斗争会上。而今年这样一来，这年“冬训”的主题，就成了一连串“斗倒三员”的斗争会。追查“卖包谷粑”所牵涉的人，追查“鸡奸”还有谁和谁？每天学习会上，揭发检举的发言，把会场炒作得非常热闹，一反历年“冬训”那冷清凄厉的场面。“集训队干部原本想看“右派”格斗士互相厮杀的悲剧，就被转移成“人打狗”的喜剧了。

这是我在集训队生活中最得意的一笔，基本上是用“围魏救赵”的方式，打击了“假积极分子”，使两个“右派”避过了充当“格斗士”的困境。而这也因为，从“文革”开始以后，我看到那运动进程中许多骇人的极左现象，知道物极必反，“极左路线”已经快走到尽头了。也许黑暗的尽头，就会有晨光再现。因而，我对这样的斗争也更有信心。

（但是，杨长虹和任世同在我离开集训队以后，仍然遭到了厄运。杨长虹后来病死在总场部的医院里。听说，干部已经搜集了他的许多材料，他如果不死，可能会被起诉加刑。任世同在集训队军管时期，被武警打断了两只手膀子，很久才医好。不过，任世同在1979年后得到了平反，原先打成“右派”和在筑路队怀疑他和“马盟”有组织关系，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后来，他回到原机关，几年之后，担任了重庆蓄电池厂的党委书记，并曾被选为重庆市人民代表。2003年因心脏病猝然去世。）

3.绳痕·借刀解围

在“斗倒三员”的“冬训”期间，我不得不在斗争中出面，不得不在关键的时候说活，一反我过去在监中不得罪人的“老好”作风。这对我是不利的。一则许多犯人由此而把我看成是文化水平高，不害人，又会讲话，会想办法，会对付场面的人，有了什么问题都来征求我的意见。再则，有些居心不良的人，打听到我是毛主席点过名的“右派分子”，这时便特别注意我的动静，想从我身上捞点油水，作为他“立功受奖”的资本。在劳改队里，抛头露面并不是好事，我不能不格外谨慎。

可是，我经常注意的，是提防那些老反革命打我的小报告，对于一般的知识分子犯人，则不大避忌。没想到，一个包藏祸心的人，他的所作所为，几乎把我吓了一跳。

有一个自称为“解放军军报记者”的犯人，叫黄宗元，他和我同在一个生产小组，因而，经常和我一起劳动，有时甚至是劳动中的搭档。例如在改田改土的工地上，他挖我挑，他挑我挖。他有痔漏病，常常请病假，出工也是“磨洋工”式的，我通常都很照顾他，以为他不会有什么害人的打算。但我也摸清了他的底细，知道他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军报记者”，他只是在军队内部的油印小报上，发表过一两篇通讯文字。他是诈骗犯，我觉得，和他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因而和他谈话也不大涉及政治。不过，因为同在一组，我和某些犯人的往来，便很难避过他的眼睛。日子长了，他逐渐了解到，我和任世同、杨长虹、“熊笨三”在“斗倒三员”的斗争中，是互通声气的。

大概是1967年的“冬训”，干部动员犯人互相检举揭发之后，忽然，“熊笨三”遭到了一次斗争，干部要他交代问题，特别指明要交代与“反改造祖师爷”的关系。“熊笨三”矢口否认，什么也不说。遭到了一次很严厉的“捆斗”。捆了下来，胳膊上一道道青红紫黑的绳子印，我看了非常难过。回想起“横扫”时，我自己被捆的感受，一种悲愤的情绪涌上心头，便用记录本上撕下的白纸，写了一首诗：《绳痕》

