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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 （交流文稿） 2010年 9 月15 日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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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度风霜标红梅——侧记谢韬（甘犁） 2
难忘的饥饿年代——一个“右派”的经历（李国元） 10
泪海心难平（李长文、冉德瑜、熊愉口述，谭松整理） 19
右派分子的悲惨婚姻（吴学良） 30
一九五八年，三口之家一分为三（朱培德、赵瑞珠口述，谭松整理） 34
反右中西师的“北大清华来信”事件（孙丹年） 35
没有“右派言论”，只因“划不清界限”（杨和钰口述、孙丹年整理） 38
西师右派劳改队死亡五人
及“改正”前自杀的尤烈才（肖成志口述、孙丹年整理） 39
恐怖的桐子岭集中营（曾国一） 40
一代老知识分子的遭遇——回忆我的父亲（倪艮山） 42
你的名字（它山） 46
重庆市南岸区得到“改正”的210名“右派分子”简介（真武山人提供） 46
西南师范学院右派学生劳动队队员名单（陶渭熊） 57
旧报重读：重庆铁路分局领导解放思想消除顾虑
积极主动进行错划右派改正工作（《重庆日报》） 58
几度风霜标红梅——侧记谢韬
甘 犁
编者按：本期正在筹备时，传来了谢韬老人去世的噩耗，为表示对谢老的悼念和敬仰，继承谢老的遗志，我们特发甘犁（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此稿，以使读者对谢老为民主宪政奋斗的一生有更多的了解，大家共同来推进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型的事业。
一
当历史的笔触记述到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时，有个镜头需要定格，那就是1944年10月民主青年协会（M·S）在成都的成立。追溯这个组织的孕生轨迹，还得谈到这年的锦江春潮和在望江楼下激荡起的浪花——也就是这年暑假成都各大学进步社团代表所召集的一次联席会。这个发轫性的会，是由金陵大学的助教谢道炉出面约集并主持召开的。
谢道炉是四川省自贡市人。自贡是财赋之地，也是川内人才辈出的一大革命策源地。抗战军兴后，自贡地区民气勃兴，不断掀涌着救亡热潮。《新华日报》在自贡设有分销处，中共地下党员黄友凡主持的“战时书报流通处”大量发行进步书刊。谢道炉的舅父就是大革命时期牺牲的烈士，当时尚是中学生的他，不仅是《新华日报》的热心读者，还与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人王朴庵接触，深受其教育影响。抗战前期，由吴雪、陈戈等人组织的四川旅人演剧队，以曾德林为首的川南师范学生回乡工作团，常来自贡演出，更是谢道炉追踪受教的校外课堂。在抗日热潮的激荡下，他参加了由共产党人王志先领导的自贡市抗敌歌咏话剧团，后来又与共产党人李恕维一道组织了自贡市学生乡村巡回抗敌宣传队，救亡之念日深，爱国之情日炽。
可是这位热血青年上成都读书时，却碰上了接踵而来的反共逆流。先是1940年成都的“抢米事件”，再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蒋介石政府以“思想集中”为名，加剧了文化教育统制和政治专制。成都地区的爱国师生们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在谢道炉就读的金陵大学里，只有宗教“团契”和文艺性的壁报社还能有所活动。好在这些因战乱而集中到一起的学府，由南由北，给青年们增益着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传统，一二·九运动的爱国救亡精神。在国难刺激下，就使华西坝成为了思想文化孵化园。谢道炉是位喜读鲁迅作品，在五四文化哺育中成长的青年，因而在校中邀集同好成立文学社团时，取名“现实文学社”，用意在师从杜甫，关心民间疾苦、世上疮痍，切不可自囿于象牙之塔，并在这样的活动中，和其他学校的团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对当局方面借口抗敌加强统制的状况很为忧心，又将现实文学社改为现实学社，由咏诗析文转为以时事、政治和理论探讨为主的社团活动。这一字之改，有如格拉丹冬雪峰融冰后的一滴水，它是要在流淌中汇为溪流的。这种变动反映了爱国师生读书报国、士子议政的大趋势，有如腐殖层和乱石堆下的春笋，一当气候得宜，必会破土而出，拔节而起。
到了1944年春季，国统区的师生们无不敏感到时局正在发生变化，在表面性的“意志集中”下正孕生着一种变数。一方面，同盟国结成的民主战线节节胜利，世界法西斯政权崩溃在即；可另一方面，蒋介石政权却腐败日甚，从河南战场到湘桂战场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大后方人心震动，爱国学生忧心如焚，无不思考这颓败局势由何至之？伊谁为之？国家前途又将如何？成都的西南郊，既有四川大学，又有华西坝上黉墙相连、弦歌相闻的五所大学。各校园内的学生社团也就像春笋般地拱出地面，而且全都发生着由文学社团向现实学社那样的转换。
时逼而势至。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谢道炉以金大现实学社名义发出约请，邀各校社团代表在望江公园聚会，就得到了热烈响应。
“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应邀到会者，来了六所大学的代表二十余人，个个都怀有王粲登楼、祖逖击楫、稼轩北望和范仲淹赋岳阳楼那样的情怀。个个在忧时伤国中，都拥有济世拯民、舍我其谁的雄心壮志。据参加了这次聚会的王宇光、贾唯英（注：1957年在《重庆日报》副总编任上被打成“右派”）回忆：原来的想法只是促进各校的壁报交流，以文会友。但经大家交换意见后，“一致认为，现在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日益不满，要求斗争。”因而比壁报联合更为急务的是“更快地把群众组织起来”，“积蓄力量，来迎接今后的斗争。”
望江楼会后不久，就有一声春雷震动了西南大地：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提案。这一主张，把国统区的一般民主要求集中起来，引导为政治目标。在成都也就迅速形成了各界人士和各校师生的热门话题。望江楼会议的社团代表们也就非常敏锐地承题破题，要在成都地区展开这篇大文章。10月17日，由成都五所大学的七个社团发起，在华西坝体育馆召开了国是座谈会，由于邀请了各校教授和民主人士参加，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到会多达二千多人，把偌大的场馆挤得水泄不通。座谈会由谢道炉自贡时期的校友刘克林（注：文革初期在中宣部自杀）主持，他特别就国民参政会上要求改组政府的议案提问，请民主老人张澜讲话。
张老一开口就说：这次参政会上“大家提了不少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民主问题。蒋委员长、国民党也在喊民主。他们那块‘民主’，不是我们这块‘民主’。”那么，什么是人民要求的民主呢？张老在大会上振臂高呼：“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
由于有从林伯渠到张澜的相继点题，成都各校社团又有先期的组织准备，从校园到社会各界的民主宪政促进活动活跃起来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团基础上，10月18日，那些已是共产党员或虽非共产党员但与中共组织有这样那样联系的社团代表们，就在文殊院有了次秘密集会，正式成立了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谢道炉是民协核心成员，主要负责宣传。
民协通过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先后同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和中共川康特委建立了组织联系。当时南方局派来的张友渔住在成都，他除了给川康地方实力派领袖刘文辉上课，指导黎澍、李相符等教授办进步报刊，做上层统战工作外，也关心民协，爱护培养学生领袖。民协使中共在成都地区推动宪政促进活动有了得力助手。如果说望江楼之会是吹皱一池春水，那么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和民协的成立，就使民主潮一浪一浪地掀起了洪涛大波。
二
1945年秋，自贡市釜溪河畔的蜀光中学来了来了两名年轻教师，一个是金陵大学的谢道炉，一个是燕京大学的李中。他们都是民协骨干，是在民主运动中崭露头角因而遭到特务盯视的学运领袖。
民协成立后所策动组织的第一次大斗争，是抗议反动派武装镇压青年学生的“市中事件”。当请愿队伍来到省政府门前时，迎面是持枪列队的士兵，好不恐怖森严。燕大学生自治会的李中挺身而出，与省政府秘书长李伯申、省主席张群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取得了谈判胜利。但这一来李中也就上了特务的黑名单，为了保护学运积极分子，谢道炉就邀李中回到他家乡，以教师为职业暂作韬晦。
李中在蜀光中学教公民课，依当时的世俗之见，这是门“豆芽课”，无足轻重。但对于从学运第一线下来的李中来说，却是得其所哉。他和谢道炉等战友总结学运经验，一致认识到：要救中国，就得以民主反专制，以法治反党治。根本性的工作又在提高人的素质，变“子民心态”为“公民意识”。为此，曾由李中执笔起草过一份《民主团结宣言》。现在李中来到了讲堂之上，他当然要根据课本讲孙中山的民权思想，告诉学生，公民对官吏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法律有创制权和复决权，这是公权，不可由“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得而私之。同时，自然也要就他所起草的《民主团结宣言》的思想作发挥。宣言历数蒋介石政权长期专制所造成的腐败现象：“试看政治则贪污成风，贿赂公行，整个行政机构一方面是颟顸不灵，一方面却又暴戾专横。试看经济，则囤积居奇、投机取巧日见众多，正常工商业却日见凋敝；贫富不均，日见悬殊，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试看军政，则浮报兵额，克扣军饷，又因为队伍到处苛扰，人民不堪其苦，形成军民对立的不幸现象。以致前线节节败退，更难希望反攻。试看文化，由于摧残与压制，已经奄奄一息。试看教育，则厉行党化，统制思想，学术自由教育尊严扫地以尽……”从而在“全世界汹涌着民主的怒潮”，同盟国战线捷报频传的时候，号称四大盟国之一的中国政局，却出现了存亡绝续般的危机。民众焦虑悲愤，局势危若累卵。可当轴者依然冥顽不灵，不思改弦更张，人民基本权利被剥夺无遗，“言论行动都受特务的监视，官僚的欺压。”在这种情况下，要拯救国家和人民，只有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彻底改革，刻不容缓。
这样的公民课当然惊动地方，当局认为李老师蛊惑学生，为异党张目。一当得悉特务要动手抓他，李中为了不连累谢道炉，就趁夜逃回成都。谢道炉也是在校内大张民主言论，甚至宣传马列主义，又如何能呆得下去呢？于是他也回到了成都，在向张友渔汇报请示后，他们双双到重庆“上山”，到红岩报到，由南方局安排，成为“新华方面军”中的党报战士。
李中，就成了《新华日报》国际部的资料员李慎之；
谢道炉，就成了《新华日报》采访部的记者谢韬。
谢韬虽是《新华日报》的新兵，但抗战后的形势却把他推上了前沿。因为国民政府要还都，周恩来也就要率中共代表团迁往首都南京，并准备在南京、上海续办《新华日报》。1946年4月，周恩来在离渝前的记者会上，公开了中共四川省委，由吴玉章任书记。在《新华日报》班子一分为三（一部分去沪宁，一部分随军调小组去华北各战区）之后，重庆方面由张友渔分管宣传，兼《新华日报》社长，领导西南半壁的斗争，张友渔是谢韬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也是张友渔带着这个“学兵”去见的吴老。在中山三路263号中共代表团机关里，吴老向谢韬谈到：我们的力量是人民，我们和人民联系的桥梁是报纸，因此，《新华日报》就是我们最大最重要的武器，只要我们把真理的声音传进千家万户，我们就能打倒反动势力，获得解放胜利。吴老也讲到斗争的复杂性。重庆是蒋介石政权经营多年的地方，是著名的特务窝子，《新华日报》记者面临的必然会是明碉暗堡，荆棘丛丛。
谢韬佩上《新华日报》证章时，南京方面的《新华日报》却受到种种阻扼，不能出版。反动政府口谈新闻自由，实则使用各种手段封杀民主报刊，箝制舆论。风雨万方黑，红岩一帜红。重庆《新华日报》不仅是雾都灯塔，而且由于特殊际遇，在这两个中国命运的大决战中，客观上还起着某种全局性的宣传作用和组织作用。谢韬虽是新兵，却以虎口拔牙般的胆识热情投入战斗，广泛接触群众，在新闻界广交朋友，心中充溢着为民主自由呼号的神圣使命感。
谢韬在重庆新闻界试展身手之时，恰逢反动派蓄谋破坏政协决议、准备全面发动内战的猖獗时期。独裁者知道真理不在他们那一边，人心不在他们那一边，只好更加倚重特务。重庆一段时期里“满街狼犬”，打人之风弥漫。不止是《新华日报》的报丁挨打，报馆被砸，上了黑名单的学生、教授常会秘密失踪。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采访部主任邵子南要求记者采访时最好两人同行，若是晚上出去一定要规定回社时间，然则邵子南本人却像勇闯景阳岗的武松，以真理为“哨棒”，不惧虎狼，哪里出热点问题就往哪里奔。谢韬当然也踵武其后，什么地方发生了镇压群众的事件，那里就有他的身影。在执行采访任务中，他从来没有感到过是在单兵作战，不仅民主同盟的《民主报》是《新华日报》的友军，许多中间性报刊的编辑记者在政治上也大都接受共产党的主张，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和“新华军”方面的人有新知旧雨之谊。因而谢韬总是如鱼得水，得道多助，总能突破国民党的官方控制，采写出反映人民心声、促进民主进程的好文章。
1947年1月，在《新华日报》成立九周年的时候，吴老在讲话中指出：“《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中的一面旗帜，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很宝贵的队伍。过去一年来，坚持把这面旗帜插在大后方，其英勇与成绩，并不亚于解放区自卫前线的战士。”谢韬为这样的评价深受鼓舞，决心在这民主斗争的大熔炉中经受更大的锻炼。
但在全面内战爆发之际，为了保护干部，吴老还是安排了谢韬撤退。于是，谢韬到延安住了窑洞，吃过小米。在他投身革命的早期经历中，既可以称得上是“红岩人”，也可以称得上是“延安干部”了。
三
解放战争期中，谢韬作为新华社的记者很是活跃，他既在陕北战场和胡宗南的进犯军泡过“蘑菇”，又曾越过黄河，报道过华北地区的土改运动。他以作风刻苦、敏捷干练，成为新华社负责人廖承志的麾下干将。原重庆《新华日报》的战友们想调他入“川干队”，以便于解放西南后承膺要职，建设四川。可是请调多次，甚至杨超骑着马去新华总社要人，廖公就是不放。三大战役胜利后形势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这时，张友渔和吴玉章都向新华社点名要调谢韬。张友渔已由中央点将，天津解放后将去担任副市长。吴老则是要在河北正定办华北联合大学。廖承志这下留不住人了，只好告知谢韬，由他自定去取。
对于谢韬来说，吴老和张友渔的召唤，都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对他的安排考虑是在人民政府中担任秘书处主任和外事处处长。有多少建设课题将在天津工作中试点取样啊！但谢韬经过考虑后却选择了跟随吴老，去当教员。
在当年坚持重庆阵地最为艰苦的日子里，吴老为了磨砺气节，曾向省委和《新华日报》的干部讲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也讲他的经历，使谢韬深受教育。毛泽东给吴老祝寿时讲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听了吴老的党课，谢韬憬悟到：吴老一生所做的好事中最根本性的是为民主宪政而斗争。吴老参加同盟会就接受了民主共和思想，为实现这个理想，进行了许多出生入死的斗争，中华民国开国时，他在南京辅佐孙中山，参加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讨论和制订。为了“护法”，吴玉章和袁世凯斗争，和北洋军阀斗争。颠沛流离，艰苦备尝。他在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引进了社会主义学说，1921年春天，他利用组织全川自治联合会的机会，公开宣传社会民主主义，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改良经济的均富道路。是打破强权的平民政治，是讲求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为此，吴老起草了《全川自治联合会宣言》，提出了十二条纲领，还准备在经过实践后上升成为一部地方自治宪法。谁知这样的实验还在初始阶段就被军阀势力扼杀。吴老认识到在军阀统治下言民治，无异与虎谋皮，这才转而学习列宁的事功，支持青年赴俄取经，并在四川自行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YC团）。后来他参加中共，解散YC，以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在中共党内被尊称为吴老。但不管处于怎样的高位，他所念念不忘的总是国运民情和民主宪政建设，认为这是兴国之基，救民之本。他在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中，就是为宪政斗争的不懈斗士。到延安后，他担任延安宪政促进会理事长，促进了宪政研究会的成立和新民主主宪草大纲的拟定。在抗战后的政协会议期间，他痛揭国民党方面“五五宪草”的假民主、真独裁实质，力主尽快结束所谓“训政”，还政于民。内战爆发后，当谢韬得知临县的后甘泉遭到国民党轰炸，吴老正住在这个山沟里，便特地跑去看望，才发现吴老和中央法制委员会的陈绍禹、谢觉哉及北京来的法学家陈瑾昆等人一道，正成日孜孜矻矻地披阅典籍，总结民国创建后的经验教训，期能为人民共和国开国提供一部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宪法草案”。
吴老在进北京之前要求于谢韬的，当然不止是三尺讲坛，一根教鞭，为新中国育人做个好教师。革命事业包括带根本性的民主宪政建设，需要薪火相传，几代人连续努力。谢韬领悟到吴老的期求中有这样衔接性的目标在，也就欣然投身到吴老帐下了。
在开国初年，谢韬担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因为热情和努力，讲课很受欢迎。吴老找他了解情况时，曾嘱咐说：我们这所新型大学是一支干部军，我是军长，马列主义教研室就等于军政治部。
