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刚之柔-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我与李慎之是交往了六十年的老朋友、好朋友。我们曾经共荣辱、同浮沉。即是在我当“反革命”，他当“极右派”的日子里，我们也是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去年他病在北京的时候，我也病在蓉城。我们“一起”去见马克思，这一次他留了下来，我却回来了。我为什么回来？在跟李慎之交往长达六十年的朋友中，除我之外大多数人都离开了人世，许多事情我不说，别人也许无从知晓。经过近一年的休养，我初步恢复了健康。我虽然已经8 3岁了，但我还想把李慎之没有办完或没有办成的事情继续办下去。在他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写这篇文章作为对他的纪念。

　　在这篇文章中想谈两件事情：一是我跟李慎之六十年的交往，二是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了解李慎之思想变化的来龙去脉。谈第一件事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家理解第二件事。众所周知，李慎之在晚年，特别是去世前的最后十年内，他发表的文章是如此光彩照人，就像燎原之火在中国大地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引起了国内外研究中国前途的人们的关注，如《周易.系辞上》所云：“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这篇文章将着重说明李慎之思想的发展过程和来龙去脉，从中可以看出：李慎之思想不是他个人心血来潮的产物，他的思想是曾经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几代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对历史与现实深刻反思的结果。

　　我跟李慎之成为朋友，从1 9 4 3年开始，直到2 0 0 3年李慎之去世，正好是六十年。1 9 4 3年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全面入侵中华大地，国民党几百万部队溃不成军，大片的国土沦陷于日寇之手。不愿做亡国奴的大学生，都随着学校迁到大后方的四川。李慎之（他当时的名字叫李中）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我（当时的名字叫谢道炉）是金陵大学的学生，我们先后来到蓉城。面对日寇入侵，大学生个个热血沸腾，国民党不仅抗日不力，而且一党独裁、政治腐败，广大劳苦民众生活在极端的贫困之中。反独裁、反腐败、反专制，争民主、争自由，全民抗战不当亡国奴，成了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为了商讨救国之策，大学生们以各种名目成立了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社团组织。当时燕大成立了“宪政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人除李慎之外，还有王晶尧、刘克林、王守义、王文星、卫永清、李原、卞重云、崔巍等。金大成立了“现实文学研究会”等群众团体，参加者除我以外，还有王宇光、方然、郭挺章、白永达、肖焜焘、刘崎行、彭塞、赵一鹤、贾唯英等人。在成都的其他大学也成立了各种抗日救国反对独裁，要自由要民主的社团组织。最初我们这些组织间都是秘密接触，由于我同王晶尧相识，刘克林是从我的家乡自贡市的蜀光中学毕业的，通过这层关系逐渐与李慎之熟悉起来，李慎之与我有相似的家庭和教育背景（我们都是书香门第，又都在教会办的学校中念过书，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熏陶，无论是古文、现代文还是英文都学得不错），谈起话来十分投机，彼此间只恨相识太晚。随着各社团组织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我们开始联合行动。先后在成都组织了三次大的活动。

　　五所大学（燕大、金大、齐鲁、金女大、华西）的12个社团在成都望江楼联合召开座谈会，会议决定举办“国是报告会”。报告会邀请了参政会的参议员张澜，无党派知名人士吴贻芳，及青年党的常燕生等出席并讲演,参加会议的学生和各阶层人士达2 0 0 0多人。这么多的人参加集会，在当时的大后方是十分壮观的。张澜在会议上强烈谴责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主张民主和自由。这是1 9 4 1年皖南事变后，大后方最大的一次民主集会，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连国民党的很多报纸都报道了会议消息。会后1 2个组织还办了一个叫“青年园地”的刊物。这次活动得到了中共南方局的大力支持。

　　第二次大的活动是“市中事件”，这次事件是因为成都市立中学的校长，调动警察殴打了要求抗日的学生。我们12个社团立刻组织“市中”学生，到各大学报告警察殴打无辜中学生的暴行。11月11日，6 0 0 0多名大学生和中学生义愤填膺，在成都大街上举着标语高呼口号，浩浩荡荡示威游行，号称成都学生万人大游行。游行学生包围了四川省政府，要求会见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张群派他的秘书出来会见游行学生，学生不答应。最后由五所大学派出五名代表，跟张群对话。学生代表向张群提出四项要求：严惩市中校长；向学生赔礼道歉医治受伤学生；免除成都市长余中英和警察局长方超的职务；保证警察和特务不得进入学校干涉学生活动。当时担任燕大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李慎之，是五名学生代表之一，也是跟张群对话的主要发言人，他说起话来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多次驳得张群哑口无言，最后张群同意了学生的全部要求。据说张群在事后还请示了蒋介石，得到了蒋的同意。尽管国民党政府没有真正履行诺言，比如方超免职后调到重庆接着当警察局长，当时重庆是陪都，方超实际上是升了官。尽管如此，学生们还是十分高兴。

　　第三次活动是在1 9 4 5年5月4日，举办了“五四”烛光晚会。九所大学两千多人聚集在华西坝，听文幼章、叶圣陶、沈体南和陈中凡讲演，李慎之是晚会的组织者之一。讲演人发扬“五四”精神，宣传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并对蒋介石的专制和独裁，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会后游行学生举着自制的火炬，沿成都主要街道环行一周。

　　学生运动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在共产党的党报上，曾经如此赞扬过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爆发的爱国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民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当人民运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学生用自己的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国学生将一本过去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新华日报》1 9 4 6年11月17日）我和李慎之以及大批的爱国学生，对共产党的支持十分感动，决心“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这就是当时我和慎之及大批爱国学生靠近共产党的原因。

　　“市中事件”后，成立了“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它同昆明的“民青”，重庆的“新青”，成为当时国内的三大青年组织（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三个组织合并为“民联”，北方局青委的许多领导同志，当年都是“民联”的成员）这些社团都成为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三次活动取得了成功，但五所大学1 2个社团的活动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高度注意，据说李慎之和我，都列入了国民党特务抓人的黑名单之中。当时共产党四川省委书记是吴玉章，副书记是张友渔，我们当时不是共产党员，但中共四川省委对我们十分关心，一方面支持我们反对一党独裁，要自由、要民主、要抗日的正当要求；另一方面，对我们的安危格外关怀。我毕业后留在金大当助教，李慎之也从燕大毕业，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迫害我们，省委领导建议我们离开成都。我是四川自贡市人，张友渔让我先回自贡另寻工作。我跟李慎之依依惜别，我们两个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在争民主、争自由，反专制、反独裁的共同斗争中已经结成生死之交。

　　我回到自贡后，改名为谢以明并去蜀光中学教书。蜀光中学是企业家和教育家联合办学的典范，它的董事会得到我国近代盐务改革家、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缪秋杰，以及自贡盐业企业家欧阳尔彬等的大力支持，办学经费充足。学校按南开模式办学，张伯苓、喻传鉴、韩叙信等先后担任董事长或校长，他们都反对国民党进驻学校，主张民主办学专家治校。教导主任陈著常毕业于燕大，深受蔡元培“兼容并包”办学思想的影响，提倡科学与民主。让我十分惊喜的是：不仅李慎之来到了蜀光，还有燕大的李肇通，金大的张薇之，武大的李行夫，西南联大的曹贞固（石坚），东北大学的高跃墀等，也先后来到蜀光。我们组成一个小组，经常到我家里开会，继续评论国是。毛泽东在1 9 4 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1 9 4 5年4月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以及毛泽东与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和讲话，在我们中间秘密流传。我和李慎之曾经反复阅读这些著作，我们相信中国社会一定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向新民主主义，再从新民主主义走向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的社会主义。蜀光中学的老师，每两人住一间宿舍，我和李慎之正好住一屋。李慎之教全校的“公民”课，讲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李慎之借此机会，大讲“新三民主义”，大讲社会发展史，宣传马列主义。我教地理和历史课，同时在音乐教室开设“大众哲学”。我们还向学生介绍鲁迅、艾思奇、周而复等进步作家及其作品，还介绍高尔基、伊林等苏联作家及其作品。学生们经常到我同李慎之的宿舍，谈论时事。我们还在进步学生中传阅中共中央和民盟、民协等组织的报刊，如《民主报》、《新华日报》、《华西晚报》和《群众》杂志等，让学生了解各地民主运动的情况，揭露蒋介石专制独裁、镇压民主运动的真相。在我们的影响下，学生们成立了“燎原壁报社”，“学联”等社团。1 9 4 5年1 0月1 9日，1 0 0名学生自发举行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当昆明“一二.一”惨案的消息传到学校时，学生们十分愤怒，纷纷通过壁报等形式，声讨国民党的罪行。学生还直接给吴玉章写信，揭露国民党在自贡搞反苏游行的真相，学生给吴玉章的信在《新华日报》刊登后，在自贡引起强烈反响。我们到蜀光中学半年多的时间里，学生要求民主反对专制统治的活动，迅速在学校开展起来。这种情况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露出衣服下的手枪，对我们进行威胁。朋友和家人都让我们离开自贡，我和李慎之商量后，决定抢在国民党动手之前，提前出走。我把行李悄悄送回家，他把行李悄悄送到缪秋杰家，然后分别离开蜀光（有人说李慎之为了掩护我，从蜀光跳墙逃走，其实蜀光中学是没有围墙的）。在蜀光中学半年多的时间里，学生们的纯真、热情，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慎之到晚年，还念念不忘要当一名“公民”课教员。我到今日，还跟蜀光中学这所巴蜀名校，以及当年蜀光的师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为了防止特务追捕，我俩分别在不同时间，沿不同路线重返蓉城。由于我们在成都搞学生运动时就小有名气，很快就找到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成都基督教堂，受到陈鼎文的热烈欢迎。陈鼎文是以基督教活动为掩护的老共产党员，我们向他汇报了在蜀光的情况，表达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我们跟共产党走，不仅仅是因为受到国民党迫害，而且是因为我们反专制、争民主、争自由，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理想，跟当时共产党的主张一致。1 9 4 4年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时曾经说过：“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解放日报》1 9 4 4年6月1 3日）。刘少奇说过：“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 7 2-1 7 7页）。董必武说：“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董必武选集》第5 4-5 5页）。类似的说法，在共产党的报刊上，处处皆是。例如：“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 9 4 1年1 0月2 8日）。“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解放日报》1 9 4 3年9月1日）。“他们说（自由民主）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这种说法的荒谬，就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新华日报》1 9 4 4年5月1 7日）。当年这些讲话和文章，对我们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促使我们决心成为共产党人。

　　在成都逗留期间，李慎之与我觉得：在蜀光工作期间，我们只图痛快，干事不谨慎不踏实，弄得自己没有立足之地，还暴露了那些与我们有联系的朋友和进步学生。我们为防止特务追捕而更改名字时，他从李中改为李慎之，表示谨慎工作；我从谢以明改为谢实之，表示踏实工作（有人说李慎之在延安整风后，为了防止自己口无遮拦改名慎之，实际上去延安之前我们已经改了名字）。“谢实之”三字都是仄声，叫起来不方便，我又从邹韬奋的名字中取了一个“韬”字，改名谢韬。

　　张友渔通过李相符教授与南方局联系，得知重庆新华日报社急需我们这样有文化的年轻人前去工作。于是我跟李慎之分两路去重庆，我从成都到三台，沿陆路到重庆；李慎之从成都到宜宾、泸州，沿水路到重庆。到达重庆新华日报社后，我被分配到采访部，李慎之分配到编辑部资料室。过去我们争民主、反专制，都是个人的独立行动，隨时都有被国民党秘密抓捕的危险。到了新华日报社不仅可以经常得到党的指示，还有了为自由民主进行活动的公开身份，不用担心被特务秘密抓捕。这时期我作为新华日报社记者，按照社里的安排，采访过聚集在重庆的许多民主派人士，在采访胡风时，胡风强烈谴责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坚决拥护共产党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主张，当年胡风在国民党统治下如此拥护共产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一直到1 9 5 5年我被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之前，我跟胡风很少来往更无私交。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经常能遇见周恩来，周恩来对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十分亲切友好。有次我回到新华日报社，正好周恩来坐车出门，他从车上看见我，特别伸出头来向我招手，亲切地叫着：“小谢，小谢！你采访回来啦！”。在重庆新华日报社期间，我和慎之如鱼得水，工作得十分愉快。

　　重庆和谈之后，为了加强国共合作时期的宣传和统战工作，新华日报社分成两部分。周恩来带着乔冠华、张文晋、宋平、陈家康等人，去了南京和上海，李慎之是无锡人，所以跟周恩来去了南京。我是四川人，仍留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当时，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挂牌成立，公开活动。周恩来宣布：吴玉章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王维舟任副书记。重庆新华日报社由吴老直接领导，吴老是我们自贡荣县人，以吴老为首的荣县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比武昌起义早半个月宣布荣县独立，并成立了荣县军政府。我第一次见吴老是张友渔引见的，吴老笑眯眯地说：“你也是自贡人”，向我问起自贡的情况，问我的家庭和妻子的情况，当吴老听说我的舅舅是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而且是1 9 2 8年在成都被国民党枪杀的十四人之一，吴老说：“我知道那次屠杀，二三十年过去了，革命不是更壮大了吗”。初见吴老，我只觉得他是一个无比仁厚的蔼然长者，跟我心目中的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开国英杰的形象似乎不完全一致，但稍一接触就感到他容貌谦逊而身有盛德，在不言中就足以使人顽谦懦立。在新华日报社工作期间，由张友渔做介绍人，我和慎之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国民党决定打内战，准备用武力消灭共产党，根本不让周恩来在南京或上海建立新华日报社，不久重庆新华日报社也被查封。1 9 4 6年1 0月，我继王维舟、傅钟之后，作为第三批人员与杨超、于江震撤回延安，我与李慎之又一次重逢，令人喜不自胜。到延安后新华日报社改名新华通讯社，李慎之分配到国际部，吴冷西担任国际部主任；我被分配到国统区部，主任是廖盖隆。

　　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攻打延安，毛泽东带领部分中央领导人，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指挥边区和全国的共产党部队，反击胡宗南的进攻。刘少奇带领中央的另一部分领导人组成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到山西临县。新华通讯社组成的精干队伍隨刘少奇的中央工委行动，迅速转移到山西。留下老弱病残，包括未成年的孩子在内，大约有1 0 0多人，也组成一个大队，其中有新华通讯社的老干部韦君宜、杨述，瞿秋白的女儿独伊和女婿李河，以及方实、白天、王丹一等，还有李慎之的爱人张贻，因为怀孕挺着大肚子，只好留在大队中。我的爱人卢玉带着一个小孩，同时负责大队的医护工作，李慎之爱人则是她的重点护理对象之一。新华通讯社领导任命李慎之担任大队长，我当大队书记。我们必须带着这支1 0 0多老弱病残孕与未成年人组成的大队，安全地撤离陕北，东渡黄河到山西柳林，再转到临县三交镇，同新华通讯社总部会合。总部只给我们派了两个战士，带着一条长枪和一支短枪，负责保卫工作，其他的所有事情都由李慎之和我全权处理。这个任务对我和慎之来说是十分艰巨的，我们人生地不熟，听不懂当地百姓的土话，百姓也不懂我们说啥，只能边说边做手势，才能勉强明白对方的意思。尽管如此，我通过地方政府找到当地老百姓，千方百计弄到了1 0 0多匹马儿和毛驴，还有部分车辆，解决了尽速撤离的关键问题，李慎之对我大加赞扬。撤离延安时，正是陕北的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不仅行路十分艰辛，还要解决1 0 0多人的吃和住。我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早晨出发时吃一顿，晚上到住宿地再吃一顿，中午饿了就拿出硬邦邦的干馒头，使劲啃才能啃下一小块。李慎之跟随大队前进，跑前跑后照顾老人、小孩、孕妇和病号。我则先行一步，走在大队的前头，一边做路标一边寻找住宿地。在老乡家不到五、六平米的坑上，要挤上四、五家人，实在没有地方住，我和李慎之就把猪圈打扫一下，与猪同眠。第二天天还未明，我就要提前上路，有一回我2 4小时没有休息，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跋山涉水行进了1 2 0里路，实际行程超过1 5 0里。事后谈起来，许多人都不相信，两个被人讥笑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教书先生，居然带着这支老弱病残的队伍，在北国的凛凛寒冬中翻山越岭，安全到达目的地。时至今日回忆起这段经历，都感到当时那股干劲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提起这段往事，我只想说明慎之与我，包括当年到延安的大批知识分子，无论是牺牲了的还是活着的，无论是升了官的还是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的，都曾经舍生忘死、备受艰辛、真心实意地为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贡献过自己的青春年华。

　　新华通讯社从临县转移到太行武安县的冶陶镇。我和李慎之参加新华通讯社的整风运动，整风的内容是“三查”（查成分、查历史、查立场思想）。当时能够上大学的人，不可能是无产者或无产者家庭出身，如果查三代，几乎每个人的家里都能查出一堆“问题”。我和李慎之在成分方面是高级职员，比上（无产者）不足比下（地主资本家）有余，还算是比较好的。在历史方面，没有被国民党关过，十分清白。我们只好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不安心工作，不服从组织等小资产阶级思想。每个人都必须把各式各样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扣，把自己说得越臭越好。当时还有一个理论，说是马列和无产阶级思想是不会自发产生的，共产主义思想必须强行灌输。因为我和慎之都在教会学校念过书，我们悄悄议论，这种说法跟基督教的“原罪论”有什么区别？

　　半年的整风把大家都弄得灰溜溜的。但是我们的情绪很快就被胜利的喜悦冲淡了。国民党政权以想像不到的速度土崩瓦解，我们被告知迅速做好准备，去国统区接管政权。真没有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毛主席的领导是多么伟大、多么英明！1 9 4 8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董必武任主席，薄一波任秘书长。为了培养建国后急需的大量干部，决定成立华北大学，吴玉章当校长，成仿吾为副校长。吴老知道我在金大当过助教，要调我到华北大学当教师。当时新华通讯社社长，由中宣部副部长廖承志兼任。新华通讯社虽然有编辑4 0 0多人，全国解放之后，若要在每个省设一个分社，人就不够了，因此不同意我调华北大学。吴老找到刘少奇同志请他帮忙，刘少奇把意见转告廖承志，廖承志说要听听我的意见，我没有表示要留在新华通讯社，只说：“服从组织分配”。同年8月我从新华通讯社来到设在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当时学校最缺的老师是马列课教员，我一面学一面教，担负起马列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任务。1 9 4 9年3月华北大学迁到北京，1 9 5 0年改名中国人民大学，我担任了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负责人。全国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教师，都是在人大培养的，我也成了马列主义研究班的教授。

