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揭露“文革”，常有人把《活着》抬出來做標杆，比如有不止一個人說過：“《山楂樹之戀》對文革的揭露沒有《活着》深刻。”

我所知道的《活着》，就是余華寫的同名小說。如果上述評論者說的也是余華寫的《活着》，那麼他們的評論就比較怪異了，因為余華的《活着》根本不是專寫文革的，而是寫主人公福貴的一生，從解放前一直寫到解放後，其中自然也包括文革時期，但只占整個小說的很少一部分，其他篇章講的是福貴一家在其他政治運動中的遭遇。

《活着》從第七章開始講到文革，有兩小段，大約七、八行文字：“城裡鬧上了文化大革命，亂糟糟的滿街都是人，每天都在打架，還有人被打死，村里人都不敢進城去了。”

緊接着，作者這樣寫道：“我們是平民百姓，國家的事不是不關心，是弄不明白，我們都是聽隊長的，隊長是聽上面的。只要上面怎麼說，我們就怎麼想，怎麼做。我和家珍最操心的還是鳳霞，鳳霞不小了，該給她找個婆家。”

於是，作者開始寫福貴如何張羅聾啞女兒鳳霞的婚事。

一直到第八章的後半部分，作者才又一次提到了文革：“城裡的文化大革命是越鬧越凶，滿街都是大字報，… …我每次進城，看到人多的地方就避開，城裡是天天都在打架，我就見過幾次有人被打得躺在地上起不來。”

再往下，作者描寫了紅衛兵揪斗隊長的情節，大約三百來字。描寫比較詳細的是縣長春生作為走資派被批鬥最後自殺的情節，但也只一千來字。除此之外，《活着》沒有其他關於文革的描寫。

也就是說，整個《活着》裡關於文革的描寫就這麼一點。從篇幅來講，只是第七章的幾百字加上第八章的一千來字，不到整個篇幅（據說是12萬字）的2%；從時間跨度來講，局限在文革初期；從事件來講，局限在“打架”和批鬥走資派上。而這些描寫都是從福貴的角度來寫的，是局外人的觀察和道聽途說，沒有任何反思、分析和評說，只算表層描寫。

那麼某些人高度讚揚的對文革“深刻的揭露”究竟是指什麼呢？

我估計這些人自己也答不上來。

只能說這些人要麼根本就沒看過《活着》，不知道聽誰說了一句“《活着》對文革的揭露很深刻啊！”，於是就撿起來到處販賣；要麼就是把“文革”當“武革”了，以為文革就是武鬥，凡是寫了武鬥的，就叫“揭露深刻”；凡是沒寫武鬥的，就是揭露不深刻。《活着》寫了武鬥（“打架”），所以深刻；《山楂樹之戀》沒寫武鬥，所以不深刻。

這樣理解文革顯然是錯誤的。武鬥只是文革的一部分，發生在文革初期的那段時間裡，可以被稱為文革中的“武革”階段。

文革的全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中心詞“革命”前面有三個定語：“大”，“文化”和“無產階級”。

“大”：自不待言，鬧到全國去了，當然很大。

“無產階級”：表明這是一場階級鬥爭，所謂“階級鬥爭”，就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你的命運如何，全看你屬於哪個階級。你是無產階級，你就革人家的命，你是資產階級，你就被人家革命，沒有中間道路可走。

“文化”：表明了革命的範圍和領域，是文化方面的，即上層建築方面的，思想領域內的，文學藝術教育等。

文化大革命始於1966年，當年的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文化大革命」一語首次出現於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始。「十六條」裡說這次邉擁哪康模�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   並做出了「『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在邉又凶約航逃�准s骸埂敢�訅袈橸，不用武鬥」等規定。（見維基百科）

很明顯，文革的中心就是“奪權”，一是社會領域的“奪權”，二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奪權”。

社會領域的奪權，就是要從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裡把權奪回來。毛澤東心目中最大的“走資派”當然是國家主席劉少奇，據說當時劉少奇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已經有超過黨主席毛澤東的趨勢，劉系勢力在黨內越來越大，直接威脅到毛澤東在黨和國家內的地位，已經到了用黨內鬥爭無法拿下劉少奇的地步，所以毛澤東發動了文革，讓人民群眾自下而上地搞垮劉少奇及其同夥。

毛澤東的這一目的很快就實現了，八屆十一中全會選舉了新的政治局常委，後來林彪被定為中共第二號人物，毛澤東的接班人，而劉少奇鄧小平等則受到點名批判，徹底下台，交出了手中的權力。

