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爱的力量

                                     活下去

    1951年初，父亲被大邑县“请”走。父亲走了，妈没有掉一滴眼泪，而且在以后几十年，不管遇到多大的打击和灾难，妈都没有掉过眼泪；父亲走了，妈妈一如平常，平淡而冷静，但她的笑容没有了，话也变少了。我们听说，父亲一到安仁镇就被关押起来。

      父亲被带走一个月左右，一天黄昏，弟弟李国福大声啼哭着来到人世。妈孤独而衰弱地躺在床上，一脸憔悴；我和妹妹却兴奋异常。这粉红色、柔软的小东西，竟是我们的小弟弟！他那丝绸一样细嫩的皮肤上，一根根蓝色血管看得清清楚楚。我用一个指头轻轻触了一下他的小脸，他动了动嘴，这算是向我打招呼吧。从此，我多了一项任务---洗尿布，妹妹总要和我抢这工作，好像是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六十多岁的婆婆则迈动着小脚从早忙到晚。我们却没有办法把消息带给被关押在大邑县的父亲。

      弟弟还没有满月，土地改革运动已开始进行最后一个项目：赔偿农民损失。理由是：几千年来，农民祖祖辈辈受地主剥削，地主应该赔偿农民世世代代的损失。我幼稚地想，过去，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不会叫我们赔赏农民几千年的损失吧。可是，下达给我们的赔赏数目，简直是天文数字。现在妈妈的肩膀不仅要担起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担，还要扛起父亲偌大经额的陪赏任务。首先，妈妈被勒令交出1950年购买的公债券，然后我们上交了父亲在各公司的股票，卖掉了所有的房产及家里值钱的东西，却无法凑足那巨大的数目。

      父亲以前办的学校被说成是公益事业，按规定应无偿上交国家；父亲在西康、成都两地办的公司和工厂，早就归属了政府；转存到香港银行的钱，因为当时政府与香港的对立关系，根本就不能拿回来（而且这笔钱至今不知其下落）。没有办法，妈常抱着吃奶的弟弟，按要求去七县联合办事处报到，但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赔偿的任务很久都没有进展。

      一天，妈接到通知，又去土改工作组。

她被带进了一个房间，房间中央摆着一张书桌，后面坐着一个的中年男人。妈妈抱着弟弟进去，他一边慢慢喝茶一边看报纸，好像完全没有感觉到有人进到房里。妈妈局促不安地站在他面前，不敢随便开口。

过了好一阵，这位干部抬起头来，身子往后一靠，直起腰板，打了一个嗝。他的眉毛嘲弄似的纠结着，目光中带着威严和不屑，拖着低沉而不耐烦声音问：“你这些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你不来交钱？”

妈妈说：“我们只剩几间破房子了，卖掉就马上把钱交上来。”

      “先把你们藏的钱拿出来！”

      “我们没有藏钱呵。”

      他猛的站了起来，目露凶光，一巴掌重重地打在桌上。

      “胡说，谁不知道你们有钱？你骗得了谁呀，没有藏，钱到哪里去了？”

      “我怎么敢骗你，确实没有藏呵。”

      “是吗？让我来看看。”他走过来，一记耳光甩在妈妈脸上，说：“怎么样，钱藏在哪里？”

      妈妈抬起头，说：“我不敢欺骗政府，更不敢藏钱。”并本能地把弟弟抱紧。

      “你们这些狡猾的地主婆，个个顽固不化，你还敢说没有藏！现在我来帮帮你，你就会想起来。”他一把抢过弟弟，扔在地上，弟弟“哇”的一声哭得死去活来。

      “怎么样，想起来了吗？”

      “没有做过的事情，我怎么敢乱说啊。”

那人顺手拿起一根板子，对妈一阵乱打，妈妈不敢动一下，怕他去打弟弟。板子啪、啪地响着，妈妈木然的站着，任他发一阵威风。打累了，他扔掉棍子，气势汹汹地说：“这下想得起来了吧。”

     “我还是那句话，没有做过的事，我不敢欺骗政府。我只请求政府宽容几天，让我再去想办法。”

     “哼！我这就再给你几天回去想，你要再想不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说着，对准妈妈的额头狠狠一拳，随即扬长而去。

