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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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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耻与知识分子

闲来无事乱翻书，再读顾亭林《日知录》。见其中引《管子·牧民》四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顾氏对此进一步解释说：“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国耻一句，针砭时弊，发人深省，震聋发愦（虚无主义是无耻的前提和基础。儒家讲礼仪廉耻，天然地反对任何形式的虚无主义）。
　　中国历史上当权者极爱抬高孔孟之徒，在野的文人墨客却经常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孔孟之徒在历史上的名声总是有好有坏。但平心而论，儒家知识分子也不都一无是处。顾亭林一类就很不一样。翻遍二十四史，似此公此辈者其实为数不少。这些人特立独行的时候，确实光彩照人。比如讲到学术学问，至少以下三条是今人所不能比的。一是他们做学问最在乎的是内行人的看法。内行人的评论，哪怕只有一、二人，一、两句。他们都很忌惮，很畏惧，很在意。时时戒慎恐惧只怕在内行人中留下笑柄。至于外行人的捧场，虽千万人亦不足论也，所以夫子有当仁不让于师之说（见曹聚仁先生对朱紫阳此句之解的说明）。而当今万人迷恋的大师，虽能玩昏官愚氓于股掌之上，强项也就是乖巧柔佞而已。
　　二是古人认定有学问不一定有科名（相当于现在的所谓学历职称学衔之类），有科名不一定有功名（相当于博士毕业、院士出头不一定能当上院长、校长、委员长、主席的意思）。古代的大学问家很重视这个区分。而儒家传统士为知已者死一说，其中就隐含了强调独立人格的意思。独立人格为士之魂魄。士为知已者死，不知已便不理你。耐得住寂寞也就是坚持自别于芸芸众生，不为世俗所动。学夫子道不同不相与谋，理想不一样，鲁国的司法部长不干也罢。所以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中便有不食周粟的一批人。在中国学术传统里学问、科名、功名三分之说很重要。直到近代，游学只为求真，不把任何证书放在眼里的如陈寅恪那一批人，就深受这个传统的影响。这说明儒家知识分子中并不都是不分是非，不分流氓外族，只要是强人暴君，就捧作奉天承运的无耻小人。由于原生态的儒家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独立精神太强，秦始皇才有焚书坑儒之举。后来的统治者采取招安战略，孔圣人便被供于金銮殿之上。这是后话，暂且不表。心学祖师王阳明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谓致良知也。深得夫子要义。心学后进王心斋倡泰州学派，一心也只是反复在是非之分之上。可见是非二字事关大局，事关独立之人格与精神。因此古人也把话说到了底，昧是非者虽廉实蠹。
今天就不一样了，不当校长、书记你就拿不到大课题，拿不到大课题当然也当不了博导院士大师。这时候程序、惯例、人情世故就比是非重要。但老师不分是非，学生也自然不分是非。不分是非就是小人。而仅靠无耻之徒与势利小人无法建设一个伟大国家。
　　三是古代的庙因菩萨而扬名，不像现在的菩萨靠庙吃饭。古人见面，经常问的是你这个庙里供的是何方神圣？如果是真神，蓬蒿满地也必肃然起敬，如果只是金碧辉煌的泥塑，纵有天子御笔也会拂袖而去。今人见面，先问你住在哪个庙里？如果是奢华无比的京师相国之家，你就是一块砖头，也会自觉得意无限。如果是在荒郊野外，真神亦无人问津。
　　故而古代的仙神下凡先介绍自己是谁？现在的泥塑出场则用庙号来包装自己。
　　所以现代的泥塑只看重表面包装，不愿意深研学问，把正常的讨论当作对自己的冒犯，不接受任何不同意见，不修正任何学术错误，老子天下第一，老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其实学问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虽圣人亦不能免。所以古人不以不知为不知为耻，只以虚心为荣。
　　且不论孰是孰非，至少古人有独到奇磈之处。并不像现代人解释的那样，古人只会讲华丽空洞的词句。
在我们的传统中，不用说六经，就是二十四史也留下了信息无限。只不过没人下功夫读就是了。
　　西学东渐之后，西方的耶路撒冷公平正义的传统与现代哲学的虚无主义传统把中国当作斗争的试验场和新战场，捣乱了中国人的思想。耶路撒冷告诉我们虚无之后是信仰、是公义平等、是博爱与自由。西方现代哲学却引导出虚无之后是强权，是赤裸裸的生存竞争、是没有限制的不择手段、是强者对弱者的欺凌。我们这个时代受西方现代哲学的毒害是太深了。人在不断的被解构中，变成了不如野兽的怪物。无休止的自我欺骗，无意义的装腔作势，无止境的巧取豪夺。人和社会被不断地扭曲。过去我总认为西方现代哲学不过是一堆垃圾，但在一遍又一遍地读现代哲学的经典，在他们的垃圾场上不断搜索之后才发现，还真不能轻视和忽视他们。这使我想起叔本华的警告：“启蒙运动寻找着它自己可怕的命运，孜孜不倦地研究下去，结论对它自己十分恐怖。” 时也命也，此话不幸而言中。经过几百年的历史检验，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信仰指引的理性与启蒙，已经进入死胡同。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他们是一切虚无主义的根源，是各种怪胎的母体。神被否定了，进而否定了人。