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公差把父親押走，三個人的路費和兩個公差的“辛苦費”還得由父親負擔，否則路上就要遭罪了。回到安仁鎮，父親就和二爸一起關在安仁鎮鎮公所，從此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跟外界的一切聯繫。他每天被迫不停地寫交待、寫檢查，要交待的主要是“錢”的問題。父親多年創業的艱辛和對西康、大邑的貢獻他們根本不想聽，有關幫助地下黨省委書記車耀先買賣鴉片和拿錢給地下黨印假鈔的事又是諱莫如深的問題，資助周鼎文等人的事也被責令封口。父親把轉到香港銀行的大量財產的憑據交給他們，但這麼大一筆錢他們又鞭長莫及。所以父親無論怎麼寫都不能讓他們滿意，挨打受刑就成了家常便飯。

父親三月份被“請”走，五月，大哥李國康也被抓回大邑。周鼎文在“七聯”告訴大哥：叫你回去，是要你幫助你二爸退押。大哥是華西大學的在校學生，當時正住在重慶，大邑縣派人把他押回安仁鎮，關進“金娃娃牢房”。取名“金娃娃”者，是因為這個牢房關押的全是地主的孩子，共十多個人，大的十幾歲，小的只有五六歲，平均年齡大致在十歲左右。大哥那時21歲，是最大的金娃娃。關進這樣的牢房實在太恐怖了，從早到晚，孩子們的哭聲不斷，更不用說受刑的慘叫聲了。大哥晚年告訴我，當時一個14歲小女孩坐老虎凳時的尖叫，直到現在還清晰的留在他的腦海里。之所以要如此折磨他們，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逼他們的父母拿錢。

我家四個人（父親、二爸、二嬸、大哥） ，關在不同的地方。一個大家族三房人，只剩幺爸李萬衡（解放前已去世）的妻子幺嬸還算平安。

四人被關在牢房裡，每天得由家裡送飯，政府是不會給飯吃的。小小的四姐擔起給大哥送飯的任務，她墊着腳尖，把一碗糙米飯送到鐵欄杆上交給大哥，一句話也不准他們交談。每天送兩頓飯，只有飯，沒有菜。從關進牢房到最後釋放，近兩年時間，僅審問過大哥一次，只問錢的問題。一是我們家的錢，一是劉文輝家的錢，一是劉元瑄家的錢。大哥乃一介書生，哪知道那麼多？從此就開始挨打了。他被帶回去，為了和農民儘量做到一致，也在頭上抱了一個頭巾（當地人稱為孝帕子）。一次，周鼎文叫人把大哥綁到過去李先春的院子（鎮公所就設在這裡），全村的地主跪了一地，大哥剛跪下，一群外村的年輕人衝上來，有的煽耳光，有的亂打，頭上包的頭巾都打掉了，打他的人笑着說：“看！他還留着拿波（往後梳得長發）呢。”後來才知道，本村的都不願出手，周鼎文是從外村找的人。打完後把大哥拉到右邊的天井，他們弄了個台子在上面講話，點名重點整他。最後把大哥帶進一個房間。

問: “你是李光普的兒子， 李育滋的侄兒嗎？”

大哥說: “是。你們為什麼關我？我是學生，還要回學校去讀書。”

“你二爸鎮壓農民運動，殺了很多人，罪惡大。你父親在外面掙了很多錢，拿來支持他，所以押你們父子回來。你要好好交代。”

大哥晚年回憶:“他們在審訊我房間的外面，右邊的樹子上把我吊起來打，只打我一個，是周鼎文支持的。甩動着的鞭子，發出唰刷的響聲，打在我的背上、腿上，一下鞭子一道血痕，疼痛難忍。不管你怎樣叫，鞭子都不停地落在身上。 吊久了，打久了，痛得都叫不出聲音來了啊！工作組的人我都認不得。（後來我問周鼎文，你為什麼支持他們打我？ 他推說是賈縣長、龔政委叫他做的）這種刑罰叫‘鴨兒鳧水’。等他們把我放下來，已經不醒人事了。昏迷中，覺得有人用沾水的帕子擦我的臉，等我醒來，看見幺嬸也跪在那裡。