權力都奪回來了，武鬥和批鬥也就用不着了，所以黨中央很快就發出了“要文斗，不要武鬥”的號召，各地的武鬥和批鬥都逐漸停止。

但社會領域裡奪權成功並不能讓毛澤東高枕無憂，他相信“資產階級亡我之心不死”，資本主義國家“企圖在中國和平演變”，不肅清資產階級影響，時刻會有“李少奇”“王少奇”們跳出來篡黨奪權，所以他要把文革進行到底，實行意識形態領域裡的奪權，肅清上層建築中的資產階級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藝，反對封資修的東西。

武鬥也好，批鬥也好，都只能“觸及皮肉”，而毛澤東想要的，是“觸及靈魂”，把中國人民從靈魂深處塑造成無產階級革命者，自覺抵禦資產階級的侵蝕。

從後來的實際情況來看，文革在“觸及靈魂”方面的確是很成功的，其後果直到今天仍然隨時可見。比如百度某吧就有人公開告誡我：“讀者無論說你什麼，你都得受着，不能反駁，誰叫你是作者的呢？”

這是哪來的道理？

當然是從文革中來的，如果你翻翻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我擔保你不可能從唐宋元明清等任何一個朝代的歷史中找到這樣的理論，也不可能從歐美任何國家的歷史中找到這樣的理論，只能從中國的文革時期找到。

文革年代就是這麼個搞法，那時候流行的是“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所以那些對文學創作一竅不通的人可以指手畫腳批評小說批評作者，而作者除了點頭哈腰表示“虛心接受”之外，不能有任何異議，否則就是“狂妄”，就是“瞧不起群眾”，就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反攻倒算”。     

而百度某吧這種“讀者可以批作者，作者不能反駁讀者”的說法，跟文革時期不學無術之輩批鬥反動學術權威有什麼兩樣？              

對文革給人的心靈造成的危害，《活着》並沒涉及，更談不上“揭露”，反倒是一些“傷痕文學”對此進行了一定的揭露。比如《傷痕》，揭露了文革的“階級論”對人性的摧殘，文中的女主人公在母親受到批判的時候，把母親當敵人，毅然決然地與母親劃清界限，從此不理母親。《班主任》裡的女學生謝慧萍，把《牛虻》之類的外國名著當做“毒草”，看到同學讀這樣的書，就趕快揭發批判。

類似的文學作品還有很多，都比《活着》更深刻地揭露了文革對人的心靈的荼毒。但這些揭露文革罪行的作品，都談不上深刻，因為都寫成於比較早的時期，在那樣的環境下，能揭露到那個地步，實屬不易。

《山楂樹之戀》寫成於2006年，最早是在海外網站連載的，沒有外在環境的束縛，因此揭露也最大膽。

《山楂樹之戀》裡有對文革“觸及皮肉”的描寫，主要是批鬥方面的：

老三的父親，是一個典型的“當權派”，出身好，根紅苗正。但他因為身居高位，不幸也被劃在“走資派”行列，在文革期間受到批鬥，更有人試圖從私生活方面搞垮他（可見參與批鬥的人，目的也不是那麼“革命”那麼純潔的）。雖然他後來東山再起，但他的妻子卻被徹底搞垮了。

老三的母親也受到了批鬥，她的身世很複雜，出生資本家家庭，但卻與父親決裂，嫁給了革命幹部。就是這樣的人，也沒逃脫文革的衝擊，有人借批鬥為名，對她進行人身侮辱（可見有些參與批鬥的人內心是很骯髒的），她最後以自殺了結一生。

靜秋的母親也受到了批鬥，她與前兩人不同，不是當官的，也不是當官的家屬，她只是因為父親有所謂“歷史問題”，就受到株連，她是文革中“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的受害者。

靜秋母親的同事朱佳靜的身世更複雜，她早年參加革命，曾與江姐成崗等人共事，但不幸的是她被捕入獄，而她因為幾個孩子無人照顧，選擇變節自首脫離共產黨，雖然她並沒出賣任何人，但她也沒逃脫苦難，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被整得很慘。

《山楂樹之戀》對文革的描寫，並沒有停留在“觸及皮肉”的層面，而是直指文革發生的深層原因。所謂“文革”，不過是黨內爭奪領導權的產物，在普通群眾眼裡，文革關繫到國家變不變色的問題，但在高層領導人眼裡，文革不過是毛澤東為保住國家領導人地位的一個計策，至於這個計策會使多少人頭落地，並不在他老人家考慮範圍之內。

