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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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蒋介石早把西昌定为他的后备行都。西康省于1939年1月1日建立，2月，蒋介石在西昌设立委员长西昌“行辕”，委派亲信张笃伦为行辕主任，同时组织了庞大机构并进驻军事力量，其主要目的一是控制刘文辉，压制二十四军的势力，二是监视云南省主席龙云；进而掌握宁属地区，隔断康、滇，为他以后的退路做安排。 如果宁属（包括原西昌专区各县）被西昌行辕所掌握，势必影响刘文辉的割据局面。因此，刘对西昌行辕甚为疑虑，力谋对策。而宁属又仅系一个专区，如若设立专署，实力不足与西昌行辕抗衡，为此设立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作为西康省府的派出机构，代表西康省政府行使职权，以便对付西昌行辕。刘文挥于1939年5月亲到西昌设立屯委会，自兼委员长，并派侄儿刘元瑄（时任二十四军直属旅旅长）任屯委会边务处处长。顾名思义，屯委会本应主要致力于开发偏僻落后之彝族地区，发展大小凉山的经济。刘文辉却用它来与“行辕”抗衡，因而这里长期存在着中央势力和地方实力派尖锐的矛盾斗争，宁属地区也就必然成为刘文辉最多事、最头疼、矛盾最激烈复杂的地方。 屯委会成立时，由杜屡谦任秘书长，代行委员长职务。由于杜屡谦不仅没有与二十四军靖边司令邓秀廷搞好关系，还与邓发生难以调和的矛盾。两人之间的矛盾渐渐加剧并表面化，杜屡谦又贪污筑路死亡民工抚恤费七十万元。刘文辉于1942年冬改组了屯委会。正好，父亲东奔西忙的外交和财政工作刚告一段落，刘文辉就派他兼任宁属屯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继而任代主任委员（刘文辉挂名主任委员）。从此，父亲就常住西昌，既担任西康省财政厅厅长，又兼任宁属地区最高行政长官，后被授予少将军衔。那时大哥李国康与刘元瑄之女刘巽谦已有婚约，刘文辉相信父亲和刘元瑄两人联手，一文一武，在西昌一定能合作默契，处理好宁属地区各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抵制委员长行辕向西康的渗透。 父亲个子不高，身体比较肥胖，他为人宽厚，态度亲切随和，不太讲究穿着，平常除了立领的中山服，就是穿中式长衫。记得一次天气突然变冷，他随手找来一根绳子绑在腰上，惹得同事们大笑不止。西昌屯委会的工作人员暗地里都叫他“李老厅”，他知道后也只是笑笑，于是有人当面也这样叫他。但处理起事情来，他一下子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特别有主张，所以很受下级的敬重。 宁属地处边区，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历史上形成了掌握一方的实力派，如冕宁的邓秀廷，他拥有了不小的武装力量，以他的势力管理所在地的各种事务并主持当地政局。 1932年刘文辉在四川与刘湘的混战中失败，邓闻讯赶至荥经，恳切殊诚；见二十四军军需困乏，四处求援，除私赠若干金银外，还向刘表示：“我这一旅人的供给由我自筹，军长不必费心。另外，我还可为军长筹办一些粮食。”刘文辉喜出望外，立即升邓为20旅旅长兼彝务指挥官，回宁属筹办军粮。邓以“为军长筹办军粮”的招牌，先到越西安顺场搜刮，将彝汉人民手中粮食挤干，更肆无忌惮地在过去他的势力不能掌握的地区“征收”军粮。刘文辉获悉，急电宁属行营，“对邓家这股势力，既要利用它，又要限制它，但不能消灭它，适可而止，不准阻拦！” 1938年，国民党政府授权刘文辉筹建西康省。刘为笼络、利用邓秀廷，专设靖边司令部，委任邓秀廷为中将司令，并在9月15日的富林会议上宣布：“此后夷患，全权责成邓司令剿办，不使稍感掣肘。” 西昌行辕成立后，张笃伦千方百计拉拢邓。邓秀廷明白刘文辉对他有戒心，也知道张笃伦是蒋介石亲信，并有意把他拉到行辕一边去。