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失踪

父亲被带回安仁镇，从此就没有一点消息。一天一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找到我们家来，他冷冷地说：“李光普需要换洗衣服，他罪恶大，短时间回不来，你们把他的衣服交给我带去大邑。”妈妈正愁父亲没有衣服穿，现在有人来拿，立即把父亲的衣服都找出来交给了他。不久幺婶带信来叫我们给父亲送衣服，妈妈一下子就傻了，才发现我们被人骗了，居然有人趁火打劫！

第二年，我们听到二爸李育滋被杀害的消息，悲痛万分，对父亲的担忧也更加强烈。妈妈想方设法找到一个贫农成分的李家远房亲戚，请她到大邑打听父亲的情况。这位远亲去到安仁镇镇公所门前问起父亲，听者一下子就警觉起来。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问他？”

“我不是他家的人，只是问问。”

“你是什么成分？”

“贫农。”

“还不快走，这不关你的事。”

我们怎么也打听不到父亲的消息，只知道他一直被大邑县关着，看来他被关押是半秘密的。他从不被带出来露面，外面也没有他的消息，任何人不能探望，甚至一度曾传出他已经去世的说法，也有人说他早已放回成都。1953年秋，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已结束一年多，才听大邑县有人传出，安仁镇的镇公所已经没有关人了。李光普被判“不法地主、反革命”罪，判刑九年，已送去劳改了。

但大邑县既未开公审判，也未张贴过布告。我们全家想来想去，都觉得父亲被判刑的消息可信度不大。父亲在大邑县没有一亩田，退押任务早已完成，带回安仁镇后就失去自由，即使他想干“不法”之事，也没有机会干。怎么可能在土改结束之后由大邑县判他为“不法地主”呢？其次，父亲在被大邑县“请”回去后就不再与外界有过任何联系，大邑县怎么把他弄成“反革命”了呢？更何况，1953年不比土改初期，一切工作都已走上正轨，人民政府判了谁的罪，按规定应该通知工作单位，通知家属。可大邑县法院在周鼎文主持下，既没有公开审判，也没有报告上级和昭告村民，我的父亲在他们玩弄了种种花招后，怎么会居然从起义将领秘密地变成了“反革命”？

对我们来说，父亲“失踪”了，我们像掉进一个充满谜团的黑洞，找不到真象，看不到希望，望不到光明。我和妹妹每天以泪洗面，妈妈却镇静地说：“只要没有他的准确消息，我们就绝不放弃寻找！”

寻找父亲，在那个时候真是难于上青天啊，我们只能把这个愿望放在心里。而当我把找父亲的想法强压在心灵深处之时，我短短十年的童年生活却一次又一次地地浮上心头。在家庭遭此惨变之时，我本应关紧记忆的闸门，不去碰那滴血的伤口，但只要稍不注意，童年的往事就象决堤的洪水，奔腾澎湃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