一道道红

一道道青

一道道黑

一道道紫

每一道绳痕

是一道抗争的标志

我们是戴枷的牛

不知道什么叫羞

我们是挨鞭的马

不知道什么叫怕

我们是脸上烙印的奴隶

早已流干了痛苦的眼泪

我们是地下的煤炭

有一分热，就有一分反抗

任你捆得凶，捆得紧

捆得结实，捆得久

任你头在晕，心在跳

骨头格格地响，汗在流

我们心里清楚地知道

随着时间的脚步

向我们走来的

是自由

自由

是我们最锺爱的朋友

她正在窗外

向我们招手

真理

是哺育了我们的亲娘

她一步不离地

就在我们身旁

朋友

忍住这黎明前的阵黑

喝干这最后一滴苦酒

待朝霞升起

我们就手挽着手

冲出这古旧牢房的大门口

这诗，写得粗糙，但是，它非常切近当时的那种生活，在受过捆斗的犯人心中，是会唤起希望并使他的心灵得到抚慰的。

（我把这首诗拿给“熊笨三”，他传给黄伦。黄伦原先是西藏军区的军医，爱好音乐，会拉胡琴，会作曲。他看到这首诗，就给谱上了曲子。后来一有人挨斗，就用胡琴拉这支曲子。但在集训队里，诗的原文是不敢随便传阅的，直到“文革”后期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四川大学的“右派学生”黄豹松因 “为邓小平喊冤叫屈”的罪名，被加刑五年，我才把这首诗抄给他，作为给他的赠诗。）

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我心里也有些纳闷，因为“熊笨三”和我接近的时候比较多，捆“熊笨三”追查“反改造祖师爷”，这不能不使我担心。是谁打了小报告呢？干部在斗“熊笨三”而没有追查出什么结果时，也没有把事情说穿。后来，可能是干部在犯人中作调查，才有人透了风，说是有人检举集训队里面有一个二十七个人的反改造集团，干部在犯人中间查问有没有谁了解情况。——这话听来都有些荒乎其唐，叫人摸不着头脑。

这时，集训队的管教干事，换了一个从总场部调来的罗干事，是个头脑比较冷静，性情也比较温和的人。有一天我们出工时，在大门口，仓促之间，晃耳听到罗干事在和谁谈话，好像是带笑的说：“这事情要搞清楚，开玩笑……二十七个哟！”听那口气，干部也似信非信。那么，这到底是谁检举的呢？

随后，干部似乎是想采取一种“敲山震虎”的办法，把“虎”逗出来。叫犯人在会上发言时，先不点名，“背靠背”地检举。干部一边听犯人的发言，一边就可以判别哪些人和哪些人是一路的。如果真有一个二十七个人的反改造集团，是必然要露出一些迹象来的。

这天，我们这分队的学习会，是由一位新来不久的游干事主持。游干事听说是从大城市的部队里调到这农场来的，很年轻，大概由于心里窝着一种受委屈的情绪，很容易生气。而且，由于他在集训队只是一个小干事，只管我们这个分队的事，相当于一个分队长，所以他特别需要维护他的自尊心，犯人稍有不尊重他的表现，他就要动怒。但是，平日在工地上，他和犯人聊天，却是很随和的，似乎并不摆架子。有一次，大概是有老反革命犯人向管教干事反映，说我对犯人学《毛主席语录》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在“文革”时期，这事情是可大可小的，大到可以由于“反对学《毛主席语录》”而杀头、加刑，小到可以看作是犯人间的挟嫌报怨，可以置诸不理。游干事拿这件事情来查问我，一开始，那态度是很严厉的：“这问题要认真检查，仔细交代。”我说：“我不记得有这样的事，让我反省一下，一定交代清楚。”第二天，“熊笨三”和“小鬼”们在工地上，便故意在他面前放风，有的说：“游干事对劳改队的情况可能还不摸底，这里面勾心斗角复杂得很。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你想，那些老反革命，他们的根子在台湾，他们会真心靠拢共产党吗？老实说，右派虽然是犯了罪，那不过是一时的思想错误，原先还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嘛，在劳改队里，真正靠拢政府的，还是这些人。”有的说：“劳改劳改，在劳改队，要看哪个是接受改造，哪个是不接受改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就是看劳动！认真劳动的，就是在接受改造；那些在劳动上偷奸耍滑磨洋工的，随便他嘴巴说得溜溜转，根本就没有想接受改造。”这样一些话，可能对游干事起了作用，所以，当天，在工地上，他走到我身边低声的说：“昨天我叫你交代的问题，你写材料的时候还是要实事求是呃！你的基本情况我们是了解的。”从他这些话，我感到这位游干事还并不是一个“极左”的干部。后来，这件事，我只作了个说明，说明我对劳改犯人学习《毛主席语录》是持保留态度的，特别是对老反革命犯人，我认为他们只是在干部面前装装样子。实际上，老反革命幻想国民党反动统治复辟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学会几句《语录》，只不过是在“文革”中避免受到打击的装璜。因此，我不相信他们。至于我的错误，只在于我没有把我的这些看法，先向干部汇报。这是我应该检讨的。——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此后，我发现游干事在工地上批评黄宗元磨洋工，黄宗元很不高兴，在游干事离开以后，黄宗元就一边挑土，一边在嘴里唱：“这是一根眉毛草，你娃娃当成打神鞭。”我意识到，这是在发泄对游干事的不满。但我这时对黄宗元已经有些疑虑，所以我没有制止他，让他继续在工地上唱，以便让大家都听见。我反而以关心的态度提醒他：“你还是小心点好。”