正当谢韬根据吴老的教诲作深入研究时，1955年春天，像锅炉爆炸一样响起晴天霹雳，一片炸飞起来的锅炉盖，“铁帽子”一样地落到了他的头上——这就是震动全国的胡风事件！
在《人民日报》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中，就有从胡风给谢韬（包括给谢妻卢玉）的几封信中摘录的片断，并在编者所加按语中称谢韬为胡风的“党羽”，甚至说“胡风指挥他的集团分子谢韬”如何如何；还说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谢韬等“秘密地参加了”胡风写三十万言书这个“向党进攻的‘报告’”的活动。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又摘录了谢韬给胡风的信中这样几句话：“两周来，真成了教书匠了，整天上课下课。新教学法把人弄得精疲力竭。教书本来是用头脑的工作，现在变成几乎完全可以不用脑袋了。”编者按说：“胡风分子谢韬，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这里他公然反对新的教育方法，并污蔑今天的教育工作‘可以不用脑袋’。”
对于谢韬的罹祸和传奇性的得到缓冲，他在回溯中是这么讲的：
作为爱好文学也喜欢动动笔的青年，我是读过《七月》与《希望》这样的刊物的。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阶段，为了扩大和巩固反蒋统一战线，也曾联系过胡风这样的文化人。尽管知道在文艺观点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新华日报》上也有过文章批评他们，但仍然是看作进步文化界之一翼，从未当作敌垒中人。所以解放后与之有书信往还，帮助查过列宁文录的一些出处，并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谁知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却在短暂时间里出现了三级跳，先是思想立场错误，再是严重政治错误，后来就是暗藏的反革命集团。我也就在报刊上不由分说地被定性为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分子”、“党羽”和“骨干”了。
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运动和承受过这样的压力，在骤然的打击下，莫知所以，惶竦无主了。当三批材料相继公布，全国共讨共诛之声越来越高，我事实上已成了不受法律保障的人……
审情度势，我只有准备锒铛入狱，不得不经受自己监狱的考验了。由于案情重大，“罪”无可逭，事实上也决定了要对我执行逮捕。分别由主管专案的北京市委和执行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中央公安部通知了人民大学。于是，有一天，公安部一位处长通知我带上简单的行李，随他离校，以便进行隔离审查。我只好听天由命，被带上了一辆小车，不知道会投到哪儿的铁窗中去。谁知径回路转，我被关入东四六条39号的小院，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这样全国规模的“肃胡肃反”声中，中共中央委员吴老住宅的东厢房，竟然腾出来成为我的反省之所了。
这个小院里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我都是非常熟悉的。正厅是吴老的居室，作为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的中央委员，不用说，机密文件所在多有。因此，吴老的房间，平常家人都不能擅入。西三间是王若飞夫人李培之同志的住宅。她那时是人民大学的党委委员兼教务部负责人。东厢房原来是吴老的秘书所住，公安部的同志向我宣布说：放我在这儿隔离审查，是一项特殊措施，是经与吴老研究后决定的。案子则由公安部主管。不一会，给我端饭的来了，送饭来的是吴老的厨师赵九銮师傅。我明白，我在这儿的生活也是从吴老的小灶间分出来的。
不过几个月前，我还在这个小院中同吴老谈心，谈杜诗，谈学习毛主席著作，现在则是咫尺天涯，我不能见吴老，也无颜见吴老了。但是，这小院中的每缕阳光，每茎花草，都在在使我感到吴老对后生晚辈那种重于山、深于海的爱顾之恩、期待之情。每当夜深人寂，月满中庭的时候，我常常在室内徘徊，心里想到：我现在简直是“世人皆欲杀”“积毁可销骨”了，吴老在政治上对我苦心保护，生活上解衣推食，老人之于我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想来想去，除了革命队伍中的前辈与后继者的关系外，别的一切都说不上。吴老是跨越了几个革命时代的老人，他培养了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我不过是时代的使命，革命的风云，推到了他身边去的一个。在将近十年的光景里，我在他领导下工作，成长。他看到我工作努力，学习勤奋，因而也对我寄予期望；而这种期望丝毫不涉及他个人什么，只是希望能多几个能系统宣讲马列主义，能准确阐发毛泽东思想的教员罢了。因而，吴老在这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中的措施，无非本于他对人的了解，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他对这一代革命后继者在政治上的最大信任啊！
我在吴老的小院里大约呆了半年，因为于我，于公安部的同志都不方便。又迁到一处叫嘎嘎胡同的人民大学宿舍里。这儿本来住着三家教授，连夜动员他们搬了家，才把我移了过去。但我的一日三餐，还是由校部小灶间分送过来。人民大学的职工和学生都以为我下牢了，其实，我每月工资仍然照发，还可以开列书目向图书馆借书。……
后来声势更大、搞得更“左”的政治运动连连掀起，我因为片纸获罪的案子，查来查去就是那么回事，压力也就减轻了。多少年后，我才慢慢知道，原来在要对我加以逮捕的前夕，吴老打了个电话给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大意是说谢韬是人民大学的教师，这个人我了解，人民大学也有责任查清他的问题，是不是审查清楚之后，再考虑要不要捕吧。这就把当时的风头顶过去了。
谢韬还讲道，多年之后，“在为我冤案平反的过程中，我还不胜惊喜地知道，吴老对我的福荫，还不止使我在‘肃胡’初期幸免牢狱之灾和交付群众批斗，我还一直未被开除党籍。我是因牵连‘反革命集团’一案而受审理，连我的妻子都被无辜除名，我之开除出党自以为是必然结局，哪会想到对我作组织处理的报告在吴老那儿给压下了。他说：‘既然尚未审查清楚，作什么组织处理！’看来，吴老对那个虚妄的大前提并未承认，至少也是存疑的吧。株连于这一大案的共产党员中，定了‘分子’仍然名列于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人，恐怕我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四
实际情况并不像谢韬所讲那样简单。对胡风一案，党的领袖作了那么严重的判断，公布材料时亲自加了许多杀气腾腾的按语。谢韬等于是“钦定要犯”，吴老的庇护，一月两月可以，一年两年可以，势难长期含混下去。于是，为了管理和审查之便，公安部还是将他移出人民大学，隔离在一处公安部的宿舍里，后来秦城监狱建起，就请他“首批入住”了。
这个以反对蒋介石专制而名著一时的学运领袖，竟然奇怪地与国民党内战战犯成了“同学号友”，这些尚在羁押改造的将军们，很多人是黄埔生，不仅参加过东征北伐，不少人还是抗日名将。但在改造学习中，也需要有人“传道解惑”。现在号子里来了个讲哲学的大学教授，也就向他请益，主要问的是：在内战发动时，国民党军队有那么强大的力量，陈诚宣称能在三至五个月内“戡平共乱”，何以在短短两三年中，就会“根深蒂固，一朝覆亡，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呢？谢韬多年来也在研究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当然能从孔孟的“民为邦本”到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为他们作剖析，自己也在对历史的兴亡更替作思索，记了不少笔记。
就这样到了1965年，宣布对他免予刑事起诉，人还由北京管，但分配回四川工作。
他回到釜溪河畔，像釜底游鱼般的被安置在自贡盐业博物馆作些内务性的工作。开初似乎还能“躲进小楼成一统”，待到文革狂风一起，他这“脸刻黄金印”的要犯，就逃遁无地了。不仅是挂牌“牛鬼”，地方党政干部挨批时他也要被抓去陪斗，为“走资派包庇坏人”作活证。“运交华盖欲何求”，他的日子只能是箝口结舌蹲牛棚，破帽遮颜服劳役。他叙述道：“1966年岁暮，一个天色晦暗的下午，我顶着寒风在自贡市街上拉架架车，边赶路，边向街头的大字报和贴报栏作扫描——”从而如遭钝击般地目击到一行黑体字：吴玉章同志逝世！他当时尽管“整个身子像掉进了冰窟中”，仍然能“借故把架子车停了，故意搧着衣襟，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向贴报栏踅近……”
在热泪只能流向心底的情况下，他写成了这么一首诗：
十年相随受教深，拔云驱雾感宝箴。
山城一别承多训，临县重逢叙斗争。
奉召石庄承重托，执教人大时相亲。
拜辞未遂初衷愿，哀悼灵旗泪满襟。
这么几句写给自己看的诗，由于形格势禁，谢韬也是“语难尽衷”的。
在自贡，当然要想起昔日因从事民主运动而同道来此避难的李慎之。“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这位老友因为心有民主情结，向毛主席进言，建国不单要有进行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还应该有还政于民的宪政建设计划。不幸被打成“极右派”。谢韬困顿在釜溪河畔，何处又是“公民教员”李慎之的涸辙呢？但谢韬坚信，民主宪政是人民中国政治建设中无法绕过的时代课题，因此他在牛棚中依然想着有一天重晤李慎之这样的老友，一吐积愫，根据建国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重新研究马列主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共同完成吴玉章等老一辈革命家未遂的心愿。
五
这日子实在拖得太长。好容易盼到“四人帮”倒台，但谢韬的事情还是在胡风案的钉子上挂着。“凡是”论还像华盖一样罩在他的头上。直到1978年中，老友于光远、黎澍着手筹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李慎之平反后，也由新华社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谢韬这才在他们的共同关心下调回北京，以“非党学者”身份权且管一些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事。后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胡风一案终于在拨乱反正中得到平反，同时高考制度也恢复了，中国人民大学重新开办了，谢韬这才在李新等同志的关心下得到平反，恢复了党组织生活，从而才能重回人民大学，协助国家经委主任兼人民大学校长袁宝华，担任副校长，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新时期，为转型中所亟需造就的四个现代化人才，而殚精竭虑地工作。从负案在身到重获自由，时间长达二十五年，是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啊！
我是在浩劫之后为参加《吴玉章传》的编写工作而得以结识谢韬的。他从人民大学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还曾襄助协管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课题考察和学术讨论曾多次回川，也就增多了我绛帐听谈的机会。我青年时代也曾投入过反蒋斗争，在当年学运中，有一首我们爱唱的歌《山那边》，使国统区青年对解放区无限憧憬，可这首歌关于物质层面的那一段：“大鲤鱼，满池塘，织青布，做衣裳，年年不会闹饥荒。”如实地说，还是小平复出，实行开放改革的方针后，才算真正实现。至于“老百姓，管村庄，讲民主，爱地方”这一层面，好像还是“同志仍须努力”才能达到的“好地方”。因而我在访谈之余，也曾就这些困惑向谢韬讨教。
使我感动的是，岁月的磨难一点没有使他变成为谨小慎微的谦谦君子。谈到国计民生应兴应革之事，总是热情洋溢，敏锐不让青年，英气不减当年，不仅像老教师那样诲人不倦，还时时使人感到鲁迅先生“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幸福的地方去”的那种使徒精神。和他年轻时的叱咤风云相比较，则有如川南名酒，二十多年的窖封并没有使酒化成水，倒是在特殊的封泥效应中醇化了，不辣不燥，使人氲氤在喉，韵味不尽。比如他谈到党史研究时，就很强调“求实存真”的原则和史鉴品格，由此谈到高校的“国际共运”科系应予改革，扩大为对欧洲左翼政治运动的研究，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产业革命后的社会如何过渡为社会主义社会，并非只指引一条路，只规定一个模式，除了共产党组织，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乃至二战后的绿党，也都在追求产品丰富、文明发达、基本消除“三大差别”的理想目标。我们应该有所比较和考察，研究社会主义各派在一战、二战后的发展、演变及其消长更替。不仅为党史研究开拓生面，也是推动我国改革的它山之石。再如小平南巡之后，谢韬对多种经济发展中的企业研究表现了很大的热情，还曾建议重庆市设一个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分院那样的“点”，把正在着手企业和企业文化研究的学人集中起来，为他们提供一定条件，以利考察、切磋，早出成果。他为此专门到重庆奔走，并在南岸考察、选址，还得到了当时的副市长刘隆华（原川东地下党人）的支持。由于我的浅见，初听这些设想时都不甚在意，随着改革的深化，许多社会问题的提出，才悟到谢韬的设想言约而旨远，非常富有洞察力和前瞻性，完全出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爱国情怀。
当谢韬写出的一些力倡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被人斥为“反党”时，他曾私下对我叹道：其实我们这些人都是“救党派”，要是连我们这样的人都不能容了，还有救吗？……
历经半世纪风云，尽管遭遇各种挫折，社会毕竟是向前发展了，改革大势已经不可逆转。今天的改革者应该是可以乐观的。当我在锦江河畔重读谢韬为深化改革写出的一篇篇新作时，不由得想到了杜甫在成都时以史诗之笔写下的这样一联——
锦江春色来天地，
玉垒浮云变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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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饥饿年代——一个“右派”的经历
李国元
1951年我考进了淮南煤矿工业专科学校预科，从此由“走读”的学生，变成“住读”。吃在学校，住在学校。那时，这个学校不仅学费全免，还管伙食，甚至每月还有两元零用钱，一年还发一套制服一套内衣，称之为“包干制”。
学校的伙食不坏，早餐：稀饭、豆浆（未放糖）、馒头都不限量，管够。菜有咸菜、腐乳、油炸花生米等。经常有同学把各桌吃不完的油炸花生米收集起来，课间用以“香嘴巴”。午餐和晚餐是大米饭和馒头，管够。菜是每桌一脸盆，八人一桌，均分到各自的菜碗里。女生多的桌子，餐后，桌子上或菜盆里常常有不少被挑剔出来不吃的肥肉。可见油水还是蛮充足的。
1954年下半年，发现早餐的稀饭里加了不少土豆片，问生活委员是咋回事？回答说：“现在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每人粮食都定量配给。我们的定量不够吃，加一点土豆补充。”不过，还好，吃饭还是管够，没有限量。
1955年，专科毕业，分配到重庆煤矿学校教书。这时，在食堂吃饭就得凭自己的粮食定量买饭票了。反正每月只有27斤，好在自己掌握，想吃就吃。但是，一到每月下旬总要差几天饭票。不过，也还好，饭馆不收粮票，饭票用完了可以去“下馆子”。
1957年由于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而中了“阳谋”，被册封为“右派”，发配农村，劳动改造。我是1958年4月下到南桐去的。分配住在岩门农业社一户贫农家里，他家共有5口人，夫妇俩带一个小孩，加上老两口。我把当月27斤米和规定的几元伙食费交给户主，就和他们一起吃饭。只吃了几天，粮食就没有了，好在那时正是瓜、豆上市的季节，南瓜煮四季豆汤汤水水每顿可以吃两大碗，当时还是挺有“饱感”的。但是毕竟其淀粉含量不多，发热量不够，瓜、豆不经饿，加上是体力劳动，两三个钟头后，就感到很饿了。于是，向领队的下放干部反映，大有户主“贪污”了我的粮食之意。后来领队去一了解，才知道实行“统购统销”和合作化以来，他家头一年分的粮食每年都是吃到三四月份就没有了。我的27斤粮食5个大人吃，当然几天就吃完了。现在回想起我向领队的汇报就脸红发热，只好用“少不更事”无知来原谅自己。
我落户的那家，的确堪称贫农，老大爷经常半夜起来，睡在火塘边的长木凳上，背朝着火塘，烤背。过一刻，再翻过身来，烤前胸。火塘里的火是保持昼夜不熄灭的。老大爷说：“床上太冷，睡不着。”我到他的床前看过，根本没有被子，只有一床黢黑的“麻絮”。注意：不是棉絮是麻絮，根本不可能“松泡”，加之千疮百孔，像渔网一样，怎能御寒？已经是五月份了，尚且如此，真不知道他们寒冬腊月怎么过。老大爷说：他们还有一个方法御寒，就是“冲壳子”。我感到很奇怪，“冲壳子”怎么能御寒？因为依我对四川方言的理解：“冲壳子”是“侃大山”、“吹牛皮”、“瞎扯淡”的意思。经过老爷子的解释，我才理解了。原来是这样的：农村的灶屋多搭有一层阁楼，也就是架了几根横梁，密密的排上一层竹竿，权当楼板，上面可以堆放杂物。苞谷（玉米）收获了，把苞谷棒子外面那层壳子剥下来，堆在阁楼上，烧火煮饭时炊烟透过竹竿间的缝隙，可以将苞谷壳子烘烤干，同时这些苞谷壳子之间也就储蓄了很多热空气。人冷得遭不住了，钻到这个苞谷壳的堆里取暖，就叫“冲壳子”。
唉！翻身解放了已经8年的农民，还如此饥寒交迫，这就是“翻身解放”的滋味？
有一天收工回来，天已擦黑，户主大妈递给我一小碗煮熟的豌豆，说：“这就是今天的晚饭。”这豌豆是大妈从队上堆放在他家屋檐下的豆秸上偷偷地剥下来的。我端着碗，坐在门槛上，望着东升的月亮，将一颗一颗的豌豆放入嘴里慢慢的咀嚼。豆子刚刚煮熟，没有煮烂，很有嚼头，嚼着嚼着嚼出了甜味，好像吃的是儿时父亲下班时买回来的糖炒板栗。那时，我们家住在南岸，父亲每天坐轮渡过江到重庆城里上班，糖炒板栗只有城里才有卖的，那又是抗战时期，我们这些逃难到大后方的难民，经济境况都不富裕，每年秋季板栗上市，也就只能吃上两、三次这种较贵的零食。哈哈，原来煮豌豆有糖炒板栗味道！我像发现了新大陆，将来有条件一定要大吃特吃我发现的这个“廉价糖炒板栗”。1978年以后，成家了，煮了几次豌豆，却总也吃不出糖炒板栗的味道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经历的“瓜菜代”的日子。
