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揭露“文革”，常有人把《活着》抬出来做标杆，比如有不止一个人说过：“《山楂树之恋》对文革的揭露没有《活着》深刻。”

我所知道的《活着》，就是余华写的同名小说。如果上述评论者说的也是余华写的《活着》，那么他们的评论就比较怪异了，因为余华的《活着》根本不是专写文革的，而是写主人公福贵的一生，从解放前一直写到解放后，其中自然也包括文革时期，但只占整个小说的很少一部分，其他篇章讲的是福贵一家在其他政治运动中的遭遇。

《活着》从第七章开始讲到文革，有两小段，大约七、八行文字：“城里闹上了文化大革命，乱糟糟的满街都是人，每天都在打架，还有人被打死，村里人都不敢进城去了。”

紧接着，作者这样写道：“我们是平民百姓，国家的事不是不关心，是弄不明白，我们都是听队长的，队长是听上面的。只要上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想，怎么做。我和家珍最操心的还是凤霞，凤霞不小了，该给她找个婆家。”

于是，作者开始写福贵如何张罗聋哑女儿凤霞的婚事。

一直到第八章的后半部分，作者才又一次提到了文革：“城里的文化大革命是越闹越凶，满街都是大字报，… …我每次进城，看到人多的地方就避开，城里是天天都在打架，我就见过几次有人被打得躺在地上起不来。”

再往下，作者描写了红卫兵揪斗队长的情节，大约三百来字。描写比较详细的是县长春生作为走资派被批斗最后自杀的情节，但也只一千来字。除此之外，《活着》没有其他关于文革的描写。

也就是说，整个《活着》里关于文革的描写就这么一点。从篇幅来讲，只是第七章的几百字加上第八章的一千来字，不到整个篇幅（据说是12万字）的2%；从时间跨度来讲，局限在文革初期；从事件来讲，局限在“打架”和批斗走资派上。而这些描写都是从福贵的角度来写的，是局外人的观察和道听途说，没有任何反思、分析和评说，只算表层描写。

那么某些人高度赞扬的对文革“深刻的揭露”究竟是指什么呢？

我估计这些人自己也答不上来。

只能说这些人要么根本就没看过《活着》，不知道听谁说了一句“《活着》对文革的揭露很深刻啊！”，于是就捡起来到处贩卖；要么就是把“文革”当“武革”了，以为文革就是武斗，凡是写了武斗的，就叫“揭露深刻”；凡是没写武斗的，就是揭露不深刻。《活着》写了武斗（“打架”），所以深刻；《山楂树之恋》没写武斗，所以不深刻。

这样理解文革显然是错误的。武斗只是文革的一部分，发生在文革初期的那段时间里，可以被称为文革中的“武革”阶段。

文革的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心词“革命”前面有三个定语：“大”，“文化”和“无产阶级”。

“大”：自不待言，闹到全国去了，当然很大。

“无产阶级”：表明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所谓“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你的命运如何，全看你属于哪个阶级。你是无产阶级，你就革人家的命，你是资产阶级，你就被人家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文化”：表明了革命的范围和领域，是文化方面的，即上层建筑方面的，思想领域内的，文学艺术教育等。

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当年的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文化大革命」一語首次出現於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始。「十六條」裡說這次邉拥哪康模�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   並做出了「『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在邉又凶约航逃�自己」「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等規定。（见维基百科）

很明显，文革的中心就是“夺权”，一是社会领域的“夺权”，二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夺权”。

社会领域的夺权，就是要从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把权夺回来。毛泽东心目中最大的“走资派”当然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据说当时刘少奇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已经有超过党主席毛泽东的趋势，刘系势力在党内越来越大，直接威胁到毛泽东在党和国家内的地位，已经到了用党内斗争无法拿下刘少奇的地步，所以毛泽东发动了文革，让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搞垮刘少奇及其同伙。

毛泽东的这一目的很快就实现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了新的政治局常委，后来林彪被定为中共第二号人物，毛泽东的接班人，而刘少奇邓小平等则受到点名批判，彻底下台，交出了手中的权力。

权力都夺回来了，武斗和批斗也就用不着了，所以党中央很快就发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号召，各地的武斗和批斗都逐渐停止。