我剛甦醒，他們又把我拉起來，還要我賠黃金，要我到雅安去找劉元瑄要黃金。我死也不去。於是，又吊打我，全身都被打成紫黑色。

他們每天把我叫去，逼我去找劉元瑄要金子，輕則煽耳光，重則又吊‘鴨兒鳧水’。吊時，從頸子到手要纏得很緊，用很大的力量纏，纏緊了很痛，但手不會斷，不會脫臼。他們用的是特製的鞭子，只打背和屁股，這種打法，很痛，皮傷很重，但打不死人。他們不打頭，打頭就打死了。”

被打後回家，大哥的手都完全麻木，根本不能動。幺嬸用燒酒給大哥擦，每次她都說：明天他們可能還要打你。她就叫大哥吃白蠟（現在的蠟燭），白蠟很難吃，但吃了身體會麻木，就不會感覺到那麼痛。

1951年的冬天格外寒冷，真是滴水成冰啊！一次在押解的過道上大哥和二爸李育滋相遇，見二爸穿着破草鞋，一條單褲的半截褲腿在寒風中輕搖着，光光的小腿不停地顫抖，全身凍得抖抖索索的。二爸猛然看到大哥，兩眼圓瞪，滿臉的震驚、痛苦、絕望。

二爸哀聲地問: “你怎麼也進來了啊？”

大哥喊道: “二爸，我已經關進來幾個月了！”

押解者狠推了兩人一把，兩人踉踉蹌蹌地分開。

1952年，“金娃娃”牢房裡的孩子陸續放出，只剩大哥一個人，每天被兩個軍人看守。後來，他也被放回家軟禁，沒有行動自由，上街趕場都要請假。不久大哥被叫去， 看管人說: “你去給李光普和李育滋拿米到大邑縣，不然就不給他們吃飯。”大哥回到二爸家，家裡哪有吃的，用什麼來送？本村農民知道後，湊了兩袋米。可大哥非常虛弱，背不動，守着米袋哭，二爸的長工潘德全見狀，用車把兩袋米推到大邑縣，他也在那裡哭。

1952年5月26日二爸被槍殺那天，有人特地一早到關押父親的窗前，說：“李光普，你聽好了，李育滋這個頑固不化的反革命今天就要被鎮壓了，你要是不好好交待，也是死路一條。你們這些有錢人就是要錢不要命，不打不殺就不會把錢藏在哪裡說出來。”

這話如晴天霹靂，頓時使父親心痛至極，他從聽到這話起就一直等在鐵窗旁。當二爸被架着拖過父親的窗前時，兄弟倆四目慘然相對。父親雙眼圓瞪，死盯着二爸，兩手用力抓着鐵欄，隨着二爸一步一步走出去，父親的眼睛慢慢往外突了出來，喉嚨里發出咯咯的響聲，緊緊抓住鐵欄的手一點一點往下滑，兩手已在鐵攔上磨得血肉模糊，最後昏倒在地上。人間最慘的是生死離別，何況兄弟倆是這樣的離別！

二爸李育滋被殺後，父親一直呆呆地躺在牢房裡，身心都到了崩潰的邊沿。他昏昏沉沉、不吃不喝，心裡充滿了痛、充滿了悔、充滿了自責、充滿了內疚。他覺得對二爸有一千個、一萬個對不起。他想，要不是自己給弟弟寫信，李育滋怎麼會和發動“二．五減租”武裝鬥爭後、被王陵基的清剿隊追殺的共產黨員扯上關係，怎麼會遭到今天的悲慘下場！

幾天過去，父親已經奄奄一息。就在他神魂恍惚之際，突然聽到愛妻的聲音：“你一定要回來，你一定要回來啊！”他猛地坐起身來，環視四周，依然是破牢房，依然是孓然一身，陪伴他的只有身上吸血的虱子和地下亂竄的老鼠。父親想起了媽媽的話：“只要我們一直都想着能見面，就終將有見面的一天”，父親又想起最愛的女兒，想起剛出世還沒有見過面的孩子。父親還想起康定的李家人：李先春、李萬鵬、李萬均，他們現在的命運又如何？對親人的牽掛把他從痛極的狀態中拉出來。他下定決心，為了妻兒，為了李家屈死的和活着的，受再重的刑也要熬下去，再痛苦也要堅持，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有希望，就可能有光明。他不可以放棄，必須鼓起勇氣，正視親人淋漓的鮮血，直面今後慘澹的人生。