　　1 9 5 5年，我不同意胡风是国民党特务，认为共产党不能过河拆桥，我为胡风打抱不平，毛泽东十分生气。我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经毛泽东批准，由公安部逮捕实行专政。听说吴老亲自同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联系,说谢韬是人大教师，这个人的情况我了解，人民大学有责任查清他的问题，是不是查清之后，再考虑要不要捕人？。不久后公安部来了一位处长，让我带上行李坐进一辆小卧车随他离校。我自忖会被投入何处铁窗中去？谁知小卧车把我送到东四六条3 9号小院吴老的家中，我住在东厢房（吴老原秘书李培之的临时住处），吴老住正房，李培之改住到西厢房。“审查”期间，每月工资照发。半年后我迁到一处叫嘎嘎胡同的人民大学宿舍内，继续接受审查。当时担任北京市第一副市长的张友渔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专程前来看望我，他先问了问我认识胡风的经过，我说完后他没有责备我，叫我一定要相信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向党说清楚自己同胡风的交往，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不可乱说。对我的审查一直没完（实际上没有审出任何问题，因为是毛泽东亲自批捕的，谁也不敢说毛批错了。我心里明白，在毛泽东生前，老人家是不可能承认错误的，我若能苟且偷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只可惜十几年的青春年华，只能付诸东流之水了），1 9 6 0年，因大灾后供应困难，我不能在人大白吃饭，公安部才把我“调”进秦城监狱，与范汉杰、廖耀湘、黄维等关在一起，想当年出生入死参加解放战争，打倒国民党，如今在共产党的铁窗中我成了国民党战犯们的狱中“难友”。1 9 6 5年不少战犯出狱了，我也被免于刑事起诉。我的户口仍留在北京，回老家自贡市安排工作。回到自贡半年左右，文革开始了，我成了自贡“最大的反革命”，每次批判自贡市领导时，我都被拉去陪斗。1 9 6 6年岁未，我在自贡街上拉架架车，边赶路边看街上的大字报和贴报栏（作为监管对象，不准我阅读任何书报，为了弄清我们的党和国家，为什么像患了恶性疟疾似的不断发寒战，我只能用这种方法获取消息）。忽然从贴报栏中，目击到一行黑体字：吴玉章同志逝世！这条消息让我五内俱焚，我不能在大街上动容哭泣，卸罢车回到斗室中，我的眼泪才毫无顾忌地流淌下来。云山千里，道路阻隔，身不由己，不能前往吊唁。我只能遥望京都呈诗一首：“十载相随受教深，拨云驱雾感宝箴。山城一别承多训，临县重逢叙斗争。奉召石庄蒙重托，执鞭人大时相亲。拜辞未遂初衷愿，哀悼灵旗泪满襟。” 1 9 7 9年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后，胡乔木准备办一个中国社科杂志，于光远和黎澍把我调到中国社科院任杂志编辑。人大复校后我回到人大，惊奇地发现我的党籍竟还完好地保存着。全国所有的右派和反革命一律被开除党籍，我的爱人因同我关系密切早已被无辜除名。听说当年处理我的党籍时，吴老曾表示：“既然尚未审查清楚，作什么组织结论呢”。我可能是全国唯一没有开除党籍的反革命分子。

　　自从1 9 5 5年我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后，就同李慎之失去了联系。回到北京后我就去找他，这时他已回到新华通讯社，没有平反，也没有安排工作，夫妻俩与3 0多岁的女儿，同住在皇亭子一间1 5平米左右的房间内，生活虽然艰苦但夫妻俩都很乐观。离别2 0年，我们再次劫后相逢，“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唐.刘禹锡），谈起件件往事，无不催人泪下感慨万千。从此以后，直到他去世前，我们经常来往，我们在一起反思历史与现实，对中国、对世界、对历史，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谈。通过多次谈话，对李慎之的思想发展，我是比较清楚比较了解的。在纪念李慎之逝世一周年时，我想说的题目就是：“从历史与现实的反思，谈李慎之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

　　李慎之的思想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这样划分不十分科学，因为不同阶段之间的许多想法是彼此交错的。这样划分只是为了叙述起来更有条理，更容易让人理解。

　 中央高级党校的整风反右运动

杜光

　　“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它在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头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创痛。探究这场运动的前因后果，总结它的沉痛教训，对于我国今后的社会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遗憾的是，这项工作迄今未能进行。本文记述当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如何由整风转入反右及反右不断扩大的进程，意在提供一些素材，希望它能对总结反右的历史教训有所裨益。

　　中央高级党校在转入反右运动后，参加运动的学工人员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普通班（学员为司局级干部，共898人）和新闻班（学员为各省市相当于厅局级的新闻单位负责人，共94人），这是高级党校反右运动的主体，由校党委直接领导；第二部分是师资训练部（学员为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校的理论教师，及党委理论工作部门干部，共538人），由师训部的分党委具体负责；第三部分是高级党校自身的教职员，由校党委责成机关党委负责领导。本文介绍的，主要是普通班、新闻班的整风反右情况。（当时高级党校学员还有三个班次：学员为省部军级领导干部的研究班，共50人；学员为新疆少数民族干部的新疆班，共44人；学员为各地理论教师的短期训练班，共462人。反右开始后，研究班有十来位学员参加校党委的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工作，其余学员和新疆班学员只是参加学习讨论和全校大会，检查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短训班则在7月按计划毕业离校，未参加反右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在此之前，高级党校已在全校传达了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和3月12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自3月16日至4月底，全校学工人员利用党日（每周半天）和晚上，学习这两个讲话。4月26日，校党委决定自5月3日开始，各班学员停课2-3周，集中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但是，贯彻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势必打乱原定的教学计划。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兼党委第一书记）和副校长侯维煜（兼党委第二书记）经过反复研究，拟订了一个“整风学习两不误”的计划，并在5月7日晚上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因为自1948年至1953年初，刘少奇一直是高级党校前身马克思列宁学院的院长。杨献珍、侯维煜遇有重大问题，总是向刘少奇请示汇报。刘少奇表示同意，就意味着中央批准，这已经成了惯例。这次杨、侯向刘少奇汇报“整风学习两不误”的计划后，刘少奇赞成把整风和理论学习结合起来。他特别嘱咐杨、侯注意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灵活性、多样性的问题。他说：怎样避免苏联那样只有计划性而没有灵活性多样性，使人民生活丰富多彩呢？“一个办法是要利用、限制自由市场，”“不只商业有自由市场，而且还要有地下工厂”，“要允许有一部分资本主义商业、工业、地下工厂”，“农业上还要有家庭副业、自留地”。“你们回去要大声疾呼地提倡大家注意研究这个问题。”

　　根据刘少奇的讲话，杨献珍、侯维煜修订了整风计划，停止原有的政治经济学和中共党史的教学计划，改为围绕整风的主题，学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学习党的历史经验。具体划分四个步骤：从5月3日到7月13日，用三周时间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用四周时间从理论上政策上研究当前人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矛盾；接着四周以党群关系为中心，研究当前人民政治思想方面的矛盾，结合检查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最后一周写学习心得——整风笔记。

　　为了配合整风学习，高级党校邀请了七位领导经济工作的负责同志，向学员作了八个专题报告，报告人和时间、题目依次是：

　　5月21日，薛暮桥讲《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几个问题》；

　　5月23日、24日，骆耕漠讲《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和《经济核算》；

　　5月25日、27日，6月14日，邓子恢讲《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

　　5月31日，刘子久讲《工资问题》；

　　6月4日，姚依林讲《商业问题》；

　　6月7日，宋劭文讲《积累与消费的问题》；

　　6月13日，许涤新讲《关于资产阶级问题》；

　　这个时候，社会上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大鸣大放，“风声鹤唳，草木皆兵”。5月15日，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指出极少数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点明“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外，又在党内）。”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在全国范围内点燃了“反击右派进攻”的漫天大火。但是，这些都没有动摇杨献珍、侯维煜继续执行原定计划的决心，他们仍在一心一意地贯彻业经刘少奇批准的“整风学习两不误”的计划。

　　社会上的大鸣大放，引起了学员的极大关注，大家议论纷纷，在小组会上、宿舍里、饭桌上、礼堂里，到处都在谈论。除了密切注意报上关于鸣放的消息外，很多学员还利用课余时间到附近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处参观大字报和自由论坛。面对如火如荼的鸣放和纷至沓来的批评，有的学员担心“反革命分子会利用反官僚主义来反对党的领导，利用反教条主义来反对马列主义”；有的学员感到委屈，“现在是四面围攻，好像两块钢板夹块肉”，有的甚至把形势比喻为“第四次反共高潮”；有些学员认为“这些意见完全违背了和风细雨、从团结出发的精神”，“这样搞法会涣散组织、损害党的威信”。这些反应，表现了这些身处领导岗位的党员干部对双百方针和大鸣大放的抵触与担心。但是，也有一些学员对大鸣大放表示赞赏，认为“绝大部分意见是正确的”。有的学员说，“人民内部矛盾紧张，不少问题的根子在上面，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中央，整我们这号干部不顶事”。“不能树干不动，光让树梢摇晃。”还有些学员对鸣放中的某些观点抱有同感，如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肃反成绩不是主要的，合作化违背了自愿原则，统购统销造成了农村紧张，等等。校党委及时地把这些情况整理成《整风简报》，陆续上报中央。

　　6月上旬，有的省市委负责人向中央和高级党校建议让学员提前毕业回原工作岗位去，因为下面既要坚持工作，又要领导反右派，十分紧张，亟须这些领导干部回去参加本单位反右派的领导工作。高级党校通过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请示刘少奇后，于6月15日决定普通班、新闻班、研究班、新疆班提前毕业，师资部、短训班则仍按原计划到7月下旬毕业。这个决定公布后，这几个班的学员纷纷会客访友、购置行囊、摄影留念，准备离校。党校行政处也立即着手为学员购买车票机票，组织车辆，准备送站。

　　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变故，打断了提前毕业的部署，并且很快便把党校的整风转上反右的轨道。

　　事情是这样的：高级党校为了帮助学员了解当前整风反右的形势，邀请了一些负责同志来校作报告。为了使他们了解学员的思想动态，党校把每期《整风简报》送给他们，供他们准备报告时参考。彭真、杨尚昆已先后于5月28日、6月17日来作过报告，按照计划，在学员离校前还要请陆定一、康生来校作报告。6月17日晚上，陆定一带了发给他的《整风简报》去征询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此前大概没有看过《整风简报》（报送的每期简报有他一份），听了陆定一的介绍，大为吃惊，他认为高级党校学员的这些思想动态反映的不是小问题，而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它反映了党内存在的严重右倾思想。对这些错误思想，不能采取做大报告的办法来解决，一定要发动群众，开展批评，明辨是非，不能让他们带着这些错误观点回去。毛泽东当时有没有在高级党校学员中抓右派分子的思想，现在已经无法查考了，但是，他的谈话成了高级党校学员由整风转向反右的转折点，却是可以断定的。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中央书记处于6月19日专门开会讨论，决定全校学员都留校继续整风，所有课程都停下来，原定的大报告一律取消，采取群众路线的办法，开展大讨论，不解决问题不能回去。

　　杨献珍、侯维煜在列席书记处会议后，当天下午、晚上和第二天上午连续召开党委扩大会，传达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研究贯彻的具体措施。杨献珍在会上说：“党外的右倾思想都放出来了，党内还没有，只有高级党校暴露出很多右倾思想。”“社会上右派的思想，我们这里都有。”

　　中央关于学员留校继续整风的决定传达后，引起了学员的普遍不安。赞成留下的只是少数，多数情绪比较勉强，无可奈何。他们说：“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既然中央决定了，留下就留下吧”。有的学员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认为“历来整风都是号召大家提意见，结果谁的意见提得多，挨整也最凶。”“把随便发牢骚的话也当成真实的思想来整。”个别学员指责“中央这一手办得很拙劣”（陕西省委统战部长王文良）。

　　6月20日下午，毛泽东、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在中南海接见全体学员和两位苏联专家。这给大家带来一时的兴奋，但没有消除普遍的不安。

　　6月25日，校党委发布新的整风学习计划，要求全校学工人员以进一步深入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联系实际，以20天时间（7月1日至20日）讨论在前一时期学习中提出的一些政策性、方针性较强的八个问题：①关于党的整风运动；②关于当前反右派斗争的问题；③关于三反肃反；④关于社会主义革命；⑤关于社会主义建设；⑥关于党同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关系；⑦关于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⑧关于党的领导与党内生活的一些问题。计划要求：通过对上述八个问题的讨论，“开展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达到既弄清问题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杨献珍、侯维煜自列席6月19日的书记处会议后，已感到高级党校学员中开展反右斗争势在必行。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在7月初决定把普通班学员王谭、徐盈二人作为反右对象来批判。

　　王谭入学前是《广西日报》代理副总编辑。他在1956年夏季入学考试时所写的论文《学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心得》中，发表了一些在当时颇为令人惊诧的见解。如他认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的“最大的缺陷是没有或缺乏联系当前革命实际发展做出对革命更有现实意义的自我批评，就是自我批评不足。”联系到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怎么能光说王明同志而不作自我批评呢？”对于“高饶联盟”问题，他也提出类似的质问：“何以只说高的一面而领导上就没有像样的自我批评呢？”他进一步指出：“中央在有些或说在不少的问题上是只讲‘过关斩将’，不讲‘败走麦城’；也有‘讲过去不讲现在’和‘避重就轻’的不良倾向。”他问道：“苏联有个人崇拜，中国是否也有个人崇拜？”“决不能在‘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看法上借机翘尾巴。”并且尖锐地指出：“把自己领导的一切事业都说成共产主义道路上的光辉发展也是有危险性的。”

　　能够这么大胆、这么尖锐地批评党中央，而且矛头直指毛泽东，确实表现了王谭的不同凡响的见识和勇气。但在当时看来，这无疑是大逆不道的谬论。因此，教务处在评阅学员试卷时，便把这份论文抽出来送到侯维煜那里。侯维煜沉吟良久，叫人把论文打印出来分发给校党委全体委员。所以，这是一个早已备案的对象。但是，如果没有反右派运动，也许最后批判一下也就过去了。

　　不过，王谭之所以被列为反右对象，还不止是入学试卷所反映的观点。他在1957年1月哲学学习结束时所写的《思想总结》里，提出十点“批评提要”，主张“要炼得出这一种‘评上’的政治品质来。”“决不放下党在批评方面已经给的一切权利，做到敢于批评任何一个人。”他把某些占据领导岗位的干部描述为“对马列主义妄作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活动的人们”，“形形色色的‘一点论’和对什么都采取‘唯一主义’的人们”，“抱有‘伪君子之风’和‘阿瞒之风’的人们”，“存心在人民胜利的老堆上‘扒功劳’和碰到人们作支援的财政开支就‘挥金如土’的人们”，“用了‘不知不识，顺帝之则’的所谓策术，把人们变作‘井中之蛙，只见片天’的人们”，“老搞报喜不报忧，‘要什么报告就做什么报告’和‘假报告’来骗党的人们”，“以合乎‘孤意’为则的用人行事，搞什么‘家天下’的人们”，“唯我独尊自专和‘甘作独夫’的人们”，“‘阿Q气’的人们”等等。鸣放开始后，有学员评论人民大学林希翎、北京大学谭天荣的演讲都是毒草，他说：“也许几万年后会成为鲜花。”

　　对王谭的批判是7月中旬开始的。7月11日，校党委正式通知支委会对他的“错误思想”开展批判。从7月19日起，王谭所在支部开了两天半支部大会，批判他的思想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是“资产阶级右派思想在党内的反映”。王谭拒绝接受。27日早晨他对正在举行支委扩大会的十几位同志说：“我要向党声明，我的动机是好的，就是开一百次会我也要这样说。”“开全校大会，我欢迎；登报纸，我哈哈大笑。”“王谭是共产主义者，到哪里也要这样说。”“你们查吧！我王谭就是这样一块共产党员的骨头。”“毛主席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批判，如果说提意见等于攻击，又是系统性的、逻辑性的，我不能同意。”“说我放肆，我是在党内放肆；说我目空一切，狂妄自大，随便提问题，我五体投地；说我别有用心，这和我王谭毫无关系。”他声明除承认“目空一切，狂妄自大”外，对其他批判一概拒绝。在如此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王谭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可悲之处。他的声明被认为是“顽抗到底”的表现，从7月30日至8月15日，曾多次召开联支大会和全校大会，对他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批判。王谭被迫在8月27日写出一份题为《一定认错，一定悔改》的检讨书，承认自己是“党内异乎寻常的不满分子”，“党内的老右派分子”，“反动透顶的反党分子”。他终于低下了那高傲的头。但他的检讨仍被批判为只不过是“三顶空空洞洞的大帽子”，“对自己的罪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因此，他继续在9月中旬召开的联支大会上受到批判。

　　另一个反右的对象是徐盈。徐盈在建国前是《大公报》的名记者，地下党员，入学前任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他被列为批判对象并最终被划为极右分子的根据有三：一是同储安平等人关系密切；二是主张“新闻自由”；三是坚持所谓“第三条路线”的思想。

　　在这三条原因中，第二三两条都是在开展批判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最初的根据其实就是第一条。作为一个有地位的名记者，徐盈的交游很广，而同他最密切的则是储安平、浦熙修、徐铸成等。储、浦等曾称赞他是“非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员”。鸣放开始后，徐盈每个星期天回家，常常去探望储安平，无所不谈。7月1日《人民日报》点了储安平、浦熙修的名，作为他们的密友，徐盈的右派嫌疑也就确定无疑了。

　　徐盈的新闻观点，集中表现为“新闻自由”、“同人办报”和“尊重报人”。他主张恢复新闻出版事业的自由竞争，认为“党委审查，党组讨论，影响报纸的出版、发行及销路”。他认为今天的记者都“是小媳妇，到处碰钉子”，所以提出记者应当有采访新闻的绝对自由，不应受官方的约束和限制。他认为“同人办报”就是“文人办报”、“民间办报”，就是“由知识分子一部分人来办报”，“文人就像帝王时代的非臣子，站在皇帝对面的‘清议’。”他说：旧社会的同人报纸向反动政府“争取新闻自由，有进步作用”，“文人论政，好似第三条路线的人。”他还竭力提倡“尊重报人”，认为党对一些老报人安排不适当，使他们“有潜力不能发挥”，“过去记者的很多东西今天还很有用处。”