当“背靠背的检举”开始以后，我终于发现，检举集训队有“二十七个人的一个反改造集团”的人，就是黄宗元。学习会上，大家照例地先有一阵沉默，而黄宗元却首先发言。他说：“我们集训队，要挖掉反改造的根子，就要揪出反改造集团。根据我几年中的观察和了解，集训队的两个分队，有二十七个人的一个反改造集团，他们里面，有一号祖师爷、二号祖师爷、三号祖师爷，还有一个隐蔽得最深的总舵把子，是他们的特级祖师爷。集训队里面的问题，都出在他们身上。我希望这个集团里面的反改造分子，有些当跑腿、当老吆、当小爬虫的，赶紧回头，觉悟起来，不要继续走反改造的绝路。要坦白交代自己的反改造罪恶行为，把那些祖师爷揪出来，走改恶从善的道路，争取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他这个发言，是处心积虑地想了很长时间才发出来的。他说的一号祖师爷，可能是指杨长虹；二号祖师爷，可能是指任世同；三号祖师爷大概是指“熊笨三”；而特级祖师爷，无疑就是指我。这与他知道我与杨长虹、任世同、“熊笨三”在“斗倒三员”时的活动有关，而所谓“二十七个人”的一个“反改造集团”则完全是他捕风捉影编造出来的。他这个发言，在当时的学习会上，似乎散布了一种紧张气氛，也立即引起了犯人中许多人的反感。大家都感到这家伙想投机害人了。这时，我明知道干部布置“背靠背的检举”是一种“敲山震虎”的策略，但是，正因为这样，我必须首先站出来跟这个恶毒的骗子作一次斗争。不然，一有人附和他，或把某个“小鬼”吓慌了，就可能出现多米诺效应。于是，我很沉着地站起来发言，我说：“黄宗元刚才的发言，他没有说明白，我现在帮他把话说明白点。他说的什么特级的反改造祖师爷，不是别人，就是指我。黄宗元这样说，我会不会怕呢？不要说你只是把我说成反改造祖师爷，你就说我身上带着两颗原子弹，也要有证据嘛。你说这集训队有二十七个人的一个反改造集团，你参加了没有？你怎么知道的？政府干部一点都不知道，只有你一个人知道，难道政府干部都是吃干饭的吗？你编造这种耸人听闻的谎言，欺骗政府，制造混乱，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无非是想搅浑一锅水，来掩盖你自己！大家想想，黄宗元是不是个想接受改造的人？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和我同一个组，他一贯消极怠工，对政府干部不满，受到干部批评，就以为是我检举了他。其实，他把我估计过高了，我还没有那样靠拢政府。他的很多攻击政府干部的话，我只是劝他莫那样乱说，并没有一点一滴地向干部反映。就是反映，我也是实事求是，决不会像他那样，编一套谎话就想害死一批人。今天很好，今天游干事主持学习，游干事在这里，可以当面说。请游干事证明，他前几天在工地上骂游干事，我是不是向游干事检举了他？我没有嘛！我只是劝他莫那样乱说。大家都听到的，他在工地上，挑着半箢兜泥巴，在工地上摇来摆去的乱唱：‘这是一根眉毛草，你娃娃当成打神鞭。’这是因为游干事批评他磨洋工，他心怀不满，骂游干事。我这是实事求是的嘛，我没有说你想推翻人民政府嘛，是不是事实，大家都听见的嘛。是不是我检举了你？游干事可以证明嘛。你想这样陷害我，你是不是太恶毒？你只能骗你自己，游干事你是骗不过的！大家都可以对证！”