他派出自己的亲信饶绪镇（成都军校毕业生、靖边部少校参谋）于1942年12月14日在重庆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晋见蒋介石，呈述被刘文辉挟制的情形，提出愿到滇西参加抗战。蒋态度严肃、语气温和，只说：“邓司令的报告和彝族户口调查看到了，很好，回去转告邓司令，有什么问题，可找行辕张主任商量，有困难慢慢解决，把后方治安搞好。” 蒋介石的这番话足以使邓秀廷的打算落空，他只好暂时留在二十四军。 张笃伦为了把隶属于二十四军的靖边司令部拉过去，从刘文辉手里争夺靖边权，他委任邓秀廷为西康行辕中将参军，劝说邓秀廷脱离刘文辉归顺中央。刘文辉随即任命邓秀廷为屯委会委员兼边务处副处长，希望他回心转意继续为二十四军效力。父亲和张笃伦、邓秀廷均有旧谊，刘文辉希望他能巧妙周旋，化解自己与邓秀廷的矛盾，并在维护西康省利益的前提下，尽量想办法对付行辕的压制行为。 父亲到达西昌的第一天，一些被邓秀廷驱逐、靠拢屯委会的彝族人士在欢迎仪式上散发传单，并向父亲呈递《呼吁书》，矛头直指邓秀廷。面对复杂局面，父亲多次诚心诚意地与邓秀廷交流、解释，转答刘文辉对他的重视，希望邓秀廷和大家一起共建宁属。尽管父親做了很大努力，效果仍不明显，邓秀廷只是没有公开投靠张笃伦而已。 1942年冬，父亲刚到西昌不久，农林部派了一个叫邓祖植的大学生到普格实验农场工作，被当地彝族人捉去当了娃子（奴隶）。这下惹了大祸，国民党中央严令屯委会清查，下令“一定要把邓祖植解救出来！”父亲派出人称“凉山好汉”的李仕安前去解决。李仕安不愧是智勇双全的彝族好汉，他冒险进山，千方百计查出绑走邓祖植两个彝族人，但绑架邓祖植的人知道李仕安的来意，悄悄处理了邓祖植，李仕安始终未能找回邓祖植。 “不好了，有人放火烧房子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邓祖植的问题尚未水落石出，一场大火又在盐源县点燃，200多家房子化为灰烬。原来盐源县北部的邓秀廷所属彝人，与屯委会彝人“打冤家”，发生了大规模冲突，邓秀廷的彝人在行辕的支持怂恿下，烧毁了盐源北部灰塞地方属于屯委会管辖的头人和部落的房子，形势十分紧张。大桥指导区长黄尔康星夜赶回西昌，向屯委会告急。“谁去处理？”父亲自然又想到了李仕安。李仕安去后当机立断，组织屯委会彝人进行反击，在击退围攻后，建议屯委会拿邓秀廷手下的营长罗阿什子问罪。起初，罗阿什子态度十分强硬，但迫于压力，最后还是举手投降。 地方的问题一桩接一桩，中央也不放过宁属地区。财政部长孔祥熙携带现金数十驮，到西昌收购民间烟土，由行辕负责运出；并且不准民间私种、私运、销售，实际上是想中央垄断鸦片烟的种、运、销，独揽暴利。这就和刘文辉有了实际利益的冲突；刘文辉坚决抵制，一定要利益均沾。几经争执后取得协议，双方同意中央和地方共同经营。刘文辉的鸦片由二十四军派专人负责沿途武装押运。仅管如此，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仍不时发生争执，相互抓对方的问题进行打击。每年种烟季节，行辕都要召开“禁政会议”，用军法威压地方，在大张旗鼓厉行禁烟的题目下，行辕夺得了不少烟土、钞票，又打击屯委会的势力。刘文辉也不示弱，二十四军最精锐的警卫营，是专门负责鸦片运输的专业鸦片运输营，在其营长周桂三的指挥下，贩运鸦片烟土13年，屡屡得手，以这支专业鸦片运输营外运销售，获利甚丰。 刚到西昌，父亲就面临如此纷繁复杂的问题，他只能设法一件件解决，尽量把工作重心放在建设上，但局势却不能让他按自己的心愿去做。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西南成为抗战大后方。西康遂成为战时祖国内地与西藏进行经贸往来的重要枢纽。为发展康藏经济，1942年8月，身为主持西康省财政金融的最高官员李万华和李先春与在西康的康藏知名人士共同筹资，设立了“康藏贸易公司”。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国西南地区重要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被迫关闭，国外援华物资难以运往抗战大后方，由印度经西藏、西康至重庆等地 一时成为由内运物资的惟一通道。