     妈妈被打得晕头转向，仰面倒地，弟弟那嘶哑而断断续续的哭声传来，使几乎丧失知觉的妈妈警觉起来，恍惚中只觉得头很晕。妈妈忍着全身剧烈的疼痛顺着哭声爬到弟弟身边，伸手抱过弟弟，赶快给他喂奶。不停地说：“宝贝，不要怕，妈来了，妈在这里。”弟弟吃着奶，仍在不停地抽咽。母子倆就这样躺在地上，过了好久，妈妈忍痛站起来，抱着弟弟一步一步走出工作组。

     下午，原屯委会民政厅秘书长、父亲的朋友李静轩伯伯到学校找我。去到他家，李伯母正在为妈擦洗脸上的血迹，妈妈脸上毫无表情，任由李伯母为她拭擦，只有在酒精擦到伤口上时，她才不由自主地倒嘘一口气。妈妈满身的血痕可以遮住，但脸上的伤必须擦洗干净，尽量显得不太严重。妈不想让婆婆知道她被打。我看见妈妈耳朵后，脸上和额头上都有伤痕；耳朵后的伤还好，不容易被发现，脸上和额上的伤只好向婆婆撒慌了。

     这时，弟弟早哭得精疲力竭昏睡过去，我走到床边，迷糊中的小弟弟还在不停地抽泣。弱小的孩子呵，来到人世还不到两个月！我抚摸他稚嫩的小脸，轻轻拍着他的背，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以后，妈妈仍不时被工作组叫去，每次回家总是疲惫不堪。一天，妈妈带着弟弟又去了土地改革工作组，他们就没有再回家。黄昏时，工作组来人告诉我们：大邑县来人了，我们如再拿不出钱来，明天就把妈妈和弟弟送到大邑县去。

      婆婆顿时吓得倒在地上，我和妹妹也哭了。来的人不耐烦地吼道：“嚎什么，还不快去收拾东西！”我知道，妈这一去不知道要受多少罪，可能会象父亲一样再也回不来。弟弟那么小，他怎么经受得住路途的艰难和牢狱生活的苦难？但我们哪有抗争的权利，只好哭着为妈妈和弟弟整理行装。

      我鼓足勇气，说：“我去把弟弟抱回家吧，他才只有几个月啊。”

       “不行！必须带上他。”

      “那么，让我来拿这些东西，顺便去和他们告个别吧。”

      “少给我说那么多，你要去就一起回大邑。”

     他们拿着东西匆匆走了，我和妹妹再也忍不住，嚎淘大哭起来，直到哭得声音嘶哑，眼泪象断线的珠子不停往下掉。我越哭越怕，越哭越觉得没有出路。我一边哭，一边心里翻滚着无数后悔：后悔平时不够乖，后悔没有好好听妈的话，后悔太贪玩，没有多帮妈做事，后悔没有多亲弟弟几口……。所有的后悔又汇成泪水，哭得昏天黑地。

     婆婆一直倒在床上，睁大眼睛，一声也不吭。我和妹妹在哭得没有力气之后，也哀哀地躺在婆婆身边，绝望象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每个人心上。黑夜降临了，我们没有开灯，黑暗中，谁也睡不着觉。快半夜了，突然听到“笃、笃”的敲门声，我们吓得直往婆婆身边挤；这时听到妈在叫我，我跳起来去开门，呵！妈抱着弟弟挎着行李站在门口。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我们破啼为笑，我拉着妈转来转去地看，妈平静地说：“不用看了，我没有什么，他们把我留到这么晚，仍不见你们送钱去，就把我放回来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从此，妈再也不带弟弟去了。

     经过这件事，我每天虔诚地向菩萨祈祷，求菩萨保佑我们，给我们变一大堆钱出来。只要有了钱，我们就一分不剩全交上去，完成“赔偿”任务，妈妈就不用经常去报到，我们也不用天天担惊受怕。甚至我还幻想着，或许父亲也能回来……。

     现实却是残酷的，我们连交房租的钱都没有了，而且房主龚趣良（音）在一个月前被大邑县抓回去，这房子也要卖了。但房子还没有卖出去，龚伯伯就被大邑县枪杀了，他的两个女儿送走大邑县来拿钱的人，屋子里就传出压抑着的悲戚而哽咽的哭声。听着她们的哭声，我又想起关押在大邑县的父亲，对父亲的担心折磨着我，但我不敢向妈妈说，只好把这份牵肠挂肚的思念藏在心里。