我发言以后，许多人都站起来证明，“黄宗元是那样唱的！”“黄宗元骂游干事是真的！”“我也听到的！”“我也听到的！”……好几个人都站起来揭发黄宗元。游干事一下子火冒三丈，就问黄宗元：“你老不老实交代？”黄宗元知道赖不过，只好低眉顺眼的说：“是……我错了。”游干事马上喊：“把他捆起来！”本来对于劳改队捆人我是最反感的，可这次捆黄宗元，我却感到捆得痛快。对这种蓄意害人的家伙，犯人是同仇敌忾的，因而捆他也下得起手。在捆他的同时，有几个犯人就一齐向游干事报告，说黄宗元的小箱子里面藏着一个小本本，他时常在那上面写些什么东西，请游干事检查一下。这一检查，查出他在那小本本上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杂记和词意不明的旧体诗，经大家七“分析”八“分析”，竟全是些对现实生活不满，嘲笑干部，甚至是“反动复辟思想”和“幻想回到旧社会”的意思。——这样的“分析”，当然是猜谜式的，非但不那么与人为善，而且是“有个钉钉就挂个瓶瓶”。不过，这也可以说是“恶有恶报”。游干事当时就叫他好好反省，限三天内写出交代材料，听候处理。

黄宗元的检举，就在这样一次斗争会后烟消云散了。我是迫于无奈，“借”游干事的“刀”，摆脱了一次被陷害的危机。事后想来，我对黄宗元式的人物，欠缺戒备，是我历来就有的弱点。我往往把知识分子看得过高，不加戒备，而实际上，我每一次吃亏上当，几乎都是由于这个弱点。在劳改队里，这样的弱点是足以致命的。如果黄宗元的阴谋得逞，通过“逼供信”搞成一个“二十七个人的反改造集团”大案，我大概早已魂归天府了。

诗 五 首

题丁泓“在历史的天平上”（外一首）

谢  韬

自古英雄终论品，天平架上是良心；

千秋功过千秋说，哑国无声却有声。

江山常照经霜月，苍海难洗血泪痕；

咸阳墓内悲不宵，长袖歌舞学赢秦。

读《往事随笔》赠王大可

往事随笔一写真，人生悲乐黯然陈。

平凡儿女平常事，风暴临头灾祸身。

倾城奉献怀痴梦，沏骨凝寒赤胆心！

升华抛却遗憾恨，满堂春风满纸情。

“右派”诗友兴会    严 家 伟

度尽劫波后馀生，  今朝幸会共研文。

切磋妙语步新调，  酬答佳篇韵雅铭。

松竹梅兰四友会，  诗词歌赋八方闻

曲终奏雅新时代，  唱彻人权奋进声！

延安谣（外一首）     铁  流

(2005年月2日5日携妻去

“圣地”一游，当亱成此诗。)

此生困惑为求真，随心之年延安行。

宝塔矗立寒风夜，延水涓涓总长鸣。

十载秣马茹辛苦，千月藏锐图生存。

营造自由广纳士，扩张发展示开明。

举国精英皆向往，各方良才聚边城。

百万尸骨横荒野，几场浩劫震鬼神。

鲜血换来伤与痛，不是民主是专横。

悠悠华夏何不幸？千载古国总造神。

是非功过宜记取，仅将此曲留子孙。

宝塔山断想

(此诗与妻子蘅芳合作而成)

昔闻延河水，今来宝塔山。

枣园灯光烬，窑洞空留寒。

王气虽未敛，霸业一冰棺。

千载赤帝梦，都付笑谈间。

“五七档案”：石天河  

陈奉孝 严家伟 纪由 袁伯诚

钱理群教授在《何时能殷鉴而止？》一文中写道：“我，以及那段历史的经历者、幸存者都已经老了，而且坦白地说，经历了无数的失望，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是看不到还历史以清白的那一天了，我们或许会因此而死不瞑目。但我们不会放弃自己对于历史的责任：我们要说出、写出所经历的一切，为历中留下我们这一代的证词。我们更要追问和思考：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哪里？我们当然知道自己思考的局限性，但历史潮流史当事人的反思却又是后人不能替代的，我们将把这些打上历史烙印的思考，作为精神遗产留给我们的后代，借此证明，我们没有白白地付出如此惨烈的代价，我们尽管历经磨难，但还是最终维护了一个具有精神力量与智慧的人的尊严，我们活得像一个人！做完了这一切，我们就死而无憾了。”

