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燃烧的岁月

保卫紅色政权

1949年12月30日，刘邓大军开进成都。大军进城后，征用了我家前院的客楼，我们修了竹籬笆把前院和后院隔开。出于对“兵”一惯的印象，父母惴惴不安。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想出一個简单的办法：宴请驻军领导。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和解放军的纪律，又不敢贸然行动，就由妈妈出面，绕著弯子讲话，看对方态度再做決定。谁知妈妈一开口，对方就热烈回应，毫不費力就请到了几位军官。席间欢声笑语，鸡鸭魚肉被客人一扫而空。晚宴后妈妈回來轻松地说：“我们以后可以放心了。”而驻军对我们确实秋毫无犯。

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驻军营地，有时看到一個人在教大家唱歌，我远远站在大门边悄悄跟著他们唱，沒过多久我也学会了，歌词是：

嘹亮的钟声在天空中振荡，

东方出現黎明的曙光，

钟声喚起了年青的一群，

我们合著钟声一起歌唱。

这嘹亮的钟声响得更嘹亮，

叫四面八方發出回响，

全国的青年向我们走来，

我们团结一起，

奔向前方！

歌声让我这個十岁的小姑娘热血沸腾，也想飞奔向前去拥抱全新的美好生活。

父亲又开始忙起来，他被任命为川西行政公署委员，经常被请去开会或参加一些大型的庆祝活动。一次，他还带我坐在主席台上观看成都市人民庆祝解放的秧歌表演。

1950年初，人民政府政务院宣布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公债——人民胜利折实工债。这次公债推销的主要对象是工商业界和殷实富戶。周恩来签署的政务院关于《发行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指示》明文规定：“必須貫徹民主精神，做到公平合理，反对強行摊派。”但成都市政府的办法是，先每家认购，如认购的数目與他們內定的不合，就由政府強行摊派。給我家下达的公债数目大得惊人，由于父亲已把全部动产转到香港，我们一時筹措不到那麽多钱，不能立即完成购买任务。

一天，來了几個警察，不由分說就把父亲抓到派出所关起來。

我在学校听老师讲发放公债的意义，怎么也弄不懂为什么国家向人民借錢，借不出钱就要关人！一天下课后跟妈妈去“探监”，我自认为有政策撑腰，雄纠纠地走过去想和他们讲理。可面對警察凶狠的眼光，马上就矮了半截似的，想说的话全被堵在喉咙里。我们被带到一间反锁著的门前，打开房门，下几级石阶，看見父亲被关在用粗木柱做成的牢房里，心一下就冰涼了，所有的勇气不翼而飛。我扑过去抓住木栏杆把手臂伸过去拉父亲的手，眼泪像喷泉一样涌出。

父亲抓着我的手，说：“乖女兒，別哭，爹不用几天就会回去。”

我说：“爹，这是什么政府呀？为什么他们向老百姓借钱，还要把人关起来呀？”

妈妈赶快捂住我的嘴，拉著我走了出来。

当时因为买公债，大哥也一度被关押，后放了出来。他去探监时父亲提醒他：你老丈人（刘元瑄）一次就交了90多条黃金，是由你丈母娘在安仁镇交的。省上说：刘元瑄表现很好，起义立功，返回两条作为奖金。

大哥马上就去安仁找丈母娘要。说：“我家困难，买不起公债，把你们的两根金条給我，我交上去也減轻点我们的罪恶，減轻点压力。我爹关在牢里等著它救命呢。”他让丈母娘写了个条子，说這两条黃金是支援他的。他妻子刘巽谦有首饰30两，她也同意拿來买公债。 大哥在二爸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個人骑车回成都。走到溫江，城门处要检查，打开他的包，里面全是黃金和首饰，当场就把他扣留了。他说明情况，又折回大邑，找到区公所，全部交给了国家。