　　徐盈在解放战争期间除担任《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主任外，还兼任《观察》杂志的特约记者，《新路》杂志的特约撰稿人。这两个杂志在当时是第三条路线的主要舆论阵地，徐盈这个时期在《大公报》和这两个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难免带有第三条路线的痕迹。第三条路线是那个时代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股思潮，徐盈虽然是共产党员，但在那样的特殊环境下生活，有第三条路线思想影响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反右那样的政治条件下，它却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徐盈的一条“罪状”。

　　对徐盈的批判略后于王谭，批判徐盈的第一次全校大会是8月15日召开的。接着，连续召开了六次有五个支部学员参加的联支大会。在9月12日的最后一次全校大会上，徐盈被迫承认自己是“章罗联盟在新闻战线上反党集团的策划人和军师。”

　　在杨献珍、侯维煜的思想上，对普通班、新闻班这些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老干部，还是采取尽量保护的态度的。7月22日，他们向中央书记处上报了四名学员的材料，其中初步确定划为右派分子的只有两人：王谭、徐盈。另外两名学员，因同情社会上的某些右派言论，被认为有右倾错误思想，应当适当批判，但不划为右派，杨、侯称之为“标兵”：一个是肖鲁，入学前是全国总工会海员工会国际部部长，另一个是王善玲（女），入学前是劳动部的副司长。报告上送后，邓小平召见杨献珍、侯维煜。在谈到肖鲁时，邓小平说：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倒过去了，那怎么行？他还说：你们高级党校学员中绝不会只有两个右派分子，反右刚开始，你们的思想不要右倾啊！

　　在邓小平的耳提面命之下，杨献珍、侯维煜别无选择。8月初，党内印发了毛泽东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和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使全国反右斗争的规模不断扩大。在这种形势下，高级党校也加大了反右运动的力度。为了加强领导（同时也是为了分担责任），杨献珍、侯维煜从研究班选调了十来个学员，参加反右领导小组。8月17日，党委第48次会议初步确定，在全校各部班学员中划9人为右派分子，其中普通班4人（王谭、徐盈、赵节、高朗），新闻班2人（尤力、姚北桦），师训部3人（龙纯璋、沈锐、黄维忠）。

　　8月23日，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开会，讨论国家机关党委、全国总工会和高级党校三个单位的整风反右问题，杨献珍、侯维煜应召列席。出席会议的书记们批评了高级党校在整风反右的领导工作中的“右倾”思想。邓小平严厉地指斥说：“肖鲁的问题，你们第一次上报他的材料时，中央就批准把他划为右派，你们怎么现在还在犹豫？”“如果这样的人不划为右派，党内就没有什么右派了。”“这样的人不搞出去，他就不知道怎样才像一个共产党员。”彭真则在插话时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肖鲁是不是右派，而是你们两个是不是中右的问题。”

　　在中央书记处的强大压力下，杨献珍、侯维煜不得不对高级党校的反右运动作出新的估计和部署，但他们在思想上仍然顾虑重重，在8月28日的党委第51次会议上，杨献珍说：“右派要搞出，但面不要太宽，既要从严，又要慎重，要保存元气。”

　　但是，既然像肖鲁这样的“标兵”已被突破，那么其他情况相似的学员就不得不跟着倒霉，原来作为右倾思想只须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现在很多都作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来斗争。以肖鲁为例，他的问题主要是对社会上鸣放的一些观点表示同情或赞成，如主张取消高校党委制，实行教授治校；主张从合营企业中撤出公方代表，让资本家去经营；同意给资本家20年定息；认为公布的胡风三批材料说服力不强；北大清华的有些大字报不好反驳；有些人可能是我们过去把人家整得太厉害了，因此他才出来发发牢骚。这些问题，本来都是作为右倾思想的典型来批判，但8月23日邓小平定性之后，问题便不一样了。肖鲁所在支部的支部书记惠锡礼在9月6日的全校学员大会上说：“经过进一步的深入揭发、批判和斗争，我们逐渐克服了温情主义，进一步认识了肖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思想本质。我们支部的全体同志一致认为肖鲁是一个党内的右派分子。”“肖鲁与社会上的右派气味相投，情感相通，一唱一和，互相呼应，这不是反党、不是向党进攻又是什么呢？”这里的“逐渐克服了温情主义”一句话，道出了学员们在肖鲁问题上的勉强和无奈。

　　从8月下旬开始，不仅在普通班、新闻班，而且在师训部和教职员工中，都进入了揭发批判斗争右派分子的高潮。9月2日，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的指示》，指出：党内右派分子与党外右派分子配合，从堡垒内部向党进攻。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危害愈大。指示要求全党克服温情主义，不能姑息宽容，特别是对其中的老党员，更不能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个指示使高级党校的反右运动进一步升温。在此后两个多月时间里，高级党校完全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很多重点对象在支部大会批判后，还组织三至五个支部的联支大会甚至全校学员大会来批判。

　　这些学员究竟有什么观点，以致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批判，并且被划为反党反社会的右派分子呢？现在试举普通班几个“右派分子”的材料，来考察当年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

　　丁景才（原为江西省农业厅副厅长兼农科所所长）——认为：“解放以来工农业剪刀差扩大了”；统购统销卡得太紧，使农村副业萎缩；供销社“与民争利”，使农民收入减少，生活降低。他批评农业合作化“冒进了”，“如果合作化慢一些，规模小一些，增产就会多些”，“如果允许农民退社，百分之五十的农民都会退出”。他还认为“思想改造不能靠运动来解决问题”，“至今还有人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说明靠运动解决问题是粗糙的”。

　　刘汉仁（原为长春市检察院副院长）——他在1942年延安整风中曾挨整，对此十分不满，“一提起42年整风就气愤”。他说：“你们说42年整风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我看整风不整风照样打胜仗。”他认为“党内就是你搞我，我搞你”，“既然高岗的品质很不好，为什么要提拔他呢？”“三反运动只反了贪污浪费，没有反官僚主义，只有两反，没有三反。”“三反运动是以官僚主义来反贪污浪费。”他也批评农业合化冒进，不应该反右倾保守思想。

　　石天行（原为江西省委工业部第二副部长）——他说：“几年来发生的左右偏差实在太大，损失太大，风都是从上面往下刮的，一级比一级大，不仅思想批判，而且要组织服从，不随风倒不行。这是一种片面性，根源在于‘好大喜功’。”“上面的缺点，都归结为情况的变化上，是辩证法；有了缺点和错误，只批评下面。”“头上长角不容易。不长角还好，长了角不仅会锯掉角，而且会掉脑袋。”他批评党内选举只搞“等额选举”，“不许活动，不许竞选”，是“形式主义”。他说：“党内有这样一些人，在中央反右的时候，马上可以拿出右的材料，反‘左’的时候，马上可以拿出‘左’的材料，并且还都有数目字！”

　　刘晓晞（原为人民日报农村工作部副主任）——认为我们党内有个人崇拜，“把领袖偶像化，神秘化，以为领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可以独断专行，一切成绩归功于他，他说的都是正确的，他写的文章一个字也不能改。”所以他主张“要破除迷信，不要对杰出人物的革命领袖盲目崇拜；也不能把革命理论当作万应灵药。迷信革命领袖，迷信革命理论，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有些问题是毛主席一个人搞起来的。他想搞什么，就能搞起什么来。”“一个人的聪明是有限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也有错误。”他还认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的三批材料不足以服人。鸣放开始后，他曾向别人推荐黄万里的《花丛小语》。

　　刘德焜（原中共宁波市委书记）——批评“三反” 运动“不符合群众路线”，是“大规模的逼供信”；批评中央在肃反运动中“对敌情的估计不够科学”，结果“加深了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墙和沟”。他认为“中央缺乏自我批评”，毛泽东“有时火气太大，不冷静”，对这次整风运动的领导“要求过急，欲速则不达”，“又要犯错误”。

　　齐佩轩（原为财政部国际财务司司长）——认为：财经会议的处理不公平；“八大”代表的选举不民主；国务院应有“党外副总理”；“合作化冒进了”；“当前农民生活困苦”，“工农生活悬殊”；“统购统销有副作用，农村老百姓普遍不满”。他主张要“有一个全国性的农民团体，好替农民说话”。

　　张生强（原为甘肃省定西专署专员）——他批评“肃反扩大化”，认为“搞运动就容易出错”。认为“1955年农业合作化冒进了”，“农村粮食紧张是人为的，应适当开放粮食市场。”他还说：党内缺乏民主，“没有人敢讲反面话。”

　　这些学员大部分是1938年前后入党的老干部，多数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整风中所提的意见，是完全符合整风的精神和要求的。他们对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肃反、反胡风等问题的批评，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他们认为党内缺乏民主，毛泽东缺乏自我批评精神，更是恰中肯綮的切肤之言。这些不乏真知灼见的批评，表现了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关切和爱护，哪里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味呢？可惜，他们最终都成为“引蛇出洞”的牺牲品。这是他们的悲剧，也是党的悲剧，更是民族的悲剧。一个政党连有二十来年党龄的老党员的善意批评都听不进去，甚至对这些实际上都是优秀党员的批评者进行严酷的惩处，这意味着什么，难道不值得深长思之吗？

　　在雷霆万钧的政治压力下，丁景才（见前）和师训部学员陈友伟（原为华东师大讲师，中国革命史教研组组长）于9月16日、19日相继自杀。不久，10月10日，普通班学员杨赓（原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又自杀身亡。这些不幸事件丝毫也没有影响波涛汹涌的反右狂澜，运动的车轮继续滚滚向前。按照党内的传统观念，丁、陈、杨三人被视为党的叛徒，开除党籍。

　　进入11月以后，凡已划为右派分子的学员都已在全校学员大会或几个支部的联支大会上进行了揭发批判；还有一些被认为有右倾思想的学员也在支部或小组的范围内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运动已进入尾声的11月11日，周恩来到校向惊魂未定的学员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整风运动的报告。他在报告结尾时勉励已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学员好好改造，将来还可以回到党内来，为党工作。对于这些不幸的学员来说，这是一次充满悲凉的安慰。

　　12月4日，杨献珍代表校党委向全体学员作了关于整风反右运动的总结报告。共有63名学员被划为右派分子，占参加运动的1530名学员的4.12%，其中普通班24人，新闻班5人，师训部34人。这些人全部都被开除党籍，行政职务则回原单位处理，一般受到降级降职处分。

　　学员反右结束时，工作人员的反右斗争也已基本结束，共有27名教职员被划为右派分子。参加学员整风反右工作的部分工作人员集中反右补课，到1958年4月才结束，结果又有5人被划为右派分子。至此，在教职员中共划右派分子32人，占参加运动的干部总数503人的6.4%。

　　1979年春节前后，胡耀邦以他的卓越胆识和大无畏精神为全国55万余名右派分子改正平反，高级党校学员和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无一例外地得到改正。但是，他们最宝贵的年华却都已经在社会最底层消耗掉了。反右运动使共产党丧失了一大批优秀干部，社会上丧失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更大的损失是在全党全国范围内破坏了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助长了一种谨小慎微、明哲保身的庸人哲学和谄媚事上、相互提防的恶劣风气，大大加强了专制的集权体制，以致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遗憾的是，反右、文革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后果和对党的腐蚀侵害，至今仍未很好扭转。这是横梗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严重阻碍。因此，总结从反右到文革的惨重教训，从中吸取有益的鉴戒，应成为当前政治思想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不能再讳疾忌医了。

“共产主义殉道士”陈琏

铁流

　　五十五年前，我是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誓把青春、年华、以至生命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那一代的我们，最崇拜的英雄人物是保尔.柯察金，不少的人都在自己日记本上写有这段座右铭：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不应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时能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社会。”而我还数次申请赴朝作战，学习黄继光用胸膛堵机枪，所幸未被批准。

　　没想到献出的全部青春、精力的我，却换来二十三年监狱，一个终身铁定的“改正右派”。而我们的前辈，三十、四十年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主斗士们，人生信念又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例子不胜枚举，仅四川就有杨阊公、车耀先、罗世文、江竹均、丁佑君等。如果我当年有此机会，也定是个烈士，中国老右队伍中便少了个铁流。

　　他们面对当年独裁者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监狱、酷刑、绞架，从来都是面不改色心不跳，腰杆直立头高昂，视死如归，吻刀一笑，不愧是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扛起地狱闸门的人，竟成为地狱里面的怨鬼。蒋介石先生文秘陈布雷的爱女陈琏和女婿袁永熙（全国著名的学运领袖），其命运和遭遇比我更惨。我不禁颔首沉思：这是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毛泽东所推行倡导的共产主义暴力运动是中华民族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是一场毁灭人类良知与人性的浩劫！我在毁灭中觉悟，我在邪恶中清醒，而一些被绞杀的生灵却至死不悟，直到今天还迷信毛共那一套骗人的鬼话，不敢站出来揭露它的罪恶，真是国之不幸，民族之不幸啊！

　　我们的前辈陈琏就是这么样一个人，直到丈夫被打成右派还相信共产党，自己成了被怀疑是“叛徒”，还无限忠于恶魔毛泽东，真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陈琏是陈布雷最钟爱的女儿，1919年生于慈溪老家。她出生时，母亲杨氏因失血过多而去世，外婆给她起了个名字：怜儿。陈布雷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时，女儿违背了父亲的旨意，自作主张考进了杭州高等学堂。1937年“七七”事变后，她投身宣传抗日的热潮中；1939年7月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大，行前到父亲的办公室辞别，父女之间作了一次长谈。 “怜儿，阿爸给你取个学名怎样？取‘怜’的谐音‘琏’，‘琏’，古之祭器。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为你而死去的母亲。”

　　她点头接受了这个名字，然而她的心已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决事业！陈琏认为中国要民主自由富强，只能推翻黑暗、专横、腐朽、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实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社会主。女儿决心已下，父亲无能为力，联想怜儿平时一向激进，西南联大又是是非之地，陈布雷实在不愿爱女到昆明。最后，他以恳切的语气告诉女儿：“怜儿，青年人要求进步，我做父亲的不能阻挡。希望你能照顾我特殊的政治地位，不要公开同你父亲树起对立的旗帜。” 这劝阻无异于对牛弹琴，革命就是打倒一切，暴力从无亲情。但陈琏没有想到的是，她所追求的这个“伟大的共产主义信念”，不仅埋葬了父母，最后也埋葬了自己的幸福的家庭和生命！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共合作几乎破裂。军统特务头目康泽亲自跑到联大恐吓、搜捕共产党员。在地下党负责人袁永熙的安排下，陈琏密撤离昆明，行前给姐姐陈秀寄了一封告别信：“时代既然决定了要在我和家庭之间来排演悲剧，我是无法拒绝的。我只有希望你尽可能地为我弥补我走之后给家里留下的难以弥补的大窟窿。父亲那里特别需要你的安慰……让一切爱我的人忘了我或者痛恨我，但不要让我而伤害了任何人。细姊，再会了，我去的地方很远，我们也许永远也见不着了，不要为我烦忧……相信你的怜妹，不是随便给自己选择路的。这道路诚然会很艰辛的，但是为着祖国的自由，我没有别的话说。”

　　这封“告别信”给全家带来极大恐慌，兄弟姐妹乱作一团。陈布雷认为女儿一定是去了延安，他找来自己的秘书、五妹夫翁祖望商量办法，一方面在重庆、昆明的报纸上刊登：“怜儿：见字即盼返家。父示”的寻人启事；另一方面请翁祖望的儿子翁泽永（郭沫若的秘书）委请共产党帮助打听下落。翁泽永是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曾替周恩来传话给陈布雷：你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你的笔不要只为一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翁泽永把陈布雷因女儿“失踪”而神不守舍、失魂落魄的情形通过郭沫若转告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指示：“如果陈琏进入了八路军或新四军驻区，我们一定能查到。请布雷先生不要担心。”

　　十多天后，八路军、新四军复电，陈琏没有去过。陈布雷十分感激周恩来的坦诚相助。冬去春来，“失踪”一年后的陈琏，突然出现在重庆街头，给煎熬中的陈布雷以惊喜。1942年初，和陈琏一起避居乡间的袁永熙到八路军办事处请示工作，办事处负责人亲自过问陈琏的下落，他们认为陈琏有陈布雷的身份作掩护，更便于隐蔽，于是派人找到陈琏，并送到重庆开展地下工作。陈琏服从组织的安排，很快进入中央大学历史系读书，一直到抗战结束。 1946年秋，陈琏要求去北平教书，陈布雷在犹豫一段时间后同意了。陈琏到北平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破裂，内战全面爆发。陈琏立即投身到地下斗争中去，当年在西南联大的袁永熙这时也在北平，他们相爱已久。1947年8月10日，袁永熙和陈琏因革命事业的需要，经组织授意在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国民党达官贵人、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及其太太、小姐们应邀而至，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先生证婚。陈布雷没有参加女儿的婚礼，因为蒋介石把他“拴”在身边，须臾不得离开，这样他只好把女儿的婚礼委托担任《申报》总编的六弟陈训，让他全权代表操办具体事宜。

　　远在南京的陈布雷对女儿的婚姻十分关切，甚至注意到未来女婿的思想言行，一切有所怀疑的地方都曾倍加详查。他给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写信，请其代为详查袁永熙其人。张伯瑾密报袁永熙是人品才学俱佳，思想有些左倾，陈布雷还是接纳了这位未曾谋面的女婿。新婚生活甜蜜幸福。“陈布雷的女儿”这块招牌为他们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护。但在一次无意之中，袁永熙的名片引起特务的怀疑，1947年9月24日，刚刚度过蜜月的新人双双进了牢房。特务用尽一切办法，也没能使他们屈服。于是，北平的特务把陈琏、袁永熙解赴南京，看他究竟如何发落。女儿、女婿以“共产党嫌疑”押赴南京，无异给一向标榜“效忠党国”的陈布雷以公开的羞辱。他反复权衡之后，给蒋介石写了一封短信：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因“共党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该当何罪，任凭发落。

　　其实蒋介石早就接到密报，也清楚陈琏只是“嫌疑”而已，况且对陈布雷这个跟随自己20多年的文字侍臣很了解，他不会开口求人的。陈布雷表态的短信蒋介石必须对此案有个了结。在一次宴请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之后，蒋告诉陈布雷：你女儿、女婿的案子，我已派人查过，是“民青”，不是共产党，你可以把他们领回去，要严加管教。于是，陈布雷开始为保释女儿、女婿出狱积极活动。1948年1月底，陈琏出狱，来到南京湖南路陈布雷官邸。稍事休息后，她由舅父陪同回到慈溪老家。几个月后，袁永熙也被保释，翁婿的第一次见面竟是刚刚从监狱出来的时刻，这令人感到多少有些尴尬。袁永熙在陈公馆住了3天，陈布雷请来亲朋好友为他接风洗尘。翁婿之间相处甚洽，陈布雷嘱托女婿：“怜儿已经回慈溪老家了，你也到那边乡下去。我已是风烛残年，自顾不暇，怜儿就托付给你了。国家多难，好自为之。”袁永熙珍爱陈琏，陈琏也珍爱丈夫，但暴力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从不珍爱它的儿子，为了所谓的革命需要，任何时候都可以用他们来祭旗，何在乎爱情家庭！毛共自来是个推完磨子杀驴吃的痞子集团。