老三安慰靜秋時所說的“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正是來自於這一深刻理解。

《山楂樹之戀》裡對“觸及皮肉”的描寫，從旁交待了老三和靜秋相互愛慕的一個重要原因：雖然老三是幹部子弟，而靜秋是地主女兒，在當時的“階級”階梯上，一個是最上層的，一個是最底層的，但他們的個人經歷和家世實際上有着很多共同之處：熱愛文學富於詩意的母親，充滿人性的母子/母女關係，父母都曾是被批鬥的對象，等等。

僅僅是對“觸及皮肉”的描寫，《山楂樹之戀》就比《活着》的描寫寬闊得多，深刻得多。《山楂樹之戀》描寫了不止一類人的遭遇，而《活着》只描寫了一類：走資派。《山楂樹之戀》不僅描寫了被批鬥的人，也描寫了批鬥別人的人，以及被批鬥者的家人，而《活着》只描寫了被批鬥的人。

但《山楂樹之戀》對文革的揭露，並不僅僅停留在“觸及皮肉”方面，它更多的是揭露文革在思想和意識形態方面對人造成的扭曲和傷害，對社會風氣的荼毒。下面僅舉幾例加以說明：

1、 人性：文革是一場階級革命，階級性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切都以階級來劃分來斷定，而人性則被當成“資產階級”的東西徹底批倒批臭。

從《山楂樹之戀》裡我們看到，朱佳靜的兒女們把父母當階級敵人，憎恨父母，揭發父母；靜秋的父親被趕到鄉下勞動改造，連與家人通信都受到監視，不得不通過親戚轉交；在愛情和婚姻大事上，人們最先想到的是出身問題，兩個人的階級成分是否相配，婚姻是否能改變下一代的成分，等等。

也就是說，文革期間鼓吹的“階級論”徹底扭曲了人與人的關係，泯滅了很多人的人性。

2、 文學藝術：中外名著都被當成“封資修”的東西禁了，老三的媽媽珍藏的名著大半被燒掉，好不容易保存下來的也只能偷偷摸摸傳看，中國成了一片文化沙漠。

3、 教育：教育被改革了，學生大部分時間不是呆在課堂學習書本知識，而是到工廠農村部隊去學工學農學軍。靜秋到西村坪去編教材，就是所謂“教育革命”的一個嘗試。

4、愛情：愛情被視為“資產階級”的東西禁掉了，凡是與愛情相關的書籍都成了禁書，人們不敢談愛情，示愛要以“革命的友誼”“等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等“革命”詞彙來代替。

5、審美：正常的審美觀被當成“資產階級”的東西禁掉了，女性的曲線美被視為“醜陋”，代之而起的是“無產階級”的審美觀，那就是“黑鐵塔”一般的身材，“黝黑的皮膚”“濃眉大眼”“鐵姑娘”“板平的身材”等。

6、言論自由：極度沒有言論自由，寫個“打到”某領導人就可以惹來殺身之禍，一封完全不帶色的情書都得縫在衣服里子上，否則被人發現也會惹來彌天大禍，

可以說，整個《山楂樹之戀》都是對文革的揭露，因為故事發生在那個年代，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成長於那個年代，而故事也結束於那個年代，所以從頭到尾都是對那個時代的揭露。

那麼為什麼有人會覺得《山楂樹之戀》對文革的揭露不及《活着》呢？

我覺得原因可以是幾方面的：

1、 這些人根本沒讀過《活着》和《山楂樹之戀》，也許他們買了書，看過，但沒認真讀過，根本沒讀懂，跟沒讀一樣。

2、 這些人錯誤地理解了“文革”，他們心目中的文革，就是打砸搶和武鬥，也就是文革前期的“武革”部分，連批鬥都不包括，不然也不可能得出他們那個荒謬的結論。

3、 這些人仍然沒能完全擺脫文革的影響，他們腦子裡很多東西仍然是文革的，自然無法看到《山楂樹之戀》所揭露的文革。

比如有些人到現在都不講人性，只講階級性（不過換了個面紗，稱為“愛國主義”之類），如果有人落水，他們會先問清楚落水人是“好人”還是“壞人”，如果是陳水扁，那他們就不救。既然他們滿腦子都是階級性，他們又怎麼可能看到《山楂樹之戀》對人性的謳歌、對階級論的鞭撻呢？

我寫這篇文章，無意批評《活着》對文革揭露不力，因為《活着》本來就不以揭露文革為終極目的，《山楂樹之戀》也不以揭露文革為終極目的，文革只是故事發生的背景。這兩個故事描寫的都是人生，是人的命運，是人在命運鐵拳打擊下的反應和抗爭。

一句話，是對人性的描寫。

看不到這一點，只用是否揭露文革、或者揭露得深刻不深刻來衡量一部作品，本身就是文革盛行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流毒沒肅清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