     我们再也不能在这里住下去了，窄巷子街靠同仁路的街口，我家曾经修建了六间木板墙的简陋房屋，用来廉价租给穷困的城市贫民。五十七号是最后一间，前面有一口井，所以房子一边是斜面，拐角处成120度角，而且木板墙的每一块板之间有很大的缝隙。因为实在太简陋，自修成后，从来没有租出去过。现在，里面布满灰尘和蜘蛛网，一进门就闻到浓浓的霉臭味，它正好成为我们的安身之处。

房子楼下是一间泥地屋，旁边的屋檐下搭了个小棚子，当作厨房。小棚子只遮住灶台，下雨天厨房地下就全是稀泥，我们只得踏着稀泥、淋着雨跑着把做好的饭菜端着进屋。

楼梯就在房间内，楼梯的木板大小不一，破烂不堪，有的还松动，而且楼梯很陡峭，即使小心翼翼的地踏上去，它立刻就吱吱呀呀叫起来；楼上只铺了一半楼板，且没有栏杆，每块楼板之间都有缝隙，楼上走路，灰尘就直往下掉。屋顶没有天花板，抬头就看到房梁和破瓦；屋顶较陡，大风吹过，瓦往下滑，通过一处处缝隙，我们可以看到点点蓝天。遇到下雨，到处都漏，天上大下屋里小下，楼板上无处不是水，水又从楼上漏到楼下，床上地上都是水。所以，夜里只要有雨声，全家都会跳起来，手忙脚乱地把洗澡盆、桶、脸盆、甚至锅、碗等，凡是可以盛水的东西，全拿上楼接雨，还要不停地倒掉接满的水。于是，楼梯便叽叽嘎嘎地呻吟，有时整夜下雨，我们就整夜跑上跑下。我不由得想起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蔽天下寒士俱欢颜”来。

楼下摆了两张床，因为一面墙是斜面，靠墙的床后就留下一个斜三棱形的空间，正好放一些杂物，也成了我不愿见人时躲藏的地方。除了一个矮小的饭桌，屋里没有其他家俱，五个人住在楼下不觉得挤。

这房子当西晒，夏天，吃过午饭，火辣辣的阳光从每一个墙板间的大缝隙里照进屋，给屋里画上一根根宽宽的平行红条。屋内热得象蒸笼，懊热难耐，我们全身腻着粘糊糊热汗，只好拿着小竹凳去街对面的墙脚下坐。靠这段短墙的一点阴影，多少得到一点凉意。然汽车就在面前过来过去，扬起一阵阵尘土；那欺负人的灰尘迷进眼睛、钻进鼻孔，别有一番苦味。冬天，寒风呼呼地地往房内灌，屋里更显得阴冷。夜里，油灯在风中摇曳、跳跃，在闪闪的昏暗灯光下，我们挤在被窝里干活，又思念起被大邑县关押起来的父亲。

     搬到这里，我们终于有属于自己的“家”，邻居们都很好，他们之中有卖汤圆的、拉人力车的、捡破烂的、也有工人。这些善良的城市贫民，“解放”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太大的变化，他们仍和过去一样每天从早到晚忙着挣钱，整日操心维持自己家最简单生活的油、盐、柴、米，他们没有瞧不起我们，在我们困难的时候还给过很多关心和帮助。说实话，他们好多家的生活一点不比我们强。

最后，我们卖掉窄巷子其他五间房子，因为房子太简陋，买房的又是原住户，房价很低。终于一贫如洗了，工作组看着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的我们，知道再也挤不出什么油水，那永远没法完成的“赔偿”任务也就不了了之。

这时，刘文辉的侄儿刘元瑭已经被枪毙，全家扫地出门，他的二太太伍碧容找不到地方住，妈妈让她带着女儿住到我们楼上。我们多少可以收一点房租，她们也觉得房租特便宜，这叫两全其美。伍碧容的女儿比我大几岁，我叫她刘姐姐，她读高中，很要求进步，坚决和她的父亲划清界限，经过派出所同意，改性伍，我就改叫她伍姐姐。一天她叫我出去，路上问我: “你知道你妈妈把钱藏在什么地方吗?”我随口答道：“我们没有藏钱呀。”话一出口，我立即反应过来：她这是在套我的话啊！看来，政府仍然不相信我们，还想从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身上打开缺口。妈妈叫我不要怪伍姐姐，说她有她的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