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发刊词    焦国标  

    古今中外历史上，很可能再也找不到比黑五类时代更黑暗、更荒唐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政治上已经结束20多年了，可是，它在话语上迄今未被充分记载和言说，在实际中虽然特定的黑五类不存在了，而黑五类性质的政治贱民并未在中国绝迹，因而我们有必要打捞黑五类这个现象和话题。

十三亿中国人里，起码有一半人到死都不会忘记什么是黑五类，无论其本人是不是黑五类。为另一半人口计，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黑五类。黑五类又叫五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简称地富反坏右。1949年之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大陆社会产生了四类政治贱民——四类分子，即五类分子中的前四类。1957年反右之后，右派分子晋升为政治贱民中的“新秀”，四类分子增至五类分子。文革初期，政治贱民的队伍嘿权威、叛徒和特务四类，合为黑九类。文革中后期，新增的黑四类逐渐淡出，“经典性的”政治贱民仍然是黑五类。至1979年，右派改正（章伯均、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等98人未获改正，以表示反右没错，只是扩大化了），政治贱民回复到原先的四类。1984年，四类分子全部平反。至此，毛泽东中国此前几十年制造的所有政治贱民都在政治上获得同等国民待遇。

这只是理论上的黑五类。实际上，黑五类的子女也被称为黑五类。官方资料称，中国曾有2000多万名四类分子，有50多万名第五类分子（即右派分子）。有研究者推测，黑五类的子辈和孙辈是黑五类的5-6倍，因而受黑五类牵连的人数超过1亿，占当时总人口的15%。

其实受黑五类牵连的不止是他们的子辈和孙辈，近亲也是受牵连者。比如，我的家乡（河南开封）那时有“四大亲属”之说，具体指姥娘家、岳家、姑家和姐妹家。一个人，如果他的这四大亲属成分高（是黑五类），那么他在升学、招工、招干、寻（xin）媒、当兵、当乡村教师和村干部等等方面，都受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受黑五类牵连的绝不止超过1亿，而可能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都“不干净”。

我们现在随便拉出一个40岁以上中国人“盘查”一下，就会发现他不是黑五类就是黑五类的亲戚。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父亲属于坏分子，以至于父亲去世时，他从遥远的青海回家奔丧，在县城请客吃饭都请不到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先生，父亲属于反革命，他本人曾连写十次入党申请书都不被批准。前总理朱镕基是右派，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是右派，著名画家陈丹青是黑五类子女。刘少奇一家和邓小平一家，是最黑最高的黑五类。民主党派领袖、文化精英和学术大师，几乎个个都是右派黑五类。

绝大部分黑五类实际上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各界的精英。地主富农是土地精英，反革命是政治精英，右派是知识精英，坏分子里固然有地痞流氓恶棍懒汉，也有许多人是具有特立独行人格、拒绝溜须谄上的人。1949年以后几十年中国社会之所以全面沉沦堕落，与各界精英的全军覆没息息相关。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后劲，某种意义上说，也直接来自这批人的反弹和发功。黑五类遭受的苦难和屈辱，成为黑五类二代（如家电业巨头张大中、地产大亨潘石屹和艺术家艾未未等）从苦难中奋起拼搏、改变人生命运的不竭动力。

《黑五类忆旧》是一个期刊性的故事汇。当你阅读其中一个个故事的时候，请不要仅限于故事本身，我希望你也同时走进故事主人公（迫害者和受害者）的内心：在那样一个荒诞的时代，在那一个个罪恶的时刻，他们的心灵何其荒芜，何其野蛮，何其凄惨，何其无助！邓小平曾说，中国近几十年发生的许多荒唐事，在西方不可能发生。我们不妨接着假设：黑五类现象在基督教世界可能出现吗？不信上帝的族类，内心像西红柿一样多汁。不过这丰沛的汁液不是别的，全是苦毒。

如前所述，虽然黑五类走进了历史，可决不意味着政治贱民现象在中国彻底消失。1984年四类分子摘帽以来的二十几年里，又有多少中国人成为新的政治贱民？又有多少中国人成为新时代的黑五类？让我们记住黑五类，让我们记住政治贱民！我们曾经从那里走来，我们的灾难曾经如此深重，我们的人性曾经如此不堪，我们的堕落曾经如此可恨！然而，我们更要反省、检讨源源不断制造政治贱民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  

黑五类是全中国的替罪羊，是中华民族长大成人的阶段性祭品，他为全体中国人背了十字架。

感谢你，黑五类！

黑五类，对不起！

                       2010-7-30

目  录

表姨爹………………………………………敖顺康（05）

父亲的骨灰在哪里…………………………丁  香（07）
侯振亚的儿子………………………………海  宽（11）

学俄语的林芳………………………………金  梅（13）

重重罪………………………………………季晔峰（16）

革委主任贾作仁……………………………老村夫（23）

四类分子有多少……………………………李若建（26）

红、黑五类和中间类………………………李  氏（30）

被遗忘的族群………………………………林贤治（32）

知青与书记…………………………………木华榭（35）

爷爷的身份…………………………………潘石屹（39）

纪念父亲齐尊周……………………………齐家贞（41）

淮安席桥记事………………………………秦九凤（46）

探父亲………………………………………孙雅臣（50）

苦涩的怀念…………………………………申  夫（55）

四旧破到宋庆龄……………………………汤  雄（58）

从平反到下海………………………………铁  流（61）

换亲记………………………………………铁  玉（65）

会六国语又如何……………………………王佳佳（69）

同学相煎何太急……………………………王友琴（74）

记住吴维尊…………………………………萧若枝（86）

我写过十次入党申请………………………习近平（94）

圣女王佩英…………………………………杨银波（96）

表姨爹    敖顺康

那是1970年的春天，表姨爹从一个贫下中农走进了黑五类的行列，成了大队小队开批斗会少不了的重要角色。

表姨爹原是生产队的保管员。这年春天，表姨爹按照队长的指示，找来3个社员，把谷种从仓里撮到搭斗里，挑来几挑水，先进行浸泡，挠出悬浮在水面上的秕粒，进行一番清洗筛选，再加点石灰水，给谷种消毒杀菌。消毒完毕，又去烧些温水再浸泡。待水流尽，再盖上麻袋，初步的工作就算完毕了。

此后每天都要淋几次水，待谷种长出浅浅的新芽新脚，就拿到秧地均匀地撒在田地里。

不知是怎么回事，谷种竟长不出脚芽来。是天气太冷？是淋水少了？是倒春寒？是没注意天气变化？还是温度过高谷堆发热烧坏了？往年也是这样操作的，是谷种本身有问题？表姨爹还在思索寻找答案的时候，几个革命者已带着黑牌闯进他家，上面写着表姨爹的名字，名字上打着红叉。

只几天工夫，表姨爹成了坏分子。说他故意把谷种泡坏，诚心扰乱社会主义，企图搞垮集体的事业，是藏在群众中的阶级敌人，是专政的对象，要把他批倒批臭，让他永世不能翻身。

在批斗中，革命者们叫他交出指示者。可是哪来的指示者呀？表姨爹怎么也交不出来。真是泼天的冤枉！从此，表姨爹白天在生产队出工，晚上去接受批斗。一家老小提心吊胆，在家门口目送亲人离家去挨斗。

“把坏分子揪上台来！”主持会议的人叫道。两个彪形大汉押着表姨爹，站上高板凳，腰被压90度。“打倒坏分子！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远不能翻身！”口号连天。

表姨爹一直想不通，常常独自仰天长叹：这是啥世道呀？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贫下中农，世世代代都是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怎么一下子就成了罪大恶极的坏分子呢？一次工作失误就成了人民专政的对象，这坏分子的帽子也来得太容易了吧！

表姨爹白天干活干得筋疲力尽，晚上还要挨斗，身体一天一天瘦了下去。不到两年时间，因积劳成疾，加上精神折磨，就去世了，带着冤屈，留下遗憾，永远地走了。

一个坏分子就这样诞生了，就这样灭亡了……

补白：那次填写《中学生登记表》的经历我永生难忘。放学前，班主任们拿着这张破纸，拉下驴脸，对新生（初中生）第一次大声吓唬：“为了保卫伟大领袖，为了保卫红色江山，密切注意阶级敌人新动向，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家庭有问题的同学一定要如实填写，不许错填，不许漏填，不许隐瞒。

我们这些狗崽子知道自己是“家庭有问题的同学”，个个都吓坏了，凑在一起，愁眉苦脸地商量：民族出身这一栏最好填，照实写。可是个人出身和家庭出身栏该怎么填呢？我们大眼对小眼，个个都傻眼了。有的说：个人出身干脆填“狗崽子”算了，保证万无一失。可立马自己就又否定了：如果这样填，那家庭出身只能填“老狗”了。老师看了可能会觉得好笑，可我们可能从此就永别校园了。

什么事都难不倒狗崽子们。最后我们终于做出集体决定：个人出身统一填“小学生”，家庭出身栏各填各的，因为太乱七八糟了，有走资派、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伪满官僚、外蒙特务、民族分裂分子，无法统一。闹了半天，小事一桩，顺利解决。狗崽子们脸上阴云散去，又玩起摔跤、驮马架的游戏。直到天黑，狗崽子们玩饿了，才匆匆跑回家吃“狗食”。          孟铁勇

父亲的骨灰在哪里    丁  香

那年春天，我刚满六岁。天气很好，中午的太阳在天上亮晃晃的，鸟儿在街道边的树上跳来跳去唱得正欢，我提着外婆交给我的菜盒子给爸爸送饭去。菜盒子是外婆的叫法，现在叫饭盒。那是个三层搪瓷盒，蓝底红花。我喜欢那些花朵和明亮的宝蓝色，总是一边走一边仔细看。有时将挂钩弄脱，无法再挂上，就只得半提半捧小心翼翼往前挪。

　  爸爸在一家印染合作社当经理，离家不远，只有一条街的路程。开初是外婆带我去，后来我就争着自己去。每次到了爸爸办公室，他总是夸张地张开双臂，接过菜盒子闻一闻，放在桌上，然后在我脸上亲一下说：“好香！”然后再牵着我的小手，把我送出大门。走到街道拐角处，我总会回过头去张望，他总站在那株老黄桷树下向我挥手。

　  今天却有点不对头，跟我很熟，喜欢我的叔叔阿姨们，好像都不认识我了。进了大门，又看见墙上贴着一排用毛笔书写的大字（后来知道这叫大字报）。虽然还没上学，可爸爸已教我认识了好多字。我念不通那些文字，但认得爸爸的名字，上面划了大叉。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走进爸爸办公室，一个陌生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我有点惊慌，不过还是做出勇敢的样子问他：“我爸爸呢？”那人并不回答我，只说：“把饭给我。”我把菜盒子往身后一藏：“不！”挂钩脱落下来，菜盒子掉在地上，我急得哭了，大叫：“爸爸！爸爸！”那人过来帮我捡起盒子，带我走出办公室，拐弯抹角去了一间有点黑的屋子。

爸爸正在那儿来回踱步。他一下子显得很瘦，胡子都冒出来了（过去我从来没见过他脸上有胡子），眼睛比平时更大。他看见我，便停止踱步，赶紧走过来抱起我。我觉得他好用劲，抱得我双臂都发痛了。他在我脸上狠狠地亲了一阵，然后放我下地，说了一句：“回家去吧，好好走……”我不敢看他的眼睛，那里面分明含有泪光。
　  当天爸爸没有回家，此后我和兄弟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从妈妈铁青的脸上，我们知道出了大事，可谁也不敢问。后来我长大了，回想当时的情景，或许当时爸爸已经意识到和我的那次见面将会成为永诀。
    过了几天，家里来了一群大盖帽，叫住妈妈，问了许多问题，又在爸爸书柜里翻了好一阵。爸爸书柜里大部份是外文书，有英文法文的，还有俄文的。我靠在门边看他们折腾，心里却蔑视他们：谅你们也看不懂这些书！

那时，我家院子里只住着几户人家，孩子很少。院里里有几棵树，其中最大最老的那一株是柚子树。四五月间柚子花开的时节常有夜雨，早上起来，满院的落叶，一地的碎花。我仔细地在落叶中寻找花瓣和花蕊，用小手绢包好放在枕边。晚上，爸爸会走来坐在床边，给我念英文“五十一个少女”的故事，念过英文再讲一遍中文。我就在醉人的花香和爸爸似乎越来越远的音乐般优美的念书声中沉入梦乡。
　  我家是父亲随和，母亲严厉。此后的日子里，我们家再也听不到父亲快乐的哼唱京戏的声音，变得死气沉沉。不知道默默等待了多久，终于有一天，妈妈给我穿戴好，带我出门。她拿个大包袱，先是乘公共汽车，继而又坐三轮车，最后到了“宁夏街”。这是我从街口的牌子上认得的，是我几十年来印象最深的一个街名。妈妈没告诉我，但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去给爸爸送东西。想着就要见到爸爸，我又高兴又激动，只是怕妈妈不高兴，没敢显露出来。

三轮车载着我们在一个很高的门口停下。门前有人站岗，手里拿着枪。妈妈拎着包袱进了旁边的小门，片刻之后又空手走出来。我呢，呆呆地望着那两道高墙夹着的似乎没有尽头的通道，眼泪象两条小虫在眼角蠕动，最后终于滚下来。我知道，我是再也见不着爸爸了。

记不得我们是怎么回家的，眼前只是晃动着那条高墙夹着的灰色通道，还有那天爸爸抱我亲我的情形。

在以后漫长的艰难岁月里，生活的艰辛和每次运动来临时那近乎恐怖的心境，全都与爸爸的“问题”有关。在学校和邻里，我们都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我们不曾怨恨过爸爸，更没被压垮。但我和弟兄们也从不提起爸爸，像是有种默契，谁都不敢去触摸那道永在滴血、永不愈合的伤口。我内心深处更有一种奇怪的意识：好像我为他所承受的压力越大，他的压力就会越轻，这样才对得起他的爱。

爸爸仍然没有一点消息，妈妈告诉我们她已办了离婚手续。虽然年纪很小，我们都明白她是为了保护我们，尽管后来证明那是徒劳的。我们家里那时有许多爸爸妈妈在教堂结婚的照片，爸爸穿黑西装打领带，妈妈披着雪白的婚纱一脸灿烂。连我们小孩子都知道这离婚是无奈之举，别人岂能相信？妈妈几十年单身，再也不曾涉足婚姻。

在那段物质严重匮乏的年代，我们4个不到10岁的孩子首先学会了生存。我们捡煤炭割草，抬水拾柴，上房补漏，下河捞鱼。上小学时就在寒暑假期间找些零工做，挣点角票分币补贴家用。我们不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并且学会了勤劳简朴的品行，希望用我们的努力换来与爸爸的早日重逢。
　  得到爸爸的消息是在文革期间。妈妈单位的革委会通过内查外调，将妈妈定为“国民党师长姨太太”、“反革命分子家属”。依据是我爸爸在上海读大学时参加了国民党，并在抗战初期担任过该党汉口区分部书记和特党委员，在担任合作社经理期间又用集体基金给每个职工发了10元困难补助，这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他们原打算把我爸抓来和妈妈一起批斗，调查的结果竟是我爸早在进监不到一年的时候已告别了人世（到底真象如何，只有天知道）。缺了我爸，他们只好单独揪斗我妈，有些扫兴。两次揪斗之后，没什么新东西，就限制妈妈自由，让她去车间里干最脏最累的活，两年后妈妈才脱离“牛棚”。

“那么把骨灰交出来，我要看。”

“这个，恐怕找不到了。再说那是监狱方面的事，不归我们法院管。”

我冷笑一声：“一条人命和我全家几十年的苦难，给张巴掌大纸片就一笔勾销了？”

他们显然见惯不惊，神态自若地说：“纠正通知书交给你们，一方面可以给你们的单位备案，对你们的政治前途有帮助；另一方面，可以找你父亲原单位作些经济补偿。”

“真是可笑！反革命子女的十字架已背 20 多年，还要什么政治前途！我将继续背下去，一直到死。至于所谓经济补偿，更不值一提。当初一个妇女带着4个孩子濒临冻饿死亡的边缘，仅靠健康的基因和顽强的性格熬过来，谁考虑过什么补偿？莫说叫我拿这单子东奔西跑上下游说得点恩赐，就算给我送上门，我也不要。我会恶心，觉得我在喝父亲的血！”说完，我冲进母亲房间，让存积了多年的泪水在脸上泛滥汹涌。
　  流年似水，往事依稀。父亲与我最后见面那一瞬间欲说不能的目光，牢牢地定格在我终生的记忆里。现在我的年龄和当年父亲的年龄差不多。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我们家已没有一张父亲的照片，也没有他的任何遗物。时近清明，人们都会去祭扫亲人的坟墓，可我爸爸的坟呢？我想为他筑个衣冠冢，却连照片也没有。我只能在静静的夜里，独自重温那永恒的瞬间……

侯振亚的儿子    海  宽

1966年，我在福建师大附中念初一。当时发生一件很令学校长脸的事儿：一位高中同学被选送进空军航校。他的父亲是当时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侯振亚。侯同学在附中也是个风云人物，大家都很为他感到骄傲。我们班里有两位认识他的女同学，那几天都把头昂得高高的，大概就是她们的亲哥哥当上了飞行员也不过如此。

侯大哥入伍那一天，全校同学敲锣打鼓把他送到校门口。不知多少爱慕的眼光伴随着他上了军车，也不知多少像我这样的小男孩幻想着哪天自己也能穿上那身绿军装。

文革一来，省委领导们也被打倒了。有时在报纸或者街头大字报上看到侯振亚的名字时，我心里会想到我的这个校友，不知他还能不能上天。

大约是1974年，我跟姑父到他厂（在闽北山区）里的澡堂洗澡。他告诉我，隔壁搬来个新邻居，让我猜是谁。没等我开口，他就说了：“我谅你也猜不出来。告诉你吧，侯振亚的儿子。”我当时有点懵了。侯大哥不是在空军吗？他跑到这山沟沟里干吗来了？

原来，侯振亚因受“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牵连，文革后不久即被定为叛徒，关进监狱。当时侯大哥已在长春航校学习一年。由于父亲的问题，他被迫离开航校，自己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落户。1974年他父亲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他被当做复员或转业军人处理，安排到闽北山区这个三线工厂。

后来在姑妈家我见到了侯大哥。他的脸上已经没有当年离开学校时的意气风发，只剩下与年龄不符的沧桑。我跟他说我也是附中的，他很高兴地请我到他家坐。他当时已经结婚了，小俩口的小窝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一穷二白。
    当时的我颇有些阴暗心理，对侯大哥的景况很有点幸灾乐祸。当年在附中，侯大哥和许多革干、革军子弟一样，家庭出身好，在其他同学面前很有点趾高气扬。几十年的中国政治，每次重新洗牌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经过这样的家庭变故后，侯大哥们应该会长大许多。中国何时能做到既不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不要满门抄斩株连九族，才算是从这方面摆脱了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的影响。

一篇网友跟贴：

我们公社后来还来了一批福建知青，他们都是福建省的干部子弟。因父母被打成黑帮，当地老乡不敢接收他们插队。在福建境内无法分配，他们便跑到内蒙，在锡林浩特静坐绝食，要求到牧区插队。他们的行动打动了盟领导，终于同意接收。他们一部分人被分到西乌旗，另一部分被分到东乌旗。分到东乌旗的最终到了我们乌拉盖公社哈达吐大队。

来我们队的福建知青，有一个是已经在长春航校学习了一年的飞行员。他的父亲是文革前福建的第二把手侯振亚。他人很开朗，会拉小提琴，我们经常听他拉《梁祝》，拉《新疆之春》。他也很喜欢给我们讲他的故事，讲他第一次跳伞时的情景，讲他从国家的骄子飞行员，一时间成为无人理睬的黑帮子弟时的心情。他想过自杀，他说他没有想到草原会接纳他！

他还带来他在山东支左时结识的女朋友，一个个子娇小，皮肤白皙，长着一张圆圆脸的很可爱的山东姑娘。后来他们结婚了。这个山东姑娘是个心地善良而朴实的农村姑娘，是生产队长的女儿。当地追求她的人很多，但她很同情侯的遭遇，毅然远离家乡和亲人，追随着当时已经是黑帮子女的侯，来到她不熟悉的草原。她很能干。我们每次去她家，她都热情款待我们，给我们做好吃的，切得一手好土豆丝。正是这位善良的姑娘，在侯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生活的勇气和安慰。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草原给了他们这对患难夫妻一个栖身之所，让他们从此远离白眼和冷漠，过上了普通人应该过的日子。后来他们双双回到福建，而且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学俄语的林芳    金  梅

林芳1936年生于重庆。父亲是国民党军人，先抗日，后内战，从未回过家。1948年随部队去了台湾，从此再无音讯。林芳自出生以来，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

林母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为人贤惠，勤奋能干，以拾废品、帮人带小孩、当保姆来维持生计，并送林芳上学读书。在最困难的时候，母亲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决不让林芳辍学。林芳知道母亲辛苦，自己读书不易，因此学习十分勤奋，从小学到高中成绩都十分优异。高中毕业后，林芳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外语学院专修俄语。

在大学里，林芳仍和过去一样勤奋学习，成绩优异，受到同学的钦佩和老师们的青睐。再加上她人长得也漂亮，很多同学甚至个别老师都对她产生爱慕之情。虽然正当豆蔻年华，但她克制自己，拒绝诱惑，始终以学习为重，把爱情婚姻深深埋在心底。

1962年大学毕业那一年，林芳的一位高中同班同学小张，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高中时期，他们二人的成绩都很好，经常在一起切磋，彼此提携，相处甚好。小张又是班长，品学兼优，加上出身好，社会关系好，没到高中毕业就被防空部队招去，加入空军，并晋升为军官。小张回重庆探亲时得知林芳在北京读书，便专程前来看望。几年不见，二人更加亲昵。此后时有书信往来，由友情发展成为恋情。

小张是一名军人，恋爱婚姻必须得到上级允许。小张把同林芳的恋爱关系向首长做了汇报，并要求允准登记结婚。军方经过对女方家庭的政审调查，发现女方的父亲是反动军官，母亲是反动家属，女方本人是当然的黑五类子女。小张的结婚申请被拒绝，并受到严厉批评。小张十分痛苦，写信向林芳表示，打算离开部队，宁可不做官，回家当老百姓种地，也要娶她为妻。