我们下放的右派，一下去就规定每半个月必须向镇上的公安派出所交一次思想汇报。初初听到这个规定很沮丧，心想：“糟糕，把我们归口到公安部门管理了。”后来发现这是“坏事变好事”：每隔半个月可以名正言顺地向队长请假去镇上汇报思想。到了镇上，先找一家饭馆炒上一份回锅肉买三两米饭二两酒饱餐一顿，杀一杀肚子里的馋虫。然后，找一个茶馆，泡上一杯茶，摊开信纸，牵强附会地应付写上两三页，如：“感到劳动的伟大，一定好好劳动，改造思想，不辜负党的期望……”，交到派出所。估计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因为几个月来他们从来没有对我们的思想汇报提出任何意见。
我比我的户主，生活还是好许多，用他的话说：“老李，你半个月就可以去赶场‘炒个盘子’（下馆子）打一回牙祭。我们呢……”。我的记忆中，在他家生活几个月，他们没有打过一次牙祭。
大炼钢铁开始了，也全部公社化了，1958年９月，我被调到万盛农机厂（公社办的），搞翻砂，吃公共食堂。这是“大跃进”的年代，是大吹牛皮的年代，是“粮食多得发愁”的年代，人民日报发社论《敞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干活》。于是，在农机厂的食堂痛痛快快的吃了几个月的饱饭。
翻过1958年，进入1959年，食堂天天吃糯米饭，说是仓库没有籼米了。起初，很高兴，因为通常是逢年过节才吃糯米饭，现在可是天天、顿顿都吃糯米饭呀。吃了三四天后，越来越腻味，吃一碗，就不想吃了。但是，两个钟头之后，就觉得饿了。既然籼米已吃光，糯米又能维持多久呢？
正在此时，接到通知，所有南桐的下放干部和右派集中到桃子凼修公路，在整个修公路期间也是敞开肚皮吃饭的。到1959年10月路还没有修通，突然宣布全部停止，又分到各个公社劳动改造。我单位分在兴隆公社。
转移的那天，上午收拾好行李，吃完早饭，每人带上几个充当午饭的大馒头，不限量，随便拿，然后往兴隆公社进发。到达目的地，已是下午时分。生产队长为我们几个右派分配了各自的住户。待我们收拾好床铺已是该吃晚饭的时分，我们拿着饭碗来到生产队的公共食堂，食堂管理员告知，食堂只开早、中两顿伙食，晚饭自己解决。傻眼了，后悔早上没有多带几个大馒头。又一想，即使多带了几个馒头，今晚解决了，以后的晚饭怎么办？这才意识到饿肚皮的日子又降临了。
第二天早上到食堂吃饭，社员们都是一家一户把饭打回去吃，只有我们几个右派在食堂吃。打饭时，炊事员告知：“早饭、午饭都是半斤苞谷沙沙，他们（社员）都打回去匀出一些晚上吃。”饭打到我的大碗里一看，也不过平平一碗，此前，我哪一顿不吃两大碗饭？上午、下午都要干活，要出力，半斤包谷沙沙还匀什么？
由敞开吃饭，一下收缩到只吃两顿，而且每顿只有半斤苞谷沙沙，这真是“下陡坡”。不吃晚饭，开始两天经常半夜被饿醒，或者饿得睡不着。饭吃不饱，再加上睡不好觉，还要体力劳动，觉得这样下去是个问题。清理一下“财产”，还有两斤粮票，转到大队小卖部一看，有饼干卖，虽然做得很粗糙又不怎么甜，但填肚子还是很好的东西。花半斤粮票，买了一斤饼干。每天晚上感到很饿时，就吃一两块饼干。
社员们每家晚上还是要开伙的，屋周边地里的瓜、菜加上早 、午两顿匀出一点苞谷沙沙，汤汤水水煮上一锅。只有我们几个右派，没有锅灶，也没有瓜菜，只有干挨饿。后来，老赵想到一个好主意——捉青蛙。他说：“我有经验，很好捉。晚上，青蛙在田坎上歇凉，用手电筒一照，它就不动了，上去一按，就捉到了。”于是，老郭把枕套当口袋，大家照老赵说的办法，当晚捉了一口袋。第二天，一早起来，杀青蛙、剥皮，置于洗脸盆内留待晚上煮来吃。食堂管理员也很通泰，说：“晚上我们不开伙，你们把火捅开，锅灶尽管用就是了。”
但是这样的好日子没有几天，因为天气越来越凉，青蛙不出来歇凉了。
生产队又宣布，公社没有粮食了，每人每天供应二两毛粮。所谓毛粮，即未加工的原粮，例如二两稻谷，如果加工成大米，只有一两五钱。可见当时农村的粮食已经被搜刮干净到了何种程度！
一天二两原粮当然是无法活命的。幸好，这时到了红苕的收获季节。红苕不易贮存，不宜做公粮上缴，留在生产队充作口粮。挖红苕的时候，生产队长宣布：大红苕抬到保管室过秤，红苕根根背到伙食团不过秤了。队长开了这个口，于是中、小红苕都一律作为红苕根根背到伙食团，作为一天二两毛粮的补充。
开饭时，食堂煮了一大锅红苕，每人每顿一斤半煮熟的红苕，管理员用秤称。每当轮到右派去打饭，称红苕的秤杆都翘到天上去了。社员们也没有意见。农民们很怜悯、体谅这些说老实话遭整的右派。私下里说：“只有你们读书人老实，提意见。对共产党老实话都说得吗？他要我们放高产卫星，放就放嘛！吹牛皮又不要本钱。”
现在回想：在那时（1958年），共产党赖以打天下的基本群众——农民——就对自吹为大救星的共产党不信任了。它几十年来的统治，不是靠老百姓的拥戴，而是靠“忽悠”。然而，农民是很讲实际的，忽悠得了一时，忽悠不了长远。昨天把田分给人家，今天就把田收回去。弄得饭都吃不饱。很多农民都这样说：过去，给地主“帮长年”，不要说吃饱饭，初一十五还要打牙祭；农忙时，要“打腰台”（打尖）。
不开晚饭的问题依然需要解决。听说镇上有一家糖厂，用甜萝卜熬糖，倒掉的糖渣有人用来充饥。于是我到镇上，买了一个熬中药的砂罐，每晚煮一砂罐糖厂的垃圾——糖渣——吃。伙食团烧煤，不息火。不用火了，用煤把火封起来。我每晚都把火捅一个小孔，坐上砂罐，煮好后，再把火封好。糖渣真是“味同嚼蜡”，但是，心理得到了抚慰。一是它有一定的体积，足以撑起肚皮，驱逐了饥饿感。二是心想：总不会把甜萝卜的营养全部榨尽吧？总会残留一点点吧。哪怕一丁点也是好的。
晚上，农村也不开会，睡早了也睡不着。一天晚上出去溜达，不知不觉来到一间炕房。火炕上正在炕花生。炕花生的社员正在剥花生吃。看见我去了，说；“来，吃花生，自己剥。”哎呀，这花生真香呀！剥了一颗又一颗。吃了十多分钟，听见外面有人在说话，他说：“书记来了。”我一想：“糟了，大事不好，要挨骂。”开开门，拔腿便逃。迟了，一道手电筒的光束射到我的脸上。书记是五十开外的老农民，态度很温和，说：“跑啥子嘛？不就是剥几颗花生吃？……我知道你们晚上不开伙……这是集体的，下次不来就是了。唉！去吧！”后来，也没有在会上批评过。对比后来在长寿湖受到的对待，我常常想：“中国的农民真是很厚道的。”
队上常常派我们右派出公差，如：到集镇去运种子、化肥、交公粮之类。虽说这是重体力活，但是，队长知道我们城里下来的人，身上一般都有点钱和粮票，这也是成全我们去下馆子“炒盘子”，补充营养，是“公私两利”的事情。早在1958年，重庆的饭馆已经普遍凭粮票买饭。社员们哪有钱、粮票？年终结算，挣的工分，刨去买粮食的钱，不倒欠队上的钱，你就算是能人了；粮票更难搞到。如果派他们去交公粮，挑上100斤的担子走十几里路，办完事，没有钱和粮票到饭馆吃顿饭，还得饿着肚子走十几里路回家吃饭。
我们的钱是原单位按月发的生活费。手头的粮票就只有靠家里支援了。我是单身汉，在重庆无亲无故，只好向在北京工作的大哥求救。好在大哥经常出差，在火车上用餐无需粮票，省下来一些，每月给我寄来两三斤。在那年月这可真是救命的宝贝。我校有一个右派老师吕声振，老婆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靠他一个月70多元的工资，养活一家5 口人。打成右派后，一个月只发15元生活费，要养活5口人呐。只有尽量刻苦自己，省下尽可能多的钱寄回去，哪有钱下馆子？每次我们去出公差，他投过来的那道羡慕的目光，现在想起都令人心酸。他就是由于缺少这类补充，没有拖过1960年，饿死了。
1959年12月，传说我们可能要转移到国营农场去改造。1960年1月，国营长寿湖农场来了一个干部张有余，说我们将转移到他们那儿。他还带来一株麦穗，宣传他们那里麦子长得如何好。一月份的南桐，麦子不过是像韭菜一样的麦苗，而长寿湖农场的麦子已经抽穗了，大家都为前景的美好而欣喜。
1960年2月转移到长寿湖农场。
1957年、58年的反右运动以及干部下放运动，其实就是搞的一次干部队伍大清洗。凡是在整风中对共产党提意见的，一律打成右派分子；不便打成右派，而又不足以信任的（如：家庭出身不好、历史有问题、工作消极……）则以干部下放锻炼的名义调离工作岗位。这些清除出来的人需要有地方安置，于是就设立了许多农场。长寿湖农场是其中之一。
长寿湖是修建狮子滩水电站形成的人工湖。农场的任务就是开垦湖区周边的湖水消落带土地。农场的组成人员除了右派和下放干部外，还有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和孤儿院长大安排来的青少年。
由于我是学机械制造的，我被安置在场部的机械厂劳动。吃饭在场部食堂。每月粮食定量21斤，平均每天7两，再分配到早、中、晚三餐，就只能是2、3、2了。中午三两米饭打到大碗里只有半碗，两三筷子就扒拉完了。原来在南桐兴隆公社的食堂，秤杆翘上天，一份午饭起码有两斤熟红薯，吃下肚，有八九分饱意了。这里根本没有秤杆翘上天那回事，干饭用小木瓢舀饭，一两一瓢，稀饭用铁勺舀，一两一勺，决不会多舀。每顿饭都是只有四五成饱。干的活是打铁，当“下手”，抡12磅的铁锤。上午10点以后，下午3点以后，肚子就空了，铁锤抡起来，抡到最高点，由于肚内空虚，摇摇晃晃，铁锤落下总是砸不到点子上，经常遭到师傅的斥骂：“你眼睛瞎啦？”“你没有长眼睛吗？”
在长寿湖农场的处境与南桐农村公社相比恶劣多了。下放干部都是被组织上（中共）认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弄下来考验的。他们自己很清楚，所谓下放锻炼，就是考察、考验，表现好，可能早点调回原单位；表现不好，长期劳动锻炼。所以，这部分人都极力表现出立场坚定，与右派界限分明，对右派严格监督。在他们那里听不到一句同情安慰的话语，听到的总是训斥（还讲一点道理）或呵斥（一点道理不讲）。右派们处于被专政地位，只能沉默，不敢反抗，否则说你右派翻天。孤儿院来的，基本上是未成年人，不懂事，在“右派右派，是个妖怪，当面说好，背后说坏”一类儿歌的熏陶下，又耳濡目染，看到下放干部是如何对待右派的，于是也跟着欺负右派。再有，就是一部分所谓的“归队干部”，又称摘帽右派。为了表现他已经回到人民队伍，已经是人民的一份子，已经又有了对敌人专政的资格，也常常对我们吆五喝六。在长寿湖的岁月是我人生最屈辱的时期。以至于使我认为人的本性中潜在着压迫别人的欲望：骑在别人脖子上拉屎。一旦有机会有条件，他就会去付诸实施。都是喝那个“阶级斗争”狼奶的结果。
提出“博爱、平等、自由”理念的人太伟大了。
场部食堂有供农场领导干部的小灶伙食，他们不必在窗口排队打饭。他们在一个小房间里，围着一张大圆桌用餐，早餐：牛奶、馒头、稀饭；午、晚餐：有鱼、肉和蔬菜。主食：一大洗脸盆饭，自己去舀，没有限量。农场有一个捕鱼队，天天都要送鱼来，所以他们是天天都有鱼吃的。那个时候（1960年）农场尚未在水库内大量养鱼，捕鱼队也就是用小渔船撒旋网捕捞，数量很少，除了供应场领导干部食用，余下的就送到湖滨饭店去卖。大食堂是没有荤菜卖的。
共产党的集权制度其实质就是等级特权制度。其实那些所谓场部领导多是科级干部，场长最高不过处级，队长多数原来就是一般的科员，现在他手下有几十上百号人，他就是统治者。他们在大食堂吃小灶我们只有干瞪眼。大家都是一样的定量，他们吃饭没有限量，还不是多吃多占了我们吃大灶人的口粮。我们名义上每天7两粮，实际上有6两就很不错了。
一个多日没见面的难友见到我说：“哎呀，才两个月不见，怎么瘦脱形了呀？”我到湖边以湖水当“镜子”照了照，真的，脸变形了。走路时，两个小腿像绑了砂袋一样沉重，拖不动。
机械厂的木工房经常有制作木匣子（棺材）的任务，是各个生产队饿死了人来要的。和我同一个学校的难友吕声振分配在红旗生产队饿死了；煤矿设计院的焦光复饿极了，煮一锅马齿苋吃，吃多了得肠梗阻死了，死时才19岁；四川人艺的王恆饿极了吃马桑耔，中毒死了；拉小提琴的曹亚其饿死了；设计院的刘光明也饿死了；……我不能不考虑“生存策略”。定下一个原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命要紧。
我比起那些分在岛子里的生产队的难友幸运得多。我先分配在机械厂，后来调到基建队，都是住在狮子滩，狮子滩是场部所在地，是水陆交通要道，能经常买到一些吃食。场部食堂凭粮票也可以多买饭。岛子里很多生产队的食堂，有粮票也不能多买饭，只有吃那点点定量。
在狮子滩偶尔可以买到“鸭娃蛋”。“鸭娃蛋”就是养殖场孵化鸭子的废品鸭蛋，弄来煮一煮卖给我们吃。由于这些蛋都经过一段时间孵化，所以都不同程度的腐败了。剥开来臭熏熏的，但是在那种长期饥饿的状态下，这可是难得的“高蛋白”呀！有的蛋，已经有鸭子的雏形了，甚至长出了一些羽毛。有的人买到这种蛋，觉得难以下咽。我却不然，由于那羽毛在嘴里总也嚼不碎，翻来覆去的嚼，很像咀嚼没有煮烂的瘦肉纤维，有一种吃肉的感觉。我每遇到卖“鸭娃蛋”总要买十几个。
湖滨饭店也经常有“鱼油花生米炒饭”卖。每当收到哥哥寄来的粮票，一听下班的钟响，原来觉得像灌了铅似的沉重的腿，现在却“健步如飞”往湖滨饭店赶去。这大概也是求生的精神力量吧。“鱼油花生米炒饭”一份三两粮票1元5角钱，其中大约有15粒花生米。鱼油就是把原本该丢弃的鱼内脏，加上水煮，将面上浮的油水撇出来熬制得到。有一股浓浓的鱼腥味，若是现在肯定觉得很难吃。但在那时，惟其因为有鱼腥味，才使人感到吃下肚的是“货真价实”的稀缺的“高脂肪”！虽然饭里只有15颗花生米，那也是不可多得的稀缺食品呀！
那时,还有一样令我十分羡慕的调味品——“油盐巴”。有的难友家属来探望，或难友回家探亲会带来一小瓶“油盐巴”。就是将盐炒热，滴几滴菜油，再翻炒，直到所有的盐粒都染成乳黄色。每当吃稀饭的时候，只见他们掏出小瓶瓶，撒一点在热稀饭中一搅，立刻飘出一股油香，三五公尺远都能闻到。在那大饥荒的年代，食用油和盐都是定量配给，吃食堂的，粮、油、盐等等都拨到食堂去了，个人是无法弄到的。只有城市居民在家中开伙的，才能有点配给的粮、油、盐。我由于在重庆没有亲人，所以“油盐巴”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这是现在的青年人难以想象的。
吃饭的餐具也很重要。首先，口径要大容量要大，大有两个好处：一是打稀饭时不担心溢出，也不会抛洒到外边；二是期望给舀饭的人造成错觉，显得量很少，没打够，再补舀一点。其实他已“见惯不惊”，哪会补舀？其次，材质是金属制品，便于熬“锅锅宴”。比如：打上三两饭，加些开水，三块砖头架个灶，捡点柴火一煮，体积变大煮成汤饭，再撒一点“油盐巴”，哧溜哧溜的一边吃着一边感叹：“一热当三鲜呐！”那时，最令人羡慕的餐具是搪瓷汤盆或者20公分口径的小铝锅。这可是当时的稀缺物资！我还记得那时一个家属拿着一个带着把子的像痰盂一样的白色搪瓷制品去食堂打饭，很耀眼，不少人投以羡慕的目光。1979年我结婚，妻子带过来的家具中也有一件这样的东西。我问：“这是啥子？她回答：“尿罐。”
中国传统餐具的另一样东西是筷子，但那时许多人都改用西式汤匙，俗称“瓢羹儿”的小饭勺。因为吃稀饭，吃到最后碗的内壁上那一层糊糊，是不能放弃掉的。用舌头舔碗，只能舔碗沿的一圈，舌头长度够不着碗的中心部分，再者，舔碗看起来也不雅。用筷子刮，筷子是直线，碗是曲面，筷子端部和碗的内壁是点接触，一刮一根线，用小饭勺则不同，它和碗内壁是弧线接触，一刮一大片，可以把碗上沾的糊糊刮的干干净净。再用开水涮一涮，把涮碗水也喝下去。从前吃饭都习惯用筷子，现在想用勺子，却买不到了。大跃进、大炼钢铁，轻工业几乎都停顿了，全民都去炼钢了，头发卡子、火柴都不容易弄到，到哪里去买小饭勺？狮子滩建电站时，是用楠竹盖的工棚，留下许多楠竹筒筒，楠竹筒壁很厚，于是人们就用楠竹块块自制饭勺。用随身带的小刀，削成饭勺的大致形状，然后用石头慢慢打磨，像石器时代的古人制造工具。歌剧团的罗XX有一只美军用的不锈钢汤匙，很耀眼。我问他：“在哪里买的？”答道：“买的？我用三斤粮票外加五块钱才换给我的。”五块钱可是一个月的伙食费呀，至于三斤粮票就不好用钱来衡量了，关键时刻是可以救命的。而且，这粮食是从自己的牙缝中抠出来的啊。后来为了减少打饭的随意性，改为罐罐蒸饭，每人一小罐，小饭勺的刮罐罐的功能愈显突出实用。真正做到颗粒不留。
一次抬石头，感到扭了腰，到医务室去看病，医生给我开了100毫升的XX酊（记不起叫什么酊了）。拿回去一喝，浓浓的酒味。哟嗬！是药酒。酒可是粮食做的，可以补充能量。于是我就常常谎称扭了腰去医务室开一小瓶XX酊喝。
有一次听到一位家属说，给小孩打蛔虫用“宝塔糖”，我马上想到这个蛔虫药是糖做的，可以搞来吃，补充糖分。但是，农场都是成年人，医务室没有供儿童吃的宝塔糖蛔虫药。于是，写信给远在安徽合肥的母亲，请母亲帮我买宝塔糖。母亲以为我要打蛔虫，给我寄来的是十几粒驱蛔灵药片。也好，糖份补充不成，消灭营养大盗蛔虫也不错。服药之后接连两三天大便都解在野地里，用一根小棍儿拨拉解出的粪便，清理“战果”。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三天总共屙出大大小小一百二十多条蛔虫。
长时期的饥饿，使人脑子里成天想的就是搞吃的。那是地地道道的“饥不择食”。地里长的番茄、萝卜，“顺手牵羊”弄一个，在身上擦一擦泥巴就啃。有时支援生产队，去挖地，地里有残留的红苕根根或野荸荠，捡起也不洗，搓一搓泥巴就吃，怎能不长蛔虫呢？
回忆交流以往吃过的美食，是常有的精神牙祭。使我印象很深的是大家都喜欢“夹沙肉”，下面一碗糯米饭打底，上面盖着十几片五花肉，每两片中间夹着豆沙，上面撒满白糖，既是大油大肉，又有粮食和糖，真是高脂肪高能量呀。还有一样菜就是“轰炸东京”。难友老丁作了详细介绍：据说此菜是抗战时期引进到四川的江浙菜，上菜时，跑堂的左手托着“东京”——一盘刚出锅的油炸糯米锅巴，右手端着“炸弹”——一碗热气腾腾的烩三鲜，把“东京”放在桌子中央，“炸弹”劈头盖脑的倾倒下去，炸得“东京”丝丝作响。此乃“锅巴肉片”是也。这个菜也是既有肉又有粮食。即使是打精神牙祭也忘不了粮食。
报纸上介绍，有一种藻类叫“小球藻”，富含蛋白质等营养物质，极易培养，可以弥补营养的不足。于是农场把培养制作小球藻的任务交给了右派卢光特。每天早餐时，卢光特端来一大盆小球藻，随意取用。那是一盆清水，上面有薄薄的一层绿色漂浮物。我试着吃过两三次，一股尿骚味。既不抵饿，也看不出营养效果，搞了一个来月，就停止了。后来右派改正了，碰见卢光特，我问过他：“以前，你搞那个小球藻，真有那些营养吗？”他答：“我不过是按照介绍的资料做的，又没有经过分析化验，谁知道？”我问：“怎么一股尿骚味？”答：“培养液的主要成分就是尿。怎能没有尿骚！”又问：“你喝吗？”他笑了，“我亲手加的尿进去，我怎么会喝。”“你整我们喝尿，良心大大的坏。”“嗨，老弟，党报宣传说那个东西有营养，领导上喊我搞，我能不搞吗？不说这些了，你我活出来了，就是命大。”
人们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还遭到政府的“打劫”。1960年8月31日下午，接到哥哥寄来的一张5斤全国通用粮票。已经一两个星期兜里没有粮票了，收到这5斤粮票，真是“雪中送炭”，晚饭时到窗口去加二两饭。递上5斤全国粮票，找补给我4斤8两四川省粮票。晚上9时，传来四川省粮票作废的消息。顿时如五雷轰顶，急急忙忙跑到伙食团询问，回答说：“刚刚接到通知说，从今晚9时起，四川省粮票一律作废。明天用新粮票。”听到此话，眼冒金星、脑袋要炸裂一般。这不是活抢人吗？有这样的不要脸的政府吗？有这样无赖的政府吗？这还叫人民政府吗？这分明是坑民政府、害民政府、抢民政府、强盗政府。当晚，一夜没有睡着。天麻麻亮就起身，赶往距离狮子滩20里的双龙场，期望那里还没有接到通知，把手中的粮票用掉。到馆子一问，都说：“昨天晚上就接到通知了，昨晚9点省粮票就作废了。”仍不甘心，又走十几里路赶往回龙场，各个馆子都是一样的回答：省粮票作废了。没辙了。死心了。心想：因粮票作废而被抢走的粮食又岂是我一个人的4斤8两，何止千万斤？这些都是老百姓从牙缝中省出的呀！比人民币还要金贵的呀！就这样被抢走了。遇见这种“人民政府”，我能奈何？我能奈何？只有自认晦气。
