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饒毅和施一公，想必在科技界混飯吃的人應該有大多數人知道。饒毅是2007年回中國擔任北大生命科學院的院長，回國前是美國西北大學的教授，還擔任神經科學研究所的副所長。施一公則是2008年回國，擔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的院長，回國之前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兩者都是生命科學領域的領軍人物，當年回國都引起了不小的反響。饒毅在回國之前的2004年左右，就和國內的兩位學者聯合撰文，提出中國科學研究及其體制的一系列問題。

今年的3月份，饒毅和施一公聯手，再次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社論性文章，再次質疑和批評目前中國的科研體制，不過報道說他們只是提出了問題，並沒有給出具體的解決問題的建議。儘管如此，在國際最重要的期刊上發表對這麼敏感話題的評論，當然也引起了國內外不同凡響的討論和爭鳴。最近，國內有報道說，兩位在國內申請項目是遭到排斥。

看到這樣的報道，我很有共鳴，也深深地理解他們所處的現狀。事實上，中國科技界的問題，特別是綜合評價體系中的問題，當然包括項目的申請，經費的分配，項目的評審，成果的界定等，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我雖然沒有看到他們的文章，不過我相信他們提出的問題都是大家掙着眼睛能夠看到，即使是閉着眼睛也能想到的事情，應該沒有什麼爆炸性的新聞。

不過，按照他們如此敢說的勁頭，放在中國這個目前的大染缸中，要是不出問題才怪呢。我估計雖然目前只是在項目申請方面遇到了一些阻力，如果他們繼續這樣下去，堅持按照美國的思想和方法去行事，最後肯定會在其他各個方面遇到阻力，乃至於最後可能要不得不選擇再次回到美國。這點，我深有體會，也是自己曾經經歷過的一條道路。

那麼，到底中國的科技界有多少問題？這就看是誰來回答問題了。要是讓科技部來回答，他們一定說我們的科技界好着呢，經費、文章、成果、人才連年增長，每年都能放出幾個科技衛星，那一定是科技大躍進的時代。要是讓一般的無權無勢的科研人員來回答，那一定是天下烏鴉一般黑，沒有比這個領域更黑的了，因為什麼樣的特例，什麼樣的例外，什麼樣的新鮮事都能夠找到。於是，大家會從很多個方面提出不同的問題，千差萬別。

我個人覺得，中國科技界的問題，和中國的其他很多問題一樣，說到底就是一個壟斷，一個以權力、利益謀取更大利益的過程。具體地說，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是行政部門的權力太大。中國是一個集權的國家，國家的權力大於一切，而代表國家行使權力的行政機關人員則是聚集了大量的權力，從立項指南、評審專家的選定、評審規則的制定和經費的分配等都可以高度運作，讓你眼花繚亂。說得具體一點，如果和基金委的學科主任關係不錯，運作一個重點項目和幾個面上項目那是小菜一碟；如果和科技部幾個業務司的處長們關係不錯，運作幾個幾百萬的小項目那是手拿把掐。更加重大的項目則是需要自己單位的行政部門和科技主管部門共同運作才可。所有這些，讓那些沒有門道的人慾哭無淚。

第二是學霸們的權力太大。學霸們的作用主要體現在項目指南的寫作和項目的評審，能夠在這兩個關鍵的地方掌握着資源，一定會對項目的成功運作有着極大的作用。

第三是兩者的勾結。除了上面的兩個問題是，中國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權力機關和學霸們的狼狽為奸。權力機關充分利用手中的權力，通過學霸將一切程序化、合理化，學霸則直接變成權力機關的御用言師，說出權力機關希望聽到的內容，這樣一切合情合理、程序合法、理由冠冕堂皇，讓人看着生氣，去找不出明顯的漏洞，只能再次望洋興嘆。

我曾經在多個地方寫過指南、評審過項目，在我自己所涉及的領域內，應該可以勉強算上是學霸級的吧，捫心自問，我從來沒有為我個人撈到了什麼東西。不過要是遇到我單位的事情，遇到和我特別要好的人，偶爾放寬一些標準的事情也曾經幹過，需要走關係的地方也能儘快地轉彎，適應中國的特色。正是因為如此，我才看透了那個體系，不願意自己永遠捲入其中，在適當的時候抽身了。

抽身了，我就無所顧忌，也就可以吶喊幾聲。可是，饒毅和施一公兩位，你們還在體制中，如此地不上道，將來怎麼辦？

我很擔心他們，同時更加欣賞他們的勇氣，所以很想弱弱地對他們喊一聲：中國需要你們的聲音，我支持你們！