但社会领域里夺权成功并不能让毛泽东高枕无忧，他相信“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在中国和平演变”，不肃清资产阶级影响，时刻会有“李少奇”“王少奇”们跳出来篡党夺权，所以他要把文革进行到底，实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夺权，肃清上层建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反对封资修的东西。

武斗也好，批斗也好，都只能“触及皮肉”，而毛泽东想要的，是“触及灵魂”，把中国人民从灵魂深处塑造成无产阶级革命者，自觉抵御资产阶级的侵蚀。

从后来的实际情况来看，文革在“触及灵魂”方面的确是很成功的，其后果直到今天仍然随时可见。比如百度某吧就有人公开告诫我：“读者无论说你什么，你都得受着，不能反驳，谁叫你是作者的呢？”

这是哪来的道理？

当然是从文革中来的，如果你翻翻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我担保你不可能从唐宋元明清等任何一个朝代的历史中找到这样的理论，也不可能从欧美任何国家的历史中找到这样的理论，只能从中国的文革时期找到。

文革年代就是这么个搞法，那时候流行的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所以那些对文学创作一窍不通的人可以指手画脚批评小说批评作者，而作者除了点头哈腰表示“虚心接受”之外，不能有任何异议，否则就是“狂妄”，就是“瞧不起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反攻倒算”。     

而百度某吧这种“读者可以批作者，作者不能反驳读者”的说法，跟文革时期不学无术之辈批斗反动学术权威有什么两样？              

对文革给人的心灵造成的危害，《活着》并没涉及，更谈不上“揭露”，反倒是一些“伤痕文学”对此进行了一定的揭露。比如《伤痕》，揭露了文革的“阶级论”对人性的摧残，文中的女主人公在母亲受到批判的时候，把母亲当敌人，毅然决然地与母亲划清界限，从此不理母亲。《班主任》里的女学生谢慧萍，把《牛虻》之类的外国名著当做“毒草”，看到同学读这样的书，就赶快揭发批判。

类似的文学作品还有很多，都比《活着》更深刻地揭露了文革对人的心灵的荼毒。但这些揭露文革罪行的作品，都谈不上深刻，因为都写成于比较早的时期，在那样的环境下，能揭露到那个地步，实属不易。

《山楂树之恋》写成于2006年，最早是在海外网站连载的，没有外在环境的束缚，因此揭露也最大胆。

《山楂树之恋》里有对文革“触及皮肉”的描写，主要是批斗方面的：

老三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当权派”，出身好，根红苗正。但他因为身居高位，不幸也被划在“走资派”行列，在文革期间受到批斗，更有人试图从私生活方面搞垮他（可见参与批斗的人，目的也不是那么“革命”那么纯洁的）。虽然他后来东山再起，但他的妻子却被彻底搞垮了。

老三的母亲也受到了批斗，她的身世很复杂，出生资本家家庭，但却与父亲决裂，嫁给了革命干部。就是这样的人，也没逃脱文革的冲击，有人借批斗为名，对她进行人身侮辱（可见有些参与批斗的人内心是很肮脏的），她最后以自杀了结一生。

静秋的母亲也受到了批斗，她与前两人不同，不是当官的，也不是当官的家属，她只是因为父亲有所谓“历史问题”，就受到株连，她是文革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的受害者。

静秋母亲的同事朱佳静的身世更复杂，她早年参加革命，曾与江姐成岗等人共事，但不幸的是她被捕入狱，而她因为几个孩子无人照顾，选择变节自首脱离共产党，虽然她并没出卖任何人，但她也没逃脱苦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被整得很惨。

《山楂树之恋》对文革的描写，并没有停留在“触及皮肉”的层面，而是直指文革发生的深层原因。所谓“文革”，不过是党内争夺领导权的产物，在普通群众眼里，文革关系到国家变不变色的问题，但在高层领导人眼里，文革不过是毛泽东为保住国家领导人地位的一个计策，至于这个计策会使多少人头落地，并不在他老人家考虑范围之内。