康藏贸易公司成立后，即运用驮力，接受各方委托，曾经先后由印度代运物资十余批至康定。由于委托者越来越多，康藏贸易公司又与交通部协商合组康藏驮运公司。 由于康藏贸易的繁荣，特别是康藏贸易公司的经贸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英印对西藏经济的控制；康藏贸易公司从印度经西藏向国内运送了不少战略物资和机器设备，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抗日大业，对支撑持久抗战并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1944年初，由于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企图取刘文辉而代之，开始挑起事端，排挤二十四军。他假借匪患严重，危害民族地区的安宁，请求国民党中央批准成立了宁属剿匪总指挥部，还要来了大批武器装备，以此要挟刘文辉。于是，已暗中投靠他的二十四军靖边司令邓秀廷当上了宁属剿匪总指挥部总指挥。谁知，邓秀廷当总指挥不到一月就病死了，使张笃伦的如意算盘落空。刘文辉趁机立即委任刘元瑄为总指挥，孙子汶为副总指挥。 张笃伦用尽了心机，转眼间却总指挥易人，不但没有为自己扩大势力，反为刘文辉增添了一支武装力量。他气得捶胸顿足，却并不死心。不久又心生一计，借口要检阅部队，调集靖边彝民团近万人，集中到西昌，实际上他布置了进剿方案，他想借屯委会之刀杀彝族人，挑起事端后再来问罪，以削弱屯委会的势力，自己坐收渔人之利。好在父亲和刘元瑄早有提防，没有上张笃伦的当，面对紧张局面，只虚张声势，随便应付一下，并没有造成大的伤亡，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1944年美国飞虎队战机B-29在宁属所属地区的月儿坡坠毁，机上十一名美军飞行员下落不明。此事惊动了中、美两国政府，宁属屯垦委员会和西昌行辕都急了，国民党中央急电西昌行辕：“火速弄清情况。” 父亲决定再一次派出特区区长李仕安带领专程从美国赶来的穆伦少校一同去寻找。因为这架战上安装了特殊设备, 穆伦少校还带来足量的炸药以备用。他们先坐飞机到印度, 后在群山中跋涉, 历尽千辛万苦，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日夜兼程，终于赶到月儿坡。还没有上山，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焦味，走近了就看到一个飞机坠毁形成的二十多米深的大坑，大坑周围一两百米范围内的参天大树都被连根拔起，稍远一点的只剩下树桩，还有因飞机坠毁引发森林大火的痕迹……。原来B-29战机飞临雷波上空时，由于雾大迷航,飞机在大山中兜圈子，在燃料即将耗尽之际,11名机组人员跳伞自救，美军驾驶员临危不惧，一直镇静地驾驶飞机，等到机上的全部人员安全脱险后，自己却因来不及跳伞而英勇牺牲。救援人员在那里找到了跳伞后被当地彝族百姓救起的飞行员和完全毁坏的战机残骸。在回程时走到金沙江边黄华镇渡口，穆伦上校让背夫卸下背上的炸药，全部抛到江中! 现在已不再怕被汉奸窃取飞机的秘密，卖给日本人了。这架飞机就是美国最先进的B-29轰炸机,号称“空中堡垒”。 李仕安完成任务回到西昌，父亲称赞他的勇气和吃苦精神，并提升他为屯委会中校参谋。 父亲和张笃伦本是老朋友，但他在西昌任职几年，与行辕主任之间的关系却可以用剑拔弩张来形容。一次，行辕宴客，父亲让母亲代表自己前往。母亲应酬完后回家就大吐大泻，经医生紧急诊治，断定为食物中毒。一贯性格平和的父亲气得暴跳如雷，立即派人前往张笃伦家，他说：“你们去张家好好看看，要是张家无人中毒，定是他们宿意谋害我们，我决不会与他善罢甘休！”打听消息的人回来，确定张家人也都有中毒症状，原来是张家厨师误购了有毒野生蘑菇，此事才告平息。 