小张的痛苦又何尝不是林芳的痛苦！经过一段痛苦的思考，林芳决定放弃这段情感。自己是黑五类，不能把小张也拉进黑五类。为了小张的前途，林芳含泪写了一封绝交信：“小张，这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我不愿看到你也成为黑五类。为了你的事业、你的前途、你的幸福，我不能拖累你。请原谅我，从今以后，我们就永远分手了，希望你永远把我忘记，就好像世界上从来没有我。假如人生真有来生，就让我们来生再做伴侣吧，请永远忘记我……”

毕业后，林芳悄然离开学校，孤身一人到黑龙江省最北边和苏联接壤的一个小县城工作。她先在这个县卫生局当统计员，后又被分配到一个医院搞药剂。林芳既聪慧又勤奋好学，并且虚心求教，很快精通了业务，常常得到同事们的夸奖。

正当一切都还顺利的时候，不幸的事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了。先是中苏关系恶化，祸及林芳。林芳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又恰好在中苏边境的县城工作，故在内部开展全面政治审查时，她被认定是特务嫌疑。原来的工作被停止，留在单位边劳动边交待问题。白天打扫卫生、倒痰盂、洗尿盆、冲厕所，晚上写检查交待问题。在得知她的黑五类身份之后，对她的管制更加严厉，日夜都有人监视。林芳有一个远方表哥，参加朝鲜战争回国后转业到北大荒。因为相距不太远，二人见过几次面。因而在批斗时，除了强加她是特务、黑五类之外，还侮辱她在外勾引男人，乱搞两性关系。

面对无情的批斗、毒打和羞辱，林芳绝望至极，曾一度想自杀，离开这个残酷无情的人世。几个平时和她要好的同事背地里劝慰她，生活上暗中帮助她。这些善良人的关爱给了林芳顽强活下来的勇气。

1966年文革开始，黑五类子女林芳的处境比以前更加险恶。她日夜被揪斗，遭毒打，渐渐变得枯瘦如柴，未老先衰。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林芳母女又被赶出县城，到乡下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农村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农民很纯朴善良，不会苛待这孤女寡母。一位老乡把自己的草房腾出了一间，让她们母女安身，大家生活在一起，亲如一家。林芳到了这里，像是获得解救一样，没有了批斗毒打，没有了那没完没了的交待反省。林芳虽是大学毕业，但并不孤傲，什么脏活重活都抢着干。乡亲们都很喜欢她，尽量照顾她，不安排她干重活。她能干多少就干多少，没有半点强迫。

同一个村里还有另外一些被下放劳改的“牛鬼蛇神”，其中一个是林业局的干部，原在部队当游泳教练。此人出生于上海，资本家家庭，属于黑五类，又是知识份子臭老九，已经40出头了，还是单身汉。那时林芳也37岁了，于是一些好心人开始撮合。这对在接连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失去了青春的黑五类老男大女，如今终于成为眷属，在那里成家落户。一年后，他们又添了一个小女儿。加上林芳的母亲，一家四口，日子过得倒也不错。

文革结束后，平反落实政策，他们都回了各自的原单位。1982年，林芳的丈夫在上海一所中学谋到一个教师的职位，林芳也随丈夫来到上海，开始了新的生活。

补白：教我们语文课的孙秀山老师被打成右派，起于一张大字报。据说有一次吃饭时，老师们正夸赞苏联菠菜如何如何好吃，孙老师却在那里自言自语：“苏联的屁也是香的，果真好吃吗？和我们的灰菜差不多！”结果被人说成是攻击苏联老大哥，大字报贴到教室外的山墙上。我看过后，随口说：“就是和灰菜长得一模一样嘛！未必好吃。”学校菜园里种着这种菜，从外形看酷似野生的灰菜，长得有半人高，人们说是苏联菠菜。味道究竟如何，我也没吃过，只是推断而已。我从小就不喜欢吃灰菜。结果，有积极分子把我随口一说的话汇报给团支部。团支部请示校团委，组织开了一个小型批判会，硬说我有同情右派的言论，要我做检讨。我不肯，最后不了了之。                           吕  维

重重罪    季晔峰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时就有了罪。

        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圣经·诗篇》

我祖父是苏北淮安的一个大地主，拥有一座在当地很有名气的大宅子。土改时，地被分了，房被拆了，一家人来到上海，在虹口区四川路建了一幢三层或四层的楼房。

我的生母195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我的生父17岁从上海随大军南下，在厦门市计划委员会任秘书助理。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时年26岁），遣回原籍监督劳动，妻子与他离婚。我的生父和生母不是夫妻关系，是叔嫂关系。我生母的丈夫是我的伯父。伯父1947年南开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国民政府的税务部门任职。1958年大年三十，因其南开同学中有两个在台湾国民党军队中服役，他们班留在大陆的25个同学悉数被捕，判刑20年。当时他们已生了4个孩子。为了活下去，夫妇离了婚，并将孩子改随母姓（吴）。就在父亲被遣回原籍监督劳动，伯父被判20年徒刑杳无音信期间，叔嫂二人发生私情，并生下了我。

我大概是1964年被生于上海，但迄今为止我不确知我的生日具体是哪一月的哪一天。当时偌大的上海容不下我这个苦命的婴孩，约一岁半时我被送回淮安祖籍。这个被当时的主流社会完全抛弃，在社会最底层勉强挣扎活命的家族，为了让这个男婴活下去，并抱着将来有朝一日能给这个家族带来重新出人头地机会的愿望，把我送给县城一个最显赫的家庭去“压子”（养父当时刚结婚不久）。

一个根本无力主宰自已人生命运的男婴，承载着这个身处社会底层却仍然渴望重返主流社会的家族的希望，像以色列的先知摩西一样，开始了在“埃及长老”家的养子生涯。

我养父的舅舅名叫李仲英，时任中共江苏淮安县委书记。他为人正直，反对浮夸，很受当地人敬重，后来升至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小时我听他讲过故事，还与他下过象棋，并且赢了他。

养父的家在淮安市楚州区复兴乡季庄四队，与原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季剑虹的家同在一个村子。他们也是同一个辈份，相距不过七八户人家。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家人吵架。这是一个信奉阶级斗争哲学的家庭，一切都以物质利益的多少为标准，每年春节都会因送年礼的事大吵大闹一场。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之久。后来为了躲避这种争吵，也由于无法忍受一直弥漫在这个家庭里许多年的那种虚伪和压抑的氛围，我选择了逃避。宁愿自己到外面租房子，也不愿意和他们住在一起、和他们一起过年。

我虽然是一个男孩，又是家里的老大，可我的地位犹如一个童养媳。我至今不会用汉语拚音，而我的养母当年正是公社里教汉语拼音的示范老师。每当她带着亲生儿女去教学时，我就被留在家中看门、做家务。小时候我爱画画。有一次我画的一幅画在公社里得了奖，我的养母却把我的名字换成她儿子的名字。从记事起，家里总有做不完的活。直至我后来当兵退伍回乡，我的养母还要我为她洗她那肮脏的内裤。那时农村里流行一种喝生鸡蛋长身体的说法，我也曾从鸡窝里拿起刚下的鸡蛋喝过。有一次，养母叫我从鸡窝里检来鸡蛋，敲开一个小口子，递到她亲生儿子手里，却不允许我再喝家里的鸡蛋。我站在一旁，默默看着她儿子当着我的面把一个鸡蛋喝下。从此我再没有喝过一个生鸡蛋。多少年后，我曾以近乎扭曲的心态，几乎天天晚上要给自已炒一碗蛋炒饭。

我的小学是在季庄读完的。那时我经常参加学校文艺宣传队活动，每次上台演出都是借别人的红领巾。戏演完了，又把红领巾还给别人。小学毕业时，成绩不如我的孩子都有了一条属于自已的红领巾，惟独我没有。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是感觉到那种因被群体排斥而产生的孤独感笼罩着我。 

1976年是当代中国历史开始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年。在离家十几里外另一个公社工作的养父，在这一年突然得到升迁，从共青团书记升为公社副主任。我随养母一家从季庄搬到这个公社大院里居住，从纯农业户口变成“定销”户口，即和城郊莱农的户口性质差不多的一种户口。

这年的元旦后，在上学的路上我听到了周恩来的死讯。不久是朱德的。9月份的一个下午，在公社大院一条石子路旁，一个瘦高个子的公社干部对我说毛死了，并且还流了泪。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没有一点痛苦的感觉。几天后全公社在电影院举行追悼会，开始时我与公社另一位副主任家年龄差不多大的儿子扎着武装带，各持一杆半自动步枪，在电影院入场处的两边站立。可是奇怪的是，很快我就被替换掉了，而那个副主任的儿子仍然持枪站在那里。我不明白为什么。

在这个公社大院大约只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养父又得到一次升迁，到与涟水县相交界的一个公社任副书记。于是我们又一次搬家。天冷的时候，养父的舅舅李仲英在南京医院病故，骨灰盒送回淮安，县里为他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追悼会。这一年，淮安县城与全国其他县城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先后召开了四次大型群众追悼会。

两年后的1978年，官方开始了“拔乱反正”。右派平反，我的生父也重新恢复了厦门市的工作，带着他后来又结婚成立的家庭去了那里。右派们重新粉墨登场，进入中国政治权力中心。“伤痕文学”出现于文坛，右派一时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主角。

这几年，中国的政治生活在悄然发生变化。公社更名为乡时，我的记忆就是公社大院的门口重新换了一副招牌。我的养父再一次得到升迁，转任淮安县席桥乡党委书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这个乡正是我的祖籍所在地，乡政府大院与我的祖宅仅相距几百米！我养父在这里做了8年乡党委书记，而我一点也不知道脚下的这块土地与我有着怎样浓厚的血脉关连！那时我原以为只不过是我人生的又一个驿站而已！也根本想不到这8年在的我人生中是一段多么重要的时光！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影响我一生的事——我的生父衣锦归乡。搬到这个乡政府后不久，我就陆续听到关于他的一些传说和他所经历的一些苦难。当然，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我的生父。此次回乡，他带着司机开着一辆皇冠车回到封闭落后的苏北农村，而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他在那个悲惨年代里出于无奈忍痛送出去的儿子——接走。然而这一切我当时却浑然不知。我与很多看热闹的人一样，围在他的皇冠车前。突然，人群一下子散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从乡政府办公室里快步走出，径直走到我身边，向我伸出双手，我也很自然地向他伸出双手。一个右派，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人，一个我心目中的英雄，一个我所景仰的人，一个文学作品中常写的主角，刹那间变成一个具体实在的人，有血有肉地走到我的面前！这一切就象梦境。他把我的双手紧紧抓在他温暖的手掌里，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与激动！没有人为我们俩做介绍，而他却似乎早就知道我是谁！我们俩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然而，这很可能是我们父子俩一生中惟一的一次握手！！！

记不清双手是怎么松开的。我带着一种幸福的颠颤，自豪地对乡党委秘书张某说我刚才和某某某握了个手。没想到，我却遭到他一顿莫名其妙的训斥。他说他不过是一个臭右派，有什么好神气的！有什么好自豪的！我不知道这位张秘书现在何处，也不知道当年他那般理直气壮、铿锵有力的教训我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我不会与这个右派有什么瓜葛，但我一定要做一个像他这般荣耀的人！

记得当时我的养父曾以一种很随意的口吻问我是否愿意跟这个人走。可是他并没有告诉我我与和这个人是一种什么关系，我怎么可以不明不白跟一个陌生人走呢？真是问得莫名其妙！到80年代中期，我养父母一家的户口全部都转为城市户口了，我的户口却直到今天仍落在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淮城镇环城村九组。户口本上没有父母，户主和家庭成员只有我一个人。

那个右派走了，没有想到，我们这一别到再相见，竟然整整相隔了23年之久！

 1982年有两个军区（北京和上海）来淮安征兵，分到席桥乡来接兵的是上海军区的部队。我至今不明白当年入伍去上海究竟是天意还是有人从中作为。

当满载新兵的轮船停靠到上海十六铺码头时，我和第一次出远门的其他新兵一样，对这个陌生的城市充满好奇心。惟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对漂白粉味儿很大的自来水一点也不反感，而有些新兵第一次喝时差点吐了出来。还记得我第一次经过外滩福州路时，面对一幢旧式楼房，一种非常强烈地似曾相识感清晰地冲击着我的心……

我很快厌倦了军队生活，大量时间花在阅读文学作品上。在一次文学讲习班里，我结识了爱写诗的上海人盛国钧。盛家距我们的营房只有几分钟的路。那一年上海流行甲肝，盛国钧带我去看望他的一个刚刚病愈的朋友吴立寅。我原以为只是朋友间的普通来往，而实际上吴立寅就是我的同母大哥，也是我的堂兄（伯父的儿子）。这一切当时我被蒙在鼓里。从他们含糊其词、欲言又止的谈话中，我隐约感到某些事情与我有牵连，可又没有发现实实在在的破绽。但是自那时起，我开始怀疑自已的身世。

三年兵役期满，既然我不喜欢军队生活，只有退伍回江苏。但是在离开上海前夕，又一件奇事发生了。

我的养父来到部队，把我带到上海某电扇厂一位副厂长家。那时我只知道这位副厂长与在厦门市工作的那个席桥右派有亲戚关系。我清楚地记得，快进门时我的养父特意关照我说:“这家人因我以前曾帮助过他们，现在他们想把你留在上海。但是上海人瞧不起苏北人，你不要答应他们。”在那个年代，能有一个留在上海的机会，对于一个来自苏北的乡下人来说，纯粹是天上掉馅饼的事。进屋后，那个副厂长果然提出叫我留在上海。因有养父此前的“叮嘱”，我还是找了个借口婉拒了对方的好意。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位副厂长原来是我的三姐夫。当时屋里还有一个五六岁的男孩，是另一位姐姐的儿子，现在已经读研究生了。

过了两天，我养父又告诉我，席桥那个右派家里的另一位亲戚要见我，叫我退伍时把行李放在她家。她要我留在上海并住在她家，辅导我考大学。这一次我养父没有陪我去，至于行前养父“叮嘱”我见面时怎样称呼她，已经记不清。现在还能想起，在拥挤的四川路口那个破旧的电影院门外，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我与一位慈祥的中年女性相见。她站在路边等我，我走过去叫她一声“阿姨”。当时做梦也想不到，眼前这位上海阿姨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把我又领回了我的出生地——我的家！她带我楼上楼下看了一遍。当时中间的楼层还被外人住着。母亲住楼上，她说我的房间安排在一楼。中午，母亲按我的口味煮了一条我爱吃的鱼，那条鱼的香味我至今仍然不忘。两年多前，我请门头沟一位道士为我的身世卜卦，突然想起“我的母亲是谁”的问题，口中竟奇迹般涌起那条鱼的味道……

我的养父最终还是把我骗回了苏北。生母曾打算回故乡办高考补习班，让我到她的班上复习，再考大学，可是不知为什么乡政府没有同意。母亲把我留在上海的行李送回来的那天晚上，是我最后一次见她。如今20多年过去了，记忆中的母亲已变得模糊不清，听说她的头发从那时就渐渐全白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养父一次次阻挠我与生父母的相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绝不是因为爱我或舍不得我才这么做，更不是为我的前途考虑。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生父母一次次听任我养父的这种阻挠成功。我相信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不为我所知的至今仍存在的难以启齿的罪恶计划。早些年我隐约听到过一些有关我的“卖身契”的信息。虽然我至今没有亲见过这个契约，但我相信它一直存在着，并且至今仍然控制着我的命运。这是一张与魔鬼签订的契约！

2004年5月，我第一次与四叔家的一个堂弟——在北京工作的张霆见面。他说，似乎确有一份他们当年双方订立的如何处置我的协议。我完全被这个事实惊呆了！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竟一直以一个奴仆的身份活着，至今仍然是一个活在21世纪的现代“农奴”！父亲，你这个曾经备受政治凌辱的人，为什么在许多年之后又与这些人同流为伍？你为什么要与魔鬼订约，卖掉自己的亲生儿子？难道权力与政治永远如此让你无可奈何吗？

2004年5月，我第一次去厦门市寻找生父。虽遭遇种种周折，仍未能见上一面。半年后再赴厦门，终于见到生父，却没有第二次握手。临别时我用指尖轻轻地拍了几下他的手背，那双当年曾经那般温暖的手，此时竟然变得如此畏缩、冰冷，我明显感到我手上的热量远远超出他的手温……

离开厦门，我决定去上海见一下母亲，让记忆中母亲的形象再变得真实、清晰一些！去之前我给母亲打了电话，母亲问：“你现在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是谁了吗？”我答道：“差不多吧！我要去上海出差，准备去看看你。”母亲说：“好吧，一天24小时，任何时候都可以！”可是等我人到了上海再给母亲打电话，她却推说住在女儿家，不方便见面，回避了我……

放下电话，一首撕心裂肺的歌声在耳边唱起，那是日本电影《人性的证明》的插曲《草帽歌》：“妈妈你可曾记得，你送给我那草帽，很久以前失落了。它飘向浓雾的山岙，耶哎妈妈那顶草帽，它在何方你可知道？它就像你的心儿，我再也得不到……忽然间狂风呼啸，夺去我的草帽耶哎，高高地卷走了草帽啊，飘向那天外云霄……妈妈只有那草帽，是我珍爱的无价之宝，就像是你给我的生命，失去了找不到……”

至今为止，我最后一次与母亲通话是2005年的母亲节。拔通电话后，母亲在电话那头问：“你是谁？”我捂着电话没吱一声，直到她把电话挂断——我只想再一次听听母亲的声音！  

革委主任贾作仁    老村夫

贾作仁是造反派看中的三结合的领导干部，革委会里所有的造反派都听他指挥。群众专政一开始，贾作仁就让赵士杰当群众专政的头头，把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派）分子都关了起来。对于那些不肯老实改造的各类分子，可以当场打死。一夜之间，全公社有十四个大队的专政队各打死一名四类分子。在县武装部主持召开群众专政现场会议那天，贾作仁还把所谓的牛鬼蛇神和牛放在一起，在稀牛粪和污泥里浸泡长达一天，并在现场会上作了经验介绍。

被牛粪污泥浸泡的四类分子，很多人得了皮肤病。一名知青对这种不人道的做法十分气愤，说了几句不满的话，结果被群众专政队打折一条腿，落得终身残疾。专政队动用的刑具千奇百怪，挂在房梁上悠，针刺手指，钉子钉太阳穴，打板子，打嘴巴，是最常见的。一名女知识青年觉得群众专政做得太过分，说他们好像法西斯，便被定为现形反革命，多次遭到毒打。群众专政的头头赵士杰和贾作仁还对这名女知青进行长期强奸。

群众专政结束之后，这名女知青投书县革委会，举报赵士杰和贾作仁的兽行，而后服安眠药自杀。

举报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她十六岁那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因为不会干农活，时常想家，在劳动中说过城市孩子不应该下乡的话。群众专政一开始，她认为群众专政的做法太残酷，更不应该把四类分子和牛放在一起看管，四类分子是人不是牛。当年法西斯也不这么做，真比法西斯还坏。不经过公安和法院同意，就往死里整人，真是无法无天。群众专政负责人就说她是对抗最高指示，反对文化大革命，把她抓去毒打。她的很多头发被抓掉，脸被打得又红又肿，眼睛也肿成一条缝，被关进公社的一个仓库里。窗户很小，四周上着铁栏护。他们不给她铺盖，地上连草都没有，让她在水泥地上睡觉。她受不了，就边哭边喊。看管她的民兵给他弄了几捆稻草，一床旧被，就这样被囚禁在仓库里。

过了两天，原来看管她的人不见了，由公社专政指挥部的赵士杰看管。赵士杰假装关心她，给她送水送饭。一天晚上，赵士杰和她说，只要她和他好，就可以不批斗她。那天晚上，赵士杰像野兽一样强奸了她。从此她不再挨打了，可赵士杰经常来强奸她。她远离父母，受不了这样凌辱，不打算活了。可又觉得这样不明不白死了，让作恶多端的赵士杰逍遥法外，她个人的冤屈将永远石沉大海。她要活下来，要控告群众专政对她的迫害，还自己一个公道。

赵士杰的兽行实在让她忍无可忍，她就把情况回报给了贾作仁。贾告诉她，不许和任何人讲，这是关系个人荣誉的大事。当天贾作仁就把赵士杰调走了，再不许任何人接触这名女青年，由他本人直接监管。贾作仁告诉她，这个案子没结案之前，不能和别人讲，她要暂时在这里继续接受审查。贾作仁给他弄来两条带靠背的长椅子，合在一起给她当床。没想到贾作仁也是一个没有人性的畜牲，一天夜里他打开屋门，扒光她的衣服，按在椅子上把她强奸了。

从此以后，只要公社干部下乡，贾作仁就趁机对她进行奸污。有时一天两次，把她折腾得连坐的力气也没有了。这样受折磨的日子过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的痛苦日子里，她记下两个畜生对他施暴的日期。屋子里没有笔没有纸，她就检一根树棍，把每次施暴的日期都划在墙上。凡是墙上划有叉号，下边写上日期的，就是赵士杰对他施暴的时间。凡在墙上划V符号的就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贾作仁对她施暴的记号，每个记号下边都记录了日期。一个V符号下记着两个时间，这就是贾作仁一天两次对她暴。

贾作仁、赵士杰的胡作非为使这名女知识青年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和摧残，肉体上遭受践踏和蹂躏，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多次想自杀。 

根据这名女知青提供的举报线索，人们发现公社那间关押女知青的仓库墙上确有叉号和V符号。比如叉号下边有7，3，8，30，就意味着是七月三日八点半。

贾作仁夺权之后，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他觉得自己出身好，历史好，工作有水平，是三结合的工农干部，造反派也相信他拥护他，因而变得有恃无恐。贾作仁奸污女知青的消息传出，真有点石破天惊出人意外。经公安局对赵士杰和贾作仁突击审查，二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贾作仁脸色铁青，往日的骄横没有了，低着头走进了警车。

补白：我六十年代出生在一个早已破败的地主家庭。六岁时母亲牵着我的手去村里的小学校报名上学，那时报名上学的条件是能数一百个数，能完整写出毛主席万岁五个字。一百个数倒是背下来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却没能完整写下来。被学校拒绝了。我是开学半年后入学的。入学要带户口本，同学们相互传看着各自家庭的户口本，主要是看户口上的家庭成分。家庭成分是贫农、雇农的同学格外骄傲自豪，是中农的也挺胸昂头。我们几个地主、富农的狗崽子就惨了，先是犹犹豫豫不肯拿出户口本，而后就直接被同学抢了去。自然我们的狗崽子身份也就暴露无疑了。