一切都成了功能分析的材料。历史过程变成了个体生存的战场。求生意识代替了崇高，不择手段了驱逐了廉耻。同时，在地球变成了一个小村庄时，好与坏，优与劣，各种传统、各种思想都已犬牙交错地融合在一起。这个时候尤其需要知识分子挺直腰杆、打起精神，坚持信仰，反对虚无主义，带头建立新的价值标准。早在二战结束前夕，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生前最后一次演讲中就指出：“今天我们正在面对着一个显著事实。那就是，如果文明应该存在下去，我们就必须研究人类关系这门学问，——即一切种类的一切人在同一个和平的地球上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的能力。”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是人类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全球化产生了在人类创造的所有知识财富基础上综合新的文化与文明的需求。易大传有言，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而要实现共同和平生活的愿望，最重要的是要在思想界连根拔除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正在各种华丽虚伪的包装下面侵蚀狀害人类文明的基础。在这方面，中国知识分子能不能带个头呢？
　　今天我们的国家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正行进在一个伟大的航程中。获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但是尽管我非常赞成英国人汤姆·尤因的话，中国是世界经济百年中的最大成就。尽管和过去相比，中国已变得面目俱非。我还是认为在这个伟大航程中，我们乘坐的是一条老船、破船。千疮百孔又超载过度。所以只有保持船的稳定才能继续航行下去。在这个重要的转折与发展时期，非常需要不造假，有信仰的知识分子！可是看到有个名校长官造假真相事无巨细已大白于天下的情况下，公然诿过于学徒门生，士大夫如此无耻，国家危矣！所谓的名校中，学术欺骗学术欺诈横行，某些教授博导在权势面前在金钱面前五体投地，依附腐败分子在阴沟里暗箭伤人。学术机构里到处都是丁春秋丁老怪，豢养了一大批徒孙爪牙，只会党同伐异对自己山呼万岁（在这些人手里，当代教育已变成了纯粹的动物训练）。到处游荡着有证书穿制服的南郭先生，虽无大害，却浪费着宝贵资源。在党给知识分子留下活动范围的地方，在腐败分子的支持下，各种学术流氓却搞起了学术黑社会。难怪毛主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某名校就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看来共产党失去领导的地方，学术流氓必然会站出来领导。长此以往何谈崛起？诗云，行必虑正，无怀侥幸。这是对统治阶级讲的，是对士大夫讲的。其中蕴含的只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共同的价值标准，一个社会、一个团体根本无法维系。人们讲丛林法则，总是强调弱肉强食的那一面。但却忘记了，在丛林中，法则才是第一位的。没有法则就无法维系种群内部的团结与平衡。法则是维持这个环境的根本。
　　当然，如我前面所说，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问题。中国的大多数问题都来源于西方。而虚无主义是现代西方病的总根源，也是现代中国病的总根源。它可能穿着理性的外衣，戴着现代哲学的帽子，拿着金融资本主义的武器。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地球与人类必永无宁日。只有一个地球，所以中国病和美国病有联系。所以美国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问题也难以解决。中国出了问题、美国也好不了，整个地球也好不了。这就是全球化。有一个中国概念叫谁也离不开谁，这是周惠同志说的，后来写进了中央文件，但发明权应归周惠同志。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放到全球化里面，我们就知道，在有了核武器和即将出现的更加可怕的基因武器或纳米层面上的各种武器的小村庄，——地球之上。我们谁也离不开谁。要记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第一届总统就职演说中的那句话:在挪亚的方舟上，人类必须和衷共济。因此发达国家应当用建设性的态度帮助中国，而不是捣乱中国。发达国家尤其需要站在全球化的角度上，重新审视检讨西方文明，重新审视检讨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也应当认识到，没有信仰的哲学家，决不可能发现真理。
　　回到主题，知识分子士大夫的表现事关国家地球，事关国运球运。知识分子需要时时警戒自己。知识分子尤其不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改用裴毅然年轻时写的诗，真的需要一支警惕的骑兵队，巡逻在知识分子良知的国境线。君子大器，要在知耻（见庞光华先生君子丕器解）。而存在于信仰之中，还是存在于虚无之中，这是一个问题。这也就是塞维提诺所说的伟大的和最后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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