　　半年以后，陈琏夫妇回到南京，陈琏到国立编译馆工作，袁永熙在中央信托局南京分局当科长。遵照地下党的安排，他们留在了陈布雷的身边。1948年11月12日辽沈战役后，陈布雷见国民党的崩溃已经无法挽回，去意已决，电话召女婿到公馆长谈。袁永熙看到神情凄楚、满头白发的岳父，心中不免生出几分凄然：“您的头发太长了，该理发了。” “好吧，找个理发师来。”陈布雷接着说：“永熙，政治这个东西不好弄，你和怜儿千万不要卷到这里面去。我搞了大半辈子政治，一生的错误就是从政而不懂政治，以致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次日早晨，油尽灯枯的陈布雷在极度的失望中饮药自尽。父亲的突然离去，在陈琏心中掀起巨澜，她深深为父亲感到惋惜。尽管她和父亲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但殷殷父女之情怎能忘怀？11月15日是陈布雷大殓之日，上海地下党派陈琏的表妹翁郁文（中共地下党员，后来也受到批判斗争，所幸来死）专程到南京，带来了组织上对陈琏的关心，并告之可以安排她秘密到“那边儿”去工作。之后，陈琏和袁永熙匆匆前往上海，上海地下党交通站站长乔石热情接待了他们，为他们准备了去苏北解放区的通行证，并祝愿他们一路顺风。再后去到“和平解放”不久的北平，也就是回到了梦寐以求多年向往的温暖的革命“大家庭”，以为拥抱了阳光，得到了自由，欢呼呀激动呀，而不知回到了人世间最黑暗与专横的奴隶主领地。由于他们被捕而没有死的原因，受到组织的怀疑审查，叛徒与变节的过失难逃其咎，袁永熙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她还好仍是光荣的共产党员。袁开除党籍后不久又因为需要又重新入党，在共青团中央成立时，担任了一个普通的职务学生部秘书主任、副部长。1952年新政伊始，中央青委书记蒋南翔调任清华大学，因蒋是“一二九”学运领袖，大概是惺惺惜惺惺吧，蒋提名他作党委书记并获批准。自此，他一头扎入工作，广交知识分子的朋友，除星期日回家和妻儿团聚外，平时连家也不回，过上了一段“用彩色璎珞编织起来的日子”。可是1955年的机关“肃反”他又因那“被捕”一事再次受到审查，立马从党委书记降为党委常委、校长助理。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1957年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她的夫君袁永熙不知是“引蛇出洞”诱饵，因不甘愿做清华大学蒋南翔“一亩三分地”的家奴，仍坚持与生俱来的追求民主自由的独立性格，当然为毛共革命暴力所不容，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职务一降七级，送到一个边远农场去劳改。

　　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当风口上，为了“伟大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陈琏和许多右派分子的妻子一样，在组织的帮助教育下，为了站稳“革命立场”，划清界限，断然与相亲相爱十六年的丈夫袁永熙离了婚，带着三个孩子独处上海。她天真地认为，自此和右派老公就没有关系了，就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者了；正如为了追求真理，与自己背叛了官僚父亲陈布雷，不就是光荣的布尔什维克了吗？她不理解毛共的险恶毒辣，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残忍专横，相信纸面上的东西与那些巧言的许诺，总把未来设计得十分美妙。而不知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永远建立在一个斗字上：“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斗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不斗就不叫“共产主义社会”；不斗，何以是无产阶级专政？斗去斗来，斗到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孔不入的毛式暴力造反“英雄”，找到了当年蒋介石先生和夫人宋美龄去吊唁陈布雷，与家属合影的一张照片。在这张照先上看到了娟秀袅袅的陈琏，便认定她是叛徒，不然何以有此照片？此后，造反派又从陈琏继母家中搜到陈布雷日记上一段话：“怜儿，不要再过问政治，好好学习业务，凭自己的本事，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在这些“铁证”的面前，她有口难辩，有屈难伸，要么招认，要么挨斗。她怕斗，她怕打，她怕人格受到侮辱，只能用死的忠诚来表示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共产主义战土”。悲剧啊悲剧，中国的悲剧，一代争自由要民主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正如中世纪的谏臣、烈女，不惜以死来表白自己对君王与丈夫的愚忠和清白。1967年11月19日早晨，身着一身整洁衣服的陈琏，从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层楼上一跃而下，玉碎而死，血肉一团。

　　陈琏死了，但她忠于“共产主义的信念”没有死，正如一个吸上海洛英而死于海洛因的亡魂，仍对海洛因怀着深深的眷恋，恨不得再吸它一口。她留下的绝笔书这样写道：“关于我被捕情况，我1949年的交代是完全忠实的。这一点将来你们总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却等不到那一天了……”

　　“将来明白”什么？她，陈琏是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等不到那一天了”，就是等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表现出深深眷恋的情感。世界上哪有什么共产主义社会？全都是暴力骗子们编造出来的骗人谎言，连马克思也不相信的东西，所以到晚年他解散了共产党，建立了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

　　她的死，对于生活在今天这个早已没有“共产主义”信念的时代来说，定会使不少人莫名其妙，笑她傻瓜一个，笑她太不看重生命。而人们却不知道，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全是天字第一号的傻瓜，屁股是脑袋的盲从。究其原因，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反历史、反文明、反人道的海洛因毒品—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美好社会，毒害了千千万万的灵魂和肌体，心中只装有 “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的海洛因观念，才有视“革命”为“家庭”，视“组织”如“父母”的病态心理！这个“观念”，这个“心里”，直到今天还在毒害广大的中国人民。我不得不喊出一声：善良的人们啊！你们不能再继续吸海洛因了，赶快戒掉吧！

　　陈琏女土，陈琏前辈，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清醒明白过来没有？这个海洛因毒品，使你失去慈祥的父亲，珍爱你的丈夫，难道还希望儿孙也像你一样，失去这些吗？它不但害了你们一家，我们一家，也害了全中国人民许许多多的一家！这个贩卖毒品的毒枭，就是所谓“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曾为战斗，我们曾为他牺牲，他不仅不回报我们，爱护我们，还逼使我们妻离子散，家被人亡，或死于劳改，死于饥饿，死于监狱，有的甚而死于刑场！可是这个毒枭，至今还躺在天安门的广场上，仍散发着死尸的恶臭，还想继续毒害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人民，我们应该一起努力把他扫进历史的垃圾箱，不准他再玷污中国人的幸福生活。

　　陈琏，一个“共产主义”可悲的殉道士！我以此文为你祈祷，愿你恬静地安息。

泪眼问苍天，谁是作恶人

李才义

　　母爱是世界上最真挚、最无私、最伟大的！孟郊有诗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但在那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母亲爱儿子或儿子爱母亲都可能成为罪过。因为阶级斗争不讲人性，只讲党性。党说谁是坏人就是坏人，如果心存置疑便会成为“革命”的敌人！当年，成都市公安局东城分局警法股副股长罗仁楷先生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一例。

　　罗仁楷生于1932年，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人，1950年高中毕业后，被招收到川西公安厅轮训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在成都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工作，先后任派出所户籍员、分局干事、警法股副股长等职。他父亲早逝，留下祖母、母亲、姑母、表弟及他和他的弟妹共七人，靠祖辈购置的13亩薄田为生。那时，祖母年迈，母亲和姑母体弱，他才17岁，弟妹年幼，且要读书，所以母亲将田地租出5亩，留下8亩请了个帮工自己耕种。

　　1950年农村土地改革（以下简称“土改”）时，罗仁楷已参加工作在外，土改工作队只承认他家直系亲属，即祖母、母亲和弟妹参加土改计算土地分配，不承认姑母和表弟。所以按当地人均耕地面积计，他们只能有11亩。多余了2亩，被无偿的分给了其他贫雇农民。按当时的土改政策，他家的成分应为“小土地出租”。可是在“宁左勿右”的政策指导下，“小土地出租”后来又不明不白地上升为“地主阶级”。

　　罗仁楷参加革命工作后，一心一意追求政治进步，于1952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3年加入共产党，可谓一路顺风。

　　罗仁楷的母亲叫卫琼玖，土改前四十四岁，曾被选为村的妇女代表，为共产党刚建立的政权征过粮，卖过力，被划为“小土地出租”后，妇女代表的资格悄然消失。但她为了不给当公安的党员儿子丢脸，仍然积极劳动，努力生产，带头上缴公粮，主动卖出统购粮。有一年，她家总共收了1960斤粮，就上缴和卖出了1840斤，家中三人（祖母已死）只留了120斤不够吃，就用红苕、芋头和蔬菜代替。

　　1955年夏，卫琼玖自耕地周围的地势低，而水沟水位高，相邻农业社和自耕农的几亩秧苗被淹，因卫琼玖当妇女代表时得罪过一些人，就被人诬告她是地主分子搞破坏放的水。尽管她据理陈述：她没有放过水。但那时候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正紧，要抓地主分子破坏生产的典型，灌县法院竟凭一面之词以“不法地主破坏生产”为由，以反革命罪判卫琼玖5年徒刑。这时候，正忙于干“革命工作”的罗仁楷，还不完全清楚母亲的遭遇。作为年轻的共产党员，站稳“阶级立场”事大，不敢为自己的母亲说话。到了1956年底，卫琼玖已关押一年多，患了严重的风湿关节炎，双脚肿痛，不能行走。当局考虑到犯人光吃饭不能劳动，还要治病，就申请法院令其回家医治，美其名曰：监外执行。

　　卫琼玖判刑收监后，留在家中未成年的一儿一女，连自己的生活费用都靠人接济，哪里还有钱给母亲治病呢？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卫琼玖才在小儿女的伴护下来到成都，向罗仁楷倾诉了本不愿讲（怕影响儿子“革命工作”情绪）的冤情。

　　这时，罗仁楷正在成都市“清案”办公室工作。这个“清案”办是从市区两级政法系统抽调组成的临时机构，属中共成都市政法委领导，主要任务就是清理有偏差的案件，实事求是的进行纠正。罗仁楷听了母亲哭诉的冤情，看了法院定罪的判决书，请教了一同在“清案”办工作的法院同事。有位同事认为：灌县法院给他母亲定反革命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不准。于是，他在同事的支持下，并请示领导同意后，以自己个人的名义给灌县法院去了一封“群众来信”，说明他母亲是小土地出租不是地主，要求对“卫琼玖反革命案”进行复查重审。

　　罗仁楷这封信受到灌县法院领导的重视。经原审和复查办案法官的复查复议，于1957年5月18日，撤销了原判有期徒刑5年的判决，做到可“有反必肃，大错必纠”。可是，1957年7月以后，共产党的整风突然翻脸为反右运动。罗仁楷的行为被视为是“为不法地主分子伸冤翻案”，并以此为由，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据理申辩，反被视为不低头认罪、態度恶劣，受到轮番批斗。最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强制实行劳动教养。母亲被冤，儿子受冤不说，此事，还连累了他的同事和灌县法院的法官：曾经为复查“卫琼玖案”、严格依法办事的法官张怀清也被划为右派；成都市“清案”办副组长成占海和团支书赖琦，因说了罗仁楷母亲被定反革命罪“证据不足，定性不准”，也被划为右派。此后不久，罗仁楷的母亲卫琼玖，又被重新收监，重新判刑5年，并于1960年死于狱中，时年54岁。可见我国当时的法律条例可随当权者的意愿随时改变。

　　1957年8月1日，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说这是一种最高行政处分，被劳教的人有公民权利。可是罗仁楷是被武装押送到凉山彝族自治州峨边县沙坪劳改农场劳教的。在劳教期间，他干过开荒、修路、建房、搬运、洗煤炼焦等重体力劳动。加之正遇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劳动强度大，吃不饱肚子，常常挣扎在死亡线上。但是，他想到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想到改造好了就可以回家与亲人团聚，就咬紧牙关挺着，并当上了劳教小组长。到1961年11月，经过近4年劳教，罗仁楷终于盼到了解除劳教、摘掉所谓“右派帽子”的那一天，又被宣布为留在劳改单位“就业”，不能回成都与妻儿生活，令他非常苦恼和气愤。加之他对 “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事不满，所以在小组学习会上和平时摆谈中，难免流露出一些对国家前途迷茫，对自己命运担忧的言论。“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的1967年，劳改当局就以罗仁楷“恶毒攻击党的政策方针，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又将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这一判决未能使罗仁楷低头屈服，他立即上诉，据理抗辩。但在那个不讲理、不依法，只凭长官意志办事的年代，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仍被强行押往乐山地区沐川县五马坪劳改茶场服刑。

　　三年囚徒生涯期满后，罗仁楷又被强行留在劳改单位就业。他又利用稍为宽松的环境将母亲和自己的冤案提起上诉，要求平反。当然还是没有结果。于是就采用沉默的方式熬到了毛泽东死，“四人帮”倒台，“两个凡是”被推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的到来，罗仁楷再次向乐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复查1967年判他反革命罪的问题；再次向中共中央、中共四川省委、成都市委、东城区委、市公安局提起申诉，要求重新审查他1957年划右问题；再次向温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灌县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复查他母亲卫琼玖反革命罪的问题。这一次罗仁楷的功夫没有白费。1979年3月，成都市公安局派出两名工作人员到五马坪劳改茶场接他回成都，并且亲切地称他为“同志”。这是22年没有听到过的称呼。在22年漫长的劳教、劳改岁月中，他听惯了叫他的姓名、编号，或管教训斥他，称他为顽固不化的“老右”或“老反”。所以，当听到称他“同志”时，22年没有流出来的眼泪，终于流出来了。

　　罗仁楷的右派问题“改正”了，反革命罪也撤判了，公职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工资恢复了，名誉恢复了，但22年的牢狱也白蹲了。罗仁楷母亲卫琼玖的冤案也澄清了，判刑撤销了，但人也死了多年，這一切的一切，又该由谁来负责呢？岁月白耗去，青春有几何？泪眼苍天问：谁是作恶人？

我在“监中之监”里度过“文革”（之三）

石天河

4.面对机枪的那杆叶子烟

“文革”期间，我所经历的最恐怖的一幕，要算森工局的造反派，从西宁来冲击集训队监狱的那一回。时间我记不很清楚，大概是1968年的夏秋之交的六七月间。那是差点造成流血惨剧的事件，我们离鬼门关只有几步之遥，只在一挥手之间。我现在想起那件事，总觉得那天是太危险也太侥幸了。

“文革”的造反，因为都是按照“中央文革”的指示“踢开党委闹革命”，各个不同单位各闹各的，原本互不干预。可是后来，闹派性的武斗开始以后，情况就越来越乱。有的大中城市，可能是有某一派的人被关押在监狱里面，于是便有造反派冲击监狱的事件发生。口号是要“打开监狱解放造反左派”。实际上，雷马屏农场的这个监狱，那时还没有关押过造反派，本来并不是他们要冲击的对象。可是，“文革”本身是比霍乱症还传染得快的瘟疫，只要有消息说某某地方的造反派冲击了监狱，其他地方的造反派都会闻风而动。雷马屏地区有一个森工局，林业工人很多。他们的造反派夺权以后，在西宁的声势，比雷马屏农场造反派更大。不知是为了“派性”还是为了“比声势”，他们忽然说要来冲击监狱。

农场的武警，在西宁共有一个营，但负责守护集训队监狱的，只有一个加强排，由一位副连长指挥。在听到森工局造反派要来冲击监狱的消息后，集训队的气氛顿时变得非常紧张，武警在监狱里进行过一次对付“冲击”的演习，战士们一个个全副武装，隔着监狱的围墙，站在高板凳上，把枪架在围墙上，瞄准通往监狱大门前的道路，做得非常认真。集训队的干部在武警演习时，就把犯人集合到学习室，不许随便走动。犯人对这次演习，大部分人是漠然无动于衷的，把它看作“假过场”，估量不会真有人来冲击监狱。而有过战争经验的犯人则嗤之以鼻，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来守护监狱，只能吓吓外行，如果真有懂军事的人来进攻，这一排人便会被全部歼灭。因为，只要将几个手榴弹甩进来，站在高板凳上的人是无法躲避的。

这次演习后，武警和集训队干部感到在有人冲击监狱时，如何安置犯人确实是个难题，万一犯人从武警后面搞暴动，里应外合，岂不糟糕？于是，在得到了造反派真要来冲击监狱的确切信息以后，集训队的周中队长，就决定把犯人分成几部分：一大部分，约七八十人，由他自己带领，到离队部不远的后边小山坡上，去改田改土。另一部分，比较老弱的约二十来人，则由一位分队长带领，到队部前面向右拐弯处一块比较隐蔽的地里去除草。剩下的走不动的不能劳动的病号，则让他们留在宿舍里，不准外出。

出工的时候，犯人并不知道今天有人来冲击监狱，只以为是照常出工。带队的周中队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在农场工作多年，比较讲政策，平日作风稳重，对犯人不轻易打骂。他带队，犯人并不特别怕。只是，他平常是不带队出工的，今天忽然由他带队，而且，像这样分队出工，也不同于集训队的常规。犯人中对时局敏感的人，心里不能不有些犯疑：是不是今天有特殊情况？……

我跟着这七八十人去改田改土，由队部下面的一条山路向左拐上坡。押送我们出工的武警，是四个人，三个抗着上刺刀的步枪，一个抗着一挺轻机枪。到工地以后，周中队长粗略地分了一下工，把人分成两部分，分别在紧邻着的两块地里干活。那时候，劳改队里“学大寨”式的改田改土，本来是比较重的劳动，可是在集训队，它只有那么一点地，这两块地，就是把那个小山坡挖高填低，用挖出来的石头砌地边上的坎子，开发出来的，每块的面积还不到一亩。队上似乎并不打算赶工完成，干部也并不规定每个人的劳动定额，犯人“慢工出细活”式的干，断断续续干了三个多月还是个毛坯子的样子。这天分工以后，每块地里有三四十人，大家挖的挖，挑的挑，力气大的抬石头，手脚麻利的砍边荒，一边干一边就咕咕哝哝的在聊玄天。自然也免不了要猜猜今天这是个啥阵仗。因为，平日出工是没有机枪跟着走的。

