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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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西昌回成都后, 父亲把我和妹妹送到实验小学读书。这所小学比较开

放, 学生不用穿童子军军装, 如果要上童军课, 女生就在腰上扎一条带子,

把长衫下摆拉上来塞在带子上, 随便操练一下,。学校不要求学生写毛笔字,

还开设劳作课；学生除了学习规定的科目外, 还参加很多活动。 在那里,

我学会了唱国歌, 认五线谱, 指挥合唱; 在那里, 我学会了制作工艺品, 使用

缝纫机；在那里, 我们用“山那边”代替“解放区”, 唱“山那边哟好地方, 一片

稻田黄又黄, 你要吃饭得耕地哟, 没人为你作牛羊。”后来才知道这是共产

党办的学校。

  这段时间, 父亲跟共产党的关系更近了。1948年，共产党通过邹趣涛和

他结成统战关系，进而吸收他为新民主主义同志会会员，入会时要求父亲

资助银洋两百元给地下党购买枪支弹药，还要求用父亲办的培文印刷厂作

为川西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处。

    这时的成都，变化实在太大。回想抗战胜利的那天晚上，人们从每条街

巷、每个家门涌出，通霄达旦地狂欢，一起迎接安居乐业的生活。谁知道

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当时的一首歌所唱：

      抗战胜利有三年，

       全靠老百姓出力多，

      总算打的还不错，

      总算打得还不错。

      却不料胜利三年来，

      半个世界风雨飘摇，

      千万人民难过活。

    由于种种原因，全国物价飞 涨、经济衰退，成都的经济比其他地区崩

溃得更迅速，很多人在饥饿线上挣扎。一会儿是法币，一会儿又换成金元

券、银元券，过不了多久，甚至铜元、小钱也在交 替使用。西马棚前面的

长顺街上，到处都挂着花花绿绿的大减价横幅，商店老板声嘶力竭地吆

喝：“关门大拍卖啊”、“亏本大出血啊”，构成一幅幅看似热闹实则 凄凉的

图画。成都市内商店倒闭、工厂罢工、教师罢教、学潮频频，常听到集会

或游行的人群高呼“背时政府垮！垮！垮！”的口号声。

    接受中共地下党的指示，父亲拿出蒋介石发给西康省的部分省款，暗中

交给地下党。地下党再用这些钱大量制造假币，并迅速投放成都市场，成

都经济的大滑坡当然更一发不可收拾。人民生活更加不堪，反对国民党的

浪潮在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也更加一浪高过一浪。

    实验小学的老师也罢课了, 学生会号召小学生支持教师的罢课活动。我

们排练话剧、大合唱、舞蹈等, 并组织义演, 卖票的收入全部送给因罢课而

得不到工资的老师们。当然, 买票看我们这些小孩子拙劣演出的, 都是同情

教师的开明人士。 每次演出, 父母都要陪我去, 他们也买票进入会场, 我在

台上看到他们鼓掌, 总是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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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 成都更是一片混乱。胡宗南部队入驻成都，全城军管。大街

