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

1963年，我怀孕了。

古人说过：“覆巢之下，安有完卵。”1951年我家遭了覆巢之灾，是妈妈和婆婆拼了性命，保护了三支小鸟，保全了这个家。现在，经过了狂风暴雨、大灾大难之后，我们的家就要增添新的成员，婆婆和妈妈特别高兴。我给孩子取名为“晖”：黑夜后的光明，有晨曦的炫烂和活力，有朝阳升腾的必然。妈妈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她说：“这与你爹名字的意思相同，也算是一种传承吧。”

婆婆和妈妈说什么都要来重庆帮忙。婆婆开心地说：“我这是四代同堂了，真是福气呵。”她一定要早一点来守着我。听妈说，我小时候一步也不肯离开婆婆，只要看不见她就大哭大闹，上幼儿园也要婆婆站在窗外我看得见的地方。现在我二十五岁了，婆婆还要来照顾我，非守在我身边不可，我实在太幸运了。七十五年来，婆婆没有离开过成都半步，来重庆那天，从早上起，她就不吃不喝，因为独自一人上路，她那一双小脚在火车上站不稳，根本没有办法上厕所。她在车上直直地坐了一整夜，当我在火车站接到她时，她仍精神抖搂，满心欢喜。

妈妈准备了孩子的全部衣服和用品，在我临产时请了两个月假来重庆。学院正好有个货车去成都，我们请司机让妈搭车前来。这时，我已把弟弟转入西南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心里暗暗高兴，以我丈夫的名义把他从成都转来，他或许能“蒙混过关”，得到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弟弟非常聪明，又热爱学习，每学期都是三好学生，各种奖状帖满屋子。当看见妈前来，我和弟弟高兴得又蹦又跳。妈笑着对我说：“你是要当妈的人了，怎么还象个小孩子，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呵？”妈妈哪里知道，在她面前，我永远都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后来听那位司机告诉我们，他到成都后就和妈约好，回重庆那天早上六点钟，妈在约定的地方上车。早上他五点半去加油时，看见妈已带着一大包东西孤伶伶地站在路灯下，那时是一月初，正是严冬之际，妈妈提前那么多时间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候，她是怕万一错过了时间，搭不上车。我感到无地自容，我这么大了，没有能力照顾妈妈，还让妈妈为我受苦受累。

1964年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女儿呱呱坠地。丈夫和妈妈从医院回到家，已近半夜，大家兴奋得无法入睡，一同举怀庆贺。妈妈多准备了一只酒杯，那是给父亲的。她深信父亲一定会来到我们中间，和大家共饮，和我们一起祝福下一代不再有灾难，不再有痛苦，祝愿孩子有幸福的生活和如锦的前程。

晖从小就表现出她特有的个性，爱哭爱闹。每天熄灯钟一响，她就开始哭，哭起来就没完没了，好象她曾经受过多大苦难似的。每次给她洗澡的时候，婆婆就大声叫弟弟——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弟弟不管在外面玩得多痛快，都会丢下一切飞跑回家。他熟练地准备热水，把尿布从大到小一张张摆得整整齐齐，再灌好热水袋把它们捂热。又帮忙递洗澡用的东西，洗完后他立即洗尿布，井井有条地包揽了洗孩子的全部辅助工作。

晖在全家人的疼爱中一天天长大，她不再是个爱哭的孩子。这段时间我又有了久违的幸福感，除了在为孩子的忙碌中得到母爱的满足外，也因为弟弟在学校的出色表现。他几学期来一直是班上各门学科的第一名，弟弟会成材的想法在我心里潜滋暗长着，我决心不遗余力支持他。

1965年弟弟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和每学期三好生、五好生的荣誉小学毕业，但因为家庭的原因，他没有考上中学，他落榜了。我们中国有一类最令人厌恶的人，他们自己身上长满了虱子，却偏要想方设法去抓弱者身上的跳蚤，以表明对上级领导的忠心。弟弟的班主任就是这种人，在考中学前夕，她以《家史》为题，要孩子们写旧社会自己家人的苦难。其实这些学生都是建政后出生的，作文的内容多是从报章杂志上东抄西凑而来。我们这种家庭，叫弟弟怎么写？于是久久交不上作文。这老师立即意识到我家有问题，她在课堂上拖着嗓子、阴阳怪气地对弟弟说：“你们家过去是怎样剥削穷人的也可以写嘛，这种’家史’写出来，会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这样的话无异于把弟弟打入十八层地狱，从这天起弟弟再也抬不起头来。而这个老师却如获至宝，赶快屁颠屁颠地跑去向领导汇报她的重大发现，由此而造成了弟弟没有考上正规中学，他又一次被踢到民办学校。

想到党中央的有成分论，而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政策；想到报纸上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的宣传；全家人的心粉碎了。我曾下过最大的决心，不管有多困难，不管需要我负出多大的代价，我一定要支持弟弟上大学。现在他却连读中学都受到限制，我除了伤心绝望，什么也做不了。这件事，再一次提醒我，要我牢牢记住我们姊妹永远都摆脱不掉的“贱民”身份，我们决不能有“非分之想”。

1965年下半年，四清运动开始，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厄运又来了，报上宣传：被打倒的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就象挂在屋檐下的大葱，叶干、根烂、心不死”，“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们吓坏了，刚刚放松的心又收紧起来。四清运动中，学校要求婆婆回原藉，婆婆本想多帮我照顾女儿一段时间，也不能够了。

1966年初伤透了心的弟弟和婆婆一同回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