后来从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大事记中得知，那一次四川全省被作废的粮票共有4800万公斤！该大事记还破例地以充满感慨的文字说明：这些粮票“实际是四川省干部群众从很低的粮食定量中节约下来的”。（《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49—1978）》，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207页）。
学习时，有人批评我：“饭打到碗里，总嫌打少了，没打够，嘀嘀咕咕，斤斤计较。”我听了，气不打一处来，说：“一顿饭，总共就二两、三两，我才没有那么大方，斤斤计较，我要两两计较、钱钱计较。”于是招来更猛烈的批评，说我恶毒攻击社会主义。
到1961年秋季，食堂已经买不到米了。粮站配给的是胡豆粉或豌豆粉。依然用罐罐蒸，因为没有发酵，体积只有米饭的一半大小，就像一块糕点。这怎能算是一顿饭呢！伙食团一看不行，改变“策略”，煮面疙瘩，一两一大铁勺面疙瘩汤，大约有两三坨核桃大小的面疙瘩，其余就是像米汤一样的面糊糊汤了。这玩意儿喝下去当时确能撑起肚皮，但是，一两个小时以后，一泡尿一屙，就空了。
管理干部经常斥骂右派：一付饿痨相，恨不得喉咙管里长出手来。其实何止是右派显出饿痨相，下放干部还不是一样。这是长期饥饿造成的，是人的求生本能。
公安局的一个下放干部，其妻来看望他，带来一方腊肉，这位干部拿到腊肉后也等不及煮就生吃了。结果，得急性肠炎，第二天就死了。
作协的右派张X，其妻寄来一个包裹，打开一看，内有一封书信、两张烙饼和其他一些食品，于是他先狼吞虎咽的将两张烙饼吃掉，然后才消消停停的拆开书信观看。信中开列了带给他的物品，并说，有两斤粮票，放在两张饼的中间。看到此处，这位老兄顿足捶胸，懊悔不迭，恨不能用刀剖开肚皮找那两斤粮票。此后两三天，他都在野地里解大便，便后用一根细树枝拨拉屙出的粪便，希望找到那两斤粮票。哪里找得到踪影！
难友顾大，我在东风凼工地看到他时，瘦得来犹如蒙了一层牛皮纸的骷髅。1961年春节，他留守工地。腊月29日，他从伙食团借了一只面粉口袋，到集镇上花7斤半粮票，买了15斤饼干，装了满满一面粉口袋，打算好好过一个春节。买回去的当晚，打了一暖瓶开水，取出饼干，一块接着一块的吃，控制不住，不到天亮，居然将满满一面粉口袋15斤饼干吃个精光。而且，没出任何问题。仔细想想，也不奇怪，他虽然吃得很多，但吃的速度很慢（吃了八九个小时）饼干也不难消化，在长期饥饿的状态下，消化和吸收功能都特别强，身体各部分都眼巴巴的等待着输来的营养，于是，边吃、边消化、边吸收、边输送，一条龙。这大概也是那大饥荒年代人体的“应急机制”吧！
听说重庆城里人上街吃东西要谨防“抓揪儿”（谐音）。就是当你正在吃馒头或饼子等食物时，突然有人从你手中夺走食物，边逃边吃。你追上去，捉到他，打他，他不躲闪，他只顾加速的吃。等你歇下手来，食物已经吃下肚了。这种饿极了的不顾人格和尊严的只抢你手上那点食物因而不足以称之为强盗的“强盗”，就叫“抓揪儿”。我所在的农场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有一个右派，一天拿着一个大搪瓷盅去食堂打饭，半路上碰见一个人挑了两桶苞谷糖（饴糖），他将大盅盅插进桶内，舀了一盅苞谷糖，边逃边喝。待到捉住他，揍了一顿之后，发现一盅苞谷糖已进了那个右派的肚子里。“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不假。那年头既有“抓揪儿”,也有伙食团长用馒头、粮票勾引女人乱搞而被抓的。
1961年冬，难熬的日子，水肿的人越来越多，岛子里饿死人的消息越来越频繁。周围农村公社也大量饿死人。听说中央在调整政策，农村在搞“退赔”，贯彻刘少奇、邓小平的“三自一包”政策。农场也将分散在各个生产队的右派统统集中到同兴岛生产队，改称学习班，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伙食团已经配不到大米，每人每天配给7两蚕豆。吃饭时，打到碗里，一数，一两大约74颗左右。早晚每餐约150粒胡豆，午餐220粒。用餐时，为了延长用餐时间，蚕豆已经嚼得很细，也舍不得下咽，偶尔不慎，咽到喉管，反呕回来再嚼，有如牛羊的反刍。也是这个时候，哥哥来信说：他们设计院的人都到秦皇岛去大办农业，他们也在采橡树籽做代食品。当然没有粮票再支援我了。我只有向远在合肥的母亲求救。母亲来信，信中附2斤粮票，信上说：合肥市民也是吃公共食堂，这2斤粮票是东拼西凑搞到的，以后不可能再给我寄粮票。后来得知，我的在农村的伯父和叔父都在这个时期饿死了。
现在有材料披露，在这大量饿死人的时期，苏联和美国都曾表示给以粮食援助，被毛泽东一口拒绝。毛泽东向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不又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好一个“伟大”领袖，真是视人命若草芥。
没有外来的粮票支援，又离开了狮子滩，一天只有500多粒胡豆维持生命，我也浮肿了。到医务室看病，医生给我开了一块“康复糕”，其实，叫糠麸糕更贴切，是糠、麸加上一些黄豆面和红糖做成。医生嘱咐：分成9 份，一日三次，三天吃完。因为有糖，味甜，像糕点，也是控制不住，当天就吃完了。弄得当夜拉肚子，上了三次厕所。可能是糠麸不易吸收之故。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包产到户）政策有如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才几个月，1962年一开春不久，市场上就有嫩胡豆卖，伙食团立马派人去采购。那时，大伙儿身体都垮了，能背几十斤胡豆走十几里地的人很难找到了，幸好我们班有一个大汉，身体没有垮掉。此人姓蔡名子奎，是体委的右派分子，原来是西南军区篮球队“战斗”队的队员。身高约一米九。本来，在那个大饥荒年代，越是大汉，需要能量越多，越容易饿死。但由于农场供销科长郭广是从军区转业到地方的，很怜惜这个原“战斗”队的运动员，把他要到供销科扛米包子（150斤一麻袋）。供销科掌握全场物资供应，“近水楼台”，所以蔡大汉身体没有垮掉。每天一大早蔡大汉提着空麻袋出去，10点来钟，扛回几十斤嫩胡豆。伙食团煮熟了卖给大家，6毛钱一斤每人可买一斤。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这回真是以粮为“钢”，不出一个月，害浮肿病的全好了。
收割麦子了，去支援当年水库移民现又返迁回来组成的包产队挞麦子（脱粒），“老右”们，先到老乡家买一斤胡豆炒熟，装在荷包里，挞完一把麦子，往嘴里塞一粒胡豆。边劳动边吃胡豆。请不要讥笑他们这幅饿痨相，可以想象一下，连续三年的饥饿，会怎样使人产生没有尽头的绝望感！那时最大的欲望，就是能尽情的吃一顿饱饭，只要一顿便此生足矣！谁能料到，一两个月前还饿得害肿病，现在却可以不停的吃，岂能放过？虽然不是大米饭，胡豆也是土里长的粮食啊！粮食啊，生命的源泉。
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不仅带来生产的大好形势，政治上也给人带来希望。上边说，我们集中起来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是休养生息，准备重返单位工作。5月份还给了半个月的假期，让右派们回家探亲（那时还没有法定的探亲假）。我由于重庆没有家，母亲远在几千里外的合肥，路费无着，探亲只好作罢。但是，我不甘心浪费这个难得的假期，还是要出去走一走。我找到了青滩附近一家农户，他原来是在农场做工的木匠，后来农村搞“包产到户”，就回去种田，吃饱肚子要紧。全家就只有老两口，约莫五十来岁，没有壮劳力。我和他讲好，在他那里打两个星期短工，只管饭，不要其他报酬。晚上在灶屋铺些谷草当地铺睡觉。白天帮他们挑粪淋苞谷。其时刚收过麦子，每天都是吃新麦子做的麦粑（全麦粉面块），加上一些四季豆，煮了一大锅，敞开吃。梦寐以求的“敞开吃”居然在这十几天的假期实现了。假期满了，该回同兴岛了。“东家”撮了一升小麦（五斤），磨成粉，全部烙成干麦粑。让我带在路上吃。这是我这一生中唯一一次打短工，受农民“剥削”的心满意足的舒心日子。之所以心满意足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作为参照系。
到了六七月份，苞谷成熟了，星期日难友们纷纷到附近的农民家买苞谷粑吃。到八月份新米也上市了，于是伙食团派一个采购，住在白家场收购农贸集市上的高价大米（每斤0.65元，粮站配给的大米每斤0.1元）。伙食团可以不用粮票，凭人民币加饭了。到了十月份挖红苕了，人们完全敞开吃了，饭后，一个个肚皮撑园了，弯不下腰，只能“正襟危坐”。
好景不长，农民们纷纷传说：上面说这是倒退，要“拿拢去”。即：把包产分下户的田又收回到集体。
果不其然，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警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接着1963年开始搞“四清”运动，派工作组下来开展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些带领农民搞“包产到户”救民于饿死边缘的基层干部，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批斗，有的甚至“上纲上线”被指控是地主富农篡权搞复辟。遭到捆、绑、吊、打，逼得上吊自杀。于是又“拿拢去”了，重新回到 “毛式社会主义”的轨道。
自由市场被取消了，所谓集市贸易，只有农民卖几个鸡蛋和叶子烟，或者扫把箩筐之类，粮食再也看不到有卖的。我们又回复到吃定量的日子。经过国家的“调整”，我们体力劳动者，定量调整到30斤，但依然吃不饱，也饿不死。
我是抬石头的四条汉子之一，抬石头既要有爆发力，也要有持久力，粮食不够，依然需要哥哥支援粮票，或在挖红苕的季节，大吃红苕，或多吃含淀粉的蔬菜（如南瓜），省下粮票调剂缺时。难友顾大也是抬石头的汉子，当然也不够吃。早餐的菜，常卖豆腐乳，他常常是掏出三毛钱，一买就是15块（2分钱一块），作为工间休息时“打尖”。人们问：“你不怕咸死呀？”他端着一大盅开水，边吃边喝边调侃：“这是补充高蛋白。盐，可以稀释，体内稀释和体外稀释效果一样。”
农场所有职工都是城市户口，吃国家配给的商品粮，有定量。农民比我们还要苦得多。修鱼池时，我们的宿舍在马路边。常常在凌晨三四点钟，听见上山打柴过往的农民。他们是从20里开外的双龙赤脚经过这里，还要再走十几里路，到达华中山上，才穿上草鞋，进山打柴。打好柴往回挑，经过我们这里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家里常常提着一钵午饭在这里迎接，一边歇气一边吃午饭。那一钵饭，我们称它为“满天星”，是一钵碧绿的青菜，宛如蔚蓝的天空，满天的繁星就是那星星点点散布的饭粒。
即使是城市户口，一个月也只有二两菜油半斤肉，得了肝炎，凭医生证明才能买到白糖，一年只有到了春节，才配给一二斤糯米磨粉吃一次汤圆。1975年冬，我回合肥探望母亲、过春节，路过河南信阳，早晨出去吃早点，排队买油条，我前面约有五六个人，快到我了，我前面的那人掏出三斤粮票，买30根油条。这等于在我前面又排了十几个人。我问：“你买这么多油条，干啥？”他答道：“过年做饺子馅儿。”我又长了一条见识：油条可做“代肉品”。……这种饿不死也吃不饱的日子，在大饥荒之后又持续了15年，直到毛泽东死了，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才算结束了20多年的饥饿时代。
我的饥饿经历，也折射出那个时代普遍的民生状况，说明完全是执政者的错误政策所致，而这样明显的错误政策竟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无法纠正。这在实行“西方那一套”的国家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20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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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海心难平
李长文、冉德瑜、熊愉口述，谭松整理
长寿湖“分子”李长文、冉德瑜夫妇的亲人中，自1949年进入“新社会”后，先先后后有8人“非正常死亡”：
1、李凤集——枪杀（镇反）
2、熊异能——打死（土改）
3、熊异能之母——打死（土改）
4、杨泽勋——枪杀（土改）
5、冉德瑜的三女——饿死（土改）
6、卢文俊——饿死（饥荒年）
7、李德珍——气死（文革）
8、熊莞君——自杀（文革）
一听“毛主席万岁”就反感
李长文（1957年重庆24中学教师）——
我这一生，错就错在当年没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而考入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
我这个人一辈子不想当官，不想搞政治，1945年从兼善中学毕业后，压根没想过要去考政大。我当时对中央大学，重庆大学都瞧不起，心目中只有上海交大。我高中毕业时，交大还没招生，政大正在招生。父亲说：政大不好考，只录取考生的4-5%。你去考一下，取得一次经验。我觉得有道理，便去应试。一考，考上了。父亲说：“去，去读！”他希望我当官。当时，交大毕业是自谋出路，政大毕业是政府分配，一般都是当县长的角色。我对当官没兴趣，但父亲坚持要我去。我让了步，心想，我暂时进政大，第二年再去考交大。
我就读于政大地政系，该系是为了贯彻孙中山的土地政策而设置的，研究的内容和毕业后的主要任务是购买地主的土地发给农民。后来共产党是采取没收政策。
考入政大的人，不管工人、农民，都要加入国民党，我们新生入校，坐在教室里，一人发一张表，填写完就算入了党，连誓都不用宣。一个年级算一个区分部，我被选为我这个年级的区分部委员，负责宣教。解放后，共产党整我，我无话可说——因为我符合共产党镇压的标准。
很不巧，也很不幸的是，交大在抗战胜利后迅速迁回上海，不再在重庆招生，我考交大的愿望落空。
1946年，政大迁到南京，校长是蒋介石。蒋介石派他儿子蒋经国来当教育长，政大的师生反对，贴大字报，蒋介石为此辞职。校长改为顾X秀，政大改名为国立政治大学。
由于我不想搞政治，在三年级时转到金融系。1948年12月，淮海战役打得紧，南京到处是兵，乱糟糟的，我看这不是一个学习的环境，便同女朋友熊莞君一块坐船回重庆，寄读于重庆大学法律系。1949年学完四年本科，完成了毕业论文。在南京的政大因战乱从南京迁往杭州，从杭州到广州，又从广州第二次迁到重庆小泉。当然，这次不是躲日本。
我在重庆把毕业论文交给了政大，论文一交，同政大、同国民党就算永远了结。新社会来了。
我的前妻叫熊莞君，她是我兼善中学的高中同班同学，北碚回龙坝人。1946年她考入社会教育学院。该学院1946年也在南京，我们往来密切，谈恋爱。她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她不愿意我读政大，认为那是培养国民党官僚的地方。后来她转入重庆大学教育系，解放后院系调整，进入西南师范学院，于1951年毕业，第二年，我同她结婚。
她的两个舅舅解放前各创办了一所私立学校，解放后政府接收了学校，将两校合并为一所公办中学，我就在该校教数学，几年后调入位于北碚蔡家场的24中，不久熊莞君也调入该校。
解放后进行反动党员登记，我主动去登了记，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员，但一直读书，当学生，没有做任何坏事。共产党也没多说，让我走人。1955年肃反，教师在沙坪坝重庆三中集中，我把自己的历史详详细细作了交待，给我的结论是：李长文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但解放后一直表现很好，免于处分。
1957年我们夫妻俩都是中教五级教师，相当于大学讲师，每人月工资70多元，日子过得不错。
鸣放期间我什么话都没有说。反右之后搞“向党交心运动”，动员我们向党讲心里话。动员的人态度非常恳切，我被感动了，一时没有忍住，掏出了几句心里话。我说：我一听喊“毛主席万岁”就反感，封建皇帝才喊万岁。我还说，我父亲是地主，解放后被镇压我都没意见，但喊“万岁”我有看法。
我就交了这种“心”。
1958年6月29日，学校苏校长找我，向我宣布：带上简单行李，去农村劳动一段时间。
劳动就劳动，也没什么了不起。学校没有给我戴任何帽子，也没开我批斗会。第二天我离开家，到凯旋路中学集中。7月1日，中共生日那天，我下到长寿湖。
1960年，我正饿得奄奄一息（我是长寿湖第一个得水肿病的人），妻子提出同我离婚，我不同意，她告上法庭，法院马上判离。嘿，刚离不久，学校说她脾气不好，把她开除，放回老家。她拖着两个女儿到乡下去。天！饥荒年母女三人啷个活得出来。没办法她把两个女儿送来长寿湖。我把女儿接上岛，她一个人回北碚乡下。
没过多久，她又来了，她在农村还是活不下去。管教人员同意她在猪场喂猪，说好只管饭不拿钱。这个时候她提出复婚，我也同意，我们去办手续，没办成，说要区以上的政府才能批。后来，我也不积极，我觉得她不能吃苦，在那生死存亡的艰难岁月，不能吃苦只有死路一条。我18元工资，一家四口，能不饿死算命大。熊莞君和我都饿成了水肿，勉强拖过了饥荒年。
我们没有复婚，她便不算家属，不算家属，便不能干喂猪的活，所以，1962年她又独自回到北碚乡下。
1964年，学校把她召回去当工人，每月20元钱。她一下子来了精神，立马跑来长寿湖，要把两个女儿接走，我不同意，想留一个下来，她坚决不干。扯了一段时间，最后我拗不过她，只得同意。
看着两个女儿走了，我心里被掏得空荡荡的。
人生的命运真的很难说，就在我们为女儿争执这段时间，学校变了卦，坚决不同意上女儿的户口，熊莞君急得发疯，在校领导面前抱着女儿大哭。但是没法，这次她争不赢了，只好又把两个女儿送到长寿湖。
从此，我两个女儿永远留在了长寿湖。所以后来女儿有些埋怨，当初我要不争，她们就是城市户口了。
两个女儿在长寿湖跟我受了不少苦，每天上学要走十几里路，涨水时还要下湖游一段，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多年后她们告诉我，有时她们根本没去上学，跑到坡上漫山遍野找吃的。还有，政治上抬不起头，精神压力大。我女儿熊怡（她跟母亲姓）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小册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表明是属于自己的书——名字写大了一点，她受训，我也被抓来斗一场。大女儿十六岁下乡，在农村8年，吃够了出身不好的苦头，她为了自己的孩子不再受这种苦，特地找一位农村的共产党员、复员军人结了婚。后来两人不合，离了婚，再结婚，再离，现在孤身一人。
同我一起劳动的有一个女右派，叫冉德瑜，她为人忠厚老实，又特别能吃苦。她看我独自带两个小孩拖不动，就主动来帮忙，帮我洗衣服，照看孩子。一来二往有了感情。我问两个女儿，“冉孃孃来当妈妈可不可以？”孩子说：“可以。”于是我同冉德瑜在1962年12月结婚。冉的命运比我悲惨，你可以去采访她。
1979年“改正”，我去市教育局查问，一查，没有给我戴帽子。我冒火说：“这二十年一切都按‘分子’整我，1962年还宣布给我摘帽。原来没戴帽，白整了？！”
教育局那位女士阴阳怪气地说:“有帽子好哇，有帽子说明整错了，你还能改正，没戴帽你不属于改正对象，没有你的好事。”