小巷却到处有共产党的标语，还贴出毛泽东和朱德的油印照片。国民党当

局加强了镇压。记得有一个叫毛 英才的华西大学女生去裁缝店做衣服，只

因手提包里有一本《新民主主义论》，被特务发现后，即被逮捕。尽管查

明她不是共产党员，仍被枪杀在十二桥。当时成都 的气氛异常恐怖，稍有

差池就会丢掉性命。一天，我家后门传来急促的敲门声，门刚打开，一个

中年男子就慌慌张张闪身进来，原来是常到我家的邹趣涛。

    他说：“今天真危险，我刚到青年宫被特务盯上，拐来拐去始终甩不

掉‘尾巴’，好不容易来到这里，你们能不能让我躲几天？”母亲赶紧叫人绕

着西马棚和后门所在的焦家巷走了几圈，没发现可疑人物，这才松了口

气。     我 家院子左边是田颂尧的住宅，右边是孙德操的寓所，这样的地方本

来是不易被特务怀疑、也不会被搜查的。但当时非比寻常，留下被特务盯

梢的邹趣涛，我家肯定要 承担很大风险。但母亲和婆婆历来笃信佛教，救

人性命是她们信仰中最重要的义务；更不忍眼看父亲的好友被逮捕、被杀

戮，尽管心里很怕，仍请他留了下来。

    母亲把邹趣涛安排在客楼佛堂后面的房间躲藏，第二天一早去看他，发

现桌上放着几本红色封面的书：《新民主主义论》、《土地法大纲》等。

母亲吓坏了，说：“你的胆子也太大了，我这里也不可能绝对安全，还是多

加小心为好吧。”

    从 此，邹趣涛就住在我家，母亲亲自照料他的生活，父亲经常跟他长

谈。当时，关于共产党的传言不少，什么共产共妻呀，什么杀人如麻呀，

什么富人要遭殃呀，父亲 分不清这些哪是真、哪是假，一下子思想很乱，

发现自己对共产党其实并不了解。最初，只因抗日热情与车耀先接触，后

来因对蒋介石不满才与共产党有了合作。现 在共产党马上要坐江山，突然

涌来那么多传言，他真有点不知道怎么办。此时两个朋友前来邀父亲同去

香港，父亲正好清理结束了济康银行的业务，就把自己的全部 动产转入香

港的银行，打算全家暫时先去香港看看，再作主张。但一家老小十几口人

搬迁异地并非易事，父亲犹豫不决。

    邹 趣涛看出了父亲的心情，一再向父亲宣传说：“那些都是国民党特务

散布的谣言，你千万不能相信。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协助刘文辉起义，共产

党对起义人员有明确的 政策，你不要害怕。”听了邹趣涛的话，父亲想，

自己和共产党打了那么多年交道，帮共产党做了那么多好事，而且跟一些

川西地下党负责人有很深的私人感情，对 共产党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何况

故土难离呵。

    此时，刘文辉也告诉我父亲: “我已和中共高层讲好，他们答应对我的亲

人和二十四军官员以礼相待，绝不为难大家。”父亲至此终于拿定主意，留

下来支持刘文辉起义。他还天真的想，要是共产党来了以后自己不习惯，再去香港也不迟呀。 一天晚上，我听父亲对母亲说：“好几个人都给我讲了中共对起义人员的政

策：‘既往不究’；‘保证生命安全’；‘不没收私人财产’；‘量才录用’；‘不

打、不骂、不侮辱’。 中华民族不是讲究言必信吗，共产党是说话算数

的，他们应该不会加害于我们。再说，共产党只是要打倒蒋介石，我们不

仅不是蒋介石的人，还跟蒋介石一直矛盾重重。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庸人自

扰，香港就暂时不必去了吧。”母亲当然听从父亲的决定。

父母冒险把邹趣涛掩护在家，邹趣涛不仅一直未被特务发现，还通过母亲

与外面的同志联系，他在我家躲了约一个多月才悄悄离开。临行时邹趣涛

拉着父亲的手，激动地说：“你们这次又救了我一命，你们对我已有三次救

命之恩。大恩不言谢，我一定会永远记住你们的。”                                                           