ì我的右派“罪行”主要是祸起《星星》诗祸，有人说我是“四川文艺界反革命集团”的“主帅”。其实四川文艺界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集团”，纯属个别人脱祸的编造。为此我被逮捕法办，整整被关押了20多年，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

石天河，原名周天哲，1924年生，湖南长沙人。1947年后曾在解放前的南京，任《救国日报》、《南京日报》及《中国日报》记者、编辑。1949年后参加解放军二野西南服务团进军西南，曾任《川南日报》编辑，四川省文联理论批评组长。1957年《星星诗刊》创刊，任执行编辑，旋即以诗罹祸逮捕判刑，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1980年后执教于重庆一所高校。出版有诗集《少年石匠》，论著《文学的新潮》和《广场诗学》，以及四卷本《石天河文集》。

ì我的反党“罪行”，主要是在1957年鸣放期间，我与张景中、杨路、张世林四人贴了一张大字报“自由论坛宣言”，提出了四项政治主张：1.取消党委负责制,实行民主办校；2.取消政治课科必修制度，改为选修；3.取消留学生委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4.开办自由论坛，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陈奉孝，山东潍坊市人，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生，一九五四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五一年的镇反运动对我的震动很大。那年我上初三。四八年潍坊“解放”时，共产党号召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登记，并一再声明说“不管你们过去对人民做过哪些坏事，我们共产党人绝不报复”。但到镇反运动时，小小的潍坊市一下就杀了不下一百人，其中就有我非常崇拜的两位老师和平时与我要好的四五个同学的父亲。我觉得共产党说的和做的完全是两回事。

我的学习成绩非常突出，五一年升高中时，我是全市因学习成绩突出唯一一个免试进入高中的学生。进入高中后我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一心想将来做一名科学家。可那时学校里整天搞一些政治活动，我非常反感，因为它影响我的学习。因此我多半拒绝参加，成了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五四年高中毕业时选拔留苏预备生，我满以为会被选上，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不仅在全校第一，在全市也是第一，可是我却落选了。 被选上的同学全是家庭出身好的同学（军干子弟）。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我觉得共产党实际上是在排除异己。一怒之下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就只填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一个志愿，其他的包括是否服从分配，被我全都划掉了，并扬言凭我的学习成绩，想考哪个大学就考哪个大学。

进入北大的第一年，我也是专心学习，对政治学习，特别是政治课非常反感。五五年因胡风事件引起的肃反运动在全国抓了那么多知识分子，北大也搞得很恐怖。那年暑假不让回家，在同学和老师之间搞什么揭发检举。我的一个同班同学是东北人，因为说了一句“苏联红军进东北时强奸妇女”，结果被打成“反革命”。学校在开大会时就当场逮捕人，太恐怖了。那时我想，胡风不就是向中央写了一个建议书吗？如果你认为这个建议不对，不接受最多批评一下就是了，怎么就可以将人打成“反革命”呢？

五七年大鸣大放前夕，我在第三阅览室看到了英国《工人日报》上登载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受到的震惊太大了！当时我就认为斯大林搞的所谓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联系到中国的情况，我认为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中国也有。在封建时代。只有皇帝才能被喊万岁，为什么今天也喊毛主席万岁呢？他不也成了封建皇帝了吗？因此，每逢“五一”、“十一”参加游行，我从来没有喊过“毛主席万岁”。