暴露了家庭成分后我们几个地富后代总是受贫下中农后代的欺负，老师也坚决站在了他们一边。日子很难熬，地主富农的后代们陆续转学走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被革命的对象。读小学时我的书包经常被同学们扔出去很远，每次我都等同学们走远了再偷偷捡回散落一地的书。记得下雨天家里的玻璃窗上时常被同学摔上稀泥，有时家门口还被挖几个陷坑。我实在无法忍受地主成分给我带来的种种屈辱，在一次学校要学生带户口去上学时，我悄悄把户口上的“地主”成分改成了“工人”。此举给父亲带来了巨大麻烦，先被派出所抓去关了起来反省，后来经常被批斗。在阶级斗争还十分严峻的年代里，改成分成了父亲的一大罪状。 　  佚  名

四类分子有多少    李若建

四类分子是一个人数以千万计，实际受影响人口超过1亿人的庞大社会群体，是一个从1949年到1984年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活生生存在了35年的特殊社会阶层。

四类分子当中，人数最多的是地主、富农。这两类人的界定相对比较明确。但是由于土改从土地革命战争到20世纪50年代持续了20多年，各地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标准差异非常大，实际上也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

全国到底有多少地主富农，笔者只见两份权威数据。一是国家统计局1952年土改前的数据，该数据显示，地主占总人口4.75%，富农占4.66%，两者合计占9.41%。另一个是根据1954年23个省、自治区1.5万多户农家收支调查资料得出的数据，土改结束后地主阶级占总人口2.6%，富农阶级占5.3%，两者合计占7.9%。

中国各地土地占有情况相差比较大，一些地区土地分配比较均匀，因此地主富农也不多。以陕西省关中地区为例，地主占有的土地约为总土地量的4-5％，富农占有的土地约为10％，远远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这种地方后来被认为是土地改革不彻底，又人为制造出一大批地主富农。四清运动中硬套“地主、富农约占农村总户数8%”的框框，补定了一大批“漏网地主、富农”。四清的重点地区陕西省长安县，补定的地主、富农户数比土改时增加了1.2倍。凡补定为地主、富农的户，多余的房屋和其他财产一律没收。这些补定的地主、富农，其实绝大多数是小土地出租者、上中农，有些还是中农。

反革命分为现行反革命与历史反革命。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列举的反革命罪行如下：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进行叛变、持械聚众叛乱的主谋者、指挥者及其他罪恶重大者；间谍或资敌行为者；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以反革命为目的，策谋或执行破环、杀害行为；以反革命为目的，有挑拨、煽惑行为；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者；聚众劫狱或暴动越狱，其组织者、主谋者、积极参加者；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

1952年《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列举的是历史反革命罪：反革命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坚持反动立场之地主分子；坚持反动立场之蒋伪军政官吏；其他应予管制的反革命分子。由此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内含。

关于坏分子的界定，虽然国务院在一个文件中曾经规定坏分子指政治骗子、叛变分子、流氓分子，但是政治骗子、叛变分子可能更多是归入反革命之列，而流氓分子又是一个很难认定的标准。还有一种半官方的定义，残余反革命分子外的流氓、盗窃、纵火、凶杀、抢劫、诈骗、强奸犯以及那些严重违法乱纪和破坏公共秩序的罪犯，通称为坏分子。

有的犯罪者的家属也被当成四类分子看待。1957年福建省光泽县因为乡干部贪污，引发一场骚乱。政法部门捕判了39名“闹事”群众，判处有期徒刑6人（2人在服刑期间死亡），判处管制2人，另有1人自杀。这些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惨重损失，家属子女也受到株连，被作为四类分子看待，不分给自留地，劳动不能同工同酬，子女不能上中学、升大学，更不能参军、招工、招干（此案于1962年平反）。

许多地区对四类分子的划定相当随意，一些人莫明其妙地成为四类分子。河北省三河县1979年全县1194名四类分子中，无合法手续宣布无效的473人，占当年四类分子总数的41.17%。1959年淄博市一公社被错划为五类分子的竟超过实际五类分子人数的3倍多。被错划的多数是五类分子的家属、子弟，有的把有小偷小摸行为和爱发牢骚、讲怪话、顶撞基层干部的人划成坏分子，有的把一般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错划为反革命分子。有的地方对四类分子划分县管制、区管制、村管制，70%以上的四类分子是属于村管制。由此可见，划定四类分子的权力相当大一部分在基层干部手中。 　　

从一些地方志中公布的资料来看，当年的公安部门是有四类分子数量统计的。不过这些数据很不理想，一是只统计被管制的，没有统计那些没有被管制的，二是当年的统计是在不同年代的政治背景下做出的，数量波动很大。不同时期四类分子的数量大不相同。大跃进与文革期间的数量就比较大。
　　官方资料称，中国曾经存在过2000多万名四类分子，但是没有说明这一数据是否包括所有曾经被冤枉成四类分子的人。据统计，1977年底全国尚有地主分子279.7万人，富农分子189.5万人，合计469.2万人。由此推断，1500万以上的四类分子在1979年以前已经消失，可能是死亡，也可能是平反或者摘帽。不过从局部地区的资料来推算，曾经存在过的形形色色四类分子很可能不止2000多万。以山东省聊城地区为例，1956年有四类分子102772人，1978年被评审的四类分子只剩下14923人，1978年的人数只相当于1956年的14.52%。
　　实际上无法真正搞清楚四类分子的数量。1958-1961年间，上海、浙江、辽宁、甘肃、宁夏5个省市自治区错划四类分子1.48万人，漏划1.03万人。以此推算，全国错漏的四类分子应当有数十万人。这还是根据当年的标准发现的错漏，如果按后来的标准，错漏的数量可能更大。在文革中期的1972-1973年，福建省纠正错管四类分子5587人，占四类分子总数的4%。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错管的比例如此之高，不难推测四类分子当中有相当多是冤枉的。即使在1983年全国最后的79504名四类分子中，仍有982人被搞错。1979年3月24日，廊坊地区共有四类分子14250名，经群众评审，摘帽的有5984人，因无法律手续，宣布无效的有7247人，纠正错定、错戴帽子的有904人，继续戴帽的115人。云南省中甸县1958年全县五类分子2565人，占总人口3.99%，1959年查实后为1396人。一年之间，数量相差近一倍。
　　四类分子牵连的人数有多少更加难以估算。根据局部资料推算，数量是相当惊人的。天津市武清县原有四类分子5221人，1979年时地富家庭出身的成年子女有18942人，地富子女的子女10204人，后两种人相当于四类分子的5.58倍。云南省中甸县1979年给542名地主富农摘帽，同时把地主富农子女2079人和地主富农子女的子女1715人改变成分为社员。子辈和孙辈是地主富农人数的7倍。如果考虑到反革命分子与坏分子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是地主富农出身，这部分人的子女实际上也受到歧视牵连的话，估计受四类分子影响的人数大体上在四类分子总数的5-6倍之间。如果从中国的家庭规模在4-5人左右计算，四类分子直接影响其配偶和子女在3-4人之间，加上其孙辈人数，也可以推算受四类分子影响的人数大体上是四类分子总数的5-6倍。以有2000多万四类分子计算，受牵连的人口超过1亿，占总人口的15%。
    四类分子的构成可以从两方面讨论：一是四类分子的内部构成，也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各占多少；二是不同地区四类分子占的比重，有城乡的差别，也有不同行政区的差别。关于四类分子的内部构成比例，缺乏全国性的数据，无法准确得知。1983年全国剩余的79504名四类分子当中，地主占35.50%，富农占18.04%，反革命占20.45%，坏分子占26.00%。1983年时，四类分子中剩下的地主、富农比重可能相对低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比重会相对高一些。

笔者根据各地一些零星资料估计，四类分子的内部结构大体上是地主占35-45%，富农占30-40%，反革命占10-15%，坏分子占5-10%。这一比重有待今后国家档案资料公布才可能核实。城乡之间的四类分子构成也有所不同，农村地主富农占的比重高，城市则是反革命与坏分子占的比重高。

红、黑五类和中间类    李  氏

文革前高校中有一定数量的黑五类子女，也有数量相对多的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子女，还有中间类（教师、银行职员、中农、城市贫民等）子女。

红卫兵组织成立之初，严格审查参加者，黑五类子女不能参加任何红卫兵组织，红五类子女政治态度和表现有问题的也不能参加。支持某派红卫兵组织的黑五类子女可以在该组织认可下成立外围组织。哪个红卫兵组织接纳了黑五类子女，那就是授人以柄。中间类子女是否能参加某派红卫兵组织，主要看本人的态度和人缘，有的教师子女也能成为基层红卫兵组织首领并被结合进革委会。

文革中除了造反派、革命派、保皇派、保守派之外，还有逍遥派。逍遥派起初是指所有群众组织都不参而游离在运动之外的人。他们一般不会受到打击迫害，但会受到冲击。有时他们需要对某事表态，表态不合人意就可能被批评教育，但一般不会被武斗。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逍遥派变为对文革运动不再如初期那样关注和积极参与的所有人的统称。
　　不少黑五类子女和中间类子女始终都自觉不做或不得不做逍遥派，因而他们直接因文革出事的也相对较少。绝大多数红五类子女文革之初都要义不容辞地站在斗争第一线（并非全都出自本心)，所以付出最大代价的还是他们。
　　每个红卫兵组织都有自己的作战部，有作战部部长及常备的总部武装保卫人员等少量武装骨干。这些人必要时是直接上“战场”的。黑五类子女绝对不能直接上武斗战场，否则，就要出阶级报复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大多数武斗战场上双方阵亡者都不会是黑五类子女。
　　文革前，无论哪一类子弟，家中条件差的都能享受助学金。文革之初工作组进校，一个身为团支部书记的革命干部子弟率先造班级辅导员老师的反。该老师被关进牛棚后，这位干部子弟贴出大字报，勒令本班黑五类子女不得与红五类子女享受同样的经济补助，不多久却传来他本人的家长就是走资派，已被关进牛棚的消息。

文革中一度时兴改掉自己带有四旧色彩的名字，校园里常见“改名声明”的大字报：今郑重声明，将本人带有某某色彩的名字“某某贵”改为“某卫东”，“某某富”改为“某卫彪”，诸如此类。一位本不姓毛的黑五类同学，郑重申明自己改名毛为民，结果招来一阵痛骂，说你黑五类子女怎配与伟大领袖同姓，不许改姓。这位黑五类也挺有骨气，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写大字报全用毛为民署名。他的大字报紧跟形势，没什么大错，反对他改姓的红五类气得跳脚，可也拿他没办法（只是常在他的署名下加批注泄愤）。不过，这些改名的同学，到分配工作时还都是用父母亲所赐的名字，“毛为民”同学也一样。
　　在我校，有红五类子女代表无产阶级来专红五类子女政的，也有黑五类子女代表无产阶级来专红五类子女政的，还有黑五类子女代表无产阶级来专黑五类子女政的。这种群众专政时间都不算很长。疾风暴雨之后，我们班上黑五类、红五类和中间类同学们都还是相安无事，而且还增加了几分客气。所以，至少在我们那里，不能说文革中红五类子女都怎样怎样造孽，黑五类子女又都如何如何遭殃。除了有名的学生领袖和直接的杀人凶手，那些有各种问题的绝大多数学生后来并未受到刑事惩处，而是做过思想检查后各奔前程。在武斗中十足展现个人人性恶的个别学生，如将彭德怀揪到学校坐车游街示众，打老人耳光，又用脚将其从卡车上踹下来，致使老人摔倒在地的某红五类同学，此后是很难再融入自己的同学群体中了，也羞于再回母校。

被遗忘的族群    林贤治

几年前，我曾问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一位青年教师：“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瞠乎不知所答。从那时候起，我便起意要做一部关于这类子女的书，让人们记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样一个庞大并被遗忘的族群，借以了解一个已然逝去或正在逝去的时代。

从1949年起，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积累了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这些人各有名目，后来不知是哪一位天才发明了黑五类一词，简明易记，又富含阶级感情色彩，于是，人们也就乐于使用。至1979年，宣告阶级不复存在，这时黑五类已经繁衍了好几代人了。我未曾见过有关全国黑五类子女的统计数字，但推算起来是庞大惊人的。作为一个偶合群体，他们并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三十年间一直处在一种自我封闭、互相隔离的状态。今天看来，其实只是一个“记忆共同体”而已。惟有记忆存在，共同体才有可能存在，虽然是虚幻的存在；但当记忆丧失，整个群体就将长此消亡。名为群体，实不见群体的存在，这种状况，大约只有物理学中“蒸发”一词差堪比拟。

在漫长的三十年间，黑五类子女一开始就不得不进入一个对他们来说充满歧视和不公的世界。他们是在不断认识自己的身份的危险性，从而不断地放弃自己和防备他人中成长的。他们必须承认现存的秩序，学习与这个秩序和平共处，学会顺从。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内心过程，都是一个粗暴的摧毁性过程。文革结束以后情况如何呢？受歧视的生活是一种不可逆的、最终有效的、贯穿一生的生活。只要被侮辱被损害的创痛楔子般进入生活，就进入了内心。虽然种种大事件或小事情都已成为过去，痕迹无存，甚至连记忆也变得一片空无，然而，那些曾经发生的带有情绪创伤的体验早已成为生命的有机部分，成为他们的天性，成为永恒。

在我所认识的众多这类子女中，除了极少数较为开朗豁达，愿意跟人们交谈来往，大多数则形成内倾性格，自卑、畏葸、被动，沉默寡言，离群索居。他们敏感于周围细小的变化，对世上的人们，包括自己在内，多抱一种不信任感。明显地，有一种宿命的悲观色彩笼罩其间。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的小说《无命运的人》写到集中营世界的幸存者柯韦什的内心感受时，有这样一段话：“新的生活——我认为——只有在我重新诞生或是我的大脑出了问题、患了病时才有可能开始，……我们决不可能开始新的生活，我们永远只能继续把旧的生活过下去。”读罢除了感叹唏嘘，实在无话可说！

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说与这么多带着他们的屈辱和创伤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黑五类子女没有关联。即使我们不曾直接向他们施以暴力和凌侮，那么，我们有没有阻止过加害于他们的事情？有没有拒绝过他们在旷野中的呼告？如果没有，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像以往一贯的那样心安理得而不感到羞耻吗？

如何处理历史留给我们的这份精神遗产，成了时代的考验。

如果说我们需要历史的话，就因为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影像中重新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历史首先意味着还原真实。但是，清除了个人记忆，惟以制度文物和公共事件构成的历史肯定是残缺不全的，不真实的。鲁迅所以说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就因为史官单一地从帝王的视点出发，忽略了更广大的人群，尤其忽略他们的精神状况。在我们的历史读物当中，应当有更多的传记、自传、回忆录，更多的个人关系史、迁流史、生活史、心态史，等等。必须有私人性、精神性的内容对历史的补充。惟有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创伤记忆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并且形成对于人道主义、社会公正的普遍的诉求，包括文革在内的民族苦难的历史才能转化成为有意义的历史。

刚刚逝世的波兰裔诗人米沃什曾经援引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描绘的图景：地球上一个叫作“白天之子”的部族，他们无忧无虑、没有记忆，当然也就没有历史；结果，在遭到地下洞穴中的居民、食人肉的“黑夜之子”时，完全失去抵抗。失去记忆的族群，注定要受到时间的惩罚。可是，在黑五类子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生活中被抹去以后，我并不曾看到遗下的关于它的存在的记忆。

历史不可能为沉默的人们作证。说，还是不说？于是成了问题。
　　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我注意到，无论是纳粹的子女，还是犹太人中的幸存者，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努力说出事实真相，一种则始终保持沉默。其实，这两种态度在黑五类子女中同样存在。不同的民族历史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不过，那种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对于不同国度的青少年来说倒是颇为相似的。

为了履行内心的承诺，去年春节，我曾特意带上一部小录音机，打算借回乡的机会，采访村里熟识的地富子女。头一个被访者是一个曾经改嫁的农妇，她因为害怕留下自己的声音，要求把小匣子撤掉，然后诉说她的故事。意外的碰壁，使工作的热情颇受影响，加上别的事情的压迫，计划便搁置了起来，直到年前，才使我在一种追悔的心情中重下了组织书稿的决心。

经过大半年时间，星散于全国各地的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作者，断断续续地，总算把他们的声音汇聚到这里了。欣慰之余，顿然生出一种焦虑——对此，世上可有愿意倾听的人？ 

补白：对于不少黑五类子女来说，与家庭脱离关系是当年摆脱政治歧视的唯一途径。这种行为造成的伤害，多年之后渐渐露出血痕。著名文学批评家孙郁曾说道：“我不愿意回忆那一段历史，还有着悔愧感在起作用。说出来是一种折磨。我三岁的时候，父亲因反革命罪被发配到农场。为了划清阶级界限，我改了姓名。我还记得老师宣布我更名的情形，那一刻，我好像一下子解放了。”

知青与书记    木华榭

高大同是我和李木鸡的同学。他虽然和我们一起来农村，却并不算插队。他算回原籍，即通过自己联系，回原籍农村。高大同的原籍就是我们插队的这个村庄。我们面对的是一些素昧平生的农民，而高大同却是回到自己的亲人中间。他几乎与全村的人都沾亲带故。
　　那时村里要经常开黑五类的批斗会，但黑五类与贫下中农多年通婚杂交，血缘关系盘根错节，很难划清界限。因此每开批斗会，村里谁也不愿去得罪人，上台押黑五类的事就全推给我们知青。当时押黑五类有一定之规，要用喷气式，因此被批斗也叫坐飞机。

我们知青也有自己的顾虑。比如柳大瞎子，据说很会占卜测字，号称柳半仙，他的成分虽是坏分子，却与大队柳书记是亲叔伯兄弟。尽管柳书记嘴上说对柳大瞎子这种宣扬封建迷信的人决不能手软，可从他的眼神里还是可以看出一些亲情。柳书记手上握有我们选调的生杀大权，当然得罪不得。因此，我们每次上台只是做做样子，并不真用力去撅柳大瞎子。然而李木鸡的态度却极为认真，有一次在台上他竟然险些将柳大瞎子的胳膊撅断，疼得柳大瞎子当场昏死过去。没想到平时沉默寡言的李木鸡出手会如此狠毒。李木鸡的英勇表现立刻受到公社领导的表扬，但柳书记的脸色却很难看。

批斗会之后，高大同冲李木鸡大发其火：“你以为发一杆枪你就是基干民兵了吗？那不过是让你临时背一背！”我知道，高大同发火是做给柳书记看的。高大同对柳书记和柳大瞎子的亲缘关系更清楚：柳书记与柳大瞎子两人的父亲不仅是同胞兄弟，他们的母亲还是同胞姐妹。也就是说，书记和瞎子二人不仅是亲叔伯兄弟，还是亲姨表兄弟。

这时柳书记走过来，笑笑，问李木鸡：“听说，你想上大学？”李木鸡没有说话，但眼球微微动了一下。柳书记说：“我听说了，你偷偷跑去公社问过。”柳书记微微一笑，又朝周围的人看一眼说：“你这个愿望当然很好，当大学生嘛，学习科学知识嘛。”然后又点点头：“但我告诉你，你就是再使劲表现也没用，就是全世界的知青都死光了，也轮不到你。”最后柳书记心平气和地说：“你就在这里扎根吧。”

李木鸡看着柳书记，忽然眨眨眼。柳书记又故作和蔼地一笑：“你不用眨眼，眨眼也没用。”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李木鸡眨眼似乎另有含义。

我至今仍然没搞清楚李木鸡跟柳大丫是否真有关系。柳大丫是柳书记的独生女儿，一个俊俏泼辣的农村女孩儿。那时村里的女孩儿下田都爱跟知青在一起。尤其李木鸡，他越是沉默寡言，反而越招女孩儿喜欢。

当时已是晚夏，正值除草季节。除草要两人一组，一般是一男一女搭配，男的在田里除草，女的用箩筐背出去。那段时间，每到分派农活，我就发现柳大丫总是先向李木鸡挤一挤眼，轻轻说一声“斩草”，然后，两人就一起钻进玉米地的深处。

柳大丫为什么不像当地人一样说除草，而偏偏说成是斩草？我曾和高大同一起琢磨过这个事。可以肯定，这个说法一定是她从李木鸡那里学来的。也就是说，在李木鸡与柳大丫之间，应该有着某种只有他两人知道的默契。

柳大丫出事是在那年的秋后。事后据村里有经验的妇女议论，柳大丫的妊娠反应之所以不明显，很可能是她身体强壮的缘故。总之，直到她的肚子开始显山露水，才引起柳书记的注意。柳书记极为生气，甚至怒不可遏，可仍然只是不动声色地展开调查。柳书记从高大同那里得知“斩草”的疑点时，极感意外。

他简直无法相信这件事竟然会牵扯到李木鸡，再想又觉得确实不是没有可能。李木鸡眉目清秀，戴一副眼镜，白静斯文。柳书记知道，这样的年轻人正是自己女儿喜欢的。如此一来，柳书记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了。

柳书记的心里很清楚女儿的性格。如果去直接问她肚子究竟是谁搞大的，女儿一定誓死不肯说出来。但作为一个大队书记，自己女儿的肚子被人家搞大了竟还找不到罪魁祸首，面子又实在说不过去。于是高大同不失时机地为柳书记献了一计。这时高大同已被推荐去上大学，刚通过政审，正在填写各种表格。 

一天晚上，柳书记把李木鸡叫到自己家里说：“有一些话要问柳大瞎子，你去把他带到我这里。”然后又特意叮嘱：“这件事，不要让村里任何人知道。” 　　  

关于柳大瞎子占卜测字，村里有很多传闻。据说曾经有一次，生产队里的猪倌突然丢了一头小猪。柳大瞎子就让这猪倌写一个字。猪倌不会写字，只在地上画一个圈，又在中间点了一个点。柳大瞎子一看就笑了，说：“不用找了，这头猪已经被你吃掉了。”猪倌愣了愣，当然不肯承认。柳大瞎子说：“你画的这是一口锅，那锅里还煮着肉呢。”猪倌挺一挺脖子，说你怎么就认定这是一口锅？柳大瞎子说：“即使不是一口锅，也是一张嘴，那肉在你嘴里叼着还没咽呢。”