普希金說過：“希望是厄運的忠實姐妹。”父親像溺水者想抓住那唯一的一根稻草一樣，仍保留着共產黨能兌現“對起義人員的政策”承諾的期盼，希望那些他曾營救過、掩護過的人來證明他為共產黨做過的貢獻。他還寄希望於川西行署，在發現他這麼久沒去上班之後，會有人過問他的行蹤，他也就可以重見天日，回到親人身邊了。但隨着日子一天天過去，一切希望都成了鏡中花、水中月。

在孤苦寂寞中，父親的心靈經受着痛苦的磨鍊。他每天回顧過去那些已顯得遙遠的歲月，思考許多在忙碌的時候、在正常生活情況下沒有去思考過的問題，檢查幾十年來自己所做過的種種。最終不能不承認自己被愚弄了。他曾和蔣介石委派到西昌的行轅針鋒相對地鬥爭過，也在商界與競爭對手勾心鬥角地拼搏過，每每獲勝或失敗，都是在傳統道德標準和按規則出牌的情況下進行，不僅不會搭上自己和親人的性命，有時，事後大家還可以正常交往。現在他才發現自己原來很幼稚，居然僅憑自己一相情願的個人感情和一顆善良的心，就把整個李氏家族的命運託付給某些擅長甜言蜜語的職業革命家，真是悔不當初啊！

但時間不能倒流，走過的路不能回頭。他的生命里還有很多愉快的事情可以回憶，他的內心仍保存着不會消逝的希望。有了那麼多可憶、可想、可盼之事，獄警的喝斥、打罵、侮辱、懲罰都算不了什麼。牢中的日子一天天度過，他看不見天空是灰霧濛濛，還是陽光燦爛；只有天寒地凍在稻草和破棉絮里冷得發抖的時候，他知道冬天來了，酷暑蒸人熱得在泥地上滾來滾去的的日子，他明白夏天到了。在他的心靈深處，像大海永不停息的波濤一樣洶湧的，只有對親人的思念，他還盼望四川省的領導人能知道他已被無辜關在安仁鎮兩年多，前來處理這件事。

1952年夏的一天夜裡，工作組來人叫醒大哥，問大嫂劉巽謙的地址。周鼎文說，明天就派人到成都，把你妻子押來，看你去不去要金子。

他派四個農民，指名帶李光普的媳婦、李育滋的侄媳回鄉“協助”退押。大嫂正在餵奶，也只好帶着被蓋卷，包着奶娃準備回大邑。那時土改已宣布結束，要帶人必須“七聯”批准才行。“七聯”的人見了大嫂就問: “這麼年青，又在餵奶，她是什麼人，罪惡這麼大？”

農民說: “她是大名鼎鼎的劉軍長的大小姐，李光普的兒媳婦。”

這時“七聯”主任已換成王定一，他一很驚訝，問:“這種人你們也敢帶？劉元瑄和劉文輝的任務早完成了，李光普的任務也完成了，你們為什麼還來帶人？”王定一越說越生氣: “我們不同意帶她走，不能帶人！而且趕快把她丈夫送回來。”

四個農民悻悻然，對大嫂說:“他們不讓帶你，你現在好了，可我們沒飯吃。你得給我們每人一元錢。”大嫂給了他們四元錢，他們才離開。

四個農民回去後，縣上對大哥的管制放鬆了，趕場不用請假了，但仍不放他回成都。

大哥要求回成都，區、鄉、縣都裝着不知道他被關押的事情，周鼎文也說不知道。他們都說：我們沒有關押過你。

鄉政府不承認關押過大哥，每個單位都不承認，更不用說承認對大哥用刑了。他們還瞪着眼睛說: “哪個押你回來，你就去找哪個。”

此事拖了整整半年，一直拖1953年1月。大哥寫了申請交上去，安仁鎮和大邑縣都不批，都不承認，如此反反覆覆。最後，他們叫大哥回“七聯”報到。

大哥說: “我還要回學校讀書，你們不寫證明，我咋交待那麼長時間我幹什麼去了？”

大哥又去找周鼎文，卻再也見不到他。還是“七聯”給他寫了一個“表現”，他才回到離開快兩年的成都。

這近兩年的關押，給大哥帶來了終身抹不去的污點，每次運動一來，他都得交待，都要接受審查，還懷疑他是漏化地主。現在，一提起周鼎文，大哥都會全身發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