在五七年鸣放期间，我与张景中、杨路、张世林四人贴了一张大字报“自由论坛宣言”，提出了四项政治主张：1.取消党委负责制,实行民主办校；2.取消政治课科必修制度，改为选修；3.取消留学生委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4.开办自由论坛，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后我与张景中、杨路、王国乡、谭天荣、龙英华等六人组织了“百花学社”，我又联络中文系的张元勋、沈泽宜等人组织出版了刊物“广场”，结果“百花学社”被打成“反动小集团”，进而升级为“反革命小集团”。我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罪首，判刑十五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一九七二年刑满，但被强迫留劳改单位继续改造七年。在劳改期间，前后经历了北京监狱、通州监狱、兴凯湖劳改农场、长水河劳改农场、乌兰劳改农场、采石场、大兴安岭采伐大队等七个劳改单位。在劳改期间因为一直不认罪，受过非刑吊打、老虎凳、枪毙人陪绑、强迫与上吊死的人睡觉等各种酷刑折磨，前后十二次从死神手中侥幸逃脱，为此我写了长篇回忆录《梦断未名湖》，详细记述了劳改中的苦难。一九七九年“反革命”罪平反，一九八四年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我是大学生右派得到改正的最后一人。

现在回忆起来，在五七年反右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的家庭和我本人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我对共产党的认识完全是逐步理性思维的结果。对我影响最大的三件事是镇反运动、肃反运动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此后我走上了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至今未改初衷。今天中共虽然仍然坚持对过去历次政治运动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不于检讨，对受害人赔礼道歉、给予经济赔偿，但世界政治民主化的大潮流是无法阻挡的，我相信共产党内的开明人士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中国早晚会走上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而且为时不会太晚了。

ì我的右派主要“罪行”是对批判四川诗人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而被打成右派。接着又因所谓"收听敌台"（即收听外国广播），以"反革命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对于这样明明白白写在判决书上的冤错案件，至今不予纠正。

严家伟，1937年生于四川成都。上世纪五十年中专毕业后，在四川省石油部门工作。我是中国极少数不予"改正"的右派之一。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为对当时批判四川诗人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而被打成右派。接着又因所谓"收听敌台"（即收听外国广播），以"反革命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对于这样明明白白写在判决书上的冤错案件，至今不予纠正。本人一直申诉，法院就只承认为《草木篇》辩护等反右运动中的问题不属犯罪，而"收听敌台"就是反革命。留下一个"尾巴"不予改正和落实政策。至今仍按“刑满就业人员”对待，对一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每月只发给四百元的生活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典里，从来就没有收听外国广播是犯罪的规定。尤其在这二十一世纪网络时代的今天，如按四川宜宾法院的这个"标准"，那成千上万的网民，都可能接触到外国的音讯，文字乃至图像，岂不都是犯罪行为了吗？所以其荒唐显而易见，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于是宜宾法院就来了个一推，二拖，三不理。他们开始说由于宜宾和泸州已分为了两个（专）市，所以此案应由泸州法院管，等我去到泸州法院时，泸州市法院的法官却说"这是宜宾法院判的，我们不管"。他们就这样踢足球似的你踢过去，我推过来。"推"后便是"拖"，一拖，就是若干年直到现在。

2007年11月5日我通过宜宾市统战部，再次把申诉材料转到宜宾市法院。先是该院信访室叫我去找立案庭。这个立案庭的门外有个又厚又大的玻璃门，必须"刷卡"，门才打开。来访的人哪有"卡"来刷，使用高科技手法拒人于门外，真是个了不起的发明。所以正应了中国的古话"侯门深似海"，单进这道门就大费周折，进去以后见到一位郑法官，话还没说上三句，他就一口拒人于千里之外，说"不查，不查，反右案件一律不查了"。我便问为何不查，依据是什么？郑法官说"中央有规定"。我请他说出中央哪个文件，怎么规定的。他根本说不出，在僵持一阵之后，郑法官便说"你到四楼审监庭找李主任，他那里有二、三十个你这类案子，你去咨询一下再说"。我信以为真只好去四楼。我刚走出门外，就听见郑法官在里面骂道"去他妈的，右派，反革命都还要来申诉"。我当即回应道"郑法官，请你说话文明点"。到了四楼，李主任一听便说"这是他立案庭的事，怎么来找我？他立案庭不立案，我无权管，你找立案庭去 "。这又是一次"高级足球表演"，你踢过去，我踢过来！被"踢"回立案庭后，这回郑法官更干脆，"我不管，你找立案庭的庭长去"。可是庭长室的门关着，庭长不见人影，问谁都说不知道。后来一位女法官便对我说，"你到信访室去，那里有位马法官正在研究处理你们这一类的案子"。就这样，像被逗猴，要猴一样，转了个大圈，又回到了信访室。