                                            3

    一 天夜里，一辆卡车直接开进家门，随即大门就关上了。车上卸下

好些沉甸甸的大麻袋，夜色里，几个人从车上跳下来。有人小声地

说：“快！快！”一个个袋子被抬 到后花园，那里早已摆好两张大桌子，

打开袋子，里面全是银元。所有人的神色都很紧张，父亲却镇定地指挥

着。来人和我家的仆人悄无声息地、有条不紊地干活。 先把银元十个

一叠在桌面的一边整齐地摆好，其他银元不用数，一叠一叠摆满整个桌

子。随即，以数好的那一排为标准，用一个大尺子擀过去，自然每叠都

是十个， 再把这一叠叠银元包好，放到备好的箱子里。两张桌子同时

进行，母亲不停地协调大家的工作，我则在大人中间穿来穿去，好奇地

观看这一切。不知过了多久，所有 袋子里的银元都包好、点清，放入

一个个箱子中。在包银元时，父亲已派人在花园里挖了一个大坑，箱子

全被放入坑中，再用泥土把坑填平，最后整理好地面，让花 园恢复原

状，一点不露痕迹。一切都是在静悄悄中进行，汽车离去后，父母才长

长地嘘了一口气。

  原来那是国民党政府发给西康省的最后一笔省款。大概蒋介石想以此

来稳住二十四军，让二十四军不致走上起义之路。父亲深知这笔巨款的

意义和随之而来的危险，所以要亲自保护好它们。建政后，父亲派原宁

属屯委会主任秘书伍柳村把这批银元如数交给了成都市军管会。

    1949年11月， 二十四军的起义正在密锣紧鼓地准备。刘文辉和刘元瑄

的家都在国民党特务监视之下，父亲就担负起与西康省政府、二十四军

各级官员，及四川各路军阀联系的任 务，他总是忙忙碌碌，早出晚

归。十一月底的一天，熊克武率几个随从，全部长衫、礼帽，一色商人

打扮，来到我们北通顺的家，通过父亲的安排，由雅安派一连人 接

应，悄悄离开成都，安全到达约定的起义地点。

    与此同时，蒋介石突然来到成都。刘文辉、邓锡侯等随即逃出胡宗南戒

备森严的成都市，于12月8日通电率部起义，父亲也以西康省财政厅长

和二十四军唯一的少将级文职官员身分随同起义。蒋介石看到大势已

去，匆匆离开成都去了台湾。    父 亲料定胡宗南会报复，我们北通顺

和西马棚的家已不安全，他给全家拿回假身份证，我们都改了名、换了

姓。大姐住在西郊的大学里，妹妹和婆婆留守西马棚家中， 五哥被送

到城外的寺庙躲藏，母亲和我躲到婆婆娘家的亲戚家。另外，刘家派两

辆吉普车接大哥大嫂和他们的母亲直奔雅安，他们化装成农民，从抗战

时期跑警报的 城墙缺口逃出。车到新津河，看到有胡军阻挡，马上转

道安仁镇，原本想躲进刘家。但刘家目标太大，一行三人又跑到二爸李

育滋家。这时二爸家已成地下党的指挥 中心，如胡宗南队伍追来，更

要酿出大祸。三人只得去崇庆县大哥的外婆家住下，那是一户贫农，不

惹眼。  父亲遣散了北通顺家的全部佣人，让那里成一户空院。他自己

则不断变化行踪，他在西马棚住宿时，靠孙德操家的墙边摆好长梯，孙

德操家与另一家邻居的墙边也摆好梯子，一旦有情况，父亲随时翻墙可

以逃走。

    12日晚，胡宗南以一个师的兵力，动用重武器攻打城南武侯祠二十四

军刘元瑄部的一个团，大炮彻夜轰鸣。刘军寡不敌众，大败，下级军官

的头颅均被胡军割下，挂于树上。次日拂晓，胡宗南二五四师用大炮摧

毁新玉沙街刘文辉公馆的大门， 抄了刘文辉和刘元瑄的家，极尽破坏

和抢劫之能事。次日，胡宗南又派两卡车军人抄我们北通顺街的家。待

胡部离开成都，哥哥姐姐返家之际，只见家中狼籍一片，所有物品悉被

打坏，值钱之物全被抢光。然全家无人员伤亡和被掳，已是大幸。

    1949年12月24日，由国民党行政院106次会议下令，免去父亲西康

省财政厅长之职。

经 过紧张的工作，西康省政府和二十四军的起义终于大功告成，父母的心

轻松下来。他们觉得一切艰难和危险都已随之过去，等待自己的将是一

种全新的生活。二十几 年来父亲艰苦奋斗努力工作，现在终于可以远

离勾心斗角、远离尔虞我诈，有希望过上安宁的日子。他们抑制不住内

心的热情，急切地盼望为新中国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