猪倌仍然不服气。柳大瞎子又笑一笑说：“你也不用不服气，就算不是锅，也不是嘴，至少应该是一个屁眼儿。你吃的猪肉已经变成屎，眼看就要屙出来咧。”

猪倌一听这才无言以对。事后在这猪倌家的房后，果然挖出一堆猪毛，中间还裹着白花花的骨头。

李木鸡将柳大瞎子带来，柳书记沉着脸说：“今天迷信不迷信就不讲了，为什么叫你来，我也不想细说，只让你测两个字。”柳大瞎子没说话，只是点点头。
　　柳书记就在一张纸上写了“因”和“青”两个字。这两个字是高大同事先告诉柳书记的，仅从字面看就有些暗示的意味。柳大瞎子并不动声色，只是微微想了一下就摇摇头说：“这青字可不好，它是清字缺水，静字缺争，你家是不清不静——大概是遇上了烦心的事。”
　　柳书记一愣，连忙说：“你具体说。”柳大瞎子却摇摇头，又摇了摇头。柳书记看看他，问怎么回事。柳大瞎子叹口气说：“不敢说。”柳书记说没关系，你只管说。柳大瞎子这才又小心翼翼地说：“再看这个青字，上边是生少一撇，下边是育有一月。这就是说，家里应该是谁有了身孕，恐怕就要生育了。”

算到这一步，就算已经挑明了。柳书记的女人已将近六十，要生育也只能是独生女儿柳大丫。柳书记的脸色立刻难看下来，看着柳大瞎子说：“你接着算。”柳大瞎子看看柳书记：“算谁？”柳书记说：“你应该知道。”柳大瞎子瞥一眼身边的李木鸡，“嗯”了两声。柳书记摆一摆手说：“你只管说。”
　　柳大瞎子这才又指了指那张纸上的字，说：“其实不用算，只要看一看这个因字也就清楚了。外边的方框是一间屋，里面的大字是一和人。如此看来，应该是这屋里的一个人啊，可这屋里不是我，自然也不是你，那还能是谁呢？”
　　柳书记慢慢歪过头，很认真地看看李木鸡。李木鸡似乎没听见，仍然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我一直不相信柳书记会真的相信柳大瞎子的这些话。

没过多久，高大同突然接到公社通知，说是他上大学的档案被上面退了回来。公社考虑到他在村里一向表现很好，就安排他去一座煤矿。公社领导告诉他，那是一座很大的煤矿，连绵起伏几百里都是矿山。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将高大同取而代之的竟是李木鸡。据说村里将李木鸡的材料报去公社时，还特意附了一份以全村贫下中农名义写的鉴定信，信上说：李木鸡同志在村里一贯表现突出，各方面素质也很好，经贫下中农研究，一致认为应该送去上大学。当时正提倡“成份论，不唯成份论”，强调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个人所走的道路可以选择。因此，李木鸡就作为一个特殊的典型，被批准去上了大学。

爷爷的身份    潘石屹

父亲很严肃地找我谈了两次话了，是关于我们家族的事。因我写的所有文章中，只要提到我的出身，都说我是从西北黄土高坡贫苦农村家庭走出来的，父亲说这与事实不符。但我每次找个话题就岔开了。昨天，父亲让本家的叔叔写来一封信，好让我正本清源。

我没有见过爷爷，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去世了，我六十年代才出生。但爷爷在家里的影响很大，奶奶、爸爸、叔叔和姑姑常提起他来。

我上小学之后，就很少提起爷爷，也很少对外人讲爷爷的事。走出黄土高坡后，就更少提起他了。但我心里永远有一个解不开的结。

记得刚上小学时，班上同学打我，说我爷爷是国民党军官，解放后被共产党拉到渭河滩里枪毙了。我很委屈，跑回家问奶奶。奶奶告诉我，爷爷不是被枪毙的，是病死的。但我去学校争辩没有任何用，班上同学都认定我爷爷是被枪毙的，老师也不同情我。

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我在一位同学（也是我好朋友）面前炫耀说，我爷爷是国民党的军官，他去过外面许多城市。这位同学把我的话告诉了老师。老师在班上开我的批斗会，一连开了好几天，还让同学们往我脸上吐口水，女同学吐的是口水，男同学把鼻涕擦到我的脸上。我的脸像痰盂一样有泪水、有鼻涕、有口水。开完批斗会，我就在小河边上把脸洗干净回家。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家人。

四年级时，我们学校里抓出了3个反革命的小学生，整天在他们的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开批斗会。我大伯也从村上被带到小学里批斗，批斗我大伯的理由也是因为我爷爷。爷爷留下了许多照片和黄埔军校的通信录，大伯偷偷把它们藏在我们邻村华南埠的一户贫下中农家里，结果被他家的女婿揭发了。这个女婿把照片和通信录都交给了公社，而我大伯因藏“变天账”整天被批斗。当时大伯一直没有承认是他藏的，说是爷爷藏的。其实据我了解，大伯确实有藏点文物家谱的习惯。

在老师和同学们批斗的发言中，我同时也知道了我爷爷和我们家族的一些事。 

我爷爷的另一个儿子也是一名国民党军官，与日本人打仗时，在山西中条山阵亡，没有找到尸首。爷爷在纸上写下他的姓名和生辰，然后把这张纸埋在了老家的坟地。其实这座坟是空坟。 

因为有这些经历，我很少提到爷爷。记得我的第一位女朋友曾问过我：“你爷爷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没有见过，据说在国民党的军队混过几年饭吃。”

我爷爷的名字叫潘尔燊，字乐伯。燊字很难认，一般人读不出。但爷爷告诉爸爸说，他刚到黄埔军校时，蒋介石点名，燊字读对了。

本家叔叔的来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潘石屹没有见过他的祖父，可能只有理性的了解，缺乏感性的体认。乐伯先生当年是东泉高小与胡文斗齐名的高材生，又有北京高等警官大学和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双料学历。他为人忠厚，淡泊名利。1953年经邓宝珊提名与我父亲一同列入爱国民主人士的行列，纳入统战对象。然，天不假年，他却过早地逝世了。应提醒潘石屹，要讲自己是爱国民主人士的家世，是将门之后。强调自己出生地和家庭的贫穷是可以的，但不要忘了自己是从有文化素养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马上就到清明节了，我们怀念那些故去的亲人们。感谢亲人们在护佑着我们大家。 

纪念父亲齐尊周    齐家贞

1998年3月23日上午，父亲齐尊周在洛杉矶长堤自己的旅馆里与世长辞，享年86岁。 

父亲86岁生日时，信心十足地向我们拍胸膛：“别担心，30年内死不了。”对此，我们毫不怀疑。好像上帝给他打了包票，否则他怎么会看上去才60出头？

显然，这一次，父亲没有遵从他一辈子身体力行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做人准则。

父亲正在等待女儿家贞从澳洲到美国陪他回中国重庆。家贞赶到，他却先走了。走时，5个儿女没有一个在他身旁。

他准备好的大箱子，里面装的东西和他14年前出国时带的大同小异：换洗衣物，日常用品，还有一把掉了5根齿的发黄的塑料梳子，那是1946年他从美国回上海时带给妈妈的礼物。不同的是，现在的箱子里多了一个大纸包，那是父亲在六四期间和之后，陆续捐给民运团体和个人的寄款单、收据等，其中有200美元是寄给林希翎的，她在美国出车祸住院。

大概所有的收款人都不会想到，给他们捐款的竟是一个80上下的老人，出国时已经72岁，囊中羞涩，一穷二白。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个什么人？他度过了怎样的一生呢？

父亲生于1912年11月，海南岛文昌县人，12岁背井离乡只身去上海求学。13岁父母双亡，单枪匹马闯天下。高中毕业后，进入杭江（西）铁路工作，追随德高望重的铁路界老前辈谢文龙先生，决心以铁路运输为自己的终生事业。

父亲以充沛的精力，吃苦耐劳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廉洁奉公大公无私的品德，以及勤奋好学顽强进取的精神，在短短10年里，从月薪30元的实习生、列车员，晋升为月薪460元的专员兼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出生入死，到最危险的地方为抗日出力。特别是保山抢料，他临危请命，冒死去保山抢运抗日物资。其时也，所有车辆均从保山往外奔逃，唯独父亲的那辆卡车风驰电掣由内地朝保山飞奔。他带领的部下员工在枪林弹雨中胜利完成了抢运任务，因功勋卓著受交通部通电嘉奖，获奖金一万元。

1945年5月，中国为培养战后建设人才，由美国“租借法案”拨款，考试选拔各部门优秀人才赴美深造。仅高中毕业的父亲，以出类拔萃的成绩榜上有名，实现了他去美国求学深造的梦想。踏上美国土地，父亲代表500名实习生用英文作了词情并茂的演讲。一年实习结束，他成为美国铁路高级管理人员协会会员。这是一个世界性学术团体，中国只有两名会员。父亲怀着把自己的国家也建设得像美国一样繁荣富强的赤子之心学成归国。

回国后，父亲曾任首都南京市公共汽车管理处、南京市铁路管理处处长兼首都公共汽车总经理等职务。上任伊始，他大刀阔斧清除积弊，整治贪污，修订规章制度，梳理当时国共内战混乱不堪的交通秩序。他身先士卒吃苦在前，为所有职工安排了住宿，自己则睡办公室的行军床，家属从上海搬去南京后住在玄武湖庙里。父亲在当时贪污腐化的污泥浊水里洁身自好，保持住自身的一片干净，受到全体员工真诚的爱戴与拥护。

父亲春风得意青云直上，曾受邀去总统府参加蒋介石总统宣誓典礼，与蒋总统面对面三鞠躬，是铁路界最有希望的少壮派。他的理想是当中国铁道部部长。

1949年2月，父亲放弃谢文龙先生提供的去广州住洋房配小车发港币待遇优厚的职位，接受重庆铁路局邓益光局长之邀去重庆就任运输处处长。

1949年11月，父亲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去台湾升官、去香港、新加坡做生意发财的邀请，坚留大陆。他对共产党宣传的“八项诺言”深信不疑，他被“量才录用”的许诺深深吸引，他对国民党贪污腐化深恶痛绝，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满怀希望。父亲要为生他养他的土地奉献自己的一腔热血和一技之长。

共党建政后，父亲曾任西南铁路局运输科长兼重庆大学铁道运输系正教授。两件事上，他触犯了上司。一件，他当众站起来反驳驻铁路局的军代表：“你讲的（国民党的官吏没有一个不贪污的）不是事实，我齐尊周就一分钱没有贪污过！”另一件，所有铁路局官员，就父亲一个人拒绝领公费发的呢制服。他说国家百废待举，这是在集体贪污。

1951年1月的一个清晨，父亲去上班之后再也没有回家。在被铁路局软禁1年零7个月之后，1952年8月他被开除，未经审理宣判，直接送到二塘公益砖瓦厂劳动改造。之后，他一直在就业队、集改队里开山放炮、修铁路公路、建桥梁隧道等。

1961年9月，父亲被公安局逮捕，从头肿到脚无法站立的他爬着去受审。尽管对女儿齐家贞“反革命叛国集团”一无所知，仍被裁定为幕后指挥教唆犯，判刑15年。

父亲“解放”前顺利通过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两个人生大关，现在，他要在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器四川省第二监狱里，闯过威武不能屈第三关。
    高级知识分子齐尊周的第三关闯得很出色。他的思想不接受改造，从不写字，只在每年年终借笔在半张草纸上写个人总结。他拒不“靠拢政府”，只有一次，请求政府释放他年轻的女儿，剩下的刑期由他来坐满。他赢得了全监皆知的反改造美名——花岗石脑袋。

在监狱的13年里，父亲每天洗冷水澡，寒冬腊月从不间断。他利用一切时间锻炼身体。清晨，围着球场发疯地跑步。中午，哪怕是酷暑炎夏别人在休息，他赤脚在滚烫的场坝上奔跑，脚底烫出一层厚茧。50岁出头的他同二三十岁的青年人打篮球，重重的摔下去，蹦起来再追打。狱吏说，看看齐尊周，他在想什么，他是在同无产阶级专政斗争到底。

齐尊周要把身体练成铁，把意志铸成钢，他要跟迫害者比命长，要活下去伸冤。

1974年11月，释放留队已63岁的父亲从省二监请假回家。跨进家门，床上没有“病中”的孩子们的母亲，墙上挂着黑镜框的照片，父亲恍悟，他的爱妻已经不在人间。母亲患胃癌，逝世两年了。父亲老泪纵横：“妈咪，你不守信用，说好的你比我坚强，让我先走！”

过去，飞机轮船请不动的齐尊周，现在，正千方百计寻找出国门路。

1984年秋，父亲去了巴黎。次年春，他踏上美利坚的国土，参加美国铁路高级管理人员协会年会。大会上，他用闲置了36年的英文作了3分钟发言，然后，当了美国黑民。

出国前，父亲对送他去广州的大儿子兴国说：“等着吧，你的爸爸72岁第二次出国打天下。”他真的打出了一片天下。父亲染发冒充50岁找工，体力活累得尿血，额头被黑人用棍棒打裂口，肋骨被撞断两根……用名副其实的血汗钱，他帮助了一批亲人包括女儿齐家贞先后出国定居。

1992年4月，80岁的父亲买了旅馆。有了自己的产业，他才可以为所有子女儿孙出国搞经济担保。一位移民局官员在父亲的定居面试时说：“80岁了还有勇气买生意做，我为能见到你这样的人深感荣幸。”

父亲一生中以他无与伦比的勇气、智慧和超凡的毅力决心，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不胜枚举的奇迹。这一次，奇迹没有出现，疯狂的癌细胞从胃部转移到肝脏，经过一年顽强殊死的搏斗，父亲终于倒下。
    1949年“解放”后飞来横祸，监狱、准监狱里度过了23年，父亲身心长期横遭摧残。1984年出国前，他甚至没有真正吃过一餐饱饭。在他72到86岁生命的最后14年里，为了后代的出路，父亲超负荷运转，不顾一切地燃烧消耗着自己的健康与生命。上帝即使给了他双倍的燃料，他已经用到灯尽油干；上帝即使给了他双倍的寿延，他已经提前支取使用！

父亲啊，你走得太年轻，除去被糟蹋掉的50个春秋，你是才37岁的年轻人！父亲啊，你走得太委屈，你是一只高飞的雄鹰，突然被折断翅膀，鸡一样屈辱地苟且偷生！父亲啊，你走得太匆忙，还有那么多想要做的事来不及开始，哪有空闲来面对死亡！父亲啊，你走得太不是时候，正当苦尽甘来，打算回国接受中医治疗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你却撒手西去！

但是，父亲，你死得那么平和安详，像在无忧无虑地静睡，因为你死得无愧。你无愧于那块赐予你生命的土地，你无愧于培养你一片忠诚的同胞，你无愧于你身边所有的人——你的妻子、儿女、你的亲朋好友，以及那些你捐赠给他们总数近万美元的那些你根本不认识的人们。你对别人慷慨解囊，却单单不这样对待你自己；你一生中只亏待了一个人，那就是你自己。你掏出你滚烫透亮的心，泼洒你沸腾殷红的血，都是为的别人。你的不同凡响之处，天地昭然，人神共知。你用你的血肉和生命实现了自己的信仰：人生的意义是给予。

一个伤痕累累，但是不屈不挠的灵魂升天了。我们怀着无尽的哀痛、无穷的思念向父亲告别，向一位不可多得的奇人，一位光芒耀眼的悲剧英雄，一只折断了翅膀的雄鹰告别！

父亲，安息！
   

补白：父母曾给我讲述家乡的一例真事。那时镇上有一位文学青年，眼看民众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就给毛泽东写信，其中有一句“两股巾巾搂着毬”，意思是裤子烂得连生殖器官都快遮不住了。这封信还没到毛手里，市里的干部就查到镇上。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永川十二中的操场，当着几万人的面，革命者对该青年进行吼斗。此人吓得魂飞魄丧，后来被连开数枪，脑浆迸溅。这还没完，革命者们拉着这个青年的尸体，在操场绕了几圈，再叫人民群众纷纷上去踩尸体，以表革命之志。                杨银波

淮安席桥记事    秦九凤

1966年文革爆发时，农村最早的响应行动是除四旧。笔者当年25岁，也参加过一次除四旧行动。在大队党团支部联席会议上，共青团支部书记颜庆洲发言说：“人家外地到处都在扫除四旧，搞得轰轰烈烈，难道我们大队就没有四旧？我们为什么不去除？我们还要不要紧跟毛主席闹革命？”他这么一说，立即有人掏出《毛主席语录》，念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于是会上20几个青年人一哄而起，会也不开了，就去除四旧。

走出大队部没多远，有人问：“我们到哪家去除？”七嘴八舌一番议论，有人说，五队程鹤松家有海外关系，他家肯定会有四旧。于是20几个人到程家翻箱倒柜，把人家旧时用的捎马子、锡烫壶、铜火炉、小脚女人穿的钉鞋等统统翻了出来，特别是程家每年端午节都拿出来供奉的判官老爷画像（当地人称“老判”）和放在寿材里的两个不倒翁等也搜走了。

在回大队部的路上，老判被放在四岔路口地上，几个男青年一边喊着“你们几个女的脸掉过去”，一边扯下裤子就往老判脸上撒尿，嘴里还说着“给您洗洗脸，送您上西天”。那几件值钱的铜锡器，作为废铜烂锡卖给了供销社的收购站，并当场从供销社门市部买了一套锣鼓，交大队文艺宣传队使用。     

文革一开始，我还是真心拥护的，后来造反派们打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大幅标语，作为祖辈种田出身的我这时才在心底悄悄产生动摇。1967年春节前借一次送信的机会，我到程家向程家二位老人认错、道歉。程家二老十分通情达理，原谅了我。几十年过去了，我仍对自己跟别人一起去程家抄家感到痛悔（虽然我不是主谋）。程家二位老人已去世几十年了，我还感到对不起人家。那也是我在文革中唯一做错的事。他们的墓和我哥哥的墓在一起，每当我踯躅到他们的墓前，心中愧悔之意便油然而生。回顾以往，只能说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淮安县席桥镇秦庄村社员陈友成是个老实巴交的种田人。因家穷，前半生未娶上老婆，40多岁了才与一寡妇同居生活。他不识字，辈分也不高，50多岁了，人们见他还是叫他小名“小成儿”。与人谈话中，他也常以“成儿”自称。

1968年是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深挖阶级敌人”最厉害的一年，挖出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坏分子比比皆是，一时人心惶惶。

1945年淮安从日伪手中解放之后，成立了共产党苏皖边区政府，进行土地改革。1946年9月，国民党军队又打回苏皖边区，勒令在边区政府当过一官半职的人统统要到国民党区公所集结自首。陈友成在边区民主政权期间曾做过几个月的农民互助组组长，也被要求去自首，否则就得去坐大牢。农民互助组本是由政府基层干部组织起来的农民互助组织，比如有牛的帮没有牛的，有劳动力的帮没劳动力的，还可以以人工换牛工，互相取长补短，根本不是政治组织。但是保长告诉他，自首就是拿一石五斗（约合75公斤）粮食到区公所画个押，然后就没事了。实际上这是国民党基层政权的一次刮地皮行为。陈友成是一个穷人，既怕事，又拿不出一石五斗粮，托了熟人，用小毛驴驮五斗玉米到国民党淮安县十一区区公所所在地（蒋家大楼），交了粮食，捺了手印，算是自首了。   

1948年，共产党再次解放淮安，此后的几次肃反、镇反都没有牵扯到陈友成。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陈友成自首一事竟在档案中被发现。那天下午，生产队布置在萝卜地里拔草，做到3点多钟工休时，陈友成一边闷头吸旱烟，一边悄悄对身边的人说：“成儿一辈子没丢过人，这回不得了了。”别人不知底细，就说他：“你怕什么？你又没做过坏事。”“你没干过国民党，也没干过共产党，投敌自首更靠不上边！”不说还可，一说他更加胆战心惊，乘人不备，悄然回家。

工休结束之后，记工员发现陈友成不在，便大声呼喊，可是左喊不应，右喊还不应。他家就在萝卜田边，记工员就去他家找，发现他已上吊自杀。有人忙跑到大队部报告。当时我正在大队部办公室，立即用大队的手摇电话通知席桥医院，请派医生抢救。随后我骑车赶到现场，一摸陈友成，身体仍然温热。上吊的现场，那拴绳子的横梁只及我的肩头高。陈友成个子虽比我小一些，但那个高度也无法使他悬空致死。他完全是仓皇之间寻死，自己收缩自己的身体让自己气绝身亡的。这一年他56岁。

刘从明医生赶来用听诊器一听，心跳已无，陈友成的脸色也完全变了。后来我常想，如果农民中有人会一点急救的技巧，或许还能把他抢救过来呢！

有一年春节，几个生产队的男劳力集中到一起搞水利，五队的张洪枢也拖着一把铁锹随着人流来劳动。张出身地主家庭，1949年在上海读高中时随解放军南下服务团到厦门，先后任厦门市共青团市委秘书、市工业局代理局长等职， 1957年因在整风会上提意见被错划右派，遣回原籍监督劳动。文革期间极左盛行，作为右派分子的张洪枢自然更是低人一等。  

那些革命小将们看见张洪枢就纷纷议论：“戴着眼镜挑河工，净出洋相！”“可不是，贫下中农哪个戴眼镜？”“狗改不了吃屎！”“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是右派分子！”小将们越说越来气，有一位竟停下手中的活，一个箭步跨到张洪枢面前，以命令的口气说：“把眼镜拿下来！你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张洪枢稍一迟延，小将一棍子把眼镜敲了下来，险些把张的眼睛打瞎。

张洪枢的二哥叫张洪涛，戴有反革命的帽子。1975年底，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后，上边给我们大队派来了学大寨工作组。工作组权力很大，稍不如意就可以把某个干部挂起来甚至撤职。工作组负责人在公社三级干部会上公开讲：“我们来领导你们学大寨，没带钱来，也没带农药和化肥来，只有逮捕几个人方便些！”真是无法无天。果不其然，笔者仅因向工作组提出“请你们多搞些调查研究，然后再发言”的建议，就被指为矛头胆敢对准工作组，勒令我交出大队公章，被挂到一边。