信访室确实有位马法官，他也自称是这里信访室的负责人，但他仍然是那句话，"反右的案子不查了，过时了"。问他依据何在，仍然是那句话，"中央有文件"。请他谈什么文件，怎么规定的，他不谈。最后，他好像觉得烦了，站起身来对在场的另一位女法官说"我要开会去了"，说完扬长而去。其时离中午12点不到半小时了。明明是一走了之，不予理睬而已。这时那位女法官还是说"中央有规定反右的案子不查了，这是1998年就通知了的"。我再次问什么文件，这位女法官竟说"没有文件，电话通知的"。

请看：宜宾法院的法官，对有冤情来访的人，而且是一位年过七十的古稀老人，如此轻率，互相推诿，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与胡锦涛同志倡导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完全背离。特别是你们开口"中央规定反右的案子不查了"，却说不出任何文件和依据，甚至说什么"电话上通知的"，这不是开玩笑，哄小孩吗？

一个冠以人民称号的法院，一个个被称为人民的法官，你们对得起头上戴的国徽吗？

ì1950年参军的前夜，父亲嘱咐我三句话：“爵禄可能性辞也，白刃可蹈也，气节不可夺也”。或许就是这三句害得我当了右派，也害了我一生。

       袁伯诚，933年生山东青岛，1950年参军，就读于中国军事干部学校，是个一直走红的人，后在上海警备区工作，195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为班干部，1958年2月被打成右派。

1956年底至1957年春季，在整风鸣放时期，一未“鸣”，二未“放”，没有上过论坛，没有贴过大字报，也就是说，没有帮助党整过风。说过一句半句意见，原因是自1950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走上革命道路，经历过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等政治运动，特别1952年由山东调到上海，做首长警卫工作，接触上层人物较多，中国的不用说，外国的尼赫鲁、艾登、西哈努克、赫鲁晓夫等我都侍候过，在接近中外大人物中，也明白一些世事，在经历的许多事事物物中，令我惊心动魄的是饶漱石竟然成反党头目，彭柏山（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是胡风分子，潘汉年（原上海常务副市长）是叛徒、反革命革命分子。这些人我都给我们做过警卫工作，他们待我这个“小鬼”都很好，我把他们当首长尊敬，他们在我眼里不像坏人。他们的被捕被关被批而成为“敌人”，对我产生的唯一影响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斗争太残酷，太可怕了。但我还是坚定地信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不过也由此而变得谨言慎行起来，时时警策自己：出身不好，不能犯错误。这就是我在整风鸣放时期没有积极参加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后来又被打成右派呢？这叫“在劫难逃”，与我的家庭出身富农、我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有关。我在参军的前夜，父亲嘱咐我三句话：“爵禄可能性辞也，白刃可蹈也，气节不可夺也”。或许就是这三句害得我当了右派，也害了我一生。

ì我的右派“罪名”是领导给我编造了许多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强行将我定成极右分子，于1958年把我送到北京清河农场劳动教养……

纪由，原名南鸿禄，1929年生（档案写1931年生），现为副处级离休干部。1948年夏以前在北京上学。1948年夏经北京共产党地下组织城工部介绍投奔解放区后改名纪由。后在正定华北大学政治八班学习。同年11月因解放军围困平津，调平山平津市政人员训练班学习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后来京接收北京。

解放后先后任门头沟区教育科内勤科员、长辛店区（当时为区，后与丰台合并为镇）中苏友协总干事、门头沟区工会政治教员、北京市总工会农林水利工会秘书。58年调南苑区工会任秘书，同年下半年与丰台合并。58年年底工会整风中被诬陷。因为过去工作中捍卫党纪国法得罪许多当时有实权的干部。58年底他们利用我在新单位群众不知情和党的极“左”政策，为我编造了许多根本不存在的罪名。丰台新领导又使用了欺骗手段，劝我不要与运动对抗，领导不会冤枉我，却于59年把我打成右派（当时的右派材料并未让我本人签字）。后在清河农场劳动教养。之后在场就业。