此后，父亲获释回家。全家人的心从此罩上一层厚厚的阴云。后来才知道，整個西南地区竟被摊派七百万两，为完成任务，乱抓人就不奇怪了。

1950年秋天，土地改革开始了。父亲在家的时候多了。

过去跟父亲经常接触的共产党员，成都一解放全都杳无纵影。父母盼星星盼月亮般地盼他们，他们卻再也沒有一个人来过我的家。父母越來越紧张，成天提心掉胆。

土改还沒有結束，“镇反”狂彪又拔地而起。成都也不例外，警車尖锐刺耳地鸣叫着到处抓人，对“反革命”的斗争会天天都有，枪毙“反革命”的公审会三天兩头地开，会前会后反革命分子被五花大綁著游街，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曾经是枪杀“反革命”的刑场之一，著名佛教胜地文殊院后院，到了晚上，一车车“反革命”拉进去。前一批人被枪毙后，尸体马上送走，铲几铲泥土盖住死者的鮮血，接著枪毙第二批。如此每天一批又一批，不知枪毙了多少人，直到那一大片土地被鮮血浸透，变成软软的。

我家对面，住著一对新婚夫妻。小伙子在街道办事处工作。前一天他还积极地跑上跑下干革命，第二天就被宣布为“反革命”。一批军警涌进家门把他抓走，妻子哭得死去活來，拼命抓著丈夫的衣服不肯放手。時至今日，此事已过去半個多世纪，我仍忘不了那青年被架出门时一脸茫然不知所措的表情，和他妻子呼天抢地的哭声。

一次公审会后，几个即將被枪杀的“反革命”胸前挂著大牌子在车上游街示众。突然从一条小巷飞奔出一家老小，他們扶老携幼，不停地叫：“快！快！晚了就看不到了。”他们不顾一切沖向刑車，高喊著亲人的名字。我看不清刑車上那些人的面孔，只看见挂著大牌子被摁得很低的一个个人头，牌子上是很粗的紅色大叉划了的名字；还看见这群置生死于度外奔去见亲人最后一面、並为其“送行”的一家老小。

这段时间，老师曾带我们去乡下參加斗爭大会，我们远远地看见一个人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上。有人不断地上去哭、喊、踢、打，最后宣布枪决。几个人把他拖到离我们不远的田里跪下，枪声响处，脑浆混著血水飞溅。我吓得蒙住眼睛，蹲在地上，把头躲在腿弯里。此后几天，每到吃饭的时候，眼前便出現那白花花的脑浆，就恶心、嘔吐。

离成都不远的夾江县人口不到十七万，那时处理的反革命案件就有九百五十四件，有的一個案件牵连的还不止一兩个人，但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案件未经任何部门批准，即使是经过批准的，又有不少是毫无根据的冤案。

那时，宗教也划成了反动组织，天主教、基督教的外国传教士，全被驱逐出境。我们几个学校的一大群中学生由老师组织起来，每天下午轮番去对着附近教堂反复唱：

赫馬雷（音），滾出去！

馮道元（音），滾出去！

我们今天认得你，

认得你是老虎身上披羊皮，

你借著传教组织圣母军，

你一心和中国人民来为敌，

阴谋破坏样样你都干,

你是個凶恶的帝国主义！

大家越唱越气，觉得外国人都是无恶不作的坏蛋，把他们驱逐出境，简直是太便宜了他们。

这种陆续实施的有计划的大逮捕和枪决行动，造成极具震撼性的效果。毛泽东说：“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

在这狂热而血腥的气氛里，父母极度惶恐，只要有敲门声就心惊膽颤。父亲很多问题都想不明白了：自己既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政府官員员，又曾为共产党做过很多好事；既有田产收租，又是实业家、金融家；既跟随刘文辉起义，被任命为川西行政公署委员，政府又沒有安排他的具体工作。到底共产党会怎样给自己定位？风暴将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降临到自己身上？父母天天为此揪心。记得父亲曾说：“周鼎文现在当了大邑县的副县长，老二那边我就不擔心了，他要是能到我这里来一趟，我也好问问他我该怎么办。”“鄒趣濤离开我们家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不会忘记我们，怎么现在就不来我们家了呢？他在哪里工作呵？哎，我这次如早去了香港，也就天下本无事了，现在才真正成了庸人自扰之。”母亲卻沉默不语。但父母仍抱有很大的期待，那些老地下党员总不致于人人撒谎吧，或许忙过了這一阵子，他们会来自己这里见面？父母多么希望是自己误会了他们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