转眼就到了1976年春天。工作组从外地搞来一头良种约克夏母猪，给我们大队的第五生产队。饲养不多久，这头母猪发情了。生产队长派两个贫农社员和反革命分子张洪涛赶母猪到附近的淮安原种场配种。那头母猪有五六百斤重，力气很大，加之发情，根本不听人使唤。3个人无法赶它走，于是经生产队长陈友高同意，由五六个壮汉将母猪捆起来，抬上平板车，3人轮流拉车去配种。

到了配种处时，老母猪不知是因为捆绑难受，还是因为见到种猪使性子，两条前腿绳子还未解开就拼命挣扎，结果从车上重重摔到地上。由于它在离圈时吃得太饱，加之身体太重，结果肠子被摔断，外部虽没伤，可是经不住体内流血，不一会就死了。

这下祸闯大了。工作组的刘队长断言：“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一新动向的矛头是直接对着学大寨工作组的，也就是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个阶级敌人就是张洪涛。赶快搞一下材料，把他抓起来！”

能搞专案材料的人不多，于是我这个被挂起来的干部就又用上了。他们让我和大队团支部书记居正兴调查张洪涛的反革命罪行。经过两个多星期的调查，做了十几份笔录，我发现这头老母猪从出圈直到摔死，张洪涛没碰它一指头，怎么也不能说这头老母猪是张洪涛有意弄死的。

我和居正兴如实汇报，那位工作队队长竟冲着我拍桌子发脾气：“思想太右了，这么明显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也查不出来，怪不得你们这儿这么落后！”然后向我们挥了挥手。我当即知趣地起身离去，但身后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永不重用！”我知道这四个字是冲我说的。

张洪涛后来虽未被抓进监，但还是在全大队社员大会上挨了一顿恶斗，被一些革命小将狠狠踢打了一顿。  

探父亲    孙雅臣

1967年我7岁，正是文革浩劫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父亲被定为有历史问题的当权派、走资派之后，我们举家迁往距省城200多公里的一座小城。刚到那座小城的时候，可能是由于父亲在当地资格老、级别高的缘故，全家被安排到一座很安静的小院居住。我记得那座小院里有一个不小的葡萄架，上面缀满了一串串青紫相间的葡萄，几棵桃树、梨树也都结满了果实。春天来时，院子里落满了桃花、梨花，煞是好看。这座小院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此外再也没有值得我留恋的童年生活了），尽管它非常短暂。在当时暴风骤雨的环境中，这座小院子也显得格外宁静。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父亲的问题也进一步升级为“反革命特务、叛徒”案，被押到洛阳龙门山上劳动改造。我们全家也被赶出了那座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童年回忆的小院（造反派新贵霸占了小院，我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赶进一座破烂不堪的大杂院。

大杂院里住着几十户人家，房屋年久失修。几年间，单是我家住的房子就倒塌了两次。吃水靠两口混浊的水井，厕所是用土坯墙围起来的大粪坑。住在这座大杂院里的大都是右派、走资派，还有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三教九流。大杂院里生活着一大群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有一百多个。与我常在一起玩耍，关系最要好的有两个。一个叫小强，8岁。一个叫小宝，比我小两个月。

小强父亲也被关押在龙门山劳改。小强的母亲3年前因病去世，小强与13岁的姐姐相依为命。小强的父亲在50岁上才有小强，而且是三代单传，所以小强很得父亲的宠爱。在父亲未到龙门山劳改前，小强的父亲经常让儿子骑在自己的脖子上在大杂院里玩耍、走动。小宝的父亲同样也被关押在龙门山劳改。小宝家里的人多，有母亲、姥姥和几个哥哥姐姐，小宝是家里最小的宝贝儿。  

小强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孩子，是大杂院里同龄孩子中的娃娃司令。小强胸前总是挂着用两只小竹筒捆扎成的“望远镜”，腰里插着用小竹板做成的“战刀”，头上戴着他父亲当年在军队时戴过的一顶大盖帽。他常常煞有介事地举起“望远镜”瞭望一番，再挥舞着“战刀”，带领一班小武士们东冲西杀，好不威风。那时文革正在火头上，学校瘫痪，长期不开学。我和小强、小宝天天在一起疯玩，无忧无虑。小强是我们的头儿，我和小宝都很崇拜小强，因为他不但比我们长一岁，更重要的是他懂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那时候没有玩具可玩，我们就在沙堆上玩造碉堡、垒城墙的游戏，到河滩里游泳、打水仗，开心极了。我们3人共有一只价值3分钱的乒乓球，那可是我们的宝贝。除了我们三人，其他人是别想摸到的。

当时流行一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在政治上的兴衰也自然波及到孩子们的身上。那些凭借造反起家的政治新贵春风得意，他们的孩子们也同他们的父辈一样飞扬跋扈，时常到大杂院来骚扰欺负我们这帮孩子。他们来了之后，把我们在沙堆上精心制做的碉堡、城墙跺塌，并且在上面拉屎撒尿。大杂院的孩子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在那里使坏，却敢怒不敢言。家里大人有交待：“这些人我们惹不起。”弄不好在外面受了他们欺负，回到家里还要挨大人的打，被大人揪着耳朵到那些新贵家里去赔礼道歉。

每当新贵的孩子们来大杂院骚扰挑衅，小伙伴们都不约而同地围绕在小强的周围，期待着他的反应。小强总是眼含泪水，紧紧攥着一双小拳头，怒视着这些使坏的孩子们。等他们把我们的劳动成果破坏殆尽心满意足地离开之后，小强再回身安慰身边的小伙伴们。他总是能找到让小伙伴高兴的话来活跃气氛。有一次，那些坏孩子又来使坏。当他们看到小强手里拿着一只乒乓球时，便一拥而上把小强按倒在地，去抢那只乒乓球。小强的手被抓破了，衣服也被撕烂了，可硬是没让把乒乓球抢走。他们走后，小强发现乒乓球被压瘪了，我还看到乒乓球上沾着小强手上流出的血。小伙伴们看到乒乓球被压瘪，都心疼极了。小强说：“没关系，走，到我家去，放到开水里煮一下就好了。”我们一群小伙伴就跑到小强家，打开炉子，烧开了水，然后把乒乓球放了进去。不一会儿，只听“彭”的一声，乒乓球竟炸开了。许多小伙伴都掉了眼泪。为这只小小的乒乓球，我们难过了好多天。

1968年夏季的一天，小强把我和小宝拉到水井旁一座废弃的破房子里，神秘地对我俩说：“我准备明天到龙门山上去看我爸爸，你们俩去不去？”我俩一听高兴得直拍小手：“去呀！去呀！”小强说：“今天早点睡觉，明天早晨6点钟在大院门口集合。记住，要准备好干粮，不要告诉家里的任何人。”

第二天早晨，我们3个小孩子每人怀里揣着红薯面混合白面做成的窝窝头和花卷馍，准时在大院门口集合后就上路了。我们沿着洛河边的公路向龙门方向进发。从小城到龙门山有18公里路程。事先我们都不知道要走多远的路，只知道只要沿着公路朝北走，就能走到龙门山。我们走啊，走啊，累了坐在公路边歇一会儿，饿了啃一口干粮，渴了跑到河边喝口水。边走边玩，边走边问，大约在中午时分，终于找到了父亲劳改的地方。

顺着高大的围墙，我们找到了大门。在门口，门卫挡住了我们。问明情况后，门卫拒绝我们进入。我们向门卫哭诉着软磨硬泡了好久，最后还是被撵到了一边。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小强说：“我有办法，咱们可以爬到树上往里面看呀！”我们一起互相推拉着，爬上墙外的大树，透过树枝往大墙里面张望。里面是一排排的窑洞，我说这是我爸爸住的窑洞，他说那是他爸爸住的窑洞，越说越兴奋，好像是故意气那个不让我们进大门的门卫。可能大人们都去干活了，我们看了好久也没有看到自己的父亲。

太阳已经快下山了，小强说：“我们该回家了，不然天黑路就不好走了。”我们仨恋恋不舍地下了树，离开龙门山，踏上了返程的路。

返回的路可就不像来时那样轻松了。3个八九岁的孩子，一天要走70多华里的路，又累又饿。早晨带的窝头在来的路上已吃完，天色也渐渐黑了下来。渴了我们也不敢离开公路到河边去喝水了，因为河边太黑。我们只好忍着饥渴匆忙赶路，再累也不敢停下来歇息一下。后来在学校里学到“忍饥挨饿”这个词时，我的体会特别深。

走着走着，看到前面有一辆拉沙石的马车。小强小声跟我俩嘀咕了几句，我们仨就急忙追上去帮助推那辆马车，目的是讨好赶车的把式，让我们能坐会儿他的车。车把式看穿了我们的小把戏，同意我们坐车，但一次只能坐两个人，因为要保持马车的前后平衡。小强提出让我和小宝坐车，他自己走路，因为他年龄比我们大。这一路他总是像一个大哥哥那样照顾我们。我们也不示弱，一定要让他先坐。3个小伙伴互相推让一番后决定轮流坐车，俩人坐车，一人走路，依次轮换。小强在车上呆的时间总是最少，他要照顾我们这两个小弟弟。

马车行了几公里后就拐弯了，我们只好沿着公路继续步行。天色已经很晚了，四周漆黑一片。我们又渴又饿，又累又困，实在是走不动了。这时隐约看到前方路边有灯光，赶到后发现是路边农民办的小饭铺。我们已经饿得头昏眼花，两腿发软，个个东倒西歪的。饭铺里最便宜的食物是一毛钱一碗的“杂个”（一种近似杂烩菜的汤食），我们3个凑来凑去只凑了7分钱，用这7分钱买了大半碗“杂个”。

“杂个”端来后，小强说他一点都不饿，要我和小宝把它吃完。我和小宝说，如果小强哥哥不吃，我们也不吃。最后，3个小伙伴你一口我一口，互相谦让着把那大半碗“杂个”吃得干干净净。当然，小强吃的最少。吃完“杂个”，我们又匆匆上路。大约在晚上十二点的时候，3个精疲力竭的小伙伴终于回到了大杂院。这一天，如果没有小强的照顾和鼓励，我和小宝恐怕无论如何也走不了那么多的路。

当我们迈着几乎瘫软的小腿踏进大杂院时，发现很多人都没有睡觉。小强家门口围站了很多人，一只很亮的大灯泡挂在小强家门外。这时人们发现了小强，急忙把他拉了过去。我和小宝也随着跑过去，挤进人群。只见里面摆了一张小竹床，小强的爸爸穿了一身很破烂的衣服躺在上边，小强的姐姐趴在小竹床边上哭得死去活来。

原来，昨天小强的爸爸在龙门山劳改的地方自杀了。上午尸体已经运了回来，而那时我们还在去龙门山的路上。小强站在爸爸的床前，没有眼泪，只是拉着爸爸冰凉的手反复叫着：“爸！爸爸！…爸爸……！”在场的人们也都跟着留下了眼泪，一片抽泣。

多年后，每想起此情此景，我心里还是有一种发颤的感觉。

父亲平反后，我们全家迁离了那座小城，与小强再也没有见过面。父亲官复原职后，我和姐姐也都安排了工作。大姐在一个研究部门做工程师，二姐在一所大学做教师，我从部队复员后被安排到检察院做检察官。多年后，一位来自那座小城的人到家里做客。当我问及小强的情况时，他说，小强在父亲去世后失去了经济来源，与姐姐一起靠收破烂维持生计。后来，姐姐下乡插队因为生活作风不好，嫁给了一个年龄比她大很多的农民，现在大山里做农妇。小强因为盗窃被判了两次刑，刑满释放后又参与抢劫，前年“严打”时被判了死刑，枪毙了。

听了小城来客的话，我懵了，脑子一片空白，一夜未眠……

补白：黑五类不能转换成红五类，但是红五类或其他人很容易变成黑五类。刘少奇本是国家主席，红到极点，因得罪了毛泽东，一瞬间就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成为黑五类之首。北京市一位工人，文革期间呼口号，将“保卫毛主席，打倒刘少奇”喊成了“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马上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笔者的一位亲戚，本身是贫农，在60年代初大饥荒时期编了一句顺口溜——“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来了吃不饱”，随即被打成坏分子。因忍受不了批斗、侮辱、打骂各种残酷折磨，他选择自杀，死后被指控为畏罪自杀。                        寒坡岭

苦涩的怀念    申  夫

小时候第一次参加大队全体社员大会的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大队部的院子里搭起高高的会台，台下全体社员或坐或站，听革委会主任义正词严、声嘶力竭地在台上讲话。在会台的两侧，十多个黑五类分子在台上跪着，低头认罪。他们中间，可能有邻居家的大叔，有经常给孩子们讲故事的大爷，那样的熟悉，那样地亲切，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怎么突然之间，他们全变成了我们的敌人，牛鬼蛇神了。

一到逢年过节或有重大庆典活动，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们就被罚去扫大街，搞卫生，这叫劳动改造。记得有一次，我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比我大不了三两岁的孩子，听说是替他年迈多病的爷爷来打扫的。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弯腰弓背扫大街的样子和那迷茫羞愧的神情。这种惩罚就像挂牌游街一样，对心灵和精神的伤害要远远超过体力付出的百倍。那种羞辱，那种对人格尊严的践踏，便是成年人也难以承受，更何况一个孩子！

这些黑五类分子所受到的歧视，今天的人们是很难想象的，几乎被剥夺了所有做人的尊严和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那个年代血统论盛行，这种歧视不仅针对本人，还针对其子孙后代。黑五类的子女也成了黑五类，成了大家鄙视的对象，就连上学都受到限制。小学初中还可以，到考高中的时候就麻烦了。我很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个镜头：文革后期（或者是文革刚结束），正上小学的我，有一次到学校办公室去，正好老师们在看初中毕业生考高中的成绩。有位老师指着一个富农的儿子的名字说：“考得不错，咳，可惜了！”一声“可惜了”包含着多少不公和悲哀啊。

甚至他们的后代连婚姻权都被变相剥夺了——贫下中农、革命群众的女儿谁愿意嫁给一个地富狗崽子呀？我们邻居有位老太太，那时候人们都喊她地主婆，丈夫早就死了，她辛辛苦苦把两个儿子拉扯大。等到儿子成年了，却怎么也说不上媳妇，人家一打听他们家的出身就吹灯拜拜了。直到文革结束以后，一个儿子才找了个二婚的，另一个儿子现在都五十来岁了，还在打光棍。

父亲有位朋友，叫马家骥，是我们邻村的，出身地主家庭，其父是当地很有声望的老中医，他本人则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语文教师。虽然他一直为人谨慎低调，业务又好，但最终也难逃文革的厄运。文革结束后，一次他到我们家做客，跟父亲谈起往事，仍感到心有余悸。文革中他不仅被勒令停课靠边站，而且受尽侮辱欺凌。造反派命令他们这些反动分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自编自唱所谓“混蛋歌”：“我们都是大混蛋，妄图复辟来变天……”谁要是不唱或态度不好，红卫兵的铁拳甚至皮带就抡上去了。马老师文革后被平反解放，又恢复了教师的身份，而且成为一方名师，后来一直做到我们县级市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我们村还曾经有一个文革前的北大毕业生，名叫邵中。他本来不是我们本地人，满口普通话非常标准。上小学那会儿还记得他偶尔冒出两句英语，说得很流利，但村里人谁也听不懂，越发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其父母和兄弟姐妹或在美国，或在香港，或在台湾，海外关系复杂，文革中倒了大霉，被下放到我们那里。最后他在我们村找了一个姑娘结了婚，平反后被安排在我们县一中任教，后来做了那个学校的校长。

我上初中时的数学老师张泽民，河北赵县人，曾经是我爷爷的学生，又曾短期教过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和善而又才华横溢的教育精英。1957年因某些所谓反动言论被打成右派，后来又蹲过几年大狱，在建筑工地被强制劳动。人生最美好的二十年时光就这样白白地荒废了，直到文革结束才又重操旧业。他是我从小学到大学最为敬重的老师之一。80年代初我上高中的时候，他调回了原籍，听说后来相继担任赵县的教育局局长和副县长。90年代初我在农大读研的时候我们邂逅过一次，后来就断了联系。

虽然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有人不断地播种仇恨的种子，而我们也曾跟着别人的调子高喊连自己都没弄明白的批判口号，但内心里对那些“反动派”却根本恨不起来，有时候反而心生一种同情和敬佩感。这些黑五类分子，特别是其中的右派，往往很有学问。除了刚才提到的两位老师外，还记得一位右派，在儒法斗争和批《水浒》的时候作为反面教员，被勒令向全体社员讲解其中一些故事。他讲得非常形象生动，对于我们这些整天高喊着革命口号，行走在文化沙漠上的革命小将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于是，上小学的我知道了曹操是如何杀孔融的，宋江是如何架空晁盖的，批判的事反而忘一边去了。

补白：2010年5月4日，北京大学举办120周年校庆。几位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今已年逾古稀的老校友沈志庸、王书瑶和燕遁符，以及原北大法律系校友，反右中死难者之子俞梅荪，在主席台上举出“右派冤”的字牌示众，要求为反右运动受害者伸冤昭雪。阎桂勋老校友也在胸前挂着“冤”字牌站在会场大门口。在场的人有的表示同情理解，更多的人则是冷漠麻木，默不作声，有的甚至说搞不清反右是怎么回事。

当天在场的名人校友中，有位大名鼎鼎的抗萨斯英雄钟南山先生。钟曾就读于北京医学院，该校于2000年与北大合并，沾亲带故也算是北大校友。钟在一片热烈掌声中当仁不让地登台演讲。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除了用大量时间自我表扬外，更不失时机地发表了如下的宏论：“刚才校友们（举冤牌）的情况，我都看到了，很理解。我历经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母亲在文革中自杀。我把一切都看透了，这个账怎么算？找谁算？共产党60年其实就30年做了正经事。我的养生之道的第一条就是要学会忘记，忘记过去，忘记苦难，要有好心态，要满足现在的好日子。”                                 严家伟

四旧破到宋庆龄    汤  雄

1966年夏天，宋庆龄家被红卫兵与造反派包围冲击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当天，周总理立即派来了一个加强连（原先只有一个警卫排），分为三班日夜守卫与巡逻在宋庆龄家的内外。

为防不测，宋庆龄还令卫士长隋学芳关闭了两扇大门，只在紧邻卫生部的那扇东大门上开了一个观察小门。

但是，家中依然难以获得片刻的安宁。警卫连只挡得住狂热的人们，却挡不住嘈杂的高音喇叭声。每天都有不少红小兵的来信送到宋庆龄手中，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一个意思：强烈要求宋奶奶不要再留那种资产阶级的发型与穿那些资产阶级的服饰了。

每每看着这些笔画稚嫩的来信，宋庆龄只会苦笑着摇摇头，长长地叹着气说：“唉，孩子们不懂事，他们可别害了我们的孩子呀！”    
　　一天，江青来访。几句客套之后，江青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宋庆龄平静地望着面前这位“第一夫人”，端庄的脸上甚至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宋庆龄忍不住打断了江青的发挥，微微笑着提醒对方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使用武力，更不应伤害无辜。”江青的脸立即拉了下来，态度一下子变得冷若冰霜。

江青走后，宋庆龄一连几天不高兴。偏偏这时，上海传来了令宋庆龄五内俱焚的消息：上海万国公墓被红卫兵当做埋葬旧社会资产阶级的墓园，砸了个稀巴烂。宋庆龄的父母因是蒋介石的岳父母，所以其坟墓更是没有逃过厄运，被红卫兵连棺木都翻捣了出来，还来了个暴尸抛骨。

宋庆龄怀着悲愤，连夜向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差隋学芳把信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厅，请求保护亲人的坟墓。

周恩来获信后拍案而起，一边给上海民政局打加急电话，命令民政局领导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做好宋副委员长祖墓的恢复与安置工作，一边亲自起草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在京民主人士的名单。在这份长长的人员名单上，宋庆龄的名字排在了第一位。   

重新修缮的宋氏墓地，原先墓碑上的宋庆龄的兄弟姐妹的名字被删掉了，重新竖立的墓碑上只剩下宋庆龄一人的名字。 

　　1967年元旦的第二天，隋学芳因饮酒过量兼席上谈及文革动了肝火，导致脑中毛细血管破裂，突然中风半身不遂了，年仅38岁。

震惊与惋惜之余，宋庆龄只好向国务院机关事务局紧急报告，请另派人接替隋学芳的工作。没几天，该局给宋庆龄调派来一位40岁出头的警卫秘书。本文姑且称之为S警秘。

文化大革命的热浪日甚一日，红卫兵造反派每天都要簇拥在后海北河沿46号前，一遍遍地高呼口号，冲着宋庆龄居住的那幢主楼咆哮。本来就有失眠症的宋庆龄，这下更加难以入睡了。她彻夜难眠，坐卧不安。

无奈之下，宋庆龄只好亲自下楼，要S警秘出面打招呼干预。谁知S警秘摆出一付左派的面孔，拒绝执行。“你可以试着劝阻一下的，或是好好地向他们解释一下。因为整个家中的正常秩序都被这些没完没了的嘈杂声打乱了。”宋庆龄尽量和颜悦色地对S警秘说。“那，我就去试试吧。”S警秘见宋庆龄脸色不好看，只好模棱两可地应一句，站了起来。

更让宋庆龄痛心的是，一些原先对她尊敬有加的工作人员，如今在S警秘胁迫下露出了势利眼，明争暗斗，开始背叛，更有甚者竟冲着宋庆龄横眉冷对，白眼相加。

宋庆龄后院起火了。家中的“濠梁乐趣”、“观花室”、“听鹂轩”等处的匾额、楹联被视作封建的东西取了下来，砸碎后送到厨房灶间。宋庆龄挂在居室里的几幅西洋人体画，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残余，扔进火堆，换上了毛主席语录。铺在楼梯上与居室里的全毛地毯，若不是宋庆龄及时加以阻止，也差点被S警秘等人掀起来卷走。就连宋庆龄最喜欢的小动物——鸽子，也受到了严重威胁，“如果宋庆龄自己不处理”，S警秘就准备动手宰杀了。

这段时间里，家里再也听不到宋庆龄弹奏钢琴的声音，也看不到她在花园里闲庭信步的身影，放在卧室唱片盒里她最喜欢的《可怜的蝴蝶》、《晚安》、《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与《风流寡妇圆舞曲》等一批唱片，也都被她自己塞到了床下。她的卧室里与床头上，出现了大红塑料封面包装的《毛泽东选集》与《毛主席语录》。  