大家耍耍搭搭的干着，到上午十点种的光景，忽然听到监狱里面传来一阵紧急集合的哨音，那哨音吹得震天价响，我们知道，这肯定是有情况了。忽然武警的那位营长，这时匆匆忙忙地从坡下面走上来，跟周中队长咬耳朵式的说了几句话。这位营长，平时在集训队是很难得见到他的，他显然是今天才从西宁总场部赶来的。他匆匆忙忙跟周中队长咬了下耳朵就雷急火急地走了。周中队长马上就叫：“集合！”并且叫大家：“不带工具！都到这边来！”大家站成横队，清点人数以后，周中队长便把队伍带到工地旁边不远的一个小山洼，指着这小山洼向大家说：“你们都在这里挨在一起坐下！警卫站的地方就是警戒线！不许离开！不许乱动！”于是，大家就挨挨挤挤地坐到这小山洼的地上。

这小山洼是个戳箕形，背后是壁陡的，有一人多高，前面是个敞口，两边的“戳箕边”有点像隆起来的埂子，又像是两只巨人的手臂，把这块地搂成一个山洼。山洼里面杂草乱石高低不平，这七八十人零零乱乱地坐下去，刚好把它填满。“戳箕口”就挨着我们来的时候走的那条山路。我坐在靠右边埂子的中间，地势比较高，没有树木遮拦，可以看得很远。通向监狱的那条公路，看得非常清楚。

三个背步枪的武警，有两个在左右两边的埂子外面走来走去，另一个背着枪走动在后面的坡上，他们离犯人几乎只有一步之遥。轻机枪就架在小山洼的正前方，离我们约有四十步的样子。机枪手是个近两米高的北方大汉，笔挺地站在机枪后面，一步不动。机枪的弹盒里已装满了子弹，上好膛。他眼盯盯地就看着我们，那样子真有点叫人不寒而栗。

这时候，小山洼里的气氛是闷沉沉的，几乎能使人窒息。周中队长忽而跑下去，忽而又跑回来，一句话也不说，

过了几十分钟，忽然那位营长满头大汗的走上来，揭下军帽当扇子扇着，气喘吁吁地向周中队长说：“这事情恐怕是要干啦……”周中队长连忙走拢去和他低声的交换意见。营长只说了几句话，手一招，向站在坡上的那个武警战士叫了声：“你来！”随即拉着周中队长，带着那个武警战士一路走了。这时，小山洼这里，就只剩下了两个背枪的武警和一挺轻机枪、一个机枪手，在看住这七八十个犯人。

我发现小山洼里已经有人开始交头接耳，回过头来，忽然看到远处通向监狱的公路上，有解放牌的大卡车在呜呜的开上来，车上站了满满的一车人。后面究竟还有几辆这样的车，看不清楚。这时，忽然有人在我肩头上拍了一下，说了声“接个火”。我转头一看，是“熊笨三”。他一面掏出纸烟在我的叶子烟上接火，一面低声地说：“今天，他们可能要用机枪点名，我们有几拨人准备抢枪。大家要我来问你，干不干得？”（他们所以问我，是因为集训队里的很多犯人，都把我看作是他们“信得过”的“右派”。）我问：“有哪些人？”“熊笨三”说了几个名字，这些名字我现在记不得了。他说：“×××那里有三个，×××那里有六个，我这边一共有十几个，还有的在联系，反正干起来大家都会动手。”我问：“锄头钢钎都在工地上怎么去拿？”他说：“砍刀他们悄悄带过来了，石头都准备好了。警卫只有三个人，空手都可以对付。”我心里一阵紧张，知道这些犯人信得过我才来问我，他们也知道这是生死关头，必须由我来作决定。我连忙镇静下来，向“熊笨三”说：“你去跟大家讲，叫他们把人集中在前面两边的两只角上，不要慌，看着我手上的这杆烟，我一甩烟头，大家就动手。我没有甩，就不许动。你看，两个警卫的枪还是背着的，机枪的弹盒虽然上起了，但他俯身下去，打开保险，总还要十几秒钟，他一俯身，大家就踊上去，还来得及。一定要看我甩烟头才一齐动手，这关系大家的生死，不许冒险。”“熊笨三”悄悄地离开了。

一会儿，“段虾儿”又悄悄溜到我身边，说：“周老师，今天这样子他们可能要对我们下毒手，反正是死，大家准备抢了枪跟造反派一起走，要不就在这些山上打游击，希望你来拿个主张，看怎么办？”我只好把向“熊笨三”说的话，又向他说了一遍，并再三叮嘱他，要看我甩不甩烟头，不到必须动手的时候，不要乱动。

我右手擎着这杆叶子烟，眼睛直盯着远处的那条公路，时而又向机枪手那里瞥上一眼，精神是极度紧张的。也许是过去的生活把我锤炼成了这样一个亡命的性格，越是在紧张的时候，我越能沉着。

一会儿，我看到武警战士大约有一班人，从监狱里涌出来向公路上跑去，手里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一面跑，一面把“红宝书”举在头上挥舞。很明显，这些动作是从报上学来的。早些时候的报上，时常有解放军战士举着“红宝书”去隔断“武斗”火线的报道。看看他们已经挨近了迎面而来的造反派的卡车，……看那卡车似乎停住了，……造反派并没有下车，……卡车似乎在掉头，……情势显然缓和了……我仍然眼盯盯地望着卡车的动静。

过了好一会，周中队长走上来，喊大家“集合”，然后叫到工地上把工具拿回来，收工回队。这时候，我手上的这杆叶子烟，已经快烧到我的手指头了，到站队的时候，我才轻松地把手放下来，吁一口长气，将烟头甩了。

回到集训队，在学习室里坐下来，想起刚才的事，心里反而怦怦地跳。这太危险了！如果我在那恐怖的情境下，一时惊慌地甩了那烟头，事情就会变成一场暴动。不仅那三个武警会遭殃，犯人一旦抢到了枪，很可能会对住在近边的集训队干部家属进行胡乱的泄愤报复，而随后犯人会在武警一个排的反击下被全部消灭，我也会在死前变成一个“反革命暴乱分子”。——这简直是不敢想的事情。……我在被判刑时就很自信地想过，即使共产党把我判死刑，我也不会变成真正的反革命。同时，按照我对共产党的理解，我决不会相信共产党会有对犯人实行集体屠杀的作法。可是，“文革”一来，一切都是七颠八倒，人的理性和信念都被“造反”泯没了，一切都不像原先那个共产党的作法。《宪法》被撕成揩屁股的手纸，连国家主席都得不到人身保障，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呢？就拿今天来说，有人冲击监狱，干部应该向犯人说明实际情况，讲明政策，安定犯人的情绪；决不应该对犯人封锁消息，把犯人赶进一个小山洼，用机枪对着，造成犯人的内心恐怖。（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传遍全国以后，犯人在面对机枪时的恐怖心理，是必然的。）而且，即使上面没有“可以集体处决犯人”的指示，谁能保证在极左思潮煽动下的劳改干部与武警战士，在遭遇类似“冲击监狱”的突发事件时，会不会有不把“牛鬼蛇神”当人的残暴行为呢？在“文革”那“越左越好”的时期，“左”是不会错的，残暴已是“革命”的标志。所以，我虽然庆幸自己没有甩下那杆叶子烟，没有造成惨剧，没有辜负劳改犯人对我的信任，这一切都是值得向老天爷叩头的。但是，我也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因误会而造成了一次流血的暴乱，那也不能怪我！

平反以后，我了解到，在“文革”期间，全国有许多地方，都发生过集体屠杀“牛鬼蛇神”的暴行。首屈一指的是湖南的道县，两个月杀了4950个“地富反坏右”。我更深刻地感到，我算太侥幸了。

八十年代初，我和刑满出狱的“熊笨三”会面时，往事都成了笑谈。他说：“那天幸亏你那杆叶子烟燃得慢，要是燃得快，一下子烧到了你的手，你要是慌忙的一甩，我们不晓得要成啥样子了。”说得我们都哈哈大笑。

　5.军管的趣事

　　“文革”在1968年的“武斗”盛行之后，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都实行了“军管”。劳改农场也不例外，连集训队监狱也由“军代表”来主事。而且，这时候的军队，也已经经过“夺权”的洗礼，派来的“军代表”，是一位武警里面的“副排长”，大概是四年前参军的农村青年。因为，他有一次向犯人“训话”时说：“现在中国最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是我们这些有四年军龄的左派嘛！”他手里时常撑着一根斑竹棍，习惯于用斑竹棍子来打犯人，所以犯人就用“斑竹棍”作为他的代称。一说“斑竹棍来了！”大家都有点紧张。因为，出工时候，谁要是掉了队，落在后面，腿杆上就会挨他的斑竹棍。你和他对面走过，你要是不让远点，也会挨他的斑竹棍。

　　军管时期，集训队的干部，也仍然照常工作，管管犯人的生活学习及日常琐事。但好像都是“半靠边”的样子。向犯人“训话”，都由军代表讲。出工，也由“武警干事”带队。这时候的干部，似乎也乐得松闲，不愿多管犯人的事。

　　“斑竹棍”在军管时期的集训队，作过几项杰出表演，可以说是“恶作剧”，也可以是是军管时期的“趣事”。

　　第一件是过年“打牙祭”。

　　这年的春节，集训队照例在过年时，给犯人“打牙祭”。而且，为了表示过年的喜庆，牙祭肉比平常的每月二两三钱增加为四两。这对犯人来说，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事。许多犯人舍不得把那份牙祭肉一次吃完，便留下一半，准备下一顿，和在晚饭里面，自己再煨一顿吃。有的人，中午来不及煨，就把整个一份牙祭肉留下来，准备晚上煨来吃。本来，集训队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不许煨煨煮煮！”集训队犯人身上，一般是没有火柴的。只偶然有人经队部批准，请假到西宁去赶场，才能悄悄带回一两盒火柴，藏起来用。平常，都是用最原始的火镰（打火的铁片）和在地里捡回来的火石，学彝胞那样打火，把火草或纸捻子打燃作火种，把从工地上捡回来的干竹竿，作为煨煨煮煮的燃料，在集训队里找三块烂砖头就可以围成一个灶。那煨煨煮煮的穷折腾，看来是使人讨厌的。但是，在春节那样冷的时候，犯人们分菜分饭分下来，饭菜都已经冷了，不煨煮是不行的。

　　集训队的犯人是怎样分饭分菜的呢？打牙祭不同于平常，打牙祭不是吃包谷粑而是吃大米饭，大米饭是要用秤称的。分的时候，一般是把大厨房打来的饭菜，按生产小组先分成几份，各组拿回去，再在组里面分。每个组的犯人，大家把自己的碗摆在地下，分饭的时候，用一杆自制的小秤，用一个公用的搪瓷碗，一碗一碗地称。大家轮流着值班掌秤，称好一碗，便倒进一个地下摆着的碗里。如果称完还有多余的饭，再均匀地分到每个碗里。分菜的时候，则不用秤称，分在碗里，大家看看差不多，就算了。如果谁有意见，负责分菜的人，就把自己那份和他交换。而打牙祭吃肉，则是最斤斤计较的，因为肉不仅要求重量相等，还有肥瘦的不同。所以一碗一碗地称了过后，还必须拈阄。按1、2、3、4、5……的顺序，谁拈到哪碗就吃哪碗。试想，热腾腾的饭菜牙祭肉，经过这样分来分去的过场，还能不冷吗？所以，集训队干部虽然说过“不许煨煨煮煮”，但对犯人的这些事情，好像看惯了，也觉得情有可原，就往往睁一眼闭一眼，充其量批评几句，并不过分计较。而遇到这位“斑竹棍”，事情就严重了。也不知是岗楼上的武警，发现了学习室里的烟子，报告了他，还是他偶然地走了进来。他一进学习室，看见有人在煨煮，脚一伸，就把那些在灶边上搁着的装牙祭肉和饭菜的盅盅、盆盆、碗碗，一只只地踢了个满场飞。牙祭肉和饭菜撒了一地。随即又叫了几个武警进来，叫犯人全体集合。叫武警到学习室里把那些正准备煨煮的盆盆碗碗一起拿来，又叫到犯人宿舍里去搜，搜到有装剩饭剩菜的盆盆碗碗，也一起拿来，叫到大厨房去拿来一个木桶，把所有这些牙祭肉和剩饭剩菜，一起倒进木桶。然后，向犯人“训话”：

　　“你们这些家伙，你们平日闹粮，不是说吃不饱吗？怎么又吃不完了呢？你们搞煨煨煮煮，还想过你们那种资产阶级生活，你们为什么要想资本主义复辟嘛？道理就在这里！不许你们煨煨煮煮，你们不高兴，是不是？过年，你们还想吃个满嘴流油，是不是？告诉你们，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之日，就是你们牛鬼蛇神难受之时。吃不完，我们抬去喂猪！走！”

　　他把斑竹棍一扬，就叫武警把那桶混着牙祭肉的饭菜，抬去喂猪去了。

　　犯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留下的半份牙祭肉，有的是整个一份没吃一口的牙祭肉，和晚饭的饭菜，都抬去喂了猪。有的人叹了口气，说：“今年这个年，猪比人过得好啊！”

　　过去，劳改队的干部，多少还有些“政策”观念。到“军管”时期，“政策”已荡然无存了。也许当时社会上乱得太凶，需要“军管”。可在犯人眼里，劳改队的“军管”，却是“文革”时期最黑暗的一页。

　　第二件是“阶级斗争教育”的“实习”。

　　这时候，武警战士里面，换了许多人，大部分都是新兵。当时，新兵入伍以后，强调的是要进行“阶级斗争教育”。这样一来，在“斑竹棍”的教育影响下，这些新兵就对集训队的“牛鬼蛇神”怀着特别高的警惕，随时随地都防着犯人会搞什么鬼。犯人见新兵走过来，必须赶紧让路，离他稍近一点，他就会一刺刀捅过来。有一个犯人，背篼上叫刺刀捅了个窟窿，差点被刺伤了，那新兵还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想干什么，你来试试看嘛！”从此，犯人不得不特别小心。

　　“斑竹棍”为“阶级斗争教育”创造了一种新鲜的方式，就是教他们学会和习惯于打“阶级敌人”。因为，新兵大概还没有学会可以无缘无故地打人，所以，他就采取了让他们“实习”的方式。

　　一天夜里，大家睡得迷迷糊糊，忽然间，一阵哨音，“斑竹棍”在外面喊“紧急集合！”大家不知是什么事，赶紧披衣起床，急忙往外走。可是，一出宿舍门口，两边的新兵拿起竹片就在背上或腿杆上打，约有十来个新兵，都是在这样的“实习”中来接受“阶级斗争教育”。犯人被打得莫名其妙，不知是出了什么事。“斑竹棍”在叫犯人站好队以后，才开始“训话”：

　　“你们睡得好哇！我们警卫干事为你们站岗，喊你们练习一下紧急集合，你们一个个死猪一样不听命令，不该打吗？不该受教育吗？这集训队就是改造你们的地方，你们不听命令，就是反改造，改造与反改造，这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们警卫干事的竹片，就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嘛。你们要反改造，竹片也可以换成棒棒，也可以换成刺刀、机枪，你们顽固，不怕你们顽固！今后紧急集合，五分钟站不好队，有你们受的！听到了没有？”

　　犯人连忙回答：“听到了！”但“斑竹棍”嫌回答的声音太小，说：“什么？你们不愿意回话吗？呃！听到了没有？”

　　犯人赶忙大声的回答：“听到了！”

　　“斑竹棍”这才说了声：“这还差不多。”然后，让大家解散，回去睡觉。

　　他的这种“阶级斗争教育”方式，在武警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有一个关在独居里的疯子犯人，有一天，忽然在夜间被几个武警打得乱喊乱叫，打来打去，渐渐地叫声微弱，第二天，听说那犯人死了。在我离开集训队之后，听说，有一段时间，集训队里面武警打犯人打得很凶。上述任世同的手臂被打断，也就发生在在那段时间。像这样凶狠地乱打犯人，在“军管”之前是没有见过的。

　　第三件是拿犯人“耍猴戏”。

　　集训队的犯人，有时候也会发生争吵打架的事，本来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无足轻重。可是，在“斑竹棍”主事的那段时间，却上演过一场“耍猴戏”的恶作剧。

　　“斑竹棍”在听到有人向他报告了“有人打架”的事件以后，就在晚上，把全队犯人集合起来，，围成一圈，把两个打架的犯人喊出来，站在圈子中间，然后问：“是你们两个打架吗？”犯人回答说：“是。”又问：“哪个打赢啦？”一个犯人说：“是他打我。”另一个犯人说：“是他先动手。”

　　“那好，看来你们还没有打够。”他扬了扬斑竹棍，说：“现在让你们打够！打嘛，当着大家打。打呀！开始呀！”

　　两个犯人连忙说“报告军代表，我们错了，以后不打架了。”

　　“斑竹棍”说：“那不行，不叫你们打你们要打，现在叫你们打，不打不行！”然后，用棍子指着一个犯人说：“你先打！打他！……打呀！”

　　这个犯人只好在对方脸上轻轻打了一下。

　　“不行！用力打！要打响！”

　　犯人只好用力在对方脸上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斑竹棍”说“好！”转过来用棍子指着另一个犯人：“现在你打他！”

　　这个犯人刚才挨了一记耳光，正想报复，便狠狠一耳光打去。打得那个犯人叫了声：“哎哟！”眼睛骨辘辘地望着对方。

　　这时，“斑竹棍”及时地下达命令：“好，互相打！用力打！

　　于是，两个犯人互相对打起来。旁观的犯人，有的在笑，有的在交头接耳，说这是从未见过的新鲜事。两个犯人打了一阵，觉得在众目睽睽之下，让大家像“斗鸡公”似的看着，有些不好意思，于是便默契似的互相躲闪，动作也慢下来，不想打了。

　　“斑竹棍”看到就说：“怎么不打了呢？”随即问：“他们是哪个班的？班长出来！”

　　劳改队喊为“班长”的，就是生产小组的组长。于是，两位“班长”站了出来。一位刘班长，一位谢班长，两个都是大汉。“斑竹棍”叫他们每人拿根竹竿，站在两个打架犯人的后面，命令说：“你们看他们哪个不打，就打哪个。”

　　两个班长这时就为难了，自己同组的犯人，每天生活劳动都在一起，多少总有些感情。现在军代表忽然叫自己去打他，总觉得下不了手。于是只好喊：“你们打嘛，不打，我就要打你喽！”