宁属地区矛盾重重，屯委会还处处受到国民党中央的压力，而刘文辉却只到西昌进行过两次“南巡”，做了短暂停留，所有重担都压在父亲肩上。在处理复杂尖锐的矛盾时，父亲理所当然站在二十四军一边，他领导屯垦委员会，对西昌行辕多方进行抵制，使他们不能为所欲为，从而，父亲与张笃伦、警备司令贺国光之间的矛盾加深，蒋介石对父亲也非常不满。 1944年冬，行辕和父亲之间的斗争加剧，蒋介石也因刘文辉的强硬政策，使他控制西康的愿望落空，就想以通敌叛国的罪名武力解决刘文辉的军力。他要求四川军阀杨森和潘文华出兵讨伐二十四军，潘文华却表示中央既已掌握了刘文辉叛国的确凿证据，最好公诸国人裁判，不宜兴师动众，更不宜加以袭取。由于潘文华不愿从命，此事只好作罢。潘文华对蒋介石如此强硬的态度原因复杂，这和父亲长期与他的交好也有重要关系。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蒋介石夫妇坐镇西昌，指挥杜聿明在昆明发动政变，直至逼迫龙云离开云南为止。张笃伦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趁此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委座，我请求让邓秀廷的女儿邓德芳（养女）为我的儿媳。”张笃伦的儿子张宏基是中央军校学生。蒋介石一听就知道，这是挖刘文辉墙脚的政治婚姻，他笑了起来，说：“这也算是新生活时代的和亲政策的体现嘛。”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这桩婚姻由蒋介石和宋美龄做媒，并在蒋介石夫妻离开西昌返重庆前夕，为张笃伦的儿子和邓秀廷的女儿举行了婚礼，蒋介石夫妻参加婚礼并充当证婚人，还即席讲话。在特制的缎面粉色泥金宣纸的册页上，蒋介石题词“五世其昌”，宋美龄题词“百年好合”。父亲知道这个婚姻的目的所在，但却无可奈何，还得硬着头皮和母亲一起去参加婚礼。 蒋介石也借此次逼龙云出云南之机，对父亲施压，要让父亲看看与他作对有什么后果。但父亲仍尽忠职守，一心一意维护西康省的利益。 其间发生了一个小故事。父亲通过边贸关系，买到一支14K的欧米加金表，非常喜爱，一直戴着。不巧此表被蒋介石的侍从长看上，硬要父亲转让给他，父亲不同意。对方一再加价，志在必得。最后价钱加到十倍，已明显带有强迫性质，但父亲仍无丝毫妥协之意。建政后，父亲将此心爱之物给了大嫂刘巽谦，以为戴到西康省军区副司令员女儿的手上，或许能保留下来。孰料“文革”红卫兵抄家时，硬将此表从大嫂手上掳下抢走。 1945年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贺国光和中央银行勾结，要将储存在西昌的白银二十万两和大量生丝用飞机运往重庆，再随蒋介石带回南京；西昌商界坚决反对。父亲领导屯委会组织民众阻挡，结果，花纱还是留在西昌自由买卖，白银也没有被运走。西昌人民莫不拍手称快，贺国光却对父亲怀恨在心，觉得父亲太难对付，一定更要想方设法抓父亲的问题，把他排挤出西昌。
2 1945年，西康曾发生著名的“荥经事件”，西康部分地方力量在“康人治康”的口号下，发动了反抗刘文辉统治的武装暴动，弄得刘文辉焦头烂额。蒋介石警告刘文辉：此事若不平息，影响后方安定，中央将对你失去信心。但此事一直余波未平。1947年，父亲刚从西昌回成都，即分别邀请旅蓉西康学者、名流和军政要员，在新玉沙街刘文辉公馆促膝谈心。父亲表示改革的诚意，听取他们的意见，采纳他们的合理要求。过了两天，父亲又约集袁品文、谭其蓁、傅春初等六人，在成都西胜街我们的家里，开了四天会，讨论了许多问题，并形成决议。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关于六人小组议决的问题，由父亲向刘文辉汇报，要求他早日采纳施行以免徒托空话。 此后, 刘文辉同意了大家的要求, 以致皆大欢喜, 以“雅属行政检讨会”的形式，最终和平收场。父亲又一次为西康省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也又一次为刘文辉排除了重磅政治地雷。 