补白：沙溪村有两位姓程的，被划为地主实在很冤！程家有座祠堂。祠堂名下有些田产，收入用于祭祖和家族活动。这些田由程家各户轮流耕种，称为公轮田。解放前一年，公轮田轮到这两位倒霉蛋耕种管理。在山区，拥有10多亩土地就够戴上地主帽子了。他们因此被划为地主，而此前轮种公轮田的人均为贫下中农。

这俩地主一个光棍，一个无妻但有一子。那孩子大约13岁，大家叫他阿谷董。两家地主日子都过得惨兮兮的。阿谷董没上学，跟着大人在生产队劳动。有一天晚上，生产队开会，不知为什么，竟然在几个小孩的起哄下，莫名其妙地把阿谷董吊在梁上抽打。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人敢为他这个地主的儿子讲话。后来阿谷董得着逃跑的机会，跑到几十里外一个村里，莫名其妙地死在那里。生产队派人把他的棺材用板车拉回来，就这么埋了。

还有一位吕某，他的父亲被划为地主。地主经常被叫去接受训话，因为父亲病重，未成年的吕某就代表父亲听训。父亲死后，吕某被递补为地主。吕某有个10多岁的儿子，常到清流县山区干木匠活儿，希望在那里找个合适的人家当上门女婿，他说怕被替补为地主。                              佚  名

从平反到下海    铁  流

我被改正回归报社的时间是1980年底，正是中囯改革的起步岁月。先做文艺组编辑，后因受反精神污染的牵连，改行做农村記者，从此与改革纠结在一起。

所谓受反精神污染的牵连，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写了一篇反映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出现的新局面的小说《不愿出监的人》，发表在1981年4月的《四川文艺》上。有人就此写黑信给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说“被共产党关押了二十三年的晓枫，回归后写出的小说仍诬篾中国是座大监狱，老百姓生活还没有牢里犯人生活好”。时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杜沁源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便对我横加指责，同受指责的还有诗人孙静轩发表在《长安》文艺月刊上的长诗《一个幽灵在大地游荡》。

反精神污染来势汹猛，全囯反白桦，四川反我和孙静轩，一时谣诼纷纷：“晓枫要重戴右派帽子了”，“要重新抓进监狱了”，等等。我的新婚妻子被吓得整天坐卧不安。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过去为一篇8800字的文章，被整整关押了二十三年，而今我不能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遂毅然告别文坛，到农业组当记者，跑郊区县，写眼见为实的新闻报导。

1981年的中国农村正处在大变化的前夜，毛留下的人民公社已名存实亡，以队为基础的核算分配制早已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替代，广大农村回到互助合作运动前的单干形式。共产党不再提倡以穷为荣，不再割资本主义尾巴，而是天天号召农民富裕起来。政治不再吃香，发展生产，搞好副业，多打粮食多挣钱，成了千家万户的奋斗目标。

当时新闻报导的重点是万元户——那些会种庄稼又会搞副业、最先发家致富的农民。我瞄准了时代这个新动向，放开手笔大写特写农村涌现出的专业户、万元户。我笔下所写的这些人物立即成为乡里县上的“知名人士”，受到各方支持，银行还找上门为他们贷款。专业户、万元户的再发展就是乡镇企业，也就是“富起来的人要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的发端。为了鼓励农民富裕，1982年春，成都市召开万元户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人披红着彩坐在汽车上，像新科状元打马游街招摇过市，威风凛凛光荣极了！

农村倡富，城市也倡富。政府号召人人去做生意，搞活市场，特别提倡无职无业的人去当个体户，以缓解社会压力，不再把经商设摊视为投机倒把。这些个体户多是社会上无固定职业的人，也是过去历次政治运动打击的对像，不少人还是被判过徒刑而没有平反的释放人员。此时，大家不再讲阶级成分，也不谈过去的灾难，只觉得有钱就光荣、就体面，社会思潮向另一个极端发展。就连省委某书记的儿媳妇，为了钱不惜与权贵的儿子离婚，嫁给号称有百万资产的杨百万的儿子。

为了探索这些人发财致富的秘密，我三次采访杨百万和许多著名的万元户。他们致富的共同特奌是：不安于现状，蔑视传统，敢于打破框框寻求新的工作方式和生存方式。比如杨百万，过去因投机倒把罪被判过五年徒刑，1979年回到成都没有工作。政府号召两劳（劳改劳教）人员自谋生路，他便从江浙购回尼龙原材料，再分发给当地家庭妇女加工成蚊罩，然后卖给商店。经这番加工，利润高达百分之五十。其他万元户赚钱的方法也大体如此。过去长期推行计划经济，视从事商品流通为投机倒把，使得地区差价越来越大，利润空间也越来越大。温州生产的小家电产品，只要运到四川就有五倍的利润。那时敢冒此险的人寥寥无几，故谁干谁发财。这种工作，知识分子没人去做，一是不屑，二是没这个胆量，只乐于生活在传统中，在温饱窝里打盹，让别人大发特发。

在这个大潮中，起先我并未想到要下海，因为我活得挺充实，所写文章全国报刊争着刊发，每月稿费是工资的三四倍。在我们报社的群体中，我家是最早拥有三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的家庭。但是新闻业的垄断，掌权者的专断，最终迫使我做出了下海争做自由人的决定！

1983年初，四川出版社二编室的老朋友杨干廷，邀约我和《四川日报》記者艾风，去成都锦城汽车制造厂采访，写一篇该厂厂长刘恩来勇于改革、大胆创新、使一个敲敲打打的生产作坊制造出汽车来的报道。刘恩来原是中共成都市西城区委组织部长，1957年划成右派后作二类处理，开除党藉送到该厂的前身——成都锦城汽车修理厂当工人。被改正后的刘恩来升为厂长，不到五年把这个修理厂变成汽车制造厂（今天的四川丰田汽车制造厂），闻名全国。杨干廷是“四川省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和刘恩来是难友。为了支持刘恩来，宣传改革开放政策，我和艾风去锦城厂采访了半个多月，写出一篇一万五千余字的报告文学《刘厂长闯新路》，发表在《四川文学》上，很受一些读者欢迎。

文章重点表现锐意创新、坚持改革的刘厂长与保守势力党委书记之间的斗争，近似天津作家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四川省广播电台决定播出，并将播送消息刊登在《四川广播电视报》上。不知何故，此文牵动了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许川的神经，竟在播前两个小时下令撤播。许川对文艺创作的肆意干预引起我强烈不满，我在电话中骂他是“党棍”！

在写刘恩来之前，我发现成都老百姓吃饱穿暖后对休闲场所有了新的追求。过去他们星期天常去的地方不外乎是人民公园、草堂寺、武侯祠、望江公园，而今肚皮填饱了，荷包里有余钱了，便想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玩。恰在此时我去远郊蒲江县采访。蒲江是四川有名的穷县，长期以来吃粮靠反销，用钱靠贷款，连县委办公室都是几间窄窄的平房。县委钟书记见面第一句话是：“黄记者，你走南闯北，见的世面多，能不能给我们县出点主意脱贫？”我问蒲江县有没有什么土特产，他说一是米花糖，二是白菜豆腐乳，还有脐橙。我想了一下又问，有没有可以玩的地方？他回答有个朝阳湖还不错，有水有山，有杜鹃花，还有一群一群的野鸭子。

蒲江县距成都四十公里，当时需要两个小时车程，来去不算远，正可做成都的后花园。钟书记当即带上我，坐着一条很破旧的铁皮船，绕朝阳湖游了一周。朝阳湖是个人工湖，座落在群山之中，青山绿水，古藤飘垂，曲径通幽，野花似火，时有成群的野鸟野鸭起落游荡在碧绿的湖面上。我立即表态说：“这是个好地方，蒲江的金窝窝。”很快，一大帮中央驻川记者和省市各报记者应邀到蒲江采访。那时县级干部没有官架子，书记、县长亲自给记者送水送茶，热情极了，记者也严守职业道德，不伸手要红包。很快，宣传朝阳湖的文章出现在各报上。我写的那篇通讯《朝阳山水四时秀》发表在《成都晚报》上，称此地“景色尤漓江，幽深胜三峡”。《成都晚报》发行量大，是成都企事业单位必订的报纸，也是广大市民喜欢的报纸。不到三个月时间，朝阳湖游客爆满，一时间所有机关学校的空房全成了旅店，土特产品米花糖、白菜豆腐乳被抢购一空，并且出现了“进出困难”（没有食品摊点和厕所）的问题，全县工作重心因此不得不开始向旅游开发转移。

至此我意识到，报纸不但是党的喉舌，也是发展经济的开路先锋。为了解决成都与蒲江之间的直达客车问题，经刘恩来帮助，我以低于市场价位（一万元）的价格为他们购买了十台锦城汽车制造厂生产的十三座旅游车。

蒲江的经济上去了，我却遭到“抓耙爪”的密告。市纪检部门怀疑我从中得了好处，对我进行调查，害得蒲江县委五大常委不得不为我写证明材料，以还清白。我虽然未受到任何为难，却发现有这个专横体制在，就无法做事，特别不能做与经济有关的事情。

促使我下决心做自由人的另一件事是我惹上了妻子教书所在的区教委。一位年轻的秦姓女教师，工作一直得不到妥当安排，加之她不能正确对待流言蜚语，竟致忧郁成疾，自杀身亡。为此我了写一篇《小秦之死由谁负责》的文章，发表在全囯发行量最大的上海刊物《青年一代》上。想不到这篇仅仅1500字的新闻特写竟累及妻子，使她险些不能参予职称评定。这一连串不愉快事情的发生，说明中囯的新闻记者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我价值，没有法律保护，仅仅是个工具而已。要不想当工具只能走自己的路，离开衣食父母的“组织”，告别追随多年的共产党——下海！

换亲记    铁  玉

辛酉大叔是富农，他有个儿子叫蛤蟆，我们住在同一条胡同里。四类分子除了与大伙一样下地生产，还要扫大街、掏大粪。辛酉大叔是专掏大粪的，天天拉大粪车，村里人称他是开坦克的，蛤蟆哥则被称为坦克司机的儿子。有一个礼拜天，天下着小雨，我们四五个小孩子到离村很远的河边偷青辣椒。四周雾气腾腾，看不到人影，可是我们却瞧见辛酉大叔和蛤蟆哥正在刨一棵大柳树。

两天后，学校操场上举行批判会，一声“把富农分子押上台来”，辛酉大叔被两个民兵架着胳膊展现在小学生们眼前，“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民兵发现河坡上多了一个坑，少了一棵柳树，而辛酉大叔家建房用的一根檩条却是一棵去了皮的湿柳树。民兵排长说：“河边有几棵树，都是什么树，长什么样，我一清二楚，你李辛酉休想抵赖！”辛酉大叔给干部送一条七分钱一盒的青山牌香烟，想以此逃避惩罚的事，也被检举出来，于是又获得另一个罪名——拉拢腐蚀干部。辛酉大叔只有低头认罪。批判会的最后，干部对反革命分子李辛酉进行宣判：“他刨我们一棵树，我们就让他栽一百棵树！”辛酉家房子没盖成，反而把置备的建房木料变卖大半，买了一百棵胳膊粗的柳树，种在村头河边上。

辛酉大叔盖房本来是娶媳妇用的，地主女儿小凤愿意嫁给蛤蟆。由于偷柳树案发，小凤家决定乘人之危，提出要换亲，否则退婚。小凤有个哥哥，小时候玩火枪，有颗铁砂打到脑子里，落下左胳膊不听使唤的残疾。蛤蟆有个妹妹，叫水仙。小凤可以嫁蛤蟆，但前提是蛤蟆的妹妹水仙也要同时嫁给小凤的残疾哥哥。如今蛤蟆家既盖不起房，又背着窃贼的罪名，为了传宗接代，辛酉大叔答应了。

最终媳妇也娶进门来了，可是村里小伙子大约认为在富农家闹洞房可以肆无忌惮，竟把新娘子的裤子给脱了。小凤又羞又恼，挣开手脚，跑回了娘家。想不到娘家不但不为她抱不平，老爹反而把她大骂一顿，赶出家门。小凤气性大，一赌气吃了老鼠药。可恨那时假老鼠药不多，小凤被毒死了。

小凤娘家不依，来一帮人把蛤蟆家的盆盆罐罐都砸了。嫁过去的水仙不答应了，跑回娘家，死也不跟残疾过了，说：“谁再要我回去，我就吃药死给你们看！”话说到这，谁还敢再说和，于是水仙和残疾的婚事也黄了。

我们村子东北有一个废弃的大烟囱，阳面写着“一定要解放台湾”，阴面写着“唐县冶炼一”。很多人不清楚这个“一”是怎么回事，后来黄鼬姑告诉我，那“一”应该是“厂”字掉了一撇。

黄鼬姑本名黄莺，原是电影演员，在电影《战洪图》里演过一个不小的角色，因划为右派，发配回老家。村里给她起了个绰号叫“黄鼬”，我们小孩子都叫她黄鼬姑。黄鼬姑一家三口，儿子叫三毛，女儿叫四丫，都讲标准的普通话，住在我们胡同里一家地主的旧宅里。这家人与其他村民不同，天天刷牙，夏日黄昏，黄鼬姑和四丫还穿裙子。有人对这一家三口的京片子看不惯，说他们是阶级异己分子。四丫姐生性泼辣，反唇相讥：“那全北京城不都成阶级异己分子了？”

村子里只有结了婚的女人才留短发，四丫却打破常规，剪得一头短发，平常也不避讳说“阶级敌人”、“右派”之类的话，仿佛跟她没有丝毫关系。那时我们小孩子常做一种叫做“天下太平”的游戏，四丫姐说天下太平是不对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敌人存在一天就一天不会有太平”。

辛酉大叔家养一窝猪，猪崽儿常常到地主老宅的碾盘底下拱来拱去。四丫说这些到地主家碾盘底下乱拱的蠢猪就是阶级异己分子，一定要把它们赶下历史舞台。四丫姐是要把猪哄走，我响应她的号召，拿起推碾的棍子竟一棍子打在一只小猪的后腿上。天啊！我可没想弄成这样：那小猪翻了两个滚儿，拖着瘫了的两条后腿嗥嗥叫着落荒而逃。小猪是从黄鼬姑家瘸着跑出来的，辛酉家知道了，两家闹起矛盾。也许是报应吧，不久，黄鼬姑的一头一百多斤的大猪莫名其妙地病死了。

那时除了过年，平时哪能吃上新鲜肉啊！虽然猪是病死的，也不能扔掉。黄鼬姑把死猪煮熟了，分给街坊四邻，特别是孩子们解解馋。黄鼬姑说：“吃吧，没事的！我煮了有仨钟头，什么牛鬼蛇神也都煮得魂飞魄散了。”邻里都吃，怪香的。肠胃也都好，谁也没吃出个好歹来。因了这死猪肉，黄鼬家与辛酉家的矛盾也缓解不少。

有些阶级觉悟高的村民却从中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给人家死猪肉吃，等于是给人民群众注入毒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是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躲藏在阴暗角落里伺机捣乱。于是又是一场批斗会，也少不了高呼“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散会后，黄鼬一家被赶到村北的大队马棚里吃住，并且要喂马，打扫马圈。黄鼬姑常用花椒大料把喂马的黑豆煮熟了让我们吃。三毛哥不爱说话，但人很勤快，把马圈收拾得很干净。

转眼间三毛和四丫也该考虑婚事了。虽然曾经是北京的城里人，可如今虎落平阳，也只好把条件降低，就近把自己“消化”掉。有人提议黄鼬家和辛酉家换亲。蛤蟆和水仙倒是没意见，不论怎么说他们也算是结过婚的二茬儿了，可是水仙并没有办离婚，那门亲事还在那里不清不楚着哩，黄鼬姑家不敢娶。

有媒人给黄鼬提议与唐县山区一个地主家换亲。一听要到深山老林去扎根，四丫姐说什么也不从。于是媒人们提出三家转亲：四丫到蛤蟆家，水仙到唐县山里地主家，唐县地主家的女儿嫁给三毛。虽然蛤蟆结过婚，毕竟没有入洞房，四丫对蛤蟆还是比较满意的，可是有一条：你蛤蟆必须答应把房子盖起来，然后才能把人娶过去。水仙没得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能逃出前一桩令人不堪回首的婚姻就好。见过面后，媒人问三毛满意不满意，三毛说：“满意，满意，是个蹲着尿尿的就行。”黄鼬姑姑笑骂：“瞧这王八羔子，半点人形没有。”黑五类臭味相投，也同病相连，三家一拍即合，亲事就这么定了。三毛哥艳福不浅，实际上媳妇长得很漂亮，杨柳细腰，皓齿明眸。村里人说，已经有个老黄鼬，又多一个狐妹子，一窝子妖精。

不论怎么说，孩子要成亲了，不能再让人住马棚，生产队决定让黄鼬姑一家又搬回了地主的旧宅里。

那时在我们农村，成分高、儿女多的家庭换亲很常见。要做到换亲的当事人个个都称心是想都甭想的。好在一旦成了家，柴米油盐，要做的事儿，烦心的事儿，多得很，谁还有闲工夫考虑称心不称心。现在大半辈子了，我们胡同里的大哥大姐们过得还不错。

补白：1967年10月，广西全州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民兵骨干30余名开会。会上，黄传言湖南道县杀地富的情况，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样”。会议最后决定采取坑杀的办法——将人推下黄瓜冲山洞摔死。黄要干部们按村分配抓地、富的任务，各村自报名单。会后，黄天辉连夜带民兵抓人，抓到立即押送黄瓜冲山洞，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

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说：“天辉，我有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老婆也该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孩3岁，小的1岁，跳坑而死。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黄天辉被依法逮捕，1985年元月被处决。

会六国语又如何    王佳佳

我的父亲原是国民党高官，1948年没去台湾。父亲是大孝子，他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父亲是抗日英雄，腿受过伤。他还是搞高科技的学者，非常自信。哪曾想，三反五反中，父亲竟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判刑2年，监外执行，接受群众管制。我们的家庭成分被定为伪官吏，全家老小成为反属，受尽歧视。不管怎样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后来还是在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个总工程师的职位。

然而好景不长，反右开始了。他们要父亲提意见，不提意见就不散会。这样的会开了一年多，就等着父亲说话。我父亲一看拖不过去，就提了一条意见，于是被定为右派，抓走了，而且被判了10年徒刑。

1958年10月8日下午，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大门敞开，人群把我们家围得水泄不通。我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大娘告诉我：“你爸爸被抓走了。”我当时如闻晴天霹雳，差点晕了过去。进门一看，母亲、兄弟姐妹都在哭，家里乱作一团。

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最善良、最英俊、最慈爱的父亲。他高高大大，是个很帅的男人。他经常带我们去放风筝，教我们打篮球、滑冰、游泳，好像一个天才、全才。他会英文，通六国语言，会拉小提琴，经常带我们去买衣服。这样一个父亲，为什么要被抓走？母亲告诉我们：“你们长大了，你们要了解你们的父亲，他是个好人！”

从此以后我们就没有了父亲，也没有他的任何音讯。我们一次一次去找，只听说他是高科技人员，被关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做秘密的工作。他们在利用他一技之长的10年里，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从此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远离了我们，连我的亲姑姑也与我们划清了界限，怕受株连，断绝了来往。那时我们5个孩子还小，全家6口人的生活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母亲是大家闺秀，父亲在时，她很少出门，从未工作过。我是二女儿，我说我不要上学了，可以帮助她干点活。母亲不让，她说我们还小，要学习，有了知识才能工作，一切生活由她来承担。

我妈妈也是知识分子，为了养活全家，不得不放弃了公社记录员的工作，因为那个工作挣的钱很少。她请朋友帮忙，在环卫局找了一份扫马路的工作，只因为口粮定量高一点。每天半夜2点钟上班扫路，白天保持，收路边的垃圾。原来她没有干过体力活，我们一再劝她不要干，可她坚持要去。一天下来，母亲累得腰酸腿痛，手上全是大血泡。她不会抡那个大扫帚，可一扫就是4小时。她说半夜上班很好，可以看到天上，看到街很静，可以痛痛快快流泪，没有人看见。就这样，她坚持了10来年扫马路的工作，最后她的手完全是厚厚的大茧子。

60年代初，可怕的大饥荒来了。那几年饿死了几千万老百姓，我们家幸存下来，没有被饿死，是母亲为我们付出了最勇敢的代价。那时每人每天二两粮食，看着几个孩子饿得是皮包骨头，母亲便在休息的时候背着口袋到菜地里捡来大头菜叶子，给我们煮着吃。春天，我们几个大孩子上榆树林撸榆钱，撸榆树叶。母亲掺着苞谷面，蒸了好多榆钱、榆叶发糕。我们吃着树叶，挖着野菜，竟然活过来了。

有一个场面我永远不能忘记。那时我在中专上学，吃集体伙食，一日三餐只有3个黑面馒头。我每天只吃两顿饭，早晨那顿黑面馒头留下来。到了星期日，我就把一周攒下的6个黑面馒头带回家给弟弟妹妹吃。每到星期天早上，我那又瘦又小的弟弟就早早等在楼下的电线杆旁。一看到我，他就高兴地跑过来抱着我说：“二姐真好，又给我们带馒头回来了！”一边说一边跑回家送给妈妈，先给妈妈吃。看着他那天真可爱又可怜的身影，我心里无比的辛酸和难过。

刚刚度过难关，可怕的文化大革命又来了。文革一开始，母亲吓死了，说：“我们又要开始挨整了。”有一天晚上，她把我们叫过去说：“你们在外边要小心，少说话多干活，不要参加任何造反派，因为我们家是黑五类。”说着母亲点着炉子，把家里的所有藏书，古今中外的，全拿出来烧掉。当时我们家存了好多世界名著和父亲的技术书。母亲说，一样不留，统统烧掉。一本本的书全被扔到火里了。眼看着我们喜欢的小说就这样被烧掉，我们只想哭。整整烧了3天3夜，最后剩一本精装英汉大辞典。母亲抱着它不舍得扔到火里，呆了半天，最后还是扔了进去。她说：“这一本书是你父亲的，我们不能留下。如果叫他们看见了，不知又给我们扣上什么恶名——最好还是扔在火里烧了。”过了一会，母亲又想从炉子里拾出来，可是已经晚了。她流着泪说：“这是你爸爸的宝贝啊，将来怎么和你爸爸交待啊！”这一幕我到现在都不能忘记。

