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难不死 1966年5月的一个的深夜，学校广播喇叭里突然传出刺耳的声音，通知全体教职工赶快去开大会。迷迷糊糊中，我感到非常恐惧和紧张，直觉告诉我灾难又在向我逼近。半夜的会上学校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只看到领导不停蠕动的嘴唇，却不知他在说什么。当我沿着漆黑的道路高一脚低一脚地回到小小的卧室，女儿惊恐地睁大眼睛静静地躺在床上，似乎两岁的孩子都知道我们与众不同，我们又将大难临头，她只能默默地忍受。而隔壁军官家属两岁的女儿却在大声啼哭，以抗议她不容侵犯的受母亲陪伴的权利。 我的预感没有错，一夜之间我失去了所有的“朋友”，谁见了我都装着不认识，显然，前一天晚上领导已经召开过会议，他们决定要教训我一下。“揭发”我的大字报张贴了一大片，我的名字被倒着写，前面冠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并用红笔在上面画上一个又粗又大的叉，和当年被枪毙的“反革命”脖子上挂的排子一模一样，看来我被宣布该死了。我想起兰曾对我说的话, 后悔莫及, 当初要是随大流给校长送一份贺礼, 岂会有今天的灾祸。从来没有面对过这种事的我, 既害怕又气愤, 我的傲劲又上来了，我在书上写道：“如果别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送给他们打，或许他们就不再打你。可我绝不！”不几天学校的另外两个教师相继进了“牛棚”, 还给他们带上高帽子游街，叫他们一边敲锣一边说些骂自己的话。他们将怎样对付我? 不得而知，但我暗暗下了决心，如果要叫我戴高帽子游街，我宁愿死！ 应该是老天早就帮了我吧,我从小因父亲无故被抓，在潜意识里就有了保护自己的本能，后来父亲叮咛我不要参与政治，成了我谨遵的遗言，我一刻也不敢忘记自己“贱民”的身份。我从来不说和政治有关的话，我的任何一张表格里都没有填写父亲一栏，所以父亲的情况没有人清楚。尽管有不干活、专管人的书记，他们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却没有找出我这个“妖”来，领导又组织人反复回忆和过滤了我平时所有的言行，除了对领导不恭外，找不到能让他们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暂时没有把我定为运动对象。在那疯狂的年代，学校教师被贴大字报的人很多，但这些大字报仍让我愤怒，再一次感到我的前途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也不知道等着我的会是什么命运。 更让我伤心的是我的女儿，她才只有两岁多，只因她是我这个黑狗崽子的孩子，她的身上自然就打上阶级的烙印，也被批判成资产阶级小姐。我害怕弟弟的命运又将落到她身上，为了她的安全，只好送她去西南师范学院幼儿园住读。我们家的第三代也不得不经受痛苦了。由于我们穷，晖营养不良，又因出麻疹转为肺炎，刚从医院回家不久，身体很虚弱，在幼儿园常常生病。有时星期六把她从病房接回家，星期天又送进病房，到下个星期六再去接，她还住在病房里。每次送她去幼儿园，她总是双手抓紧我的衣服哭得死去活来，两个老师用力掰开她的手，把她抱走，我便飞也似的逃开，这时才体会到不敢回头是什么滋味。 文化大革命运动向着毛泽东指引的方向前进，矛头渐渐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校是“黑狗崽子”相对较多的地方，造反派忙着“造反”，忙着当毛泽东的红色保卫者（简称红卫兵），再没有人有心思来过问我们。不久，学校停了课，我是没有资格参加、也不愿意参加“造反派”的另类，趁机住在北碚，再不把女儿送到幼儿园，过了一段逍遥派的逍遥日子。 说是逍遥, 其实不然, 当时西南师院也成立了“八.三一战斗团”, 但大多数教职工都参加取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保皇派”。 