但父亲并没有让自己完全陷入这些令人心烦的政治斗争中，而始终把开发凉山地区、发展边疆经济放在第一位。在交通、建筑、发展农业、严肃政纪、完善会计制度、体恤民情、减税振灾、保护森林、设立医疗机构等涉及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他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 在西昌，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次, 屯委会的工作人员放风筝玩, 风筝状如少女, 在高高的天空随风飘飞。彝族人见了, 非常惊奇, 顿时聚集了一百多人观看, 并纷纷用枪射击, 共约射出两三百发子弹。后因风大线断, 风筝时高时低、飘飘荡荡, 如少女翩翩起舞、摇曳生姿, 渐舞渐远, 彝族人的射击更加剧烈。其中有人拼命鼓掌、欢呼雀跃, 有人合掌摩拜、大声祈祷, 后来彝族人民流传, 不知何方妖魔飞临上空多时, 后飘然远去。 那时凉山的彝族人民的生活非常落后, 他们还在以刀耕火种的方式来获取生活资料。为此，屯委会在西昌举办了西康省农业展览会，并支持农垦界人士在西昌建立中华农学会西昌分会，又向农民介绍堆肥的制造法；还在当地的农民节举行纪念大会，展览农作物新品种，以帮助彝族同胞在发展农业上有所进步。 仅管屯委会工作非常繁忙，父亲仍念念不忘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 父亲从他自己的成长，深深懂得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培英中学”为国民第23军军长刘成勋于1920年在新津创办, 当时是随营学校，规模很小，只收初中男生。但1927年第23军被刘文辉攻击, 防区尽失, 部队也被收编, 刘成勋心灰意冷,自此不问政事, 回大邑闲居。“培英中学”也任其自生自灭。眼看“培英中学”失去资金注入, 即将撑不下去, 30年代父亲毅然接办了这所学校，任该校董事长, 1930年学校迁至成都东丁字街，随后又迁至东马棚街口宁雅邛公所, 以就近解決平民子弟的入学問題。1937年李先春的大儿子李万鹏从日本归国后，曾任这所学校校长。三十年代末期，日本飞机经常对成渝两地狂轰滥炸，为了躱避日机轰炸，保护学校和学生，父亲征得李先春的同意，将“培英中学”迁至李先春文家场的农庄，直到抗战胜利。胜利后, 学校才又迁回成都,并发展成为招收男女学生，初中高中的齐备的完整中学。后来，父亲又出资在大邑县安仁镇开办了“春花小学”。 西康建省之初，父亲也十分重视西康省教育事业。1940年6月他在《康导月刊》上发表了题为“西康教育之我见”一文，阐明西康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在他兼任宁属屯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期间，位于西昌的西康省立边疆师范学校筹办开课，国立木里小学成立。宁南县高级中学创立时，刘文辉题词“百年树人”，父亲题词“菁载作育”。父亲认为既然命运让他来到西昌，他就要抓住培养下一代这个重要的题目，多做贡献。他相信终有一天教育会帮助贫穷落后的西康省发展起来，中国也会因为教育的发展变得强盛。 在父亲主持下，宁属屯垦委员会在发展教育方面还做了几件事：由屯委会开办“边民训练所”和“边民实验学校”，以后又建议西康省府在西昌成立“第二边疆师范学校”，校址设在云南馆（即现中共西昌市委内）。几所学校为西昌地区培养了少数民族学生数百人。建政后，这些学生很多都参加了新政权的工作，成为骨干力量。 在实业方面，父亲除了经营康藏茶叶公司外，还担任济康银行董事长和惠通银行董事，任西康茶叶公司董事长。此外，父亲于1940年组建西康铁业公司，1944年他和伍柳村、汪正琯创办济宁公司，这些企业对西康经济的发展，扩大康藏和内地的贸易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又把西昌订为后备行都，国民政府经济资源委员会在西昌修建了“西昌电厂”，西昌电力公司是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1940年在西昌办的电厂。