“改正”后我没有再回学校，留在了长寿湖。文革期间，我幸亏是呆在长寿湖，如果我在24中，肯定被整死了。我前妻熊莞君只因为是出身地主，就……
唉,这段伤心事我实在不想提.文革时,她是“死老虎”,任人斗,任人打。两派有事没事都整她。她的“罪过”有三条：一，出身地主；二，老公是“分子”；三，曾经被开除过。红卫兵闲来无聊，拿她取乐，他们说，她姓熊，就得趴在地上装狗熊。红卫兵拿来绳子，栓在她脖子上，强迫她在地上爬。一天中午，他们逼迫熊莞君趴在地上同一群狗抢骨头，她被咬得鲜血直流。她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人呀！当天她就上吊自杀了。
（李长文此时哽咽）
我和女儿不知道她死了，以前她每月给我们寄5元钱，后来好几个月没有信，也没有钱，我写信去问，学校回信只说了一句：“熊莞君已死。”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她怎么去世的，她死前有没给我们留下一句话。
十多年后，北碚区为她平反，开了追悼会，两个女儿去参加，政府补助了500元钱，算是了结。我把钱平分给两个女儿，那是她们妈妈用生命换来的。
（采访时间：2001年10月13日，地点：长寿湖造船厂）
采访后记：
采访李长文，是在长寿湖边一个低矮的平房里。老人背对长寿湖凄美秋色，有些急不可待地向我倾诉他逝去的生命时光。条理清晰，语言流畅。然而，讲到他前妻熊莞君之死时，他声音突然发涩，我看见他眼中一缕悲恨的凶光一闪而过，原本惊心动魄的场面，他寥寥几句，便作交待。我想追问，那声音和表情让我哑然失语。
重庆市著名物理学教授、右派陈祚璜（长寿湖“分子”刘淑明之夫）生前写过一篇《受困记》，该文45页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文革)对人的虐待和残忍，更是别出心裁，举个例子:北碚蔡家场市24中有个语文教师叫熊莞君，工作一贯认真负责，性情直率，肯讲真话。一天中午，学生食堂打牙祭（吃肉），学生把熊莞君叫来，又唤来一群狗，把剩下的骨头掷到狗群中，然后逼令熊莞君与狗抢啃骨头，不去就打。熊莞君被狗咬得鲜血直流。她无法忍受，自缢死了。熊是我1944年在北碚兼善中学高七班教过的学生，后她在原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毕业从事教育。她青年时的憨厚形象还不时在我的回忆中出现，不料到她竟死得这么惨，我心中十分难过。”
我的罪在哪点？
冉德瑜（1957年四川速成师范学校学生，1922年生）——
听说你在采访，我外孙女叫我千万不要说，这辈子整苦了，受了几十年的罪，还连累了她，不要又惹祸。五十年代的事，我亲身经历不是编造，说几句又啷个嘛，又把我弄成个啥子派？又把那两个帽子（地主分子、右派分子）还给我？
我是涪陵礁岩乡人，出生才4个月爸爸就去世了。我读书读到初中毕业，在涪陵女中。毕业后结婚，父母从小给我们订的婚，丈夫叫杨泽勋，比我小1岁，在涪陵省立中学读书。
结婚后10天，我离开家，到了丈夫家——涪陵清溪场。我在清溪场的南沱中心小学教书。
到1950年土改时，我有了四个娃儿，老大7岁，最小的半岁，正在吃奶。那个暑假，农会的人要我和丈夫集中学习，丈夫当时也在教书。他们把他弄到区上去，没要我去，因为我拖4个娃儿。丈夫走的时候对我说，我没得啥子问题，我没田没地，肯定不会评成地主。
农会组织开会，先把我评成自由人，第二天叫我站到中农那一堆，第三天又说，你站到那边去。“那边”就是地主成份和地主出身的人。我说，我又升级了，三天升三级。我说这话的时候还没意识到当地主的可怕。我想，我一无田、二无地，娘屋虽然有几亩地，但我早就离家了，妈妈在我结婚后几个月也死了,我一个干人，算那门子地主？！
农会说：“你教书就是不劳动，是剥削阶级。”
他们来抄家，半夜突然来的，先把我们母子五个从床上赶起来，赶到外面站起，他们在里面翻箱倒柜，稍微好一点的东西都要。有一床被盖，棉絮不好，面子还可以，他们就把面子拆下来拿走。我几个娃儿衣服都没穿，冷得哭。我不要命地冲进去，把娃儿穿的那身衣服抢出来。农会那些人挑了满满几担东西走了。最缺德的是他们还把屋锁了不准我们进，我们母子几个只好钻到灶房旁边搭的一个偏棚里。
（毛泽东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礼赞了农会的这种“痞子精神”。）
那床农会没看上眼的破棉絮，是我们那个冬天惟一的被盖，我给四个娃儿盖，我晚上不脱衣服，蜷在谷草堆上。棉絮很快就更破了，到处是洞，我连绳线都没有，用谷草把洞扯拢来。
其实，冷还可以挺过去，肚皮饿才叫恼火。丈夫弄走没得消息，不准我教书，也不准我外出——农会的武装人员说，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土改，进出都要通行证。我是地主，不准我出去，一家人没得经济来源，我的三女儿就是这个时候饿死的。
那天晚上，她“妈呀妈的”哭叫了一夜。“妈呀，我要吃饭哟，我要吃饭哟。你去煮饭给我吃嘛。”我说，哪点来米嘛，灶也封了的。她的哥哥姐姐饿了，红苕藤、糠粑粑都吃，最小的一个还有奶吊倒，只有这个老三，倒大不小，非要吃饭。一晚上都在哭叫，最后她说：“妈，你到奶奶那里去给我舀瓢水喝嘛。”我说，“恁个晚了，别人门都栓了。”女儿没有再叫了。天亮前，她死在那个偏棚里，死时还不到3岁。
（这是我第二次听冉德瑜谈到她三女儿的死。第一次是2001年11月25日在狮子滩一家饭店里。那次，当着许多人——李宁熙夫妇、我妹妹谭竹、朋友王康等——冉德瑜声泪俱下，泣不成声。这一次，她只是默默地抹了抹眼泪。）
我去给人干活，找的丈夫家一个亲戚，我喊她五妈，她家评的是中农。我在她家推磨，天天推到深夜12点。她给我半升包谷，我要米，她不给，每天都是包谷。
农会分给我一块地，叫我种，我不要，我腰无分文，买种子的钱都没得。农会说，嘿，你这个人怪，别人翻身，分田分土高兴得很，你还不要。所以我说我是个“翻身地主”。
我们母子几个身上只有那天夜里从农会手头抢出来的这身衣服，没换的，穿了半年，又脏又烂又臭。说起来不怕你笑，我们全家一身都是虱子，密密麻麻。咬得没办法，我烧一锅水，关起门，脱光，把衣服放到锅里煮，水面浮起一层虱子，我大儿子抓了满满一把。我不是乱说，不是加盐加醋，我只有说漏了的。
有个人看我艰难，悄悄说：“你出去借点钱来把地种了嘛。”我说：“不给我办通行证，我不敢走。”他说：“你不走大路，晚上走小路。”我照他话做，悄悄跑到清溪场找我三姑。她给了我两升米，3块钱。我拿这3块钱买了荞子，胡乱种在土里，咦，长得好得很。我收回来，娃儿不吃，说黑糊糊的是猫屎。我吃给他们看，他们才勉强跟着吃了。
我每天出去帮工，让儿子照看小的。儿子要出去打柴，妹妹弟弟没人管。有一天我回来，发现二女儿不见了——被人偷了！我又气又急又哭，农会不开通行证，我走不出去，到哪点去找嘛？！你问娃儿爸爸？他已经不在了！（19）50年那个暑假他被弄到区上去，我就再也没见到他。后来我听我那个妹说，她亲眼看见了的——农会把他抓来斗，说他是反革命。叫一个人上去斗他，那个人说，杨泽勋嘛，乡坝头看到长大的娃儿，从小读书，平时对人又好，斯斯文文，客客气气的。农会不要那个人说了，换一个人上来，新来的人还是这样说，一连三个人都说杨泽勋是个好人。农会只好不斗了，干脆判他死刑。那天杀了好些人。杨泽勋跪在地上，五花大绑，武装(人员)对着他后脑扣扳机，连扣三枪都不响。杨泽勋扭回头来看，他们说，他还以为自己只是陪杀场。那个武装慌了，连连说：“杨泽勋，不是我要你的命哟，不是我要你的命哟！”
农会换了个人上来，还是把他打死了。
（说到这儿，冉德瑜老人突然提高声音，异常激愤。）
他死时才28岁，没有做过一丁点坏事哟！他从小读书，后来当个小学教师，说他是反革命就是因为他中学毕业后在涪陵地政科当了几个月小科员，抄抄写写，学校出来的一个学生娃儿，找点事干就把人当反革命杀了？！
我最艰难的日子是那一年春节。哪一年？记不清了。是二女被偷走后的那个春节，大概是1952年，大年三十那天，他们派人来通知我，春节10天不准出去干活。我立马慌了神，家里一贫如洗，啥子吃的都没得。晚上我抱了一抱柴、砍成条，大儿子帮我捡，我对他说，明天早上你起来去给别个送柴（即送财的意思），别人肯定会给你点吃的。儿子答应了。
第二天儿子背起柴，脚刚要跨出门，不干了。他说：“妈，我不去，别个会说我是叫花子（要饭的）。”我说：“不是去要饭，你去找五妈、三姑他们，他们是亲戚。”儿子又往门口走，一到门坎，他脚就抬不起，硬是迈不出去。扯了四、五次，他哭起来，要我去。我说，你娃儿去要好些，我是个大人。他还是不去，我气不过，一把抱过柴来说：“好，好，我去！我去！我出去就不回来了。”儿子一听，骇得大哭，他扑过来把我吊倒，“妈！妈！你一定要回来！”
（冉德瑜老泪纵横，边哭边说。）
我对儿子说：“你看到家里没吃的，要想饿死呀？那个老头子叫我嫁给他，有饭吃，你要不要妈嫁？”
儿子说不要，但他还是迈不出去，最后还是我去的。五妈他们给了糖、汤元和糍粑，把柴也还给我了。
那10天是我一生中最恐慌的日子，我一辈子的苦难加起来都不抵那10天，两个女儿已经没了，剩下两个儿子不能再饿死。快点过呀，快点过呀，过了年好出去做活。到第10天的晚上，我扯起喉咙对着外面喊：“你们想把我们母子饿死，不得行！我们活过来了，没有死！”
孙女叫我不要说，我给你说了，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没说一句冤枉话，没有冤枉共产党，我只有少说了的，说漏了的。
打死我丈夫的那帮农会的武装（人员）中，有一个叫彭癞子的人，这个人以前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干聊子一个（没钱），讨不到媳妇，进了农会，他神气了，背杆枪到处走。他看上了我，托人来说。我气得发昏，吼起来：“把我男人整了还想来要我？！”有一次开会，别人又说这事。彭癞子嘻皮笑脸地说：“咦，我有这个福气呀!”我霍地一下站起来，当场冲着他说：“你看好了，你是贫下中农，我是地主，你站在啥子立场？！”
他后来把田分来靠到我的田，背杆枪走来走去想欺负我。人到这份上心也横了，我不怕他，跳起来和他斗，我说你敢一枪把我崩了？！他没有占到便宜。
我种不出来粮食，交不了公粮，上面来的工作组找我问原因，我把情况原原本本给他们说了。我要求出去找工作，求他们帮忙开通行证。工作组的人同意了。彭癞子还想卡我，想强迫我嫁给他，但工作组的人点了头的，他拦不住我了。
我打算到重庆一中去找冉淑芳，她是我姑姑，又是我女中的同学，她读了大学，在一中教体育。我没得钱，一个亲戚给我买了张船票。我把小儿子托付给我表嫂，她也是个地主，大儿子交给祖外婆。大儿子非要跟我走，他说他去帮人带娃儿。我说，多一个人要路费，妈的路费都是别个给的。我硬把他留下来，他哭得伤心得很。
我坐船到了重庆，不晓得沙坪坝在哪点，有好远，边问路边往沙坪坝走，走到化龙桥的时候天黑了。我觉得前面迷迷茫茫，走一段，看到前面是山，没人，我又折回来。走投无路的感觉啊。后来我写了一首词，读给你听：“涪山青，渝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乡情。娘泪盈，儿泪盈，骨肉分离娘断魂，泪海心难平。”
我身无分文，在化龙桥找了一家理发店，问他们要不要打工的。那个老板打量了我一阵，把我收下了。我在那家理发店干了半个月，老板看上我了，他死了老婆，想娶我。我不愿意，想到在乡下的娃儿。离开的时候，老板给了我一个月的工钱，还说，要是没办法，可以再回去。
我在一中找到姑姑冉淑芳，我住在她那点，去报考了速成师范学校。等通知的时候，我想娃儿想得要命，忍不住要回去看。姑姑说，你走了，通知来了啷个办？先把娃儿放一下。我说，不得行，放不下。
再说说我大儿子。我走后他失魂落魄，经常跑出去漫无目的找我。有一次他走了很远，到了一个亲戚家，要他们帮着找妈妈。那家亲戚没有理他，只给了他两个烧红苕就叫他走，他哪里还走得回去？他一个人在外面一个草堆堆里过了一夜，他一个娃儿，不怕？他肯定要哭嘛。
大儿子开始发昏病，路也走不动了，一个多月时间，身子垮下来。
我回到乡下，大儿子一看见我，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妈，你回来了？”我说：“我来接你，带你出去。”他立马活起来，病也好了。我本来找了个人背他，讲好背到河边两块工钱，结果路上他不要人背，活蹦乱跳走得上好。早晓得我不花那两块钱，但别人跟倒走了一趟。
在船上我给儿子买了一碗饭，儿子说：“妈，你呢？你也买一碗。”我说我心头不好，不想吃。我哪里是不想吃嘛，我饿得发慌，没得钱哪！5块钱还是女中的同学杨昌仁（音）给的，已经用了两块了。
（冉德瑜泪水又滴下来）
我带儿子到了一中，儿子破破烂烂，长一头癞子。姑姑说，这是学校，别人看得你这个癞子儿哪？她拿6块，叫他到外面去住。
儿子到段上去锤石子，每月5块钱，段上补助一块，总算有了口饭吃。
这个时候，我听人带信来说，我寄放在表嫂家的小儿子滚到茅厕（厕所）里去了，幸亏茅厕是新修的，粪不多，他在里面叫，才把他捞上来。
我一听，又往涪陵赶，我已经丢了两个女儿，儿子不能再出差错。我回到乡下，把小儿子背到重庆。姑姑吵我：“你工作都没得，慌慌张张把娃儿一个个弄上来，找些包袱。”我说：“你那些娃儿生下来又是亲爹妈，又是请奶妈，我们都是当妈的。”
这个时候，速成师范的通知来了。姑姑说：“你看嘛，你啷个办？”
我没得办法，只好又把小儿子送回去。在涪陵的时候，遇到一个亲戚，她说，你不要回去，送回去娃儿可怜，河边有个船工没得娃儿，一直想收养一个，把儿子给他算了。
我犹豫了半天，同意了。那个船工姓张，两口子很喜欢娃儿，立马给娃儿做了两套新衣服，还亲亲热热地抱他。他们要我写个手续，还要我去把儿子的户口办来。
同儿子分手时候，他哭着对我说：“妈妈，你要来接我哟。”
送了小儿子，我回到重庆，进速成师范读书，师范是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还发点生活用品。原先说读一年就工作，后来说太快了，再读一年。我找校长要求工作，我说我有娃儿，经济困难。校长不同意，我只好又读，这一读，就读到（19）57年鸣放。
鸣放我一句话都没说，到尾声了，积极分子非要我发言，他们说：“你不帮助党整风呀？你不发言，政治上想得2分？”我说我没得啥子说的，他们引导我：“你从农村来，经历过土改，你是啷个出来的，你看到的听到的都可以说。”
我于是说了我土改时听说的一件事：有个富农后来评成地主，他害怕，上吊自杀了。有人去找他开会，推开门，看到死人，骇惨了。他们还要我说，我就说到我三女儿，一提到她我就哭了，我边哭边说，她土改期间饿死了。
他们批斗我，说解放后新社会哪有饿死人的？你污蔑造谣！我哭着说：“是真的嘛，我的亲生女儿，不信你们去了解嘛，又不远。”
给我定了个罪——“攻击党的土改运动”，又给我戴了一顶帽子——“右派分子”。
在去南桐农村劳动改造的路上，我边走边哭，身上一分钱都没得，别个还可以买些生活用品，我走这么远，又担心娃儿。带队的人问我为啥子这么伤心，我说没得经济，生活啷个办，还有娃儿。他说，没得关系，有组织，要我依靠组织。
我在南桐农村，老老实实地劳动。一中有个姓高的老师也来了，他说大儿子在他家里带娃儿，现在不需要了，是不是把儿子送到南桐来。我赶忙求他：“高老师，你帮人帮到底。你看我这种情况，这个大山坡坡，娃儿来做啥？”
高老师找人把我大儿子介绍到8中校办厂去做活。后来他一直在那点干，直到前几年退休。
1961年我们全体转到长寿湖，在长寿湖遇到李长文，我们结了婚，这些你都晓得。
我说说找我二女儿的事，就是被偷走的那个，她被偷时才4岁多，我去找时已经过了快20年。长寿湖渔场给我打了个证明，我出去没走多远证明和钱都被小偷摸了。第二次又去。我女儿就是我们那一带的人偷的，这我晓得，有人给我说，那家人姓夏，他们偷了后还在清溪场住了一个星期，看我找不找。
我从那个沟沟问进去，挨家挨户的问起走，我只晓得那家人姓夏，住哪点不晓得。最后有个人说，夏家当年是弄了个小女娃回来，现在那女娃都结婚了，就在对门斜坡坡对到。呃，那不是，田头干活那个就是你女婿！
我赶忙走上去，对他说，我是他女人的亲妈。女婿听了，叫人去喊我女儿。不一会，来了一群女人。有人喊：“夏渝碧，你亲妈来了。”我认不出她，她也认不出我，我二女叫杨云霞。我喊“云霞，云霞。”
女人堆有一个大肚子孕妇走上来，我看她长得象我大儿子。她叫我一声“妈”，我们两个抱头痛哭。
隔壁一个女的跟着哭，她也是被偷来的，她边哭边说：“我还不晓得我亲妈姓啥子。”
有的人说：“你找到女儿就把她弄走嘛。”我当然想，我要弄走有理由，是他们硬给我偷走的。但是她已经不是一个人，正怀二胎，当月就要生。她几兄妹东一个西一个，死的死，送的送，苦得很。她再苦嘛丈夫娃儿在一堆，何必再把她家扯散。农民就农民，干活吃饭平平安安就好，何必非弄个城市户口。别人说我开通，我说我尝够了分离的苦，再说她没读过书，出去怎么办？
其实，我二女小时候特别聪明，两岁多就能认300多个字。她被偷到夏家，那个男人另外娶了老婆，女人也嫁出去了，二女跟夏家的奶奶生活，从小就干活，去给别个带娃儿，挨了好多打，她命苦得很。不过，后来她的两个娃儿都从农村弄出来了。
（叫冉德瑜不要接受我采访的就是其中一个女儿。）
二女儿送我到长江边，我们在船上又抱头痛哭一场。
对了，还有我小儿子，七十年代他带着女朋友来长寿湖找我。别人给他说长寿湖是个劳改农场，他以为有铁丝网，有哨兵。我见到他，一眼就认出来——他同他死去的爸爸长得一模一样。
在长寿湖，我也差点被整死。卢蕴伯就死在我眼前，我只差一点就步她的后尘。回想这一辈子，我不晓得啷个活到今天的。几十年都在骂自己“我是地主、右派，我要好好改造”、“我有罪”、“我有罪”……
我说给你听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没乱编一句，你看，我的罪在哪点？
回想这一辈子，我写了首打油诗，算是总结：
两口小教无寸土，错划成份成地主。
夫含冤死子女散，我落荒村思骨肉。
地雨右风廿七年，廿七于我一家苦。
忍认他乡作故乡，青丝红颜老江湖。
（采访时间：2002年6月13日 地点：长寿湖农场子弟中学）
至今没找到妈妈的尸骨
熊愉（李长文之女，1957年8月生）——
我刚刚半岁的时候，爸爸就被他们弄走了，我和姐姐熊怡跟妈妈，姐姐大我两岁。
1960年初，学校（重庆市24中）说妈妈的丈夫是反革命，本人出身不好，又是解放前毕业的大学生，旧知识分子，有这三条，就不要妈妈教书了，把她放到北碚蔡家场乡下劳动。
妈妈家以前是巴县一个家势很大很富的地主，妈妈是个大小姐，从小在外面读书，没有劳动过，她干不起活，我们母女三口饿得要死。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和姐姐剥红苕藤那个梗梗吃，甜丝丝的。
妈妈喂不活我们，把我们送到长寿湖，这时候爸爸妈妈已经离婚，我和姐姐是判给妈妈的。
在同心岛，爸爸天天出去劳动，很晚很晚才回来，我和姐姐（我快3岁，姐姐不到5岁）没人管，天天守在食堂。那个时候吃饭票，师傅打点饭给我们吃。吃不饱，饿。晚上，我们姐妹俩坐在食堂门口，一边坐一个，伤伤心心地哭，哭得不歇气，那个月亮白晃晃的。
有一个晚上，我要撒尿，爸爸累得很，说你各人出去撒。我从后门出去，外面有个石坎坎，石坎坎下面是个粪坑，我走出去，没站稳，从石坎坎滚下去，掉进粪坑里，好在粪不深，我骇得发不出声。爸爸见我老不回来，出门找，在粪坑里找到我。他一把提我起来，往湖边跑。他把我浸在水里，提起来，又浸下去，像提一个鸡娃娃。那天晚上也是月亮很大，我印象深得很。
有一个女右派，看见我们很苦，衣服也没得人洗，主动来帮我们，关照我们两姐妹，她后来成了我们的后妈，叫冉德瑜，你见过了。
我妈妈一个人在北碚乡下，还是活不下去，她也跑到长寿湖来，想同爸爸复婚，他们没能复婚，妈妈认为这是冉德瑜的原因。
妈妈又回到乡下。1964年，政策宽松一点，学校觉得把妈妈处理重了，又把她召回学校，不教书，当工人，保管劳动工具，每月24块钱。她马上跑到长寿湖要我们两姊妹。
爸爸求她留一个下来，妈妈不干，爸爸找其他右派来劝，都不行。我记得晚上他们在湖边争，争来争去，争了整整一夜，我想睡，瞌睡得很，到天亮的时候，爸爸放弃了，妈妈把我们带回城。
那天晚上，月亮也很大，亮晃晃的，我印象深得很。