　　两个犯人只好又假把意思的打起来。打两下又松下来，躲躲闪闪，装装样子。两个班长只好在旁边看着，以为这只是混时间。

　　“斑竹棍”看到这情况，便说：“他们不打，你们怎么不打他们呢？叫你们监督他们好好改造，你们不监督，现在叫你们监督他们打，你们又不打，这样不行！来！……”他向旁边看了一圈，选出两个犯人，叫他们各拿一根竹竿，站在两个班长的身后，说：“他们不打，你们看班长不打他们，你们就打班长！”

　　这样一来，班长赶忙催促那两人快打，两人反而不打了，班长就打他一竹竿；班长慢了一点，屁股后面就挨一竹竿。这样，里外三层，越打越快，六个人都在跳。“斑竹棍”笑嘻嘻的看着，似乎很欣赏自己这得意的杰作。

　　时间长了，里面打架的两个人，打到后来，因为过分紧张，有一个被打出了鼻血，随即被打倒在地下。这时，“斑竹棍”才从容地喊了声：“好啦！”随即又向大家“训话”：

　　“你们这些家伙，是社会上的渣滓！国家拿钱拿粮来改造你们，你们不好好改造，你们要打架。打嘛，我让你们打，怎么又不打啦？以后，你们谁要打架，就是这样子！”

　　犯人先是觉得好笑，到散会以后，却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大家觉得这只是拿犯人来“耍猴戏”，都觉得这军代表的做法，是随心所欲，与劳改政策是对不上号的。但也有人说，这是“文革”时期的“军管”，过去的政策是“旧”的，可能在“破四旧”时一起“破”掉了，有什么说的呢？作了犯人，其实也未必比得上猴子。

　　我当时想了几句顺口溜：“耍猴戏呀耍得妙，猴子都在里面跳。旁观看得好开心，沐猴而冠嘻嘻笑。”

　　这位“斑竹棍”军代表，以为这样把犯人作为“人”的自尊心完全打垮以后，犯人就被驯服了。他大概没有想到，在他“耍猴戏”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作为“军代表”与作为“人”的尊严、连同国家政策的尊严，一齐“耍”掉了。他过于得意忘形，以致不自觉地把自己表现为一个“沐猴而冠”的极左小丑。

　　6.向阳坪·1971年的好望角

　　我的15年刑期，按国家法律规定，从1957年12月14日失去自由起算，到1972年的同一天刑满。除了在成都监狱和工厂里的日子，从1963年5月后，都是在雷马屏农场过的。而在农场，除了最初四个月是在筑路，其余时间，扣去两次到山西寨中队的不到一年，大部分都是在集训队监狱里度过的。所以，我有时候不免叹气：在看守所的时候，“八十四”劝我争取早点判刑，说劳改队的生活比监狱好。而我到了劳改队，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监狱里坐牢。特别是遇上了“文革”，在集训队监狱里，是很容易把小命“叭”的一声就丢在那里的。我感到自己确实是命途多舛，连劳改都不如别人顺当，老是在“监中之监”里过日子。三进集训队，竟磨去了六年多。人已经四十六岁了。

　　到1971年，我的劳改运似乎有了点转机，这是由于农场有一个惯例：对于刑期只剩下一两年的犯人，估量他不会再逃跑，就可以从集训队放到中队里去，让他熟悉中队的劳动，以后便于在农场就业。因而，我也庆幸自己有条件可以走出集训队监狱了。

　　可是，在我离开集训队的时候，已经有一批从四川各地送来的新犯人，进了集训队。其中有“右派”，也有“造反派”。后来平反出来的朱承义，是1957年在云南师大任教时被划为“右派”的，在“文革”中又被作为“群众专政”的对象，加以管制。1971年又被作为“反革命”判刑十年。从他那里，我了解到，“文革”开始后，原先没有坐牢的“右派”，差不多都在“文革”中一次再次地挨斗挨打。他甚至被打断肋骨，打得吐血。我听到这些信息，真有一种说不清的感受。似乎我在“文革”期间坐牢，反而少挨了许多打。而且，以我的性格来说，如果没有坐牢，在“文革”期间说不定早已经和谁拼命或自杀死了。这样想来，似乎坐牢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在这个祸福无常的时代，知识分子既已被叫成了“臭老九”，还有什么是可以由自己选择的呢？从“监中之监”放到中队，农场也还是监狱。即使从农场放回家，这时的社会也不过是一个大监狱而已。有什么可庆幸的呢？

　　我从集训队调到向阳坪中队，大约是1971年春耕大忙的时候。向阳坪中队是一个农业中队，因为地势比较高，旱地较多，水田较少。因而，有两个旱地班而只有一个水稻班。原先，本来还有一块茶园，在我调去不久的时候，听说是因为要执行“以粮为纲”的指示，就把茶园砍掉来改种包谷。——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砍掉茶园种包谷像是发疯，可在当时，上面指示的“纲”，是没有谁敢碰的。多好的一片茶园，说声砍就砍了。我被分在旱地班，一年到头，基本上是和包谷、红苕、小麦、油菜打交道。

　　向阳坪中队的劳动是比较艰苦的。由于地势高，从中队到西宁要走很长的山路。顺公路走有十来里，走小路爬坡则可以略为近几里。有时候，犯人从西宁用背篼背砖到中队部，劳动力强的可以背三四十匹，我背二十匹还要走走歇歇的走大半天，累得满身大汗。

　　向阳坪背靠大山老林，常年有犯人被派在大山上砍木料，供场部作建筑用材。这些砍木料的犯人，粮食和肉食的供给标准都略高于其他犯人，而且，他们向彝胞去买肉以及从中队的地里偷点包谷、红苕，南瓜之类，到山上去煮，也没有人管得着。他们请假赶场，也比较容易得到批准。犯人把他们叫做“伐木队”，有时可以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新鲜信息。

　　秋收以后的农闲时间，许多犯人都要被派上山去拖木料。这是一项重劳动，而且有点危险。因为这样的“伐木队”，并不是熟练的林业工人，他们的操作和工地上的安排，都是随随便便没有什么规程的。木料从很高的山顶上，顺着坑道放下山沟，拖木料的人就顺着山沟往上走。找到一根自己认为合适的木料，就捞到旁边，钉上钉子，挂上索子，用肩膀拖着往下走。问题是山顶上放木料的人，只管往下放，却看不见下面山沟里是不是有人。有时候喊一声“来喽！”便把木料放下来，下面的人来不及躲闪，就很容易被撞伤甚至撞死。那几百斤的木料从山顶放下来，碰着山上的大石头就跳起一公尺多高，等于是顺着那山沟飞行，那冲击力是连石头都可以被砸碎的。我第一次去拖木料的时候，和几个人顺着山沟旁边走上去，刚听到山上吼了声“来喽！”一根木料就冲着我飞下来，幸而我手上拿着一根撑手棍，我赶忙用那棍子一挡，木料冲在棍子上，把我震倒在地下，木料飞过去了。旁边人以为我被冲倒了，连忙大声地喊：“打死人喽！打死人喽！”其实，我并没有受伤，爬起来，赶忙拣一根比较小的木料，拖起就走。这次虽然有点险，我却平安无事。可另一次，只是在山脚下转运木料，一个不小心，叫别人抗的木料，在我眉毛边擦了一下。当时只是有点痛，摸摸没有出血，便不在意。可这一擦，却一直到现在，还在我左边眉毛上留下了一个疤痕，几十年依然如故，连疤痕药水都没法使它消失。似乎是老天爷要给我留下一个永恒的劳改印记。

　　向阳坪最紧张的劳动是铲草积肥。劳动定额很高，按时序的不同和劳动力的强弱，分为1200斤，1000斤，800斤等几个不同等次。这和集训队简直不能比。在集训队积肥，往往都是报麻麻账。那时候，积肥带队的是一位彝族的中队长，姓瓦嘎，犯人喊他“老队长”。他原本是彝族的一个头人。解放初期就很靠拢政府，作过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政协委员。后来，不知为什么调到集训队来当了中队长。他没什么文化，不识数，指定一个“小鬼”过秤。这“小鬼”叫王立喜，他随便地记些数字，每个人随便挑几挑，到收工时，他就说完成了一万八千斤或两万几千斤。所以那集训队的积肥，几乎都是王立喜一个人完成的。瓦嘎老队长在“文革”期间，生活得很孤寂，后来在造反派的一次批判会后自杀了。他死后，我们也有很长时间再没有干过积肥。而向阳坪的积肥却是很顶真的，劳动定额都是不含糊的。

　　我从集训队出来以后，身体很虚弱，最低的800斤的积肥任务，往往一天铲到黑，还要靠几个劳动力强的“老同改”来帮我铲帮我挑，才能完成。有一段时候，因为我体力差，组里面就让我过秤。甚至有一段时候，干部只好叫我在水田边上赶老鸦。有一次因痔疮大出血，还到总场部医院去住过十来天院。

　　向阳坪的干部，对我并不苛求，看我有病，劳动上还有些照顾。后来，因为安装了一台铡草机，一台打米机，因为我懂电，就让我去管这两台机器。我打米的时候，有时候可以偷点米，自己用铁丝绕一个电炉，在打米房里面偷偷里煮来吃。这样，身体才有了一些好转。——现在说来，在劳改队里学会了偷，这还好意思说吗？其实，我倒真是从这些地方得到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启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应该不是用法律和惩罚手段去防止与惩罚不得温饱的人偷东西，而是应该用普遍的社会福利消除贫困，消除因不得温饱而偷东西的现象，进一步才可以消除贫困人群的偷窃动机，提高社会的道德风尚。法律和惩罚手段主要应该用来防止和惩罚贪官污吏搜刮民财侵吞国帑的行为，要把庄子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颠倒过来，“窃国者诛，而有人窃钩则应该罪其不能治世安民的地方官吏。”

　　在向阳坪，还留下了两个小故事。

　　一个是“书的故事”。

　　因为黄伦比我早一些就调到了向阳坪。他是军医大学毕业的，医疗技术很高明，他能用十四秒钟做完一个白内障手术，在向阳坪又给指导员的家属治好了一种很难治的病，而且在总场的一位副场长被误诊为鼻咽癌正在准备后事的时候，他鉴别出只是鼻窦炎，并给他治好了。这样一来，干部就很器重他。他又不愿作卫生员，总场医院想调他去他也不去。干部就让他住在一所房子里养鸡。这个养鸡房，后来就成了我们聊天的场所。有时也在那里煮鸡蛋吃。这已经不必叫“偷”，因为是黄伦“给”的。

　　早在我从山西寨中队被“横扫”进集训队的时候，山西寨有几个关心我的劳改朋友，就在为我担心，认为我这一次“三进集训队”一定凶多吉少。他们偶然发现，我在“社教”期间被社教工作队带队的王处长（四川省检察院的处长）收去的几本书，被方指导员收存在一个地方。考虑到我在书上的某些批注，可能会被当成我的“罪证”，于是，他们悄悄地把书偷出来，用装化肥的塑料袋装成一包，托人送给了黄伦，请黄伦转交我。可是，我当时还没有调来，黄伦那房间干部常来常往，不好收检。便只好交“伐木队”的一位“向木工”帮忙藏到山上去。

　　等我调到向阳坪以后，“向木工”把事情告诉我，说装那几本书的塑料袋，已经藏到了山里没人知道的地方，压在一块大石板底下，很安全。问我要不要取回来。我当时觉得，既然那几本书藏得很安全，取回来反而会成为不好收检的“包袱”。就说：“暂时让它在那儿吧。”想等我刑满以后再去取。哪知道后来我从向阳坪调桂花溪，随后到通木溪出监队，就再没有工夫到向阳坪后面的大山上去取回那几本书。现在过了二十几年，那几本书，可能已经霉烂成泥巴了。我现在一想起那几本书，就觉得既滑稽又可叹——

　　可怜的书呵！那杜甫、白居易、陆游、苏东坡、辛弃疾的诗词，可是中国文学的精华！那列宁的《哲学笔记》，也曾是革命的经典！你们为什么遇到倒霉的我？又为什么遇到更荒唐的“文革”时代呢？被收去——偷出来——藏来藏去，终于还是化成了泥巴。

　　另一个是“彝胞消息”的故事。

　　“9·13”事件发生的时候，劳改队是完全蒙在鼓里的。有一天，记得是挑粮食上仓。走在路上，忽然看见“杨癞子”用扁担搭在两只箩筐上，坐在路边上歇气。看见我来了，就连忙招呼：“来来来，坐下来烧杆烟。”我便挨着他也在扁担上坐下来。他看看路上没有人，就悄悄向我说：“他们山上砍木料的人，从彝胞那里听到一个消息，说彝胞干部在开会的时候讲，说：林彪带着他的一群臭婆娘，到蒙古去吃瘟猪儿肉，撞到飞机上，撞死喽。——这到底是个啥消息？你说，林彪怎么会去吃瘟猪儿肉呢？……”

　　我听了，摇摇头，说：“这个难得猜，注意看报吧。”

　　回来，我就到黄伦那里，把这个滑稽的“彝胞消息”说给他听。他想了一会，说：“从这些时候这么闷沉沉的气氛来看，可能是出了什么事，而且是大事。”但是，究竟是什么事呢？彝胞的消息确实叫人莫名其妙。

　　我当时想，可能是林彪出了事，但无论如何不会是什么“吃瘟猪儿肉”。

　　直到过了一个多星期，一天，晚饭后，干部才叫犯人全体集合，首先宣布：

　　“把你们手里有的林彪的《语录》、讲话、相片，无论是书、报纸、杂志，通通交出来，由各组组长收集起来，交到中队部。今后不准读，不准传，不准抄写，不准引用，不准私藏。有违反规定的，要受严惩！”

　　然后，才讲了林彪叛逃的事件。这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个“彝胞消息”并不是空穴来风，不过，彝胞没有弄清楚，不是“一群”是“叶群”，不是“到蒙古吃瘟猪儿肉”，是“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不是“撞在飞机上撞死喽”，是“飞机撞到地面上撞死喽”。

　　林彪的“9·13”事件，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详情，连所谓“五七一工程纪要”究竟是一些什么内容，都一点也不知道。不过，从林彪的死，我心里倒增加了一种确信：无论怎样看，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注定的失败了。“极左路线”已走到了众叛亲离的尽头，只看是谁来为毛泽东收拾残局了。林彪为了夺取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采取诬陷的种种手段，阴险而毒辣地整倒了许多革命的老干部与三军将帅，结果，自己只落得个折戟沉沙，固然好像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毛泽东由于怕身后遭到斯大林那样的结局，不从党和国家的民主改革着眼，一心只想培养绝对崇拜自己的接班人，一己之私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全民灾难，终于亲眼看到自己培养的“信徒”变成了“叛徒”，“接班人”变成了“篡弑者”，不也是“自食其果”吗？冥冥中好像真有一种因果规律在支配着历史的进程，岂不使人更增加对历史真理的确信？

　　1971年林彪的死，似乎给中国人民展现出了一个朦胧的好望角。但是，在笼子里的我，其实也并不比把“温都尔汗”听成“瘟猪儿肉”的彝胞高明多少。对于林彪死后的中国，那些久经考验的老革命与身经百战的老帅们，究竟能不能把毛泽东打烂的坛坛罐罐收拾起来，让毛泽东歇歇手去“安享天年”，我也和彝胞一样，猜不透那么多大人物，为什么还好像是在等着“吃瘟猪儿肉”。

　　以上这些文字，是从我的回忆录《逝川忆语》里片断地摘下来的。全书还没有写完，暂且就在这里打住吧。

　　 2006年11月30日。写于卫星湖。

万恶的“旧社会”好像也有言论自由

严家伟

　　现在不少人一提起所谓"旧社会",特别是民国早期军阀割据年代,就会按照党的教育所形成的定式思维，认为肯定是不许人讲话，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实际情况是这样吗？不妨听我讲点稗官野史类的故事吧！

　　看过鲁迅杂文的人不妨想想，像他的《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之类的文章，放在1955年，早就是"比胡风还胡风"的"反革命"了，更遑论反右和文革了。笔者在这里要讲的这位，当然没有鲁迅那么大的名气，他只是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小人物，既无显赫的家世，也不是什么款爷，大腕。只是个家道小康但颇有文才的老学究而已。他本人是清代的秀才，姓刘名思亮家中开了一家茶馆，就叫思亮茶园。他闲来无事便爱舞文弄墨，吟诗作对。当时成都报纸都很少，当然更没有互联网让他发帖。于是他便自任主编，撰稿，校对，印刷，发行，集大权于一身，用当时极简陋的油墨印刷，印出一期期的《思亮随刊》。据他自己解释，所谓"随刊"一是见啥说啥随便讲，不受什么主旋律，次旋律的限制；二是随时不定期出，或三五日或十日八日，十分随便。很有点像今天的博客.

　　??下面再来看它的内容，也很随便，没有什么社论之类的大块文章，就是些俏皮话，一首词，几句打油诗，甚至一副对联便可一事一议。但对时事的针砭，其锋芒的犀利，却往往是入木三分。例如，当时成都军阀当局，征收某些捐税，其中一项叫"粪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环保排污费"，不过那时的军阀是没有今天的官员这么有文采，不会用这么好听的新名词。这"粪捐"一词确有点欠雅，于是刘老先生便在他的随刊上刊出一副对联：

　　自古未闻屎有税；

　　而今只剩屁无捐。

不仅叫人看了捧腹喷饭，其对仗，平仄的工稳也几乎无懈可击。不过当局并未找他麻烦。

　　不久，当时四川的都督，总管军政的刘湘，人称刘都督，从外国买回了一艘旧的小炮艇，命名为"巴渝舰"游弋于重庆一带长江水上，在当时就等于是今天美国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一样的威风了。但我们的刘老兄就偏要去摸"老虎屁股"，便在他的随刊上发了一首诗：

　　都督有艘巴渝舰，

　　由渝到万才十天，

　　不是沿江滩陡险，

　　几乎胜过柏木船。

　　寄语沿江船夫子：

　　撞烂军舰要赔钱！

　　这种挖苦，用今天的话来说完全是恶搞，甚至是“诬蔑我军”。别说木船，就是走路，从重庆（渝）到万县不足200公里也要不了十天，当然更不要说木船怎么可能撞烂炮艇？可是他说了以后，有关部门也未找他去"谈话"。

　　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后，十月十日被法定为国庆日，又名双十节。当时这一天，庆祝活动还是十分隆重的，扎牌坊，挂国旗，敲锣打鼓，晚上还有火炬游行，又名"提灯会"。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国庆节，刘思亮先生竟敢写下一付对联，明目张胆地将其贴在当时成都闹市区"商业场"的一座牌坊上。

　　上联是：普天同庆，当庆，当庆，当当庆；

　　下联是：举国若狂，情狂，情狂，情情狂。

　　横批是：庆祝国庆。

　　从文字内容上看，到还谈不上"反动"二字，但用"当当庆"，"情情狂"，这样敲锣打鼓的象声词来写庆祝国庆的对联，而且张贴于公共场所，不说你是"反动标语"，至少可以说你是扰乱社会秩序吧，但最后也是一笑了之。这也足以体现出当时的社会环境对言论，文字的宽容吧。

　　这位老先生有一次竟公然敢在大白天,手提一个大灯笼走到当时的四川省政府(就是"省政府"没有"人民"二字)门前,逛了一圈没人理他,他就往大门里走,终于有人问他:"老人家,怎么大白天提灯笼干啥"?刘思亮故作惊讶地说:"什么?你说是大白天,这里怎么这么黑暗?我看不见呀"！------这就不仅是反动言论,而且是有言论又有行动了.好像那时也没有什么接待上访的人员,来对他采取措施,等他闹得都自觉无趣才走了.隔了几月他又跑到"我省政府"门口,叫道:"我要买政府糟蛋"!人家向他解释说:"你搞错了吧,只有叙府糟蛋,我们这里是政府".(叙府即今宜宾,糟蛋是一种持制的鸭蛋,是宜宾著名的风味食品).刘却说:"叙府糟蛋不好吃,政府糟蛋天下闻名".如此恶毒谩骂政府,好像也未见任何人对他"采取果断的措施".