一天我下班回家，看见我们家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我没细看就一步迈进家，只见妈妈在伤心地哭。看见我回来了，她说：“刚才街道领了一群红卫兵把我们家抄了。”我问拿走了什么，母亲说：“家里破破烂烂，他们看没什么可拿的，翻了半天，最后把我给你们出嫁时准备的首饰盒收走了。妈妈对不起你们！”　母亲越哭越伤心，我一把抱住她说：“我们什么也不要，只要您健康地在我们身边就行了。”

文化大革命越搞越过火，母亲看到我们5个孩子，4个女儿1个儿子，越长越漂亮，很高兴又很担心。外边的风声越来越紧，打砸抢成风。母亲怕我们出什么意外，赶紧托人给大姐和我找对象，想把我们嫁出去避风险。我们姊妹虽然受很多苦，但在父母的熏陶下都很有特长。可是我们不可以考大学。大姐考音乐学院，术科合格了，最后政审被刷了下来。我三妹钢琴弹得好，也报了音乐学院，术科也合格了，还是因为政审给刷了下来。我当时喜欢体育，冰滑得好，想考体院，最后因为成分不好，还是放弃了。

因为出身不好，没人敢要我们。最后，我大姐找了个在外地工作的，清华大学的，是资本家臭老九。我三妹当时中专毕业，因为家庭问题，受株连被分配到山西一个三线工厂。母亲对我说：“你给我们改改门风吧，还是找个工人吧。”当时工人挺吃香的。我在学校里处了个男朋友，因为我成分不好，最后也跟我断绝了关系。在痛苦之下，我答应嫁给一个工人。我四妹是老三届，正符合下乡条件，最后下到农村，当了知识青年。家里只剩60岁的母亲和不到15岁的小弟。

我成家以后经常回家照看她们。有一天回家，全院的邻居都在我们家，一个邻居告诉我：“你妈妈和你弟弟被楼下老马家的几个大小伙子给打了。”我说为什么，邻居说他们说你们家是反属，打的就是你们。我进屋一看，妈妈和弟弟正坐在床上哭呢！我气得二话没说，冲下去要跟他们拚命。妈妈一把抱住我：“你不能去，你一个姑娘家你打不过他们。这个世道没理可讲，我们不挨打谁挨打？我们就忍下这口气吧！”看着妈妈可怜的样子，我只好忍了，抱着母亲和弟弟痛哭失声——没有地方诉苦啊！

1973年我们突然接到父亲被释放的通知书。这是个震惊我们全家的大喜事。我和大姐去监狱接父亲，可是当见到他时，我惊呆了。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个半身瘫痪，手脚抽搐，不能自理，拖着一条腿的苍白衰残的老人。这哪里是15年前我的父亲，我那英俊潇洒的父亲！我没有马上前去相认，还是他先认出了我们。他一瘸一拐地走过来，叫着我们的名字。我们姐妹俩抱着他，叫着他，父女三个哭成一团。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哭起来。天哪！这是什么世道！

父亲跟我们讲，他几次死里逃生。有一次他在建筑工地干活，挑着两大筐砖，走到4楼时，眼前一黑，栽了下来。醒来时已经在医院，他没有死。他有个心愿，他要见到我们。还有一次在水库干了3天3夜，第三天昏倒在水里，但他又没死，他活过来了。

他说因为他懂高科技，会6国语言，让他翻译德文。他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头发全白了。他们告诉他，好好干可以提前释放，可是到头来不仅没有得到提前释放，反而多关押了5 年，释放时已被关押了15年。父亲一直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亲人，但是当他真的见到亲人时，他失望了。他不甘心让他唯一的儿子当一辈子农民。在农村是没有出路的，他心里痛苦极了。就这样，到1976年，会6国外语的父亲得脑溢血离开了人世……

补白：我3岁时第一次在监狱里见爸爸巫宁坤。爸爸是抗战期间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翻译。爸爸发来一封信，说赶快来见最后一面。当时3年大饥荒，他已经饿得要死了。监狱里的犯人成片往下倒。把我弄到那儿叫爸爸，我死都不叫，就是不叫。结果见了5分钟，他就走了。当时以为是最后一面。文革时候看大字报，揭露爸爸的“反动历史”，我一算，不对呀，他不是我爸爸呀——我6月3号才出世啊，他4月17号就被抓走了，怎么会是我爸爸？所以我那时一直有这个疑团，觉得不是我爸爸。

文革中红卫兵叫我写我爸的大字报。我那时候才8岁呀，小学2年级。不会写。“没事，我们教你。你写。你爸爸要是敢打你，我们来打他。”把着我的手，歪歪斜斜地写“打倒牛鬼蛇神、纸老虎巫宁坤”。把我那个署名的大字报摆在全校最显眼的地方，那个大路口，所有的人来去都看得到。我们全家下放农村期间，夜里关起门来偷听美国之音，学英文。1977年恢复高考，我和哥哥双双考上大学。不过，成绩优异的哥哥，由于父亲是右派，再次受到株连，只能屈就于安徽师范大学阜阳分校。当时人家都羡慕死了，你们家一下子两个知青两个大学生。可我们家，哭，对不起我哥哥呀。

后来我冲破重重障碍到美国留学。临走时，曾经百般刁难我的系党总支书记还念念不忘教育我，说你现在去美国深造，将来要回来为祖国的四化做贡献。我心里说：“回来给祖国四化做贡献？哈，我死都死在美国！我去要饭，我都不回来！”       巫一毛

同学相煎何太急    王友琴

同学就是一同学习的人。1966年6月以后，同学不再一同学习，而是同学相煎的事时有发生。迫害同学的公开理由，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错了什么，而只因为他们出身于某种家庭。

以《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为首的报刊，当时发表了很多红卫兵的大幅照片。年轻的学生红卫兵，身穿黄军装，臂缠红袖章，兴高采烈。他们或喜笑颜开地簇拥在毛泽东身边，或紧握红色语录本，眼含热泪朝天安门雀跃欢呼。在各地放映的新闻记录影片中，红日东升，红旗招展，红灯高挂，红光弥漫，《东方红》响彻云霄，千千万万的学生红卫兵走过天安门广场，发出惊天动地的“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呼喊，渲染出一种今天看来很是特别的文革场景。

对于这种文革场景，有人看了觉得煽情、迷狂，透着邪气，有人认为热烈红火，激动人心。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除了这种被报导的文革场景，还存在着另一种从未被报导的文革场景：红卫兵的许多同学，不但被禁止参加红卫兵，禁止游行和庆祝，而且被骂，被侮辱，被体罚、拷打，甚至被打死，被打入劳改队。另有一些同学被迫自杀，无声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同学稍作抗争即被同学严厉惩罚，甚至被乱棒打死，被判刑，被枪决。

1966年8月，北京的中学里贴得最多的大标语，除了“毛主席万岁”，就是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一位被访者说，那时，她的中学里，大门外大门里，教学楼门外门里，教室门外门里，教室前面黑板两侧和后面墙报栏两侧，贴的都是这副对联。整个校园，凡有门的地方都贴上这副对联，包括食堂。其他中学的情况与此相仿。这副对联由北京贴向全国，一位当时在厦门读中学的受访者说，他们那里的学校里也贴了很多。

当时官方报纸天天发表热烈支持红卫兵的文章，但是有关这副对联的一切信息（被欢迎程度及其残酷效果）却从未见诸报刊。当时这副对联还被叫做“鬼见愁”。鬼见愁原是北京香山一座山峰的名字，在此指鬼怕这副对联，或怕这副对联的人是鬼。很多干部子弟狂热宣扬这副对联，他们认为自己的父亲是英雄，自然而然，他们自己就是好汉。

该联起源于北大附中（该校也是最早开始打老师和同学的学校）。1966年6月，有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和出身于右派分子家庭的学生发生争吵，前者自称好汉，又把后者的家庭出身抖落出来，骂后者是混蛋，就这样形成了这副对联。7月1日该校开会庆祝共产党的生日，以前这种会都是以班级为单位来安排座位，可是那天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却被隔离在一个角落里。文革前也强调家庭出身，也给革命干部子弟特别的优惠待遇，但是至少在公开场合不曾如此赤裸裸地等级分明。

与此同时，一些新词也开始流行，如红五类、黑五类、狗崽子。“只许红五类造反，不许黑五类翻天”的标语到处乱贴。

到1966年7月底8月初，这副对联广泛传开。在北京，红卫兵曾召开大会和举行游行，宣扬、鼓吹、推广这副对联。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大会上，谁上台讲话，先报告家庭出身。北京四中的学生牟志京，上台对对联表示异议，在台上就被几个同学围着殴打。钢琴家刘诗昆不认可对联，在会场上被人把衬衫的后背撕成两片。在北京五中，有出身不好的学生上台表示拥护这副对联，承认自己是混蛋，也被轰下台去，因为这样出身的人没有资格上台讲话。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大会上，红卫兵反复大唱《对联歌》， 歌词如下：“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滚他妈的蛋！（呼口号）要是不革命就造他妈的反！就滚他妈的蛋！”

北京的红卫兵曾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明确表态支持这副对联。1966年8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等在北京天桥剧场接见红卫兵时，非常明确地对红卫兵的“阶级路线”大加支持赞美，但是却客气地建议把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实际上，从北京传遍全国、到处流行的还是原来的对联。

后来这副对联成为红卫兵组织接纳成员的标准。1966年8月，北京各学校的红卫兵头头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负责人是刘少奇和贺龙的孩子。刘、贺后来都被打倒并被关押虐待至死，但那时还在台上，是最高权力圈中人。革命干部的定义有变化，起初凡共产党员干部都是革命干部，后来变成1949年前入党的共党干部或者1945年前入党的共党干部才算革命干部。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1945年以前参加中共的12级以上的干部的孩子才算革命干部出身。

一位被访者说：所谓红五类，其实是红一类，就是干部子弟，而且还得是高级干部，连科长都不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一般的红卫兵只在广场上走过，被邀上城楼的是极少数。有幸上天安门城楼的没有工人子弟。北京石景山区工人最多，石景山区就没有发起成立红卫兵组织。

在红卫兵运动高潮期（1966年8月到11月），红卫兵做的主要事情是：打黑帮——打校长和老师；破四旧——烧书画砸文物；横扫牛鬼蛇神——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捍卫毛泽东思想——去天安门广场接受毛的接见。这些都是特权，不是人人都能参加的。

在上海复兴中学，红卫兵每日早上守在校门口，要每一个进校门的人都报告自己的家庭出身。南京第二中学也有过同样的场景。在北大附中，红卫兵曾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交叉拦在食堂门口，进门吃饭要报告家庭出身，遇出身好的，举起木枪让其经过，出身不好的要从木枪下钻过。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把学校大门隔成两部分，窄的部分贴着“狗洞”，属于“混蛋”系列的同学走此小门。一位被访者说，当时她在大门内侧看到这个格局，十分害怕。她的父亲刚被揪出来不久，虽然学校还未知晓，但是她不敢走宽的一边，同时又不愿走“狗洞”，转来转去，最后在围墙上找个缺口跳出了学校。

家庭出身变得空前重要，鉴别家庭出身也变得十分复杂。许多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被迫写了详尽的关于父母、祖父母以及亲戚的政治历史状况的报告，贴在教室里，公之于众。有的学生挖空心思去找能改善自己家庭出身的材料。是父母一辈还是祖父母一辈的阶级成分该算作一个青年人的出身？父亲和母亲中有一人成份不好又怎么算？城市贫民出身的人能不能参加红卫兵？当时都被当作十分严重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高官子弟享有种种特权是客观事实，但是社会舆论对此总是持批评态度的。《水浒传》里有高衙内的故事，这个名字后来变成依仗父亲权势为非作歹的恶少的代称。“老子英雄儿好汉”作为一句熟语，原来只是称赞父亲儿子二者都好的一种说法，并非实指父亲好儿子就一定也好。文革中，这个熟语严重变质为：革命干部子弟不但有承接父亲权力的特权，而且有迫害同学和同龄人的特权。这在古代文献中恐怕是没有先例的。文革的那些罪恶，有些历史上有先例，有些却是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比如在这副对联影响下所产生的罪恶。

当时既无电传，又无电子信，大多数人也极少用电话，可是这副对联却在短时间内迅速传遍各地各校，个中原因值得深思。部分青年人对这副对联有特别狂热的兴趣，另有部分青年对这个说法默然承受，这种趋向值得深思。

1966年8月，红卫兵在社会上打人抄家进入高潮的同时，打同学也更加厉害了。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被打倒，其在清华附中读初二的女儿，在全校学生排队去开会时被拉出队伍，众目睽睽之下被打耳光。8月26日，清华附中高三631班的红卫兵，在教室里集体用铜头皮带和棍子毒打班里4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其中一个是郑光召，即后来的作家郑义。这4同学被打成重伤，又被罚劳改。有人至今记得，郑光召跪在学校操场上拔草，身后有红卫兵举着皮带抽打他。高二学生郭惠兰，父亲是右派分子，被同学斗争后喝敌敌畏自杀。还有一位初中女生，因不堪侮辱而卧轨自杀，未死，致终身残疾。

在北大附中，这幅对联一出笼，出身好的同学马上就不和出身不好的说话了，见面时理都不理。7月1日开会时，出身坏的同学被用一道纠察线隔开。再后来，就动手打出身不好的同学。初一四班女生万红，父亲是右派，该班男红卫兵要打她，她从教室中逃出，躲进女厕所。男生追来，停在女厕门外。这时同学彭小蒙正在女厕所里，她要万红出来。万红在厕所里求彭小蒙，说毛主席接见过你，你知道政策，请让他们别打我，结果却先挨彭一皮带。万红被拉到教室斗争，被命令站在凳子上。有学生用铜头皮带抽她，又有学生把凳子突然抽走，致使她从凳子上摔下来。晚上，不准她在宿舍房间里睡觉。她满脸青紫肿块，在阳台上淋雨。高三学生朱同，父亲是右派，有一天被毒打，伤得不能走路，晚上是爬回家的。朱同还曾被关在学校厕所旁的小屋里，坐在遍地污水中，象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被围看。

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毛泽东曾写信对红卫兵“革命行动”表示热烈支持，于是其他学校也纷纷跟上，展开折磨同学的竞赛。在北京八中，初一实验班的一位女生被剃了阴阳头，关在厕所里打。在女生宿舍，有几个出身不好的女生被关进厕所，不准回房间睡觉。初一学生李文渌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不但不准参加红卫兵，还因批评了红卫兵一句被斗，在宿舍被管制，饭里被撒沙子。

在北师大女附中，不少班里斗争了出身不好的学生。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成为北京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在初二四班斗争出身不好的同学的班会上，教室里贴了“打倒狗崽子”大标语，全班45名学生，10名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10名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他们的脖子把他们拴在一起，出身不好不坏的其他学生都坐在地上。每个被斗者被勒令交代反动思想以及父母的罪行，并要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有人打她们，有人把墨水泼在她们身上。在初三四班，要出身不好的同学在教室前站成一排，有人动手打她们的耳光，其中一人的眼镜被打落在地。高一三班强迫一位父母有问题的杨姓同学做以前学生轮流做的清洁工作，黑板上写着：“杨狗，勒令你每天打扫教室！”该校的学生排球队长，因为球队在中学生全国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学校领导人曾和她谈过话。文革中校长被当作黑帮打死了，该队长的父亲又有历史问题，于是同学逼她揭发学校领导，又逼她揭发父母。她服安眠药自杀。幸亏安眠药量不够大，昏迷了几天。虽侥幸未死，但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

在北京四中，高二学生开会，强迫黑五类一个一个讲自己如何不好、确实是混蛋等等。学生牟志京，还不算黑五类出身，和同年级的红卫兵发生口角，被几个红卫兵按在地上打，一颗门牙被打坏。但是他不敢还一下手，如果还手，会被说成阶级报复。在当时这是极大的罪名，完全可能导致严重得多的后果。

在北京一零一中学，一个初二女生哭着被一群红卫兵追打，因据说其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无人敢出面阻拦或解救。在北京矿院附中，一个富农出身的女生被剪了光头。北京二中一位初一学生，资本家出身，被罚跪在搓衣板上，后面还有人拿棍子打。北京五中高三学生郑大力，被迫在胸前整日佩带一块香烟盒大小的黑牌子，因为他家与清朝皇族有亲戚关系。在北京一中（鼓楼附近），红卫兵把原来学校食堂冬天用来储存大白菜的地窖变成关人、打人的地方，有13人在那个地窖里面被打死。学校周边的地富反坏右资、校长、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打。

在大多数学校，只有校长和老师被打入全校性的劳改队，学生则多在年级或班级范围内被打被斗。然而在北京一中，有二三百个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打入学校的狗崽子队集体关押，强迫劳改。高一三班有两个学生被打入狗崽子队，而这个班据说算是比较仁慈的。狗崽子队的学生白天劳动，晚上到班里挨斗，被打耳光是常事。高一二班一个学生，有一天在劳改队里不知说错了什么话，当晚在班里被大打。最后还把一只猫塞进他的裤子里。猫在裤子里面又咬又抓，他惨叫了一整夜。惨叫声传很远，可没人出来为他说话。

打同学之风从北京传往全国。在上海外语学校，资本家出身的学生王一民被斗后精神失常，不久死去。在上海复兴中学，初一女生李晓琳被吊打。她的父亲是教授，算是坏出身。1966年9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发布通令，规定红卫兵纠察队“有权不准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子女任意到处跑”。

在长沙一中，该校红卫兵到北京受毛泽东检阅（1966年8月18日）回来后，通知所有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到校内某处开会。一位当时是该校学生的被访者称，接近会场时，他听见里面有吼叫声。从门缝里看，红卫兵正用皮带抽打一个黑五类学生。他犹豫再三，终于决定逃开。

在南京二中，初三的两个学生吴倩和蒋宜萍，因为父母的问题在班里被斗。先命令他俩打扫教室，其他同学坐着看。打扫完以后，又命令他们写交代，交代家庭问题。此后，他俩被罚天天清扫教室。

在厦门八中（现双十中学），开会时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命令坐在一个角落里。有个学生的父亲是厦门大学的老师，被勒令写交代，交代老子干过什么坏事。

据一些当年是大学生的被访者说，大学生对打同学的兴趣没有中学生大。但是比如在清华大学，也贴过很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参加红卫兵，抄家，剃牛鬼蛇神的阴阳头，看管教师劳改队，这些“工作”只有出身好的学生才有资格做。电机系六年级某班学生去抄过班里两个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的家，但是没有打这两个女同学。

小学里的情形和中学相仿。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五年级学生刘一之也被揪斗，因为她不是红五类出身，而她的作文曾被拿到外班甚至六年级当作范文念。一些男生上去打她，她吓得哭。有个出身好的女同学（刘学燕）站到她身边说：“刘一之的文章拿到别的班念，和她有什么关系？”刘学燕叫人送刘一之回家，有同学还追着打，西红柿砸在她的背上，白衬衫上满是红浆。

北京皇城根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学生，父亲有一点历史问题，同班的干部子弟打他。他逃进厕所锁上门，趁后面追赶的同学砸门时，他爬出窗户，手扶落水管从三层楼下到平地逃走。此后他几个月没敢上学校。

在子女因父母而受迫害的事例中，最悲惨的可能是北京大兴县的地富反坏的子女。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份子及其家属共325人。被杀死者中，最老的80岁，最小的38天，有22户被杀绝。

有的孩子被煽动或被强迫反对父母。1966年8月25日，北师大二附中的共产党书记姜培良在学校被打死，他的在本校学习的儿子参加了打父亲。姜被打死后，儿子也精神失常了。更多的情况是，子女想跟“黑”父母脱离关系而不被允许。他们必须跟父母一起受难，一起被斗，长期充当社会中的贱民角色，甚至被杀害。 

在这场同学对同学的大迫害中，理论（那幅对联）尽管粗糙，但指向（黑五类出身的同学）很是明确。一大批学生由于其无法选择的血缘关系被无情地从同学这一团体中切割出去，变成残酷打击的对象；没有理由，甚至也不被认为需要理由。

这种迫害各地各校各班的严重程度不一样，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迫害到处都发生，没有例外。发生这类事，决不是偶然的，必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心理根源。

十几岁的青年学生遭受同学的侮辱和虐待，有没有反抗的呢？从收集的事实看，反抗者的人很少，因为对反抗者的惩罚极为严厉。以下是四个反抗并遭严惩的例子：

例一：直接对抗。1966年8月25日，北师大二附中高三的红卫兵去抄同班同学曹滨海的家。曹的出身原来是革命干部，但此时已被打倒。曹滨海不像大多数黑五类子弟已经受压多年，在文革更大压力下还能忍气吞声；家被抄时，曹与来抄家的同学发生争吵，并拿起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曹滨海被公安机关带走并关了起来。红卫兵把他的母亲押往学校。在校内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上，曹的母亲樊希曼被活活打死。同一天，该校红卫兵在校园里打死了3个人。另外两个人是校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和语文教师靳正宇。6天后，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检阅红卫兵，这个学校的红卫兵代表被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例二：违抗红卫兵的规矩。王光华是北京六中高三年的学生，该校离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1966年8月，六中红卫兵在校内建了监狱，监狱墙上写有红色大字“红色恐怖万岁”，关押殴打学校老师和从社会上抓来的人，长达100多天。王光华在文革前是班长，文革开始后曾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表示异议。王的家庭出身是小业主，不能当红卫兵。当北京红卫兵纷纷拿着免费火车票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连”时，王光华不是红卫兵成员却也外出串连了。这被红卫兵认为是犯罪作乱。1966年9月27日下午王光华从外地串连回家，一些红卫兵立刻去把他抓进校内监狱的小院，一进院门就被十几个红卫兵用棍棒打得失去知觉。当天夜里，王光华被关在这个监狱里，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次日早上，王又被打，到晚上就死了，年仅19岁。