老三安慰静秋时所说的“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正是来自于这一深刻理解。

《山楂树之恋》里对“触及皮肉”的描写，从旁交待了老三和静秋相互爱慕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老三是干部子弟，而静秋是地主女儿，在当时的“阶级”阶梯上，一个是最上层的，一个是最底层的，但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家世实际上有着很多共同之处：热爱文学富于诗意的母亲，充满人性的母子/母女关系，父母都曾是被批斗的对象，等等。

仅仅是对“触及皮肉”的描写，《山楂树之恋》就比《活着》的描写宽阔得多，深刻得多。《山楂树之恋》描写了不止一类人的遭遇，而《活着》只描写了一类：走资派。《山楂树之恋》不仅描写了被批斗的人，也描写了批斗别人的人，以及被批斗者的家人，而《活着》只描写了被批斗的人。

但《山楂树之恋》对文革的揭露，并不仅仅停留在“触及皮肉”方面，它更多的是揭露文革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对人造成的扭曲和伤害，对社会风气的荼毒。下面仅举几例加以说明：

1、 人性：文革是一场阶级革命，阶级性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切都以阶级来划分来断定，而人性则被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彻底批倒批臭。

从《山楂树之恋》里我们看到，朱佳静的儿女们把父母当阶级敌人，憎恨父母，揭发父母；静秋的父亲被赶到乡下劳动改造，连与家人通信都受到监视，不得不通过亲戚转交；在爱情和婚姻大事上，人们最先想到的是出身问题，两个人的阶级成分是否相配，婚姻是否能改变下一代的成分，等等。

也就是说，文革期间鼓吹的“阶级论”彻底扭曲了人与人的关系，泯灭了很多人的人性。

2、 文学艺术：中外名著都被当成“封资修”的东西禁了，老三的妈妈珍藏的名著大半被烧掉，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也只能偷偷摸摸传看，中国成了一片文化沙漠。

3、 教育：教育被改革了，学生大部分时间不是呆在课堂学习书本知识，而是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学工学农学军。静秋到西村坪去编教材，就是所谓“教育革命”的一个尝试。

4、爱情：爱情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禁掉了，凡是与爱情相关的书籍都成了禁书，人们不敢谈爱情，示爱要以“革命的友谊”“等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等“革命”词汇来代替。

5、审美：正常的审美观被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禁掉了，女性的曲线美被视为“丑陋”，代之而起的是“无产阶级”的审美观，那就是“黑铁塔”一般的身材，“黝黑的皮肤”“浓眉大眼”“铁姑娘”“板平的身材”等。

6、言论自由：极度没有言论自由，写个“打到”某领导人就可以惹来杀身之祸，一封完全不带色的情书都得缝在衣服里子上，否则被人发现也会惹来弥天大祸，

可以说，整个《山楂树之恋》都是对文革的揭露，因为故事发生在那个年代，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成长于那个年代，而故事也结束于那个年代，所以从头到尾都是对那个时代的揭露。

那么为什么有人会觉得《山楂树之恋》对文革的揭露不及《活着》呢？

我觉得原因可以是几方面的：

1、 这些人根本没读过《活着》和《山楂树之恋》，也许他们买了书，看过，但没认真读过，根本没读懂，跟没读一样。

2、 这些人错误地理解了“文革”，他们心目中的文革，就是打砸抢和武斗，也就是文革前期的“武革”部分，连批斗都不包括，不然也不可能得出他们那个荒谬的结论。

3、 这些人仍然没能完全摆脱文革的影响，他们脑子里很多东西仍然是文革的，自然无法看到《山楂树之恋》所揭露的文革。

比如有些人到现在都不讲人性，只讲阶级性（不过换了个面纱，称为“爱国主义”之类），如果有人落水，他们会先问清楚落水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如果是陈水扁，那他们就不救。既然他们满脑子都是阶级性，他们又怎么可能看到《山楂树之恋》对人性的讴歌、对阶级论的鞭挞呢？

我写这篇文章，无意批评《活着》对文革揭露不力，因为《活着》本来就不以揭露文革为终极目的，《山楂树之恋》也不以揭露文革为终极目的，文革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这两个故事描写的都是人生，是人的命运，是人在命运铁拳打击下的反应和抗争。

一句话，是对人性的描写。

看不到这一点，只用是否揭露文革、或者揭露得深刻不深刻来衡量一部作品，本身就是文革盛行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流毒没肃清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