1942年在高枧乡姜坡设水力发电工程处为扩大灌溉渠，引东河水，先后修建两个发电所，安装3×32千瓦水轮发电机。1944年3月又在东河上游扩大灌渠小埝沟，安装1×64千瓦水轮发电机，1946年发电。至此3台共128千瓦。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陆续迁回南京，资源委员会无意继续经营西昌电厂，打算放弃。1945年11月，西昌县参议会讨论通过徐仲伟等人提案，“呈请西昌行辕及省府和电请资源委员会继续办理西昌电厂，以利地区开发。”然三方均忙于接收抗战胜利果实，对西昌一个小小电厂已了无兴趣，互相推诿，久无回音。父亲不愿已建成的电气事业废弃，决定组织地方人士接办。 在父亲主持下，由父亲、垦务处长徐孝恢、西昌县参议会参议长杨启周、西昌县县长张植初、西昌县银行经理李次钧、屯委会委员徐仲伟等人发起，于1945年12月29日组成“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父亲兼筹备处主任，徐仲伟、金国材（社会服务处处长）为副主任，其余发起人均为委员。父亲表示：“屯委会决以最大资力以协助地方完成电力建设之成功”。并号召西昌市民，能在“节省一年清油之资，维持地方建设事业”之认识下，一致努力，提前建成电力公司。确定以用电户为对象，采取劝募方式募集军、政、商、民各界股金共三千万元，终于筹到必要资金。 电力公司筹备处与西昌电厂一同商议，而有《资源委员会西昌电厂出售，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承购电厂全部资产及营业合约》。该《合约》报经资源委员会批准，双方于1946年12月31日交接完毕，1947年1月1日由电力公司接办经营。父亲担任公司董事长，徐仲伟任总经理。电力公司虽系民营，但重大问题多是在屯委会指导下决策，所以当时西康省政府建设厅称为“官督商办”。 由于物价暴涨、偷电现象严重及电费难收，电力公司几乎无利润可言，但是因为它关系到西昌人民的生活，父亲仍要求公司维持生产直至1949年。 因在实业界的强大实力和杰出贡献，父亲被大家称为川康省实业界、金融界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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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爱祖国、爱民族，和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一样，也对日本侵略者怀着满腔仇恨，经常参加抗日活动，因此于三十年代末认识了大邑老乡车耀先。 车耀先说服刘文辉和冷寅东出面，在成都东城根街成立了大邑旅蓉同乡会，车耀先任执行委员。同乡会每周的新闻讲座多由车耀先主讲，讲“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讲东三省的沦陷和日寇的侵略，讲日本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听者无不动容。 父亲对车耀先评价很高，认为这位大邑老乡很能干、很有才华，特别是他的爱国心令人钦佩。那时，车耀先在祠堂街开了一家餐厅“努力餐”，那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活动据点，距我家很近。父亲却不知道，车耀先是中共地下党的四川省军委书记，正在做二十四军系统上层实力派的工作。 车耀先认识父亲后，经常到我们西胜街的家出入，所言全是抗日之事。因父亲满怀抗日热情，遂与车耀先成为好友，对车耀先颇多经济上的支持，还多次掩护过车耀先。甚至车耀先販卖鸦片，也靠父亲掩护。他告诉父亲这是为抗日斗争筹款，常常把鸦片藏在我们家中，父亲的住处成了车耀先在成都的一个十分安全的去处。 