例三：自杀。1966年9月，北京红卫兵抄了大量的人家并驱逐了近10万人离开北京去乡下。北师大附中初中学生闻佳和母亲也在其中。1968年冬天她回北京，遭人强奸。绝望中，她来到学校，从窗户爬进教学楼二楼的一间厕所。这间厕所因在文革中变得又脏又臭而被钉死了，停止使用。她想在里面绝食而死。几天后，她在昏迷中呻吟，被校卫队发现。根据当时贴出的批判她的大字报，她在被盘问时承认了她恨文革和毛泽东，承认了她在厕所中撕碎了《毛主席语录》。她立即被送进西城区的拘留所。10年后，1979年，她和全国所有因“恶毒攻击”而被判刑的人一起被释放。

例四：理论上反对。典型代表是遇罗克。遇父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遇罗克1962年高中毕业后，因家庭问题一直考不上大学。针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遇罗克写了《出身论》，提出家庭出身不等于阶级，家庭出身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思想。这篇文章引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来证明对联的荒谬。当时正是各种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可以被允许出铅印小报的时候，《出身论》被印在印有“北京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字样的《中学文革报》第一期（1967年1月18日）上，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司令部，只是几个中学生佩服这篇文章，以此名义印了这张报纸。1967月，这篇文章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说成是反动的。1970年，遇罗克被判死刑。

迫害同学的丑行尽管得到最高统治者的纵容、支持和默认，但就其细节和实践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红卫兵自己所为。他们为什么乐此不疲？

原因之一：可以不劳而获高级地位。以家庭出身来决定等级，一部分人可不须付出任何代价和努力即可获得高地位。文革中毛泽东用红卫兵取代共青团。作为青少年组织，二者最大的区别是红卫兵接纳成员首先看家庭出身。共青团虽然也强调家庭出身，至少从未写进公开的共青团章程。

清华附中初二一班的一些学生在对联流行前成立一个名叫梅花的小组，参加文革的活动。小组成员是同班同学，同样年龄，但是家庭出身不同。1966年8月，梅花小组被红卫兵强迫解散，理由是该小组阵线不清。文革前，干部子弟只是在进入了分数线之后才有优先录取权。文革开始，中共中央就废除了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文革前学生干部就有很多是干部子弟，但既不全是干部子弟，而且既有大干部的孩子也有小干部的孩子，不像红卫兵都由高干子弟任负责人。只要把1966年8月北京各学校红卫兵头头的父亲的地位陈列一下，就可知红卫兵追求平等之说与事实相差有多远。

这种自然获得的高等级与红卫兵对同学和老师的非人道迫害显然有直接关系，因为他们把这些受害者看作低等的人。

之二：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特权。红卫兵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有特权的青少年。从1966年8月初开始，北京的学校都在红卫兵组织的控制之下。他们在学校里开会斗争黑帮和牛鬼蛇神，可以动用汽车等设施。1966年8月24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组织12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撕大字报并抄家打人，竟能动用汽车到各学校接人。他们也可动用北京的大型体育馆，在那儿斗人甚至打人。容纳十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红卫兵可以用以召开斗争“小流氓”的大会。红卫兵也有权抄家，在1966年8-9月，北京红卫兵抄了3万户，上海红卫兵抄了10万户，武汉抄了2万1千家。红卫兵组织还有权发布命令，强迫一大批城市居民离开城市，扫地出门，去农村劳动改造。

红卫兵得到的至高无上、史无前例的特权是可以打死人。在人类历史上，自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除了战争时期，没有人得到过这种权力。1966年8-9月，红卫兵在武汉打死62人，游斗折磨致死32人，在北京打死1772人。从8月26日到9月1日的7天中，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都是3位数。还有一些人在遣返到乡下的火车上被打死，根本未列入公安局的户籍统计。

之三：暴力压迫中有快感。好几位被访者都谈到当时校园里的狂热亢奋气氛。红卫兵学生腰扎皮带，高卷裤管，见了往日的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根本不用正眼看一下；说起话来，不论男女，开口就是“他妈的”。有一位被访者说，她班上一个原本娇气羞涩的女同学，这时学会了抡开皮带打人，走路也变得挺胸抬头，说话带着粗口，高声大气。残酷的行为也能使人兴奋快乐，对人类来说这是一种最具威胁性的体验。

之四：虐待同辈可以彰显自己。有的学生甚至对斗同学比对斗老师、斗黑帮更感兴趣。比如，有的学生不厌其烦地四处调查同班同学的家庭情况，为的是将其打入狗崽子的范围。红卫兵到社会上四处抄家的时候，往往对同班同学的家更感兴趣。比如上文写到的北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去抄同班同学的家，并打死同学的母亲。

有些学生在文革前或因体育好，或因学习成绩好，或因在竞赛活动中得过奖，或因有特长而出过名，或个性比较外向，活泼，如果出身不好，会因这些长处而挨整。而且，他们挨整的程度往往大大超过其他同样家庭条件的学生。

同辈人之间有比较，有竞争，自然也就可能有紧张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同辈忌恨是一种难以完全避免的情绪。但是，同辈忌恨可以由制度性措施加以限制，也可以通过自我认识和道德追求来得到克制。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本是可以通过理性的方法来缓和、协调并解决的，但是文革期间却是煽动夸大种种矛盾，并以革命的名义纵容阴暗的忌恨，让一部分人用斗争的方法来对付另一部分人，把同辈间的竞争感转化成同辈虐待。迫害他人可以显示出迫害者的优越性，对同辈人的迫害更能显出自己高人一等的特殊性，所以同辈虐待相当有诱惑力。

红卫兵的全盛时代是1966年的8-10月，然而红卫兵运动导致的体制性变化和心理道德变化，却影响中国社会10多年。影响之一是暴力迫害的大规模使用。以青少年作打手、用群众性打斗来进行的暴力迫害，随着红卫兵的兴起达到高峰。这种方式后来被反复运用。1967年，一些共产党老干部被残酷打斗。煤炭部部长张霖被打死，彭德怀被打断两根肋骨。1968年全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无数普通人被关押折磨至死。

之二是家庭出身从此被强调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1968年毛泽东还亲自发明了“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一专门术语，用以指称因父母“有问题”而受歧视的社会群体。与此相应的是，个人的工作态度、专业训练和才能被蔑视。这对年轻人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种情况直到70年代末才改变。

之三是公道毁坏，私德失落。在大规模的暴力迫害中，善与恶的标准不再存在。很多人知道迫害同学是不对的，但是在暴力的威胁面前，无可奈何。生活中较为平等、欢乐的同学关系被摧毁。压迫和仇恨成为生活方式。受害者的不幸被看作无足轻重。年轻人，有的学会了残酷虐待同辈人以发泄自己的怨毒，甚至以此获取社会地位，有的被迫学会了卑微地忍受侮辱，有的变得无比冷漠，对同辈人的痛苦视而不见，甚至对权势者卑躬屈膝，对受难者落井下石。强权就是真理，谎言大话盛行。整个社会被操纵和挑动，成为人整人的屠宰场，人性堕落了。无数无辜的年轻人曾因家庭出身被侮辱、虐待，甚至致死。直到现在，在访问中，难以听到迫害者向被迫害者道歉的故事。这种灵魂的创伤，何时才能治愈？

记住吴维尊    萧若枝

吴维尊1926年生于浙江东阳，清末名臣袁昶（庚子事变因主和被慈禧太后处死）的外孙，出生时母亲为他取名以巴弗（以巴弗是一位曾与公元一世纪的圣保罗一同坐牢的基督徒）。1949年毕业于上海中华神学院，一生留下100多万字的牧灵著述。

中共建政后吴维尊为神打的第一仗是直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是一派胡言。当时上海虹口区政府组织中小学教师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完毕时，每一个人都要写总结报告，谈自己对社会发展史的认识。作为该区一名中学老师的吴维尊，经过祷告，写道：“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 政治老师说：“你们所信的神，是反对科学的！”吴维尊回答说：“老师啊，科学规律是哪来的？是人定的吗？不是，没有人能制定科学规律。真正的科学规律是神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前就制定妥当的。天地万物都是按照神定好的规律运行。既然科学规律是神早已定妥的，为什么神要反对自己所定的科学规律呢？今天的问题，不是神反对科学，而是人想利用科学来反对神。”

基督徒饭前必谢恩。1957年反右运动中，吴维尊仍然坚持每吃饭必谢恩祷告，中午休息时还要拿出《圣经》来默读。星期天，全校教师要到附近农村劳动，他却要请半天假，理由是《圣经》教导我们要守安息日。不久，吴维尊便被下放到郊区农村劳动改造。在那里，他反而把劳动场所当作传福音的禾场。小组学习，要把干部改造成具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的人，吴维尊却公开发言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且永远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可能，也不打算改造和转变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我没法响应党中央对我的号召。”

1964年四清运动时，吴维尊写信给一位年轻人：“你既然已经信了主，作了基督徒，就应该公开承认主的名，退出共青团，走主的路。”

这个年轻人的退团举动使公安局更加注意吴维尊“与共产党争夺下一代”的问题。1964年7月30日，他被捕了。从世人的角度看，吴的被捕入监完全是由于不识时务。吴维尊则心中确信，坐牢不是他自己喜欢坐的，也不是公安局要他坐的，而是主的带领。神要他在犯人这个岗位上做好一个基督徒，以犯人的身份来听从主的旨意。因此，一进监狱，他就为自己定了一个在属灵的争战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在被审讯时，“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

入狱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八次被审问，一直持定这个四不原则。第七次审讯时，他被要求用书面形式回答五个问题。他一面祷告，一面写出了自己的答卷。其中第四个问题是“政府的宗教自由政策是如何得到正确贯彻执行的”，他直率答道：“正是在这种所谓‘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全国许多教会被取缔、受打击，许多神的仆人和基督徒因不接受党对神教会和神仆人的领导而被捕、下监、判刑等等。我的被捕下监，则是一个新的证明。”

第五个问题是“你对全国基督教界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是如何认识的”，他写道：“圣灵突然拦阻我，不让我回答这个问题，并且光照我一节《圣经》。这段经文是：‘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将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因此，我就不从正面回答了。要说明的是，主耶稣所说的狗、猪，不是指真的狗和猪，而是指不把圣物当作圣物、不把珍珠当宝贝的人。”第八次审讯时，审问人员恼怒地说：“在我的手心里不知经过了多少大牧师、大传道，还没有见过你这么猖狂的！”

1967年2月，吴维尊被判无期徒刑。收到判决书后，他心中非常平安，充满感谢：“仆人决不能大过主人。我的主耶稣，从父手中领受并喝尽的苦杯，是死刑，而不是无期，而且是钉十字架，是最耻辱、最残酷、最痛苦的死刑；父神给我喝的杯，不知轻了多少倍，还存留我一条命，身体至今还健康。主受十字架死刑时，尚且是心悦诚服地领受，我才是无期徒刑，为什么不能也同主一样心悦诚服、从父领受呢？主说过，‘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今天父神既然怜悯了我，给了我这个杯，我就应当把父所给的杯喝尽，无期到底。”

吴维尊饭前照常谢恩，不避讳，不怕人看见。监狱指导员向他宣布：“你要吃饭，就不许念（谢恩），你若念（谢恩）就不许吃。”吴维尊便把自己的碗筷还给管理员，不再吃饭。四五天后，他们厉声斥责他：“不吃饭，绝食，是抗拒无产阶级专政。”吴维尊坚持说：“我决没有绝食求死的意思，我只要谢恩吃饭。”

半年后，吴维尊被戴上一副重手铐，他仍然坚持不让谢饭就不吃饭。狱吏组织七八个犯人教训他，其中一个犯人一拳打在吴维尊下巴上，致其满口流血，滴在身上、地上，又左右开弓，狠打他的脸颊。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中，主的话一直萦绕在吴维尊的耳中：“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主的话成了吴维尊争战时手中的得力武器。反复殴打、折磨两个钟头之后，那个犯人打累了，宣布批斗会结束。看守所长问他：“大家帮助你改造，你觉得怎么样？服不服呀？”他回答道：“报告所长，无论政府对我做什么，或是犯人对我做了什么，我都没有怨言，甘心乐意。”

有一次，吴维尊坚持禁食七天之后，狱方数人强行给他进食。他们把一个铁器塞进他的口中，插下胃管，把食物灌进胃里。这个过程难受极了，但吴维尊丝毫不反抗。灌完后，胶管一抽去，铁器一取出，他就站起来，举目大声感恩说：“感谢天父用这样的办法来养活我！”后来，监狱管理员只要硬往他口里塞窝头，他总是举目望天大声说：“感谢神用这样的方法养活我！”

在检察院对吴维尊的起诉书中有这样的记录：“该犯长期在监内，借口饭前谢恩搞非法活动，破坏监狱纪律，甚至多次长时间以绝食行动对抗无产阶级专政。”

后来吴维尊被转至宁夏服刑当劳改。那时正是文革高潮期，吴维尊仍然持定自己的信仰，坚决反对改造。他坚持不念毛主席语录，不答问题，不唱革命歌曲，不喊毛主席万岁。组长和同组的人命令他向毛主席像磕头，他拒绝。十多个人对他又踢又打，他干脆躺在泥土地上，任凭大家踢打。这是他第一次在劳改队挨打。此后，他无数次挨打，有人用皮腰带抽他，有人用鞋底狠打他的双颊，有人用木棒打他的头顶，有一个队长还用燃着的烟头多次烫他的鼻孔。所有这些，吴维尊都认为：“既是主所允许的，都是于我有益的。”

在这里，仍然是“你要吃饭，就不准祷告，你祷告就不准吃饭”。吴维尊决不吃不经谢恩的饭。不吃饭到了第五天，他已极度虚弱，还被迫受罚跑步。到第七天，又遭四个人殴打，直到把他打昏。然后是灌食，呕吐。劳改队长命令他把自己吐到地上的秽物舔干凈，他就趴在地上把自己的呕出物舔干净。这样的折磨持续了几天，被打的创伤一年多后才痊愈。

中国史书记载着狱中各种各样的酷刑，也记载着许许多多一代又一代受尽酷刑而不屈服的刚强硬汉。吴维尊虽然忍受酷刑，没有屈服，却不是刚强硬汉，他是柔弱的。那些殴打折磨他的人，打累了，问他“你恨不恨我们”，吴维尊说：“一点也不恨，也不埋怨谁。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还为那些钉他的人祷告呢。”

后来监狱政委（最高领导人）对他说：“你要饭前谢恩，我们允许你心中默默祷告。若要表现出来影响别的犯人，我们就不许可。”吴维尊听了，立刻警觉起来，主光照他，这一步也不能让！他回答说：“报告政委，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信心与行动表现紧密相联的。没有行动表现的信心，不是真信心，而是死的信心，假的信心。真信心必然有与之相应的行动表现。我无法满足政委所说的条件。” 

1970年9月，吴维尊被调到管制最严厉的一个组。再难改造的犯人，到那里后也都会被改造过来。组长对他正式提出初步要求：一，吃饭前不祷告谢恩；二，念毛主席语录。不要求两个都做到，只做到任何一个就行，随他挑选。他立刻明确告诉组长，这两个要求，任何一个，他都做不到。矛盾激化了，倾刻之间，他成了全组犯人的斗争对象，组长和全组犯人集中火力，想尽各种办法来刁难他，折磨他。

有一次，他们说，只要吴维尊能念一句毛主席语录，或是说一句毛主席万岁或万寿无疆，就可以让他吃饭谢恩。吴维尊在主面前思考这个问题：《圣经》教导要“敬畏神，尊敬君王”，还教导“我劝你首先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当如此”。想清楚之后，他在小组众人面前说：“我祝愿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他们都欢呼起来：“有门儿，有门儿！”也有几个人不满意，因为他说的不是万岁或万寿无疆。另有人说：“慢慢来，有希望！”那天他们对吴维尊好得不得了，三顿饭都给他吃得饱饱的。

第二天，组长和大家对他说：“今天，你要进一步了，不要说你昨天说的那句话，要说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这么说。”岂料，劝了半天，等了半天，吴维尊还是不肯改口。他们气极了，不给吴维尊吃饭。

有人在私下问他：“你为什么肯祝愿毛主席身体健康，而不肯喊毛主席万岁或万寿无疆呢？”吴维尊回答说：前者是向至高神祷告，为政治领袖代求，神是喜悦的，因为是把至高神放在第一位；后者却有把毛主席当作神来敬拜、把领袖放在最高位置的意味，神厌恶，不喜悦。万岁是不可能的，连活一百岁也很难，毛主席决不会万寿无疆，而是一寿有疆，我为什么要说不合神旨意的胡话？”

靠着主的恩典，吴维尊守住了。此后，劳改队的干部不再干涉他吃饭谢恩的事，虽然谢恩仍然算是违规。在狱中，吴维尊是“犯人中的犯人”，但他说：“感谢主！我是一个自由人。”因为他坚持说“不”，坚持反改造，监狱里那些种种规矩丝毫不能束缚、捆绑他。

到1979年，一同转至宁夏的 200多个无期徒刑犯人只剩吴维尊一人，其他人都已陆续获得减刑释放。许多人劝吴维尊也申诉要求平反，他却非常清楚地表明，自己坚决不申诉。

1981年春季，狱方宣布对他实行减刑，再过6年，他将被释放。宁夏高级法院的裁定书上说，吴维尊劳动积极，遵守监规纪律，证明他“确已悔改”，因此予以减刑。

吴维尊决不认同这个说法。6年后的1987年5月28日，吴维尊被迫出狱。当天他写了致宁夏高院的《出监日呈文》，文中一再申明自己根本没有悔改，从来不曾悔改。“我自从1964年7月入监以来这二十几年中，的确始终毫无悔改的行动表现。”

他说他1964年7月30日被天津市公安局传讯，自第一次预审起，除了确认了自己的姓名之外，凡涉及所谓“罪行”的询问，他“始终拒绝交代任何一点点”。半年后在中级法院审判庭上，“我除了姓名之外，只回答一个提问（问：你是基督徒吗？答：我是基督徒），其他询问仍然一概未作回答”。

服刑20多年至今，凡与“认罪”或“改造”有关的事，“我一概拒绝发言，拒绝书写，拒绝参与有份。服刑20多年中，无数次的大会、小会、学习、讨论、座谈等，只要与改造有关的，（我）没有发一次言、表一次态、谈一次认识、回答一次干部或其他犯人的有关询问；甚至谨慎小心到没有朗读一次文件、报纸或语录，没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多少回每个犯人都必须写的保证书、改造规划、思想汇报、改造总结或小结，甚至是必须记的‘改造日记’，（我）都没有写过一次、一字；历次政治、时事、道德、法律等等学习的考试，我除写姓名外，总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数不清的事实和行动表现（若法院作一点调查了解的话，就不难知道这些都是一贯的，无法否定的事实），都说明我丝毫也没有接受……改造，全部都拒绝净尽了。”

“至于裁定书上所提到的，我‘服从管教’这一点”，“监狱对我所进行的数不清的改造与管教措施，我是一点儿也没有服从，通通拒绝，而且顽固地坚持了二十几年一直到今天”。

吴维尊说，服刑期间所做的一切，没有一件大事，或小到一句语、一个举动，“是真正从我悔改出发说的、写的或做的”。对我“一个十足的、死不悔改的犯人，为什么一定要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硬加上一个虚假的‘悔改’名义，给以减刑并到期释放呢？何况，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更不应该趁这个错误裁定之机钻空子，作出将错就错，冒‘名’顶替的恶事。我非但不是‘确有悔改表现’，而恰恰是‘确无悔改表现’，全部是不悔改表现，根本不具备可以获得减刑的最起码条件，而只能仍是个无期徒刑犯人。”

“既然这六年来，法院没有收回这个不实事求是的、名不符实的错误裁定；而且我作为被专政的犯人，又根本没有资格硬要法院如何做。在这种两难情况下，‘逼’得我没有别的正常方式方法，只能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因为我虽然无奈地（为了不抗拒监狱的执法职能）已经出到了监狱大墙外边，但我认定我仍然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对被判无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认罪，绝不悔改的情况下，也一贯是以‘心悦诚服’的态度对待的，今后仍将以此态度对待，甘心情愿）。另一个方面，从今日出监起，进行有限量的禁食。（只要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干扰强迫，则将维持在这个限量以内，即维持生命的继续；若受干扰强迫，则另当别论）。我用这个禁食行动，专门表示着下列两个意义：（一）对于我的一切‘罪行’，我没有丝毫悔改过。（二）因此，1981年给我的那个裁定是错误的，名不符实。我拒绝这个错误裁定。我这样作，是让法院有充分的足够时间，进行调查了解和重新考虑。如果有哪一天，那个错误裁定被收回、撤消了，也即取消了我的‘悔改’之名，当然也意味着恢复了我所原有的无期徒刑犯人的地位，则我将立即欣然结束这个禁食行动，该干什么干什么。”

被迫出狱之后，吴维尊拒绝离开监狱。狱方“被逼”无奈，最后只得在大墙外为他收拾一间14.6平方米的陋室中，让他在监狱外“服”无期徒刑。他的逻辑很简单：他没有“悔改”，因而不能接受政府强加给他的因悔改而获得的释放。

2002年11月27日至30日，他写下最后一封给自己的亲人的信：我之所以坚持做一个“大墙外的无期犯人”，是神“既要我顺服和接受监狱（政府机关）的执法（与我悔改与否无关），出到大墙之外，又要我坚决拒绝和抵制法院的弄虚作假（把我的死不悔改说成是‘确实悔改’了）”。“不管我衰老到什么程度，请你们各家各人都不要来银川看望我（即使有方便，有可能，也不要来，谢谢，千万不要来）。我始终是监狱的人；若死了，火化，骨灰入土，骨灰葬在南窑，都是最正常的事。什么都挡不住我在末日与众圣徒一同复活。监狱单位只是我在世上长住又暂住的家，直到复活后穿上与主相似、永不朽坏的灵体，与主一同进入永远的家。因为必朽坏的肉体只能仍归土，而不朽坏的灵体才能与主同进不朽坏之神永远的国。（出狱）十多年来，监狱一直待我好，照顾我；这一点，我在神面前也一直非常感谢政府，特别是感谢监狱单位。”“主若许可，我每年写一封简信给你们各家；何时死了，我请多年经常与我交往密切的刘万新老弟兄，打电话告诉三哥家，并请三哥转告你们各家。愿父神和主基督的大恩，常与你们各家同在。”

20天之后的2002年12月21日上午，一对年轻夫妇前往探望吴维尊。敲门，无人应声，翻矮墙入内，吴维尊服装整齐，带着眼镜，面貌安祥，倒在地上，已经被爱他的主接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