其实我和姐姐很舍不得爸爸，虽然日子苦，但爸爸对我们很好。我小时头上生癞疮，没有药，爸爸到处去找土草药，一点一点的给我敷。我和姐姐小时候最害怕的就是爸爸死了。有一次爸爸吃糠饼把喉咙弄破了，吐了血红的东西出来，我和姐姐以为爸爸要死了，骇得抱住他放声大哭。
回到城里，妈妈发现我有肝炎，赶紧给我买糖，买猪脑水，尽量让我吃好的，但是她只有24块钱，我们三个人不够。我得了病，她拚命给我买好吃的，经济上更紧张。她去找学校，要求补助——她以前有70多块钱工资。学校不给，她三天两头跑去要，学校气不过，说是你自己要把两个娃儿弄回来。这个时候我和姐姐户口还没上，学校干脆不办户口了，把我们两个退回长寿湖。
上不了户口，没办法在城里呆，妈妈没办法了。这一次我们在妈妈身边呆了4个月，我对妈妈最深的印象就是这4个月。以前我小，没什么印象，以后，以后我再也没见到她。
妈妈是大小姐出身，不像贫苦妇女那样能过紧日子。其实，24块钱我们咬紧牙也能过下去，一闹，把我们又闹回长寿湖。如果我们在妈妈身边，我想她后来可能不会走绝路。
我和姐姐回到长寿湖团山堡。上学，要到同心岛那边的一个乡村小学，水枯可以走过去，涨点水就得下湖游，游两次。冬天田里结了冰，也得下水。那时衣服穿得少，脱下来，脱得光溜溜的，把衣服书包顶在头上，一只手护头，一只手游。家里斗笠都没得，下雨天只有挨淋，衣服打湿了就到同学家的灶门前烤，一天只能吃两顿饭。
妈妈每个月给我们寄5块钱，几年后突然不寄了，半年都没寄，爸爸以为妈妈结婚了，写信给学校，学校过了很久才回信，我现在都记得，只有五个字：熊莞君已死。爸爸又写信去问怎么死的，学校再也没回信。
十多年后，1979年，我们突然接到学校的通知，叫去参加妈妈的追悼会。走的时候，爸爸对我们两个说：人已经死了，不要找学校提什么要求，无非是钱，只要政治上平反了，经济上就不计较了，不要拿死人去压活人。
我和姐姐回到学校，那天同时追悼的有4个人，上面挂了4张遗像，我一眼就认出了妈妈……
（熊愉双眼发红，泪水涌上来。）
我站不稳，放声哭，两个老师架着我……
追悼会开完后，让我去领妈妈的遗物。遗物只有两件东西，一件是那张遗像。学校说，找不到妈妈的照片，费了大力气才从北碚区教育局的一张履历表上弄来。第二件是一个很大的牛皮信封，里面有几十份材料。其中包括妈妈写的检讨、交待、别人检举她的材料，还有审讯记录。我印象最深的有这么一段记录：
“熊莞君，你不老实！”
“我哪点不老实？”
“你思想反动，你还在怀念你那个反革命丈夫！”
“我哪里在怀念？”
“你不怀念？！那你为啥子不结婚？你在等他！”
“他已经结婚了。”
我问学校妈妈的坟在哪点，他们说不晓得，不晓得是哪个把她拖出去的，埋没埋都不清楚。我后来又打听过，没有结果，至今我都没找到妈妈的尸骨。
那两个老师怕我想不通，一直陪着我，他们叫我们姐妹俩住一晚，我不干，坚决要走。我们没有给学校提任何要求。走的时候，那两个老师拉着我的手哭起来，哭得很伤心……
（熊愉泪流满面，哽咽不语。）
我对妈妈虽然没有多的印象，但我知她是个好人，只是她不会处世，脾气犟，不认错。
我爸爸也是个很好的人，他和妈妈谈了8年的恋爱才结婚，他们是高中同班同学，从高中、大学到结婚，有感情基础。怀上我姐姐时，爸爸妈妈约定，男孩就姓李，女孩就姓熊，结果两个都是女孩。他们分手后，爸爸对她也有感情，他坚决不同意把我们改为姓李，我想爸爸就是为了纪念妈妈，怀念那份感情。
我姐姐熊怡不能完全理解，她认为爸爸如果不同冉德瑜好，而同妈妈复婚，妈妈就会活下来。姐姐16岁就下农村当知青，整整8年出不来，她下决心找一个出身好的“红五类”，于是同一个大队干部、转业军人、共产党员结了婚。十多年后离婚了，再婚，又离，现在孤身一人，在渔场办了内退，每月300元钱，没住房，同我住在一起。
（采访时间：2002年6月11日，地点：长寿湖化工招待所）
采访后记：
在长寿湖右派重返长寿湖的聚会中，见到李长文的小女儿熊愉，她声音粗犷，高大健壮，举手投足有一种风风火火的泼辣干练。
晚上，我在湖边幽静的化工招待所里采访了她。
她谈到她的童年，她的母亲。白天那种风火干练消失了，灯光下，我分明感到一种娴雅和秀气。她的声音、目光和表情透射出一种大家闺秀的柔和、细腻和秀美。我想，这一定是她“大小姐”的母亲和政大毕业的父亲血液里传给她的。
我问起她母亲的遗物，她告诉我，那张遗像她一直珍藏在一个加了锁的小盒箱里。去年小偷进门，认定盒箱是个宝贝，将其整个卷走了。公安至今没有线索。那几十份交待审讯材料，1981年被舅舅拿走了，他想拿去打官司，告那个24中。
她说，她现在手里仅有一张妈妈的照片，来自唐山的小姨妈，姨妈说，这张照片是地震后从废墟中挖出来的，是孤本了，十分珍贵。
我谈到我读过她妈妈去世的情况，熊愉沉默不语。良久，她说，妈妈有六个弟妹，都在外地，他们再三追问妈妈是怎么死的，她和姐姐不敢说。
“如果他们晓得妈妈死前的情况，肯定要气惨。”熊愉说，泪水又涌出来。
补记——
除前面提到的熊莞君、杨泽勋和冉德瑜的三女儿之外，这一家下列五人的“非正常死亡”情况是：
一, 李凤集——李长文之父，曾任国民党重庆武隆县县中队长，1949年共产党夺权后把他作为“开明绅士”。李凤集曾帮共产党征粮。1950年5月，李凤集被作为“历史反革命”枪杀。
二, 卢文俊——李长文之母。1958年李长文下放劳动之后，卢被迫回到武隆乡下。1960年饿死。
三, 熊异能——熊莞君之父，重庆北碚回龙坝人，地主，1949年前拥有一座雕龙砌凤的大庄园。1950年减租退押时，农会要他交出“金烟杆”（黄金做的烟杆）等黄金制品。熊异能交不出来，农会将一个烧烫了的、外面是铁皮的炉子压在熊异能的背上，名曰“背火背兜”，待熊的背烤烂后，又用楠竹抽打，熊异能被打死。
四, 熊异能的母亲(姓名不详)遭受同样刑罚，与儿子同时遇难。
五, 李德珍——熊异能的妻子.她也遭受背“火背兜”刑罚，但未遭楠竹抽打，因此得以死里逃生。文革期间，李德珍在得知女儿熊莞君的死因后，活活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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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分子的悲惨婚姻
吴学良
我在劳动教养农场“改造”4年，留队就业3年，人生已到了结婚成家时期。
留队就业的右派分子中，许多是被迫离了婚的旷夫怨女，也有许多是如我一样的未婚青年。鉴于党和政府的仁慈和宽大，农场允许他们再婚或觅偶，每月有4天假可以自由行动，各显神通寻找另一半。
不幸的是，这些人虽说摘了右派分子帽子，解除了劳动教养处分，成了留队职工，但仍称为“摘帽右派”，洗刷不掉“右派”和“劳教”两笔历史污垢带来的耻辱，“帽子”总是如影随形地走到哪里陪伴到哪里，总是一泡“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许多人休假回家看望父母时，从前的亲朋好友乃至同胞兄妹为了避嫌，躲之惟恐不及，岂敢为他们的婚姻操劳。
摘帽右派冯光宗的母亲急于为独生儿子成家，恳请一位邻居大嫂帮忙找个对象，条件很低：“结过婚的也行；有个娃娃也行；带点残疾也行。”邻居大嫂心直口快：“算啦，莫癞蛤蟆想吃天鵝肉，不会有人心甘情愿在自已头上扣个屎盆子，惹来一身臭！”
摘帽右派窦建新隐瞒真相，把自己吹嘘为“农业工人”，幸而对了个象。女方是个籐器合作社工人，很喜欢他模样“清清秀秀”，说话做事“斯斯文文”，恋爱不久就催他赶紧办喜事，他不得不亮明底牌：“我当工人的农场是劳教队。”女方立马变脸：“差点上了你的鬼当，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已……”
留队就业的“癞蛤蟆”们大都有自知之明，大都撒了泡尿照了照，高度觉悟到唯一的选择只能“歪锅配歪灶”，在劳教队里自架鹊桥。好在农场恩典，只要双方愿意，即可出具证明，到附近的乡政府登记后，便可结为“死党”，名正言顺地成其好事。劳教队长也体恤关照，腾出一些猪厩、羊舍、牛棚，大间隔成小间，让他们自已动手堵缝补漏，平整地面，粉刷墙壁，改造为洞房，再垒起砖块为床脚，砍来树枝做床板。劳教队本就一穷二白，能如此仁慈，“癞蛤蟆”们都心满意足，毫无怨言。
婚配双方都没有门户之见，互不嫌弃，也不在乎年龄和相貌。男的大多是右派分子，女的则是各种各样的“坏分子”。男右派分子与女右派分子结合的极少，大多是男右派分子与女坏分子配对。或许是“患难夫妻恩爱深”这句老话使然，他们婚后的日子都过得虽苦也甜，吵起架来，从不互揭“疮疤”，互抠“老底”，生了孩子后也不乏天伦之乐……。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位队长庄严宣布：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坏分子是“人民内部矛盾”，号召坏分子站稳立场，极积靠拢党和政府，监督检举右派分子，从而在这些夫妻之间划了一条鸿沟，但控制不了他们夜晚“联盟”于一张卧床上，“勾结”在一条被子里。
我可没捞到这样的好事，原因是男光棍多于女光棍，右派分子多于女坏分子，他们一个个饥不择食，行动敏捷，无论女方美丑、高矮、胖瘦，无论未婚和结过婚，也无论案由是妓女、流氓、骗子、小偷……都“不拘一格”娶之为妻，很快抢了个精光。
我没参与“抢”，原因並非挑肥拣瘦，无所适从。女留队就业分子中，不乏楚楚可怜的美人，不乏婀娜多姿的佳丽。有个叫饶惠芬的性感姑娘，劳教了一年后去医务室看病，说肚子咋会一天天“肿”起来？右派医生杨尚志诊断她肚里有胎儿，細細追问缘由，原来是新调来的宋队长叫她去单身宿舍里搞卫生，“喜欢”了她两次后怀的孕……。传为“佳话”之处，还在于后来她父亲（也在本队劳动教养）帮她写了写被宋队长“喜欢”的经过，不知其出于什么原因，草稿写在一本《今古奇观》小说的书壳背面，被一个右派分子把书名改为《今古齐观》。
队长都喜欢的分子，“癞蛤蟆”岂有看不上之理。
我没参与“抢”，也非自命清高不肯俯就。女留队分子许多是未婚的年轻人，“罪行”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并不严重，我铭记多年的是：
饶惠芬，16岁，没文化，没职业，母亲死后，鸦片烟鬼的父亲无力养活她，要求派出所把她送到劳动教养农场，理由是“让她有口饭吃”。派出所给她定的案由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挂靠上《劳动教养条例》第一条的规定。
毛娥丽，街道女青年，人材十分，丑陋全无，一双丹凤眼足以令登徒子丟魂失魄。派出所的所长叔叔喜欢她，请她吃饭、看电影、逛公园，她都奉陪到底，买衣裳送给她也欣然接受，唯独叫她做太太，她却低着脑壳，咬紧牙巴不表态，问死不开腔，不摇头也不点头。所长叔叔于是把她送了来劳动教养。案由是“诈骗”。
龚婵娟，幼儿园的未婚老师，谁帮她牵线搭她都答应相亲，可见面第一句话就问对方：“十年后再结婚，等不等得？”或“我非正式结过两次婚，嫌不嫌弃？”园主任好心介绍了个军官给她，她同意看电影时见面，却把电影票转赠给园长的小侄女……。她的案由定性为女骗子、女流氓、道德败坏都不大合适，后来定为“玩弄男性”，她坚决要求改为“玩世不恭”。
楊凤英，织布厂女工中的辣妹子。厂长在大会上批评说：“有的人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散了会她就气势汹汹冲进厂长办公室质问：“我楊凤英啥时候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未待厂长解释，她就一泡唾沫吐在厂长大人脸面上。押送来劳动教养的案由定性为“无理取闹，妨碍公务”。
李淑华，案由是“盗窃”，罪行是上午洗了件衣服晾晒在天井里，下午把警察太太晾晒的衣服当成自已的收回家。警察太太骂她小偷，她骂警察太太狗仗人势！太太打她一巴掌，她打太太两巴掌。我喜欢上这个文静得时时一副羞羞答答样子的小偷，可她得知我原先是个警察，秋波立刻转换为白眼：“当警察的人狼心狗肺，哪个都不是好东西！莫来打我的主意。”
……罪行是“请霸王假”、“无故旷工”、“违反纪律”、“不服从分配”、“不正当男女关系”之类的分子，就更不严重了。饶惠芬“不务正业”，多少与《劳动教养条例》沾点边，已婚分子苏淑嫒的案由就与《条例》风马牛不相及：“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姨太太”。男劳教分子中，有个小业主的罪行则是“不愿意公私合营”……案由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分起类来很麻烦，于是去繁就简，统称“坏分子”，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排名中，位居第四，比右派分子高一个级别。
女“坏分子”中，确有些婚外通奸、作风浪荡等类的人，妓女极个别，也都被“宁滥勿缺”的光棍们哄抢得一个不剩。
“摘帽右派”中有两个剩女：一个是原区政府民政科长、从未对过象的张嘉坤；一个是生了个“小小右派”的竺敏。她俩“剩”到1979年被从轻处理为“改正右派”后，始终守身如玉，老死不嫁人。
我之所以没有积极去“抢”，对李淑华的白眼也无所谓，主要原因是颇有点儿“卓识远见”，顾虑“右派分子＋坏分子﹦”的等式结果有好多个：同流合污、臭味相投、狼狈为奸、一丘之貉。无论哪个的政治效应，都会给子孙后代的“家庭出身”遗留一笔极不光彩的历史话柄，惹来世人的不屑和恶果……。
没抢到女坏分子为妻的留队就业分子不光我一人，他们另辟蹊径，面向农场周边的村庄，可农村人的“阶级觉悟”已普遍提高，知道劳教农场里的人都是些“癩蛤蟆”和“臭狗屎”，工资猫三文，哪家都不愿意让清清白白的姑娘“抓屎擦脸”。只有原是工学院大学生的“摘帽右派”胡国柱交上桃花运……
胡国柱留队就业赶马车，有天赶车到允许自由贸易的乡村集市，帮同组的“癞蛤蟆”买了5斤醃萝卜条做下饭莱，回来发现卖醃萝卜条的姑娘多找补了2元多钱，到下一个赶集日把钱退赔姑娘，姑娘以白送一斤醃萝卜条为谢，胡国柱坚持按价付款，姑娘坚決不收。推让了一阵，胡国柱说：“好吧，我收下，中午吃饭我请客。”姑娘说：“好的，这次你请我，下次我请你。”两人就这么对上了象。姑娘的父母也喜欢上他，问他愿不愿“倒插门”，他巴之不得，农场也支持。不料姑娘去求村长开结婚证明时，村长问明男方是个留队就业的右派分子，把笔杆子当做惊堂木，拍在桌上一声吼：“不行！一床被子咋能盖两个阶级？”
原是小学教师的“摘帽右派”肖东，有幸在农场附近的生产队娶到了个黄花闺女，却是个又聋又哑的文盲，被人趁虚而入多次强奸，还没法弄清是什么样的人！劳教队长深表同情，腾了间住房给她把爱妻搬到队里监护起来。
原是医学院教师的何文贵，摘了帽子释放后回家做建筑工不久，又被押送农村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年逾40岁才娶了个因受到冤死丈夫株连“下放”农村的遗孀，一年后为他生下一子，不满周岁即抛下孩子不辞而别。
……
我没抢到个女坏分子做老婆，终日形只影单，苦闷惆怅。在一次假期回家探望母亲时，邂逅10多年未谋面的表妹。她父亲是我母亲的胞弟，1957年因为右派言论加上曾经当过国民党县长的警卫队长，被打为“双皮老虎”判刑15年。表妹在军队医院当护士，年轻貌美，在男人堆里如“众星拱月”般被追逐，却因受父亲株连，24岁尚“待字闺中”，最后被勒令退职回家闲居。她母亲急于为她择婿，劳改犯的女儿不敢高攀，只能在普通工人中物色，可她谁都看不上。我每月放假回家都陪伴她或聊天、或逛公园、或看电影，纯属排遣孤独和寂寞。我俩都知道直系血亲不能婚配，谁都没往这方面想过。
她母亲最后为她选定了个上无父母，下无弟妹的电机厂工人，被她拒绝后，用挑水扁担打了她。她一气之下，搬到我家与我母亲同住。她母亲认定是我母亲别有用心，从中捣鬼，纠集了一班人破门而入，骂她“骚不得把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砸烂我家许多器物不解恨，又打了她一顿，反而坚定了她不再回家的决心。
之后不久，我从劳教农场释放回来，与她同住在一间12平方的斗室里，一则是我存心报复她母亲；二则怨女旷夫，干柴烈火，导致她怀了孕。第一个悲剧的“结晶”做了流产手术，第二个因疤痕子宫且己6个月，非生下来不可，必须尽快结婚。
表妹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在她母亲的阻挠下，拒绝出具证明给她与我登记结婚。情急之中，我斗胆包天，干了一桩欺骗居民委员会的坏事……
我居住地的街道居民委员会，第一任主委即我母亲。现任的主委与我母亲是故旧好友，对我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不但不把我当阶级敌人看待，而且比较关心我。有天婉言对我说：“现在，国内外反动派很嚣张，互相勾结，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让全国人民回到旧社会吃二茬苦，遭二遍罪！你可要小小心心做人，千万千万莫被阶级敌人利用……”
我推心置腹回答说：“赵主任，您是知道的，旧社会的警察，解放后都列为杂牌特务，不是劳改就是劳教。我当警察这些年，抓过不少人，如果反革命翻了天，或是国民党打了来，肯定也会把我当做共产党的特务抓起来清算。所以，我只会希望共产党永远强大，社会主义永远坚固，绝对不会被阶级敌人利用。”
赵主任相信我说的话，我说的也确实是真心话。时至今日，我已是来日不多的耄耋老人，更希望国家政通人和，社会平稳安定。一有风吹草动便惴惴不安，害怕失去微薄的退休工资而成为冻死骨。
赵主任有时叫我帮她写标浯，出黑板扳，造花名册，我都尽心尽力使她满意。我对她从无所求，此时欺骗她说，我要与一个农村姑娘结婚，请她给个证明去登记。她高兴地说：“好啊，赶快写了来我盖章给你。”
我找了张厚实光滑的纸，用纤细的毛笔和掺了水的墨汁写好证明，请赵主任盖好章后，细心洗净字迹晾干后，重新写上我与表妹两人的名字，轻而易举地骗到了结婚证。
骗局酿成了品尝不完的苦酒，结婚拉开了悲剧的序幕：生活艰辛加上饱受世人岐视的屈辱，引发一丘之貉的家吵打不断……；夫妻血缘太近，把不幸传给了下一代……。虽然后来我被“改正”，她“混进”了脚踏三轮车服务处卖票，有了安定的衣食来源，终因摔碎的破镜裂痕多，豆腐渣垒起的围城太脆弱，没奈何东飞伯劳西飞燕，晚年各自形影相吊度残生。
我没有在劳教农场抢到个女坏分子作老婆，抱憾终生！
【作者简介】祖籍云南玉溪，1950—1957年在昆明市公安局任户籍警、刑警，1958—1979年因“右派”一案劳动教养、流浪。1979—1995年在昆明市公安局任刑警、秘书，在《云南公安报》社任编辑、记者。
梦寐以求当官，终此一生，唯一的职务是劳教农场的劳教小组长。评上个“主任编辑”职称，领导抵死不认可。穷困潦倒，经常以写稿为生财之道，在全国一些刋物上发表许多纪实作品和文学作品。出版专著《世纪末的特殊战争》、《戴笠与梅冠芳》。本文是长篇纪实《一个退休警察的忏悔录》中一段。
2000年，因自惭形秽，主动退赔共产党员称号；为不再沽名钓誉，自觉退出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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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三口之家一分为三
朱培德、赵瑞珠口述 谭松整理
朱培德：1957年重庆市委组织部干部，1931年生。
赵瑞珠：1957年重庆市民政局干部，1933年生。
赵瑞珠：1949年解放军进入上海时，我正在学校读书。刚16岁，就遇上了一个崭新的社会，我激动得再也坐不住，丢下书本，参加了解放军。大西南解放后，我随西南服务团来到重庆，进入市民政局。
1957年鸣放，我提的主要意见是关于肃反。
肃反运动时，我是民政局肃反工作的党内小组长，在那个位置上，我看到了肃反运动的一些问题。一是不实事求是，比如，随意说人家杀了多少多少人，结果根本没这回事，整错了。二是搞逼供，用暴力强迫人家承认。我认为这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对整错了的人，应当给人家平反、道歉。