　　更精彩的是抗战初期，刘湘病逝。在办丧事时，刘思亮给他送去一幅挽联，上联是："刘军长千古"。这完全是对的，但下联却是："中华民国万岁"。大家都看不懂，便问他"刘老师你这挽联是怎么的啊"？"千古"对"万岁"是可以的；但"刘军长"三个字，怎么能对"中华民国"四个字呢？刘思亮一听，连连点头说"你们说得好，'刘军长'，就是对不起'中华民国'啊"！这样的奇思妙想，实在太绝。尤其对当时独领一方的军政首长也敢如此近乎刻薄地批评，所以那些开口就说"旧社会没有言论自由"的人，可以想想，假若当年"伟大领袖"去世时，谁敢拟幅对联："毛主席千古；中国人民万岁"，那么你不是"反革命"，不掉脑袋才怪！

文革轶事之二：改名风波

任蘅芳

　　1966年到2008年已是过去了42年了，正所谓弹指一挥间。每每想起就像昨日之事。印象之深记忆之新，那是我前半生中所没有的，我偶尔向儿女们及年轻人们提及那个特定年代的往事，他们往往睁大那一双双清澈洁净的眼睛，满怀惊异狐疑的神情：怎么可能？纯粹是一千零一夜。

　　是的，这只是在天方夜谭中才能读到的故事，竟然全在我生命历程中经历到了。幸或不幸，趣或无趣，我无从评论，仅如实记载下来，让后人也知道那荒唐年代的荒唐事。

　　那年，我正读高二。正是迈进高三提前准备高考的阶段。很多同学都紧张起来，但我却还是轻轻松松，浑浑噩噩。觉得高中毕业升大学是顺理成章的事，天生我才必有用嘛，有什么好紧张的，因此，外界的什么‘气候’‘风向’变化我浑然不觉，仍旧该玩儿就玩儿，该学则学。不知不觉学校停课了，朦朦胧胧‘5，16’通知下达了，莫名惊诧中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戴上了宋彬彬献上的红卫兵袖套。于是乎首都红卫兵带着红司令的旨意，带着齐向东，谭力夫鼓吹的‘血统论’潮水般涌向全国。血统论的核心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一时间随着红卫兵的传播，全国各地各单位掀起一场贯彻执行‘无产阶级阶级路线’的运动，尤以中学为甚。对历史学家来说文革起始于评判‘海瑞罢官’，但对于中学生来说却是起始于血统论的推行。

　　亲不亲，阶级分，这6个字就足以让天真纯净的中学生们热血沸腾，找不着北了。事情的确如此。原来融洽的师生关系没有了，同学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已不复存在，红五类的同学好像都带上假面具，六亲不认了。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团成立了，头面人物均是各班的‘红五类’【即父母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城市贫民】而且大多本来就是校干部和班干部，因为在这之前国家在各个领域中早就实施这一阶级路线了，只不过没有如此明目张胆罢了。今日不同往日，可以痛快地一嗓子喊出：龙生龙、凤生凤。。。。。。且毫无顾忌了。于是全校师生根据出身分成三六九等。红五类的师生校内校外闹革命.。首先在全校召开进行文革的誓师大会。学校的大喇叭吼道：红五类的师生到大礼堂开会；麻五类(医生、教师、小商贩、自由职业者、中农)到阶梯教室学文件；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狗崽子滚到大操场听训话。我虽然心里极不痛快，在那种大环境下，也只得装作一副愿意革命的模样，走进阶梯教室。红五类在礼堂密谋什么我不得而知。阶梯教室的麻五类是恭敬地聆听宣读齐向东的《血统论》和谭力夫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平心而论，这两篇文章如果不是立论错了，无论是在制造气势还是蛊惑人心上，它确实达到目的了，特别是谭力夫的《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影响极大。它像鸦片一样刺激着红五类的同学，使他们时刻处在兴奋的状态，盘算着如何挥舞钢鞭进行专政，事实上，一些红卫兵同学确实挥舞着皮带“触及”过不服气的师生们的肉体。美其名曰‘触及’肉体帮助“触及”灵魂。此是后话。至于滚到操场上听训话的狗崽子的情况，我是听我的好朋友刘海康告诉我的，以校长杨蜀翘为首的“狗崽子”师生们按照要求低着头，列队听训。训话内容仍然是“血统论”，海康悄悄地对旁边的同学说：要是刘少奇，周恩来在也得站在我们中间，他们不也是“狗崽子”吗？那同学吓得直拉她的衣服：别说了，会听见的。顺便说一句，杨校长是川东地下党出身，经由其表姐江竹筠烈士引入革命之路。但因江青一句话: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加上地主出身，想不滚到操场都难。

　　从那天以后，各班红卫兵头们开始忙于夺校权大战，斗“学术权威”，到社会上抄家。每班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红卫兵就领导各班麻黑五类同学学习。学习内容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这期间我班出了一位人物，在我校文革史上赫赫有名。此人名叫肖泽东，在班上极其一般，学习成绩属中上，长相平常，个头矮胖，绰号“冬瓜”，总之才不出众，貌不惊人。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她的名字：肖泽东。这是和我们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伟大统帅毛泽东同名。她的父母太有才了！竟然给她取了一个伟大的名字，这要是放在封建王朝笃定犯讳，弄不好还会掉脑袋，灭九族。她的家庭出身为小业主；父母与人合作或自己经营过小茶馆，这是一种稍推一把就是资本家，稍拉一把就是属于上中农或小土地出租等麻五类的边缘成分。由于她为人谦和，人缘尚可，所以红五类的同学也没怎么为难她，就让她归在麻五类中了。和我们一起在班里学习。学习中她没什么动作，并不起眼，也未为虎作伥。不过就是作伥，人家未必看得上。不知不觉中她未到校也没人注意。她没来校一段时间后，突然，本班的几个骨干红卫兵回到班上嚷嚷：肖泽东这“狗崽子”狗胆包天，竟敢跑到省市委门前静坐示威，立即抓回来批斗，看她还敢不敢翻天！我们才知道失踪了的“冬瓜 ”原来跑到校外跟着大学生造反去了，不禁暗暗佩服，真是人不可貌相，不显山不显水，竟然敢高举起造反派的大旗。相比之下，我们却是逆来顺受少了些骨气。当晚，我班以魏季华为首带领一群红卫兵（除了我班的外，还有初中的）杀气腾腾地到肖家问罪去了。魏季华是班上颇为厉害的角色，精干聪明，城府很深，平素较为孤傲不太搭理人；别人也不招惹她。文革一开始，由于她出身工人，便成了红卫兵，一下子便异常活跃，伶牙俐齿，言语刻薄。批斗麻黑五类同学很卖力，得力。自然便成了红卫兵的骨干。肖家离学校很近，是学校背后的盐道街上，只有五分钟路程。那是三间带楼的临街铺面房；楼上为自住，楼下不住人只堆了些杂物（楼下是被国家经租了）楼上屋顶很低，房梁歪歪斜斜，仿佛随时会倒塌似的。就这三间东倒西歪屋，在当年一家人能住上，那是相当的奢侈。（我家五口人就全挤在18平米的一间房）这几间房就是她父母曾经开茶馆的房子，下面营业，上面住家。如今父亲已去世，两个哥哥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剩她与母亲相依为命。魏季华等人是晚上10点多钟去的，却扑了个空，因为她已跟着大学生们跑到北京去了。使劲拍门后，她母亲下来问找谁，魏等人恶狠狠地说：通牒肖泽东，盗窃了毛主席大半个名字，罪该万死！勒令她改为肖介石。她母亲一个没有文化，和女儿一样矮胖的个头的小老太太，听了这一长串莫名其妙的叫骂，训斥，半天才反应过来，气得发抖:随便你们怎么改，肖介石，肖狗屎，我都没意见！你们就是把她剁碎丢去喂狗我也管不了！说完，转身啪地把门关上了。这帮人觉得威风也抖够了，羞辱的目的也达到了！方才得意洋洋班师回朝。

　　大约又过了半月，肖泽东回到了学校。与走之前相比判若两人，意气风发侃侃而谈，给我们讲述着北边的事：北京早已开始了批判“血统论”，首都红卫兵绝大多数成了保皇派（即保爹保妈派），犯下了一系列错误和罪行，该是清算他们的保皇错误及他们走资派后台的罪行。现在全市的大学生已经成立了革命的红卫兵组织。我们也要成立中学红卫兵，但不是单纯的红五类出身，要联合一切愿意革命的人。我望着她不禁惊异：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此言非虚！聊起魏季华等人到她家闹改名一事，她仅轻描淡写吐了两字：无聊。尔后她发起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826锦江中学分团’，任团长。成为我校继红五类红卫兵后大众红卫兵的领袖，是锦江中学1966---1969年的风云人物。即使过去了42年，只要是我校初68级至高66级的学生，不知道她名字的实属凤毛麟角。

在她的鼓动下，我们这些挨斗的麻黑五类们基本上都加入了“826锦江中学分团”终于当上了改良后的“红卫兵”。虽说是时事造英雄，肖泽东决算不得英雄，但她却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肖泽东的名字后来终于改了，改为肖静华，是她自愿改的，没人强迫，是否她也觉得和毛泽东同名有点不敬。但同学大多不认她的新名字，仍旧叫她肖泽东，她也只好答应。如今她已年逾花甲。2004年我回故乡见到了她，是即将退休的中学英语教师，俨然像一位慈眉善目矮胖的小老太太，眉宇间已找不到当年那种叱咤风云的英气了。这也算是岁月的侵蚀吧！

“五七”挡案

我的“反党罪行”主要是：看不惯个别党员干部飞扬跋扈，喜新厌旧，写了篇《笑声和泪水》的大字报，披露一位党员进城后抛弃农村发妻的事；又写了篇《春风何时至？隔岸闻花香》的短文被报纸刊登，讲的是领导怕群众批评，机关的整风运动冷冷清清；并在全机关一次大会上发言，说一个人的堕落从生活开始；一个党的兴亡要靠成员……

　　李才义，我父亲和祖辈都是湖北沙市的小商人，从四川隆昌贩运麻布至家乡做成蚊帐销售，家庭状况比劳苦大众富裕。但按马克思的观点也够不上资产阶级。抗日战争暴发后，武汉临危，父亲移居重庆；重庆又遭轰炸，父则停业，随母退居母亲的家乡成都。我就是在这样的国难家危背景下于1938年11月18日在成都呱呱坠地的。

　　我父亲叫李鸿藻，与曾经是卖国贼的李鸿章（现已“改正”为改革家）同宗同祖同辈。湖北的李氏家谱从唐朝算起，尊太宗为祖，故排序为：世美言齐正，天廷国泰凯，仁德鸿才智，万载忠良在。我是李氏这一宗族（李氏有多支宗族）的第十四代，父赐名“才义”，盼我才高八斗，义重千金。这名字用了四十多年均无别称。改革开放后，允许评论时政，抨击弊端。我生性顽艮，时有短文在报端严斥假恶丑的社会现象，但又怕权势者报复打击，故画名“佘红夫”（我妻叫：佘红）。现今我正在搜集整理已发表和尚未发表的文章，准备出版或自费印刷《红夫文选》，故此文也叫“红夫小传”。因为我觉得用实名加“文选”或“小传”不易记，且没有“红”色时髦；若省去姓氏，又有标榜有才有义的嫌疑。

　　我被划为“极右分子”劳教前，算“政治可靠”的毛的信徒，向往共产主义的共青团员。因为抗战胜利后，父亡家破，随母的家庭成分被我共党认定为“城市贫民”。可是批斗我的右派言行时，我的家庭成份忽然又变成了“工商业兼地主”；在国军黄隐部下任团长、为抗日战死在黄河的杨启明舅父，一下子也由“抗日阵亡将士”变成了“反动军官”，并成为我反动思想的“阶级属性”。正像油画“朱德与毛在井冈山会师”，“文革”时朱德变成了林彪，这就是“一切为政治服务”的与时俱进。

　　1957年“整风”时，我高中毕业“参加革命”不久，在四川省财政厅隶属的省建设银行国防军工拨款部门任文秘。由于看不惯个别党员干部飞扬跋扈，喜新厌旧，写了篇《笑声和泪水》的大字报，披露一位党员进城后抛弃农村发妻的事；又写了篇《春风何时至？隔岸闻花香》的短文被报纸刊登，讲的是领导怕群众批评，机关的整风运动冷冷清清；并在全机关一次大会上发言，说一个人的堕落从生活开始；一个党的兴亡要靠成员。更为“恶劣”的是：我带头同6名团员一起去省委，向李井泉呈交机关80% 的人签名的信，请求省委派工作组来机关调查领导压制批评的情况。李井泉可不是几个小青年想见就能见的，结果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组织部长许梦侠接见了我们，不但没有批评我们，反而夸奖我们，说整风是毛的指示，中央的决定，党团员不带头提意见，一般群众更不敢提……。

　　回到机关，我们如获“尚方宝剑”，大造声势，用糨糊把白纸连成布匹，从四楼吊到底楼，在上面书写了去省委汇报的经过和许书记的指示，首创了最长最大的大字报，招引附近许多省市机关干部前来参观、借鉴。

　　“整风”翻脸为“反右”后，我们去省委的七名团员被整成“反党小集团”，而我成为头头，“荣获”在省政府大礼堂，接受财政厅系统（含财政、税务、保险、建行和财校）近千人的批斗；并受《四川日报》在“省级财贸系统打退右派猖狂进攻”的不实报道中点名批判（详该报复印件）。我们的命运可想而知：我被开除公职、开除团籍，强制劳教；其余六人充军到边远农村监督劳动改造。

　　我在劳教期间修筑过内昆、成昆、广旺三条铁路，干开山放炮、打隧洞、砌桥墩的重体力劳动。第一年年终评审，因读《后水浒传》，在扉页題“反诗：正直无辜反遭戮，难怪英雄上梁山……”被记大过一次。其后的几年间，先后曾与重庆民盟宣传部长李康、西南工人日报副总编汪刚、成都日报编辑、记者黄泽荣（即今北京铁流）、四川谐剧创始人王永梭、西南人艺罗克仁、四川人艺程乐天等知名大右派同中队改造。1963年摘“右帽”后，在永川新胜劳改茶场强迫留场“就业”时，受重庆红岩脱险革命志士周居正在右派知识分子中组建《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牵连，再次被劳教三年。

　　1979年，毛泽东死后，根据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四川省财政厅党组书记田纪云同志听取了“落办”对我右派问题的复查后，同意给我“改正”，并“三恢复”，收回机关使用。最具戏剧性的是：我复职后，分管过给省劳改局的财政预算拨款工作，代表省财政参加一年一度全省劳改企业、农场的基本建设财务决算会议，并讲话提要求；还要负责省劳改局年度基建财务决算的审查和批复。真是“昔日阶下囚，今日座上宾”。

　　1998年1月提前退休后，以亲身经历写了一本纪实体裁文学作品，叫《天府悲歌——四川右派劳教经历》，由国际港澳出版社于2001年公开在境外发行。国内再版改名为《风萧萧路漫漫》，引至《战国策》古歌——易水歌和《楚辞. 离骚》原句。

　　反右五十周年前夕，曾在美国《观察》网发表了十篇十位右派人物遭遇的短文。其中有杨尚昆的亲侄儿杨少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上将集团军司令王瓒绪的儿子王泽仁、与聂荣臻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亲戚、同乡之子邓祜曾（现瑞士籍）、红岩脱险革命志士周居正、大陆首倡包产到户者吴明玉（此文在重庆《红岩春秋》月刊发表后，被重庆市第七届期刊“好作品”评选获三等奖，附奖状复印件）；2005年应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之约，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征文”，我写过“舅父杨启明上校战死在黄河风陵渡”一文，被评为“优秀征文”；2005年被国际中华文化艺术协会评为“优秀中华文艺家”；2006年应《十月杂志社》邀请，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家访问团欧洲之旅（团长蒋子龙—中国作协副主席）；2007年2月，应邀去香港参加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同年3月又应邀去美国新泽西州参加6月5日至8日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上欧洲之旅和香港、美国两次会议均因诸多原因未能成行。

目前我正在写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暂定名为《情系天山》，讲述成都市级机关下放干部（含右派）因屈辱和饥饿而流亡新疆的苦难经历。计划20万字，已完成16万字。

右派，实际上是思想犯。我被指控的主要罪责就是“反对党的思想改造政策，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鼓吹自由、民主、人权，鼓吹‘荒谬的独立思考’，反对‘统一思想’和‘舆论一律’，与党不一条心。

”

　　陈瑞金，原名陈国淦，生于1927年6月27日。学生时代，曾经“愤青”，抗日、反蒋，我都赶上了“末班车”， 47年秋在北大读书时，高唱着“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参加了地下党，48年秋去解放区并参了军。不久，又随大军进京，参加了军管和保卫京城等工作。在部队里，我的主要任务是搞马列理论教育。搞马列教育最根本一条是要服从真理。然而，服从真理有时候是很难的。往往会与服从组织、服从领导、服从上级发生矛盾。早在1951年整党时期，我就因说了一句“阶级社会的存在曾经是合理的”，而受到严厉的批判，说我与党唱反调。随后，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首当其冲者往往都是知识分子，于是人人自危，成天生活在恐惧之中。自由、民主、共和的理想变得越来越渺茫。1957年，整风运动中，我在“双百方针”的鼓舞和 “言者无罪”的蛊惑下，向党（实际是向本单位领导）提了一些意见，于是中了“阳谋”，被打成右派。据后来的定案材料称，我的“反党”言论主要有三：