父亲通过车耀先结识了另一位同乡邹趣涛。邹趣涛原名邹泽滋，父亲也不知道他是中共的地下党员，更不知1938年当时任长江局书记的周恩来曾在武汉约见过邹趣涛，听过他汇报工作；周恩来还亲自指示邹趣涛做好二十四军上层的统战工作。 父亲和邹趣涛认识后，谈到抗击日本侵略之事，觉得十分投机，因而关系日趋亲密，还为邹趣涛在二十四军里安派了职务。邹趣涛辗转于川南、南京、上海、武汉、重庆搞地下工作，父亲却认为他在为抗日救亡运动而八方奔走。1939年父亲到重庆参加全国财政厅长会议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对父亲说：“据了解，西康驻渝办事处有个异党分子邹趣涛，化名于左行在重庆到处活动。你回去后，告诉自乾（刘文辉）妥为处理。”父亲立即找到邹趣涛，把何应钦的话如实告诉了他，并说：“老弟，你在重庆工作要多留神啊！”不久邹趣涛就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重庆，父亲也为自己保护了抗日救国的先锋力量而高兴。他那时还一点也不知道“共产党”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这些“朋友”和他的交往，对他将来的生活会起什么样的作用。我善良而单纯的父亲呵，完全不知道他的满腔爱国热情会把他带到何处，更不知道他的生活从那时起，就开始一步步掉进一个无法自拔的陷阱里。
4 上下求索的漫长岁月里，父亲处处受到国民党势力的排挤。作为反弹，他和刘元瑄联手，于1944年和1946年相继发起反蒋的“乾社”和“民主竞进社”，在公教人员中发展成员几十人。但他们不懂政治，书生气太重，组织这两个社团，并非打算跟蒋介石争江山社稷，只是为了团结一批热爱西康的人，保护西康老百姓和地方权益，抵制蒋介石的压迫。他们既无行动纲领亦无打倒国民党的目的，更无理论基础。这样的“反蒋”活动实在太幼稚，只能碰壁。 在父亲最艰难、最困惑的时候，共产党人及时给了他关心和支持，父亲觉得自己和共产党在“反蒋”上有共同语言，自己做不到的事共产党却能做到，对共产党越来越佩服和信任。此时国共对立已明朗化，刘文辉跟共产党的合作也有进一步发展。尽管有国民党特务的压制，中共地下组织在雅安和西昌仍极其活跃，而且几乎从不出事，这显然是刘文辉和父亲刻意庇护的结果。刘文辉、李光普坐镇的西康和刘文彩、李育滋控制的安仁镇，因此同时享有“小延安”的“美誉”。 宁属屯垦委员会创办了《新康报》，地址在康宁公司楼下，与西昌行辕所办的《宁远报》对立。1945年底，由当时西昌地下民盟组织负责人唐会昌任主笔，郭正坤、陈再华、赵坤远等任编辑、记者，发展了盟员十多人。当时的新康报社成为西昌民盟地下组织开展斗争的主要基地，父亲领导的屯委会支持他们，经常发表力争民主自由的言论和报道解放战争真实情况的消息，起了宣传革命的作用。 1946年，邹趣涛到西昌进行统战工作，但一进西昌就被贺国光逮捕入狱。父亲和刘元瑄一同拟定营救计划。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由肖绍成任副师长的136师调派一连士兵，将邹趣涛从行辕的监狱里抢救出来。虽然邹趣涛在越狱时摔坏了腿，仍按原计划扮成醉汉，被父亲派的人安全护送出西昌。 1946年，屯委会下属一些中下级军官私人合伙购买了一些鸦片，集中存放在徐家祠一个连队的驻地。不知谁走漏了风声，贺国光派人来查搜，吓得连队的士兵把鸦片拼命往隔壁驻地扔。可还来不及扔完，贺国光的部队已经打破了大门闯了进来，他们收缴了鸦片，处死了连长，并把这一私人行为硬往屯委会身上扣，大肆攻父亲和击屯委会。 父亲不得已，辞去屯垦委员会的职务。但父亲在西昌的影响力仍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在屯委会工作期间，父亲对西康行辕多方抵制，使他们不能为所欲为，也无法把宁属的地方力量抓住并组织起来。所以，到了1950年，贺国光等乘飞机前往台湾，西昌成为全国最后一个被共产党占领的地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