另外，我们有一个局领导是个老红军，开会时常常打瞌睡，我对此又提了一条意见。这两条意见变成两条罪状：一、与坏人内外夹攻，攻击党的肃反运动。二、攻击共产党的老干部。
再就是说我同丈夫划不清界线。朱培德是市委组织部干部，他比我先划为右派。不同他离婚，就是划不清界线。
1958年初，突然宣布我是右派。那位老红军局长说：划你右派，就是因为你态度不好。这年，我才25岁，女儿刚刚半岁。
1958年4月，单位通知我到四川通江县劳动改造。当时，朱培德已经去了长寿湖，我一走，女儿怎么办？我只得拍加急电报把婆婆从上海叫来，让她把女儿接走。
那是一个黄昏，我在江边送女儿，我低头给她喂最后一口奶，我眼泪流下来，滴在她的脸蛋上。喂完奶，婆婆抱着她登上船，我望着她们的背影，心都撕碎了！婆婆家人口多，有兄弟姊妹10人，生活已经很困难，活生生又增加一口人，要是没奶吃，怎么办？我实在放心不下，我害怕听见女儿的哭声，我强迫自己转身往回走。天，好像黑了，大脑一片空白，眼前昏昏糊糊，我歪歪倒倒，一下子摔进一个黑洞洞的船舱！鲜血从脚上流出来，我痛得浑身打颤，你看，脚上这块伤疤，就是那天晚上留下的。
一个好端端的三口之家，一分为三，我去通江，丈夫在长寿湖，幼女去上海。这是为什么？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
女儿突然失去母亲，失去母奶，终日啼哭，在去上海的船上，她哭闹了几天几夜，到上海后，瘦得不成人样，我得到这个消息，痛不欲生。
（就是这个女儿，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了当地的最高分，但由于父母是右派，被大学拒之门外，她又一次猛然消瘦——几天之内，体重下降8斤。）
我在通江和綦江农村劳动了两年后调到民政局属下的福利院。1962年，我受不了家庭破碎之苦，主动申请到了长寿湖。不久，我又将寄养在上海的女儿接来。我们破碎了五年的三口之家，在长寿湖团聚了。
赵的丈夫朱培德也是上海人，高中毕业那年上海解放，他随西南服务团进川，先在北碚搞减租退押工作，1953年到重庆市委组织部。
朱培德：我被划为右派，还有后来吃那一连串的苦，包括被抓进监狱，与我性格有极大的关系。我做事情太认真，还喜欢提意见。我常跑基层，只要我了解搜集到的情况同领导讲的不一样，我就要向领导反映，而且不厌其烦。次数一多，领导烦了，说：“你是部长还是我是部长？”到了这一步我还不清醒，总怕领导不了解情况作出误断，继续喋喋不休地反映。
结果就不用多说了。
后来回想起来，1957年我只要稍微“聪明”一点，顺风使使舵，这辈子就是另外一个活法。1957年之前我曾听说过共产党内部斗争激烈残酷，但没有亲身体验，感受不深。1957年之后，我才知道厉害。不过我这个人本性难移。“认真”的秉性一辈子改不了。不对就是不对，怎么说还是不对。所以，“改正”后我当纪检干部，那些官员都怕我这个性格。我一直坚信，凡是错误的，就要斗争，真理必须坚持，一代人不行，下一代人接着干，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1967年，我因为“翻案”被抓进长寿县监狱。在监狱里我带头高唱国际歌，精神没有垮，我坚信自己是无罪的。”
赵瑞珠：抓他时，我吓得不轻，那声势和场面很恐怖。他们把他从车上抛下来，他腰受的伤至今没好。我赶紧把两个女儿关在屋里，不要她们看到爸爸被抓。我给他收拾东西，居然还给他装了一本毛主席语录。
他被抓后，我束手无策，不要说救他，自身都难保。我担心自己也要被抓进去，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给丈夫的弟弟写信，告诉他，一旦我被抓，就来把我的两个女儿接走。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对我们好的是当地（大洪湖渔场——距长寿湖几十公里的一个渔场）的农民。农民说：“哪有这么多坏人？我们看你就不是坏人。”动乱最厉害时，我带着女儿住到了农民家里。在农民那里，我看到中国的农村太穷了，中国的农民太苦了！终日吃不饱，穿不暖。一位队长对我说：我宁愿当你这个反革命，每月总有几十斤供应粮吃。看到农民的那种贫苦，我觉得我的苦难减轻了。
注：1979年朱培德夫妇获得“改正”后，他们在长寿湖长大的小女儿，16岁的朱艺考入了四川大学，也算是命运给他们迟来的一点安慰和补偿。
（采访时间：2001年6月16日，地点：重庆市江北区）
采访后记：这是一对共产党内的好干部，正直、忠心耿耿、不畏权势、疾恶如仇。我听好些人提到朱培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他干工作认真严谨、铁面无私，扳倒了好几个颇有后台、不可一世的贪官、霸王爷。老百姓为他欢呼、放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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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中西师的“北大清华来信”事件
孙丹年
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大鸣大放，到出现一张《鸣放在北大清华》的传单时，算是达到了高潮。
事情的起因是：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一个一年级男学生，从北京给他在重庆西师中文系三年级读书的姐姐彭玉君寄来一封私信。信中说，大鸣大放开始，北京各高校言论放开，一派热闹，许多大学生都感到兴奋。大约在5月下旬，他骑着自行车去北大，看到无数大字报，十分激动，回到自己在清华大学的宿舍，兴奋中连夜给在重庆的姐姐写信，共写了五千字左右，报道北大、清华校园内活跃的气氛，谈到教师学生的各种动态，说那种热火朝天的状况前所未有。
“来信”称，北京高校中把惯于歌功颂德和跟风走的师生讽刺为“歌德派”与“但丁派”（但知盯住领导）。而另外一批学生则具有独立的立场，大胆谈出对政权的看法、对民主法制的看法；信中还提到党委制，说这是当前议政的焦点，是大学中的关键问题。而党委制的核心是“一党专政”，说储安平的言论给了党委制以致命一击。有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提出不同看法，说如果胡风确实有罪，就应该采取公开合法的审判，而不是以高压和强制手段对待。“来信”还提到哲学系教授、翻译过黑格尔《小逻辑》的贺麟先生的思想动态，提到两校著名教授钱伟长、曾昭抡、黄药眠等。
彭玉君收到弟弟的这封来信，读后也很兴奋，迅速给班上同学传阅，几天之内很多人都看过了。当传到一位名叫冯孝敏的男同学手中时，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冯孝敏，曾于1950年入重庆育才中学读书，1954年考入西师中文系，与中文系儿童文学副教授孙铭勋为二度师生（孙原为育才中学负责人）。冯孝敏在建国前曾参加过进步的青年学生团体“青狮社”，上过特务的黑名单。他政治立场鲜明，思想敏锐，敢说敢为。
1955年胡风事件发生后，冯孝敏有不同看法，他把自己的不同看法按组织程序向一个名叫白伟的同学（白是中文系党总支宣教委员）“交心”，谈心之后又上交了书面材料。白伟肯定他是好同志，开班会时，让他向班上同学作演讲。
大鸣大放开始，开班会时，冯孝敏主动发言，谈了两点内容：
“第一，胡风不是反革命，虽然胡风有思想历史问题，有文艺思想问题，但他不是反革命。建议党组织在同学中对胡风事件的看法作调查，调查同学中持基本怀疑态度、深信不疑态度和疑信参半态度的比例。
第二，几年前发动的三反运动、肃反运动，代价太昂贵，方式不妥当。”
冯孝敏持有发言稿，发言完毕，把稿子交给党小组、团支部、班委会（同学们简称为“班三角”）。他碰上了几乎是所有同学的惊愕、震惊的目光，但是没有人发言。
当时西南师院学生办的刊物如雨后春笋，中文系有学生刊物《文科论坛》，数学系有《白丁报》，外语系有《海鸥》，几乎每个系都有，有的系还不止一份。冯孝敏的同班同学黄鹏先，是中文系学生油印刊物《鸣放园地》的总编辑，他拿到冯孝敏的发言稿，就编入了《鸣放园地·创刊号》。
冯孝敏从同学彭玉君处看到“清华来信”，他的第一反映是：“好东西啊！”接着埋怨彭玉君：“为什么不早点给我看！”平时他常常到孙铭勋先生家玩，便兴冲冲把“来信”呈给孙铭勋先生，“奇文共欣赏”。
孙铭勋的反映也是说“好”。冯孝敏进一步说：“应该将它公诸于世，但是应该怎样进行？”孙铭勋建议：“你把它写成大字报，张贴到行政大楼外面。”冯孝敏想了想：“不好，这只有从行政大楼外面经过的人才能看见，范围太窄。”他又想了想：“我会刻钢板，印出来，散发！”
冯孝敏先刻了二百来字的《转抄者按》，，开篇赞“他们为民主所作的努力”，结尾称“我们要学习他们争取民主的勇气”。之后就照“来信”的原样刻写，连错别字也不改正，刻满了两大张蜡纸，并且刻了通栏大标题《鸣放在北大清华》。
刻写之后，他向学院领导要求解决纸张油墨。不是他买不到或搞不到纸张油墨，而是他认为学院领导应该支持他。于是他来到院长办公室，找到院长张永青、副院长王逐萍。从正、副院长的表情，他估计领导们已经掌握了自己这个“重大动态”。冯孝敏回忆说：
“他俩看了我刻写的蜡纸，仔细询问了我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政治面貌，他们劝我不要印，苦口婆心的。我分析，实际上他们希望少出问题，同时也就是保护我的意思。我固执地问：“油墨纸张我自己也能解决，但是你们支持鸣放不支持？”他们对视半晌，终于签字。”
冯孝敏把这份“来信”印了数百份，给每个教学班、每个教研室、每个知名教授送出去共200份。他的班主席方大光陪同他四处奔波，到处投送。
这是5月底或6月初的事情。前后仅三、四天，这份《鸣放在北大清华》传遍全校。理科学生办的《白丁报》、文科学生办的《文科论坛》等都给予刊登，立即轰动。据黄鹏先说，他也把《鸣放在清华北大》作了摘编，发表在《鸣放园地》上。西师很多学生为之激动。
冯孝敏是对政治高度敏感的人。他正在兴奋不已时，《人民日报》6月8日刊登了一篇重要社论《这是为什么？》紧接着在次日又发了指导性、动员性的文章《工人说话了》。冯孝敏一看到6月8日的《这是为什么》就明白“完了！”他立即停止活动。
很快，对《鸣放在北大清华》事件的追查就开始了。不久，给“右派分子”定性、划类、宣布、处理也开始了。
学生右派，在最后处理阶段分为四类：
第一类，开除学籍，劳动教养；
第二类，保留学籍，监督劳动；
第三类，留校查看；
第四类，免予处分。
当时，给学生中每个经揭发、批判的“划派候定人”定性并拟定处分种类时，在上报党委最后审定、正式宣布之前，有一道必要程序，就是经过群众（即同班同学们）表态通过。据冯孝敏回忆，当召开全班大会进行“民主讨论”时，发生了完全出乎冯孝敏意料的情况——他的同班同学们，只要是未被列为“划派候定人”的那些自身安全的人，都一概具有了审判员的身份以及充分话语权，他们齐声高呼，要给冯孝敏划为“一类”！
据冯孝敏的了解，因为他解放前是进步的文学青年，且一直靠拢党团组织（上过特务的黑名单），又能主动谈出对胡风事件的看法，组织上原定将他列为三类，即“留校查看，以观后效”。然而当他的处理交由群众讨论时，班上所有自身安全的同学们齐声高呼“一类！一类！”自然影响到组织对他处理的重新考虑。最后，冯孝敏被定为二类——“保留学籍，监督劳动”。而且，鉴于同学们的“严惩”呼声，在类别之外还加了一顶“极右分子”的帽子装入档案。
处理执行之前，必须由本人签字。当时的“本人签字”，绝大多数为“同意”，也有写下“否认”或“保留意见”的。
同班同学黄鹏先也被划为二类。《北大清华来信》写信者的那位姐姐彭玉君，划为第四类。此后冯孝敏和所有被划为二类的学生右派（共102名）集中在一起，到西师兴办的各个农场——牛奶场、鸡公山、西山坪、缙云山等地劳动教养。他们没有毕业分配，当然没有工资，每月领取相当于师范生伙食补助的大约3元钱左右。1960年饥荒严重，他们在北碚西山坪，饿着肚子，天天挑煤爬上坡。这个学生右派劳改队中饿死了一名，他叫曾清泾。
这个班，全班44名同学，正式划为右派的12名，占27.2 %;被开除团籍的5名，留团查看1名，团内警告处分1名，取消中共预备党员资格2名。连同正式划为右派的，占全班人数将及一半。
整个西师，学生4000多名，正式划为右派的学生有400多，达到百分之十以上，大大超过中央规定的5 % 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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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鸣放言论”，只因“划不清界限”
杨和钰口述 孙丹年整理
我的老伴黄涛被划为右派以后，第二年我也因为“划不清界限”成为右派。我被划右派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老师孙效石当了右派，我的右派罪名是两个：“孙效石的得意门生”和“黄涛的恩爱夫妻”。
1957年我在北京政法大学研究生班学习，上面给我的毕业鉴定写得很好。没有想到一回到西南政法学院，在没有任何鸣放言论的情况下，便划成了右派。我拒不作检查，给我的评语为：“情节轻微，态度恶劣”。
据说处理最严重的是开除公职（但这种人一般都有历史问题），还有一种是集体处理到大凉山的峨边、马边（从美国回来的西师教授董时光就死在峨边）。
我的老伴被处理为“三降”即降职、降级、降薪，调到第18中学，后来又调南桐矿区，再后来到了长寿湖，一呆22年，直至1979年才得到改正。
我被下放到农村，监督劳动。住在农民家中，每月伙食费6元，全部交给农民，另外有一点点零用钱。每月6元伙食费维持了半年，后来提高到18元。实行粮票以后，最初每月发给30斤粮票，也全部交给搭伙的农民家。由于当时农村粮食已经非常紧张，农民家粮食不够吃，我的30斤粮票并不能只供给我自己，而是全家一起吃，我也处于饥饿之中。但是在农民群众中很有亲切感，当他们确信我们不是宣传中的“凶恶敌人”之后，很平等地对待我们，经常拉家常，问问有几个孩子呀，爱人在那里呀等等。有个“王幺娘”，她家里有在外面工作的人，经济状况比其他人强，她不时地悄悄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糠粑粑，或者叫我去她家里，给我吃一小碗猪杂汤，至今想起来还觉得温暖。1960年我到了北碚缙云农场，与西师的女老师肖成志在一起。在缙云农场，粮票减少到每月20多斤，但能够基本保证这些粮食供应给我们，每餐每人有罐罐饭。不过这时精神上很紧张，右派分子里什么性格的都有，为了早日摘帽，有打小报告告密的，有拼命劳动突出自己以贬低别人的，我个子矮小，遇上挑粪等重体力活总是落后，精神压力很大，觉得很累。
1962年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其中有个政策，把右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下放的都回原单位。我就回到西南政法学院，在图书馆工作。按照政策我的老伴也应该回到政法学院，但是市委书记任白戈发话：“这些人全都回来不好安排，给他们一个饭碗就行了。”于是我的老伴他们许多人都留在长寿湖渔场，但是原来的工资不发了，让他们全部退职，给了每人几百元退职费，再招收进渔场当工人，每月16元。到1971年林彪死了，才定为一级工，每月32元。
1959年我的母亲去世，1960年父亲去世，1961年我4岁的大女儿饿死。他们都是在绝望中死去的。现在，许多人都说“杨和钰过得不错”，但是我心里非常痛，我没有为父母尽一份孝心和责任，也没有承担照顾爱护女儿的责任。大女儿当时是跟着外公外婆的。外婆去世后，将孩子转放在老伴的继母处。继母是幼儿园的老师。我们没有想到，一方面孩子不习惯，另一方面继母也顾不上她。孩子死了。有人打电话来告诉我，说孩子因为饿极了，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发病死了的。
我的母亲心脏病死在成都，埋葬于塔子山公墓，后来修路公墓被毁，我去找，找不到了。
父亲是陪着在缙云农场劳改的我，他经常给我照顾（据与杨和钰同住的肖成志说，杨是独生女，父亲心疼她，陪着她住在缙云农场旁边，每天早晨把节省下来的一个馒头送给她，使其他右派都羡慕得不得了）。父亲在农场旁边一栋二层楼的楼上租了一间屋子。元旦前，父亲躺在床上抽烟，引燃了蚊帐，烟雾腾腾，被窒息了，邻居发现了赶来救火，他已经去世了。死时没有一粒粮、一分钱。
我从饥荒开始就没有了月经，到生活好转之后才又来了月经，1963年生下小女儿。
我是无辜的，总算活下来了。还有那么多无辜遭受迫害而死去的人，叫人怎么想？
（2000年2月13日，孙丹年在西南政法大学杨和钰家采访，2010年7月19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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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师右派劳改队死亡五人及“改正”前自杀的尤烈才
肖成志口述 孙丹年整理
西师右派劳改队饿死五个人：王素琴、胡子俊、杜仲才、黎万燧、马益。
王抒情（吴宓日记中写作“王素琴”），西师音乐系二胡专家。肖成志和他同在缙云农场劳改。这天男同志抬木料，王素琴落在后面。肖成志看见他坐在路边歇气，就招呼他说：“吃饭了，快点走！”王没有动，肖先走了。后来听说王在食堂排队，等到端起他自己的罐罐饭时，身子一软就梭下地去，死了。不记得是否送医院。
胡子俊，是工农速成中学的，劳改队全体去缙云农场时，他没有上车，他身体太虚弱，已经上不了车了。不久死了。
杜仲才，31岁，苗族，教育系哲学专业的助教，大约是1956年毕业的。他很孝顺，依照苗族传统，一心想存钱给母亲打一对金耳环，非常节约，用盐代替牙膏刷牙，拣玻璃瓶子做杯子。饿死了。
黎万燧，很年轻，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回到西师后划为右派，妻子提出离婚，割腕自杀，满蚊帐鲜血。
马益，42岁，历史系讲师。他去世时正和大家一起，在地里翻红苕藤。那天天气非常热，我（肖成志）在烧开水，我下坡去挑水，回来爬上坡，热得受不了，只有爬在地面上吸收土地的凉气，才好过一些。当天的饭食是麦瓣稀饭（麦子稍微碾磨一下，连皮带麸一起煮），下肚后“烧心”，胃里发烧，心里难受，又上面太阳烤，下面地气蒸，翻红苕藤的人都热得受不了，邝忠龄说她“心里难过”，领队郭宝之叫她“去休息”。但是，马益没有说他难过，就没有人注意他，结果一头栽到地上。郭宝之赶紧叫抬到附近的煤矿工人疗养院去，刚刚抬下坡，已经大小便失禁了。到了煤矿疗养院，医生说没有设备，快送北碚九院。一边通知马益的妻子，马妻赶到九院，护士正往马益的脸上盖白布。马益有五个孩子，妻子患肺病。夫妻感情很好，他每次从劳改队放假回家，都赶快帮助妻子做家务。妻子和五个孩子平时尽量省下食物，等他回家都给他吃，有时免不了乱吃一气。
尤烈才，女，政法大学毕业的，事事要从“法律法令”衡量。她被划为右派，到摘帽时警告她：“帽子随时可以再给你戴上，帽子挂在那里，就看你老实不老实。”1979年全国都开始给右派“改正”，但是西师迟迟不动。尤烈才跳堰塘自杀抗议，成为“西师落实右派问题的启蒙者”。
肖成志划成右派后，下放农村前，让她在一张纸上签字，纸上开列了她划为右派的“罪状”。肖回答说：“我只同意第一条，其余的罪状不属实。”她和那些人争论，强硬地说：“过20年我们再来看！”被那些人一阵炮轰。
她和杨和钰一起在缙云农场时，太饿了，曾经在农民那里用一分钱买一堆烂广柑，选出其中能吃的，连皮一起吃。她的母亲想叫她回家聚一聚，她害怕，说：“别人又要说右派在开会反党了。”