我在自己被诬陷定为右派后猛醒。第一，原来共产党员并非特殊材料。你要捍卫党纪国法伤害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报复你。第二。在那个年代不会耍两面派一定会被打倒。第三。要从根本上改变现状，改变毛个人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标榜实行领袖独裁的现状。因提出三个口号“反对错误的修正拥护修正错误”、“共产共富”、“拥护科学的共产主义，反对封建的共产主义”捍卫党的八大纲领，69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在关押期间由于据理力争70年被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后被恩准允许我写对毛的批判材料，但不得传阅。从70年到74年我共写约50篇批左论文和二百多首诗词。后被判刑10年。78年底平反出狱。右派问题也根据中央6号文件对59年被错划的彻底平反。因我当年是被领导诬陷，而结论中没有领导诬陷的结论，我至今尚未签字。高法平反后依据当时的政策应立即补发工资，因平反问题上我又得罪了当权派，至今未发。在我的切身体会中发现：第一。以法治国目前尚未彻底落实。第二。我虽属离休干部，宪法中的人权我仍受到侵犯。但我仍坚信以力欺理的现象总有一天会得到纠正。

敬致右派老师们

黄河清

古稀年，耄耋翁，本应琴抚棋弈，书墨画红；吟诗赋词，唱和友朋，三五小酌，酒佐兴浓；子女成立，膝上孙弄，赛饴含，捻须笑盈盈，满面春风。此情此景谐和衷，好一派天伦画图融。世道一，天下公，儒佛基督道相通，趋大同，人间中庸。

叹中国右派老人异迥，五十一年遭苦受难未尽穷。曾匍匐，认罪躬，白眼唾沫屎尿践踏蹂躏直处三十六层地狱洞。最苦莫如撞天屈、冤最重、枉最甚，不解儿心最孝最忠，抢天呼地剖心切腹披肝沥胆顿足又捶胸。廿年炼狱，不改初衷。哀莫大于心不死，此心未认万事空。五十年间，屡求彻底平反慰“乃翁”。

道有常，水流东。左右从来天成，阴阳互济始终，人世、自然相同。应知错在根本，罪在主义产共，制造阶级斗争逆天乱理悖中庸。号呼莫为反平喊，地道当偕天理公。莫重祸首一纸赦，更嗤罪魁装懵懂。坚信自己与历史，方能心静眼闭、寝安寿终。

从此做人堂堂巍巍，昂首挺胸。无论左右，尊严一，人权同。你当左派你自由，我是右派我光荣！曾为家国民族献悃衷，少年热血，荐血不察；白发妪翁，寄意亦同。既如此，牺牲为轩辕，忠心付民众。从此相信自己天地重，何须求神拜佛讨个冤枉我了金口封。

当今神州大地，右派凋零未穷空。天教遗下柳枝韧、虬干松。且看北京铁流涌，右杰任众；燕遯符，戴铭辛，太子丹，后裔雄；陈奉孝儒门弟子子践行仁孔，俏刘衡老当益壮心长语重，王效道当场挥毫颜字肉丰；杜光文思泉涌，吴庸健笔横空；蒋绥敏强项媲美古人，万耀球血腥路上滚爬勇；光华藏不住，徐氏万华贤昆仲；纪增善遗嘱儿孙索赔法，沈志庸珍惜右派身份一语宏；李泰伦维护权益否极泰来，博绳武忠贞不二怒发冠冲；严家伟未平反不沮丧下笔千言针砭时弊雄；纪由讲马列祸加亚非欧，陶省称反右南京屠杀同；陈端昭单骑赴会，吴美潮母女两代巍巍如泰嵩；程玉章此心拳拳，刘钿湘读书驱愚蒙；张广盛好话马屁不讲拍，刘显生物理事理今皆通；周居正老妻夫毙儿丧犹记信党忠，董家康独目炯炯，姚仁杰百万回忆，刘恪山少年先锋；右派儿子俞梅荪，祖、父学人，儿孙英雄，灵犀贯通右友天际垂霓虹。青史镌，百代颂，自养自立自强最自重，傲然凛然顶天立地最毅宏。帝王将相如烟过，右派丹青青史永。勿伐异，不党同，忠家国，忠仁义，忠真忠善忠美忠祖宗，忠自然，忠道统，忠大地广宇，忠人类苍穹！         

　　　　　　　　　　　　2008、6、28于地中海畔 顿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