他们对反“右”斗争还记忆犹新, 私下说: 这些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 以后成了反革命都不知道是怎么当的。不久重庆的学生到北京串联, 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也来到重庆。第一次来的北京小将, 多是高干子弟, 他们对伟大领袖的真正意图混然不知, 全部身着旧军装, 腰绑宽宽的军用铜头皮带, 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他们高喊“老子英雄而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老子即将成为“黑帮”。他们把首都的革命狂飙带来, 把红卫兵“造反有理”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带来, 也把“要武”的作风带来。学院立即沸腾起来，辩论会上, 说不了两句他们就解下皮带劈头盖脸向对方打去； 批斗“黑五类”或走资派的时候, 他们抡起皮带, 铜头“叭、叭”地打在对方身上、脸上, 只见“坏人”们头破血流, 滚翻在地。接着戴高帽子和五花八门触及皮肉的手段也应运而生, 花样层出不穷, 看到这些, 我怎么逍遥得起来? 一天,西南师院“八.三一战斗团”, 和保守派“工人纠察队”在一教学楼发生冲撞, 老工人符某某被革命小将推下楼, 摔成严重脑伤而昏迷不醒, 送医院后, 治疗无效身亡。他是重庆文化大革命因诉诸武力而死亡的第一个人。 妈妈从不给我写信，也不准我写信回家，我知道她是为了保护我，可我对她们的耽心却与日俱增。那时，造反派除了斗争“当权派”就是斗“黑五类”。一天，我看到一群老人手执黑旗，旗上写着白色的“黑五类”三个字，身上套了油印过的腊纸做的背心，蓝黑色的油墨顺着衣服流满全身。他们低着沾满油墨的头，在红卫兵的驱赶下游街。这群拖着蹒跚的脚步、全身黑透的黑人走过的路上，留下斑斑点点的墨迹。看着这些，我就想到婆婆和妈妈，却无法知道她们的遭遇。1966年底，重庆的造反派开始闹分裂，67年初报纸上对立的两派正式打出旗帜并相互攻击，势不两立的斗争表面化、激烈化了。我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第二天就带着晖回成都去了。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家会变成了眼前的样子：十平方米的屋子空空荡荡，一张双人床摆在角落，除了这张床，什么也没有。这段时间我们的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妈就有一种不详的预感，直觉告诉她又将会有新的灾难降临。她时时注意事态的发展，她看到报纸上报导说：“有的‘黑五类’家里还保留着以前运动中死亡亲人的骨灰，是准备变天反攻。”妈知道，报上说的好事我们得不到，说的坏事我们逃不掉，决不能象父亲一样存侥幸心。 看来，爷爷的骨灰是保不住了，要是被人发现，我们将百口莫辩。这罐骨灰又不敢随便抱出去，被人发现了，就是死路一条。妈和婆婆商量，为了保护全家人，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婆婆把爷爷的骨灰罐包在胸前，用毛巾一点一点地仔仔细细地擦拭得干干净净，她喃喃地和爷爷唠唠叨叨：“老爷子，你千万别怪我们。十几年来，你一直陪着大家。现在，你也看到了，我们没有办法留你，家里还有孩子们，我把你送走吧。你不要害怕，要不了多久，我会来陪你。”妈妈低头紧紧地咬着嘴唇。此后，婆婆利用每次倒垃圾的机会，带着恐惧、含着眼泪把爷爷的骨灰藏在垃圾里，一点一点地倒进垃圾堆。 那时弟弟回成都不久，刚办了去多子巷民办中学的手续，学校就乱了。红卫兵开始是斗老师，后来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声中，就斗争“黑五类”的“狗崽子”。把他们当马骑，还打着叫马儿快跑；逼他们喝痰盂里的水，不喝就用皮带抽。妈不忍心让弟弟去学校，叫他成天躲在家里。好心的邻居说：“老这么躲着不是办法啊，要是他们找到家里来，你们怎么办？”于是介绍弟弟去离家较远的一个民办厂工作，因此弟弟十五岁就走上了工作岗位。