西师落实政策，通知右派们开会，拿出中央55号文件宣读，说“这几年你们受委屈了。”但是警告说：“这不是平反，是改正，你们本身是有错误的。”之后，各系科发了正式通知，恢复职务、工资、党团生活。肖成志恢复团籍已经快50岁了。系上叫她补写“入党申请书”，她回答说：“我以前写入党申请书，写得多么好，一起都恢复了吧。”没有写。
1978年，“改正”前夕，通知肖成志离开资料室，准备上课。还让肖成志当“摘帽右派代表”到办公大楼去开会发言，当时上面来了人，要求她发言内容为感谢党。肖发言说：“落实政策不彻底，还给我们留一个摘帽右派的尾巴。那几年只拿18元工资，还补发不？”此后再不要她当代表了。
（1999年12月31日，孙丹年在西南师范大学肖成志家采访，2010年7月19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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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桐子岭集中营
曾国一
在观音场“五类分子集训大队”参加了一阵“大炼钢铁”之后不久，我们二十几个右派分子被送到了重庆桐子岭“集训大队”。这是个比观音场那个乡一级的“集中营”更“高级”的“集中营”，属于市一级的“集中营”之一。其他还有许多所，如有名的长寿湖集中营。在桐子岭“集训大队”集中了二、三百人，全是重庆市市级机关〔政法口〕和重庆医学院、重庆师专……等大学来的“反、坏、右”分子，而以“右派分子”为多。当此时也，全国的右派分子除了送进监狱之外，基本上都关进了这样的“集中营”。
这是个地地道道的“集中营”。有那么一个地地道道的姓朱的“法西斯”队长。“法西斯”队长规定“集中营”里的这些“分子”，每人每天必须挑运五百斤石灰石。从桐子岭山上、途经十多里崎岖难行的山路，挑着百多斤重的石灰石运到公路上用汽车运走。用来作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之用。挑运这五百斤，来回有一百多里地。无论盛暑严寒，不管天晴下雨。山路泥泞，三病两痛——肺结核、肝炎……一切病号都必须去挑运，绝对无价可讲。一斤也不能少。早晨八点全体集合。迟到一分钟就定为迟到。迟到者罚多挑一、二百斤，绝无价可讲。
“集中营”里还有几十条“禁令”，也是这法西斯队长订的“私家法规”，谁违反了“集中营”的这些禁令，也是采用罚多挑的办法，被罚者半夜三更还在那崎岖山路上拼命挣扎。有的筋疲力竭累得倒卧在荒山野岭动弹不得，以致累死在路上……
沉重的劳动，吃的依然是犬彘之食，上路时候，因为肩负重担，所以不敢吃得太饱，但是挑上百多斤翻山越岭到不了下一顿就饿了。饿着肚子是无法再负重的。人们只得用一个搪瓷盅盅紧紧地按满一盅盅饭，挑运的中途，肚子饿了，便用那冷饭就着山溪流水当作干粮充饥。以后到了饥荒年代，粮食定量，哪还有“剩”下的。只有饿着肚皮去挣扎了。
挑运这五百斤石灰石来回一百多里地，许多人都必须用十多个小时才能完成。早出晚归，中午根本不敢稍事休歇。一个个正如牛马般的搬运机器一样，一条条无形的鞭子抽打着你去“脱胎换骨，重新作人”，驱赶着你没命地奔跑，精疲力竭也不敢稍事休息……人与人之间冷漠得没有相帮没有同情没有怜悯！还鼓励告密，鼓励互相监督。人性、人格已经在法西斯的恐怖、黑暗之中隐藏得无处寻觅了！割了舌头的右派成了割了舌头的牛马，没有了呻吟没有了哀鸣！在残酷的苦瘐之中死寂地走向死亡！如此残酷的折磨超过了历代的苦役囚徒！
我们去的时候，那些老“集中营”，一个个被残酷的沉重苦役折磨得没了人形。个个沉默寡言。面黄肌瘦。那时候，都相信只有认真地老老实实地改造好了，才能够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回到人民行列。若有不顺从者。那个“法西斯”队长随时都可以罗织罪名把你弄去劳改劳教。右派分子们根本没有明白苦役的目的并不是要你“回到人民行列”。而是要你在无尽头的苦役中“了此残生”！毛泽东的“多抓、少杀、长判”，目的就是要你把命葬送在无偿劳动、无尽头的苦役之中！
这种“软”暴力之残酷逼得人们只能逆来顺受，没有人敢于抗拒。这一套“暴力政治统治手段”，把好些人折磨至死都回不到那个“人民行列”。
像重庆桐子岭这样的“右派分子集中营”，还有残酷的长寿湖“右派分子集中营”等等，重庆就有好多个，全国更是为数众多，不可胜数，而且其处境之残酷远远超过监狱。据《上海文学》2000年连载的一部纪实文学《夹边沟记事》叙述的“夹边沟右派分子集中营”，里面有四千多名右派分子，大多数被活活饿死在那里，被活活饿死的境况都十分悲惨，令人惨不忍睹，而那些暂时还没有被饿死的也都一个个奄奄一息，以致一堆堆地死人，根本没有人有力气去掩埋。最后剩下来苟延残踹的只有三百多个！
这样残酷的事情被当时国家监察部部长钱瑛知道了，亲自过问，始下令解散了这样一处地狱般的右派分子集中营，把尚未被饿死的少数右派分子弄离开了那个夹边沟，真是死里逃生啊！为了掩盖那饿死人的真象，最后那集中营的头头，特意留下了一个医生，叫这个医生在每一具尸体上面去编造一个“病历”来说明其“死因”，真是欲盖弥彰。
从我亲身经历过的重庆桐子岭右派分子集中营（官名是五类分子集训大队〕，和《上海文学》上面叙述的这个夹边沟右派分子集中营，还有近日不断揭露的四川峨边、云南昭通、青海、北大荒……全国各地数不胜数的右派分子集中营的残酷状况。特别是当全国饿死四千二百万人的可怕岁月里，被饿死的右派分子遍及全国每个角落！《夹边沟记事》所记的不过“一斑”而已！据近年披露的资料，在北大荒、青海、宁夏……的右派分子一堆堆地被饿死，一坑坑地被埋葬，惨况遍及全国。在那饥饿岁月里这些挣扎在集中营里的右派分子死去的、尚没死的、活得是怎样的可怜，怎样的恐怖，怎样的残酷……可想而知。
一九五九年大年三十那天。学校来人通知我们全体回校。“集中营”那天春节大聚餐，杀猪、宰羊、还有鸡、鱼、兔，抽了许多人去帮厨。厨房内外都到处摆放着食物，忙个不停……从未有过的丰盛。几年未见过的真是令人馋涎的美餐。那队长叫我们聚餐后再走。好长时间都是以犬彘之食裹腹，好长时间都没有吃过如此令人馋涎的那么丰盛的猪、牛、羊、鸡、鱼、兔了！不吃实在是太舍不得。但吃过晚饭，今夜便不能成行了，而且距离学校还得翻山越岭走好几十里路，那得等到“明年”大初一才能离开这个恐怖的“集中营”了。在这“集中营”里虽然只“关”了两个多月，但是那种压抑的、束缚的、恐怖的心情，似乎连气也喘不过来，渴望飞出这可怕的“牢笼”去获取一点自由的心情越来越强烈……失去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贵！自由对于囚徒其价值真正高于一切！
权衡之后，决定放弃了这顿美餐。连平时最“猪八戒”的都同意放弃。十多个右派分子反复“磋商”。既经大家决定，便快速行动，谁也不想在这恐怖的“集中营”里多呆上一分钟。大家确实舍不得然而又一致下定决心放弃这顿丰盛的聚餐。赶快打被盖卷连夜连晚回到了学校。
回校已经夜深了，连晚饭也没有捞得上吃，但是大家的心情还是很轻松，似乎是“自由”得多了。因为桐子岭“集中营”里除了我们这十多个右派学生之外，没有放走任何一个右派回去过春节的，包括其他大学里的右派学生。连中国人最看重的春节也毫无“恩赐”，全部关押在那集中营里。因此我们心里还不免有那么几分对学校的感激之情
春节过后我们才知道，回校一点也不值得庆幸。原来学校想利用这二十多个廉价劳动力。兴办了一个砖厂。春节假期三天以后，我们全部去了砖厂。学校聘用了一个农民〔转业军人〕来当厂长。据说转业之前当过排长，是个共产党员，那厂长对于这些右派分子实行军事化管理。把我们视作可以听凭他指挥、管辖、不敢抗命的“敌人”，依然是沉重的苦役。因为他也是被雇佣者，所以把对于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管理的严格程度作为工作表现……这位厂长被学校雇用了不到一年，以后回到重庆歌乐山农村去被饿死了。而右派分子们在这砖厂里的残酷、沉重、廉价（每个月13元生活费）的漫长“无期徒刑”却才开始呢……
（节录自作者长篇回忆录。作者简介见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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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老知识分子的遭遇——回忆我的父亲
倪艮山
那年夏天，我和妹妹、弟弟以及外甥，驱车回故乡为父母亲两位老人扫墓。我家祖坟在辽宁省新宾县汤图乡龙凤沟村道沿。那是一处山坡，遥对浑河的开阔河谷。山上林木苍翠，杂草野花蔽地，鸟鸣啁啾。山麓有条清冽小溪，蜿蜒流淌而去。墓园异常清幽静谧，父母和同族的家人都长眠在这里。我们虔敬地祝祷他们都能得到安息。
扫墓之后，我们来到堂侄家小憩。三间平房，土石砌墙，屋瓦盖顶；院内鸡鸭啄食，犬吠狺狺；屋里杂物堆积，显得拥满零乱。土炕上正躺着酣睡的幼儿，只有红兜肚遮腹，脸面与周身落着一些苍蝇。堂侄用蝇甩轰了一下说，“农村的苍蝇蚊子就是多！”我的外甥深有所感地说，“当年外公要不把你们都带出山沟，我现在不也和他们过同样的生活么！”外甥的话使我内心受到震撼，引发了绵绵的思绪——
我的父亲（倪文斗，字柄南）原来就降生在这条山沟里。因为祖父（倪全，字凤阳）读过私塾，能诗能文能书法，擅长中医，决心把我父亲培养成才。父亲先在乡里读私塾，继而去县里上中学，以后又考入东北大学。家里含辛茹苦地把父亲供至大学毕业。
1930年父亲从校长张学良手中接过毕业文凭，经校方推荐到奉天铁路部门工作。9.18事变后，随军撤到天津铁路局。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转到沈阳铁路局，干到退休。老人的一生，完全奉献给铁路事业了。
父亲在天津工作时，我和母亲（林久荣）离开家乡山沟，到天津与父亲团聚，从此改写了母亲和我的人生。以后又有了妹妹和弟弟。
父亲所学专业为国学，能诗能文，写一手漂亮的欧体字。在铁路从事文秘业务，得心应手，每月薪俸有六七十元，维持小康生活。当时绿兵船精面粉一袋（44斤）才两元多钱，猪牛肉一元能买五斤多，一角钱可买12个芝麻烧饼，物价低而平稳。父母都是艰苦生活熬出来的，坚持勤俭节约，甚至用洗净的旧面袋自做内衣裤。那时铁路也不是铁饭碗，曾遭遇两次大裁员，人心慌慌，忧虑失业。父亲上无高亲贵戚靠山，又不擅长逢迎交际，只能与母亲在家烧香拜佛，祈求保佑平安。由于父亲一贯勤勤恳恳，忠于职守，竟得到上级青睐与眷顾，保住了饭碗。
那时日寇在东北农村实行并屯，把散落农户强制聚居于乡镇。山沟祖居老屋已被焚毁。祖母与伯父因误食野菜中毒身亡。堂姐出嫁。仅剩下祖父带领两个堂弟流落于沙尔浒，租屋而居，艰难度日。在此情况下，父母已无后退之路。如果父亲在天津失业，求职无门，后果不堪设想。
天津沦陷后，日本人接管铁路局。社会供应日益艰难，但职业比较稳定，铁路没再裁员。课长以上均由日本人担任，对华人不歧视，职工均发给免费制服。一般职工按学历与工龄分为四个等级，即职员、准职员、雇员、佣员。父亲因学历高而位列职员。本人与家属乘火车外出，均可享用二等（软座）免票，准职员以下为三等（硬座）免票。铁路局发给“铁路职工住宅”标志，可免遭地方或军警打扰。铁路设有医院，职工与家属均免费医疗。铁路自办“生计所”，对职工配给一些副食和生活用品。另设有职工食堂，凭局发餐券就餐。日本统治者对安抚职工和稳定社会，颇有一套办法。
当时处于战争环境，粮食紧张。奸商囤积居奇，供应粮米粗劣，奸商还掺沙子，难以食用。父亲得了黄疸病，皮肤发黄并有黄色皮屑脱落，后来连眼珠都变黄了，看着吓人。社会患此病者日渐增多。由于父亲是铁路职员，可入住铁路医院治疗，注射葡萄糖等，得以痊愈。父亲是全家的顶樑柱，倘有三长两短，全家生活将面临绝境。
1945年8.15光复后，父亲以铁路元老资历，调往沈阳铁路局人事处工作。职务升为主任科员（科级）。领导上分配给日本遗留的住宅，有三居室和厨房，室内有旱厠所，璧炉烧柴煤取暖，生活比较方便。
其后，国共内战日趋激烈，社会形势动荡。沈阳被共军围困，生活朝不保夕。我在北平燕大读书，与家庭联系中断。1948年冬，东北地区全境政权易手，江山变色。沈阳幸免于兵燹战火，未受重创。
改朝换代，父亲被铁路留用。他虽年近五十，仍努力学习，迎接新的时代和社会。他所熟悉的文秘业务，已无用武之地。组织上重用老区来的工农干部和青年人，对父亲视为三朝元老旧职员，加以歧视。不久就调出局机关，到房产段搞工资核算，日与表册珠算为伍。不久又调往政治部传达室看大门。最后又下放料场当巡守员，值夜打更。工作步步下滑，由职员变为勤杂工，工资也一降再降，到退休时每月仅开四十元劳保费，勉强维持生活。父亲自年轻时代即在铁路部门工作，干了一辈子，落得如此卑微晚景，抚今追昔，实属可悲。幸而父亲心态淡泊豁达，能屈能伸，处之泰然；随寓而安，只求过个平静生活。
与此同时，住房被铁路房产段强行并入一户工人初某，后又换进王永泰一家。占去一室，两家共用厨房和厕所，生活矛盾多。王永泰为人霸道，欺负排挤两个老人，找茬打架。老人忍无可忍，母亲找一个楼下住户换房，始得苟安。
两位老人度过十余年平静清淡生活。不料毛泽东又掀起文化大革命的狂飙恶浪，破四旧，抄家，批斗，游街，武斗，紧接着开展群众专政，清理阶级队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沈铁房产段派出以郝仲权、赵玉才为首的工宣队，进驻老人所在的集贤街，与街道办的胡秀珍、纪静文、曹小脚等密谋策划，召集社会上泼皮、马仔组成红卫兵，开展清队。他们估计父亲念过大学，又在天津呆过，政治上有来头，经济上有老底儿，俩人住两间房也属资产阶级享受，遂对俩老人进行群众专政。召开街道大会，勒令母亲把在天津做的毛领大衣穿上，进行批斗，凌辱殴打。把父亲关进牛棚，酷刑逼供。由红卫兵用棍棒皮带抽打，打得老人牙齿脱落，两眼红肿，睁不开，在地上滚爬，威逼老人交代政治问题。可怜老人难挺酷刑，只得交代参加过“青年党”。又追问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参加，老人只好胡编滥造应付，免遭抽打。
父亲性格懦弱内向，向来胆小怕事，甚至树叶落下怕砸头，走路怕踩死蚂蚁。一生未受过皮肉之苦。想不到以六七十岁高龄，还要遭受这伙暴徒的血腥专政和残酷肉刑。在中共政权的凌虐打击下，生命存亡系于呼吸之间。当年冤狱遍地，向谁申诉！？
这伙暴徒自以为捞到一条大鱼，急不可待地向上级请功。还总结出“不打不交代”，“棍棒下出材料”的宝贵经验向领导表功。后经上级调查核实，这些口供纯属子虚乌有，无一件能落实。郝曹等人暗中压下这个对街道不利的结果，又怕老人发生意外，将父亲驱逐回家养伤。
隔时不久，毛泽东又掀起“干部走五七道路”，“群众上山下乡”的高潮；提出“一颗红心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于是郝曹再次抓住时机，对两位老人软硬兼施，威逼恐吓说，如果下乡，可不再追查父亲的“政治问题”。而且农村已备好住房，柴米，生活无忧。两个老人经过群专批斗，已成惊弓之鸟，为躲灾避难，不得不报名下乡。街道把老人的破烂家当装上卡车，还煞有介事地给老人戴上红花，高呼“上山下乡光荣！”口号，敲锣打鼓，硬把两位老人撵出街道。两位老人在沈阳已居住二十余年，依依不舍地挥泪离去。郝曹等人夺下老人居住多年的房屋，分配给其亲朋好友，夙愿得偿，暗暗窃喜。
两位老人被送往新宾县汤图公社龙凤大队道沿生产队。这里是父母年轻时代生活过的乡土，已经阔别四十多年，老一辈的亲友多已凋零谢世，如今都是晚辈子侄，互不相识相知，有如飘泊异乡。住房仅有一间，土石砌墙，茅草苫顶，土炕占去一半面积。大灶烧柴做饭。挑水需走五十多米。买粮要翻越涧水沟大岭，往返有六七十里。烧柴需上山砍樵。吃菜靠自己耕种。如此生活条件，对离乡多年的年近古稀的老人是何等艰难！
这里群山环绕，与世隔绝。老人在这闭塞寂寞的山村，打发着清苦艰难的岁月，度日如年。子女在节假日偶或回乡探亲，帮助做些杂活，如劈柴，圬墙，掏猪圈，买粮，挑水等等。平时打柴，修房，扒炕，苫房草等活，均需求人，不仅供饭，还要付酬。乡亲知道父亲有劳保收入，常有来“借”五元十元者，久拖不还，老人怕得罪人不敢索要，往往不了了之。老人每年都得搭上百八十元，苦不堪言。
父亲有次上山打柴，眼被树梢刮伤，几乎失明，到抚顺住院治疗约半个月方痊愈。以后又患了脑血拴症，去汤图公社卫生院住院医疗，又服用多剂中药，才维持能拄杖缓步行走。两位老人曾在天津、沈阳那样大城市久居，晚年却被放逐到荒僻山沟，苦熬艰辛生活，其心情的跌宕落差确难承受。有次我回家探亲，父亲曾深有感触地对我叹道：“我一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亏心事。想不到过去多念点书，上班混口饭吃，都成了罪过。甚至住两间房也要招灾。差点儿搭上一条老命。想当个顺民，过个平静生活都不可得！天理何在？！”我望着父亲，白发苍苍，面孔消瘦黧黑，满脸皱纹，垂垂老态。听了这撕心裂肺的感叹，联想到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苦难遭遇，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
父母亲在山村苦熬过十一个年头。文革结束后，1978年开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经妹妹向沈铁房产段上访申诉，为父亲落实政策，可以迁回沈阳，但原有住房已为他人侵占，无处落户口。偌大沈阳竟无老人立锥之地。幸而妹妹家在沈阳，把老人户口迁来妹家，方得回城安顿下来，重新开始晚年生活。这时父母均已年近八十高龄矣！
父亲是一位勤学敬业，安分守己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毕生跟随时代浪潮跌宕沉浮。两度经历国民政府时代，均按劳付酬，给予一定待遇，能安居乐业，享有家庭温馨。即在沦陷时期，在日伪占领下，他为了妻子儿女生存，养家糊口，而在铁路继续上班，得以维持一个平民的基本生活。那些掌权者，对铁路元老都非常尊重。然而1949年大陆政权再次易手后，中共奉行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父亲的处境日益困厄。他虽努力学习和努力工作，又无任何政治污点与历史问题，但频遭歧视踩踏，职务一再下滑，工资一再削减，从办公室职员直降至勤杂更夫。他逆来顺受，一忍再忍，仍然尽职尽责。最后以微薄可怜的四十元养老金退休。然而当局对这样一位退休老人仍不放过，已到68岁高龄时，再次抄家批斗，抓入牛棚，横加骇人听闻罪名，差点儿魂断炼狱。逐出牛棚后，又撵往偏僻山沟。老人经受了11年的煎熬折磨，才侥幸存活下来。最后虽允许回城，却已沦为无家可归的受难者。老人在铁路干了一辈子，各种待遇被盘剥殆尽，除了可怜巴巴的四十元退休金，一无所有。在据说是最优越的社会制度里，一代老知识分子沦为如此可悲结局，怎不令人心碎！父亲一生的经历和遭遇，不正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浓缩写照么！
父亲一生，经过三朝四代（国民政府——日伪——国民政府——中共）的沧桑变革，各个时期亲身实际经历已如上述，其间的优劣得失对比，不言而喻。父亲生而不幸，晚年竟遭遇如此年代，如此社会，如此群体！虽然两位老人远离儿孙，长眠于故里的青山绿水之间，承受孤苦与寂寞，但是幸而已把子女带出山沟，能在城市落地生根，独立生活。使子孙后代免于赤身裸体在炕上被群蝇吮嘬，也许这是老人唯一可以告慰自己的了。
Jun.17.2010脱稿于大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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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名字
它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