　　一，污蔑师领导（主要指老政委）是家长制领导作风，“粗暴、专断、不民主，有斯大林后期的毛病；听不得不同意见，训起人来象训孩子。外来干部都要‘整风’，名曰‘统一思想’，实际上是要把人整得服帖、听话。”

　　二，污蔑历次政治运动“过火”：“镇反运动中乱抓人，十几岁的小青年被当作一贯道坛主抓了起来；三反运动普遍打骂、逼供，好几位老红军被打成‘大老虎’，最后定案95%都是错的；肃反、反胡风运动中随便检查私信，审查日记，违反宪法，侮辱人格，侵犯人权。”

　　三，公然反对 “思想服从”。说什么“党员对党组织，只有组织服从，没有所谓‘思想服从’。党员在与党组织或上级的决定有分歧时，允许保留意见，但必须无条件执行，这就叫做组织服从。因此我认为，所谓的‘服从’，指的就是‘组织服从’，根本不存在什么‘思想服从’。人的思想存在他自己的头脑里，你怎么叫他‘服从’？提倡思想服从，实际上就是鼓励口是心非，教人说假话。”

据此，认定我是“政治部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说我有“小集团”且认定我是它的头头，被定为右派，于58年4月发配北大荒“监督劳动”。但在同类中，我属于“幸运者”，比较来说我遭罪较少，没蹲过大狱，未受过酷刑，家未破，人未亡，妻未离，子未散。活过八十，还不死；该知足了。这一切皆缘于我有一个好妻子。59年冬我被摘帽，成了“摘帽右派”，但不准回原单位，只能留在农场就业。我妻子毅然放弃了优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带着孩子跑到边疆来和我共度艰辛，前后长达二十余年。79年秋，托胡耀邦的福，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我又成了“改正右派”，被分配到青岛远洋学院，先搞教学，后搞政工，本想认真干点事情，以弥补蹉跎半生的青春岁月，孰料不到三年，就因“超龄”（处级以55岁为界），被迫退居“二线”。自以为仍然“壮年”，竟再次被逐出历史舞台，赋闲成了 “调研员”。“慷慨心犹壮，蹉跎鬓已秋”，徒唤奈何！于是自谋出路，在80年代初的滚滚商潮中，我也随大流“下海”了。经交通部一位老战友介绍，我被交通部所属的一个海员外派公司聘为驻青岛的总代表。我利用上级给予的名义和权利，白手起家，建立起了一个小型的国有企业--“中国海员对外技术服务青岛公司”，开展了外派海员的业务。几年之间，我们派出多批海员，并逐渐培养起了自己的船员队伍，有固定的海外客户，又盖了楼，买了车，积累了数百万元的资产，使公司有了一定的规模。92年，年过65之后，我主动申请退了休。老实说，我搞这个公司，纯属义务劳动。空手来，空手去，两袖清风，人神共鉴，我对得起天地良心。但，我仍很珍惜自己“从商七年”的劳动成果，我希望它发展壮大，后继有人。遗憾的是，因为公司属国有，人事权归上级，让谁接班，我说了不算。结果是我所推荐的人选不被采纳，而他们相中的却是专擅请客送礼，讨好上级，阿谀奉承、不务正业的“败家子”，不到两年，就把我们奋斗七年，辛苦创建的家业几乎挥霍殆尽。这使我很感懊丧，人力未尽乎，制度使然乎？

我的右派“罪行”是：希望党健全法制依法治国，不要搞运动。“土改”形成乱打乱杀，侵犯中农利益，“肃反”乱批乱斗，侵犯人权。运动伤及无数无辜的人。这不是治国安民的办法……干部政策应该“招贤纳士，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党”。只要不反对现政权，就应大胆使用……

冯志轩，生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行年七十有七，原籍长春。余祖父行医，至善堂诊所，小有名气。父叔一代，则教书育人。诗书家世，粗知仁义。家境尚可温饱。四七年，党为“巩固东北根据地”，紧急“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土改”，以扩兵源。父获“地主”桂冠，“土改”中不名罪状，死于非命。记之余档案：“‘地主’家庭出身，有杀父之仇”，此条犹黥面遗患无穷。余自幼读书，深知救助贫苦伸张正义乃人群互爱之本。遂以弱冠之年，奋力投身“土改”，为农民分钱财分土地。其后，发土地证，征收公粮，参与村政府财经工作。四九年二月，就职长春公安局，谓之“参加革命”。余勤于职守，夙夜奉公。一日，局长告知，调余去税务局工作。未几，报纸上突登启事：称余“煽动不满情绪，挑拨同志关系……开除公职，以儆效尤”云云。或许自觉理亏，故有调税局之谎言。

　　五二年八月，从东北政府工业部调入部属大连第十九厂。参加企业调查，工厂管理。经常在《机械工业通讯》发表翻译文章。

　　五五年二月，因议论统购统销、口粮定量、韩战等时事，被疑为敌特，成“肃反对象”。支部设“公堂”，批斗逼供三个多月。余“招供”齐天大罪：“推翻共和国”。换得收兵。又派员调查历史，农民和村政府如实好评，致使中共大连沙河口区党委做出“非敌特”之结论。五六年七月，调中央一机部二局。工作成绩显著，工资一次提升两级。五七年五月，余响应中共号召，提出如下意见：

　　作为爱国者，我希望党健全法制依法治国，不要搞运动。“土改”形成乱打乱杀，侵犯中农利益，“肃反”乱批乱斗，侵犯人权。运动伤及无数无辜的人。这不是治国安民的办法……干部政策应该“招贤纳士，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党”。只要不反对现政权，就应大胆使用……。由此被定“极右”。

　　又因平日评论时政甚多，连续批斗三个多月。五八年二月，一级处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余要求自谋出路，不准。十指纹两掌纹皆存警档；警察押送投入半步桥监狱。三小时发言，获得二十二年监禁， “戴帽”始终，期间判刑八年。中经十一个“劳改”场所。

　　七九年八月，从河北保定省一监释放。右派改正，开除与判刑均撤销，回到机械部。任职部属研究所总经济师。实践科研体制改革，在《科研管理》《工业会计》《机床》等刊物发表若干研究论文和翻译文章。参与日本发那科株式会社合资谈判，引进技术，负责经济法律事务。

　　九三年六月离休。余生性率直，淡泊名利，知足少欲，然嫉恶如仇。更喜陶然于人生苦难寻常事，心底无愧笑声频之意境！自嘲：亦梦亦醒八十年；岁月悠然客南冠。平生豪气消磨尽，醉卧清风闲看天!

几份小右派档案

茆家升

　　所谓小右派者,非指错划右派年龄小者；也不仅指职务小,为社会底层普通人员者。主要是指获罪者起因小,小到几近无。无事如何获罪？现代版莫须有焉！

　　一、方后高 男 1933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曾祖方六岳为清末孝廉,名诗人。所撰山海关下楹联：“乘三军讲武余闲,莳杂花数本,种寒菜满畦,天末唱刀环,九塞澄清靖桴鼓；是万里长城尽处,坐辽海高峰,问秦时明月,樽前语羌笛,一亭春好占榆关。”被名报人严独鹤先生誉为天下第一名联,也深受同乡重臣李鸿章赏识。方家世代书香,方后高谨遵祖训,有儒雅之风,又宅心仁厚,即使身处逆境,依然不改初衷,在右派难友中广受尊敬。

　　1954年毕业于芜湖农校,后自学达大专学历。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只在小组学习会上,说了几句对当时安徽盲目推行所谓农业三改的不同意见。根据当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中央划右六条标准之外,另加的两条,一为反对所在单位党委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右派；二是反对农业三改就是右派。方后高定为右派,开除留用,开除团籍,送门口塘农场监督劳动。

　　方在农场期间,曾与笔者同队劳动,相濡以沫。方兄农业内行,又热心助人。笔者当时年幼体弱,蒙方兄多方关照,铭记于心,终身未忘。而方兄在农场最感人之举,是对他读中学时的老师李信鹏先生的悉心照顾。李老师受尽劳累冻饿之苦,不幸倒毙在挑粪途中后,方兄遵循古训,执弟子礼,先为筹备棺木奔波,又亲自装殓。后又冒极大风险,刻石碑于李老师墓前,上书：“李信鹏老师之墓学生方后高立”。右派为右派立碑记事,真奇士也！为此被多次批斗,险遭灭顶之灾。更值得一说的是,二十年后,高兄在李信鹏老师改正后,又陪同师母李老师遗孀,千里寻墓。历经多日辛劳与不堪的挖墓尴尬,终于找到李老师遗骸,使其能魂归故里。笔者有《寻墓------方后高尊师的故事》一文,在网上广为流传。后高兄逆境中不顾个人安危,依然恪守尊师古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是应该流传后世的。

　　后高兄改正后,一直在无为基层工作,认真踏实,深受好评。对诸多五七年的难友的种种困难,都是鼎力相助,是圈子内的公认好人。

　　笔者在撰写右派小人物记事的过程中,得到过后高兄多方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了。

　　二、马礼海 男 1928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牛埠镇卖布小商贩之家。幼年读过几年私塾,自认为相当于初中文化。十来岁即在父亲的小布店中学徒,及长结婚生子。未加入过任何政治组织。父年老休息,马礼海接手布店商务。1954年政府号召公私合营,马礼海积极响应,第一个报名参加,全镇小布店迅速实现合营。马礼海被选举为十六人联营布店小组长。

　　1957年整风期间,执政者号召向管理者提意见,马礼海积极响应。说为什么国营商店卖布的,口粮定量标准为每月32斤,而联营店的员工只有每月28斤？为此言以反对统购统销罪,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后据全国工商联文件精神,基层联营单位小组长以上者,可划为右派分子。马小组长即被划为右派分子。本无公职可开,将每月工资28元降为24元,送门口塘监督劳动。当时他已30岁,有了四个孩子,妻子家务,长子不足十岁,生活极为困难。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安徽曾希圣垮台,门口塘农场解散,马礼海摘掉右派帽子,回到牛埠镇商店继续当营业员。直至1979年右派改正。现在退休在家,子女皆孝顺,生活安定。

　　完了？一个人的一生,或是说一个在整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倒的右派分子,就这么几句话就交代完了？是的！就这么点事！如果再要延伸说点事,还可以说说马礼海的老父亲和妹妹都在60年饿死了,老婆孩子历尽艰苦活了下来。但这些都不是马家特有的,比起那三年无为全县饿死二、三十万人来说,马家不能算是最惨的。

　　那么,我记述这样一位基层小右派,既无传奇故事,又无激动人心的细节,既没有什么家族冤仇和善恶相报,也扯不上对执政者政策的评述,和什么路线之争。那我说他干什么呢？我也多次这样问自己,马家是一个乡村小镇最普通人家,马礼海也是个最普通的平头小民,既远离官场和一切政治组织,又没有家私敌,世代平安过的与世无争的日子,为什么一场政治运动要和这样最普通的百姓过不去？整倒这一批批的无辜者,执政者又有何收益呢？

　　记下这个故事,或许可以回答孔庆东们,他们不是说反右是如何正确非常必要吗？请读读老马家的故事吧。我两去无为,到过牛埠,看过马礼海的原始材料,并拍了照片,可以确保故事真实。

　　三、陈衍余 陈衍余是我们门口塘难友中最幸运者之一,以他一个连股级干部也算不上的基层普通人员,居然能面见原新中国首任监察部长,时任国家内政部长的钱瑛女士,称得上是案惊中央了。也正是钱部长的亲自关怀,陈衍余的右派案62年即获得平反,而其他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小右派们,则要继续当十七年摘帽右派。

　　那么,陈衍余先生有何重大案情,或曰是什么样的大冤案,要中央的部长亲自关注,才能平反澄清呢？说来真有点匪夷所思,也哭笑不得。

　　陈衍余男 1932年出生于南京市。1949年家乡解放时读高中二年级,随即参加了工作。55年反胡风时他已是安徽省无为县委宣传部一名干事了。反胡风紧连着机关肃反,是年暑假宣传部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导主任、校长以上的骨干教师,集中到无为对江芜湖市一家中学里集中学习,就是办学习班吧。重点是清查成分、历史,批判反动准反动言行。陈衍余以县委宣传部官员身份,是学习班的管理者。

　　转眼暑假过去了,芜湖的中学开学了要用教室,无为的中小学急等着教学骨干去主持工作。虽说大批没什么问题或有些麻烦事但够不上肃反杠子的,都回原单位上班了。但是,还有小部分所谓问题较大,或是够上什么杠子的重点分子,依然关在学习班等待处理。如何处理这批人,陈衍余和另一管理者发生了矛盾。陈衍余认为虽然他们在旧体制的学校里,被迫集体参加过国民党或三青团,但都是教书的,既无恶行,又经过了审查,有过结论,就不该揪住历史尾巴不放。另一管理者则坚持移送司法机关。陈衍余以当时人才奇缺,把他们都处理了,无处再找教师的理由,说服了对方,让这批人都归了队。

　　虽说这批有所谓历史瓜葛的人,一年多以后大都在反右一役中被重新打倒,有的人还戴的双重铁帽。但他们都依然对陈衍余肃反时,能网开一面,能暂时解脱,还是心存感激的。可是,陈衍余本人却因此“犯”下了立场不稳的原罪,一口口的政治陷阱正等着他哩。

　　反右说来就来了。历史清白,高中文化,写一笔好字,头脑灵活,办事干练的陈衍余正忙着呢,县里召开多次鸣放大会,他都是上级指派的记录员。他记性好,有时还绘声绘色复述参加鸣放者的发言内容。这就够了！包庇右派就是右派,做右派传声筒还能不是右派！何况他还有立场不稳的“前科”。右派加冕,送门口塘农场监督劳动,我们成了难友。

　　安徽是反右重灾区之一,曾有人说安徽青年右派按比例为全国之冠。此言无从稽考。但从钱瑛部长亲自到无为这样不通火车的偏僻县城,直接听取像陈衍余等这样普通干部的申诉,说明中央对安徽极左路线的肆虐是有一定了解的。钱瑛部长等中央大员的到来,也曾使安徽的左风,有过一些收敛。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在安徽实行了较广泛的右派甄别平反工作。根据不知从哪儿来的规矩,要坚持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后一般的“原则”,安徽县以上的党员干部基本上都平反了,一般人包括鄙人,虽然也做过平反结论,后因最高指示一句话,都作废了。陈衍余可能因受过部长接见,侥幸地也平了反。但据我所知,芜湖有些难友,也和部长谈过话,部长也关照过要平反的。可惜部长也得服从最高指示,说停立刻停,即使批文到了,未宣布的也得停！

　　陈衍余晚年生活安定,愿他健康长寿！

　　四,姚晓光 姚晓光男 1927年出生于安徽省东至县家庭成分：贫农文化成度：私塾三年

　　姚晓光世代贫农,务农为生。47年内战期间,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当了国民党的兵。一次战争失败,姚随部队起义,投诚当了解放军。50年随志愿军赴朝作战,身体数处受伤。归国后在省荣军学校治病养伤。伤愈后曾留校任文化教员,后分配至省民政厅工作。1956年,为照顾伤残军人,组织出面,娶东至县老家一富农女儿管秀珍为妻。过了一年多夫妻和谐生活安定的日子。姚自称一个农村贫农的后代,能在省城大机关当上干部,又娶了曾是富家的小姐,他满足了,对组织怀感恩之心,工作十分卖力。

　　焉知好景不长,57年整风反右开始了,他既非名流,又不是什么知识分子,本不干他的事,姚晓光确实未参加过什么鸣放会,更未写过什么文章,应该可以平平安安过去的。要不是当过国民党兵那点破事,以他的转业军官身份,又是抗美援朝受过伤的功臣,说不定还会是积极分子依靠的力量呢。不当积极分子也罢了,在安徽极左的政治高压下,你敢和顶头上司顶撞,能有好果子吃吗？这不,就因为对领导提了几句意见那点破事,马上展开批斗,戴上右派帽子,送猪场劳动,当上了猪倌。

　　姚的故事现在看来是太荒唐了,当时是太平常了,平常到接下去无话可说了。那就不说姚晓光,说几句姚新婚一年多的妻子管秀珍的事。夫妻一方打了右派,另一方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很多人家走向仳离,当时是司空见惯的。所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到了各自飞！未飞的也有,有情深意笃,甘愿同赴炼狱的；有恪守中华民族三从四德传统的；也有牵挂子女的。都是难得的,应该受到敬重的。

　　管秀珍没有离开姚晓光,尽管也受到来自娘家的很大压力,应该说是父母对女儿的关爱,担心本来家庭成分就不好,再背上右派家属的包袱,往后的日子怎么过？不如乘没有孩子拖累时,另寻活路。可是管秀珍不听,还是死心塌地的守着戴上右派帽子,当过国民党兵,又身有枪伤的乡巴佬。说管秀珍死心塌地并非溢美之词,而是言之有据。就在姚晓光戴帽一年多之后,他们的大女儿出世了,紧接着又生了二女一男。姚晓光1962年平反,仍在民政部门工作,直到离休,十年前因心脏疾患病故。夫人管秀珍仍健在。

1959年出生的长女,为一资深护理工作者,与笔者同一科室工作。父母一生境遇乃姚女士亲口所述。

友谊回声

上海彭志一（大右派彭文应之子）：我认为把历史通过各种形式(主要是文字,特别是有关当事人及其家属和知情者)记载下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做法,我们应该发动更多的人参与,这也是我们公民的合法权益,谁也无权阻拦。

成都陶谓熊：看了几篇，文章都极好极好！办这样一份刊物，应是文坛的一大盛德。希望能长久地办下去，如果需要我效力，我定会尽力而为。1957年大学生遭右派的，估计有四五万，现在能站出来说话的有几个？我去年想联络几个西师右派写一写回忆文章，却得不到他们的响应。西师一系主任曾告诉我，当年西师划右派学生700多人，在全国是第二名，第一名是川大，划了800多，可川大有人说话吗？悲哀！

杭州戴传熹：便借“微痕”告诫世人，我是何等之愚昧，完全不知政治之诡谲凶险，无意涉及其中，遭此劫难于一生，蒙受内伤外伤遍体鳞伤于一身，与劳改结缘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现发送“一个错划右派诞生记”请修改。

成都黄一龙：对付欠债不还的强人，把帐笔笔记下来，乃是正直而无告的人们的最后武器和起码责任。愿与记录“往事微痕”的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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