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校早把他忘记，他就顺理成章留在城里。 1966年8月24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要派出所“和红卫兵取得联系”，“供给他们情况，把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帮助他们抄家。有人问：“红卫兵打死人怎么办？”谢部长答道：“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于是，从北京开始，一场遍及全国的红卫兵大抄家活动迅速蔓延开来。 常听说某某被打死，某某被打残。窄巷子一个姓韩的单身女人，地主成分，十几年来一直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规规矩矩靠织毛衣为生。红卫兵抄她的家，找不到值钱的东西，就拿来一块厚厚的大木牌，上面写着“地主婆”，用细铁丝挂在她脖子上，赶着她游街。那天以后，很久都没有再看到她。 一天，一个人被红卫兵押着走来，看身形，是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头上套了一条女人的旧内裤，只见他泪水不断。小将们得意洋洋、嘻嘻哈哈推着他从我家门口走过。 一桩桩、一件件触目惊心的暴行，在身边不断发生，妈和婆婆非常害怕，她们象等待被宰杀的羔羊，在胆战心惊中度过一天又一天。 一天，妈看见两个农民模样的人，在我家对面的街边站了很久，还指着我家小声说着什么，妈很害怕，干脆向他们走过去。啊，这不就是我们过去的车夫老邱和勤务员吗？一进门他们就问：“厅长怎么样，他还好吗？”原来自解放初期离开我家后，他们就回到农村老家，对我们的情况一无所知，现在听说城里红卫兵抄家打死人，就想方设法找到我们，才知道我家的变故。 一阵沉默后，他们说：“你们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你们。” 妈妈回答：“我们是有罪的人，应该接受人民的惩罚，绝不能牵连你们。” 他们却说：“你不要怕，我们是贫协主席，什么都懂，我们有办法帮你们。” 妈妈感谢他们的好意，仍表示不愿牵连他们，最后，他们一再叮嘱，如果有问题就去找他们，才离开。 妈妈知道，我家在劫难逃，她和婆婆只能听天由命，唯一放心不下的只有弟弟，怕抄家的人进来时弟弟在家，万一他与红卫兵冲突起来，小命难保。妈强迫弟弟答应，不管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他一定要马上离开，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其他的事都不要管。 妹妹回家来，对妈说：“你把家里好一点的东西交给我拿走，那些都是你辛辛苦苦一针一线做出来的，为什么让他们随便拿去。我家是工人，放在我那里很安全。” 妈妈说：“别说我家根本就没有值钱的东西，就算有，也不能交给你拿走，要是被人知道了，岂不害了你。而且弄得我也说不清楚，人家会认为我不知藏了多少东西出去。我啥都没有，藏什么？你爹当年如果不是存在侥幸心里，我们家何至于成现在这个样子？” 在灾难来临之时，妈妈不逃避，她决心勇敢面对。只要弟弟安全，她就什么都不在乎了，所以，一再叮咛妹妹要保护好弟弟。 日子一天天在恐惧中度过，眼看抄家行动已近尾声。那天，妈妈领到工资，她买了肉，准备做点好吃的等弟弟回家。突然听到由远而近的杂沓的脚步声，接着是打门踢门之声。 一群中学生闯了进来，他们拿出《毛主席语录》齐声念道：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就象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接着，一个头领模样的人厉声说：“老实点，把钱交出来！” 妈妈把刚领到的十几元工资全拿给他们，婆婆身上的小钞和硬币也递了过去。他们抓起妈装衣服回家干活的布袋，把我给弟弟的一些小盒子和小玩具扔进去。一只破钟、妈存了几年钱刚织好的一件浅灰色毛衣和她们好一点的衣服、被褥全装进包里。这一点点东西太不够味了，红卫兵小将们就开始更仔细的搜索行动。他们打开每一个抽屉，每一个柜子，每一个可以装东西的地方，掀开枕头、被子、床单，找遍每一个角落和缝隙，却找不到任何让他们感兴趣的东西，除了些破破烂烂，什么收获也没有。 此时，弟弟正好下班回家，路过邻居包伯伯家门口，邻居向弟弟使了个眼色，悄悄地说：“来了，快走。”弟弟担心地看着我家的破墙，不肯离开。邻居说：“你帮不了你妈，你要是被红卫兵抓去，你妈还能活得下去吗？快走吧！”弟弟无可奈何地转过身，一步一回头地离开。 红卫兵们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却找不到他们看得起的东西，满肚子不高兴。其中一个人把年近八十岁的婆婆叫过去，说： “叫我。” “红卫兵同志。”婆婆胆战心惊地说。 “你有什么资格叫我同志？” “红卫兵小将。”婆婆又叫一声。 “小将，这难道是你有资格叫的？” 婆婆无奈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叫啊。” 那“兵”以军人一样迅速的动作，一耳光煽在婆婆脸上，吼道： “叫红卫兵爷爷！” 婆婆脸上顿时增加了五条红红的指印，她又痛又怕，颤颤巍巍地重复： “红卫兵爷爷。” “连人都不会叫，给我跳舞！” 婆婆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她那么小的脚，怎么跳？只是双脚交替着动了几下。又是一记狠狠的耳光，婆婆两眼直冒金花应声倒地，脸颊上火辣辣的。妈本能地想过去扶起她。 “不准去！” 一声狂暴的吼叫。妈吓得不敢再动。 有人发现炉子上煮的肉和饭，他们便一拥而上，两分钟后肉就成了他们的腹中物。最后，这帮人砸了饭碗，扔下一张条子，勒令妈妈第二天把上面写的东西送到西安路某某中学，便扬长而去。他们边走边说：“趁现在还早，再去抄一家。” 整夜，妈妈和婆婆两个人挤在厨房的角落里，呆呆地坐在小凳上，一直到天明。 晨光把妈妈从麻木状态中惊醒，红卫兵扔下的字条还在地上。除了留下一张床外，家里的全部家具都在条子上：两张床、一个床头柜、一个破旧的老式平柜、一张饭桌和几个方凳和一对有裂口的清朝时期烧制的青花瓷罈，还勒令把房契交公。妈借来一辆板车，一个人拉车把所有东西如数送到这所中学，房契交到派出所。妈妈个子矮小、身体瘦弱，体重已不到四十公斤，是怎样的一种精神上的重创，使她迸发出那么大的力量。在我的心里，定格了妈妈无畏而坚强的形像和永远打不倒、压不弯的精神，我为有这样的妈妈而自豪。 家里一片狼籍，纸片、书籍、衣服、毛线、被子，扔了一地，其中还夹杂着生活用品和摔坏的饭碗碎片。好心的邻居送来一付老光眼镜，妈才能看清楚满地乱七八糟的东西。妹妹回来了，帮着收拾残破的家。弟弟在哪里？妹妹骑着自行车到处寻找，终于在弟弟工厂角落的麻袋下面找到憔悴他。 看着空空荡荡的家，妈妈说：“这下好了，这次彻底地证明我们没有藏任何财产，证明我们一贫如洗，不会再有人对我们感兴趣了。”话虽如此，妈妈好多天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瘦了一大圈。 婆婆病了，开始她自己悄悄在门口买了点草药，但病情不见好转，她咳嗽不停、夜不能寐，眼睛看东西有些模糊。吃了些中药，才略有起色。婆婆的病是由抄家引起的，极度的紧张和恐惧，挨打受辱让身心都遭到重创，彻夜坐在墙脚受到的风寒，使婆婆如风前烛、瓦上霜的身体倍受摧残，只剩下一点点活力。她的心臓、气管、肺全部出了毛病，医生说，婆婆生命的长短全靠照顾的好坏了。 我和晖回家，妈妈脸上才有了笑容。我们去市场上买了一张农民做的简单的双人床，一张旧饭桌和几个竹凳子，弟弟睡在楼板上，这个家才又有了生机。三岁的孩子最逗人爱，晖会唱歌，会跳舞，又天真、又活泼，全家人的注意力一下子都集中在她的身上。孩子的笑声无疑给两位遭难的老人带来很大的安慰，妈和婆婆渐渐从深深的忧郁中走出来。弟弟用两根粗麻绳从屋梁上吊下来，下面绑一个小凳子，给晖做了个秋千，为了怕麻绳勒坏她细嫩的小手，在手拉的地方绑了两块绒布。晖荡千秋，常忘了抓住绒布，于是，几个大人不约而同地惊叫：“绒布！绒布！”家里才又飘荡着温暖的气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